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市民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对于鸦片毒害认识深刻,在禁烟方面远远走在了各大都市的前列。早在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前,南京已经具备了十分良好的社会风气。1922年12月7日至次年1月29日,关东厅(日本在我国东北租借地的最高行政机关)事务官员藤原铁太郎奉命调查过南京、上海等地的鸦片制度和贸易状况。南京禁烟状况之好令其惊讶万分,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在报告中写道:“南京呈现出的状况迥然不同,烟馆经营和鸦片买卖等一切均无。吸鸦片者几乎不存在。南京上游有武汉,下游有上海,从地理上来说应该吸烟繁盛。但是事实上决非如此,也没有听到以前的违禁情况。据闻如果吸鸦片而为人所知,则社会摒弃之,耻于与其为伍。吸烟者因此会失去社会地位。南京为教育发达之地,多知识阶层,深知鸦片危害,故无人吸。作为中国都会实属稀有之事。对此特须注意。”藤原的报告客观介绍了当时南京的禁烟状况,对南京给予了极高评价。
国民党定都南京后所实施的一系列禁烟政策,作为首都的所在地江苏尤其是南京执行得最为彻底。“人口约百十万的南京市鸦片中毒者极少,约在民国20年蒋介石采取严禁政策以来,缔毒品来源,强迫瘾者戒疗。故中毒者迅速减少”。
1934年国民政府在“新生活运动以来,加强取缔鸦片,在江苏省,吸鸦片者若无护照甚至处以死刑”。依靠以上严厉措施, 1935年后“禁烟政策施行两年效果显著。其中江苏浙江两省之处理最为得成绩”。
当时的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日军占领南京后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创立者之一)贝德士博士对这一时期南京的禁烟情况也深有体会。他在战后东京审判时作为检察方面的证人曾这样作证:“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约10年间,没有公开销售公开使用的情况,吸鸦片时都在里面的房间,吸者大多为老人。既无公开吸的情况,也不在年轻人面前吸”。“我1920年至1937年在南京期间,既未看到过鸦片,也分辨不出鸦片烟味是何种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