馬六甲

天安门广场感受领袖余威

引用: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天安门广场上的队伍轻快地向前移动，没有人站着不动——对于大多数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的中国人来说，只要隔着水晶棺瞻仰一下他老人家的遗体，人生的一个很大的愿望就得到了满足。

"我的老祖母一定要来看看伟大领袖毛主席，现在，我总算能够领她来这儿。"一位推着轮椅的年轻人说。轮椅上坐着他的80岁的老奶奶。 1977年5月落成的毛主席纪念堂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占地57000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28000平方米，是一座庄严宏伟的建筑。一位名叫 Cecilia Falco的巴西女游客也排在队伍当中，"中国人依然把毛奉为神灵。"她说。

尽管永远的"革命战士"毛泽东（1893-1976）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掀起了近30年的腥风血雨的革命狂潮，损毁了无数人的命运，但置身于这样一个等待祭拜他的游动的长龙，充耳所闻的却几乎没有负面评价。"我很崇拜毛主席。"大学生谢宁表示。23岁的程彦峰也说，"能够看到他的遗体，真让我感到激动。我热爱他，仰慕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国家领袖。"

据官方统计，每逢暑期高峰季节，毛主席纪念堂每日迎接的客流量平均达5万人次。而在奥运会开幕前夕，这一数字甚至达到了7万。一名警卫人员称，"即使不开门，光顾这里的游人也是络绎不绝。"纪念堂的门票免费，谢宁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来一次这里。"

天安门广场在一定意义上是毛主席的广场--一幅3米宽、6米长的肖像无时不在俯视着"他的"人民。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毛曾经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在广场周围的纪念品商店里，毛的影子也几乎无所不在--从打火机、领带夹到汽车后视镜的挂件。还有小小的《红宝书》--即便在他离世30多年之后，对于"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依然热度尤存。

毛泽东“百花齐放”德国百年博物馆

引用:

任戎和他的作品
上周日，有着百年历史的莱茵州Gutsav-Lübcke州立博物馆迎来了首位中国艺术家和他的作品—“毛泽东与百花齐放”。与往日带有政治波普的艺术作品不同，中国艺术家任戎通过其作品开启了让世界了解中国政治改革之路的另一扇窗。

在德国北部地区哈姆市博物馆2000平米的展览大厅内，带有浓郁中国特色与西方艺术表现形式相结合的近百幅艺术作品吸引了多家当地媒体的报道，因为画展的主题涉及了中国政治历史上一位重要的决策人--毛泽东，和他在1956年提出的“在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在科学知识上要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淡然一笑


作为活动主办人施温策博士表示，在展出的艺术作品中她看到了作者对这位中国伟人的赞颂，她说：“如果在欧洲谈到毛泽东，人们自然会把他和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在一些欧洲人的意识中，毛在中国执行的政治方针并不都是正确的，欧洲人对毛的印象也并不是那么友好。”


1960年，出生在南京军人家庭中的任戎，对毛泽东却有着特殊的感情，甚至家中至今还珍藏着毛泽东诗集和他上百幅关于毛泽东的油画作品。尽管在德国学习工作多年，但在他的作品中仍然保留了运用中国传统艺术元素，在西方艺术油画的创作基础上还融合了剪纸、木雕及铁艺为三元素。他觉得自己今天的创作仍然延续了毛泽东百花齐放的文化方针，他说：毛泽东当年提出百花齐放这个文化方针是很正确的，意思是不管中西方文化，或是哪个国家的艺术家，他们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想法，然后把你对生活的感悟通过自己的艺术品表现出来，百花齐放在全世界都应该提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与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画像不同，这里无论是在碧波荡漾的大海中畅游，还是被鲜艳花丛围绕的毛泽东，脸上都透露着发自内心的喜悦。施温策博士在细心观察后这样解释说：“如果您看任先生的作品，看到的或许只是美丽的鲜花和毛开怀大笑的表象。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些作品也表现了当时的人们在毛的政治压力下生活的假象，和对毛专治政治生涯的一个回忆。

祖国繁荣


“吃着德国的硬面包，喝着德国的牛奶，”在任戎的生活中，德国是他的第二故乡，这段经历也为他的艺术创作增添了超出中国与德国的文化界限。他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欧洲也有自己的悠远的文化传统，他们都是独立发展的，所以我觉得文化之间没有一个先进和落后的比较，只有一个艺术家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按照你个人生活环境去真诚的表达你的想法，这才是百花齐放的真正含义。”

中国还有共产主义者吗？－毛主义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引用:

文浩博士在河南农村

正值2008年中国两会召开期间，柏林办了一个关于毛主义与中国的研讨会。主讲人、维也纳大学文浩博士（Dr. Wemheuer）就此向德国之声谈了他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毛泽东的社会理想为何失败？毛主义与今日中国是怎么一种关系？毛泽东和中国与传统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究竟如何？今日中国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吗？文浩先生的一些观点也许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和当前的两会也不无参考意义，比如中国是否能让农民和农民工建立自己的协会的问题。

"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被‘脱根’......引发了现在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

德国之声：毛泽东追求在发展中国家里建立另一种社会的理想。为什么他建立这么一个解放性的社会模式的试验失败了呢？

文浩：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很多人长时间研究。我认为，在毛泽东的时代，没能成功地从根本上让中国农村现代化。大家知道，农民虽然曾经是革命和1949年革命胜利的基础，但在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民的生活状况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保持了50年代的水平，人均粮食消耗量也没有变化。当然，在卫生、教育、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农村的情况变化很小。70年代末时，中国人中还有80％的人是农民， 20％的人是城里人，这跟1949年的情况是一样的。

德国之声：可以说毛主义对中国转向资本主义模式反而起到了刺激作用吗？

文浩：这也是个非常难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顺利展开，也跟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有关。从 1966年开始，中国发生了一个社会变化，年轻的大学生、工人等为文化大革命所激动，但这种激情很快在派别斗争中结束，直至武斗发生。我认为，70年代中时，中国对仍然不间断的革命宣传感到疲劳了，于是在中国一旦产生了一种走向市场经济，也可以说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倾向，它便得以相当顺利地展开。当然，改革的成功给毛泽东的事业画上了问号，许多农民在80年代发现，没有了人民公社，在国家土地上发展以家庭为基础的经济，比以前要好得多。尽管如此，毛泽东的精神还经常返回到今日中国，因为许多问题今天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另外，一方面是一个资产阶级、富裕阶层的产生，另一方面是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被"脱根"，进入城市去工作，于是不断提出诸如平等这样的问题，引发了现在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


"中国正在发展出一种类似于工人运动的东西来"

德国之声：您提到"阶级斗争"。您认为中国现在有阶级存在吗？

文浩：是的，社会差距之大，只有世界上少量国家可与之相比。这得到了基尼指数的证明。在中国，至少在相当大的私有经济范围里存在着没有社会国家因素的资本主义，那里的流动农民工和妇女情况，人们只能跟19世纪的英国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在毛泽东时代，每天都在宣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是国家作的宣传，各种坏分子受到批判，成为受害者。而今天的情况完全相反。比如，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再用象"资本家"这样的概念，而称这些人为"企业家"。现在有许多动荡从底层发生，农民抗议他们的土地被拿走，退休者抗议退休金保险机构的欺骗行为，中国每天都发生各种抗议行为、罢工，中国公安部自己公布的数字说有8万起发生在2006年（假如我没有记错）。这些虽然是地方性质的示威抗议，但现在我认为在中国正在发展出一种类似于工人运动的东西来。


"中国共产党拿出‘和谐’的口号，也可以理解为警告，警告不要损害这种和谐"

德国之声：是工人运动，还是公民社会，怎么定义更好呢？这是毛泽东时代提的那种阶级斗争吗？还是另外一种？

文浩：今天的冲突是以不同的方式展开的。如果农民工罢工，或者发生冲突，不一定非要理解成阶级斗争。现在也有工人上街去示威抗议，他们举着毛泽东的像，表示怀念毛泽东的时代。但我认为，他们并不想原封不动地回到那个时代去。而今天的国家试着抵消这种倾向。胡锦涛、温家宝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表明，国家要通过做工作，同时也通过压制，把和谐引入这个社会，而这种和谐本身是被这个社会的矛盾所啃碎了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冲突潜力存在着。今天，中国共产党拿出"和谐"的口号，也可以理解为警告，警告不要损害这种和谐。


"中国今天是一个主要按资本主义原则作用着的国家，但无论如何还是一个混合体制"

德国之声：可以说，中国今天是"滑"入了毛泽东当年批判的资本主义中去了吗，还是应该怎么说呢？

文浩：我想，毛泽东自己也无法设想，改革政策会带来什么。在文化革命中，毛泽东就说，如果邓小平这样的人掌了权，中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而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在中国这里看到一种复杂完整的结构，那里多年来存在着的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按欧洲标准完全可以说成是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市场化的，但另一方面，土地在中国始终还是国家所有的，农民只得到使用权，还有很多工业和农村企业始终在集体和国家的手中。我认为，中国今天是一个主要按资本主义原则作用着的国家，但无论如何还是一个混合体制，还有国家控制的社会主义因素存在。我想，在70年代中的时候，毛泽东和那些极端主义者根本不可能想到今后的中国会是这个样子的。


"毛泽东与其说是被宣传成共产党人，还不如说更多地被尊成国家的创建者"

德国之声：1978年中国发生了一个转折。今年中国隆重纪念这个转折－改革开放－30周年。那是与毛主义、毛泽东思想决裂呢，还是继承呢，还是一种混合？

文浩：中国共产党当时面对一个问题：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遗产。人们没有象苏联当时那样，也就是说在斯大林之后，给予完全的否定，就象赫鲁晓夫60年代时做的那样。党决定采用一种总体的解决方法，他们说：毛泽东思想仍然是重要的，但它的内容，它在当时的意义，应由党自己来定义。在实际上，尤其在经济领域，离开了毛泽东的制度，取消人民公社，展开经济局部私有化，但有些毛泽东思想，如党的群众路线，让政策与群众利益结合起来，有些口号，比如为人民服务，一些毛泽东的口号保留了下来。今天在中国仍然是这样，在大学里有毛泽东思想的必修课。但我认为，从整体上看，人们用另外的内容来装填了毛泽东思想。但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合法化的形象，对中国的党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中国共产党不说：我们完全告别这一遗产，在中国的宣传中，我的感觉是，毛泽东与其说是被宣传成共产党人，一个在文化革命中做了错事的人，还不如说更多地被尊成国家的创建者，我今天在中国的宣传中更多看到的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背景。


"如果今天问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看法，那是有很大差别的"

德国之声：有中国理论家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今日中国的渊源，而非本源。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文浩：我基本上同意。这个问题让我感兴趣的方面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完全告别毛泽东。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需要一种合法性，另外，毛泽东在历史分析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比如人们说，对大跃进或者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须承担责任。但中国共产党后来也从中获得了经验教训，于是它说，这些事件是有错误的，但这并不妨碍党的合法性。当然了，如果今天问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看法，那是有很大差别的。我认为，许多年轻人跟毛泽东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少，在年纪大些的人那里，比如说，我在河南1959年至1961年间饥饿非常严重的地方，我从农民那里听到的，对毛泽东很少有什么好的看法，如果跟东北刚失业的工人谈，他们几个月没有得到工资了，他们就完全可能对毛泽东时代表示好感，那个还有国家保证的铁饭碗的时代。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出租车司机挂着毛泽东像章，贴着毛泽东画像的原因，我觉得，这不是跟历史密切相关的什么现象，而只是一种一般性质上的吉祥物了。


"中国领导人从文化革命中获得了一个教训：不能把群众动员起来"

德国之声：毛泽东思想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影响吗？

文浩：老实说，很少。毛泽东一个非常中心的思想是，群众是历史的英雄，历史是群众创造的。所以，毛主义的一个中心是群众运动，与苏联不同，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在毛泽东时代，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这个群众运动思想在今天的中国，无论在经济体制里，还是在政治体制里都不存在。中国领导人从文化革命中获得了一个教训：不能把群众动员起来。于是出现了一些口号，比如建设法制国家，党恢复了列宁主义意义上的国家机器。所以，在今天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中，群众应该说是一种消极的对象。这对人们来说，并非完全是负面的，这有积极的方面，比如说不必象毛泽东时代那样每天处在严密的监控之下。从经济体制上说，毛泽东的目的自然是，完全废除私有制，取消私有财产、生产资料、土地。他甚至对农村的家庭经济发起攻击，说那也是资本主义的。可以说，今日中国在经济体制上完全是与毛主义体制决裂了的。


"我在中国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德国之声：今天，中国的党仍称自己为共产党，并表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您在中国还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吗？

文浩：我认为，在中国普通人的生活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一点作用都不起，或者只起到很小的作用。它在政治体制中始终起着一种作用。党表示自己的一脉传承性，说自己是共产党，不象东欧一样国家的前共产党那样把自己的名称改为社会民主党，因为中国共产党需要这么一种一脉传承性：是中国共产党解放了中国，是它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等等。从合法性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还很重要，因为它要借此给一党专政制度一个合法性的解释。整个社会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是中国还是要继续坚持的，还要继续保证党和国家机关在党的领导下的状况。也还有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机构，比如人民大学里的，而中国共产党仍然用着成千上万的教授、专家，他们给中国新的政策配上马克思主义的词汇概念。但我要说，我在中国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德国之声：也包括那些自称为共产党人的人？

文浩：我在北京生活过两年，几乎到过全国，包括中国西部。我没有遇到过任何人是我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上称为共产党人的，认为应该废除私有制，返回计划经济的。


"中国领导人很重视年轻人的民族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际上退到了幕后"

德国之声：那么凭什么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的呢？在中国能见到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吗？

文浩：中国领导人这样说：在毛泽东时代，遵循着苏联模式，中央的计划经济，而把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说成是中国模式，定义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人们从马克思主义中提取出其它的东西来，以前总是强调阶级斗争，而今天人们更多地强调马克思的其它思想，比如说，一个不发达国家首先要发展起来，在这之后才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据此，中国领导人说，中国现在处在社会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初级阶段。人们拿来马克思的一些说法，说社会主义只能在一个发达国家存在，据此来解释与维护中国的现行政策。这从一定意义上看是"拧错了水龙头"了。但中国领导人无法不这样做。关键是要能够解释，中国的党现在有什么样的合法性基础。我这样看，在教育中，中国领导人很重视年轻人的民族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际上退到了幕后，被人看得无所谓了。


“比如叫社会民主党了，人们就会提出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还要坚持一党制呢？”

德国之声：您认为中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称呼、共产党的名字好呢，还是哪天改称为社会民主党或者工党之类的好？

文浩：至于哪个好，这应由中国的党和政府自己来决定。但是有个问题，如果现在共产党改变名称，说我们现在比如叫社会民主党了，人们就会提出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还要坚持一党制呢？为什么在中国不举行自由选举呢？为什么不进行政治改革？对党来说存在这么一个危险，尽管有很多难解释之处，但它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假如它现在偏向于社会民主主义方向，那么，进行政治改革的压力就会变强。

德国之声：人们一直在说是愿意进行政治改革的。现在中国让一些其它党派的人来担任部长职务。您是怎么看的呢？

文浩：不能说中国一点都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中国人大比以前的空间大了，决议不再是全票通过，也有反对票，也跟其它党合作，相当于民主德国时期说的盟友党派，人们也在村一级上进行选举。这些选举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在有的村庄，村长被民主地选出，在有的村庄，则由于腐败和权力关系太强，不能展开真正的民主选举。这当然是一种尝试。但这里也有个矛盾的问题，共产党说，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足够的程度，以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但与此同时，那些经济上处于非常落后、非常困难处境的人得到选举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那些农民。而在比较发达的中国地区，则还没有展开全面的选举。在一定程度上，党陷入了一个磨盘中，一方面，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必须在政策上更多地考虑社会因素，必须把自己显示为接近人民的，另一方面存在一个危险：通过深入的改革会使权力受到威胁。人们不会忘记1989年的教训，那时，中国领导人受到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的挑战，他们从镇压中吸取了教训：这样的事情绝不能再次发生。所以现在发生冲突闹事，在萌芽状态就把它压下去，在它们获得广泛影响力之前。1989年的经验使中国的领导人在是否展开深刻的政治改革方面变得非常谨慎。


"毛泽东与中国文化有着一种复杂矛盾的关系"

德国之声：您认为毛泽东更多地是受中国传统的影响，比如儒家学说，或者还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更多？

文浩：我认为，毛泽东确实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了起来，比如讲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而不是象俄罗斯把革命放在工人身上，能够在城市展开。当然了，一些思想，比如人民公社，也跟传统的乌托邦有关，就象康有为当初的思想那样。在中国也存在着长期的乌托邦理想传统。一方面，毛泽东与中国文化有着一种复杂矛盾的关系，在文化革命中要摧毁许多传统文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他个人的藏书里有中国古典的作品，他也用中国古典方式写诗。我认为，毛泽东自己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但对中国的文化有着一种复杂矛盾的关系。我们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是马克思主义更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呢，还是中国更大程度上改变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观念中一定的因素是由西方的现代化思想决定的"

德国之声：可以说他想要的是一种混合物吗？即中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混合，但他又是叛逆的，要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叛逆出来，却又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很成功？

文浩：毛泽东观念中一定的因素是由西方的现代化思想决定的，比如一个国家一定要争取迅速地，在短暂的时间里工业化，必须获得生存之本，必须要有能力强的军队，必须要对全民展开教育，让农民进入生产程序，这些思想我们也在其它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里见到。同时这个政策里也存在着强烈的中国因素，比如拒绝法制国家的思想，毛泽东直接提到孔夫子，说，中国有着人治、而非法治的传统。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里至少在形式上存在着一种修剪过的司法体制，而在中国，比如刑法在很长时间里根本就没有正式生效，法律在毛泽东时代作用始终很小。我认为，这种以人治为本，拒绝法律和法制国家的观念根源在儒家学说传统那里。叛逆的文化根源也存在于中国的传统里，比如红卫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西游记里美猴王孙悟空那儿找到他们的前身，中国的历史也充满了造反，毛泽东也直接以此为依据。

德国之声：可以这样说吗：人治的传统从毛泽东那里一直还延续了下来。现在的人们也还不那么愿意走向法制社会？

文浩：人治是孔子的一个思想，这一点毛泽东继承得相对较少。在毛那里，斗争是第一位的，冲突，阶级斗争，而这些当然跟传统的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冲突的。这种持续了几千年的对法治的拒绝传统，在毛泽东时代继续存在，今天仍然是按西方模式建设法制国家的障碍。今天，中国政府通过 "和谐社会"的口号，更向孔子的思想靠拢。


"在70年代初的时候，政治上的中国在世界上比现在的影响更大"

德国之声：您能简单谈谈欧洲和世界上的的毛主义吗？

文浩：今年是1968年学生运动40周年的纪念日，这个运动不仅震撼了欧洲，也震撼了亚洲和拉丁美洲，我个人认为，在这方面的讨论中，尤其在德国，人们过于忽略了中国的因素。当时，在这一学生运动的各种不同的流派中，包括在70年代初的新左派里，中国的文化革命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今天，中国作为经济样板，在世界上被视为成就，但人们却忘记了，在70年代初的时候，政治上的中国在世界上比现在的影响更大，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运动直接声明是受中国影响的。

德国之声：人们说，中国现在的模式是成功的。西方是否有这种观念，或将来是否会有人认为，应该学习中国的模式，包括有一定的专制？

文浩：中国受到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和企业家们一定的妒忌，妒忌一些政策可以很容易地被中国政府付诸实施，比如很容易地让几百万人搬迁，也可以基本上不去考虑损失的方面，相对快地实施经济改革措施。而在这里，人们害怕会在下一次选举中失败，所以对一定的措施瞻前顾后，缩手不前。尽管如此，我不相信中国会成为西方的一个政治模式。当然有发展中国家，比如古巴，或者越南，他们局部地试着学习中国的经济改革。我认为，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由一党制中的一党究竟能统治多长时间？中国这个模式，从过去的20多年的经济发展看，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但这个国家里也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冲突，矛盾，可以说那是一个沸腾的魔锅。从长远看，是很难这样统治的，我认为。


"直到今天就是没有农民协会"

德国之声：您认为，长期地看，不进行政治改革是不行的？

文浩：我不能作出对未来的预测。比如说，且不说进行全国普选的问题，中国政府现在非常明确地提到一些问题，比如工资没有发给工人，腐败的干部骗走农民的土地，这些都可以在中国报纸上读到，政府决定通过减税减轻农民的负担，保护农民工利益。但这些法规经常被视而不见，或者贯彻得非常迟缓，人们想要改善局面，但同时又禁止这些受涉及的人自助，比如在中国现在有企业家协会、宗教社团，但是直到今天就是没有农民协会，中国领导人不希望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集团通过他们自己的独立的组织组合起来，我觉得，有些问题本身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让工人有罢工权，通过自由的工会来提出与解决问题，那么工人与企业家之间的许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改善总的局势。但中国中央政府显然对此有害怕心理。我认为，问题不在于今后几年里中国是否会实行议会民主，而是，能在多长时间里坚持不让那些现在在那里抗议的、不满的人组织自己的组织。

受采访人简介：


Dr. Felix Wemheuer（中文名：文浩）生于1977年，曾在德国波鸿大学就读汉学，2000至200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学习。从2004年开始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任教，从2005年开始担任汉学教研室副主任，2006年成为全职副教授。与中国李女士缔结了姻缘。他先后出版的书有河南省大饥荒调查报告；中国的"大跃进"；以文化革命为榜样？－德语区的毛主义。还有大量论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困境

引用:

上海复兴公园里雄伟的马克思、恩格斯
2008年初中国理论领域空前活跃。胡锦涛接连发表贺词和文章，主动批判了文化大革命，提出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共党报评2007最具影响力文章，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入选，新华网又推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最新概括”。德国之声记者在此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中共十七大推出的重点概念略作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艰难可想而知

石仲泉文章标题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最新概括”。哪两大概括？一是“十个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经验的最新概括；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创新理论的最新概括。而“十个结合”中的第一个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

但是，坚持了哪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哪些马克思主义内容中国化了呢？通篇没提。作者只是说，马克思主义内容非常丰富，需要长时间地研究，看看是怎样中国化了的（大意）。也就是说，要找出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来，来印证它是仍然在被坚持着的，并且在它的基础上发展着的。

问题是，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0年了，中国那么多理论人员也已经为此工作了30年，居然一条也没有理出来，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了吧？西方的新闻界、理论界其实对此并不关心，他们只是简单地说，中国实际上已经是资本主义了，只是执政党还叫共产党。对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说并无人去关心，觉得只是说说而已。这种印象之所以难免，就在于中国理论界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建树。建树不出来。几乎非人力之可为。

一个根本的抛弃

马克思主义是个什么理论呢？中国的历史性定义是 “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百度知道”里一篇写得比较完整的文章一开始是这么定义的：“国际无产阶级领袖和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思想体系，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包括科学世界观、社会历史发展学说、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就这么一句话，一个定义，“无产阶级”这个词出现了3次。这篇文章下面还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推翻资本主义并实现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是百度的这篇文章写错了吗？不是吧。中国从毛泽东以来从来就这么定义着，没有人去改变过。马克思自己也是反复这么说的，还记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在中国最著名的马克思语录吗？

再阅读一下包括十七大文件在内的中国近年来官方文章吧。你能找到“无产阶级”这么一个概念和定义吗？没有了，可以说完全消失了。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实际上是一个“最后的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里根本没有“无产阶级”什么事。而且，这个理论推出后，有了新老资本家也可以加入共产党的事情了。

那么，马克思主义可以解释成不是“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吗？至少，“无产阶级”这个词不适用了，“阶级斗争”不能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自然也不能再提了。那么，只剩下一个有待重新定义的思想体系和主义了。

一个断面的确定

要说石仲泉这篇文章里还有一些可读性的，是其第三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最新解读”。这里牵涉到了今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重新界定中国历史的问题了。是否要，以及如何划分中国最近的历史？一般的大陆中国说法把近代定了下来，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为中国近代。石仲泉提出“’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时限划分，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他列举了十七大、十三大等里面的相关提法：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转折，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

接下来，作者又作了一个确定：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理论，而不是本源理论”。他说：“由于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毛泽东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系统、不完整，认识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印记很明显。”这段话说得还是有些意思的，也比较有实在内容和根据。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代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是延续了“现代中国”吗？是否也可以说，既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本源”，那么，毛泽东思想所忠实依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本源呢？如果这样看问题，可能还靠近一点现实。至少，人们在意识形态，在思想方面，看到的是一个断面，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延续。

马克思主义与今日中国有相合之处吗？

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只能在此简单地比较一下。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

百度知道的文章里说：“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它的任务是研究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本身的性质。”显然，随着“无产阶级”这个概念的“失效”，“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已经无从谈起。推翻今天的资本家们，包括买办资产阶级？那就成笑话了。“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阶级在今日世界上是不怎么说了，但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无阶级社会”，即使在今日中国也没人再提了。再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可能吗？今天世界上也已经几乎没人相信了，更靠近这一“理想”的反倒是北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至少那里的贫富差距每天都在努力地不让扩大。按今日中国贫富差距之大，更不敢有人作如是想。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呢？“马克思阐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指出资本积累必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更为尖锐。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同资本主义私有制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从而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让位于社会主义。”这段话，不是让人觉得对严重两极分化的今日中国是一个讽刺吗？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称。西方认为，这两个部分分别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拿来”的。唯物主义且不去说它，西方人可以有唯心的，但西方资本的发展却不会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关键点是：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发展史。另一个关键点（也跟政治经济学有关）是：经济是基础，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是上层建筑（现在也有人说国家机器是中间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上层建筑不符合经济基础了，就要革命，要推翻。今日中国是个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呢？实事求是地说，还是更接近资本主义吧？或者说就是马克思描述的那样的资本主义的样子，只是多了一个比西方更严厉的国家控制（当然西方也有一定的国家控制）。

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拿来的辩证法主要是3个规律： “从量转化为质和从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从中国这40年来的经济发展看，这3条规律是很有意思的：私有的量越来越多了，本应该有质的飞跃了；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中国经济和外国经济相互渗透；否定了原来的纯粹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了，如何再否定之？这些问题就不在这里探讨了。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还可以找出一些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确实在延续的地方，恐怕也只有哲学里还能试试了。但这方面又能说明多大问题呢，或者说，说明的问题是否会是所需要的呢？

马克思主义真正可以“洋为中用”的东西，恐怕还在于它的“动”的方面。当年中国爆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时，只用了一个“依据”：马克思主义最讲实事求是。当然了，这一类的言论（实事求是）不会只有马克思讲过。同样类型的还有，就是马克思是注意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德语维基中介绍马克思的文章里提到，凡是有道理的批评，马克思就吸收过来，据此修改自己的理论。马克思自己说过：“任何科学的批评中的指责我都是欢迎的。”（Jedes Urteil wissenschaftlicher Kritik ist mir willkommen）德语维基还列举了一些马克思修改自己理论的例子。

有必要坚持说是马克思主义吗？

总体上看来，说今日中国坚持着马克思主义，实在太难圆此一说了。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得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在里面啊。那么，就依据马克思勇于修改自己理论的这一点，依据实事求是这一点，来修改一下？似乎不太可能。

原因也许用一个词就可以说清楚了：稳定，或者安定。中国要有一定的延续性，有了延续性才能避免大的动荡；要有政权的稳定性；要有一定的合理性，有了合理性才能让人信服，包括一些始终不同意改革开放的人；要有一定的信仰，没有信仰的社会会是糟糕的社会。如此而已。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个“外壳”是不可弃的，只能给它找出内容来。再难也要找。

然而，今年年初的一系列“理论风暴”又启示着什么呢？星岛环球网的一篇文章就胡锦涛年初批判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分析道：“在中国政治语境下，纪念过去往往和当下工作密不可分，舆论甚至可以通过其纪念主旨、规格来推测后续动作…如果说2006年属‘被动回应’，2008年则是最高领导人掌控话语权的‘主动为之’。”

除了胡锦涛外，海外也注意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等人最近的讲话。汪洋说：“要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上海俞正声等人也要求“解放思想”。这个 “大解放”会意味着什么呢？年初热捧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又意味着什么呢？年内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领域内有什么大动作吗？

恐怕不能有太多的期望。十七大定了个基调，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万变恐怕也不会离了其宗。今后一段时间里，至少在意识形态方面，一切也还是只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框子里去找，去变（即使有变）。对中国许多民众来说，还是“不管黑猫白猫”，只要国家富强，人民安乐就好。爱说是“马克思主义”，就说是“马克思主义”吧。然而在国际上，这种外壳的坚守总是不那么被喜欢的，无论内容已经多么的资本主义。这对两岸统一的前景也不那么有利。

“反右运动”五十年：中国能否走出历史的影子

引用:

德国当代最著名画家Gerhard Richter的作品 "Mao, 1968" （毛泽东在1968）。毛泽东已经模糊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指示，同一天，中央喉舌“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由此揭开序幕，史称“反右运动”。22年后的1979年，中共实行“一风吹”政策，99.9%以上的“右派”获“改正”待遇。但作为政治运动，“反右”仍被中共确定为“完全必要”，属于不能平反的铁案。在这50周年纪念日，德国之声记者作以下回顾与展望。

“阳谋”始末

49年中共建政，正百废待举，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公私合营、肃反、社会主义改造等等，运动不断。至56年中期，始告一段落。寻求国家发展逐渐成为上下共识。是否能动员知识分子鼎力参与无疑成为经济文化社会建设能否有成的关键。但是，此前的多次政治运动，以及中共各级官员在执政以来所显示的君临一切的霸道作风，不免使知识分子们束手束脚，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撇开当时的国际背景不谈，这是促使中共领导层当年释放出一系列宽松信号，制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要求人们帮助党整风，以期活跃国内空气的主要动因。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集中探讨建设问题的“论十大关系”报告；9月，中共八大告别大规模阶级斗争，提出今后工作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政策，号召反对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4月10日，毛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继续放手，贯彻双百方针”；4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进一步号召人们向党提意见。

经中共各级的反复动员、说服和党报多次社论的号召、鼓舞，许多人开始信任共产党，打破顾虑，愿意“帮助党整风”。在短短时间里，全国各地召开的各类会议上，共搜集到针对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以及党员的数十万条意见。这些意见的核心是希望获得根据1954年制定的首部宪法中也保障的公民固有的民主自由权利，没有人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资格提出异议。文革结束后逐渐开启的改革开放时期提出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党要管党自己”等口号正是当时的一些意见中的内容。

然而，13天之后的5月15日，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认定：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中有严重修正主义思想，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而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在发至17级以上干部的此文中，毛制定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表示，还要让右派们猖狂一个时期，让其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至6月8日公开号召全国反右，各级各地党委继续鼓动人们向党提意见，遂使更多人遭受“请君入瓮”的命运。毛本人事后在驳斥对他的批评时，把这一做法称为“阳谋”。

右派被定性为敌我矛盾，与“地富反坏”并列，但 “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别受到降级降薪、劳改劳教、发配农村边疆、留职停薪、开除公职、只发生活费、关押监狱等处罚。

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

1979年，在具有改革意识的、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力促下，中共决定对除少数（共96人） “大右派”以外的所有右派分子予以“改正”，所公布的数量为55万。这一数字引起多方怀疑。议论平实的“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一书（作者丁抒，1991 年初版，2006年4版）指出，在反右运动中，被扣上“右派分子”、“中右分子”、“极右分子”等各类帽子的共约120万人；香港“争鸣”杂志2006年 1月号报道称，根据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右派分子人数超过317万，另有中右分子143万多人。后来成为政府总理的朱镕基当年也被划右派，足见此次运动规模之大。

据中国政府自己的统计，50年代中期，国内约有知识分子500万。即使以中共公开承认的数字55万为准，受到打击的人数也超过了知识分子总数的10%。对知识界这样的清洗运动在人类现代史上尚无先例。

平反待何时

虽然反右运波及社会各界、各阶层，但 “有幸”戴上“右派分子”帽字的几乎均为中国极缺的文教科技医学各界中的精英，即中国国内通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1978年对右派分子实行“全部摘帽”政策的同时，中共中央作出“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的结论，排除了平反的可能性。

1981年6月，中共11届6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维持这一结论。一般认为，中共这一态度与当年积极协助毛泽东丶担任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邓小平有关。香港争论杂志“动向”主编金锺就持这一观点：“有关反右处理，基本上是邓小平个人的权谋因素在起作用。”

2007年3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1957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重申固有立场。中央宣传部年初传达指示，不许出版有关记录回忆“反右”、文革等历史事件的文章及著作。

著名作家、当年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之女章怡和确信，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有良知的人：“绝大多数，— 99%的右派是因言获罪。”

也就是说，即使按照1954年的中国宪法，将感佩于党的诚意、相信毛泽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保证而开口的知识分子们划为右派是违宪行为，理应加以否定。持这一看法的在中共党内也不乏其人。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胡启立就曾于2002和2006年先后两次致函中央，呼吁否定反右运动。

其实，邓小平也有关于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中共犯了左的错误，以左反右的说法，并将它同文革十年浩劫联系起来。邓小平文选中亦未收集他当年主持反右的文章和讲话，可见他也不愿意给后人留下历史“把柄”。

2005年10月十六中六中全会前后，前右派及其家属公开要求彻底平反的呼声高涨。其中，山东大学史若平等182人联署的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公开信在要求平反反右冤案外，还要求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

如今，毛邓等当年主事人早已作古，以“和谐社会”为新政口号的胡温第四代领导似乎应有条件走出历史影子。

文革结束30年反思历史仍是禁区

引用:

历史已经远去了？
30年前的10月6日，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发生了，文革后期权倾一时的“四人帮”被拘留，继而受到隔离审查，这一天也成为文革结束的标志之一。然而在30年后的这一天，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中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一事件的内容。有分析家指出，这反应了中国领导层缺乏客观反思这段历史的意愿。

四人帮的成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都已不在人世。虽然他们中的最后一位姚文元去年才去世，但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这已经是遥远的过去。正如与文革有关的所有话题一样，即使在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纪念性日子里，大陆媒体中也没有提到四人帮。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政治问题专家郑宇硕教授指出：“中国领导层不愿谈有关文革、四人帮、毛泽东的角色这些问题。以前邓小平很简单地将毛泽东的功过七三开。今天的情况依然如此，胡锦涛他们都不愿意碰四人帮、毛泽东之类的问题。今年我们也没有看到官方对这个问题的表示，更没有相关的重要讨论。”

四人帮是文革后期毛泽东贯彻其政治路线的主要助手。中共十大后，四人不断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以重任。张春桥任国务院副总理，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与姚文元为政治局委员。他们的大权独揽引起其他领导人和群众的不满。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其继任华国锋以及李先念，叶剑英等人10月6日强行扣留四人，对其隔离审查。

文革史研究专家宋永毅指出，从四人帮的政治信条和路线看，应当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五人帮。郑宇硕认为，这一点在普通民众中也有共识。他说：“在一般老百姓心中四人帮和毛泽东是不能分开的。八十年代初谈到文革、四人帮的时候，老百姓会伸出5个指头，表明他们心目中四人帮与毛泽东的关系。毛泽东应该为四人帮的所作所为负责任，这一点老百姓是很清楚的。”

四人帮被打倒后，官方用各种宣传渠道揭露四人帮在文革期间的种种罪行，包括攫取权利，迫害党的干部，压制群众等等。经历过这一段时期的人都会记得将四人帮妖魔化的的漫画和打油诗。中共将四人帮定为文革的罪魁祸首，要为这场动乱负主要责任。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四人帮公开审判，认定其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江青和张春桥被判死缓，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姚文元被判有期徒刑25年。这一公审无疑是一次走形式的审判，对四人帮的逮捕也因没有法律依据被一些人士认为是一次政变。

然而如果在评价毛泽东问题上的禁忌无法突破，四人帮的历史形象将始终是被扭曲的。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刘晓萌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回避文革话题导致中国民众对这段历史的误读。四人帮成为了一个极权制度下所有野蛮暴政的代名词。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四人帮的肉体被消灭了，其影响却还没有完全消失。那么，中国大陆在怎样的政治环境下，才有可能客观公允地还这段历史以本来面目呢？郑宇硕教授认为：“第一个条件是中国领导层本身对人民和对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充分的信心的时候，才会重新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目前中国的领导层缺乏这种自信。在处理文革纪念和对待纪念赵紫阳等问题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第二个条件是民主和法制。在民主和法制的保护下有充分的言论自由、研究自由和出版自由，这样才能对文革有比较客观的研究。”

30年后评毛泽东：往事怎能如烟

引用:

功过七三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其人的官方评价。对于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拿着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蒋介石的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毛泽东来说，听起来并不是恭维之言。

提起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独裁者，人们经常把毛泽东和斯大林、希特勒等人相提并论。毛泽东出生在湖南一个农民的家庭，后来成为中国革命大海航行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开创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本周六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的纪念日。虽然毛泽东的后来人，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走上了现实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毛泽东留下的影子今天在中国仍然存在，这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仍然悬挂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以下是德国之声中文部主任冯海音的报道。

七成功，三成过——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子夜过后不久去世后，没有中国人胆敢在公开场合作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小将
在十年的红色恐怖当中，人们只学会了对大海航行舵手进行盲目崇拜。德国不来梅的汉学家丹尼尔•莱斯认为，这种个人崇拜是荒唐的：“文革期间人们交谈时必需引用毛主席语录，每天面对毛的画像早请示晚汇报。”

今年89岁的李锐文革时期是在监狱里度过的。50年代末的时候，李锐曾经是毛泽东的秘书以及亲密的战友。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毛泽东是比什么皇帝都厉害，而且他要你思想上服从他，世界上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做不到的。”

李锐因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大跃进从而失去了领导人对他的信任。毛希望通过大跃进将中国从农业国家变成发达的工业国。结果是：中国出现了近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灾荒。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因此丧命。作家张戎在她2004年出版的毛泽东传记中写道，共有3800万人死于非命。她指出，造成这一人间惨剧的原因除了中央的错误领导之外，还有毛泽东故意以牺牲人民为代价的因素。书中写道：“毛知道会有很多人丧命，是他把人们逼上死路的。毛把人民亟需活命的食品出口到苏联和东欧国家，换回了很多用于制造核武器以及军工产品的技术装备。”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

张戎出版的传记驳倒毛泽东作为革命家、诗人、战略家形象。这样的著作有很多，但并没有人将毛泽东说成是刽子手。另一本著名毛的传记作者是毛当时的私人医生李志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特别指示让李志绥前往美国。邓知道，李志绥还没有到美国就会开始对邓的政治宿敌毛发表批评言论。我们通过李志绥的著作，可以了解到在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毛泽东则过着帝王般的生活。李志绥写道，虽然毛泽东公开反对迷信，却依照道教传统，结交年轻女子，以阴阳调和作为延年益寿的方法。此外，他还描述了对毛泽东遗体保存的林林总总的方法。

现在，毛泽东的肖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照片作为护身符被挂在上百万出租车的反光镜上。在无神论的中国，毛泽东像神一样受到人民的供奉。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数千农民1995年筹钱修建了毛泽东庙虽然已经关门，但是韶山的毛主席铜像前仍可以烧香请愿。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败者开始追怀思旧，很多农村人怀念赤脚医生走乡串户救死扶伤的岁月。鉴于中国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很多人都希望大家在像在毛时代的中国一样穷，大家都认为，毛时代没有腐败。现在则大相径庭。

现在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应该如何对毛进行评价是一个难题。当今中国早就已经超越了毛时代。胡锦涛倡导建立和谐社会不同于毛式的思想运动，经济巨人中国已经远离人民公社的时代，为什么到现在还不采取措施公开毛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为什么还要坚持三七开的模式？丹尼尔•莱茨说：“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是，中国和俄罗斯不一样。苏联可以将斯大林说成歪曲了列宁思想，但是苏联仍然有列宁作后盾。中国没有其他的选择。在中国，毛等同于共产主义革命。如果放弃这一象征性的人物，夸张地说，就等同于中国革命的终结。”

轉自德国之声中文网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3582154,00.html

[ 本帖最后由 馬六甲 于 2008-8-21 10:58 PM 编辑 ]

gongdeliu

好大的眼袋

夏虫

另一本著名毛的传记作者是毛当时的私人医生李志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特别指示让李志绥前往美国。邓知道，李志绥还没有到美国就会开始对邓的政治宿敌毛发表批评言论。我们通过李志绥的著作，可以了解到在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毛泽东则过着帝王般的生活。李志绥写道，虽然毛泽东公开反对迷信，却依照道教传统，结交年轻女子，以阴阳调和作为延年益寿的方法。此外，他还描述了对毛泽东遗体保存的林林总总的方法。

      李志绥，好人啦， 民愤们应该多去接触接触地，不知道这位筒子最近在哪儿活动呢，还有那个让周恩来很沉重的女子也是。

glim

无论如何，毛在才学方面不是今时今日的大佬们可比

风暖云寒

一个德国人能对中国社会和政治有这么深刻的理解，难能可贵呀。

dysva

  采阴补阳, 亏他想得出来 要牺牲多少良家女子.

snorkeler

可惜，看完之后除了感慨一下一个老外竟然如此了解中国，并没有得到太多所期待的新观点新视角。对本人这种素来讲究自求多福的平头百姓，无非是继续加深了对现在中国社会的认识 ——
国内矛盾重重举步维艰；“独揽权力”和“政治改革”在天平的两端此起彼伏；用中药怕药力不足，用西药怕用药过量；中共在患得患失间深知容许其犯错的空间越来越小；长期独裁养成的遇事激进、非左即右，永远是悬在所绑架的民众头上之利剑。。。

googlegirl

想知道大家对始皇帝的评价……

ＱＱ

引用:

原帖由 googlegirl 于 2008-8-22 07:00 PM 发表
想知道大家对始皇帝的评价……

 另辟蹊径

seawong

天安门上挂“毛片”，不雅。

snorkeler

引用:

原帖由 seawong 于 2008-8-22 07:51 PM 发表

天安门上挂“毛片”，不雅。

我来接力——

在天安门上“露毛”，不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