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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中共高层激战不歇息?

新年伊始中共高层激战不歇息?

2012-01-14


 


元旦出版的2012年首期《求是》杂志暗批温家宝评价中国社会道德状况的立场有问题;同时该期还刊登了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文章直斥敌对势力正加紧西化;紧接着9日《中国青年报》就刊登了清华研究报告,指中国体制改革已陷入困境,既得利益集团借“维稳”拒绝改革。有专家指,该报告是事涉上层授意而写但无力解决“利益集团”问题;另有专家指出,采取措施打破利益集团,实行广泛选举制度。该清华报告登出几小时后,被当局删除。



体制改革已陷入困境



温家宝曾在国内外十多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倡导普世价值,而这次谈体革却出自最高学府学者报告。



据《中国青年报》报导,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1月9日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中国体制改革已陷入困境,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未进一步推进。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报告指,中国当前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亦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而是“转型陷阱”,警惕“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即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



报告指,“大维稳”模式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使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



“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专家:既得利益集团即是权力与资本合谋



中国时事评论家洪维指出:这个利益集团指的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是指权力与资本合谋,以霸占和垄断社会的财富。它是针对执政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而提出的,指的是“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



美国之音报导,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1月8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改革(2011)年会”上提出,中国当下已经形成了三大利益集团,第一是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第二是以官员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第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



红色家族属于既得利益群体



这份报告归纳分析认为:在既得利益群体崛起的过程中,下述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



旅美经济学家何清涟刊登在《新纪元》题为“漫谈中国大陆的‘红色家族’”一文指出,2010年,中国的《人民论坛》(《人民日报》旗下成员)第4期发表了一组文章,首次公开承认“红色家族”为新富豪主体。‘红色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



早在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报告主要披露了地厅级干部财产状况。



该报告中指出:全国党政干部已形成特权有产阶层,而地厅级以上干部已形成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倍至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倍至85倍。全国有7省市(广东、上海、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辽宁)地厅级及以上干部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超700万,他们的子女87% 至95%在金融、地产、经贸领域工作。



《开放》报导,研究中国政经问题、资深政论家许行先生指出,太子富豪始自邓小平王震荣毅仁三家,自九十年代以迄,有李鹏家族、江泽民之子,朱镕基之子、李瑞环之子、胡锦涛之子、温家宝之子、吴邦国女婿、李长春之女、刘云山之子、曾炎培之子等等,所控制的是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等领域,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电力、通信,房地产行业等领域。



专家:报告是上层授意但无力解决“利益集团”



据财汇资讯报导,中国社会问题专家祝振强指出,这样详实全无一丝遮掩的报告,已经不仅是学术报告,而是事涉上层授意、上层首肯、事关民众、社会与中国发展未来的宣誓。这是继高层发出警惕特殊利益集团做大、阻挠改革之后,又一次公开对“利益集团”及其极端腐败的指斥。



但他同时指出,“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是属于一种窃取国家、掠夺民众及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权力及其掌控者,是否承担责任? 报告在叙述过程中,充满著一整套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话语以及以改革为名的大话语。这些实际上充当了利益集团合法性、正当性的外衣,充当了他们的保护伞。



他还指出,在法律甚至国家机器功效、动能都已失灵情形下,把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寄托在“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是痴人说梦。



汪玉凯呼吁采取措施打破利益集团,破解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难题,实行广泛选举制度,给老百姓选择领导人的权利。



这篇清华研究报告刚引起关注就被当局迅速删除其中包括新华网、中国经济网、21CN、腾讯、中青网和凤凰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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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报告指利益集团以维稳之名拒绝改革
标签:利益集团 维稳 改革 复制本文链接 邀请好友来看我要评论(0) 2012/01/09
导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1月9日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报告称,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绑架改革,是“转型陷阱”的主要症状。

“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

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今天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改革中途,“不想过河”

在新的世纪走完10年后,国内的观察家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则认为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

而这份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主笔撰写的报告指出,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两者,而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这就如同在一幢烂尾的大楼中,人们简单装修一下就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

报告认为:“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但现在看,一个渐进式改革的国家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

“其实,现在中国的改革困境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已经改不动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

盘点五大症状: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

报告分析了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第一个症状是,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

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上最现实的问题“不是停滞,而是亢奋、畸形的发展”。一方面,落后地区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力等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体制决定了政府“反放缓”、“反停滞”的能力是极强的。“在转型陷阱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

报告把这称为“增量依赖症”。“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没有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问题,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

在这种增量依赖症中,经济增长了,民众不见得会受益;但如果不增长,民众则会受损。

症状之二是,过渡的体制因素被定型下来。

出人意料的是,报告指出“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

“如果现在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团在那里阻挠和反对,事情也许还比较简单。”报告分析,“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走样变形,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看到的,现在老百姓一说起改革就心惊肉跳。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这个字眼都在失去民心。”

比如,在一些地区的医疗改革中,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但过一段时间,压下去的药价又高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价高、医疗价格低变成两者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了。

症状之三是,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

报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比如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存在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症状之四,就是误判社会矛盾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

“近些年来,社会矛盾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应当说,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

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大维稳”模式形成了。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

报告指出,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症状之五,社会溃败日渐明显。“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失控,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转型陷阱”下的体制,是怎么逐步定型下来的?

报告指出,它以权力与市场的奇异结盟为特征。“往往是权力与市场手段的交替结合使用,在权力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权力手段,在市场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市场手段。”

报告分析,在既得利益群体崛起的过程中,下述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

“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种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

由此,报告也解析了目前中国思想界“左派”和“右派”争论的混乱。“因为在过去许多年中,人们一直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两者关系是此消彼长的。”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左”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市场”或“资本”因素的警惕,将“右”理解为对“权力”因素的警惕。反过来说,“左”是在为“权力”因素呼唤,而“右”是在为“市场或资本”因素呼唤。

“在打破转型陷阱之前,无论哪种呼唤,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借用,变成完善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而当人们还在为我国“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还是过头”争论的时候,一些权力的非市场化和商品的市场化相衔接,已经成为最有利的牟利方式。“比如从行政上获得廉价的土地和资源,然后再以高价格卖到市场,还有比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聚敛财富的吗?”

靠什么打破“转型陷阱”?

报告承认,目前变革社会的现实动力已经越来越微弱。“转型陷阱之所以能成为‘陷阱’,就是因为此时的体制已经对遏制变革作出了周密安排,资源垄断日益严重、利益集团坐大、社会控制愈益严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已经完全没有变革的动力。”

“目前对改革停滞的不满在增加,变革的要求也在凝聚,另外,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圈子在不断收窄,许多群体被甩出圈子之外。这都是进行变革的现实动力,问题是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动力变成现实的动力。”

报告认为,可能走出“转型陷阱”的道路只有三种:一是由政府实施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

不管哪一条路,报告呼吁,有四大措施是“不可回避”的:

首先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报告认为,这个“世界主流文明”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理性、个人权利,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

第二,“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

“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是走出转型陷阱最现实的动力。”报告认为,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促进权力公开运作、形成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近些年来,中央政府已在推进政务信息公开。

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

“实际上,近些年来,改革之所以会走样变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民众对改革的参与。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是由理想主义的激情来支撑的,缺少民众参与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但在理想主义消退之后,利益成为主导改革的重要因素,缺少民众参与的改革很容易演变为大规模的‘分赃’。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就有很多明显的例子。”

第四,报告最后呼吁,用“公平正义”凝聚改革共识。

“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感受最深的、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受到了破坏。因此,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与法治建设应当是未来中国改革的核心内容。”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报告最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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