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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不解：王立军的精力怎么如此旺盛？因为他吃的是青海虫草、蒙古烘馕、北京卤蹄和日本性保健品。在他办公室里，经常可以看到啃剩下的猪骨头、整盒东北蛙油和大批欧洲进口衣物、食品。王立军自己生活讲究，也没忘同志们。有人说，要想管住自己的丈夫，最好的办法是管住他的胃。王立军将此活学活用，发明创造了"世界一流的民警机关食堂"（市局文件称）。食堂有生鱼片、日本料理、韩国烧烤、法试面点等数十种中式、西式美味佳肴和牛奶、咖啡、果汁等多种饮料。每人一顿要消费两百元左右，只象征性地收取三元费用。由于王立军大搞豪华警务，大手大脚花钱如水，很快就使机关开支难以维系了。每年出现上千万元的亏损由谁付？王立军先命令治安、禁毒、经侦、交通等部门加大罚款力度，并亲自下达了加大向社会罚款力度的指标。结果这些部门对王立军所下达的天文数字吓得双腿发软，同时也引起了所罚部门的强烈不满。聪明的王立军灵机一动，马上把矛盾转嫁到了各分县局，他强迫各分县局，仅伙食费一项，每年就要向市局贡献五百万元。有个百十号人的小分局当年就被搜刮伙食补贴二百二十万元，全市基层单位每年被搜刮伙食补贴七千四百万元。这跟南霸天收租有何区别？事实上，无论谁负担，这都是纳税人的钱，都是纳税人的心血呀。其实，民警们都不愿意去"喝人民的血"，但上面估着你去"喝"，不"喝"就是大逆不道，就"执行力不强"，并再次下文"约法三章。"没多久，民警们就厌烦了，就偷偷跑出去吃麻辣小面了。于是，王立军指示纪委派督察去大街小巷餐馆"大搜捕"，不准在外面餐馆进餐，凡不进机关食堂进餐者一律严惩不怠。结果好了几天又不行了，于是又下文，实行领导责任制，凡有民警违反，领导轻者追责，重者撤职。天天派督察在饭堂监视，听谁吃饭时筷子碰响了碗，看谁喝汤时汤匙用法不统一（汤匙只能由内向外舀汤，说是西欧礼仪，要与国际接轨）等。一个饭堂，被弄得比监牢还监牢。民警进食堂吃一次饭，等于经历一次炼狱。人们不禁要问：这是在吃饭吗？这种饭吃起有味吗？吃饭，本来是人生的一大乐趣，是对紧张工作的一种调节，是对身体能量的补充。据医学专家称：在压抑的环境中吃饭，是对身心的一种折磨，久而久之，胃病、胃溃疡，甚至胃癌就会找上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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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军每天要穿不同的西服上朝，每次要以不同的西服上镜，每回要以不同的西服上网，尽显其风采。他不但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还非常"关心"民警的形象，给每位民警专门定做西服、皮鞋，警服亦重新度量尺寸，重新设计制作，只不过不要重庆本地原来的厂家做了，专门请来了家乡人，还把服装厂也从家乡搬来了重庆。四百余元一套的西服，做成了三千多元一套，而质量并未改变。世上有这种傻子吗？甚至制作一把小坐椅也不准重庆人染指，这就令人困惑不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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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王立军洗澡时觉得水不太热，就大吼大叫起来。一科长路过，就主动上前听旨，结果拍错了马屁，立即被革职。于是就在王立军大脑中产生了修葺洗澡池的想法。他不想洗淋浴了，不想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洗澡了。于是他喊来手下："马上给我修个澡堂！"经工人们挑灯夜战，两个月后，一个富丽堂皇的澡堂落成了。偌大一个澡堂，一人洗澡多没趣，于是由市局正式下文："在立军副市长的躬亲指导下，市局民警浴室顺利竣工并投入使用……周一对市局领导开放，周二对副处级以下领导开放，周三至周六对民警开放……"而正处级领导不在其中，回家去洗吧。从此，到机关洗澡成了各支部的议事日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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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军刚到重庆时，没把家眷带来，下班后显得有些孤单，他先就趁夜暗去外面泡澡，后来就去机关大院其他办公室转悠。王立军发现，民警们下班后，都关灯回家了。"下班了怎么能回家呢？"他感到很奇怪，"下班后应该加班呀。留我一人在这黑灯瞎火的大院好无聊，好寂寞，好难过。"于是他立即指示有关部门通知：从今以后，民警下班后一律不准回家，必须加班。还细化规定：处长每天要加班多少小时，科长每天要加班多少小时，民警每天加班多少小时。在市局网页一个王立军的讲话材料中他这样描述道：我欣喜地看到，我们的民警每天加班达三四个小时了。我可以乐观地预料，不久之后，他们每天加班将达到七八小时以上。于是，基层单位也纷纷效仿，有的分局规定，民警晚上十二点下班；科所队长凌晨三时下班。有的单位还把这种极不正常、严重违反《劳动法》、《公务员法》的作法当成经验推广。在经验材料中说："我们加班加点已成为一种常态，一种全新的工作模式，一种民警的自觉行动。"试问：每天共有多少小时？民警除了工作，还休不休息？民警除了工作，还需不需要履行孝尽父亲、关爱妻儿的义务？常言道，将帅无能，忙坏三军。这些忙乱都是人为造成的，都是没有任何必要、没有任何意义、与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孟部长提出的"快乐工作、幸福生活"理念背道而驰的盲目蛮干。这几年，加班加点几乎成了民警们生活的全部。按照国家规定，公务员加班后不补假就补薪。王立军来之后，莫说补假，连正常的星期天、重大节日也被剥夺了（大多数民警三年来没回家过一次春节，没正儿八经地休息个星期天，值班补休也被一律取消），甚至清明节也绝情得不给民警时间去祭拜先人，民警似乎已经不是有血有肉的人了，而成了被人随便宰割的羔羊；成了一部不加油、不充电、不打气的永动机。其结果使百分之七十八的人忙起了疾病，百分之十一的人忙完了夫妻感情，百分之八十的中老年民警产生了退休想法，百分之九十八的年轻民警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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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民警程明就是几十位被累死的民警之一。程明累死后，老王大发慈悲，指示政治部组织专门班子大肆宣扬，号召全警向程明学习，下文强行民警为他捐款。之后，又有民警接二连三累死于岗位。程明一人给了上百万，前面有了先例，后面的咋办？公安局又不造钞票，只有蔫气了。王立军慈悲之心也没有了，他指示：不准外传，不准宣传，不准议论，子女也不管工作了，老婆也不换工作了，至于钱吗？各单位想办法。王立军带错的头，却让下面去揩屁股。近年来，王立军不断制造类似新矛盾，弄得基层领导束手无策，既在上面挨批，又遭民警埋怨，真可谓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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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工作法看来新鲜，其实一点不中用，就说那“首页签字法”吧。就是上级下发文件，不附正文，只有首页，并规定人人在首页上签字后由有关部门统一回收保管。民警勿需知道内容，也知不到内容，签字画押即可。所以事后问起民警文件内容皆一问三不知。但是，在贯彻执行中出了什么问题民警却要承担责任。还有什么“责任倒查法”，按民间的说法叫“翻旧帐”。事情无论过去多久，你都有责任，就是法律处罚也有期限呀。还有他的“手写心得法”，就是全警“写心得、写论文”。凡王立军有讲话，必下文全警学习、讨论，并且每人必须写出心得或论文。其他部门也跟风，凡事都下文写心得、论文，并且必须本人亲自用手书写，不得用电脑打字和复印，不得他人代笔。作为基层领导，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早晨起身，忙到熄灯，一个萝卜几个坑，哪还有闲情逸致坐在办公室里舞文弄墨，研书习字呢？但谁敢怠慢？你长有几个脑袋？为了应付此事，有的单位专门组织了“心得、论文”写作班子。初稿形成后，领导再抄写一遍，或由民警摹仿领导笔迹誊抄。为此，有人因写心得、论文得到王立军的赏识而加官晋级，有人因此而成了作家、书法家，有人还写出了数十万字的论文专集。有人就成了这方面的高手，一些领导看到写心得、论文的文件后，第一时间就向他打电话，他可以在十分钟完成其任务。这明摆着是典型的形式主义，但大家只有捂住鼻子骗眼睛，上面有门槛，你下面必须有对子呀；上面有政令，你下面必须畅通呀。按领导们这几年的口头禅：凡是上头的，都是正确的；凡是王立军的，都是正确的。上面放个屁，下面必须演出戏，而且还要假戏真演，还要弄假成真。就是错误的也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这是有执行力的表现，是党性强的表现，是政令畅通的表现。殊不知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到了九霄云外。“抛弃者”又都是共产党的干部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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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王立军不尽人情，这话有点过，其实他瞒有人情味的，只不过……

    民警程明累死岗位后，在王立军的亲自关照下，不但获得了上百万元的支助，把程妻从远郊区县调进了主城区，而且王立军还承诺给程明八岁的女儿保证工作，还写进了什么纲领性决定。只可惜，程女十几年之后，不知王立军是否还在重庆市公安局掌权。他不在了，谁去执行他的遗志呢？其实这是一场演给百姓看的十足的闹剧！一个才几岁的小孩，怎么可能就定下终生呢？他王立军来到重庆公安局，就把以前的一切否定了，他凭什么要保证后来者继承他的衣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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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递交了提前退休报告的马姓民警抓住王的虚荣心，写信赞扬王立军是新时代的弄潮儿，是史上比孝庄王还牛的改革家。王立军大悦，大笔一挥：晋级！于是老马由副处升为正处。一位五十余岁的女民警给王写信，对他的仪表十分欣赏仰慕，王大笔一挥：提升！于是她由民警升为处级领导。有人向老王反映，他有一位战友在某分局当民警。王立军大悦，大笔一挥：重用！于是其战友被提拔，战友之女被破格从警。于是，众民警纷纷给王立军写信，把一切溢美之词都倾注在了信中，结果，民警望眼欲穿，希冀石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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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军在一次大会上慷慨陈词：“在所有的公务员中，公安最辛苦，每个月发五万元工资也不过份。”民警喜出望外：看看，王大爷对公安民警多器重、多关心、多体贴。只可惜公务员的工资标准由国务院确定，他公安局长暂时还没有确定工资标准的大权。公安部多次下文要从优待警，政治部以前也为从优待警作出过相关规定。王立军来之后马上将其否定，对从优待警只字不提了，现在又说什么“五万元也不过分”，纯属信口雌黄、愚弄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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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显示王立军的善心和对“打黑”的充分肯定，凡近三年来（也就是王立军任局领导期间）的立功受奖者，一律加官晋级。经统计，短短三年间，就有二千余人立功受奖。其中一千多人提前晋升。某君笑侃：“我一天也没去打黑，只是报了我的名字，也捡了一功，还提前晋级，这种事干得。但不知下次运气何时能来？千恩万谢王大爷！千恩万谢活菩萨！”王立军规定，他到重庆工作之前的立功受奖一律作废，不与晋级，加官晋级仅限于“打黑英雄”。这种带着严重歧视的病态规定难道不黑吗？这不明明是对以前公安局党委工作的全盘否定吗？
    这几年，在网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把女人当男人整，把男人当畜生整”、“起得比鸡还早，干得比牛还多”、“白加黑、五加二”等等。其实这些就是重庆警察的真实写照，也是王立军“以人为本”、“从优待警”的最典型的工作作风之一。就说开会吧，他早不开，晚不开，专门在下班之后、深更半夜、凌晨通知开会，这已成为王立军之工作常态。他开了会可以回去蒙头睡大觉，而其他领导还要赶回去传达贯彻。于是，经常见一些分县局领导讲话颠三倒四，头脑模糊，坐在主席台上萎靡不振，在传达会议精神时就打起了呼噜。
    对王氏工作法很快流行开去，许多单位积极仿效。有次早上八点半通知九点钟开会。市局周边的可以赶到，而郊县的五六个小时才能赶到，主办方根本不管。会完后，不管你吃喝，也不管你如何完成任务，反正次日上午必须交材料。当时正值国庆长期，地方政府根本找不着人，害得大家一天一夜没吃没喝没合眼，最终也没完成任务。人们不禁要问：这是正常人干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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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为了走入法制轨道，经过了数千年的努力，而中国社会的法制求索之路更长，为换取今天的法制文明，中国人付出了难以估量的艰辛与努力。然而，就这点进步与文明这几年在重庆却被彻底践踏、蹂躏、颠覆，甚至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人治、暴政、倒行逆行，是以权代法，以人代法！而这种人治、暴政、倒行逆行、以权代法、以人代法比文化大革命还文化大革命！有朋友问王立军：据说重庆没有法？王立军愤怒地说：“谁说重庆没有法？”朋友又问：什么法？王立军高傲地回答：“王法”！的确，这几年的重庆，什么宪法、刑法？什么法院、检察院？都是瞎子的眼镜--等于圈圈，只有王法的横行八道。作为公安人员来讲，如何办案，是他们的基本功。作为人来讲，讲良心是人的基本道德。就这么简单的问题，这几年却被王立军彻底混淆了。人，可以没有良心；执法人员可以不依法办事。对经常在嘴巴上称自由是刑侦专家，是国际刑侦专家李昌钰鉴识科学研究中心的合作者、特聘教授，美国纽海文大学（UNH）名誉教授的王立军，说他不依法行事，许多群众绝对不认可，绝对认为笔者在污蔑、歪曲事实，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让事实来说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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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军在打黑动员会上说：“在打黑除恶之中，法律无障碍。”也就是说，为了打黑，可以不遵守一切规则，甚至包括法律。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干的。这里略举二例示众之。其一，一次，重庆新闻单位举办新闻干部培训班，特邀王立军教授去授课。其间，他出示了一张把文强四肢成“大字”锁于墙壁、浑身血迹斑斑的照片。说：“像这种图片就不宜公开发表。”当时，文强还处于审查阶段，此间动刑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而王立军居然把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公诸于众！这是侮辱公安形象，还是挑战法律，甚或愚弄民众，混淆视听？稍有点法律常识之人都认为，只有精神不正常者才会干出这种荒唐、愚昧之事。其二，彭长健被抓那天，王立军当众朝彭膝盖踹去，致使彭一个迾趄倒地。彭从地上艰难爬起，王立军待彭立足未稳之际，抡起巴掌击打在了彭的天灵盖上，使彭再次倒地而大小便失禁。当时彭仅为涉嫌犯罪之人，王立军之作法告诉大家，法律在他面前一文不值。示意民警在执法办案中可以随便动刑。王立军之示范还真立竿见影，之后，刑讯逼供，打骂嫌疑人之风便盛行于重庆警方。彭在审查期间，连吃饭都不给筷子，只准用手抓起吃。在文明社会的今天，有这么对待人犯的吗？更何况他还是人，对人的不尊重，是人类的悲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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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嫌疑人在大街上被民警开枪击毙。王立军批示：“打得好！”那只是一位嫌疑人，什么是嫌疑人？按正规解释是：涉嫌犯罪，被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和被检察机关审查是否提起诉讼的人。那当街被击毙者显然不是，他只是大街上一位不听招呼的路人。即便是嫌疑人，也是不可以随便击毙的哟！还有检察院发现民警在办案中有明显失误，就将民警送去的案件卷宗退了回去。办案民警不满，就约了几位民警去把检察院给砸了。情况报到王立军处，王立军不问青红皂白，大笔一挥：“砸得好！”检察院是国家专政机关之一，怎么想砸就砸了呢？不过，在我们的印象中，专政机关被砸也不是没有先例的，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不是没有人称道的，那就是造反派。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近五十年了，没想到它的流毒仍在泛滥。文化大革命使中国至少倒退了三十年，经济建设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为什么还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津津乐道、爱不释手、奉若神明呢？难道我们还需要重演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吗？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啊。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答记者问时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都懂得。”而王立军却对文化大革命抱有极大幻想，他借尸还魂，竭力复活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的错误思想和路线，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去搞公安工作，去“打黑”，所以注定了他误入歧途的必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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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守卡民警拦了出租车，从乘客身上搜出一把水果刀。说乘客有行凶意图，刑拘三十天。经侦查，刀具是买来削水果无疑，法制部门批准拘留十五天，而前面已关押二十七天不扣除。懂法的当事人不服，去到法制办讨说法。法制办说：“这种事太多，他（指王）没走，我们也没办法。请理解，我们也要吃饭，我们也上有老下有小。”一个法律的实施，居然以王立军走与不走为标准，这难道不是法律的悲哀吗？我们一直高喊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为执法者都把法律当儿戏，那法律还叫法律吗？执法者都乱来，这社会不就乱套了吗？这几年，有法不依，以我为法，在王立军身上体现得相当充分，与其说他是个执法者，不如说他是个法盲，是法律的破坏者、玷污者和践踏者。就说携带刀具和扒窃吧，按法律规定均为罚款处理。可是，为了增加打击数，为了向上表功，老王硬性规定其一律劳教。在王朝统治下，法律算什么？在王立军的眼里，法律不过就是一张他可以随意撕碎的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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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局机关大兴土木，搞什么警营文化，从外面请去了民工搞装修。由于白天施工噪声会影响民警为公，施工队就专门把施工时间改在民警下班之后的晚上，结果还是触怒了龙颜---钻机声被王立军听见了。他马上命令把民工抓起来，全部刑拘！罪证是扰乱办公秩序。法制部门不知咋办，觉得“扰乱办公秩序”的罪证太牵强。但是，又不能不处理，王的话就是法律，他说你“扰乱办公秩序”你就“扰乱了办公秩序”。这几年违心之事，违德之事，违法之事又不是头一次干。但是，执法人员每干一次，其良心就受到一次谴责，“这种案最后都将被平反，乌云再浓也遮不住阳光”---一位纪委办案人员两年前这样对我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办案人员一边办理刑拘手续，一边给法院、检察院做工作，使几位无辜的农民工少受了几天牢狱之苦。但是，尽管如此，人民公安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被彻底垮塌了。他们以前不知道什么是人民公安。现在知道了，并且知道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对什么是黑社会却含糊了。

    “我对我们的同志历来是保护的，比如说卢中常（治安总队长），检察院几次要抓人，都被我挡了回去。”——这是王立军在一次电视电话会上的讲话。试问一：检察院要抓人，被抓者之单位可以“挡”住不准执行吗？试问二：事实证明、且王心里也非常清楚卢是有经济等诸方面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挡驾检察院，不准执法机关执法，保护严重违纪、违法者属什么性质的问题？试问三：王为何敢抗法？试问四：王为什么要保护有严重违纪、违法之人呢？这不成了违法犯罪分子的保护伞了吗？王立军还在不同场合讲：“在‘打黑除恶’中，我保护了不少党政要员，某某某严重涉黑，就是我保下来的”。王不是打黑英雄吗？怎么又保黑呢？雷人！真雷人！曾经，一条猎犬咬伤多人，咬死一人，性质相当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并且养犬人有涉黑嫌疑，结果此事不了了之，为什么呢？其中没有猫腻才怪。因为如此严重之事没听说什么“责任倒查”了，因为民警没有未来先知，事先没有掌握猎犬会咬死人的犯罪信息。

    郊县一农民正在地里干活，无缘无故被派出所传唤，说派出所要向他了解情况，结果一去不返。其儿担心，多次前往打听均无结果，就在网上发了一帖，其中有责怪、怨愤之意。此事被王立军知道后，龙颜大怒：区区农民，居然胆敢侮我人民警察，他大笔一挥：刑拘！你要问什么理由吗？没有理由。他要法办谁，是从来不需要什么理由的，如果真要什么理由的话，由法制部门去找，如果找不出来，那就是法制部门无能。无能之辈拿去干什么？滚蛋吧，明天就叫你给我卷起被子走人。其实理由很好找，找不到就用“其他情况”那一款吧---高人英明点拨。

    民警在工作中与群众发生了争论，民警前去拉群众，结果不慎摔至半尺高的花圃中，身体无任何伤痕，衣服无任何破绽，甚至双方连身体接触也没有，只是民警身上沾了几滴露水。但王立军指示要为民警维权，一是深更半夜组织机关各部门前往看望慰问；二是动员媒体进行宣传；三是刑拘群众。类似所谓的维权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其实就一闹剧，就一严重侵害群众权益的强盗行为。警察的权要维护，这是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执法者的尊严和执法环境，按王立军的家乡话说：必须的。但是，人民群众的权益也要维护，人民是警察的衣食父母，我们不能以维护民警合法权益，去剥夺，甚至牺牲父母的合法权益。这几年，打着维护民警权益的旗号，胡乱剥夺人民群众之合法权益的行为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人为地加大、加深、加剧了人民群众对党、对政府的矛盾。这与我党历来倡导的密切党群关系和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严重背道而驰。

    维权，即维护、捍卫、保护正当的，或合法的权利。按我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维权有广义与狭义两种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享有自己的合法权利。这里所指的公民，不分职位高低，不分低贱富贵，不分工作性质，从一般老百姓到达官贵人皆如此。维权，不仅仅是维护民警自身之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位公民的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维护了公民的合法权利，也就维护了民警的合法权利。民警的合法权利是狭义的小概念，公民的合法权利是广义的大概念，民警的合法权利涵盖于公民的合法权利之中。如果我们认为维权仅仅是维护民警之权就太狭隘、简单、浅俗了。而事实上，在公民的权利得到保护的同时，民警的权利也得到了保护。因此，维护民警合法权利既不是大于一切的，亦非高于一切的，只是维护了公民合法权利的一部分。只不过是最重要、最特殊的一部分，因为民警既是公民，又是公安，既享受公民的权利，又要执行公安特殊的使命。我们维权，就是为了营造执法环境，就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的同时，保护警察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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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群众不知从什么地方知道了王立军的手机号码，就向他发短信反映心声。王立军很不高兴：一个老百姓，怎么可以知道堂堂官老爷的电话呢？于是他判断这“国家机密”一定是某位民警泄漏的，于是他下令调查民警，于是弄得辖区民警一阵紧张。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开门办公，还公开了市长电话、领导邮箱等，以拉近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无疑，这是我党倡导的亲民理念的体现。王立军为何对此不高兴呢？王立军不是口口声声“群众利益无小事”吗？现在怎么……

    王立军规定，打掉一个黑社会团伙加五十分，侦办一个其他刑事案只加二分。于是，一些单位把什么案都往黑社会上靠。有打黑组把一职工抓走，既不告之单位，又不告之家人。由于其长时间不去上班，单位就以无故旷工将其开除。半年后，该职工什么问题也没“打”出来而被释放。去找单位，单位叫出示证明，证明其清白。该职工去找打黑专案组，打黑专案组不但不出据任何证明，还恐吓其不准出去乱说，否则马上抓进监狱，从而使其失去工作而流浪街头。类似被乱打之后不给任何说法的现象何此一二！

老百姓命如草芥，而人民警察又何尝不是如此啊。

    “人民警察也是弱势群体。”这是重庆警察的深刻体会。不是说人民警察在社会上没地位，而是地位“太高”，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可谓“登峰造极”！这里的几个例子可以证明之。

    在一次民警大会上，王立军指挥武警当众将一科长揪出，甩了帽徽，撕了领章，戴了手铐，押上警车，送去私监“协助调查”半年之久。按法律规定，审查犯罪嫌疑人是有时间限定的，而对民警则没有，想关你多久就关你多久，其实民警又是公民，他们的人权、名誉权也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和尊重。并且还严重侵犯人权：不准告之家人，不准看书看报看电视，不让睡觉，仰头看大功率灯泡、恐吓等。“调查材料”不能科长怎么说就怎么写，而要办案人员怎么说你怎么写。半年之后，签下保密协议后走人，说没他什么事，不给任何说法与解释，只规定他不准向外面的任何人，包括家人泄漏调查机密。堂堂人民警察的形象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任意践踏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人格就这样被肆意抹杀了！试问道义何在？人权何在？天理何在？现在提倡人性化办案，就是抓捕罪行都还讲究场合，都还要戴个面具，以维护其颜面，更何况连任何犯罪证据都没有的怀疑对象，并且这怀疑对象还是与自己同生共死的警察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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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远县局无人吸食、贩卖毒品，王立军却硬性下达了侦破毒品案的指标，并文件规定：违者领导下课。为保饭碗，县局只有把民警派去数千公里之外的地方蹲守，每年耗资几十万。乱下指标、乱追责的破案法逼得基层民警不得不走向用钱买线索、一案多报的歪门歪道。哪知被人举报，又有一批人受到株连，这种逼良为娼之事，这几年老王同志干了不少。

    王立军搞了一套所有工作排名法，如打击破案，不管单位人员多少，不管所处地域何处，黄鳝鱼鳅一般齐，统统弄去排名，落后者追责。于是，那些只有几十人的单位当然比不过上千人的单位，结果其领导被整得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

    还有---民警在野外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无人管吃喝，于是就在对讲机里询问此事，结果被处分。

    还有---有民警将若干年前天安门事件中那首《扬眉剑出鞘》的诗转发到了公安部的网上，结果被追责。

    还有---要求每个单位设置视频系统，组织专人值守，对民警的一举一动实施全程监控，与监狱防控形式接轨。有民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用纸挡了监视镜头而受到处分。

    还有---民警小徐外出午餐返回时，被保安拦住，令其出示警官证。小徐忘带了，同路八位民警掏出证件证明小徐是同事，保安仍不准小徐进门。于是小徐说：狗仗人势。话传到王耳里，当天下午小徐就被发配边关，正准备结婚的未婚妻无法接受突如其来的现实，只有挥手向他拜拜了。

    还有---“刑拘”，是这几年王立军随时挥舞的大棒。一位年过半百的法医技术民警，没懂起王立军必须把当事人鉴定成重伤害的意图（为打黑组证），实事求是地对当事人作出了公正鉴定。王立军非常不满意：“这种愚蠢的民警用来干什么？刑拘！”

    还有---一民警吸毒，按治安处罚法，首次吸毒将按戒毒处理。王批示：刑拘、开除。

    还有---多年前，有人与坐台女有染，办案人员和法院都认为不是强奸，因为它不具备强奸的所有要素。然而，在王立军的淫威下，后来硬是把强奸罪强加在了那人头上。这种行为与强奸有何两样吗？既强奸了法律，又强奸了正义！

    还有---一位近五十岁的老民警值班时，因在回答上级检查组的电话咨询时没达到“要求”，结果被弄去了离家数百公里之外的边关，把一个和谐的家庭搅得四分五裂。

    还有---有报社记者欲采访一办结案当事人，但不知其地址，就向从事公安工作的同学求助。公安同学想群众所想，帮群众所需，就通过公安内网先查其人，再循线追踪，以人找地址。后将结果告诉了记者同学。老王知道后，火冒万丈，当即降下圣旨：“严惩内奸！”分局为了达到“严惩内奸”之目的，专门组织了几人喊上公安同学到一预设场所打麻将（重麻十元），然后暗中提取了录像和麻友指控资料，又通过酷审掌握了公安同学耍小姐的情况。“证据”充分后，一举将其拿下。

    还有---有民警为老王的亲信开车，这亲信经常指使民警开快车、撞红灯、转盘直行等。一次，民警在撞红灯时躲闪行人来了个急刹车，亲信的美梦被惊醒，责令民警写检讨，并且还要五十多岁的警察老爹一起写，说“子不教，父之过。”警察老爹拒绝书写，亲信就以开除民警相威胁。无可奈何之下，其父只有在儿子的检讨上签字过关。但仍没过到关，民警还是被退回了原单位。

    还有，还有……

    在王立军的暴政下，民警的不满情绪明显上升，对抗心理明显增强，主人翁意识明显下降，敬业精神明显减退。

    你能想象这是我们的民警吗？你相信在中国的今天有这种事会发生在执法者的身上吗？你想象不到，你也不会相信。但是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事实，并且只是区区小事！其他更大、更骇人听闻之事还多着啦，笔者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统统被公诸于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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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重庆交巡警平台成立当天的党报《重庆日报》披露，交巡平台并非新生事物，也非王立军的发明创作（有材料称是王的发明专利），全国之前已有八个城市进行过试点，但皆一一夭折，最长者坚持了六年，最短的只有四个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反复证明它是个不祥之物、短命之物，是个不符合实际的、被实践者遗弃了的东西，王立军为何还要把它拾起来高香拜谒呢？我不解其因，就把报纸拿给一位领导看。领导笑眯眯地说了四个字：“值得期待”。

    另一位领导则抢去了报纸，说要细细拜读。后来我问起那张报纸，我有些担心，因为那上面有些观点与立军大兴平台有些不同，是当时全市唯一不看好交巡平台的媒体。尽管真理一般都在少数人手上，但在那个舆论一边倒的环境中，再正确的东西也会被淹没，甚至被“枪打出头鸟”的，为了不节外生枝，我想把报纸收回来。可他说民警抢着读，不知抢何处去了。结果为此事我的心悬了很久，直到后来《重庆日报》也旗帜鲜明地支持交巡平台之后，我那悬着的心才落了地。但是，“期待”的结果却使人大倒胃口。

    交巡平台建起的当天，重庆媒体就爆出惊人消息，说某区出现了“零”发案。不久，媒体又连续报道，说全市的发案率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作为曾经从事过新闻工作的笔者来讲，虽然离开新闻战线多年，但对如此新奇的新闻仍然非常新奇，欲附庸风雅，写篇感想投往外地媒体。于是我就打电话询问了七八个分局，对方说没那事，发案率同期比较几乎没什么差别。我半信半疑，就亲自去翻看了本单位指挥室和派出所的报案记录，计算了同期比例，结果还真差不离。经与媒体了解，那新闻素材是由市局有关部门提供的，而非他们亲自采访所得。原来，这“惊人消息”是为了塑造平台形象而杜撰的假新闻！从那开始，交巡平台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深刻”到了无法“磨灭”的地步。

    我们想来，交警交警，是维护交通秩序的民警，人民警察法上也是这么定义的。可是，交巡平台成立之后，王立军给交巡警规定了四大任务，把维护交通秩序放在了末位。也就是说，交警的主要任务不是维护交通秩序了，也就是人民警察法规定的交警的任务改变了，也就是说法律不管用了。那么，交警主要干什么呢？破案。他们一天蹲守在平台，不了解社区情况，无法与基本群众接触，不能离开岗位，如何去破案呢？如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破案，那么刑警队又干什么呢？派出所又干什么呢？于是，有聪明的、理解领导意图的分局领导马上把刑警队、派出所的骨干统统抽调去了交巡平台，并在交巡部门成立了专门的刑侦队伍，让刑警队、派出所为交巡警服务，全分局围绕交巡警转，把一切战果记在交巡警的功劳簿上。为此王立军非常满意，马上将其经验推广，马上将“聪明人”提拔重用。

    没了骨干的派出所、刑警队，乃至机关的工作如何开展？没法开展，弄得个个基层领导头痛。尔后又规定，交巡民警只能调入，不能调出，以保证平台的绝对警力数。有个分局的交巡警与全局民警所占比例近百分之七十,也就是说，全局工作以交巡警为主干了，公安工作几十年创下的模式被老王同志一夜之间彻底抹杀。某分局根据工作需要，将交巡警调整了几个到实在无法维持正常工作的派出所。结果使王立军勃然大怒，说分局领导不讲“政治”、不顾“大局”、不识“时务”、不听“招呼”，下令严肃追责。紧接着纪委“约谈”，通报全市，从此该分局领导威风扫地，印象全无，主要领导被无缘无故免职。

    后来，全市警力、装备、人民币等，全部向交巡平台倾斜，交巡警不但享有下班后的休息权力（其他民警是五加二，白加黑，长年没有休息时间的），而且还有额外经济补助（如春节，交巡警每人发一千八百元的过节费，其他民警不见分钱），甚至与派出所民警同时加班，交巡警的加班费都比派出所的民警每月多二百八十元。都在烈日下工作，交巡警有高温补贴，其他民警则分文没有。于是，“交巡警是前娘养的，其他民警是后妈生的”说法流传全局；于是，许多民警以前看不起交巡警，认为站平台既浪费青春，又学不到什么东西，还有损容颜。但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后来，交巡警成了“香饽饽”，其他单位的民警都纷纷争着去当交巡警了，说那儿既工作轻松，又待遇好，还有“前娘”疼爱，何乐而不去呢？没有“爹妈”的日子谁过得了呢？

    其实，在当今的变革年代，作出某些赏识又未偿不可。小平同志就曾经说过：“什么都可以一试。”笔者甚至还认为，那河豚都可以再去吃一次，看它是不是能毒死人；那长征都可以再走一次，看是不是真有那么多困难，因为“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嘛，说不定前人的赏识有问题。但是，不能太过，按哲学的说法，要把握一个“度”，超过“度”，“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物”（列宁）。在一些交通要道、复杂场所增加警力、增设交巡平台，从理论上讲，应该会起到一定作用的，“有多大投入，就有多大产出。”（王立军语录）但是，在派出所旁边设个平台，在机耕道上设个平台，在断头路上设个平台，在连野猫、野狗都没有的山顶上设个平台就是马屁股上钉铁掌---离蹄（题）万里，就是鞋子外面套袜子---多此一举了。

    王立军先入为主，在没有经过任何论证、任何研讨、不知任何实情的情况下，就主观武断地谋划要在全市设立交巡平台五百个。要保持一个平台的正常运转，最少需要民警二十五名，协警十五名，汽车二三辆，摩托辆四五辆，每个平台每年需要经费三百五十万元左右。全市要在一夜之间增加民警一万三千多名，协勤七千五百多名，首批三百个平台年需经费十亿五千万元！人哪来？王大爷有办法---机关民警全部赶到平台。钱哪来？各单位想办法。一时间，全市思平台，为平台，跑平台，办平台，愁平台，弄得公安头头脑脑们焦头烂额、束手无策；弄得政府官员们食不甘味、夜不安寝。

    好不容易把第一批三百个平台立起，王又下令还要增加二百个。在一次会议上，王立军说：“现在的交巡平台，不是说行不行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壮大的问题。”他命令各单位先报计划。由于前三百个都使领导们伤透了脑筋，并弄得满肚子气不知向谁发泄（也不敢发泄），还要继续增加，增加在什么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如何？于是有人提出异义。于是有的单位动作迟缓；于是有人暗中操作，通过媒体反映群众意愿，说平台就是好，好得不得了，最好每个家庭门口都安一个；于是有人策划政府签字，说还要增设多少平台等等。还有铁警、森警、水警、空警，皆纷纷跟风响应，也把设立平台的报告送到了政府。但皆有雷无雨，于是王立军一声令下，直接给各单位不达任务，在平台已经饱和得快被撑死的情况下，又新增加平台二百个。人，从哪里来？王大爷有办法：一是撤去派出所，二是大量招收新警。钱从哪里来？借！于是，各公安单位成了当地财政最大的支出方，成了最大的消费群体，成了最多的欠账户。而民警收入却直线不降，有个分局二0一二年的奖金比三年前（王立军到来之前）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而工作量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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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之一。这几年，实事求是几乎没了踪影，一切皆以个人好恶出发，以一己之私利出发，以某些人的政治目的出发，不顾民警死活，不管群众利益，不管政府财政负担，像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一样，一窝风上项目，一窝风搞创新（全世界人民都知道那是一场浩劫，是不讲科学的错误决策）。而这种不实事求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在交巡警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一个年收入一亿多的小县城每年要拿出三四千万用于公安，一条五百多米长的小街，安了三个平台，警力不足，机关全力出动；晚上满街空无一人，民警就与流浪猫、流浪狗为伍。后来王又强行增加二个平台，即每百米一个，干什么用？没人明白，由谁去守？自己想办法。于是局领导白天在局里办公，晚上去平台站岗，这叫实事求是吗？这与一九五八年的共产风、浮夸风、假大空有何区别？有个派出所原有十六名民警，王立军来之后，在该辖区成立了平台八个。派出所辖区没有扩大，任务没有改变，公安人员却增加了二十多倍，公安经费增加了三百多倍。有个地区原来只有一个三四十人的交警支队，每晚三个民警就可以完成社会秩序的维护任务了，现在却增设了十四个平台，三百多位民警、二百八十多位协勤和六十余位文职，每出一次警至少耗资一万元人民币。如此大跃进式增加平台之后，效果又如何呢？可以这样讲：以前派出所每月平均破二十件案，现在派出所每月平均破二件案，交巡平台每月平均破十八件案，加起来还是二十件。也就是说在削弱派出所工作的同时，体现了交巡警的功劳。但脱了裤子打屁，有必要吗？更何况那脱裤子的代价远远大于不脱裤子。

    为了扩大交巡平台的影响，以及证明自己推推崇交巡平台的合理性、正确性，王立军说交巡平台有四十多项发明，于是有民警质疑：“如果一个布棚棚（平台）都叫专利的话，我看中国人民人民都是爱迪生了！”的确如此，一个不能遮风避雨，配件几个月就功能失调的塑料砣砣都是国家专利？这不是痴人说梦吧。以前认为弄个国家专利是件很困难的事，袁隆平一生才干成一件，现在才发现如此之简单，像弄博导头衔一样，挥手之间就能弄它一打。王立军搞的发明，由公安机关把它买过来使用，这有意思吗？名利双丰收，怎么没有意思呢？王立军不仅是局长、教授、博导，还是科家啦，他在分管教育文卫的首次讲话就说：“这算对了我的胃口，我本来就是搞科学研究的。”王立军是个科学家并非空穴来风，他还真有这方面的天赋，他说自己有一百四十多项国家专利，很可惜不见一件服务于民。在重庆市二0一二年公布的最新科技进步奖上还真有王立军的大名，但不知此王立军是不是彼王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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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交巡平台的建立，一些怪象也接踵而至了。

    ---有群众在超市发生冲突，互相扭打至超市门外。派出所接警不出，说此事正处于门外，况且平台距那儿最近，仅几步之遥，应由平台出、处警。平台亦不出警，说此事先起于超市内部，按照“内派（派出所）外平（交巡平台）”之原则，应由派出所处置。由于双方扯皮（已成常识态），丧失最佳处置时机，导致事态扩大。类似扯皮之事至平台成立以来就不断发生，矛盾日益尖锐。

    ---每个交巡平台旁都放了几辆警用摩托车。由于摩托车几乎没什么用，一名支队领导担心摩托车被日晒雨淋坏了，就将其骑至支队部的地下车库保护了起来，结果捅了马蜂窝，支队领导被追责撤职送进“五.七”干校两年多不见身影。支队领导下课时说：“摩托车停平台纯属摆设。”王立军的亲信说：“就是要做摆设，就是专门摆给老百姓看的。”

    ---上级在督导中发现平台摩托车几乎没用过，于是发文规定：每辆摩托每天必须行驶二十公里以上。无奈，为完成任务，不得不安排协勤一天骑着摩托到处耍，或专门发动空转二十公里。

    ---平台民警实在受不了那彻骨的寒冷，就去附近清洁工的避风室避避风，结果被上级发现，分管副局长被诫免谈话，三年内取消其晋职晋级资格；民警扣去一个季度的绩效奖。几个月之后，各平台旁却纷纷修葺了避寒、躲雨之屋，而那副局长的脸上从此没了笑容。

    ---平台民警实在受不了夏天四五十度的高温，就在平台四周栽了树，种了花，欲降低其温度。一天，上面来人把大树锯了，栽上小树，并且只准小树长一点四米高。说高了会挡住摄像头和群众视线。花卉搬走又搬回，搬来了相同的品种，说统一美观。

    ---为充实平台，全市近三年新招民警上万名。而这些民警都是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站马路需要高学历吗？他们的专长如何发挥？于是使大多数新警有了上当的感觉，大多数新警对前途感到担忧，全市近百名新警因此不辞而别。还有许多现实的、潜在的问题无法解决。可以说，交巡平台是个“怪胎”，是王立军亲手埋下的 “定时炸弹”。

    —--二0一一年四五月间，全市交巡警一片哗然，纷纷在公安网上大倒苦水，矛盾一边倒：直指王立军。每天上万人点击阅览，引起包括北京、上海、西藏在内的全国数万同行的同情与声援。重庆真正的不稳定因素在哪里？在公安内部。从网上帖子中透露出的学富康想自杀、强烈要求辞职、欲揭竿而起、想罢工、埋怨、愤懑等思想状况看，“重庆市公安局已成为一个火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这一切的引起皆缘于一个人---王立军！幸好当时郭维国副局长头脑清醒，在他的正确引导下才使局势幸免恶化。

    “一个深夜班。我计算了一下，从元旦到现在的（二月十日）五十天时间，我们接处了三十二个警，其中还有近十个是重复报警，相当于市区平台一天的工作量吧。一晚上，过了两台车，不超过十个人，还有四只狗，三只猫。四点钟左右，屠户开始杀猪，不晓得今天杀了几头。”---这是一位交巡民警对交巡平台现状的真实写照。重庆财政真是富裕，只不过投入与支出倒挂得太厉害了些。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那是一种极大的人力、财力浪费！唐代诗人李商隐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古人的告诫如雷贯耳，使人不得不对老王的“大手笔”感到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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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军是个非常喜欢瞎折腾，非常善于演闹剧的非常出色的演员，他先是作假，接着作秀，马上又开始作人。

    1、变味的正规化建设。

    正规化建设，是由公部提出的，是促使警队良性循环的重大举措，从公安队伍的性质、任务来看，很有必要。但是，它到重庆警方就变了味、走了样，就成了典型的形式主义、花架子。所谓的正规化建设就是做样子、走过场、演戏，譬如正规化建设规定：烟灰缸里的烟头不能超过三枚；办公桌上不能放文件、纸笔等办公用品。请问：烟灰缸、办公桌置起是干什么的？正规化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一天，市局某单位突然有人敲门。顿时，正在办公的民警有的吓得脸青面黑，有的吓得手脚无措，有的吓得惊恐万状。何故？因为他们都以为正规化检查组去了。正规化检查有这么可怕吗？正规化建设值得可怕吗？如果正规化就是这样的结果，那谁喜欢正规化？谁拥护正规化？谁认同正规化？

    二0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高温达三十六度，创六十一年之最，市局居然通知全体民警着长袖衬衣，打领带上班。次日又通知民警作短袖。第三日又通知白天着短袖，夜晚着长袖。第四日温度降至三至五度，全市民警起床不知穿什么衣服好了，翘首盼望最新指示的到来。一问：《公安机关内务条例》还有用吗？条例明文规定什么季节穿什么衣服，换装季节可以混穿，民警是听条例的，还是听瞎指挥的？二问：上级指示就如此随便、如此廉价吗？三问：民警什么季节穿什么服装，作为基层领导和民警无人不知，没人不晓，有必要闭门造车、胡乱指挥、再三指示吗？四问这是在着装上岗，还是在搞服装秀？

    关于公安机关内务秩序建设问题，公安部早就颁布了《内务条例》，并在全国公安机关执行多年，它是警队正规化建设的依据。可是，我们却撇开《内务条例》另搞一套，并且其中许多内容与《内务条例》背道而驰。法律法规与乡规民约谁大？如果大家都各行其是，或倒行逆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不按国家和上级的政策、法律法规办事，那结果就是法将不法，国将不国！

    乱套的正规化建设必将导致乱套的行为。

    有机关规定，民警早晨上班必须着警服才能进机关大院，弄得女民警在大街边围着圈子换衣服，成为群众笑谈；将“机关内部规范化建设”扩大化，要求派出所门前不能有尘埃脚印；民警鞋子上不能沾泥巴。问：这还叫派出所吗？难道要让群众穿着鞋套到派出所办事不成？民警天天要走村串户，脚上能不沾泥吗？机关每天检查派出所十多次，已经凌晨了，有个单位还把民警全部通知到派出所捡树叶、扫楼梯。有人说，如果用这种精神去干企业，肯定超过比尔.盖茨。

    某分局为了正规划建设达标，每个派出所投资五十余万。派出所专门请来了形象设计公司、花木公司、装饰公司、清洁公司。把派出所里里外外重新改装了一遍，左边的搬至右边，分开的搬至一堆，楼上的搬至楼下。把办公用的桌、柜、椅全部集中至办公室中间，全部清洗一遍，用小刷儿除去缝隙灰尘，洒上香水，关紧门窗，防止尘埃进入，不准民警进去办公，防止踏脏地板，等待上级正规化建设检查。但是，百密一疏，还是“叶儿惹了祸”。那缺少阳光、氧气的花卉掉了三片叶子在花钵之中，结果所长被当场宣布下课。

    王立军在市局一个文件上说：“公安部在全国用了一千八百个亿搞什么‘三基建设’，居然没把刑侦建设列入其中。三年前，有五万多个大要案没破，连非洲国家都不如的刑侦技术能破吗？”前一句话是对当年周永康领导的公安部工作的否定。后一句话是对重庆市委、市政府和市政法委工作的否定。市委、市政府和市政法委是干什么吃的，怎么把刑侦队伍建设得连非洲国家都不如了呢？如此多的大要案没破，民警干什么去了，市委、市政府和市政法委干什么去了？一句话说到底：公安部不行，重庆市政法委无能。类似言语，王立军在不同场合多次流露。于是就有人在想：别人不行，你可行吧。那么，王立军行不行呢？人们拭目以待。待来的结果却令人大所失望。前任公安局领导起码还干了几件诸如修办公大楼、分县局领导高配、提高民警待遇之类的令人满意的政绩，而王立军呢？即使有被称道之作也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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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瞎折腾在重庆市公安局表现尤其充分，并且无处不有，无处不在，害人不浅。譬如在摄氏五十多度的夏天，把全市所谓的什么人才，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有的在几百公里的郊外）召集到市局大院去照相。为了不迟到，有的头天就去候着，有的星夜赶路前往。照相时要不断更换服装，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在毫无遮拦的男女之间。由于星夜劳顿，由于没有吃喝，由于烈日暴晒，由于高度紧张，由于心虚胆怯，导致多名“栋梁”当场晕倒。这场面跟拍大戏的群众演员一样，只需几分钟，摆个POSE了事，结果把“群众演员”曝晒了一整天。一张照片，哪里都可以照，为何必须弄去市局大院照呢？这不是瞎折腾、大糊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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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夜间工作，规定内要穿衬衣、打领带；外要穿常服、防弹衣、反光背心、八大件。这是工作吗？莫说工作，弄得民警因负重走路都困难—类似瞎指挥这几年比比皆是。

    王立军还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公安建设四十九项远景规划，其中要组建取名为“舰编作战混合平台”的舰队，预计投资一亿二千万；建设相当于十个大学城那么宏伟的警察公寓，预计投资八十个亿！建舰队干什么？作战，与谁作战？不会拉去解放台湾吧？建警察公寓，让全市五万多警察住一个公寓，可行吗？他们都住警察公寓，上下班咋办？如何去几百公里之外处警？警察可以修公寓，其他党政、司法部门修不修？人民群众修不修？重庆修了，外省市如何看？这不是瞎胡闹吗？其实这是王立军的愚民政策之一，因为几乎每月都有对他不瞒的告状信从不同渠道传到他的耳朵里和案头上，他欲借此宽慰、愚弄、欺骗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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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军一到重庆市公安局，就认为重庆市公安局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坏到了底。就下决心要来个“天翻地覆慨而慷”。他说重庆市公安局的机构设置完全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了，非改不可。于是，他立即炮制了《体制改革方案》。他要把多余的、臃肿的机构裁掉，建立精干的、高效的公安机关。方案一公布，广大公安民警由衷欣喜；舆论一炒作，全国人民拍手称快。皆认为王立军是屈原，是商鞅，是小平，是真正的改革者。那么，他是如何进行机构改革的呢？请看：他把原来的小部门合并成大部门，把科级升为处级，把东楼住的调往西楼，内部住的调住外部。改下来之后，部门与原来相比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有一分局机关原有八个部门，体改后发展至十六个，增加百分之五十（五个临时机构不算）。副处级单位升格为正处级，处局级厅级领导增加了五分之一。人们不禁要问：这是机构改革吗？这是在“精兵减政”，还是在扩充编制？温总理在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答记者问时说：“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止，更不能后退。”王立军所谓的改革是什么呢？是前进？停止？还是后退呢？

    机关机构“改革”之后就开始作弄人了。

    最先遭殃的是机关民警。王立军以机关向基层倾斜为幌子，炮制了一个“千名机关民警下基层”的重大新闻，一夜之间，把机关民警赶出了机关大院。当时就逼得有的大哭，有的出走，有的跳楼，有的提前调离，一个机关大院被笼罩在黑色恐怖之中。机关女民警花右脚残疾，行走不便，那几天又生病住院。机改中，大家都以为领导会开恩，结果还是……单位领导派人去医院将其抬回，宣布其被发配到了边远派出所。当晚，同事们给她送行，全部围着火锅大哭了一场，谁也没动筷子，谁也没说一句话，但每个人的胸中皆升腾着怒火。从此，他们的脸上再也没有了笑颜。残疾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关心、关爱、帮助残疾人，是人类的基本良知和基本道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这个基本道理，全世界无人不知，没人不晓，然而，它却在我们这儿黯然失色了。从此，那位残疾女民警对人民警察有了“新”的理解；她是共产党员，对党组织“更有向心力”了，对党的干部“更加信任”了。当然，工作积极性、工作热情也“更高”了。

    机关民警赶走了，机关没人了，机关工作如何开展呢？王立军大脑一拍：向全市，乃至全国遴选。结果，从边远郊县调入的由于不懂常识、没有经验、没有过度期、家人分离等原因，造成机关多个部门工作严重断层、脱节、被动，甚至瘫痪，使上下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至今元气不复。

    把民警折腾了一番之后，他又开始折腾干部了。王立军从铁岭到重庆是一出闹剧，他还把闹剧舞台搬至重庆，继续上演。对任何干部的任免，国家组织部门都有一套完整的、科学的、既定的程序。可是，这些程序在重庆却形同虚设，首先，王立军从一个地区市级官员，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直辖市的副部级高官就令人不可思议。当时报上登出他全票当选副市长就引起许多人质疑：一个政治流氓怎么可能全票通过？怎么可能成为共产党的高官呢？为此而引起群众广泛猜疑，百思不解。

    王立军去一个公安分局检查工作。车停稳后，当地公安分局长很敬重他，马上屁颠颠地跑去左手挡车槛，右手给他开车门。王立军下车后，一脸不高兴，当着全局科所队以上几十位前往迎接他的领导的面怒声质问：“你是谁？刚才是你开的车门吗？谁叫你开的？这种小民警干的事是一位分局长干的吗？乱弹琴。”

    王立军离开后，被骂得灰头土脸的分局长不知自己错在何处，就发了几句牢骚，结果被心术不正之人听到了，一封书信把分局长告到了王大爷府上。王如伤考妣，指示纪委火速调查。调查中，告状者担心“秋后算账”，对所告事实矢口否定之，说分局长没说那些话，是自己编造的。其他民警亦无一人证明分局长有犯君之言。

    情况反馈到王立军那里，王很生气，问分局长怎么样，有无能力。回答说他工作非常敬业，很有能力，人品、官德、业绩皆得到了全局上下认可。

    “那就是你们的无能了。”王立军把调查人员胡乱痛斥一顿后说：“给我拿下，什么狗屁东西！”不久，一位堂堂正正的厅级领导就以莫须有的理由被革官为民。

这还有章法吗？当然没有。某天，王立军心血来潮，一夜之间把全局四百多名处局级领导的职务撤了，说重新竞争上岗。领导们没犯任何错误，正值年富力强，没有党委研究，没有组织部门的认可文件，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给撤了。试问：党的干部政策何在？党的组织路线何在？党何在？其实，大多数领导们早就没心思干了，撤了等于解脱。可是，接下来又命令他们必须报名竞争，不报名就是政治立场有问题，就要由纪委严肃追责。竞争就竞争，是骡子是马拉出去溜溜也无妨，凭硬本事吃饭，吃得舒坦。然而他们想错了，王大爷是想通过此办法达到他想要达到之目的。一是玩弄权术，把干部调戏一番，把干部当成自己手中之玩物，任意着弄，任意戏耍。二是把他看着不顺眼，又没“黑打”把柄的一些干部通过“合法”的方式排挤出去，竞争时哪怕你考第一名也白搭（类似多人），而不及格者照样可以上，把所谓的机制改革变成了一场由他随心所欲、独自表演的儿戏。

    把局处长作弄了之后，王立军又开始作弄科所队长了。不管你熟不熟悉情况，不管你上下班方不方便，不管你身体是否有毛病，不管你愿不愿意。先是全部撤了重新竞争上岗，刚上任不到一个月，又来个“大换岗”，就是互相调换位置。有的派出所一年换所长三四次，凡内行皆知道，工作根本无法开展，结果造成工作严重脱节，内部民警不满意，外部党政领导不满意，群众不满意。据初略统计，二0一0年至二0一一年两年间，市局政治部就下发关于干部任免的文件一百二十一份，有一千一百三十一位（人次）处局级干部被任免，平均每月有四十七点五名（人次）被任免。根据王立军指令，还有基层六千三百七十二名（人次）科所队长被任免，占全局科所长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八。

    谁都知道，公安工作有一定连续性。王立军的招数等于炸毁了过河的桥，扯断了拴船的缆。就是一锤子买卖，难怪一位老领导饱含深意地用毛泽东同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诗句去形容老王。王大爷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迫不及待、急功近利、竭泽而鱼、杀鸡取卵，说明了什么呢？难道用“性格急躁”四个字可以解释的吗？显然不能。其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那么，通过竞争上岗之后，这些新上岗的“干部”又怎么样了呢？按照《体制改革方案》，试用期为一年。一年到来之前，市局调集了庞大的工作组，按照《体制改革方案》标准对其进行考评，结果，百分之七十五不合格。王很不高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不合格呢？这不意味着体改不成功吗？”于是他重新定调：“不合格只允许百分之一存在。”荒唐不？合不合格可以随便弄个比例去衡量，而把慎重研究决定（自以为）的方案置于脑后。其实，竞争上岗之后，各单位就发现其大多不称职，已经采取了一些挽救措施，有的单位已经将大半撤换了下去，否则局面会更糟糕。

    公派出国，本来是国家培养人才的战略之一，结果也被王立军披上体改之外衣而扭曲了。一是出国人员要统一考试，可是，其中一部分未经考试也被派走；二是国家规定培训经费由国库支付，王们则通过威胁利诱，一方面以赞助为名，大量收刮企业资金，另一方则下令各分县局贡献（某不足千人的分局就强刮二百万）；三是上千万的培训费由王之亲信掌握，他既不是财务人员，又不是此项工作的负责人，结果造成此笔经费去向不明。而出国之民警大多滞留国内而无法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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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机改，变化可大了，请看几例：

    ---会干事、能干事的被边缘化、沙漠化，坐到一边乘晾、喝茶去；不会干事的被供上香台，强迫你去干，于是干出一系列啼笑皆非之事。

    例一，一个星期天，机关民警向基层打电话：“通知你今天把数据立即报上来。”

    基层民警说：“今天不是星期天吗？”

    机关民警说：“什么星期天，我们都没有星期天，你们凭什么耍星期天？”

    例二，市局文件之一：督检警车一个月，每天九时前报头天的督检总结报告。一问：每天九时前是什么时间？二问：什么时间书写报告？三问：有那么多内容写吗？

    市局文件之二（元月）：指示各单位报告全年各批次参加沙龙民警名单。民警岗位天天在变化，谁知几个月之后变到何处去了。

     市局文件之三：四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发文，要求基层四月四日上午九时前速报破案攻坚总结。

      例三，机关民警打电话通知基层立即派三十人去机关沙龙。基层领导说：“这里今天有群众围攻政府，我们的民警都去了现场。”

     机关民警说：“谁叫群众今天去围攻政府的？管他啦，马上把人派来！”机关民警压了电话。

     ---警察也是人，可王立军从来不把警察当人看，万般折磨之下，许多警察变了形，而其中神经质严重就是一例。患神经质后，工作专注力下降、记忆力减退、食欲不振、失眠多梦，类似民警每个单位不下十余人。

    与此同时，王立军系列折腾方案又出台了：对派出所进行“改革”。“三基建设”中，公安部提出了“做大做强派出所”的决定。派出所是公安工作的基石，“万丈高楼从地起”、“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做大做强派出所”，是公安部的一贯思想，是搞好公安建设的基本道理，也是起码规律。可是，改革家王立军下强制命令，每个分县局必须撤掉多少派出所，有意与公安部唱反调，有意违背客观规律。派出所这种形式，是几代公安人经过反复实践后总结出来的，适应公安工作性质，适合人民群众需要的最基本、最快捷的运行机制。七十多年历史证明，它是可行的、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和欢迎的民警之家，群众之家！可是，王立军心血来潮，说它不行就不行了，必须马上撤掉。于是，一夜之间，矗立于人民群众心中的派出所顷刻之间不见了，原先走半小时能办的事，现在要走四五个小时，甚至更长了。原先民警处警，三五分钟就可以赶到，现在则要几个小时。不是因为路途太远，就是与平台互相扯皮。这就是王所说的“点点滴滴，群众利益”的最好诠释。

    在王的授意下，有关部门弄了个机构改革方案，其中有派出所升格为正处级单位的内容。方案下发后众人愕然：分县局的副局长才为副处级，以后是派出所长领导局领导，还是局领导领导派出所长呢？还有什么刑警、经侦、禁毒……全部由科级升为处级，场面弄得非常热闹，非常壮观，非常令人振奋！

    在王立军的“关怀”下，派出所出现了前所来有的“新气象”。所领导走马灯似地变化，失去了与当地政府和民警的沟通，有经验的骨干几乎全部调去平台，纷纷提前退休。新民警占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他们既无公安工作基本业务知识，又不会开车，不会说话（大多为外地人），从而使派出所工作出现严重断层，有许多派出所面临倒台、崩溃的境地。一些老民警痛心地说：这哪是在改革啊，是严重脱离实际、违背人民意愿的、纯粹的瞎胡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