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禁止开枪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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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4月，赵紫阳刚刚接管农业事务，他马上发出稳定生产关系，扭转农村混乱的局面，保护私有制的指示，成效比较显著。赵紫阳1953年（34岁）7月任中共华南分局副书记。同年11月，毛泽东一声令下，全国随即放弃保护私有的政策，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合作化运动使广东各地农村出现了屠宰牲畜、砍伐树木、变卖生产工具等情况，令生产遭到破坏。赵紫阳对此反复强调合作化的过程中要着重于农民的互利、生产的提高，注意循序渐进。但是毛泽东却撰文赞扬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批判右倾保守的路线，提出不少冒进的设想，中共最终在1956年秋宣布胜利。
在合作化运动期间，赵紫阳的思想即开始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是受其上司陶铸的影响而来的；陶铸在那几年的工作中，逐渐认识到原来的极左政策的错误和祸害。赵紫阳1954年（35岁）10月兼任中共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1955年（36岁）华南分局撤销，赵紫阳改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56年（37岁）当选为中共8大代表，9月赴北京参加中共八大。1957年，毛泽东掀起反右运动， 陶铸因为职责不得不划定一大批知识分子为右派；赵紫阳由于主管农业，可以不参与划右派的工作。不过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下，陶铸和赵紫阳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暗中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发表文章宣传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政府的重要任务应该是领导经济建设，提高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等观点。赵紫阳还亲自制定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殊生活补助和医疗保健政策。
1958年，中国开始”大跃进“运动，虚报粮食产量的”浮夸风“刮遍全国，由赵紫阳主管农业的广东省也未能幸免。1957年秋，广东省委向中央上报潮汕地区某县水稻平均亩产达到1000斤，这是全国最早的“千斤县”。由于1958年广东各地大幅虚报产量，造成农业大增产的假象，赵认为粮食问题已解决，要求放开肚皮每天吃三顿干饭，当年广东就出现了粮食紧张。而赵认为1958年是大丰收年，饥荒全是基层干部“瞒产私分”导致的假象。1959年1月，赵在雷南县开展严厉的“反瞒产”试点，大力斗争被认为“右倾”的基层干部，使用暴力手段抄家搜粮，最终得到了全县共瞒产、私分粮食7000万斤的虚报数字，基于这个数字赵向全省分配了50多亿斤的“反瞒产”指标，并要求全省坚持每天三顿吃干。ffice:smarttags" />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报告说：“自1958年12月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舆论的中心，雷南县1958年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赵紫阳到雷南县召开4000人干部大会和一系列干部会议反瞒产，并组织查粮队，逐家逐户搜索，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7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广东省委立即肯定了这个报告，表示：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的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毛泽东如获至宝，认为“反瞒产”的经验“极为重要”，亲自拟稿于2月22日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国推行，当年全中国就由于“反瞒产”而陷入了大饥荒。
那时赵紫阳不得不按官方的口径宣扬人民公社的优越，而且更多在批判“共产风”、“浮夸风”，强调按照客观的条件和客观的规律办事，珍惜民力和财力，不能单单依靠群众热情进行生产。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期间，广东在全国范围内算是较沉着稳定、死亡人数（100万）较少的省份。1959年前后，河南农村出现大规模的饿死人现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常务书记的赵紫阳，调拨过大批劣质大米援助河南尤其是滑县地区。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被打倒夺权，河南家乡的政府官员竟然把此事当作政治罪状予以揭发批判，从而导致赵紫阳晚年对于河南家乡的不满情绪。
1960年3月，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第三书记的赵紫阳来到南海县一户麦姓农家视察时，看到麦氏两幼童兄弟为了舔一只饭勺里的饭汁而打架，他感触良多。赵紫阳回到省委后，一开口就对陶铸说：“旧社会中，中国国民党把人民逼反，今天，难道共产党也要把人民逼反么？”同年年中，陶铸兼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使广东省委大部分工作都由赵紫阳负责，赵紫阳决心开始实施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12条》，坚决反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于是，赵紫阳放手整顿濒于崩溃的广东经济。他对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已经产生怀疑，他在农业上大胆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政策，实行奖罚制度。当时他向全省推广清远县农民创造的“联系产量责任制”（与1980年代的“包产到户”模式大同小异），使广东农村的生产得以恢复。至1963年，广东经济形势基本得到好转。
赵紫阳1960年（41岁）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务书记兼广东省军区政委；下令不准边防军对逃港的饥民开枪。在粤港关系上，1961年2月，赵紫阳允许宝安县的水库向香港供水；随后，粤港两地又达成了东深供水工程的协议，解决了香港的淡水供应问题。1962年（43岁）1-2月赴北京参加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年初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
20世纪50-70年代，在深圳河与香港岛之间，中国出现了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偷渡潮，史称“大逃港”。50-80年代，香港人口增加了300万，其中约250万来自中国大陆居民。他们冒死越境逃至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成功者，活至今天，揭开了这段血泪历史；惨烈者，或葬身怒海，或客死途上。1949年刚“建国”，1950年国人就开始逃港。1950～70年代中国深圳边境发生了3次逃港高潮：1957、1962、1979。三次高潮，都发生在中国政治和经济出现重大问题的时期。1957年反右倾，1958年大跃进，1962年中印战争，1958～1962的大饥荒，1962年仅新疆边境就有20万民众逃到苏联；1979年毛退出历史舞台，还有中越战争等。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中明明白白写着：“由于大外逃，深圳边境一线，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 逃港“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也有着政治上的因素。当年大陆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
那时赵紫阳的独立思考比陶铸更多。在处理“逃港”问题上，陶铸主张压制，赵紫阳则要求疏导。不少问题处理上，他比陶铸求实而温和。陶铸最后决定放百姓一条生路，指示“对逃港者不要武装扣押，不要武装堵塞，不要捆绑……”1961年广东省政府“放宽”条件默许饥民从深圳逃往香港，由此触发了巨大的逃港潮，有10万广东人成功地逃入了香港。
1962年4月26 日开始，在宝安县（即深圳市）由东至西150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奔向边境线，伺机进入香港。每天傍晚，从各地涌到宝安边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达8千多人5月，3万多逃港者被滞留在香港的华山，平均每10个港人中就有1人担心逃到那里的亲戚。于是十几万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去支援这些逃港者，连警察也不忍心抓捕他们。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关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媒体都停播娱乐节目，关注电台现场直播的华山状况。第二天，数百辆遣返逃港者的汽车排成长龙驶来，突然，数百名香港市民跳到马路中间，躺在地上，挡住汽车。人群中喊声四起：“快跳车啊﹗”很多人挥泪送粮给车上被遣返的同胞，而拦车事件也确实使一些人逃过被遣返的厄运。香港政府早期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偷渡者并不拒绝，所谓“抵垒政策”。到1980年中英双方签订协议后，就“即捕即遣”了。
一开始，中共把逃港定为叛国投敌，派遣边防军和狼狗抓捕，即“堵”。5月中旬“大逃港”达到高潮；中央下令广东要将此事作为第一任务来抓。赵紫阳承受很大的压力，不过他提出的对策主要强调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让群众看到前途”，跟群众做好思想工作，讲明群众在香港很难立脚，不动武，不进行清算。赵紫阳在逃港潮上的富有同情心的做法赢得外界的好评。6月5日广州的广九火车站终于爆满失控，2万饥民把前去维持秩序和宣传的警车推翻焚毁。陶铸决定实行戒严。6月6日，戒严部队的一个营士兵，把车站两头封锁起来，往外驱赶人群，捕了1600多人，这场戒严造成很多人的伤亡。逃港潮到7月才基本平息。据统计，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共十多万人次涌入深圳，有7万人次逃入香港。中共遂把“思想教育”具体为：“忆苦思甜，新旧社会对比”，动员群众与香港亲人断绝关系，鼓动亲属揭发检举；再就是大唱红歌，学毛著，演街头剧、样板戏，说资本主义不好，纸醉金迷，没有人性等。当时身为剧团演员，饰演洪常青的欧阳东说，街头剧演得很逼真“感人”，说一个女孩子逃到香港后死在街头，结果很多人被感动得表示不潜逃。后来人们才从各种途径了解到香港的生活不是宣传的那样“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是生活品质比内地高出许多倍。香港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的时候，内地许多百姓却连饭都吃不上。当人们明白中共的宣传都是假的、是造谣时，谎言再也欺骗不了民众，他们纷纷潜逃。欧阳说，连那些演剧的演员都逃了，他们剧团更一个不剩。当发现大势已去，再也无法欺骗民众、无法阻挡民众逃港时，中共只得采取“放”的政策。由此，引发了中共的“改革开放”。陈秉安说：“如果没有大逃港，历史，可能还停留在深圳河边的芦苇丛中，不知要停滞多少年﹗他们冒胆用生命和鲜血作赌注推动历史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