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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尽管国民党军队是疲倦而残破的，但它看上去仍比共产党军队强大得多。蔡辛，第177页。确实，在内战初期，即1946年和1947年初，政府军的向前推进似乎是不可阻挡的。他们深深地进入了东北，在通往哈尔滨的道路上越过了长春；山东的大部分地区亦为其所得；1947年3月19日，在一片大肆宣扬的胜利声中，他们占领了毛泽东在延安的指挥部。国民党的高层指挥得意洋洋地预言将在六个月内取得对“共匪”的胜利。《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238页。但是，从1947年下半年起，战略的有利趋势无情地转移到了共产党一边。

对于这场内战的这种戏剧性的质的变化如何解释？对它的研究数十年来引起了热烈的——常常是愤激的——争论。国民党的忠实党徒把谴责之手指向美国，认为它未能向国民党军队提供足够的武器、弹药和装备。例如，他们坚持主张说，乔治·C。马歇尔将军强加了从1946年7月到1947年5月的十个月的禁运，禁止美国向中国运送军火。随后，1948年4月的《援华法案》所授权的战争物资，在经过了似乎是不可原谅的很长时间的推延后才送到国民党军队手中。《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354—357页；安东尼·库贝克，第394—396页。

奇怪的是，对“谁丢失了中国？”这一问题的争论不是立足于中国方面资料的基础上，而是几乎完全依赖于英语文献，特别是国务院文件和国会调查文件。这种文献中的证言是如此充满着影射，以至于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学者主张是美国的亲共分子决定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政治和军事结局，尽管压倒性的证据与此相反。然而，各种不同的中国方面的资料显示出，国民党军队被击败，其原因并不在于国务院内共产党同路人的行动和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出卖。接着到来的讨论主要立足于这些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国民党将军们的回忆录和国民党的官方出版物。后者中最有名的是一部六卷本的专题研究，书名是《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以下简称《追述》）。《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这一研究准备于在大陆垮台后不久的1950年，由包括胡宗南和汤恩伯在内的17名国民党高级军官撰述，大概是由国防部印行的。这样做显然是要向国民党的领导人们提供过去的经验教训，以作为未来的一个指南。与其他的中方资料一起，它清楚地揭示了国民党军队的失败是它自己无能的结果，是它与一支更具战斗力军队作战的结果。武器和装备的获得

美国对国民党的武器禁运实际上持续到1947年5月。如果这种禁运严重地影响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武器的缺乏到1947年下半年就会非常明显，然而，在这一年的9月，国防部报告说，自1945年8月以来，它已经积极地重新武装了它的第二线部队。从那时起至1947年6月，它向二线部队提供了423422支步枪和17253挺轻、重机枪。这一时期，所有重要省份的部队得到充足的供给，其他的次要省份的60%以上的部队也得到了武器供应。国防部还补充说，这一装备全国范围内所有二线部队的工作将在1947年底完成。国防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届第四次全体会议军事报告》，第29页。人们可以推定，如果二线部队都能得到充足的武器，第一线部队的短缺就不可能是确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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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追述》并没有提及装备的缺乏，没有把它作为影响到1949年初为止的任何反共战役的一个因素，那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准备防守扬子江，以阻止共产党渡过。《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6卷，第104、123页。又见国防部史政局《戡乱简史》，第4卷第407—408页，该书列出了它所认为的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但并没有提到缺乏武器。此外，1949年的短缺，并不是由于国外物资输入的不足，而是由于早些时候在东北和华北的灾难性损失。共产党宣称在从1948年9月到1949年2月的四个半月中，他们缴获了1709000支步枪、卡宾枪和手枪，193000支自动步枪，37000门炮，12000辆汽车。蔡辛，第208页。又见张赣萍，第222页。美国驻华武官在1948年12月报告说，美国送给国民党的装备有75%被共产党缴获（《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357页）。参见库贝克，第397页。

而且，国防部明确地肯定，弹药和武器的短缺不是军事崩溃的原因。1950年，在一份标有“绝密”等级的文件中，国防部谈论了美国援助的丰富：39个师完全装备了美式武器，其他许多师得到了剩余的美国供给品。那么，问题就不是缺少美国援助，国防部报告的结论是：“我们从未听说我们近年来的军事失利是缺少军火或其他供给品不足的结果。我们对剿匪和反对共产主义理解不当，我们士气不足，我们的政府、经济和计划完全不能向剿匪的战争努力提供密切的支持。这是我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防部总政治部，《国军政治工作指导要点》，第6页。关麟征将军也认为，国民党并无任何因为缺乏装备而打败仗或丢失城市之事，共产党军队缴获并使用的大量美式装备显示了美国援助的丰富（张赣萍，《抗日名将关麟征》第222页）。”错误的战术和战略
《追述》指出，内战中的国民党军队害怕近战，不敢进行夜战，战场纪律软弱无力，缺少灵活性。他们未能适当地勘察他们所处的位置，他们讨厌在山区作战。《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4卷，第128页。尽管这些批评是认真的，但国民党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战术而在于战略，正如刘峙将军评论淮海战役：“战略失败远大于战术失败，战术失败远大于（单个的）战斗失败。”刘峙，第173页。

从战争一开始，国民党的高层指挥就过分铺开了它的部队。由于企图控制太广泛的地区，军队在各地都显得薄弱。《追述》写道，它的“延线占点”的战略最初是“政治要求”——大概是指马歇尔调停——的结果。《追述》的作者们说《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4卷，第77页。，因此之故，国民党军队未能紧紧抓住它的优势，在它对共产党人持有决定性优势的时候夺取胜利。国民党军队能够轻易地迅速地消灭共产党部队——如果没有1946年1月的马歇尔调停的话——的看法在亲国民党的圈子里仍很有市场。这完全是荒谬的。至少是从30年代以来，国民党当局就不断地宣称将在三个月、六个月或一年内消灭“共匪”部队，在1947年及晚些时候，他们继续作这样的预言——当然，每一次都毫无结果。因此，他们指望在1946年初能比以往更成功地实现这一目标是不可能的。

此外，认为他们能够在1946年1月而不是4月平定共产党的主张，隐约地承认了国民党完全无能力战胜一支拥有挑战力的共产党军队。因为，即使共产党在4月份比他们在四个月前要强一些，但正如所有客观的评论家所估计，他们仍然要比国民党弱小得多。他们的军队少，武器差，他们控制的是国家次要的贫困地区，他们得到的国际援助也比国民党少得多。实际上，经过对东北地区共产党活动的仔细研究，梁思文（Steven。I。Levine）指出了共产党的虚弱：“到1947年中期，共产党在北满许多地方的权力基础仍是极不稳固的，一支稍有良好组织和良好领导的对手就至少可以战斗到使共产党在那一地区停滞不前”（梁思文《战争动员》，第5页）。由此可见，1946年停战协定对战争结果极为关键的主张是完全的诡辩。《追述》继续说，由于把自己分散于“点和线”上，国民党军队犯了把主动权让给了共产党的重大错误，国民党的指挥官们不是去进攻共产党，而是与他们拥有城堡要塞的部队在一起——通常是在处于交通线上的城镇里——他们更关心他们自己的安全而不是消灭敌人。《追述》说，许多指挥官“过分注重他们的个人安全。因此，所有的人都踌躇不前，并以对共产党之凶猛的恐惧感互相传染。结果，他们放弃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使得共产党能够任意来往驰骋”《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4卷，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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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战略上的消极，与共产党军队的攻势精神和高度机动性结合在一起，使国民党军队处于一个难以应付的困境：由于防点守线，我们的军队被钉住了，失去了机动性并难以取得主动权。例如，当我们进攻共产党时，如果我们削减了各个要塞的部队人数，那么匪军将避免与我主力部队决战，而代之以到我军后方打击薄弱据点。……如果我们考虑到各地的安全，那我们就没有足够的部队去进攻。这不仅无效，而且有害。进一步说，当匪军主力部队攻击我方一据点时，如果我们的援兵不及时赶到，这一据点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我们的援兵及时赶到了，那匪军就可能转而攻击另一据点。结果，这就使得我们总是跟在敌人后面转，每一个地方都陷入被动。《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4卷，第78页；第6卷第71—72页。缺少合作

个人关系和派别组合在中国社会和政治中常常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军队里各个部队的不同特性显得更为重要。无论他们的渊源如何，过去的敌意和猜疑——尤其是在一些地方指挥官之间以及地方指挥官与中央军指挥官之间——常常依然是强烈的。甚至在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之间，嫉妒和敌意也在指挥结构上造成了很大的裂缝。

内战时期，在军队中占优势地位的能决定所有其他派系取向的派系集团是陈诚集团。陈诚先任军政部长（1945年12月至1946年6月），后任参谋总长（1946年6月至1948年4月），由此而扩展了人事权。那些不属于他的圈子的将军们说，他把军队的高级职务给了属于他的派系的黄埔毕业生，即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战斗经验有限陈诚特别喜欢杜聿明、王耀武、范汉杰和胡宗南，其中只有胡宗南有相当的战斗经验（《抗日名将关麟征》第202页）。而那些具有才能和经验的指挥官被降调到无关紧要的管理或训练岗位上。例如宋希濂将军，他曾是美国训练的进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的一位集团军司令，他被调到新疆，在那里他只能指挥只有200名学生的一个军校。《抗日名将关麟征》，第200页。《字林西报》也评论说，政府总是任命旧式的未经考验的军官担任战场最高指挥官，而那些在缅甸战役中闻名的年轻将军们大部分被调到管理和训练部门（《字林西报》1948年9月7日）。据说是由于嫉妒，陈诚解除了陈明仁将军的指挥，尽管他曾经在四平街战役中取得了国民党在东北的最重大胜利。张赣萍，《抗日名将关麟征》，第224页；唐德刚和李宗仁，第471—472页。陈明仁后来在1949年5月起义倒向了共产党。孙震，第8页。接替蒋介石担任中央军校校长的关麟征感到，陈诚最终任命他指挥一支非常残破的士气低落的部队，只是因为陈诚希望他被共产党人击败，由此而使他丢脸。张赣萍，《抗日名将关麟征》，第209—211页。

在战斗中，这些敌意和勾心斗角常常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例如，在1948年末的著名的淮海战役中，邱清泉将军受命去援救被共产党包围的黄伯韬兵团。但是，邱在10天里只前进了8英里。当黄伯韬自杀以及他的大部分部队向共产党投降时，邱离他还有12英里的距离。据称，自从黄接受了蒋介石给予的特殊荣誉以来，邱一直嫉妒他。当他第一次得到黄的兵团被包围的消息时，据传他愉快地评论说，现在黄能够证明他是否确实值得授予那些给予了他的荣誉。冯亦鲁，第65—67页；柯乐布，第392—393页；唐德刚和李宗仁，第476—477页，对于邱在这一事件中的动机提出了不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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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匪不力，祸害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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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述》说，在战争中，我们的指挥官们“常常（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以至使整个形势受到损害”。《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6卷，第94—95页。又见该书第4卷第79、132页，第6卷第72页。国民党指挥官在战场合作、协同作战或援助他人等方面的不力张大了共产党的力量，常常使他们能够分割消灭国民党部队，这对国民党的最终失败起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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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以他们著名的优待战俘的政策使国民党军队更易于倒戈。所有同意留下来的俘虏和倒戈者都被收编进共产党军队，或在一线作战，或作勤务工作。《追述》记载，其他太过于虚弱的或由于某些其他原因不能雇用的，则发给通行证和路费予以释放，以使他们能够回到国民党统治区。为了吸引有特殊技能的军官投奔他们，共产党给予高职衔，增加其薪水。《追述》的国民党作者写道，这样的俘虏待遇与国民党方面全然不同，它显示出共产党方面的心理上的优势。这样的方法还使共产党人得以在1948年中获得了对国民党的数量上的均势。《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4卷，第124—125页。关于内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的人数的估计，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见陈志让，第374页，附录E。

所有倒戈的部队几乎都是地方部队，而不是中央军。地方部队的指挥官特别易于倒戈，是因为他们感到受歧视，许多人认为中央当局把他们从他们的省调出来，派他们去与共产党作战，是期望他们被消灭掉。因此，早在1946年初，地方部队中对内战的反对意见就较强烈，尤其是那些广西和云南的部队。这就加深了中央当局对他们的不信任。为了防止倒戈，他们在这些地方部队安置特务。中央当局还分割大编制的地方部队，拆散这些部队，以师级或更小的规模分别插入更为忠诚的中央军部队中。这样的措施降低了地方部队的倒戈率，但却无助于激发他们的战斗精神。唐德刚和李宗仁，第472—477页；《地下斗争路线纲领》，第3页。云南部队的第184师师长倒戈后的声明，是地方军队反战意识的一个典型例子。见张文实，《云南内幕》，第23—24页。

众多的反戈事件自然使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低落下去，没有什么地方比军队下层更明显地缺乏士气。征兵制度至少是像抗战时期那样腐败，因此军队不能获得足够的补充兵。大多数部队由此而远远低于编制力量。《追述》抱怨说，共产党在动员人们参军方面的困难就小得多，这一差别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结局。《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4卷，第122—123；第6卷第77页。被拉来服役的国民党士兵们，对于他们被要求为之战斗的事业并不信奉。他们得到的食物可能比抗战时期还要少。《胡上将宗南年谱》，第233页。因此，内战时期，部队几乎全无战斗精神。1948年中正担任国防部长的何应钦认识到这一点，他宣称他的首要任务是要从上到下恢复部队的士气，他说“缺吃少穿的人是不能战斗的”。《密勒氏评论报》，1948年6月5日，第26页。1962年，国防部谈到了士气低落对战斗力的削弱作用（国防部史政局，《戡乱简史》第4卷，第407—408页）。

共产党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部队的不满。他们对准国民党心理和政治盔甲上的薄弱点展开猛烈的宣传攻势。宣传传单着力描述国民党统治下生活的艰难，指出政府夺去了人民的粮食、不断有饥荒和洪水、在有钱人过着舒适奢侈生活的同时贫苦人则不得不去军队服役。传单强调指出，国民党军队里的士兵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并受其长官的虐待。对于地方部队，共产党写道，蒋介石一方面把他们送到远离家乡的战场上来，牺牲他们，另一方面优待和保护他们的中央军力量。宣传小册子还说，在解放区人们同心同德，经济富足；它不像国统区那样有乞丐、小偷和土匪。因此国民党士兵应该停止杀害中国人，投降过来的人将会得到优待。有一本小册子要国民党士兵们放心，共产党并不像蒋介石的宣传所说的那样活埋俘虏或剥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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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述》不断地抱怨缺少关于共产党的情报。它认为国民党的情报工作是形式主义的和官僚化的，它“并不比报纸上关于部队部署的讨论多点儿什么”。《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4卷第122—123页。国民党特务无法渗透到共产党机构中去，结果，国民党军队常常不知不觉地走进共产党的陷阱。同上，第122页；第6卷第71—95页。相反，共产党的特务非常成功。邓文仪将军回忆说：“从总司令的办公室到各级指挥部，都被共产党特务所渗透，他们猎取情报并制造假情报，因此敌人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而国民党军队则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自然，我们的军队难以避免被共产党所包围和俘获。”邓文仪，第2卷第230页。又见《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4卷第122页。

尽管邓文仪可能像许多国民党的权威人士一样，过分夸大了对共产党地下活动的担忧，但事实上共产党情报人员确实对共产党的胜利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许多人处于要害位置上。例如，在1948年4月山东潍县的重要战役中，国民党第96军的参谋长就是共产党特务。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中，据报告，第二绥靖区的作战处向敌人泄露了国民党的整个作战计划（再加上第84师在关键时刻的倒戈，由此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国民党在中国关内第一个省会的陷落）。《观察》，第5卷第9期（1948年10月）；《密勒氏评论报》第111卷第5期（1948年10月2日）第116页。

然而，共产党渗透的最戏剧性的一例还是令人吃惊的刘斐将军。刘在抗战和内战的大部分时期内担任着整个国民党军队的参谋次长，同时，他是共产党的特工。沙学浚，第48—49页；凌云（音），第44页；秦德纯，第198—199页。从他的高级办公室里他基本上能够向共产党报告国民党军队将要采取的每一个重大行动。他还把另一个共产党特工郭汝瑰安插到作战厅厅长的重要岗位上。在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的淮海战役中，国民党遭到灾难性的失败，这两个人受到了怀疑，因为据这一战役的国民党最高指挥官刘峙将军所说：“我们军队的每一个行动都常常被共产党所预知。”刘峙，第171页。然而，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可能是因为刘斐是一个典型模式化的国民党官员——自负、官僚化，以及以批评每一个人而闻名。凌云，第44页。罗敦伟，第181页。对这位成为共产党间谍的人，史迪威的描述令人难忘（史迪威，第144—146页）：

“1942年9月9日……刘斐来教我：讲了两个半小时的废话。我真想把他推下码头。累得我筋疲力尽。……”

“刘斐有闪光的思想，他是军令部的第2号人物，一个需要理发的苍白邋遢的家伙。严于律己，非常严于律己。他从不出格，总是一个出色的谋士，总是在沉思，想出一个个深奥而透彻的观点。他无所不知，其他人则一无所知……”
“刘斐有价值的新观点：日本人对占领的广州是一个点。他们已经控制了海，所以我们无法进攻他们。日本人占领的长江是一条线，他们有舰船和飞机，所以我们无法切断它。日本人占领的华北是一个面，它扩展开来，所以我们也无法进攻它。”

1949年春，刘斐又被派作另一项高度机密的工作。他仍然得到国民党最高领导的信任，被任命为一个6人代表团的成员，于1949年4月1日飞往北平去与共产党和谈。由于有刘在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团中，共产党的首席代表周恩来处于一个令人羡慕的地位，他能得知他的对手的每一项考虑和行动。罗敦伟，第181页；沙学浚，第48页。

谈判破裂之后，刘斐和代表团的其他人员仍然留在北平，而不是回到南京。此后，刘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得相当舒适，并得到了一定的荣誉。实际上，当刘在1949年被特邀为共产党的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时，毛泽东评价了他的地下活动，公开赞扬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功臣”。《传记文学》，第253期（1983年6月），第148页。我要感谢刘绍唐使我注意到这一点。

在内战的最后阶段，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激增。尤其是在1949年，随着国民党丢失东北、淮海战役失败和金圆券改革破产，国统区的士气骤然跌落。《追述》指出，甚至在军队和政府内部“机会主义、不团结和失败主义的现象也在微妙地发展着”。《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6卷第93—94页。结果，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很容易发展新的情报人员。戴戎光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得到蒋介石完全信任的黄埔学生。然而，当共产党在4月20日夜里发起他们的渡江登陆作战时，戴命令他的处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的江阴要塞的部队，调转枪口去攻击其他的国民党防守部队。罗敦伟，第191—192页；唐德刚和李宗仁，第511—514页；云庵，第43页；陈少校《金陵残照记》，第147—152页。共产党渡越这条大江的进攻是有危险的，魏德迈曾说，国民党“能够以扫帚柄防守住扬子江，如果他们有意防守的话”。邹谠，第495页。但是，得到戴戎光反戈的帮助，共产党横扫长江，4月23日进入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国民党统治的结束近在眼前。

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共产党特工，在决定内战结局方面显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那些企图为国民党失败辩解的学者们完全无视历史的这一方面。他们反复地搜寻共产党对美国政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最微小的线索以说明由此而导致1949年的失败。很难想象现实政治因素对历史学家的事业的扭曲有比这更为令人吃惊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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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评述清楚地显示出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既败于斗智又败于斗勇。据《追述》所述，在战斗之前，共产党要做广泛的准备。他们“充分地说明他们的想法，统一意志……研究地势，掌握敌人的情况”《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4卷第124页。。这种详尽的讨论与国民党保持秘密的徒然努力截然不同。《追述》说“至于我方，出于保密的考虑，战前不谈论任何准备事项。由于内部的这种情报封锁，所有的战斗都打得糊里糊涂。我们甚至对研究和分析敌人的情况缺少经验”。同上，第125页。

《追述》说，共产党只有在他们持有优势的时候才展开战斗。一旦开始后，他们“不躲避任何困难，不吝惜任何牺牲，勇敢、坚决地进攻，不达到消灭我们的目标，进攻决不停止。但是当形势对他们不利时，他们迅速地毫不犹豫地退出战斗，转而攻击其他地区的我军”。同上，第78页。《追述》的国民党作者写道，这样，共产党总是掌握着主动权，使国民党军队处于不平衡和守势之中。《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6卷第71页。

在战术上，共产党强调出其不意，在没有预料到的时间、地点展开攻击。《追述》说：在每次战斗中，共产党“首先采用奇袭，然后他们发起强攻。……在强攻中，他们为奇袭创造出机会”。国民党的将军们又补充说，但我们“总是进行阵地进攻，我们很少准备或采用奇袭或强攻”同上，第6卷第71—72页。。

《追述》强调指出，使共产党格外具有力量的是战地指挥员允有很大的决定自由。因此，如果他们面临失败，他们就能迅速撤退，由此而使他们的损失减至最小限度。与之对比，国民党则“常常陷入（士兵们必须）战斗至死的境地……高级指挥官缺少独立行动或立即改变计划的授权”。这一点尤为令人悔恨，因为高级计划参谋们对战场的准确形势一无所知，但他们却常常以官僚主义的方法发布不允许有任何讨论或修正的命令。同上，第4卷第124—125页。读者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战场指挥员的相对自主权，《追述》认为这是共产党军队的一个长处，但卡利亚金却把它作为国民党军队的短处。我认为，这个看起来似乎矛盾的解释，其原因在于指挥员的动机：共产党指挥员的退却是为了更有效地再在其他地方战斗，而国民党军队地方部队指挥官的退却完全是为了逃避战斗，从而保存他们的军事和政治实力。这两种相反的方法所导致的结果是，共产党甚至在他们被击败时也能避免重大损失，而在他们成功时，他们的胜利是决定性的，国民党的伤亡巨大。《追述》评论道，这是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劣势地位转入优势地位的一个基本原因。同上，第77、124页；第6卷第72页。

当然，军事胜利的原因是复杂的，《追述》附带提及了影响内战结局的一些其他因素。例如，共产党军队中的提升或降级完全以“战绩”为考核基础，“但是我们是以学校和财政背景、社会和政治后台作为提升的基础。战绩是次要的”。同上，第4卷第123页。《追述》评论说，国民党的军事努力被官僚政治所损害。例如，在东北的战斗中，共产党使用雪橇和马来回运动。然而，只有经过数不清的会议之后，国民党军队才能够获得这些东西。共产党军队还有雪地使用的伪装和铁铲，但国民党部队被陈规和财政短缺所碍，未能调整适应环境的要求。《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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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追述》佩服共产党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例如，共产党使老老少少都成为瞭望哨，全部民众构成了一个情报网。如果共产党部队的粮食暂缺了，他们能够与民众家庭一起吃饭。由于动员了群众，共产党很少把伤员留在战场上。但是在国统区，《追述》指出，“政治不支持军事”，因此“我们不得不纯粹依赖军事力量来作战”。同上，第6卷第126—127页。

国防部政治厅对民众支持影响内战结局的重要性的反省甚至更为尖锐。1950年政治厅表示：“坦率地说，如果没有老百姓的帮助，仅仅依靠政府和军队去戡平共匪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大陆上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与老百姓亲密地拉起手来。”季天（音），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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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人不通共。。。。。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花言巧语、给你幸福尊严的生活如某影帝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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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拿当初的选择当挡箭牌祸国殃民人人得而诛之就像卡扎菲爆菊、等待人民正义的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