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温家宝抓住了薄熙来的本质>>
温家宝对王立军问题的回答是比较直率和坦诚的，短短数语，点透了薄熙来的本质，我们已经看到，重庆的“唱红打黑”实际上是一场由地方官员发起的“二次文革”，王立军叛逃事件是“二次文革”失败的标志，它提醒中国人民，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这样的情况复杂的国家里，最好自上而下地渐进式地推进民主法制，温家宝已经做了努力，正因为收效甚微，故中共18大应当有一个集体的共识，否则，“二次文革”还会死灰复燃。>
据报导，在昨日的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全场最后一个，也是最敏感的“王立军”事件的提问时，罕见地坦率对重庆当局进行了批评，他说，“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温家宝的这一表态，是中共政治局高层首次对重庆“王立军” 事件的公开定性表态。
我认为，不能仅仅停留在分析王立军事件，那样将走偏，没有经历文革的人不会感同身受，2009年6月30日，北京搞所谓“将军后人合唱团”，我就讲过，它是军事政变的一次彩排和预演，此后的多次国动委活动和军演活动，都表明薄熙来一直在鼓动军队燥动，这颇为类似文革前毛泽东的做法，他在重庆首倡毛的巨幅画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是要借毛的余威而搞乱全国。“唱红”是煽动个人崇拜，“打黑”是挑动群众斗群众，1966年是抓“黑五类”，如今是“黑社会”；过去搞“语录本”，现在是《读点经典》；过去是“送最高指示”，现在变成“红色短信”；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文革的沉渣泛起，而且，2009年初，薄熙来在一次会议上讲话，把批评他的一些干部群众称为“恶鬼”，他的口头语禅是“敢和恶鬼争高下”，其来自于一本批判刘少奇的小册子，这都佐证了他的指导思想，没有一点新理念，新思维，全是温家宝所说的文革残留与封建意识。
据报导，3月14日中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这是温家宝最后一年以总理身份亮相两会新闻发布会，在持续三个多小时的发布会中，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温家宝说，“王立军事件发生以后，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社会也十分关注。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我认为，温总理点到了薄熙来问题的本质，而且，他所说的“法律和历史的检验”，表明，他已经接受了文革的教训，既使是对待王彪子这样的人，也要在法律的轨道上处理。早在去年7月27日，我就在《薄熙来能管住王立军吗》一文中，分析和预测了王的未来下场，这不是说，我比别人聪明，而是我了解薄熙来，毛的时代发生了“林彪事件”，过去是逃往温都尔汗，如今是成都美领馆；2008年开始的“唱红打黑”，是以个人崇拜为疯狂动力的，从薄熙来的一举一动，都找到了文革的影子。挑动群众互斗，美其名曰“打黑”；挑动官员互斗，美其名曰“反贪”；挑动军民互斗，叫“拥军爱民”，却搞出了震惊世界的李俊案，等等。
报导引述温家宝的话说，“多年来，重庆市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随后，温家宝暗示，重庆的做法，与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的“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改革开放的路线有所违背。
在我看来，温家宝已经明确而全面地否定了薄熙来2007年以来的工作，“历届”和“现任”的两个词语再清晰不过地表述了，薄熙来的事还没完，显然，薄熙来是仅仅反思，还是依法处理，实际上，薄熙来在重庆，除了“二次文革”的阶级斗争，没做什么有益的经济工作，“打黑”使国企资产增加，只是一种数字的转移，没有创造任何财富；引进的富士康之类的“血汗工厂”，只不过是当年 “两头在外”的翻版，只能使重庆人成为新的奴隶；所谓“廉租房”是住房双轨制，在政体不改的情况下，只能进一步滋生贪腐；所谓“地票换户口”，是变相欺骗和抢夺农民的土地；所谓户籍改革都是陈词滥调；基辛格成为“国宾”，王立军投靠美领馆，又暴露了薄熙来“形左实右”。所以，他 的政策使重庆2011年财政赤字1000亿，但他唱红挥霍2700亿，打黑抢夺民企1000亿，现在，“二次文革”使重庆到了寅吃卯粮，经济崩溃的边缘，这颇为类似文革结束的1976年。
媒体引述温家宝的话说，“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最后，温家宝说“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在我看来，如果不像1976年粉碎“四人帮”那样，毫不手软地一起解决，不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向，把“重庆模式”变成“中国模式”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愿他们都能以王立军叛逃事件为鉴镜，找到未来中国旗舰前进的正确航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