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1-10 11:44
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喜欢裴多菲。
这位匈牙利的爱国诗人，很小就听到过他的名字，还有那首家喻户晓的名诗：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自由与爱情》译者殷夫）
据译林版《裴多菲抒情诗选》，第一个翻译这位著名抒情诗人的中国作家是茅盾，“一九二一年他就翻译了《匈牙利国歌》（即《民族之歌》），一九二三年又撰写了论文《匈牙利爱国诗人裴都斐百年纪念》。”（见第7页兴万生“译序”）
但第一个写文章让我们知道裴多菲的却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在他一九0七年的《摩罗诗力说》第九节第一个自然段里，对于这位26岁就死在“哥萨克骑兵的矛尖上”的抒情诗人的生平及作品思想，作过比较详细的介绍：
“若匈牙利当沉默蜷伏之顷，则兴者有裴chi飞（A.Petofi）（音chi电脑故障），沽肉者子也，以千八百二十三年生于吉思珂罗（Kiskoros）。。。。”，认为他“性恶压制而爱自由”。另外鲁迅《野草》关于“希望”那篇文章里，我们也能读到这样“感性”的句子，那是裴多菲的“希望之歌”：
希望是甚么？是娼妓：
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
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
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
面对裴多菲争取自由而不得的哀伤与愤激，鲁迅先生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已经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还没有死。”
为什么其人已逝，“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还没有死。”当然是鲁迅先生推崇的那种“摩罗”精神（慕春按：摩罗本是恶魔的梵文，后转指浪漫诗派），那精神里蕴含的对于“自由”的向往，当然是“不死”的，虽然“桀骜英勇”的裴多菲也要在鲁迅先生的笔下，“也终于对了暗夜止步，回顾着茫茫的东方。他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鲁迅先生的苍凉我想稍微了解他的思想以及他所处时代背景的人，对于他那种向往自由的迫切与决绝，好比他那句很能得罪人的“恶语”一样，都能报以谅解与宽宥，因为他说过自己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某些中国人。一个人爱得越深越真，内心的沉痛与绝望就越加厉害。当年鲁迅先生在东京学医的时候，因为喜欢文艺，又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呐喊》自序下同）
于是他提倡文艺，想从精神上来改变国民，而且当时东京学习法政理化甚至“警察工业”的居多，“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在这“冷淡”的空气里，他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准备出一本张扬“新的生命”的杂志，题目就叫作《新生》，但很不幸这本杂志“夭折”了，先是几个答应写稿的人“隐去”了，接着资本又“逃走”了，“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就是这仅存的三个人也因为各有其运命，不能在一起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从这件事情，鲁迅先生不得不认识到自己并非“登高一呼”，便“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种种热切的主张与抱负，宛如一颗石头投进了“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的“沼泽”，既无赞同，也无反对，只有深重的令人叹息的寂寞。
呐喊不遂，鲁迅先生彷徨起来，用他自己的话，再没有青年时期的慷慨激昂了，但是那位“金心异”也就是钱玄同再度鼓起了他对自由的追求与向往，让他不再彷徨而终于呐喊起来，这就是那本以《呐喊》命名的著名短篇小说集的由来。
本来这篇文章是想谈胡适的，之所以先引点鲁迅先生的事迹，无非是想让我们明白自由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个人的重要性，没有自由观念的人，基本上就是行尸走肉；同时，有了自由观念不能坚持的人，或者也可从鲁迅先生身上汲取一些勇气，一些从寂寞中振起的力量。但是，同时我也要提醒大家注意，自由首要是一种坚持，没有耐心与意志的人，不得谈自由，那只能是对自由的一种亵渎，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追求自由的过程当中，也要切记罗兰夫人那句著名的感叹：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自由并非是绝对的，虽然我们可以绝对地去追求她，甚至我们可以葆有一种对于绝对自由的意识，但自由本身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绝对，（这不是兜圈子弄绕口令）在行使自由的过程中，在对自由的追求的道路上，我们必须明白自由并非我们每个人所想的那样绝对到不可辩驳，它有相对的一面。如果每个拥有独立思想的人都要追求自己心目中绝对的自由，而每个人恰恰对于自由的理解又不一样，这又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发现了世上唯一也是最后的真理，都要为了自己心目中的自由而奋斗终生，甚至是挺戈相向，比如说你认为基督教是唯一的真理，而这又是信奉安拉的伊斯兰教派不爱听的，到后来有着科学意识的无神论者觉得前两种人都该“下地狱不得永生”，怎样好呢？又或者你在文学观念上属于白璧德教授的古典派，要与他的高徒梁实秋站在同一阵线，这时对面又有一群卢梭或者拜伦的信徒严阵以待地发出内心的轻蔑与咆哮，因为他们都是追求绝对浪漫主义者，怎样好呢？再比如说，有一位很有理想且知书达理的年轻人生在一个他认为注重实利的“中产阶级”家庭，我们再假定他是一位热情奔放的人，总是有点“诗意盎然”地看待自己的人生，由此必然生出与周遭环境包括自己的父母家庭的龃齬甚至是冲撞，怎样好呢？是绝对地捍卫自己的“绝对”自由，来个鱼死网破；还是退一步海阔天空，面对自己的亲友家人以及身处的环境，保持一种适度的容忍呢？
这个问题我们或者可以听听胡适先生的意见。
在1959年发表在《自由中国》的一篇题为“容忍与自由”的文章中，关于自由的“适用范围”或者“操作规程”的问题，胡适先生用自己的亲身经验与所思所想，做了在我看来比较在情在理的分析阐述，开宗明义强调一点，“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原来胡适先生十多岁的时候，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他说：《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掌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
读过胡适《不朽—我的宗教》那篇文章的人都知道，早在十多岁的时候，胡适先生就是一个“无鬼论者”，所以，他要发出上述“那样摧除迷信的狂论”，而凭借的利器就是源于《礼记。王制》的这段话：“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异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不过后来胡适后悔了，因为他发现“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比如第一诛的“行左道以乱政”与第四诛都可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第二诛既可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慕春按：淫声异服），又可用来禁锢不听话的科学家（慕春按：奇技异器）；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慕春按：行伪而坚就是虚伪的行为还要固执坚持，言伪而辩就是虚伪的言论还要巧言粉饰辩解，最后两句大意指错误的学问还很驳杂繁多，顺非而泽以疑众就是依从错误还要为自己找借口来迷惑群众）
所以，当五十年后的胡适先生着手研究《西游记》作考证的时候，抚今追昔，想起当初“卫道”式的热狂，也有点“啼笑皆非”，当初他引《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与《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梦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接下来胡适先生又举了宗教自由史、思想自由史、政治自由史上的许多例子，来证明“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因为“人类的习惯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因为在胡适看来无论宗教团体也好，政治团体也好，总是认为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宗教信仰是对的，不会错的，而错的只是敌人，因为敌人总是错的，这又好比梁遇春的那篇《黑暗》所谓：“夸大狂是人们的一种本性，个个人都喜欢用他自命特别具有的性质来做分类的标准。基督教徒认为世人只可以分做基督教徒和异教徒；道学家觉得人们最大的区别是名教中人和名教罪人；爱国主义者相信天下人可以黑白分明地归于爱国者和卖国贼这两类；‘钟情自在我辈’的名士心里只把人们斫成两部分，一面是餐风饮露的名士，一面是令人作呕的俗物，这种惟我独尊的分类法完全出自主观，因为要把自己说的光荣些，就随便竖起一面纸糊的大旗，又糊好一面小旗偷偷地插在对面，于是乎拿起号角，向天下人宣布道这是世上的真正局面，一切芸芸众生不是这边的好汉，就是那面的喽啰。。。。。。”
周作人也有这样类似的话，“。。。我看许多反对神话的人虽然标榜科学，其实他的意思以为神话确有信受的可能，倘若不是竭力抗拒；这正如性意识很强的道学家之提倡戒色，实在是两极相遇了。真正的科学家自己既（原文作“即”，我改了）不会轻信，也就不必专用攻击，只是平心静气地研究就得，所以怀疑与宽容是必要的精神，不然便是狂信者的态度，非耶者还是一种教徒，非孔者还是一种儒生，类例很多。即如近来反对太戈尔运动也是如此，他们自以为是科学思想与西方化，却缺少怀疑与宽容的精神，其实仍是东方式的攻击异端；倘若东方文化里有最大的毒害，这种专制的狂信必是其一了。（《雨天的书。<济南道中之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
最后胡适还引了一封写给陈独秀的书信，大意为白话文学运动纵然很好，但也并非没有允许他人匡正之余地，陈独秀的回信是这样的：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独秀的态度让胡适觉得很失望，觉得过于武断，而且四十年后的胡适还是觉得“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很容易招致别人的反对与恶感。
胡适自称是受过“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的训练的人。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实验主义一个特点就要避开哲学史上许多关于一元或者多元的思想争议，或者无神论还是有神论的玄学争辩，而只在实践活动中追求一种思想或学说应用于现实时的利益的最大化或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在胡适等人以实用主义为标尺的字典里，诚如先生所言，是没有什么叫做“绝对之是”的，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当然，我必须声明，这并非让我们面对所有问题与争辩都要甘当“和事老”，做思想行为上的“不倒翁”，以上之所以不惮烦地杂取各家论调之“一斑”，无非是广听博取以期“集思广益”杜绝思想的偏执与疯狂罢了，并不是要我们养成一种庄生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模棱两可的犬儒态度，什么问题都没有自己的意见，因为什么都不是“绝对”的。这样一来，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的所作所为，与那思想家哲学家的哲理学说一样，都要失去了它应有的开拓创新的意义与价值，只不过想我们领会犹如罗素那篇《如何避免愚蠢的见识》所告诫的，“怀有各种各样愚蠢的见识乃是人类的通病。。。。但是自尊心却使大多数人都看不到这一点。”：
自由是重要的，无论思想学术上的自由与立身处世所必要追求的自由，在这个尽管纷纭错杂变幻莫测的世界上，始终有它某种意义上永恒的、绝对的价值与意义，但同时，一定的容忍也是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使我们扪心自问反躬自省之时，察觉自己的迷狂与武断，从而感受并认识到，只有当我们真正落实“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句“知易行难”的警醒时，或者我们每个人才能真正享受到自由带给我们人类的种种好处，进而深深体悟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我们该怎么去获得它，我们不要忘记英国哲学家贝克莱的那句妙语所蕴含的自我反省：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人在真正的思考，可是每个人都自以为拥有自己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