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湮滅的思想者
喬海燕
一
1968年夏天，下鄉前，終日無所事事，從同學家借了一本小說，喬萬尼奧裡的《斯巴達克斯》。我看完之後，推薦給妹妹，以後此書便不知去向。
一日，去一位話劇導演家閑聊。導演消息靈通，即使文革期間，對本地文化界各種八卦、新權貴者動向、紅色坤伶軼事，也了若指掌。他對我說起，當下本地區流行一本小說，讀者蜂擁，竟至排隊。前幾天，導演去看望一位“靠邊”的老革命，老革命剛剛拿到此書，正手不釋卷，連夜攻讀，見導演來，開談便說此書，眉飛色舞，導演見狀馬上申請排隊，估計還得幾天才能輪到。
我一聽說有好書，就打聽書名，表示要排隊，等等不要緊，只要能輪到。
導演說，此書黃絹幼婦，風華絕代，書名《斯巴達克斯》。說著，便對我講斯巴達克斯歷史。導演思想活躍，屋子裡掛著兩幅黃巢的“詠菊”詩。
我一聽斯巴達克斯，馬上想到我家走失的那本書，坐不住了。回家找妹妹拷問，果然，她把書借給了一位好友白同學。白同學拿到此書，挑燈夜戰，看了一遍不罷休，又看一遍，如是者三，仍不罷休，又向別人推薦，這才形成本地流行熱。
半月後，白同學親自把書送來還我，連連抱歉。說到此書受人追捧，現在不能排隊了，又惋惜。
白同學，女生，比我高一屆，是我家常客，很熟悉。
等白同學離去，我連忙翻看書頁是否有缺失。在斯巴達克斯與情人范萊麗雅會面的一節，范萊麗雅希望斯巴達克斯帶著她，兩人尋找一處隱秘世界，過無憂無慮的生活。斯巴達克斯聽後微微一笑，輕輕搖頭。在這句旁有一行批語：愛情與政治的距離。
批語用紅色圓珠筆，字體娟秀，是白同學的筆跡。我看了便吃驚。在那樣的年代，一個中學生，而且還是女生，寫下這樣一句批語，肯定是異語，是非無產階級思想。我雖不懂愛情與政治的關系，但也隱隱感到，白同學這句批語所包含的意思，已經不在這本書裡，她看這本書時，思想已經飛到書之外了。
這句批語後來被幾個男生看到，都讚嘆，自嘆弗如。有人說，早知道白同學是才女。其中一個世故者，以為我與白同學要好，悄聲勸我趁早拉倒，說，這個人有這樣的思想，你是跟不上的。
後來，我知道白同學經常與幾個文藝界的大朋友來往，有一個小圈子，她在其間可能是信使或是聯絡人，肯定會參加一些聚會。其中一位文藝人，我也認識，有才華，攝影、吟詩、文學，皆為興趣所在。那時候的人沒有什麼防范，來往多了，就被有心人注意。現在看來，這個小圈子很可能就是在一起聊聊，交換些各自搞到的查抄書，交流讀書體會，等等。
一天傍晚，我自己在家。突然，白同學來，當時屋裡黑著燈，她悄沒聲開門進來，我才發現。她進來後，擺手叫我別說話，也不叫我開燈，就那麼靜靜坐了會兒。她從隨身帶著的一個書包裡拿出一卷紙交給我，悄聲說，先放在你這裡。說著要走。我看她行動詭異，問，你去哪裡？
她指了指旁邊一座樓，我知道，那位有才華的文藝人就住在那裡。
等到我下鄉時知道，白同學被分配繼續上學，念高中，恰好分到我們學校。
我下鄉後，聽說白同學與幾個同好，還有一些校外人士，一起組織了讀書會，聽說是討論毛澤東思想。我們下鄉的幾個同學在一起議論起來，有人還說，毛澤東思想怎麼能討論？走邪了。第二年開始整516，白同學的讀書會就被勒令解散。那年夏天，我從農村回家，到家後才聽說，那位文藝人不堪清查516重壓，跳樓殞命。我忙問白同學下落，回答是，被公安傳去訓斥若幹日子，放出來了，現在在家閉門思過。
我找了一個傍晚，獨自去白同學家看望。果然，她在家面壁獨坐。她見我來，很高興。我們說了會話，白同學嘆氣，說，你只能和大家一樣生活，你想不一樣，看自己想看的書，和幾個朋友在一塊兒說話，都不行。我告訴她，我們在鄉下比較自由，議論不少事情，也沒有人管。她聽了很羨慕。說，看樣子，你下鄉這一步走對了。
再後來，我就與白同學失去聯系。等再見到她，已是1976年以後，她已經有夫有子了。還帶著到我家來，很愉快的樣子。再後來，聽說白同學去外國了。大家都不可理解，丟下丈夫和兒子，四十歲的老女人，去外國幹什麼？我聽說後卻能理解。
表面看，她追求的是物質，實則還是精神和思想在心裡起作用。但是，那思想偏偏遭遇洪荒年代，沒有發育成熟，或是走了樣，隨風飄盪了幾年，待有了機會，便披著物質的外衣出現。
二
中學時，班裡有一位田同學，出身工人家庭，個人積極進步。在調皮搗蛋學生興風作浪，其他同學都沉默不語時，能挺身而出，或呵斥搗亂者，或主持公道，頗得老師賞識。後來，被定為培養對象，當了班幹部，又入團，又出席市裡各種表彰會、先進會，又到各地參觀、遊覽，是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當然，也是我羨慕的對象。
有一次，我買了兩張電影票，請田同學看電影《雷鋒》，借以表明我要向他學習的意向。散場後，我們一起回家。路上，田同學突然說，我不喜歡這樣的電影。我聽了正吃驚，他又說，不是不喜歡雷鋒，是不喜歡這個電影。又說，雷鋒一定不是這樣。
不管怎麼說，田同學還是當上了團支部書記，在市裡、區裡都是優秀。逢到光榮時刻，學校的光榮榜總有他的照片，借以表明毛澤東思想育新人，表明無產階級教育方針正確。
文革開始了，班裡有一些人帶頭造反，指責學校是國民黨和赫魯曉夫掌權，培養出田同學這樣的修正主義苗子。他們把田同學拉出來批判。田同學在批判會上訴說家史，陳述對共產黨熱愛，聽者莫不動容。幾個造反者狼狽不堪。
隔了幾天，田同學拿了一疊紅格稿紙找我，說，給教育廳寫了信，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提出教育改革的幾條意見。他問我，願意不願意看看，同意觀點可以署名，再糾集幾個人，大家一塊送到教育廳。
我看了那封批判信，基本是毛澤東與王海容談話的思路。因為當時沒有看過那個談話，因此，覺得信的內容頗新穎，便毫不猶豫在上面署名。隨後，又約了幾個同學，一塊把信送到教育廳。
從那時起，我就覺得田同學不是那種“優秀團員”、“三好學生”樣的人，他心裡一定有什麼與我們都不一樣的地方。有時候細細想起，他所說所做，與我們平時所學、聽到或者看到的，並不完全一樣。
等到我們這一屆畢業分配，下鄉、進廠、繼續上學，田同學又遇到叫全校人都大吃一驚的“艷遇”。一家保密單位到學校招收政治可靠的學生，在看了所有學生檔案後，選中了幾個學生，其中有田同學。
當時，我已經被確定下鄉。一天，我和田同學在校園遇到，我們默默圍著校園裡的一片花園溜達，誰都沒有說話。田同學幾次看我，眼睛在近視鏡片後面閃著熱情的光，似乎是想鼓勵我。我沒有開口，他終於沒有說什麼。
第二天，他送我一支鋼筆，說，這是運動初期給教育廳寫信那支筆。
後來，聽說田同學去的是一所監獄，到那裡去充當負有特殊使命的看守。
我下鄉以後，有時與幾個同學在一起議論起天下事，議論起社會，爭得面紅耳赤時，我便想起田同學，也不知道他此時在哪裡？若能在我們這一黨，定會有不少見解，碰出思想火花。我把田同學的事、為人說給正吵得不可開交的同學們，大家靜了一會，都為他惋惜。
又過了幾年，我聽說田同學被那家保密單位遣送回家，就地安置工作。原來，田同學在單位組織了一個學習小組，說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原著，學著學著就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分叉了，他又好較真兒，遇到不同意見就纏著和人家辯論，要說服人家。單位領導看著害怕，想，叫他來看監獄裡的人，這下可好，他自己快進去了，趁早放出去吧，別在這裡惹事。
後來，有同學告訴我，田同學“還俗”後，輪換了幾個小單位，還去了報社，終於也沒有什麼作為。說，他老是有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自己獨來獨往，和單位群眾、領導合不到一塊。
後來，又有人對我說，離婚了，自己過，什麼也搞不成。
至於他曾經有過的那些思想，或者說不叫思想，那些像螢火虫一樣微微閃亮的內心想法，既沒有成長、發育，也沒有留下點滴痕跡。而且，時至今日，誰也不曾想到，也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曾經有過這樣一些可能會成為思想者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