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增善
60年来我一直生活在“主义”的困惑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我正在读小学六年级。那时我受到的教育是：中国当前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再经过很多很多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实现世界大同。社会主义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城市里烟囱林立，都冒着浓烟（那时还没有环保的概念），田野上到处奔跑着拖拉机，人人都过着美好富裕的生活。关于社会主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上初中后在一所师范学校文艺晚会上听到的快板《社会主义十五好》。过了近60年后，其它节目都已忘得干干净净，但仍能记得说快板的那个学生的姿态、表情和语调，仍能记得其中许多内容。排在靠前的几个“好”是“吃的牛奶和面包”、“穿的绸缎和皮袄”、“住的楼上和楼下”、“用的电灯和电话”……。那时大家都很穷。吃的是一日三餐，两稀一干都不周全，我还吃过米糠做的饼子；穿的是“新老大，旧老二，补补纳纳是老三”，我是家中最小的男孩子，几乎没有穿过什么新衣服，只记得上初中后家里给我做了一身学生兰平布制服，就足足让我兴奋了几个月；那时的楼房和电话就像今天的别墅和奔驰一样，更是连想都不敢想。这段快板激起了我对社会主义的强烈向往，希望它快点到来。但一想到还要等二三十年，就叹了口气——要知道，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二三十年就像一辈子那么漫长，什么时候才能等到呀！
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神奇的国家，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就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却发现我们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距离在加速地缩短。1952年毛泽东说，再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了。1953年开始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1956年1月北京率先宣布完成三大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随后在不到一个月内，其它省市也相继宣布进入社会主义。这样在一阵敲锣打鼓放鞭炮以后，中国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了！这时离建国还不到7年，离毛泽东宣布十年到十五年后进入社会主义还不到四年！这种速度让人头晕目眩，不像是我们在奔向社会主义，更像是社会主义迎面向我们扑过来。我看看周围，城市里见不到几根烟囱，农村里也没有拖拉机，吃的、穿的、住的和用的还是那样，虽有改善，但不大。怎么说变就变，几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社会主义呢？老师其实和我们一样地困惑，但职责所在，还是得向我们解释：三大改造以后，农民和手工业劳动者组织起来，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成了集体劳动者；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资本家从剥削者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国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了剥削阶级，所以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说得虽然也很有道理，但和当初说的好像不太一样。
这时我想起了很久前听到的一个故事：一个穷教书先生在外地一个财主家中教书。他对财主家小姐炫耀：“我在家吃饭时是‘六碗喝酒，九碗吃饭’，睡觉时是‘楼上睡到楼下，吹吹打打过了一夜（地方口音读ya）”。小姐想，喝酒有六个菜，吃饭有九个菜，睡觉可以几个房间倒换着睡，还有吹鼓手奏乐。一定很有钱！”就嫁给了他。后来小姐跟先生一起回到他的家，只看到一间破屋，屋里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只绿碗。吃饭时先生先用绿碗喝酒，然后再用喝了酒的碗吃饭。睡觉就睡在桌子上，半夜下雨，屋子漏雨，又钻到桌子下面避雨。夜里蚊子特多，他们不断地打蚊子，一夜未睡。第二天小姐责备先生不该欺骗她。先生说：“我没有骗你呀。我先用绿碗（地方话里“六”和“绿”同音）喝酒，然后用喝了酒的碗吃饭，是不是‘绿碗喝酒，酒碗吃饭’？睡觉时我们先睡在桌子上，然后又睡到桌子下，是不是‘楼上睡到楼下’？夜里蚊子哼哼叫，我们不断地打蚊子，一夜未睡，是不是‘吹吹打打过了一夜’？”小姐无话可说。
是呀，先生的解释似乎也对。那么小姐能怪谁呢？她只能怪自己！她当初没有听懂先生的话，不知道先生的话原来还可以这么解释！想到这里，我也只好怪我自己当初没有听懂共产党的话。
我于是又将目光投向了共产主义，它会不会又是另外一个“教书先生的家”呢？我想不会。因为它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这是一个很高的门槛。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这个“所值”是领导说了算的，他说你干一天活只值半斤棒子面，你就只能喝棒子面粥。而共产主义的“所需”是自己说了算。我需要住楼上楼下，你总不能用桌子上和桌子下来忽悠我吧。但是要达到这个水平绝不是二三十年的事，我是今生无望了，不免有点遗憾。然而想不到一个更大的奇迹差点再次发生！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社会主义取得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婴儿一下子就长大成人，要蹦要跳了！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建立了人民公社，他以为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和一条最快地发展生产的道路，预言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全国闻风而动，处处奏起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欢乐颂，跳起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快步舞。有些县宣布要在两三年内进入共产主义。还有些地方已酝酿取消代表“资产阶级法权”的工资制，实行共产主义的供给制。这时我已经被打成右派，被从北京大学发配到北京光华染织厂接受“劳动察看”。我有了翻手覆手之间整风变成反右，以及一阵锣鼓鞭炮以后新民主主义变成了社会主义的经历；有了在地上挖个坑，架上劈材，铺上煤块和废铁，几十分钟就练出一炉钢，而且夹杂着一半煤渣的铁疙瘩竟然是“优质中碳钢”的经历，已经毫不怀疑只要共产党发话，共产主义明天就能实现。而且我也盼着它能很快地实现，因为我当时已是一个除了随身衣服便一无所有，也没有工资，只有每月15元生活费的真正无产者了，无产可共，但可共别人的产。这时我最担心的是那个“各取所需”的门槛，不知如何能跨越它。然而我没有想到，人家根本不用跨，而是直接将它铲平。中国的理论家不愧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他们翻阅了马列原著，终于发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原来是误译。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笔头轻轻一动，改了四个字，原来是老百姓说了算的又变成领导说了算。他对你说：“你是工人，只要能盯下8个小时就行，所以每天只需一斤棒子面。”你有脾气吗！看来共产主义是什么也挡不住，一定很快就要在中国实现了。
我认真地想了想，不论是“各取所需”还是“按需分配”，我首先需要的都是一只碗，一只能喝粥的碗！我原来是有一只碗的，但是不小心被打碎了。为了买只新碗，我几乎走遍了全北京，结果不但碗买不到，而且连饭盒、茶缸子也都买不到。按照当时的理论模型，原因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原来不用碗的人现在也用碗了，所以碗就供不应求。没有办法，我只好买了只搪瓷盘。本来，如果吃馒头米饭，用盘子也无不可，可是我偏偏得用它喝粥，可能也是由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原来不吃饭的人也吃饭了的缘故，所以粮食也紧张。我只得 “干稀搭配”，混个水饱，差不多天天得喝粥。你可以想象，端着一只浅浅的盘子，里面盛着稀里晃荡的粥，穿行在急匆匆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是个什么滋味。我就像是捧着一只明代青花瓷瓶，屏气凝神，脚板蹭着地皮慢慢移动，生怕把它洒了，但还是免不了有时被人碰一下，洒了一半。这时我就得心疼半天。所以我当时觉得最急需的就是一只能盛粥的碗。
进入共产主义似乎已经万事俱备，只需选个黄道吉日宣布一下就行。但是没有想到这时发生了大饥荒，就在天堂门口饿死了几千万人，他们的尸体堵住了天堂的门，所以最终没有能跨进去，在天堂门口转了一圈，又退回来了。
随后的几年里更是风诡云谲。1960年7月中央宣布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委婉地承认了大跃进的失败。1962年1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承认三年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也作了检讨。工厂里也“劳逸结合”，不再“24小时连轴转”了。就在人们认为今后会踏踏实实地搞生产，平平安安地过日子的时候，又起波澜。1962年8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 “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号召，重新舞起阶级斗争的大棒。第二年又祭起反修防修的魔杖，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高层，把前几年为克服困难，恢复国民经济而采取的措施概括为“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作为修正主义纲领进行批判；将许多领导人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以后反修防修的调子越唱越高，最终走向文化大革命。
在这场风云变幻中，我们就像是一片片被忽上忽下地播弄的树叶，被颠得晕头转向。1958年从北京大学和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发配到北京光华染织厂接受劳动察看的右派学生和教职员共有19人。从1959年起每年都有人摘帽子，而且一年比一年多。到1961年底，共有11人被摘，3人送劳教；5人未摘，其中有我。按这种趋势推测，再有一两年我们也能摘掉帽子。1962年春天，大概在七千人大会以后，我们突然被集中起来脱产学习，没有设定主题，没有干部在场，时间自己安排，内容是自由发言，没有要我们检查和批判自己。这与其说是学习，不如说是休整。这期间我们还听过一次时任朝阳区委书记单昭祥的报告。他开口就称我们都是“党的好孩子”。这种称呼现在听来有点侮辱人的味道，但在当时绝对是一句有分量的褒奖，它至少表明共产党不再把我们当作“敌人”了。我们对摘帽子更有信心，都热切地盼望国庆节的早日到来（每年都是在国庆前宣布摘帽子）。但谁也没有料到，8月份八届十中全会重新鼓吹阶级斗争后，政治气温急剧下降。当时大家的心情一下子从巅峰跌倒谷底。后来果然一个未摘。其后三年内共计也只摘了一个，他还是因为返乡探亲期间参加抗洪抢险，表现突出才被摘帽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我们不但不再是“党的好孩子”，反而遭贬，和“地、富、反、坏”排在一起，成了“牛鬼蛇神”。文革开始后首先就拿我们祭旗。
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就被遣送回了原籍农村。那里信息闭塞，只能通过有线广播和偶尔看到的报纸（一个大队只有支部书记有一份新华日报）了解外部世界。即使从这些极有限的信息来源也能知道，全国各地各派“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派仗打很激烈，还发生了武斗，死了很多人。一天晚上我正在吃晚饭，突然听到广播里传出女播音员的紧急呼吁，大意是：“全县革命同志们，现在县广播站遭到××派反革命暴徒的疯狂围攻，情势非常危急，请全县革命同志立即前来支援，保卫广播站！”她反复广播，口气越来越急，使我感到恐怖，就像武斗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一样。我看出，不论在哪里，双方虽然拼得你死我活，但却都做着同样一件事，就是宣称自己是捍卫社会主义的，对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双方比拼谁的社会主义调子唱得高，于是社会主义就变得越来越纯粹，连农民养只鸡生个蛋换点盐都成了“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后来才知道，隐藏在两派群众的斗争后面的是高层的权力斗争。共产党向来信奉“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现在这一信条已经演变成“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由于“赢者通吃”法则，谁也输不起，必然要拼个你死我活。各派标榜社会主义不过是为了夺取合法性的制高点，以压制和击败对手。他们不是在捍卫社会主义，而是在玩社会主义。
1976年毛泽东死亡，以他老婆为首的“四人帮”被抓，文革结束了。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这时我又回到了北京光华染织厂。在改革的名义下，新政策、新举措、新理念不断出台，新事物不断出现。不经意间我发现其中大部分都似曾相识，举其荦荦大端者就有：经济方面的市场经济、市场竞争、利润驱动、民营企业、个体经济、雇佣劳动、股份制、商品、商标、专利和广告等等；法律方面的法治、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民法刑法、律师和控辩制度等等；教育方面的文理工医法合校、通才教育、学位制度、选修课和学分制等等……。事实上它们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就有过，而且有些还相当完善，只不过1949年以后它们被作为“反动的”、“资本主义的”的“那一套”被新民主主义革命革掉了，或被社会主义改造改掉了，现在又捡回来而已。难怪有些老干部在参观了改革先行城市深圳后惊呼“革命胜利几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其实这话不完全对，因为还是有一点大不相同的：现在是共产党领导，“解放前”是国民党统治。我有些迷惑，举着主义的旗帜，先打了“十年内战”，后打了“三年解放战争”，死了成百万上千万人，毁了无数城市和乡村，难道就为了争个“谁主沉浮”？
既然是共产党领导，就不能叫别的主义。尽管“回到解放前”的改革开放与1956-1976期间的社会主义很不相同，有些地方甚至是背道而驰，但也要认祖归宗，于是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据称，在“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落后和经济不发达，这些过去被革掉改掉的东西是可以容许的。官员们还编了个顺口溜：“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但是有一个问题，将来进步了，发达了，到了中级或高级阶段了，这些东西要不要再扔掉？怎么扔？是不是再来一场革命和改造？
在初级阶段，邓小平说了一句实话，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他也不清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赵紫阳也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也不清楚，后来遭到同僚攻击：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不知道，总书记是怎么当的！可是攻击他的人也没有说清楚。看来不清楚的不是一两个人。我就奇怪，既然连自己都不清楚，凭什么还动不动给别人扣“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就好像一个不识字的人凭什么动不动就指责别人认错字呢！
现在是21世纪了，初级阶段不怎么提了，经常听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又是什么，没有人指教，我还糊涂着。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从几乎跨入共产主义大门到退回到社会主义，从文革期间的纯粹得绝对无“资”无“私”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再到现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0年来我天天在主义里面打圈子，但始终没有弄明白这些主义究竟是什么。它们就像是一朵朵云彩，看上去很美，但一进入其中，就只看到一团雾。其实我想，对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主义”的学问似乎太高深，到不如直来直去，说说现在还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譬如，一家饭馆用一根青葱和两瓣橘子做个菜，你直接叫它“青葱橘子”就行了，不必再起个菜名叫什么“两个黄鹂鸣翠柳”，弄得顾客莫名其妙。
2009.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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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August 29,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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