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奉儒家思想更易滋生腐败？
最近，广州市检察院检察官走进广州大学城，为大学生进行了一场法制讲座。会上，一检察长认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儒家文化，给中国的反腐败带来巨大阻力，由此引发热烈争论，部分网友言词严厉指责该检察长不懂儒家文化。
问题果然如此简单吗？其实学术界有关儒家文化与腐败关系的争论早已开始，日前刘清平教授撰文，从《孟子》中关于舜的两个案例出发，提出儒家思想为腐败滋生提供了文化心理基础。部分学者却表示不能赞同。
正方观点
血亲情理是腐败的文化心理基础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刘清平：
《孟子》中关于舜的两种行为在今天看来是很容易被看成是腐败行为的，一个算是徇情枉法。父亲犯了法，把父亲背起来逃走，忘记做天子的责任。第二个则是典型的任人唯亲。
儒家基本精神的特点是将血缘亲情摆得最高，“父慈子孝”是儒家最强调的。儒家通过“父慈子孝”发展到“仁者爱人”，即通过爱自己家里的亲人，去爱天下所有的人，这是儒家的最高理想。而以父慈子孝作为伦理的根，就要把它放在最高的地位上，任何行为都不能损害它。所以血缘亲情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即使“仁者爱人”这样的重要原则也不例外。
在第一个案例里，孟子当然不赞成杀人，认为舜作为一个圣王要爱天下的百姓。可一旦舜父处于这样的境地，便认为其他都可以放弃。第二个案例中，舜怕他的弟弟在那个位置上残害老百姓，并不给他实权，但毕竟给了相应的职务，反映出孟子将血缘亲情看得最高，甚至高于所有的法律。
由此延伸不难发现，具有这样观念的人一旦做官，就很容易为了家庭里的亲情而枉法。这说明亲情最高的原则如果贯彻下去就容易导致腐败的出现，儒家经典中有一段话，“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意思是说：孝子做到最好没有超过尊亲的，尊亲达到最好的程度，没有超过用天下来养他们的。
这种观点某种程度上就是腐败宣言！如果作为一个官员要养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孩子要用天下的资源来干这样的事，放在现在看当然是腐败。即使在古代，按着“仁者爱人”的观点来看，依然是腐败。儒家倡导仁政王道，就应该是对老百姓有利，“天下养”显然做不到。
一个官员为自己的私利而舍弃公义，曾是孟子坚决批判的见利忘义的行为。但在这两个案例里，他恰恰是鼓励官员为了亲情而舍去公义。
其他类似的例子在儒家经典中并不鲜见。叶公曾对孔子讲，我们那里父亲偷了羊，儿子要去举报。孔子却说，在我生活的地方可与此不同，父亲偷羊，儿子会隐瞒，儿子偷羊，父亲会为他隐瞒。后来朱熹评论说，这叫“天理人情之至”。这些案例和语言在儒学经典中还有不少。
在《论语》和《孟子》两部书里没有一个地方提出，当“仁”和“孝”发生冲突的时候，可以为了“仁”牺牲“孝”，而始终强调为了“父慈子孝”可以放弃“仁者爱人”。联系当下很多官员起初并不是有意腐败，而是情感上过不去，后来逐渐将私情凌驾于公法之上，儒家血缘情理对中国滋生腐败起到了文化心理上的作用。
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强调公德的时代，社会将公共道德、法律精神提到最高的位置上。儒家强调的最重要的内容是家庭亲情私德，二者之间就经常出现矛盾。为了亲情很多人可以不顾法治，不顾公共准则，为了亲情私德而不守法治。
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定会对腐败现象的出现有一种诱发作用，但历朝历代都频生腐败，这与儒家在深层构造里起到心理支撑的作用有关。儒家使人从血缘亲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容易滋生腐败，让人觉得自己腐败得有道理，找到心理依据。
反方观点
认定儒家思想滋生腐败证据不足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魏英敏：
“人情大于王法”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存在，这的确是一种客观现象。孔子《论语》里有“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说法，就是说他们有了过错要为他们隐瞒，不要随便议论。但综观儒家的思想，将儒家思想视做滋长腐败的心理基础或根源证据不足。
儒家确实是血缘亲情的伦理，但儒家没有说血缘亲情是至高无上的。“仁”的出发点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这是儒家是家族本位的伦理思想，将家庭的利益、声望、社会影响摆到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儒家倡导“义以为上”，将“义”看成一个最高的伦理范畴，一切都要以“义”为转移，强调“行而宜之为之义”，就是说行为恰到好处就是义。
“义”是相当抽象的概念，义包含正义的原则，也包含义务的意思。还包含有国家民族大众的根本利益。同时“义”又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根本原则，用它来支配思想和行为。
我们应该紧紧抓住儒家“义以至上”“以义取利”“以义至利”的观点。孟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表明他没有将亲情视作至高无上的原则。儒家讲：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意思是要求承诺一定要兑现，是死守了教条，不会灵活办事。
孟子表述的更明确：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即有修养的人按照“义”的原则来处理事情，即使答应了别人什么事，如果违反了“义”的原则可以不做。这些观点不但不是滋长腐败根源，相反却是制止腐败的力量。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儒家有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大义灭亲”，如果在国家、民族、社会的根本利益上，自己的亲人犯了法，有了罪，当政者就可以对他实行严格的法律制裁，甚至可以置其于死地。
孟子是主张民本，要求国家要把维护民众的利益，让人民有吃有住，作为执政行政的根本性原则。如果抓住孟子某些话和某些观点上的不妥当，就认为引发腐败的思想来自孟子不太公正。虽然儒家重视亲人之间隐瞒不揭发，亲友犯罪肯定不对，但他还有对的一方面，就是大义灭亲秉公执法的积极东西，所以将儒家思想中人情大于王法作为现代人腐败的心于理根源，我不赞成。
现在大量腐败想象的出现，是和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密切相关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不是主要的，而经济生活的现状是直接的根源。个人追求私利是正常的，儒家思想不否定每一个个体合法合理的私利追求，但个人私利成为支配我们思想行为的根本原则，就出了问题。追逐私利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成了自私自利。如果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就要侵犯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当权者在这样的时候自然表现为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