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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王文对我的商榷——公平推荐。待我闲来,再做回复。

野夫:王文对我的商榷——公平推荐。待我闲来,再做回复。


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兼与野夫先生商榷)

(2011-04-17 12:36:16)
 


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


――兼与野夫先生商榷


王 文


拜读野夫先生《中国极权派最缺什么》(http://www.bullock.cn/blogs/yefu/archives/151800.aspx)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想起苏东坡与佛印的故事。在那个尚未经考证且有几个版本的故事里,苏东坡问佛印:“我在你眼里是什么?”佛印答:“居士像尊佛。”佛印反问,苏东坡却答:“你在我眼里像牛粪。”佛印置之一笑,曰:“心中有佛,眼里就看到佛;心中有牛粪,眼里就看到牛粪。”


 


我不是佛印,野夫先生也不是苏东坡,所以所谓“极权派”的帽子我还是不接了,野夫先生也不要送,因为在当下权力日益分化的中国社会,恐怕很少人有“资格”能戴上这顶帽子。


 


事实上,野夫先生以“极权派”为题回应我的“自由派”一文,恰恰应中了我所批判的的中国不少自由派的通病: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你就是支持极权,就是专制的帮凶。正是这样简单的两分法,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推为所谓“自由派”的不支持者行列。过去十多年,中国民主自由的态势缓慢前行,但中国“民主派”、“自由派”却在日趋衰弱,这是当下中国社会很有意思的一个悖论。


 


不赞同“自由派”的,有可能是“保守派”,有可能是“现实主义者”,有可能是“新左翼”,有可能是“国家主义者”,甚至还有可能是与其不尽相同的“制度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等等,为什么非得打上“极权派”的唯一标签呢?当下中国思想多元化的程度远远突破了两分法的概括,也远远不是30多年前文革时那个“非此即彼”所能形容的。


 


我不知道,用二元论来概括中国思想状况,是否是“自由派”人士对中国复杂性的有意忽视,但野夫先生对我不厌其倦地解构与二次解读,并将我勾勒成他“需要的”批判对象,至少可以折射出一些“自由派”人士对中国现实及不同意见者的认识,是简单化的、想像化的、激情化的、甚至是歪曲化的。


 


我最近读了野夫先生的《父亲的战争》(不是他送的,是我买的)、《让记忆抵抗》(刚在《看历史》杂志上读完)等作品,但野夫对我的论述却知之甚少,以至于又拿出我所在的报社再次“污名化”,更让我坚定先前“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一文的主张与立场。事实上,我一直以“北京媒体人”的身份参与这次关于艾某人的所有讨论。


 


尽管如此,我依然敬重野夫先生,所以他发短信“提前请示”是否“可以公开回复你”时,我的回复是“愿洗耳恭听”。但对野夫先生的回应,我并不愿像孩童般你一句我一句地拌嘴,而是希望提出一个“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的新命题,将这次辩论深化下去。


 


在这个问题上,我至少想说三点,间接也能纠正野夫先生“极权派”一文的逻辑。


 


第一,尽管中国制度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也有各种潜在危机,但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处于有史以来“民众最不想回到过去”的时代。除非你对某个历史时代有着浪漫主义想像,以及对自己“穿越身份”的过度置换,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中国当下的时代依然是最不坏的。我不是为谁辩护,而是对中国发展现状的一个起码判断与应有自信,否则恐怕就抹杀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绝大多数人辛勤及艰难的努力进程。


 


即使是“自由派”们不断诟病的言论桎梏,试想,中国还有哪个时代比现在的言论尺度更大、更安全呢?看看微博里的激烈言论,以及“官员”、“政府”、“支持政府者”在网络舆论中的相对弱势地位,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当下言论环境处于中国3000多年历史上观念最多元化、最分裂化的时期,即使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也不及当下的十分之一,何况春秋战国又是大乱世。


 


恰恰与野夫先生勾勒的“极权派”相反,我认为,我的上述观点是真诚的、有良知的、有勇气的、客观的、有逻辑的。我不怕这样说会被贴上“大五毛”的标签,我担忧的是,现在一些“自由派”人士大喊自由民主,骨子里并非出于价值信仰,而是出于特殊的利益诉求。事实上,几十年来,大喊自由民主的人士都过得不错,不仅搏得公共知名度与“有勇气的”美誉,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享受当下体制背景中不断上升的生活待遇,但他们依然在批判现存制度。


 


我非常支持批判,这些年来我也一直这么做,但问题在于,当下一些所谓“自由派”、“民主派”的批判是装腔作势的、是哗众取宠的、是不切实际的、是自怨自艾的、是全盘否定的、是虚情假意的、是无理谩骂的、是不通人情的、是两面骑墙的……恰恰是这样的批判,才是野夫先生所指的“最缺天良”、“最缺常识”、“最缺真实”、“最缺勇气”、“最缺羞耻”的。当然,我不是指野夫本人,而是指相当数量的所谓某些“自由派”。


在两个新“凡是”(凡是政府支持的,就反对;凡是政府反对的,就支持)的诱惑下,不少“自由派”的声音“自我妖魔化中国”,正在“矮化中国”。实事求是,在“新凡是”思潮的干预下,反而变得越来越难。


 


我再次强调,我决不否认当下中国的诸多缺陷与问题,但是反思中国的现代性,不应以否定现代化经验为前提。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二,尽管中国还有许多贫困现象与不尽如人意的人群,尽管我们的发展还有很多困难,但中国依然处于“最需要总结成功经验、避免失败教训”的时代。反思与批判在当下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当下社会广泛的关系网络与历史脉络。这是我们反思之现实基础。中国再也没有比现在更需要建设性意见的时候了。


 


环顾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都不得不承认,每一个人都有成百上千个理由骂这个社会,恨这个国家,但一旦面临自己践行时,会很容易发觉多数时候自己也做不到;当你要推动一些事情时,会很容易发现,原来中国社会任何大问题的解决,面对得将是一个庞大冗杂的关系负重,以及纠结乱麻的历史惯性与文化劣根。


 


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句毁灭性的砸烂体制就能解决的。就像埃及民众在解放广场大喊“穆巴拉克下台”时是多么地过瘾,但一旦进入“后穆巴拉克时代”,民众照样陷入无尽的迷惘,并发觉原来日子反而越糟。


 


现实的残酷与革命的理想之间,看似是很近,其实却相当遥远。这正是我说的“自由派之缺”,不少所谓“自由派”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是粗糙的甚至粗暴的,是去经验化的甚至是不靠谱的。


 


我不是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我一直努力在个人岗位上力所能及地致力于改变,这正是我给野夫先生发短信谈及“时事复杂,常感无奈无助。只能尽己本分,做好当下之事”的根本之意。我不怕被攻击为“革命的阻碍者”,我担心的是,一些高喊革命的人,可能是大野心家,可能带来的不是民生的提升,而是更糟的未来。历史往往都是这样,砸烂远比重建容易得多,但砸烂后的日子依然是百姓最苦。


 


现在的中国社会并非不改革,而是30多年后我们面对二次改革时发现,要改掉的东西是那么难。许多网友都在批评利益集团,但仔细一想,自己很有可能就是利益集团里的一分子。事实上,中国的现实往往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这些人包括网络上的“沉默大多数”,也很可能包括那些谩骂者。


 


我不否认,有一些自由派是有价值信仰的,是真诚的,是有针对性的,建设性的,但相当数量的“自由派”及其跟随者并不是这样。他们的谩骂或出于利益诉求,或只是生活牢骚,或是心情发泄,当下体制成了他们最大的替罪羊。所以,越是这种舆论混沌、迷乱期,越需要总结过去成功经验,承认这一点,是需要勇气的。


 


第三,尽管我们这个国家还有许多提升的空间与方向,但是中国依然处于“最需要去宗教化、去理想化预期”的时代。我们当然要勾勒一个“美好社会”,但那并不是天堂。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坏世界”,我们面临的“坏世界的改造”,但改造的目标与预期决不是“完美社会”,也做不到“完美”。


 


2008年以前,我们以为美国是“美”的,但金融危机撕掉了覆盖在美国神话上的伪善面具;“3·11”地震前,我们以为日本社会是“完善”的,但核辐射揭露了日本神话的疮疤。我不反美,也不反日,我只是反对神话化美国与日本。


 


但现在一些自由派正在做着“神话化”的事情,更有趣的是,这些“神话化”深得舆论的怂恿与同情,即使是错了,也得到相当的谅解。举个经典的例子,某著名主持人说,美国手机费非常便宜,但后来证明他“神话化美国”了,舆论对他相当谅解,试想,如果某个官员说错话了,中国舆论会怎么样呢?我不是反对学习美国与日本,但我非常反对当下社会舆论的不对称与不均衡。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应有之义,也是我们整个社会都缺乏的,同时也是“自由派”所缺乏的。


 


再以民主为例,“自由派”现在都在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他们有没有翻过历史,为什么民主在过去2000多年,只有最近100多年甚至只是最近几十年才被视为“好东西”呢?有没有真正读过柏拉图原著《理想国》和《华盛顿文集》?有没有看到他们说“民主这种制度不加区别地把平等给予一切,而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等等之类的话呢?我绝对不是反民主主义者,但我反对的是,我们必须反对“民主简单主义”逻辑。比如,我们常说,民主“没有如此这般的缺点”。但这并不能推导出“民主有更多优点”的结论,就像一个不贪污的官员不等于他就是一个好官员一样。我们现在最多只能说“民主不是最坏的制度”,或者说“至少还存着一个甚至一个以上比民主更差的制度”,但绝不能得出“民主是好的”简单结论。


 


学术点说,民主不应是一种价值,而应是一种制度设计。现在中国诸多“自由派”的大陷阱就在于,将其“价值化”甚至“宗教化”,更有甚者是“原教旨主义化”。这对当下复杂的中国是非常危险的,是有重要误导性的。与此同时,所谓“自由派”还在以某种批判抬高社会大众的预期,这在当下依然欠发达的中国来说,同样是一种不说真话、不实事求是的表现。


 


当下中国“自由派”的问题非常严重。当然,我必须承认,这些严重问题的程度与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大体相符。如果套用那句“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政府”,那么,“有怎样的社会,就会有怎样的自由派”。


 


我再重申一点,当代中国精神什么都缺,但在缺少的这些精神里,“自由派”所高喊的那种所谓的“民主精神”(与我理解的不一样),肯定不是排在最缺少的前列。如果要我来排,我认为,“务实”可能是当前中国社会最缺少的精神之一。


 


最后,我要感谢野夫先生。尽管我完全不同意他对我的任何一句批判,但在视频一事后,他却是唯一一位以对等、平和的方式与我讨论的人。所以我才回应了这些。我很享受这种思想沟通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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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你活着,能不撒谎吗?
在这有史以来“民众最不想回到过去”的时代,你有勇气和权利不撒谎吗?
你靠谎言而活,而民众却天天生活在谎言无法掩盖的残酷真相里。
你可以孜孜不倦的高深在佛和牛屎禅思里,而民众却天天要为你们产出的佛和牛屎到底何为真相何为谎言而纠结不已。
“简单主义”的逻辑就是,被骗够了,总算明白你们不撒谎就会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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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王是一个不搞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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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最悲哀的是,就是不得不与那些逻辑混乱者、故意说谎者、混淆视听者、缺乏常识者、丧失良心者去讲道理、说常识、明逻辑、辩是非、分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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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坏人:再与野夫先生商榷



王 文



周末外地出差,在手机上拜读野夫先生“答王文:中国极权派最缺什么(http://www.bullock.cn/blogs/yefu/archives/151800.aspx)”一文,字小无法字字细读与咀嚼,于是掌握了其梗概后,在回京的飞机上,写下了“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兼与野夫先生商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58e280100qhen.html#comment1)一文。



我从事评论编辑一些年头,组织过许多次大话题的辩论,其中一个编辑思路就是,千万不要为了讨论而讨论,也不要为了辩赢而讨论,而是为了拓展思路、营造社会思辨的氛围而争论。当下的中国社会太需要思辨了,而推动平和的、对等的思辨,恰恰是我做为媒体评论从业人员应该做的。



所以,我的头篇商榷文章,就是一来希望纠正野夫先生一个大逻辑漏洞:“自由派的对立面不一定是极权派”,所谓“自由派”们的两分法是简单化的;二来是引申出“中国到底处于什么时代”的新话题,希望告诉所谓的“自由派”们:中国没有你们想像得那么坏,你们所批判的“中国”许多时候都是虚构出来的。



同样,中国人也没有野夫先生想像得那么坏。坦白地说,我不像当鲁迅,当下中国也过了鲁迅时代,不必“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别人”。



但很遗憾,在野夫先生回应我“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一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58e280100q9z7.html)时,俨然把我描述成了一个坏人,或者说,是一个没有坏到底的坏人。因为在野夫先生的文中,用了“与狼为伍”、“助纣为虐”和3次“天良(未泯)”来形容我所作所为。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误读,如果还不算是“人身攻击”的话,也再次暴露了所谓“自由派”们的逻辑大破绽和一个虚假假设:“自由派”是好人,而且是大好人,如果你不认同“自由派”的观点,那么,你就是极权派,你就是坏人,你就在“助纣为虐”。我不得不再次重申,这种将价值观“价值化”是“自由派”的最大短板。当所谓“自由派”们以“好坏”、“善恶”、“高低”、“黑白”来划分这个世界时,他们的理论困境就变得越来越大,他们能够宽容他人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小。



野夫先生,请你不要再用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我。正如我先前所说,我对我讲过的话、写过的字负责,它们可能不一定都对,但写字说话时,我是真诚的,无愧于心的。同时,我也相信,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都像我这样,他们可能不够尽善尽美,但他们不是坏人。我甚至相信,那些在微博里谩骂、攻击,还公布了我的手机号的匿名网友们,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是坏人。他们那么做,最多只是公民素质不高而已,而这恰恰也是“自由派”甚至是其中一批“自由派”领袖的毛病。



为什么我相信这个世界没那么多坏人呢?因为这是常识!咱们每一个人都来打量一下咱们四周的亲朋好友,他们中坏人多吗?肯定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继续推导,一个“坏人不居多”的中国同样也不应该是坏的,虽然可能中国还不够好。以此逻辑,我可以再次回应野夫先生,不要给我戴“极权派”的帽子,不要再说我从事的工作是“助纣为虐”、“与狼为伍”了。



那么,我在一家被“自由派”们的价值观容忍不了的报社里做什么呢?我认为,我与我的同事们做着和野夫先生您一样的事情,用自己力所能及之力推动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咱们的差异不在于“你是对的、好的,我是错的、坏的”,而是咱们都在以自己认定是理性的方向,推动着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艰难前行。而历史的前进往往就是由不同方向的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正是咱们平和、友善的讨论基础。咱们俩没有稿费,还搭时间、气力、精力来写这个争论,其实就是对社会思辨氛围的培养与国家的进步做出个人的共同贡献。



但我为什么又要批判所谓“自由派”缺少必要的私德呢?因为“自由派”以推动民主自由为己任,而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的基础就是“要减少不必要的恶”。推动者的私德、公民素质不行,他们推动所建立的所谓“民主自由制度”,一定不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恶”,相反,还有可能会增加“恶”。就像历史上的民主投票,曾经处死了苏格拉底,曾经选出了希特勒一样,“自由派”必须要有基本的品德与必要的公民素质。这是其政治理念实践的大前提。



但是,在我如实记录且隐去其名的“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一文,我阐述那几位“自由派”代表明显在这方面是欠缺的。一个能够利用自己“自由派”美誉瞬间泡妞的某主编,他会不会一旦执政后就“后宫三千”,重回封建王朝?一个见到自己不喜欢的报纸的编辑,就连基本礼节都没有的新闻学教授、某报系评论编辑,会不会一旦其有权后,就会残酷地排挤异己、党羽满盈?一个将私人空间的学术交流意见差异晒到公共空间,并率领粉丝大加贬低的知名教授,有没有理由怀疑他,一旦他有更高权位,就会利用现代技术哗众取庞,骗取选票,窃取公义呢?我认为,这些怀疑是理性的。“自由派”们要为自己的民主自由理想奋斗,但他们就必须为之恪守必要的准则,况且个人修行、恪职尽守、尊重异己等是最基本的基本行为准则。



当然,我并不认为“非自由派”不需要这些,恰恰相反,中国所有人都需要一次“公民素质的再启蒙”。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成为现代国家不过60多年,其间还有一半时间的不幸与折腾,中国13亿民众成为真正公民的历史就更短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社会与“自由派”理想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呢?如果一旦“自由派”自身还做得不好,距离会不会继续拉大呢?



野夫先生,请不要再误解我是民主的反对者。恰恰相反,我认为,我是中国当下“不发达民主社会”的践行者和呵护者。请允许我阐述一下我与许多“自由派”人士不同的“民主观”。



第一,民主不是一种价值,而是一种制度设计。在这个制度设计方面,中国当下的民主程度是低的,政治改革之路是艰难的。因为任何一个发达的民主社会所应该具备的基础,中国目前都还没有完全具备,尽管我们每天都在艰难地积累与改革这些制度基础。



第二,民主不是静态的目标,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使是美国,1970年代以后,才真正实现了“一人一票”,真正的美国民主史不过才40年;在英国、挪威,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还很普遍,从男女平等的角度看,中国的民主程度要比欧洲很多国家都发达。但同样,中国民主的发展还要有漫长的过程。



这个过程至少应该有三个关键点:一是经济改革,保障所有人的温饱、医疗。否则,一旦民主化,“胜者通吃”原则将使那些穷者越来越穷。就像当下的美国,原本奥巴马很好的“全民医保”方案却屡屡受挫,为什么?因为中产阶级以上者反对,他们可以通过民主原则合法地夺取下层阶级的利益。中国不能那样,否则,穷人是最大的受损者。那样的中国是可怕的。所以,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一定是伴随经济改革,伴随着老百姓不断致富的过程。我确信,一个穷中国一定不会是民主中国!



二是社会改革,必须要有对社会一系列公共政策、医疗保险、司法制度、教育管理、媒体开放等等进行一系列的理顺。一个真正的民主中国,一定是有充分社会保障的中国。民众没有司法、医疗、教育、言论的必要保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而这些又要以经济改革带动的致富为前提。



三是行政改革。要有一个稳定、不为高层变动所转换的公务员队伍,要有高效的行政工作制度。没有高效的行政,就不会有高效的民主。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后地震时代的日本”。在当下灾难频发的环境下,在中国再来一次大的自然灾害,没有高效的行政动作,谁将受到最大的伤害呢?



这些改革基本成功后,才有最后的“一人一票”。事实上,我一直认为,“一人一票”是民主制度中最不重要,尽管也相对重要的内容。因为一个国家如果经济、社会、行政都理顺了,这个国家就已经民主了,“一人一票”就变得可有可无。所以,在我的印象中,美国200多年的建国史上,50多次总统选举最高的投票率只有60%左右,一般都只有50%,甚至更低。我认为,这就是民主的真正意义。



现在中国的民主化之路出现了第一大危险,就在于所谓的“自由派”们简单化、价值化了“民主价值”,甚至将简单的“一人一票”描述为民主的全部,这是非常幼稚的,如果我说他们不是有某种想搞垮中国的“阴谋论”的话。第二大危险在于,“自由派”们理想化、绝对化了“媒体开放”与“言论自由”,这也很要命!我在视频中已经用实地考察的例子,讲过美国媒体控制的局限性和隐蔽性了,这里不再赘言。



好了,这就是对那些转发、批评我微博朋友的回应。不少朋友的要求包括野夫先生本人的微博中都说“他(指王文)不答复我(野夫)任何一问题”,我现在答复了。但还是那句话,我不想如小孩绊嘴似的吵架,不想句句回应,那就为了争论而争论了,没什么意思。我希望把咱们的理念深化下去,丰富化、健康化当下网络的思辨氛围。



野夫先生,再次感谢你。是你的直率激发了我对诸多批评的回应。我想,我这么做是合适的、不坏的,是比谩骂更好的对大家的回应方式。希望能够希望争论下去,期待野夫先生的高见。



2011年4月18日星期一午夜2点05分,在报社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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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好的文章没人顶么?
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阶段,资本主义的做法,封建主义的实质,奴隶社会的影子。最后,如果还有历史的话,人们会说共产党是败给了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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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不能分裂

――三与野夫商榷



王 文



很高兴看到野夫先生的回应,但很遗憾,你决定与我断“私谊”。我非常疑惑,为什么你说“所有其他派都可以是(自由派的)盟友”,而对我这位决不承认自己是“极权派”的人,却非得连朋友都不想做呢?况且你文中至少有5处表示认同我的某些看法,这样与你有部分共识的人,你依然“恨心”地推到了对立面,更让我吃惊的是,你在昨日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不停地用“恶毒”这个词来形容我,还误导该媒体编辑用了“野夫与王文:‘自由派’与‘极权派’的网上论战”的标题。



野夫啊!野夫!你这样恶意度人、恶语伤人、恶行害人的做法,不正是应中了我第一篇文章“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的所有担忧吗?要知道,这些天我一直都在我的朋友们面前夸赞“野夫的文字不错”。而我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也坦承,“野夫是一位值得尊重的人。”但现在,你觉得这句话还适合吗?我一直希望以平和沟通的讨论,让不同看法的人彼此了解,但你却连观点上的一些差异都不能包容,这不正是越来越多人所不齿的不正“自由”之风吗?



野夫,我想我不能再在你名字的后面加上“先生”二字了,我也依然不愿意对你有任何情绪化的人身攻击。但我必须要告诉你,你对世界与中国的理解是有限的,就像我的一位八、九年未见的同学发来短信说,野夫的“思考深度也就跟我大学时差不多”。



是的,许多年前我们念大学时,常认为这个国家已经没救了,也有像你现在表面上看起来那种不知所措感,还有些许革命浪漫主义情结。但现在,中国已经变了,我们也变了。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国真正要解决问题,就必须需要踏实的态度、务实的精神,还有尽可能的宽容与和解之心,否则就算占了小便宜,始早也会吃亏,所以我与我的同事们日以继夜地做国际新闻报道,几乎天天半夜下班,在任何敏感问题上都敢于说话,努力让世界清楚地感受到中国人的真实情绪与看法,努力去推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知。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野夫的想法依然固步自封,或者是你装的,你依然如很多以“自由派”三个字自居的人一样,有着相似的叙事逻辑: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者”、“弱者”、“嫉恶如仇者”,然后再用煽情的文字虚构出一个“无可救药的中国”,暗示只有自己才是“救世主”。野夫,你完全错了,中国决不是你说得那样。过去的十年,数以亿计的中国老百姓实现了或正在实现着自己的“中国梦”。



我想,那句话“安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鶵竟未休”的古代嘲讽应该送还给你才是。因为,据媒体公开报道,你曾说受文革时红卫兵的影响最深,“打架斗殴,无所不能”,你还曾用石灰覆在青蛙上然后用水烫死它,我不知道,对我“施恶”是否与你青年时候的性格特征有关,但我愿意原谅你的行为。我想说的是,你在1995年出狱以后,先做小生意,接着做书商,然后写作,现在据说还在当编剧拍片,现实中的生活水准也相当宽裕,至少比我宽裕,而且在国内外都受到礼遇。过去的10多年不正是你的人生梦想实现的进程吗?当下的这个中国怎么就成了你笔下的“极权社会”了呢?



过去的100多年,我们这个国家太不容易了。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历史与社会包袱,还有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几次都险些陷入民族崩溃或国家沦陷的深渊,能走到现在是多么不容易,是多少人付出艰辛换来的啊。



让我来告诉你一些你知道但一定理解不深的现实:中国有多少人?是的,13亿多!13亿是什么概念?是整个西方30多个国家人口数量的总和。中国现代化是什么?是比整个西欧、南欧、北欧20多个国家还要大2-3倍的地理版图,把他们过去300年曾经走过的路重新再走一遍。这还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如能源紧缺、老龄化、国际残酷博弈、社会竞争恶化、贫富城乡各类差距,还有越来越出现分歧的个人诉求……你说你要捍卫“私权”,难道你理解的“私权”就像你现在用各种手段保证自己能赢吗?



如今,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度、我们每个人都过得相当不容易的社会,已经艰难地走了30多年。整体上,我们当然是成功的,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中国在崛起,中国人也在崛起,尽管我们依然还有许多必须尽快解决的难题。



下一步我们怎么走?我想,至少应该继续保持包容、相互理解地往前走下去。我们需要学术争论,但决不要舆论斗争;我们需要思想争辩,但决不要社会分裂,更不要用以为不为人所知、但终将暴露的手段,谋取一己之私,窃取一己之利。



你这几天的行为,你那么多年来的人生成功以及你个人言语暴力与言行不一致之处,恰恰让我看到了一个“伪自由主义者”的真实面目。我真的希望不是所有自称是“自由派”人士都像你这样,否则,那真的是历史的悲剧和笑话了。



现在,就此时此刻,我终于确信而且非常坚定地认为,野夫,我至少比你更懂得什么是自由与民主的真谛。



民主不是空洞、抽象的口号,而是要自我反思,总结过往的历史实践并一步步扎扎实实地前行。中国现在正在一步步地、小心翼翼地、但也非常坚定地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江苏省首次公推票决3位市委书记,而一直以来,这样的民主化新闻还少吗?中国民主不需要所谓“自由派”那样的教条主义,以为照搬西方那一套就够,我们需要自己的民主制度的创新,就像200年前美国民主制度是欧洲民主的创新一样。



民主不需要自我标榜,而需要一种诚实与宽容。我们不需要自我夸耀的“民主派”、“自由派”,我们不要用民主自由来给自己贴上“好人”、“有良心的人”的标签。我们每个人的诚恳与善良,是表现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交往与为人处事之中,而这正是野夫不断为其搪塞的、不少“自由派”往往很难做到的“私德”。



民主不需要相互排斥与对抗,而需要相互尊重、理解和包容。越来越宽敞的住房、越来越多人都拥有的私家车,让我们这个其实根本不算是地大物博的国家,变得异常拥挤。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当刺猬,以一种仇恨、抗拒的心态应对着这个不堪重负的时代与社会。我始终相信,这个国家有10000个理由让我们愤怒,但始终有10001个理由让我们勇敢地面对现实,并热爱我们的生活。



写到这里,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可笑。原来我过去的几天,几乎都是在深夜或在路途中靠挤出来的时间写下文字,试图取得对方的认知与沟通,试图让对方理解中国复杂性的讨论文章,是那么地不值得。因为我所要阐述与纠正的,无非是最基础的一些常识。算了,这太浪费时间了,也太奢侈了,因为我好象被野夫利用了,变成了他抬高自己身价的靶子,而我自己还以为心平气和能相互了解。



不用再争论了。野夫,借用你的两个论点,一是“历史会铭记各自的荣耻”,会记住谁是真谁是伪,谁是虚谁是实。



二是是艾略特的,不过不是你那句。因为我发觉,你不了解艾略特,断章取义地找了一句他的话来做文章的开头。你知道吗?艾略特曾公开自称政治上是坚定的保皇派啊。不过,我依然欣赏他的思想,因为艾略特说过,表达思想感情不能象那些技巧不高明的诗人那样直接表达或抒发,而要找到客观的对应物。好吧,这句话与所有人共勉,更希望野夫铭记。
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阶段,资本主义的做法,封建主义的实质,奴隶社会的影子。最后,如果还有历史的话,人们会说共产党是败给了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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