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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梅馆与上品青花瓷
　　
　　
　　
　　
　　
　　余远环
　　
　　
　　
　　每个社会都是崇尚骨气的，都需要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建言；每个社会，人们都会对文化人期望颇高，期待他们来扮演斗士或者先知者。尤其目前，正是处于急遽变迁时期，道德体系尚待重建的时候，无论是民众还是政府，常常眩晕不适应。这个时候，无论上下，都希望有学识的人能够站出来，对公共事件发表看法，对社会政策提出批评。就像“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就像中国画，在一张玉版宣上，寥寥数笔，墨色有时淡得接近于无，甚至留大片大片的白，耐人寻味。然而，现在的生活中，却是另一个样，空山总见人，不闻人语声。一个个的专家学者，纷纷在“华夏盛世”的大舞台粉墨登场，身影不断地变换，就是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有的做了权力的代言人；有的为了弄个一官半职，跻身于利益集团，一味地向权力摇尾乞怜，甚而主动投怀送抱；有的处心积虑地奔走于权贵之门献媚取宠，为利益集团开脱、辩护、洗刷，甚至唱赞美诗；有的为了趋附某种利益、权力或权威，可以做任何观点的改变和妥协。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居然都不能挣脱这个“羁绊”，个个都成为网民所说的公公知识分子，三脚踹不出一个屁。勇气被阉割，骨气被阉割，独立人格被阉割。缺“钙”缺得连腰杆都伸不直，还敢大言不惭号称自己是“知识分子”。
　　
　　
　　
　　曾经，中国知识分子是相当有独立性的。像蔡元培主办的北大、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储安平的《观察》，教授治校，还有刘文典拒绝蒋介石到校“训话”，说：“大学不是衙门”。更有辜鸿铭笑骂张謇与唐绍仪乃土芥尚书和犬马状元；马寅初当着满堂蒋介石的亲信怒骂宋子文和孔祥熙是“猪狗不如的上等人”……如今，还有这样让人向往的人和事吗？我是没有听过，咱们的知识分子，人格上，多的是太监化，什么都不缺，缺的是独立意识与理性的批判精神，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关注。
　　
　　
　　
　　再回望更远的历史。
　　
　　孔子独对大河而感叹时间的不可挽留：“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庄子神游天外寻找精神的自由飞翔方式；佛静坐菩提树下证悟宇宙人生之般若智慧；董狐记载“赵盾弑其君””，舒写古之良史；司马迁秉笔直书著史记；李白“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不羁的诗魂飞越无限……
　　
　　
　　
　　正是这些似乎远离人群的人，为人群带来丰盛的精神礼物和思想高度，他们在利益之外，敢于直言，追寻被人群遗忘了的终极命题，还原人群的困惑和痛苦，却走出人群，去与天地对接，与自然对接，与横卧在我们内心深处的“绝对”对接，然后将思想的星光带给人群，带进生存的夜晚。
　　
　　
　　
　　可是今晚，炷照现实的我，只记得晚年的殷海光对陈鼓应说的话：“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是沦为拉拉队，就是变成蛀虫，特立独行的太少了，在时代的大震荡下，一幅晚秋的景象，凉风一吹刮，满树的落叶纷纷飘下，枝头只剩三两片傲霜叶，在冷风中战栗。有风范、有骨骼的知识分子太少了！”中国的知识界就成了一个正正式式的病梅馆——“直则无姿，以曲为美，正则无景，以欹为美”。
　　
　　
　　
　　当然，必须承认，现在的知识分子太监化，成为侏儒，远非个人良知的恶化与堕落。中国士人的所谓精神洁癖从来都是受到权贵的白眼和忌恨，结果总是是黑鬼白鬼一勺烩，统统炖了个稀烂，比如康乾年代，比如文革时代。当政治沦为专制的妾妇，道不道已经是一屁不值了，鉴于政治程序的“可操作性”，它仅仅需要一群“守护床铺”听话的太监而已！龚自珍曾经著《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一文，谴责这种“妾妇政治”对于士人的无形杀戮。他说：“士人为俎上鱼，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将这心那心都灭绝了，只剩下藏头缩尾的知识鸵鸟。
　　
　　
　　
　　鲁迅也曾经说：中国“从来不缺真话，而是缺少一张西方式样的，摆放真话的圆桌”，也就是说社会生态对自由观念的制约，而社会生态往往决定了知识分子的成就。用网民的话说，现在发展真正的文化就必须放开尺度，放开尺度必然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必然开启民智，这是多么糟糕的一件事情啊。因此，他们调侃说，中国是个瓷器生产大国，目前烧制的最著名的瓷器是敏感瓷。他们调侃的深藏的是一种苦涩和无奈。
　　
　　
　　
　　社会生态固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然而咱们自身难道就没有责任吗？就算社会生态只是个杯具，让咱们不能放言无忌，率性而为，也当有做个官窑上品青花瓷杯具的内心自由和高贵，藉着心中的绝对正义与善，应用丰厚的知识和理性的判断，奉行独立立场，不讨好民众，也不奉承权势。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咱们有这样的气度和高度吗？
　　
　　
　　
　　当然这太难，但也正因为难，才是稀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