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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出版的《法、立法與自由》中，已入耄耋之年的哈耶克說過這樣一句話：“盡管我們仍在使用民主這個術語，而且還認為應當捍衛它所描述的那種理想，但這個術語已不能表達一種不多加解釋人們便能為之獻身的明確觀念了；並且，人們在今天常用它來表達的某些含義，甚至已變成了對它曾經所涵指的那些理想的嚴重威脅。”哈耶克的這句話，表露了晚年哈耶克對當代民主政治深層次問題的憂慮和擔心。
從20世紀40年代警告不要把民主奉為神靈，到60年代對民主政治可能出現的問題進行理論上的反思，再到70-80年代對西方各國的民主政治過程的種種問題進行直接批評和分析，勾勒出了哈耶克民主觀的三個發展階段。
哈耶克民主觀的這一演變，現在看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哈耶克的整個思想體系中，自由被視作為人類社會最高的善和政治生活的最高原則，而為了確保自由，用法治之法約束政府的權力從而達致有限政府的憲政是最重要的。要實現這一憲政目標，民主可能是最佳途徑──如果說不是唯一途徑的話。盡管作為一種政治程序的民主可能是達致法治和憲政目標的較好手段和途徑，但是通過民主程序而遴選出來的政府，卻不一定就能被法治之法所約束，也不一定就是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從而也不就能真正確保人民的自由。這一隱憂，成了哈耶克幾十年研究政治哲學的一個心結。他對西方發達國家民主政治過程的長期觀察，使他晚年相信這一隱憂恰恰變成了現實。
在《法、立法與自由》一開始，哈耶克就指出，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產生了任何人都不希望的結果，從而使民眾對民主日漸失望。哈耶克曾引用了亞裡士多德的一句話：“在法律不具至上權威（sovereign）的地方……，由於多數法律不是以個體而是以集體的形式擁有至上權威，所以這樣一種民主根本就不是一種憲政”。據此，有學者甚至認為，因為西方國家的憲政太過民主了，所以已不再是憲政了。哈耶克表示，他同意這一看法，認為西方國家所普遍盛行的民主制度的致命缺陷，就是政府實際上有不受約束的無限權力。哈耶克甚至相信，不僅在其它新近的民主國家中如此，即是在像英國這樣老牌的君主立憲制的代議制民主政體中，也不例外。因為，盡管強大的法治傳統曾一度阻止了英國議會經由僭越而掌控的權力，但在代議制政府建立後，那些最初設計的限制議會權力的措施卻被當作毫無必要的東西一點一點地被否棄了。
在限制議會的權力的措施被舍棄之後，議會的功能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事實是，“雖然我們稱這些機構為‘立法機構’，但是它們的絕大部分工作卻不再是制定和批準一般行為規則，而是指導政府在解決特定問題時採取何種行政措施”。這種議會功能的變遷，使得議員們實際上變成他們各自選民的利益的代言人：“由於每個議員都知道他能否再次當選將主要取決於他所屬黨派的受歡迎程度，以及他從本黨派所得到的支持，所以他主要關心的也就只能是本黨派所採取措施的短期效果”。照哈耶克看來，在這樣的體制安排中，議員們根本不去考慮社會公眾中大多數人的利益，更不可能使他去批準“那些真正有助於公共利益的一般性法律”。因此，哈耶克認為，這種制度就注定會蛻變成有組織的利益群體的一種工具。
本來，多黨競爭的民主政治可以避免和減少政府官員的腐敗，然而，在西方國家已經蛻變了的民主政制中，卻出現了相反的結果。對此，哈耶克分析道，“有組織的利益群體之同盟……對政府的支配，通常被局外人視作為一種濫用權力的現象，甚或是一種腐敗現象。然而，它卻是這樣一種制度的無可避免的結果，在這種制度中，政府可以用它所擁有的無限權力而採取任何必要的措施，去滿足那些支持它的聯盟的人們的願望”。這樣的民主制度，也會進一步擾亂和扭曲利益的分配格局：“它不僅使利益分配越來越與效率要求無關，而且也與任何可想見的公平原則背道而馳”。
現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問題還遠不止這些。由於在長期的兩黨制競選中各方的民意支持度都比較接近，一個政黨要贏得大選，不但要考慮自己黨派所代表的利益群體的訴求，還要考慮它自己並不代表但決定最後選票均衡的那一小部分利益群體的要求。這樣一來，每個想要得到多數支持的黨派會“因為某些特定群體掌握著改變力量均勢的選票而不得不許諾給予這些群體……以特殊利益”；結果，“多數政府所提供的並不是多數人真正想要的東西，而是構成多數的群體為了謀取其它群體的支持以求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而必須給予這些群體的好處”。哈耶克認為，這是一種“赤裸裸的腐敗現象”。
哈耶克認為，盡管上述腐敗現象不是所有代議制政府或民主政府的一種必然屬性（a necessary attribute），但卻“是所有依附於眾多群體之支持的無限政府和全能政府的一個必然產物”。腐敗的政府，也必定是個軟弱的政府。哈耶克說：“由於執政的多數派無力抵御來自其內部之群體的壓力，所以它必須盡其所能地去滿足它需要得到支持的那些群體的願望”，導致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根本無力遵循一條一貫的行動路線，而只能像一個醉漢駕駛蒸汽碾路機那樣擺來擺去。”
哈耶克對西方國家民主體制運作的這些深層次問題的分析是在20世紀70年代做出的，但80年代以來，西方民主國家卻在哈耶克所揭示的運作邏輯中越陷越深。為什麼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乃至歐洲其它一些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到了幾乎使整個國家破產的邊緣？為什麼美國、日本、英國、法國等這些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負債越攀越高，越來越重？這難道不是西方民主體制運作的一個必然結果？原因說來簡單：在這些國家的民主政制過程中，任何一個政黨要取得執政地位，就必須在競選中爭得更多的選票，這就逼得各參選政黨在競選綱領中盡可能地提出滿足各個利益群體的政策措施和施政方針。每個政黨在競選時都往往會一方面許諾富人和企業家上台後會減稅，另一方面又許諾低收入家庭乃至全社會的高福利。那西方各國政府的財政赤字還不會越來越多、負債越來越重以致演變成各民主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
沿著哈耶克的分析邏輯，目前這場全球的經濟衰退，美國經濟復蘇步履維艱，歐盟一些國家深陷主權債務危機而不能自拔，不是別的原因，恰恰是這種有了民主而憲政（限政）卻被逐漸舍棄了的現代西方國家政治經濟體制運作的一種必然結果。
哈耶克對現代民主政制的深層問題的認識和分析無疑是有道理的。然而，問題是究竟如何解決？人類歷史上任何社會制度都不是完美的，且一旦生成或建構出來，都會自生出極強的“自發演化邏輯”和自我維系的“變革張力”。到了晚年，哈耶克甚至發出了這樣的感嘆：在現有的民主政體下，“期望那些依靠權力謀得其職位的人用那些禁止所有特權的剛性規則去約束他們自己的手腳，只是一種幻想。把法律交給選任的政府當權者，無異於讓貓去掌管奶油罐（這意味著奶油很快被吃得精光），這至少會使限制政府自由裁量權的法律盪然無存”。
如何根治現代民主制度的這些深層次問題？哈耶克首先提出，應該換一個詞來指稱他心目中的那理想“民主政體”。他認為，由於作為“democracy”的“民主”一詞已經被濫用了，這個詞所指的現實的社會體制似乎也無藥可治了，他進而提出了一個“demarchy”，來涵指他心目中理想的“民主”，即政府和立法機關均受實質性權力限制的“民主憲政”。如何實現和構建這“demarchy”？在《法、立法與自由》最後兩章，哈耶克給出了他的改革思路，其中包括制定新憲法以實現真正的權力分立，從而做到真正限制立法機構和政府的權力。其中主要是建議設立兩個不同的代議機構（一個為純粹的立法機構，即“Legislative Assembly，一個為專管政府治理權事務的“Governmental Assembly”）；建立獨立的憲法法院；實行政府財政權力的分立，做到稅收法定，從而限制政府的征稅權以及政府財政支出和用途要受到“Governmental Assembly”的實質性制約等。
最後要指出的是，盡管哈耶克在幾十年的著作生涯中──尤其是在晚年──對西方的民主政制提出了諸多批評，他最後仍然相信，“真正的民主是值得為之奮鬥的一項崇高價值”。他一生要做的，是想改進它、完善它，以實現其免受政府濫用權力之危害的本有功用，而不是主張其他的制度。
哈耶克的這種尷尬，也昭示了當今人類社會的一個大趨勢：對民主的反思和批判，與論証和頌揚民主一樣，都是在推進著民主的進步。這讓我們想起了托克維爾在《論美國民主》一書“緒論”中的一段話：“人民生活中發生的各種事件，到處都在促進民主。所有的人，不管他們是自願幫助民主獲勝，還是無意中為民主效勞；不管他們是自身為民主而奮鬥，還是自稱是民主的敵人，都為民主盡到了自己的力量。所有的人都匯合在一起，協同行動，歸於一途。有的人身不由己，有的人不知不覺，全都成上帝手中的馴服工具”。
（本文作者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在劍橋大學經濟與政治學院和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主要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學術著作主要有：《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經濟學與倫理學》、《經濟學與哲學》、《經濟理論與市場秩序》、《經濟學如詩》、《思辨的經濟學》以及《市場、法治與民主》等。本欄目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