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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这就好像是大家以前都是吃生肉，到了鲁迅时，他说，可以用火的，而且烧出的肉食味道确实甜美。就好像几年前有人质疑李慎之先生，说他的东西没有学理上价值，须知在特定的条件，有些东西的产生是十分可贵的！
“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 作者：朱学勤 -------------------------------------------------------------------------------- 李慎之先生去世后，官方报刊发表一简短的消息，除此之外，沉默至今。与此同时，民间网站则哀思不断，追思如潮。仅我个人所见，慎公去世不过廿日，网上追思已逾百篇，从患难与共的同辈学人，到素昧平生的边远读者，甚至刚离国门的留学生，每天都有新的悼文出现。这是大陆思想界沉寂十四年来所罕见，亦是当今大陆从传媒角度可以观察的分裂之一：一个公开发言的“喉舌”中国，多半为虚拟，而另一虚拟的“网络”中国，则反显真实。 既是真实，则不可能保持一致，惟其如此，方显其价值。如曹长青在肯定李慎之三大贡献的同时，提出其“三大局限”，仲维光评价李慎之和顾准生前“只有社会政治价值，却无学术思想价值”。前者还认为，有如此三大局限的李慎之被公认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说明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滑稽与可怜”；后者也认为对李慎之的追思，说明“中国的知识界出了问题”。应该承认，慎之非圣，如维光兄所言，仅一“过渡人物”耳，没有理由将其神化，只要是理性批评，都在正常之列。曹、仲两位都生活在海外，以我有限阅历，这些看法在部分海外人士或留学生中，可能还拥有一定程度的共鸣。故作此文，以求教于各方同道。 曹氏列举三大局限为：谏士情结；理论上否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对个人早期参加这一意识形态的传播没有忏悔；鲜见他对个人自由、个体价值重要性的阐述，把社会稳定看得比个人自由更重要。这三项批评，后两项恐难成立？从目前可见的李慎之生前形迹以及后人对他的回忆，与曹氏批评相反，慎之晚年恰恰是突破了这两大局限，才赢得了那么广泛的尊敬。第一项批评则牵涉到一个较为复杂的现象，所谓“谏士”情结，可以讨论。 慎之晚年交谊中，是有一些共产党内民主前辈。他们资历深厚，德高望重，拥有民间爱戴。虽如此，或形格势禁，或认识不一，纵有谏言，亦不越轨。他们在思想行为上都存有这样那样的拘谨自律，不是什么重大秘密，须待海外人突然揭示，境内人方恍然大悟。相反，一个值得海外人士深思的问题是：这些前辈的“谏士心态”世人皆知，为什么却不妨碍他们至今拥有那样广泛的感召力？有一言一文出，必奔走相告，争相传诵，而不是越走越窄，从众日戚？我以为，这里埋伏着多重历史“纠葛”，需小心对待：二十世纪中国的党文化，丛孙中山以俄为师建立党国制肇始，这一历史脉络必须头疏浚；党国制、党文化越到下游，越显现其僵化、腐败、乃至专制，至今日，已危如累卵，不改革，断无出路；但在其上游，当年参与这一过程的民主前辈，如一─二九一代，不是出于私心私欲而是怀抱民主自由的献身热忱而来，或趋延安，或奔红岩；早年那份理想追求与道义参与，确实被利用被误导，但也与社会生活中其它高尚冲动血脉相通；到晚年，蛰伏于心灵底层的理想热忱重新点燃，直面党国制、党文化之腐败，呼吁政体改革，才发生这一代人所特有的“思痛录”和公开直谏。一位朋友总结这一现象，十分准确地称之为“两头真”（见杨继绳悼念慎之先生文）。此时之忠谏对象，是“救党”，也是“救国”，但更是“救民”，尤其是最后一点，既与他们早年理想相通，也与当今“民心、民意”相连。“两头真”之出现，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大不幸”，却也是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里的“大幸”，幸亏他们出现，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才能在最为困难的时候趟开言路，同时，为后来者留下道义资源。而民主事业所需要的“支持意识”（博兰尼Michael Polanyi语），不仅是学理，还应是道义，后者远比前者重要，理应珍惜，以利接续。 至于慎之本人有无“谏士心态”，以“藕断丝连”喻之，庶几近乎。所谓＂藕段＂，是指他个人早已突破此类自限，思想上＂剜肉还母，剔骨还父＂，行动上“决不在刺刀下做官”，当为明证。所谓＂丝连＂，是指他晚年还是保持着与这些党内同辈的私人交谊，拉着他们一起走。据高建国追思文章，老人早餐常以啃麻花代之。在这样的经济境况中，他居然省下三百五十元给“谏士老朋友”送《顾准全集》，以“支持”他们的民主“意识”，如此高谊厚德，在今天的年轻一代，已十分罕见。慎之先生与前辈“谏士老朋友”的思想交往，非我辈所能取代。后人应从中体会什么是民主事业所需要的＂支持意识＂，什么是历史积层下的道义资源，而不是道一声“谏士心态”，弃之如蔽帚。至于由此苛责，再引出进一步苛求：所有那些“谏士心态”都应该“退党”，“如果几万、几十万共产党员知识分子都退出了这个党，其摧毁这个党统治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其实并无意义。如此“道德傲慢”，只不过是“错置具体感的谬误”，无意中以海外环境之特殊，迫人从己。这种唯我独“革”的心态，“形右实左”，折射出革命文化的反向拷贝，其危害之烈，内耗不已，恐已超过“谏士心态”。 说藕断丝连，还可再入一层。就慎之个人而言，一直有一个问题折磨着他晚年。他曾经不止一次问我：“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大意）他不仅仅是问我，肯定还问过其它人，包括上述前辈。凡在大陆生活者，牢骚、不满，甚至唾骂，无人无日不有之，真要定心一问，几乎所有人都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十四年来，这是决定每一个人根本态度的第一问题，经慎之一问，豁然显现，却又峥嵘逼人。第一次他问我，大约是1999年上半年。第二次隔了半年在北京见他，他居然没有忘记上一次谈话在哪里结束，重又问起。我只能说：此为“天问”，无解，主动权不在我们这里。那一次他沉吟良久，接下来有一番议论，我至今记忆深刻： 如果这个体制真是刚性的，那么我们就真该承认邓小平想在了我们的前头？邓的六四情结恐怕恰恰在于，他已经认定这一结构是刚性的，一碰就垮，所谓“水库的最后一道堤坝”，众人都还以为冲击的是第一道堤坝，让步余地还很大，他却可能意识到：这是学生腔，所谓第一道堤坝，从内里看，其实就是最后一道堤坝，故而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军队把学生镇压下去！直到今天，无论是镇压者，还是被镇压者，包括那些因执行六四决策而背上民间骂名的人，都没有认真想过邓为何不惜一世英名，动用那样铁血手段？难道他连这一点政治上的加减法都不懂？笑话！但是，如果我们真承认这一逻辑，那还谈什么和平改革，渐进演变？那就等着革命动荡，天下大乱好了！ 此后他不再追问，但我深信此一问题始终萦绕在他心中，直至去世。 历史不乏如此时代：危机四伏，险情不断，一个火花会能点起燎原烈火，但也如一段漫长的湿柴，总是冒烟，却不燃烧。如此时代不是以“时”计，而是以“代”计，多少代人就在看似燃烧却是冒烟的时代，“沤烂”了自己的才华、生命。就我个人“对革命态度”而言，尽管冒烟的时代是“沤烂”精英才士的时代，但为普通百姓计，我还是坚持认为：较好的革命是较小的革命，最好的革命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而最坏的革命，恰恰是近代历史连绵不断的“大革命”。当代中国，前一场大革命结束，“出埃及”不久，社会不公新又冒烟，“奴隶们开始怀念埃及的肉锅”，不革命则罢，倘若革命，多半是第二场“大革命”，将刚刚开始的转折毁于一旦，玉石俱焚。如此时代，只能以社会代价为念，动心忍性，不间断地批判，不间断地提醒。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改革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改革。多年前我提出，纵使十年不将军，亦无一日不拱卒，当然可以商榷，然而韦伯所言“责任伦理”，而不是“意图伦理”，置于此时此势，大抵也只能如此？我与慎之曾多次交换这一看法，若置身海外，多半很难体会。1999年深秋，老人孤灯独坐，写作“风雨苍黄五十年”，其用心良苦，多半也是出于“责任伦理”，而不是“意图伦理”。时逾四年，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此直呼最高当局的“劝谏”文字，既是“将”军，也是“拱卒”，是多方面的合二而一？其一，就行文风格而言，一步到位，直呼其名，为十四年来所仅见，这是“将”军，不是低声嘟囔，而是大喝一声“将”！但就文章意图而言，还是在呼唤改革，而不是革命，只是此次是逼进了九宫格里去“拱卒”，才发生举世震惊的后果。其二，他本人深入禁区去“将”军，也是逼着对方去“拱卒”，逼“将”行“拱卒”之举：“中国的改革时机不是成熟，而是烂熟”，你赶紧改革，不改革，死路一条！如此多重合一，既是慎公个人哀衷，也是境内大多有识之士之共识，岂能一言以蔽之，曰：“谏士心态”？ 上述“心态”之另一面，则可与李泽厚“告别革命”比。世人多误认自由主义者在大陆与李泽厚一样，只是“告别革命”，殊不知两者有根本区别：后者“告别革命”，是以消极态度坐等消极自由，而李慎之的“避免革命”则是以积极态度，力争“消极自由”。李泽厚开列一个社会发展四阶段线性进步论，认同当下市场经济，却拒绝现实批判，在消极状态中坐等“消极自由”，民主也好，自由也罢，俱会在第四阶段自然出现。如此“告别革命”，思想上划清了与二十世纪革命文化的界限，有正面价值，但在实践层面又折射出十四年来弥漫在部分知识人士的犬儒心态，缩头避祸。而李慎之“避免革命”，不惜以身家性命抗争，以争取改革而非革命的前景。两种态度貌合神离，相差何止以道里计？有此区别，方能发生两种精神境界：李慎之以老迈之躯，破“禁”探“雷”，其斗士檄文，篇篇都是撼人心魄的霹雳文字，而李泽厚则只能从“告别革命”走向“浮生论学”，以那样的轻薄文字，自我了结。此李非彼李，岂可同日语？ 仲维光之批评，比上述“道德傲慢”有深度。前一篇“当代中国无大师”，论西方汉学界弥漫着左翼文化，汉语功底浅，经济资源多，反而能吸引大陆学术潮流趋附；而国内左翼思潮自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始，源远流长，盘根错节，老“左”护之，新“左”爱之，一直得不到彻底清理；境内境外合流，表面上造成开放以来国际交流的热闹气氛，而这样的欢乐接轨在陈寅恪这样的大师前，则暴露出“可笑的自大与可鄙的猥琐”。这一批评剔肤见骨，相见恨晚。但在同一作者后一篇文章里，论“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却以自己在海外所接触的所谓西方“学术训练”为标准，贬低境内思想前驱的历史地位，自相矛盾，流露出另一种“知识傲慢”。 仲氏评顾准与李慎之：“我认为他（李慎之）多年从事政治和社会工作，在思想，尤其是学术思想上，基本上是外行。八九年后他的积极影响还是在政治和社会上。这点他和顾准非常类似。──在学术思想领域中，顾准的那本书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把顾准的书翻译成西方文字，会让这里的学界哭笑不得。──顾准涉及的文献都不过通俗读物，对于“治史”和作学术研究的人，如果限于这些资料，那么只能说明自己还没有完全进门。” 维光此论差矣！李慎之生前有一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我是没有一袭学者华衮的”，准确地说，他不是“没有”，而是“不屑”，非不能也，不为也。这个先后参与毛、周、邓三代高层外交活动的“外事”元老，后又分管中国最高科研机关“外事”的“副院长”，早已超脱那些趋之若鹜、一惊一咋的学术“外事”。曾经沧海难为水，其视野所及、内在追求，早已不是“这里”“那里”的学界，更不是某一院墙之内的学术头衔，其精神境界岂是一席大学终身职能够容纳？ 至于顾准当年，黑暗如盘，一灯如豆，是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到与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可以对话的程度。相比海耶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ａｙｅｋ）四十年代于西方知识界普遍向左转之狂潮中闭门写作，前者研究的是如何“从奴役走向自由”，后者研究的是如何防止“从自由通向奴役”，异曲同工，相反相成，对人类如何摆脱同一类极权诱惑，做出了同等价值的思想贡献。如果考虑两人所处环境不谛天壤之别，那么前者得到的尊敬，还应该超过后者。即使海耶克再世，只要他还具有正常的判断能力，他也一定尊敬而不是轻薄他的中国同道。 维光兄抓住“过渡时代”，这是准确的。但轻视这类时代的“社会政治层面之常识”，提及学院里的“精深学理”而沾沾自喜，则期期以为不可。如此，我们是否可讨论一个基本史实：所有在今日欧美学院能精研细习的自由主义学理，是否大多从欧美“过渡时代”“社会政治层面”之“常识”而来？若无当年之“常识”，有无今日之“学理”？洛克作（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政府论》（Ｔｗｏ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就职业言，仅一私人医生耳，业余写作而已；约翰·弥尔（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论自由》（Ｏｎ Ｌｉｂｅｒｔ），却是一自学成才，拒入学院门墙一步；托马斯·潘恩（Ｔｈｏｍａｓ Ｐａｉｎｅ）写作《常识》（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这是真正的“常识”了，而垫在他笔下的岂是什么大学讲义，只是一面北美民兵行军鼓的鼓面！一部自由主义发展史，是当时当地于各式“鼓面”上的“常识”节节敲打出来的？还是鼙鼓声歇，端赖学院里的教授生涯，皓首穷经，事后解释出来的？我们不仅不能否认而且应该学习这些“事后解释学”，但首先不能忘记那些“鼓面”上的“常识”，是那些“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常识”，与其它方向上来的其它因素结合在一起，依次浇铸欧美民主的宪政平台，转瞬间，“过渡”完成，方流入大学讲堂，精研细考，这才有博士论文后的漫长注释，教授饭碗里的职业米粒。在这一意义上说，如果思想史与学术史可以并称，后者也只是前者的事后注解。知事知理者，知其源流，知理不知事者，则自陷“事后之明”，窃喜于一朝一夕一孔之见。今日大陆“社会政治”，诚如维光兄所言，处于欧美此前“过渡时代”，这样的时代是“沤人”的，这样的时代也是光荣的：历史在召唤，没有“洛克”，就有“潘恩”，而此时此地的“洛克”、“潘恩”，却正如海外之前人，都是在此时此地的“鼓面”上写“常识”，在陋室中争“自由”！人事有代谢，“过渡”当完成，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有自己的“罗尔斯”（Ｊｏｈｎ Ｒａｗｓ），自己的“诺齐克”（Ｒｏｂｅｒ Ｎｏｚｉｃｋ）。但是，中国的“罗尔斯”与“诺齐克”倘不是夏虫语冰，岂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集后来之牙慧，讥既往之“常识”，拾西人“事后之学”，笑同胞之“过渡”？ 三十四年前，一代自由主义斗士殷海光在台湾去世，类似讥评在彼岸已经出现。殷氏弟子林毓生悼亡文章中写道： “任何人如要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都必须有一种不顾一切，专心研究的能力。在今天苦难的中国社会里，一个人如能如此专心，必须相当的自私。自私大别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损人利己的鄙劣行为；另外一种是对外界也有同情心，不损人利己，──有时是以将来研究成就可能对别人有很大的好处做理由，来把外界的苦难忘掉，或对外界的苦难变得漠不关心。──殷先生经常处在道德忿怒与纯理追求的两极所造成“紧张”心情中，自然不易获致重大的学术成就。事实上，学问对他不是目的，在强烈的道德热情呼唤之下，他不可能为学问而学问。以殷先生之天赋与为学之诚笃，如能稍减其对社会的关切，在一个学术空气流通的地方，积十年之力是不难有重大成就的。易言之，他之所以在学术上没有获知原创性成就，正是因为道德成就过高的缘故。”（《殷海光纪念文集》第133至135页，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3月） 两种境界孰高孰低，在爱因斯坦看来，则本来分明，无需争论。借悼念居里夫人，爱因斯坦明确说：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转引自《顾准日记》附记，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420页） 这是否就是我们翘首以待的“大师胸怀”？退一步说，林氏上述所论，也已经将学术成就与道德成就之间的消长分析到位。遗憾的是，三十多年后，殷氏弟子的自由主义传人却还是难以摆脱海外时风之通弊。他们大多有留洋之资历，确可弥补当年殷氏知识追求之遗憾，却逐渐淡化乃师之实践担当，以“知识傲慢”挑剔本土民主进程之曲折，或自我隔离陷于失语，或嫁接于“新左”，掉头它去。如此蜕变，则反而坐实当年屑小对乃师之讥评，可痛可惜。时风所及，彼岸之失误，此岸有重燃之势，如仲维光前文总结自由主义在大陆的历史失败，原因之一是前辈知识分子“人格苍白”，而一旦真正面对自己同一时代人的道义担当，则又以“知识傲慢”而挑剔之，甚至是“隔岸”挑剔。中国的曲折与艰难，难免思想史上的某一环节在两岸先后重现，如上述“网络中国”追悼文中，已有青年朋友将李慎之晚年喻为殷氏晚年。稍待时日，倘有“李慎之纪念文集”出，彼岸殷氏弟子观之，当会似曾相识？此亦大不幸，亦为大幸。自由主义奋斗史走到今天，两岸都在“过渡时代”，我们都是“过渡人物”。但我还是希望，经验需继承，教训当避免，只是其积极部分在大陆接续，而非消极层面在大陆重演。 2003年5月11日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