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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 —— 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楊繼繩 著 香港天地圖書 2008年6月 中国的大饥荒的真相长期不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搪塞公众,杨继绳一书用铁一样的官方秘密档案证明这完全是十分人祸,没有天灾。 人们知道河南省当年饿死了三百万，却不知道中国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天府之国四川，保守估计为一千万人。原因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跟毛最紧，四川揭盖子最晚。此书重要贡献在实证了大饥荒与反右打压敢言者有直接因果关系,大饥荒又是文革的重要起因。 人吃人不是特别的例子，而是普遍存在，仅此书中有明确纪录的已达三千多例，其中纪录有一次政府把吃人者与熟的人肉拿到会场批斗，结果群众饥饿难忍，一人说：“我也尝尝！”，众人齐上，批斗大会变成抢人肉吃大会。 中国大饥荒对公众与历史的影响超过文革，中国大饥荒的死亡人数相当于全世界二次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当然也远远超过八年抗日中国死亡人数，大饥荒死亡数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了四百五十颗广岛原子弹。 此书在中国第一次全面揭开六十年代大饥荒之真相，作者杨继绳是新华社老记者，92年始领中共国务院专家津贴，所引用的均是中共官方不公开资料，故谓铁证如山！ 如果你看過這本書之後還不對中共匪幫痛恨到咬牙切齒，那你就不配做一個人！ 永久的墓碑　（代前言） 2007年8月 這本書原打算名為「天堂之路」，後來我改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三，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第四，在寫這本書寫到一半時，北京宣武醫院在為我體檢中發現有「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於是我加快了寫作的速度，下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為自己立一個墓碑－－有幸複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當然，主要還是前三種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製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一） 1959年４月底，我正在利用課餘時間為學校共青團委辦「五四」青年節牆報，我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小名車子）從灣裡匆匆趕到浠水第一中學找我，急急忙忙地說：「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我：「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裡的人把他抬回來的。」 我當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團委書記兼班主任趙純烈老師請假，並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趕回家——睡虎下灣。走到灣裡，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浠水稱之為油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干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干的。蚌有股難聞的腥味，過去是不吃的。沒有狗叫，沒有雞跑，連過去歡蹦亂跳的小孩子們也呆在家裡出不來。灣裡一片死寂。 走進家門，真是家徒四壁，沒有一顆糧食，沒有一點能吃的東西，水缸裡連水也沒有。餓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 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皺紋寬闊而鬆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只是動了動。這隻手和上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雖然有一層乾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一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隻手，我心裡陡起一陳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這樣的恐怖和殘忍！他嘴裡嘟啷著，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兩個月以前他還是好好的（其實當時他腿上已經浮腫，可我不知道是餓的）。父親在生產隊裡負責放牛。那頭水牛很可愛，經父親精心照料，它壯實而清潔。這頭小水牛雖然不會講話，但它的眼神會說話：或是親近，或是憂傷，或是渴望，或是惱怒。它通過眼神可以和父親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從學校回來，總要騎著它在山坡上溜溜。兩個月以前，父親托人叫我回家。生產隊裡把這頭牛偷偷地殺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學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進屋，就聞到誘人的肉香。父親不吃。他說這牛跟他關係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實是找借口，讓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來，他在旁邊看著，眼裡露出慈祥的光。我後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於餓成這個樣子！ 我捏了捏父親的手，就趕緊拿起水桶和扁擔，把水缸挑滿了。我又扛起鋤，提上筐，到去年種花生的地裡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裡的，春天長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據說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們刨得差不多了）。我刨著，刨著，心裡充滿了懊悔和自責，我為什麼不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為什麼不早點請假拿點米回來呢？ 懊悔和自責無濟於事。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不能下嚥了。三天以後就與世長辭。 父親楊修身，字毓甫，號洪源，生於1889年（光緒15年）農曆6月6日。他實際是我的伯父，也是養父。從我出生三個月起他把我養大成人，他和我的母親（養母）對我勝過親生兒子，他們對我超出常人的疼愛在家鄉傳為佳話。後來我從鄉親那裡得知，不管颳風下雨，父親總是抱著我踏著鄉間小道到四鄉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佈四鄉八鄰。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輩在神龕前磕破了頭皮後長跪不起，直到我甦醒。我頭上長了一個大膿疱，母親硬是用觜吮吸出膿頭，才得以痊癒。他們對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農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貧困，卻千方百計供我讀書。對我的品行要求極為嚴格。 在鄉親們的幫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親。父親已經靜靜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卻在我的大腦裡活躍起來。他健在時，我怎麼沒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樁樁往事卻在我的大腦裡浮現。 １９５０年，我們所在的麻元鄉鄉政府經常召開鬥爭地主、惡霸的大會。有一次，一場大型鬥爭會在棗刺嶺召開，父親帶我去參加。會場是一個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處臨時搭了台，山坡上站滿了農民。口號震天，荷槍的民兵耀武揚威。被鬥爭的人五花大綁拖到台上，每一位訴苦的人說完話後，都有人湧上台對被斗者一頓暴打。打到後來，已經沒有氣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槍斃。這一次就槍斃了１４人。我看到父親自始至終沒有說話。我和幾個小夥伴從會場回來後，玩起了斗地主的遊戲。沒想到父親看到後把我拖到家裡，狠狠地打了一頓屁股。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麼挨打。後來我聽他說，被槍斃的不全是壞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從此以後他再沒有帶我去看鬥爭會。 我母親（養母）１９５１年去世後，我就和父親相依為命。母親剛去世時，我一度失學在家。他不讓我幹農活，騰出家裡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學習。可是，有一次交公糧，他卻讓我挑兩小袋稻穀和他同行。他說，過去沒有田，現在分了田，交公糧是大事，要讓我體驗體驗。誰知到半路，我走不動了。他就把我連同兩小袋稻穀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糧站。土地改革時，我家分得了12擔谷的田（相當於三畝）。當時分得土地時他是多麼高興啊，我小小的年紀也分享到快樂，可是沒過兩三年，土地又收歸集體了。 １９５４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於沒有錢交伙食費，我得走讀。從家裡到學校２０華里。為了縮短我上學的路程，父親在離縣城１０里路的麻橋，找了一間舊房子，開了一間小茶鋪。這１０里路全是大馬路，為我走讀創造了條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發我去學校趕早７點鐘的自習。有一天下起了暴雨，這間舊房子的山牆倒了，差一點把他壓在下面。後來學校給我助學金，我能寄宿讀書了，父子才結束了這種艱難生活。 父親餓死，我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麼關係。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有什麼關係。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那時，黨團組織灌輸什麼，我沒有任何懷疑，都全盤接受。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小學考初中獲得全縣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學加入少先隊隊，初中加入共青團，從小學到大學一直當學生幹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時，黨組織說右派分子壞，我就認為壞。１９５８年大躍進，我也是學校裡的積極分子。我寫的讚美大躍進的詩曾送到黃岡地區教育展覽館。當時我是團委宣傳部長，兼任學校《青年共產主義者》油印小報的主編。白天參加勞動，晚上編報紙。１９５９年元旦，我為這張報紙寫《元旦獻詞》，熱情地歌頌「大躍進」。在全校慶祝新年的大會上，校長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讀我寫的這篇文章，作為向全校師生的獻詞。 我做這些都是真誠的，沒有絲毫功利目的。父親的死，雖然我很悲痛，但沒有減弱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當時大批青年人也積極地投入了「大躍進」，他們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餓但沒有怨言，他們也是真誠的，共產主義在鼓舞著他們，他們中的很多人願意為共產主義這個偉大的理想而獻身。 我之所以真誠地支持「大躍進」，除了共產主義理想的鼓舞以外，還因為無知。我的家鄉是一個偏僻的小村，遠離公路。信息十分閉塞，農民不知道大山以外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聽到一位老農民對我父親說：有人看到宣統了，有可能重新出來做皇帝。他們不知道溥儀在天津和東北這一段經歷，也不知道溥儀當時已經當作漢奸被關押。農民懷念皇帝。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北京發生的大事他們也不知道。村幹部黃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鄉里開了會。第二天，他兒子（小名賴子）對我說：「毛主席坐殿了。」我問：「什麼叫坐殿？」 賴子說：「就是當皇帝。」他說這是他父親告訴的。我們那裡絕大多數農民終生最大的活動半徑不超過５０公里。我們家鄉雖然離漢口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對農民是遙不可及的。人們對漢口的嚮往只能停留在兒歌裡：「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漢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橋」。縣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縣城來回也得花一天的時間，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嶇的羊腸小徑。很多人一年僅去縣城一兩次。夏夜洗完澡後乘涼，是農民最愜意的時候。有的一家幾口人坐在自家門前，一邊喝著自產的粗茶，一邊搖動著自家用麥秸編織的扇子，談起家長裡短。愛熱鬧的人則圍坐在一起，一邊乘涼，一邊聊天。或談從說書人那裡聽來的「桃園三結義」，或談幾十年前從武漢傳過來的「興漢滅旗」。但這些已經聽過很多次了，使人膩煩。如果誰談起縣城裡發生的新鮮事，大家都豎起耳朵聽。談論縣城情況的人會引起人們的尊敬。 鄉村的閉塞雖然使農民無知，但卻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純真。父親對１９５０年鬥爭會的反感，不是來自理性的判斷，而是出於人性的自然。 我１９５４年離開鄉村進入縣城上學時，是帶著一片空白的頭腦離開農村的。 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權以後，一方面封鎖了來自境外的一切理論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標準。政府既壟斷了信息，又壟斷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權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都全力論證共產黨政權的正確性；一切文化藝術團體，都竭盡全力地歌頌中國共產黨；一切新聞機構，都發佈證實中國共產黨英明、偉大的新聞。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把樹立學生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當作第一要務。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文藝團體、新聞機構、學校，都成了中國共產黨壟斷思想、壟斷精神、壟斷輿論的機器，都在時時刻刻地塑造著青年人的靈魂。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也為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閉的條件下，中央政府利用這些壟斷機器，長期灌輸共產主義價值，排除和批判其它價值。這樣，在無知青年的頭腦中造成了一種鮮明而強烈的是非和愛憎，形成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強烈渴望。這時，如果有反對這種理想或與這種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現，必定受到群起攻擊。 除了社科、新聞、文藝、教育的強力灌輸以外，組織灌輸更為有效。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圍又有一批骨幹分子，一層控制一層，一層效忠一層。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成百上千次的大小會議，表彰和批評，獎勵與懲罰，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單一的軌道。一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消滅在萌芽狀態。當時我真誠地相信，近百年來受帝國主義欺凌的、積貧積弱的中國，通過「三面紅旗」，能夠進入社會主義，進而實現人類最高的理想－－共產主義。為了這個崇高的理想，眼前的問題算得了什麼？ 我不懷疑「三面紅旗」，除了無知以外，還有一原因，這就是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我不敢懷疑。很多殘酷事實在我眼前發生。萬尚君，是比我高一屆的同學，因稱讚鐵托一篇批評「社會主義陣營」的長篇講話，失去了考大學的機會。他考初中時是全縣第一名，我是繼他之後的第一名，所以我們很熟悉。他學習成績優異，讀書多而勤於思考，僅十七歲因獨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１９５９年春天，有人在廁所的隔板上發現了「打倒毛」三個粉筆字，驚恐萬狀，急忙報告學校領導，學校急忙報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偵破，原來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寫的，他因飢餓而不滿，借此發洩。我親眼看到他帶上手銬被投進了大獄。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人們像避開熾熱火焰一樣而避開政治危險。 在皇權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國度裡，人們本來視中央政府的聲音為權威，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央政權這個「神器」，向全民灌輸單一的價值。經歷簡單的青年人真誠地相信這些灌輸，而那些有一點閱歷的家長，或是對「神器」的迷信，或出於對政權的恐懼，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現與政府不一致的思想，總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順從，聽話。 １９６０年我考上了北京清華大學。一進學校，就參觀清華大學反右派展覽，進行忠誠教育。接著下鄉勞動５０多天，一方面接受勞動教育，一方面開展保衛「三面紅旗」的辯論。雖然我們飢腸轆轆，但不懷疑「三面紅旗」。這所歷來以思想開放著稱的大學，卻十分封閉。清華大學歷來有很多名教授，但我們只是從毛澤東的著作中知道聞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陳寅恪，不知道吳宓。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很多，但我們能借到的書，除了工程技術書籍以外，只有與共產主義有關的書。清華的兩位校友楊振寧和李政道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學校不僅對這件事秘而不宣，還在團幹部會上吹風：這兩個人思想反動，不要像他們那樣走「白專」道路。在大學期間我還是很聽話，一直擔任團支部書記，１９６４年５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時的人們認為我們這些青年很單純。是的，我們的「單」，是指腦子裡只有輿論機器所灌輸的信仰，信仰是單一的；我們的「純」，是除了當時輿論所灌輸的思想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 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把在新政權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塑造成這個政權的忠實信徒。如果在這幾十年內不發生什麼大事，這個政權能穩固存在，我們這一代人就終生持有這種信念。 使我認識最初發生轉變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華大學成千上萬張大字報揭發出來的情況使我震驚：我多年來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敗，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１９６６年８月到１２月，我和同班幾位同學一起到２０多個城市「串聯」，各地的大字報也揭發出高官的腐敗和特權。我開始不迷信權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報紙上所說的一切。我開始懷疑中國共產黨多年來向我灌輸的神話。我和多數普通群眾一樣，是以反對高官的特權的心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長張體學說的一句話使我震驚：湖北省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３０萬人！這時我才知道，發生在我家庭的悲劇不是個別現象。 大學畢業以後，我分配到新華社。新華社記者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我不僅知道了很多與黨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生活。作為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製造出來的，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思想禁錮比過去鬆動了不少。一些真實的歷史開始透露出來。過去黨教導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只有共產黨抗日，國民黨一味投降妥協；現在才知道，國民黨支撐著抗日的主戰場，有一兩百位將軍為國捐軀。過去黨教導我們，由於自然災害，少數地方發生了饑荒；現在才知道，完全是由於人禍，幾千萬人飢餓而死．．．．．．我開始知道，中國共產黨黨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國歷史，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 一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蒙騙，就產生出一種擺脫蒙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實。我不僅大量閱讀新發表的史料，也在採訪新聞中努力瞭解真實的過去。我親身經歷的1989年北京風波，更使我大徹大悟。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裡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一盡。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道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把真實歷史告訴受蒙騙的更多人。 在擺脫蒙騙和追求真實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親死去的社會背景。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我對父親死因的思考卻日益深入，對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進入八十年代，家鄉興起了為先人修建墓碑的風氣。特別是在外面當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氣派。親戚朋友也曾勸我為父親修建一個墓碑。我想，我雖然沒有當什麼大官，我為父親立的墓碑一定要比當大官的更氣派。然而，我想到了１９５８年家鄉那些墓碑的命運。有的被拆來修建水利設施，有的在大煉鋼鐵中用來做土高爐的底座，有的則鋪在路上任千人踩、萬人踏。墓碑越氣派，被拆除的危險就越大。父親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須立在心裡。立在心裡的墓碑，不會遭人踐踏，也不會被人拆除。 在我心裡的確為父親修建了一座墓碑。這本書，就是銘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圖書館中。 　　　　　　　　　　　　　　　　　（二） 發生在我家裡的悲劇同時發生在全國上千萬個家庭中。 讀者將會在本書的第２2章中看到，我參照中外多方面的資料，確認從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期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4000萬人。餓死人數加上因飢餓而少出生人的數，共計7600萬人。 在信陽，在通渭，在鳳陽，在亳州，在羅定，在無為，在館陶，在濟寧，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跡。正是應了毛澤東的兩句詩：「千村癖藜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且不談應該出生而沒有出生的4000萬人，餓死3600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這個數字相當於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這是投向日本兩棵原子彈中較大和一棵。 這個數字相當於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饑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一千多萬人，發生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２００萬人。中國１９６０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 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928－1930年全國22個省受災。這次災荒死亡人口超過了歷史記錄，但僅為1000萬人。從１９２０處到１９３６年，17年災荒合計死亡1836萬人。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國災荒系年》和《中國近代十大災荒》認為上述數字過大，他們認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數不到600萬，是最嚴重的一次；1931年長江大水死亡人數是14萬。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餓死人數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荒死人數的好幾倍。 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的大土坑裡，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人長時間放在家裡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陽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瞭解當年情況。70多歲的農民余文海把我領到村外一塊麥地邊，他指著麥地中間的幾棵樹對我說：那長樹的地方原來是一個大坑，上百具屍體就成堆的埋在那裡。如果不是當事人余文海指認，誰也不會知道，在綠油油的麥苗和挺拔的樹木下面，深埋著慘烈的悲劇。 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饑民們一邊挖，一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裡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飢的食品。那時，「人相食」不是個別現象，古籍記載「易子而食」，而在大饑荒年代，吃親生兒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陽的一些縣裡，在甘肅通渭，在四川，我都聽到了當事人講述的駭人聽聞的吃人故事。我還見到過吃過人肉的人，聽他講述過人肉的味道。據親歷廬山會議和大躍進的李銳說，當時人吃人的記錄全國至少上千起。這些悲劇，本書在各省章節裡，有著詳盡的記載。 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飢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   在當時及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一切書刊、報紙，一切官方文件，都極力迴避和掩蓋這一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各級幹部對餓死人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對餓死人數的統計，各級幹部弄虛作假，千方百計縮小死亡數字。為了永遠掩蓋這一事實，當局還下令銷毀各省報上來的人口減少數千萬的資料。 逃往香港的難民和海外僑民的國內親屬傳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體據此陸續發出了一些有關中國大陸發生饑荒的報道。這些報道是零星的，極不全面的，但中國政府一概斥為「惡毒攻擊」、「造謠誣蔑」。為了扭轉世界輿論，中國政府邀請了一些「友好人士」來華訪問，希望借他們的筆「澄清事實真相」。對這些來華訪問的人士，中國政府作了極其周密的準備，精心安排了各種行程，包括訪問地點、接觸人員以及接待外賓的台詞等等。外賓訪問時，與老百姓高度隔離，有的地方有意佈置豐衣足食的假象。當時任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的方實，曾經承擔過陪外賓到安徽考察的任務。在他85歲的時候，曾向我談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騙外賓的情況（見本書第四章）。受騙的外賓，回國之後，發表文章，以他們的「親身經歷」，讚揚中國的「偉大成就」，說中國不但沒有飢餓，而且人民豐衣足食。英國記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談中國的名著《無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說，1960年他走遍嚴格實施糧食配給的中國，卻沒看見大量挨餓的事。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受騙後再騙別人的外賓之一。這些外賓的文章又被新華社翻譯過來，成為「出口轉內銷售」的產品，在《參考消息》和《參考資料》上發表，作為統一思想，壓制國內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發生２０多年以後，一些外國學者和旅居在國外的華人，才開始對這場空前的悲劇，作了一些介紹和研究。這些研究是很有價值的。但是，由於研究者遠離中國本土，又無法看到中國檔案館裡的內部資料，閱讀他們這些研究成果，總是給人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利用到全國各地採訪的機會，查閱全國各地的有關資料，訪談經歷過大饑荒的人。我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經過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我終於比較全面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持續三四年的大饑荒的真實情況。 面對大饑荒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1962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　可是，大饑荒已經過去40多年了，在中國國內還沒有這樣一本書。這不僅是歷史的遺憾，也對不起幾千萬餓死的冤魂。我花了幾年時間，終於寫成了這本書。這本書也算是幾千萬饑魂亡靈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飢餓的亡靈得到安慰。 劉少奇還說過，對這場災難要刻上碑，記上賬，「要子子孫孫地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是的，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應當立上巨碑，以警後世。我想，為了牢記歷史教訓，僅有我這本書是不夠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紀念碑，日本廣島、長崎有了紀念碑，歐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戰紀念碑。 中國也應在一切餓死人密集的縣份（如信陽，通渭，羅定，亳州，鳳陽，遵義，金沙，郫縣，榮縣，豐都，大邑，館陶，濟寧等等），在餓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貴州、河南、山東、甘肅、青海等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饑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三） 在耕地面積比六十年代減少、人口增加兩億以後的八九十年代，中國糧食竟然多了起來，年輕人不知何為飢餓，農民還面臨「賣糧難」的問題。這是僅僅是因為中國農村制度發生了變化：聯產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見制度對於饑荒起著多麼重要的作用！以研究饑荒而著稱、１９９８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寫道： 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饑饉史，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裡，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饑饉。不管我們觀察哪個國家，是埃塞俄比亞、索馬裡最近的饑饉，還是其他獨裁政權下的饑饉；是蘇聯三十年代的饑饉，還是中國1958年至1961年大躍進失敗後的饑饉；或更早一些，愛爾蘭或印度在外族統治下的饑饉。在這個規律面前，我們找不到任何例外。雖然中國在經濟的許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國仍然出現過大範圍的饑饉（而印度卻從未如此），這場饑饉實際上是世界史上有記錄的饑饉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間差不多餓死了三千萬人民，而導致這場饑饉的錯誤的政府政策卻被延續不變達三年之久。這些導致人民餓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評，因為議會裡沒有反對黨，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多黨制下的選舉。事實上，恰恰是因為缺少對執政黨的挑戰，才使得嚴重錯誤的政策雖然每年殺害了上千萬人，也仍然能夠持續下去。 的確，造成中國幾千萬人餓死的根本原因是極權制度。當然，我不是說極權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規模的死亡，而是說極權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誤，一旦出現重大政策失誤又很難糾正。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制度下，政府壟斷了一切生產和生活資源，出現災難以後，普通百姓沒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斃。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上、思想上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對不同政見的人殘酷鎮壓；經濟上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政府壟斷了一切經濟資源；思想上實行嚴厲的輿論壟斷和思想壟斷，不同意見不能發表。這個政治體制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裡的馬克思，是經過列寧和斯大林加工過的「馬克思」。把蘇聯高度集權的專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兩千多年前建立的、經過歷朝歷代逐漸嚴密化的專制制度上。這樣，行政權力的濫用，既超過了前蘇聯，又超過了中國的帝王時代。這就是極權制度。 中國的專制制度從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沿襲了兩千多年，有著豐厚的歷史積澱。中國共產黨承襲了這個制度以後，儘管這是中國帝王專制的尾聲，但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手段、現代組織手段，因而對社會、對官員、對民眾的控制比歷代帝王的專制更為嚴密細緻，更為深入廣泛。它嚴密控制著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生活。專政的強制力量，深入到每一個邊遠的鄉村，每一個家庭成員，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說它是極權制度，是指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 極權制度，從上面看是權力高度集中，不僅民權被完全剝奪，連中央一級官員也淪為最高領導人的辦事員；從下面看則是奴性十足，從高層官員到底層百姓，都沒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對掌權者俯首聽命，百般迎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沿襲秦始皇構築的權力「金字塔」。在其頂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是一個議事機構。毛澤東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決定任何事務的權力，實際上處於一種類似帝王的位置。毛澤東除了黨的領袖、國家主席以外，還身兼軍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強大的武力威懾力量。「金字塔」頂端的其他人既對毛澤東亦步亦趨，誠惶誠恐，又十分迷戀自己的地位。這樣，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成了毛澤東的個人專政。毛澤東名義上是共和國的領袖，實際是中國最後一位皇帝，而且是權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時代，毛澤東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麼不同？師哲用政治學的知識回答了個一二三，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說：「其實都是一樣的！」1950年，在新中國第一個五一勞動節頒發節日口號時，毛澤東在送給他審定的口號稿件上，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一條。可見毛澤東也把自己當皇帝。 １９５５年，按照毛澤東的意見，經濟指導方針「冒進」，高指標、高速度，造成了１９５６年國民經濟全面緊張。由於糧食高徵購，１９５６年農村已經餓死了不少人。周恩來、陳雲等人本來無意反對毛澤東，僅憑在第一線工作的實際需要，實行了「反冒進」措施，毛澤東對此大為震怒，周恩來差一點丟了官。１９５８年毛澤東思想狂熱，其他領導人也跟著狂熱，造成惡劣而嚴重的後果以後，１９５８年底到１９５９年初採取了一些糾正措施。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對大躍進提出了批評，毛澤東立刻翻臉，不僅放棄了原來的糾正措施，還變本加厲地推行１９５８年的錯誤政策，使造成農民飢餓的政策持續了三年之久。 那時，全國只有一個思想家，只有一個理論權威，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教合一」，「權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這裡不僅不能奢望有反對黨的聲音，一切不同意見都被當成異端。人們不僅不敢批評政策，心裡偶爾浮現了不滿的想法，立刻就產生恐懼，並迅速主動地把「腹誹」消滅在萌芽狀態。這就實現了全國思想的「一體化」，「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 極權制度造就恐懼和謊言，恐懼和謊言又是這個制度賴以運行的基本條件。恐懼產生謊言。政府有著處罰一切和剝奪一切的權力。處罰和剝奪產生恐懼。擁有得越多的人恐懼就越嚴重，一旦遭到處罰，他們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員和知識分子比普通百姓擁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懼，因而對這個制度更加「忠誠」。為了迎合和自保，他們都拚命比賽說謊，都裝作相信謊言。官員的講話，社會科學，文藝，新聞，教育，連滿佈牆頭路邊的標語口號，都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製造謊言和傳播謊言。都在時時刻刻地欺騙民眾和奴化民眾。 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某一個組織之中，都喊同樣的口號，都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都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由於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況，一旦因政策失誤造成災難，也必然是全國性的，受難者找不到逃生之地。讀者將會在本書有關一些省的章節裡看到，遠隔千里的省份，情況竟是那麼相似，這正是政治一體化的必然結果。 在這個權力金字塔裡，每一級官員，在上級面前是奴隸，百般討好；在下級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們既想當上更高一級的主人，更怕當不上現在位置上的奴隸。他們迷信領袖，崇尚權力，順應潮流，逆來順受。權力越集中，權力核心內部的鬥爭越激烈。鬥爭越激烈，毛澤東越感到周圍人對他地位的威脅，接連不斷地清洗。在殘酷而激烈的權力鬥爭中，官員們以欺騙自保，不惜出賣朋友換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證」。在施政過程中，高層的意志被層層放大，底層的聲音被層層壓制。上面的錯誤一級又一級的「創造性的發揮」，使錯誤政策越走越遠；底層的實際情況一層一層地被封鎖，使高層決策者不識迷途。這樣，錯誤政策按「正反饋」的方式加劇，直到出現災難性後果才被發覺。補救災難性後果還不能傷及最高掌權者的威信，糾正錯誤不可能到位。災難性的後果主要是由農民承擔。 在過去的皇權制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權力；極權制度下，老百姓連沉默的權力也被剝奪。一次一次的政治運動，大大小小的會議，要求每一個人「表態」，要求人們「暴露思想」、「向黨交心」。每一個人思想深處最為隱秘之處，也必須向黨敞開，讓黨檢查。高壓政治下的「表態」，實際是強迫人們對自己的良心撒謊，使人們失去了心靈深處最後的一點領地。這樣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賤，使人們不斷地踐踏自己過去尊敬的東西，奉承過去瞧不起的東西。極權制度就是這樣使民族性墮落。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人們表現的那樣瘋狂，那樣的殘忍，正是民族性墮落的結果，也正是極權制度的「政績」。 這個政權，以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為全體民眾的最高目標，並且用強制手段，不惜一切代價來推行這種理想。農民承擔著實現這個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擔著工業化的成本，承擔著集體化的成本，承擔著城市廉價生活的成本，承擔著各級官員奢侈生活的成本。這些主要是通過統購統銷政策來實現的。農民只能將自己的產品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賣給國家。農民生產的糧食，首先滿足人口快速增長的城市需要。這個制度用行政手段強制推行工業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農產品換回機器。因此，就不能讓農民吃飽，而是用徵購的方式強制地收走農民的糧食。劉少奇曾經坦率地承認這一點： 現在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他只願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餘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徵購，那末，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裡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 　 劉少奇這裡講的是實話，這段實話表明，在這個制度下，政府壓根兒就不讓農民吃飽。農民賣完「餘糧」以後，就沒有留下多少口糧，這是使大批農民餓死的原因之一。 在城市經濟實行國有化的同時，農村實行經濟集體化。中國官方文件稱為「農業合作化」。實際上，「合作化」和「集體化」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東西。前者是在個人利益的基礎上合作，後者是剝奪個人利益；前者是在私有制基礎上的互利互補，後者是取消私有制實行財產公有。中國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體化。農業集體化是對農民的剝奪。否定私有制，否定個人利益，是實行極權制度的經濟基礎。沒有農業集體化，就沒有中國的極權制度。 農業集體化將生產資料收歸集體，生產隊種什麼作物，種多大面積，用什麼方式種植，農民和生產隊的幹部沒有權力決定。集體化時給農民留了一點自留地，僅夠一家吃菜而已，１９５８年這一點自留地也收歸集體。農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一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每一個農民吃多少糧食，吃什麼樣的品種，由縣以上的黨政機關決定。每天早晨，農民都聚集在村頭等候隊長派工，在作業組長帶領下集體勞動。 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而這些票證只能在戶籍所在地領取。戶籍制度極其嚴密，離開戶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當地政府開具的證明文件，並帶上糧票、油票和其它票證，到了目的地以後，拿證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記才能住宿，用自己帶來的糧票、油票才能吃飯。糧票分本省的和全國的。如果離開本省，就得帶全國糧票。要領到全國糧票，必須出示省一級公安機關批准到外省的證明信。農民除了參加農業勞動以外，不能外出做工。農民離村需要向隊長請假。 農民就這樣在政治權力的高度禁錮中勞動和生活。他的生活資料由政府嚴密控制下的集體組織（人民公社）來保證。一旦政策失誤，集體組織（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證能力以後，由於農民被捆住了手腳，死到臨頭，也不能採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 人民公社是農業集體制度的發展，也是極權制度的進一步發展。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體制，實際上是在社會一體化基礎上，將國家行政權力和社會權力高度統一的基層政權形式。這種作法不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經濟活動統統納入政治目標之中，把一切財富納入政府官員控制之中，用政權的組織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會組織。 人民公社剛成立時，普遍實行供給制和工資相結合的分配製度。供給制，實際上是由各級官員對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進行「供給」，這不僅為各級官員控制公社財富創造了條件，也從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員。官員不「供給」，社員就不能生存。由於政府不具備供給能力，供給制只是曇花一現。供給制雖然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卻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特別是糧食的浪費。 １９５８年，還一度把軍事組織引入群眾的日常生活之中，實行所謂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勞動力全部編為軍事建制，實行統一的軍事指揮。在「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農業」等各種「大辦」當中，官員對農民像指揮軍隊那樣部署、調動、指揮。還通過公共食堂、幼兒園等，把以家庭為單位的傳統生活方式改變為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集體生活方式，最後達到消滅家庭的目的。消滅了家庭的經濟單位功能以後，使家庭失去了生產自救的能力，他們不能依靠自己的勞動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國家，吃喝完全依賴「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餓死人的重要的禍因。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灶拆了，鍋盆碗盞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徵用。糧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允許冒煙。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食堂初開辦的最初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勞動好壞，都一樣吃飽喝足。當時毛澤東等領導人「糧食多了怎麼辦」的擔心已傳達到基層。農民以為，國家的糧食很多，吃完了政府會供應的。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糧食就吃光了，但最終等不來政府的供應。 公共食堂把社員置於非常惡劣的飲食環境中。打飯要排長隊，過時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區，從家裡到食堂要走很遠的路程，熱飯打回去成了涼飯。食堂裡做的飯菜質量很差。斷糧以後，社員采的野菜得交給食堂做，做出來就更難吃了。在這樣的飲食環境中，加重了饑荒對農民的殺傷力。公共食堂還是幹部搞特殊化的基地。幹部多吃多佔、貪污腐化是普遍的現象，侵佔了本來定量很低的社員口糧，加劇了社員的飢餓。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裡。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人手裡，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裡。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本書記載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飯」而把人活活餓死的事實。 在幾千萬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層幹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僅光山和潢川兩個縣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殘的不只是農民，也有不聽話的基層幹部。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和下級任意欺凌。在公社化、反「瞞產私分」、辦公共食堂的過程中，有牴觸情緒的農民，因飢餓偷吃了集體青苗的農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飢餓幹活不力的農民，都可能遭到殘酷的處罰。處罰農民的刑罰有幾十種：吊打、罰跪、遊街、扣飯、冷凍、曬太陽、割耳朵、「炒豆子」等。慘不忍睹。信陽地區羅山縣彭新公社有17名預備黨員，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榮地」轉為正式黨員，只剩一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在這本書各省的章節中，記錄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慘案。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慘案是1961年整風整社中揭露出來的，多發生在「三類隊」（即落後隊），不是每一個生產隊都發生這樣慘烈的事情。不過，根據毛澤東的說法，「三類隊」也占生產隊總數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產隊裡發生這樣的慘案，也是相當普遍的。 在通常情況下，如果遇到饑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當時的制度下，農民沒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權利。各級政府千方百計地對外封鎖飢餓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郵局，向外面發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為了不讓外出逃荒的饑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鎖，不准外逃。對已經外逃的饑民則以「盲流」的罪名遊街、拷打或其它懲罰。     在任何情況下，多數人是服從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個別的例外，反制度者通常會被制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個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一個「范」，即澆鑄鑄件的模型。不管怎麼樣堅硬的金屬，只要融化成液體注入這個模型裡，出來都是一個樣子。不管什麼人進入極權制度這個模型，出來都是兩個背靠背的連體人：專制者和奴隸的連體，即在下級面前是專制者，在上級面前是奴隸。毛澤東是這個模型的製造者之一（嚴格說來他是專制模型的繼承者和發展者），他自己也要受制於這個模型。在這個制度框架中，毛澤東行為有其自覺性也有他的無奈。任何人無力與這個制度抗爭，毛澤東也不例外。他雖然較早地發現了１９５８年的問題，也下達過種種糾正的指示，但無濟於事。按照當時理想的邏輯，在當時的制度框架下，現在看來十分荒唐的事，在當時都是合理的，是順理成章的。 極權制度是當今人類社會最為落後、最為野蠻、最沒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饑荒期間，幾千萬人無辜地死去，就為這個制度敲響了喪鐘。以後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運，更使它病入膏肓。經過二十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極權制度比過去產鬆動了許多，人民公社已經解體，統購統銷已經廢除，百姓們能夠在市場上求生存、求發展，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由於政治體制依舊，經濟和社會的巨大變化更加劇了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這種矛盾最重要的表現是，經濟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錯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階層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為弱勢群體；支付改革本少的階層享受成果最多，從而成為強勢群體（或稱為既得利益群體）。市場經濟的唯利是圖和極權政治的權力不受監督，二者的弊端結合在一起，不斷製造出社會不公正，加劇著底層群眾的不滿。在新世紀的中國，我相信，無論是當權者還是普通百姓，從心底裡都知道極權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問題在於，在制度變更的過程中，怎樣減小社會震盪，怎樣防止社會動盪造成的破壞。這個問題是需要考慮的。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於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而是出於社會利益，主動自覺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總是可以找到減輕震動、減小破壞的辦法的。 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已經為政治民主確立了經濟基礎，從而極權社會已經進入了後極權社會。經濟市場化加緊催生著政治民主化。我堅信，在中國，總有一天極權制度會被民主制度取代。這不是很遙遠的事情。 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 《墓碑 —— 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下載地址： http://share.ovi.com/media/mdmailbo-50.public/mdmailbo-50.10460 搜索更多相关主题的帖子: 共匪 為您提供數千本好書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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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天白雲 国民革命军政治指导员 帖子 485  精华 4  积分 2687  阅读权限 100  在线时间 89 小时  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2#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8-10-5 05:17  只看该作者 第二十三章　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 在六十年代大饑荒期間，中國到底餓死了多少人？中外學者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在大饑荒發生期間，由於餓死人是一個十分敏感的政治問題，各級政府極力隱瞞和縮小人口死亡數字，沒有留下完整可靠的資料。再加上中國的人口統計數據比較混亂，很難用公佈的人口數據推算。所以，中外學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只能是一種估計，而各種估計之間相差很大。我在這裡先介紹中外學者的估計，再提出自己的看法。 這一章數字計算很多，讀者在讀這一章時必須有一個清醒的頭腦，最好手拿計算器，一邊看，一邊算，否則一頭霧水。 一、用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的結果 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是公安部報送的，其根據是戶口登記。這是中央政府承認的官方數據。中國官方統計數據雖然比實際死亡人數少得多，但指出的這幾年的人口變化的趨勢是可信的。從人口統計數據上看，說是三年大饑荒，實際上從1958年冬天就開始了。官方人口統計數據表明，1958年死亡率高於正常狀態，出生率低於正常狀態。到了1962年，除四川等個別省份以外，全國的死亡率已經恢復到正常狀態，由於饑荒以後的恢復性增長，出生率高於正常的狀態。所以，本書對全國數據的分析計算中，從1958年算起。個別省份的起止年份，視其情況而定。 中國官方對大饑荒期間餓死人的問題諱莫如深。據當年在公安部負責人口統計的王維志向本書作者介紹，由於死亡人口過多，成了敏感的政治問題，各省的人口統計數字是絕密資料，只能讓極少數人看。如山東省的人口數只能五個人看：省委正副書記、正副省長、公安廳長。當年擔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晚年對本書作者說：1961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以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看到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才放心。 在這以後，沒有公佈人口數字。從生產隊到公社到縣，都盡可能隱瞞或少報餓死人口。少報餓死人口不僅可以減小領導幹部的政治責任，還可以領取這些已死的人的口糧，這種「吃空額」的情況，是普遍存在的。 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1983年，經國務院批准，除了公佈1982年普查數據以外，還公佈了1953年和1964年兩次人口普查數據。當時公佈數字中，1960年人口總數比1959年減少1000萬（1959年67207萬人，1960年為66207萬人），這個數字曾引起國內外媒體的強烈反響。日本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1960年人口比1959年整整少了一千萬。這個數字是不是人造的？為此我訪問了公安大學的張慶五教授。張教授從1955年到1986年一直在公安部三局從事人口統計工作，1986年以後才到公安大學任教。他說，1984年以前，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人口數都來自公安部三局。公安部每年出一本人口年報。有總戶數、總人口、男、女、城市人口、鄉村人口、出生數、死亡數、遷出數、遷入數。公安部的數字是各省公安廳所上來的，各省公安廳是各縣公安局上報的。而縣的數字是由公社、大隊、小隊逐級上報的。下面報多少，就寫多少，除了明顯的技術錯誤以外，公安部三局一般對下面來的數據不加改動。1960年人口比上一年減少1000萬，就是根據各省報上來的數字彙總的，沒有進行加工。由於基層幹部怕死人多擔政治責任，不願多報死人數。再加上一個人一份口糧，死一個人口糧就減少一份。所以死亡數是偏小的。在生產隊裡並沒有真正的人口統計，大隊要數字，小隊的幾個幹部回憶一下，今年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其中男女各多少，會計記錄下來就上報。小隊的總人口是與糧食供應相關的，和出生、死亡數比，相對準確一些。 1983年還公佈了歷年的人口總數、死亡率、出生率。詳見表23-1。 表22-1  國家正式公佈的歷年總人口（萬人）、出生率（‰）和死亡率（‰） 年　份 年末總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長率 1953 58796 37.00 14.00 23.00 1954 60266 37.97 13.18 24.79 1955 61645 32.60 12.28 20.32 1956 62828 31.90 11.40 20.50 1957 64653 34.03 10.08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68 25.43 －4.57 1961 65859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917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1966 74542 35.05 8.83 26.22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第83頁。 知道了每年的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饑荒期間死亡人口總數，扣除正常死亡人數，就是餓死的人數。即：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當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當年平均人口 說某年餓死多少人，除了當年的死亡率、當年的總人口（由於年初和年終人口數不同，計算時取平均人口）以外，正常死亡率也很重要。正常死亡定得高，則非正常死亡就少；正常死亡率定得低，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多。在計算1958－1962年間非正常死亡人口數時，有些學者將1957年的死亡率當作正常死亡率。 我在計算的時候注意了以下幾個問題： 1、由於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是用每年平均人口計算的，所以先要算出每年平均人口：（上年底人口+本年底人口）／2）。 2、在1949年以後的和平年代，如果沒有特別情況，出生率逐年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這種趨勢一直持續到1972年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所以，如果沒有 「大躍進」，1957年和1964年間的人口趨勢是連續的。在這期間，死亡率趨勢是一條略微向下傾斜的直線，出生率是一條略微向上傾斜的直線。其間各年的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應分佈在這條線上。這是估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依據。 3、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擾，我取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數為起點，取1962年後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數為終點。終點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為了減少大饑荒以後有兩年人口補償性增長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一次性地沖銷了前兩年多報的820多萬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計算正常死亡率時，後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由上述數字，我們可以算出： 正常死亡率＝{(12.28+11.40+10.80)/3+(10.04+9.50+8.83)/3}/2‰=10.47‰ 正常出生率＝{(32.60+31.90+34.03)/3+(39.14+37.88+35.05)/3}/2‰=35.10‰ 表23-1中列出了各年度的實際死亡率。當年的實際死亡率減去正常死亡率就是當年的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平均人口，就是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65324×（11.98－10.47）‰＝98.64萬人。同樣可以計算出，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274.4萬人，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997.94萬人，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48.94萬人。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總共為1619.92萬人。 此外，在三年大饑荒期間，由於嚴重營養不良，大批婦女閉經和子宮脫垂，男子精子減少，失去了生育能力，加上飢餓使得夫妻生活減少，因而出生率普遍下降。從三年大饑荒的實際情況來看，飢餓對生育率下降的影響遠勝於死亡率的提高。例如，上海市1960年的死亡率為6.8‰比1957年的6.0‰上升不多。但1960年的出生率為27.6‰，1961年的出生率只有22.4‰，比1957年的45.6‰下降了很大的幅度。 所以，上海在三年大饑荒期間，很少餓死人，但有約14萬正常年景下應當出生的人口沒有出生。 有了正常年景的出生率和各年的實際出生率，可以算出各年因饑荒少出生的人口數。例如， 1958年少出生人口為：65324×（35.10－29.22）‰＝385.4萬人。同樣可以計算出1959年少出生人口為687.3萬人，1960年少出生人口為949.9萬人，1961年少出生人口為1127.8萬人。大饑荒期間共少出生人口3150萬人。 　　也就是說，按照國家公佈的數據，由於大饑荒，使全國總人口減少（1619.9＋3150）萬人，即4770多萬人。 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計算三年大饑荒造成全國總人口的減少。由表25-1中各年度的自然增長率，我們採用計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辦法，算出正常年景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有了正常自然增長率，有了1957年年底的總人口，就可以推算出，如果沒有大饑荒，1961年底應當有多少人口。而由於大饑荒，使得1961年底只有65859萬人。應有人口和實際人口的差額，就是大饑荒造成總人口的減少。 我採用1955年、1956年、1957年和1964年、1965年、1966年，兩個三年的平均自然增長率，計算出的正常自然增長率是24.38‰。以1957年底人口64653萬人為基數，按這個自然增長率，1961年底應有人口為71192萬人。所以，三年大饑荒使全國總人口減少（71192－65859）萬人，即5333萬人。這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兩部分。 為什麼用後一種計算辦法得出的總人口減少比分年度計算出來的要多563萬？這是因為，第一，在分年度計算時，由於上一年的影響，1959年、1960年、1961年總人口比正常年景少，總人口少了，得出的死亡人數和少出生人數也就少了。第二，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中，總人口的自然增長數和按自然增長率算出來的人口增長數對不上。 以上兩種計算中，都用了總人口數和自然變動數，把原來人口統計中的誤差轉移過來了。 圖22-1  中國人口金字塔圖 人口金字塔是以條形圖的形式直觀地表現某一年人口的年齡結構與性別結構的組合圖形。它以縱軸表示年齡，橫軸表示人口數量或比重。橫軸的左邊表示男性人口，橫軸的右邊表示女性人口。年齡最小的放在底層，然後逐一將相鄰各年齡組向上疊加。中國三次人口普查都繪出了人口金字塔圖。從圖23-1中可以看出，在與大饑荒相應的年齡組上都留下了可怕的缺口。 二、用各省官方數據計算的結果 中國幅員遼闊，各地的情況相差很大，以1957年人口死亡率(官方數據)為例，廣東8.43‰，雲南卻高達16.29‰，而全國平均水平為10.8‰。不考慮地區差別，用統一的標準估計中國全國的情況，必然存在較大誤差。前面我們用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進行了計算，現在，我們用各省數據進行計算。 各省的數據來自《中國人口》這一套書。《中國人口》每省一分冊，包括香港和澳門，共32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此書是由教育部、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的領導下，組成專門編輯委員會組織編寫的。各省分冊由各省組織有關人員編寫。1986年以後陸續出版。各省的數據也是經各省官方審定的，非正常死亡數據也是縮小了的，但比國家官方數據接近實際一些。我從除了西藏、台灣的28本書中，將各省、市、自治區的總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數據抄錄如表23-2。 表22-2    《中國人口》各省分冊記載的人口狀況（人口：萬人，率：‰） 年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四川 　 　 　 　 　 　 　 　 　 　 　 總人口 6790.6 6790.6 6945.2 7081 7077.9 6897.3 6459.2 6485.6 6695.8 6898.3 7136.8 7386.3 出生率 28.39 28.5 29.22 24.03 16.71 11.73 11.81 28.01 50.11 46.94 42.41 39.95 死亡率 9.18 10.41 12.07 25.17 46.91 53.97 29.42 14.62 12.82 13.87 11.46 10.76 自然增長率 19.21 18.09 17.15 -1.13 -30.26 -42.23 -17.6 13.39 37.28 33.07 30.95 29.2 河南 　 　 　 　 　 　 　 　 　 　 　 　 總人口 4652 4733 4840 4943 4979 4818 4830 4940 5080 5099 5240 　 出生率 30.82 35.85 33.71 33.16 28.07 14.01 15.31 37.5 45.08 36 36.1 35.61 死亡率 11.77 14 11.81 12.7 14.12 39.6 10.18 8.03 9.43 10.6 8.5 8.5 自然增長率 19.05 21.85 21.9 20.46 13.95 -25.59 5.13 29.47 35.65 25.4 27.6 27.11 安徽 　 　 　 　 　 　 　 　 　 　 　 　 總人口 3221.4 3261.6 3356 3426.7 3445.5 3085.6 2987.7 3133.2 3232.3 3181.2 3285.6 3407 出生率 27.67 33.17 29.75 23.83 19.85 11.35 12.34 53.26 50.69 39.85 41.79 41.05 死亡率 11.8 14.25 9.1 12.36 16.59 68.58 8.11 8.51 7.92 8.59 7.24 7.12 自然增長率 　 　 　 　 　 -57.23 　 　 　 　 　 　 山東 　 　 　 　 　 　 　 　 　 　 　 　 總人口 5174 5256 5373 5422 5373 5188 5265 5246 5585 5607 5711 5851 出生率 37.3 32.7 35.79 25 20.9 19.5 24.41 38.14 44.18 36.88 35.46 34.56 死亡率 13.73 12.1 12.05 12.77 18.19 23.6 18.49 12.35 11.78 12.04 10.2 9.9 自然增長率 23.6 20.6 23.7 12.3 2.07 -4.1 3 25.79 32.04 24.82 25.3 24.6 甘肅 　 　 　 　 　 　 　 　 　 　 　 　 總人口 1155.04 1218.7 1255.06 1281.48 1293.12 1244.04 1210.82 1240.1 1249.17 1290.03 1345.44 1392.97 出生率 28.8 28.2 30 31.5 19.3 15.5 14.8 41.4 42.1 47.2 45.3 42.5 死亡率 11.9 10.8 11.3 21.1 17.4 41.3 11.5 8.2 10.4 15.6 12.3 11.49 自然增長率 16.9 17.4 21.7 10.4 1.9 -25.8 3.3 32.9 31.7 31.6 33 31.1 江蘇 　 　 　 　 　 　 　 　 　 　 　 　 總人口 3984 4089 4183 4258 4290 4246 4243 4334 4441 4516 4624 4748 出生率 32.21 37.6 34.38 24.83 20.92 18.56 18.84 33.27 37.68 34.7 36.91 34.89 死亡率 11.76 13.02 10.26 9.4 14.55 18.41 13.35 10.36 9.04 10.13 9.48 8.05 自然增長率 20.45 24.58 24.12 15.43 6.37 0.15 5.49 22.91 28.64 24.57 27.43 26.84 浙江 　 　 　 　 　 　 　 　 　 　 　 　 總人口 2385.5 2442.9 2503.3 2563.5 2598.3 2616.9 2663.2 2707.2 2800.5 2874.6 2957.3 3033.4 出生率 38.09 33.4 34.91 34.1 26.28 23.52 17.58 36.07 40.71 37.18 36.48 32.48 死亡率 12.58 9.46 9.32 9.15 10.31 11.88 9.84 8.61 7.9 9.21 8.09 7.12 自然增長率 25.51 23.94 25.62 24.95 15.47 11.64 7.71 27.41 32.81 27.97 28.39 25.36 廣東 　 　 　 　 　 　 　 　 　 　 　 　 總人口 3429.7 3494.2 3592.6 3671.8 3739.2 3785.7 3817.3 3909.8 4013.7 4108 4231.3 4346.9 出生率 31.09 34.93 34.99 30.1 24.67 18.96 21.27 43.31 39.17 36.74 36.28 32.18 死亡率 10.7 11.19 8.43 9.13 11.74 15.12 10.67 9.32 7.62 8.33 6.82 6.37 自然增長率 20.49 23.74 26.56 20.97 13.04 3.84 10.06 33.99 31.55 28.42 29.46 25.81 貴州 　 　 　 　 　 　 　 　 　 　 　 　 總人口 1586.8 1628.1 1680.9 1710 1744 1643 1623.5 1664.3 1703.6 1752 1820.7 1885 出生率 37.92 32.26 34.43 33.69 27.57 19.97 16.58 43.72 48.7 52.62 49.96 44.04 死亡率 16.24 13.02 12.35 15.26 20.28 52.33 23.37 11.64 17.14 20.66 15.16 13.49 自然增長率 21.7 19.3 22.1 18.4 7.3 -32.4 -6.7 32.1 31.6 32 34.8 30.6 廣西 　 　 　 　 　 　 　 　 　 　 　 　 總人口 2052.6 2091.8 2146.63 2186.16 2205.22 2172.06 2159.16 2217.82 2299.7 2261.66 2444.68 2528.2 出生率 30.26 29.37 34.52 32.87 24.52 19.4 17.73 39.08 46.72 4.95 42.4 39.23 死亡率 14.58 12.46 12.35 11.74 17.49 29.46 19.5 10.25 10.13 10.55 9.03 7.5 自然增長率 15.68 16.91 22.17 21.13 7.03 -10.06 -1.17 28.83 36.59 30.4 33.37 31.73 陝西 　 　 　 　 　 　 　 　 　 　 　 　 總人口 1716 1756 1803 1832 1881 1944 1969 2008 2018 2100 2144 2194 出生率 30 28 32.2 26.7 26.6 27.7 21.1 34.6 38.7 40 34.7 34.4 死亡率 10.6 9.9 10.3 11 12.7 12.3 8.7 9.4 10.5 16 13 12.9 自然增長率 19.4 18.1 21.9 15.7 13.9 15.4 12.4 25.2 28.2 24 21.7 21.5 青海 　 　 　 　 　 　 　 　 　 　 　 　 總人口 179.2 199.92 204.64 225 260.01 248.65 211.42 205.01 209.33 219.47 230.45 240.61 出生率 35.93 24.68 32.18 27.94 23.02 13.07 11.43 35.72 45.56 52.08 48.72 41.39 死亡率 14.06 9.34 10.4 12.99 16.59 40.73 11.68 5.35 8.37 15.53 9.06 9.75 自然增長率 21.87 15.25 21.78 14.98 6.44 -27.66 -0.25 30.37 37.19 36.55 39.66 31.64 山西 　 　 　 　 　 　 　 　 　 　 　 　 總人口 1508.7 1553.58 1586.74 1621.7 1666.57 1703.2 1710.04 1745.33 1790.11 1824.37 1871.56 1911.05 出生率 34.2 29.9 33.3 28.7 27.5 27.3 19.1 37.7 38.1 36.2 33.9 30.3 死亡率 12.9 11.6 12.7 11.7 12.8 14.2 12.2 11.3 11.4 14 10.4 10.3 自然增長率 21.3 18.3 20.6 17 14.7 13.1 6.9 26.4 26.7 22.2 23.5 19.7 河北 　 　 　 　 　 　 　 　 　 　 　 　 總人口 3529 3588.7 3670.1 3732.3 3791.3 3779.2 2795 3883.6 3956.2 3996.7 4087 4183 出生率 32.29 29.24 29.62 24.45 23.09 20.5 15.13 28.63 38.61 33.63 32.92 29.32 死亡率 11.64 11.34 11.3 10.92 12.29 15.84 13.63 9.06 11.2 10.91 8.74 8.69 自然增長率 20.65 17.95 18.32 13.53 10.8 4.67 1.5 19.62 27.41 22.72 24.18 20.53 湖南 　 　 　 　 　 　 　 　 　 　 　 　 總人口 3472.83 3507.47 3602.2 3672.72 3691.95 3586.37 3507.98 3600.26 3715.2 3785.13 3901.47 4009.65 出生率 31.1 29.59 33.47 29.96 24 19.49 12.52 41.4 47.29 42.2 42.25 37.23 死亡率 16.36 11.51 10.41 11.65 12.99 29.42 17.49 10.23 10.26 12.88 11.19 10.16 自然增長率 14.74 18.08 23.06 18.32 11 -9.93 -4.97 31.16 37.03 29.31 31.06 27.08 福建 　 　 　 　 　 　 　 　 　 　 　 　 總人口 1366.6 1400.4 1452.5 1493.4 1543 1572.6 1597.8 1639.7 1678.4 1703.5 1759.8 1813.7 出生率 27.28 28.67 38.24 29.12 27.56 25.11 17.42 40.16 44.96 38.33 41.18 37.04 死亡率 8.26 8.43 9 7.46 7.78 15.34 11.87 8.28 7.36 8.62 7.34 7.11 自然增長率 19.02 20.24 29.24 21.66 19.79 9.77 5.55 31.88 37.6 29.71 33.84 29.93 雲南 　 　 　 　 　 　 　 　 　 　 　 　 總人口 1805.85 1841.83 1869.78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1963.72 2021.08 2088.44 2160.36 2231.86 出生率 32.48 34.75 36.27 23.61 20.94 24.19 19.4 39.71 43.15 45.66 44.01 38.97 死亡率 13.6 15.22 16.29 21.62 17.96 26.26 11.85 10.85 14.14 15.23 12.99 10.08 自然增長率 18.88 19.53 19.98 1.99 2.98 -2.07 7.58 28.86 29.01 30.43 31.02 28.17 吉林 　 　 　 　 　 　 　 　 　 　 　 　 總人口 1202.1 1224.5 1248.1 1280.9 1313 1397.1 1414.3 1476.4 1537.1 1595.1 1639.1 1679.3 出生率 41.57 32.64 35.46 33.31 28.04 32.51 26.45 40.7 47.03 44.19 40.46 34.58 死亡率 9.9 7.5 9.1 9.1 13.4 10.1 12 10 9.4 12.6 9.7 8.6 自然增長率 27.7 25.1 26.4 24.2 14.6 22.4 14.5 30.7 37.6 31.6 30.8 26 遼寧 　 　 　 　 　 　 　 　 　 　 　 　 總人口 2261.5 2306.5 2395.5 2445 2501.8 2559.5 2519.3 2549 2653.1 2734.2 2808.3 2869.7 出生率 39.1 33.7 41.9 38.7 28 31.8 17.2 34.1 49.1 40.2 36.2 29.4 死亡率 9.4 6.6 9.4 8.8 11.8 11.5 17.5 8.5 7.9 9.5 7.1 6.2 自然增長率 29.7 27.1 32.5 29.9 16.2 20.3 -0.3 25.6 41.2 30.1 29.1 6.2 黑龍江 　 　 　 　 　 　 　 　 　 　 　 　 總人口 1321 1418 1479 1564 1682 1807 1809 1893 1972 2053 2134 2198 出生率 40.4 33.1 36.6 33 30.4 32.5 27.3 35.5 45.1 42.6 40.4 34.3 死亡率 11.4 10.1 10.4 9.1 12.8 10.5 11.1 8.7 8.5 11.5 8 7.3 自然增長率 29 23 26.2 23.9 17.6 22 16.2 26.3 36.6 31.1 32.4 27 湖北 　 　 　 　 　 　 　 　 　 　 　 　 總人口 2896.7 2963.2 3064.8 3146.7 3173.2 3152.2 3182.96 3273.93 3350.09 3418.01 3504.54 3601.01 出生率 26.06 27.07 34.36 30.49 26.42 16.41 27.34 42.51 41.05 37.73 35.1 34.8 死亡率 11.55 10.85 9.64 9.64 14.5 21.19 9.19 8.76 9.83 10.39 10.04 9.63 自然增長率 14.51 16.22 24.72 21.01 11.92 -4.78 18.14 33.75 31.32 26.8 25.06 25.16 寧夏 　 　 　 　 　 　 　 　 　 　 　 　 總人口 165.11 172.02 179.38 193.51 208.85 213.03 203.05 198.81 206.7 214.89 226.78 235.38 出生率 34.09 34.2 43.24 39.32 23.8 16.58 13.04 44.6 50.52 49.37 48.02 42.2 死亡率 10.24 10.58 11.06 14.98 15.82 13.9 10.71 8.49 10.22 13.44 9.27 9.35 自然增長率 24.66 23.62 32.18 24.34 7.98 2.68 2.32 36.11 40.3 35.93 38.79 32.85 江西 　 　 　 　 　 　 　 　 　 　 　 　 總人口 1763.38 1799.97 1851.45 1912.89 1975.97 2009.85 2002.67 2039.91 2101.03 2143.63 2209.54 2283.65 出生率 32.33 29.01 38.34 30.28 28.64 26.78 21 37.19 39.56 38.05 38.85 38.13 死亡率 16.23 12.49 11.48 11.34 13.01 16.06 11.54 11 9.76 10.87 9.39 8.54 自然增長率 16.1 16.52 26.86 18.94 15.63 10.72 9.46 26.19 29.8 27.18 29.46 29.9 新疆 　 　 　 　 　 　 　 　 　 　 　 　 總人口 511.78 533.17 558.01 582.35 648.98 686.33 710.06 698.97 713.12 744.18 789.1 837.99 出生率 30.67 31.1 31.48 31.03 29.87 28.13 25.16 32.02 35.14 42.21 41.7 38.08 死亡率 14.4 14.2 14 13 18.84 15.67 11.71 9.71 9.43 16.35 11.1 9.39 自然增長率 16.27 16.9 17.48 18.03 11.03 12.48 13.45 22.31 25.71 25.91 30.6 28.69 內蒙古 　 　 　 　 　 　 　 　 　 　 　 　 總人口 843 896.6 936 986.1 1062.5 1191.1 1163.1 1171.8 1215.4 1253.7 1296.4 1329.6 出生率 37.5 29.5 37.2 28.4 30.8 29.4 22.1 38.2 45.1 41.9 40 36.1 死亡率 11.4 7.9 10.5 7.9 11 9.4 8.8 9 9.4 11.8 9.3 8.07 自然增長率 26.1 21.6 28.7 20.5 19.8 20 13.3 29.2 35.7 30.1 30.7 28 北京 　 　 　 　 　 　 　 　 　 　 　 　 總人口 555.92 598.23 619.08 631.85 684.1 732.13 721.02 723.64 747.38 765.01 773.93 770.06 出生率 40.07 40.02 42.1 37.02 30.7 33.03 25.7 35.92 43.41 30.4 22.95 19.41 死亡率 9.6 7.57 8.19 8.08 9.58 9.22 10.08 8.71 8.11 8.27 6.75 7.24 自然增長率 　 　 　 　 　 　 　 　 　 　 　 　 天津 　 　 　 　 　 　 　 　 　 　 　 　 總人口 487.3 506.9 529.5 548.2 567.5 583.5 584.2 595.6 615.3 629.5 637.7 640.8 出生率 37.12 34.39 37.28 34.56 28.49 27.38 20.42 33.68 40.61 28.72 24.33 21.02 死亡率 9.85 8.79 9.35 8.66 9.88 10.34 9.89 7.36 7.3 7.79 6.17 6.91 自然增長率 27.27 25.6 27.93 25.9 18.6 17.04 10.53 26.3 33.31 20.93 18.16 14.11 上海 　 　 　 　 　 　 　 　 　 　 　 　 總人口 925.6 942.07 1009.58 998.82 1028.39 1054.08 1053.17 1057.86 1073.64 1086.72 1093.79 1095.83 出生率 41.7 40.5 45.6 36 27.8 27.6 22.4 26.3 30.3 20.6 17 14.6 死亡率 8.1 6.8 6 5.9 6.9 6.8 7.7 7.3 7 6.1 5.7 5.3 自然增長率 33.6 33.7 39.6 30.1 20.9 20.8 14.7 19 23.3 14.5 11.3 9.3 註：《中國人口·湖北》缺1955年的出生率、死亡率，本表用公安部的數據補上。《中國人口·北京》中缺1955、1956、1959、1960、1962、1963、1966的死亡率，表中數據系用公安部數據補上。另外，安徽數據中也缺大部分年份的死亡率，也是用公安部的數據補上的。公安部的數據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彙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中國人口·江蘇》中數據有錯，本書用《江蘇統計年鑒》數據作了修正。 根據表23-2中的數據，採用本章前面的辦法，即先算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再算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人口。計算正常死亡率時，取前三年（1955，1956，1957）和後三年（1963，1965，1966）的算術平均數。計算結果如表23-3。 表22-3  大饑荒對各省人口的影響（單位：萬人） 地區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總計 四川       非正常死亡人數 98.53 253.37 299.42 123.04 22.65 797.01 少出生人數 86.96 139.61 172.59 165.53 54.5 619.19 安徽       非正常死亡人數 9.46 24.12 192.7   226.28 少出生人數 39.74 53.81 79.03 70.48  243.06 河南       非正常死亡人數 9.89 17.18 139.38   166.45 少出生人數 7.44 32.79 101.25 93.52  235.00 山東       非正常死亡人數 14.30 43.50 71.18 43.75 11.71 184.43 少出生人數 5.35 78.49 84.17 57.65  225.66 湖南       非正常死亡人數  4.93 64.67 20.72   90.32 少出生人數 21.86 44.04 59.97 83.18  209.05 貴州       非正常死亡人數 1.19 10.05 63.96 14.34   89.59 少出生人數 13.88 24.70 37.09 41.30  116.97 廣西       非正常死亡人數 1.43 14.07 40.23 18.23   73.96 少出生人數 7.41 25.84 36.87 40.20  110.32 甘肅       非正常死亡人數 14.45 9.91 40.10 2.21   66.67 少出生人數 5.90 21.69 26.2 26.21  80.00 江蘇       非正常死亡人數  17.52 33.97 12.30  63.79 少出生人數 43.43 60.69 70.78 9.23 7.93 192.06 遼寧       非正常死亡人數 2.42 9.89 9.36 24.63 1.77 48.07 少出生人數  21.64 12.53 49.65 6.72 90.54 廣東       非正常死亡人數 1.80 11.49 24.38 7.72 2.63 48.02 少出生人數 15.51 35.94 57.98 48.00  157 雲南       非正常死亡人數 15.12 8.28 24.04   47.44 少出生人數 28.53 33.96 27.6 36.5  126.59 湖北       非正常死亡人數  13.11 34.28   47.39 少出生人數 6.30 19.28 50.92 16.41  92.91 河北       非正常死亡人數 1.78 6.96 20.44 12.08  41.26 少出生人數 24.87 30.40 40.39 60.75 9.75 166.16 福建       非正常死亡人數   11.56 6.26 0.58 18.40 少出生人數 8.84 11.48 15.59 28.06  63.97 江西       非正常死亡人數  3.32 9.49 0.48  13.29 少出生人數 10.37 13.9 17.96 29.67  71.9 吉林       非正常死亡人數 0.09 5.67 1.45 4.17 1.40 12.78 少出生人數 6.12 13.11 7.64 16.45  43.32 浙江       非正常死亡人數  2.61 6.73 1.43  10.77 少出生人數 3.37 23.62 31.06 47.12  105.17 青海       非正常死亡人數 0.61 1.56 7.77 0.35  10.29 少出生人數 2.18 3.65 6.36 6.13 0.49 18.81 黑龍江       非正常死亡人數  5.71 2.13 3.29  11.13 少出生人數 7.46 12.17 9.42 19.16 4.44 52.65 山西       非正常死亡人數 0.24 2.06 4.46 1.11  7.87 少出生人數 6.85 8.99 9.55 23.67  49.06 陝西       非正常死亡人數  2.78 2.10   4.88 少出生人數 11.85 12.29 10.58 23.95  58.67 寧夏       非正常死亡人數 0.91 1.15 0.79 0.12  2.98 少出生人數 0.47 3.63 5.33 5.99  15.42 新疆       非正常死亡人數  3.45 1.62   5.07 少出生人數  3.67 5.17 7.48  16.32 內蒙       非正常死亡人數  1.20    1.2 少出生人數  6.38 8.6 17.57  32.55 北京       非正常死亡人數   0.98 1.55  2.53 少出生人數    5.39  5.39 天津       非正常死亡人數  0.97 1.27 1.02  3.26 少出生人數  1.11 1.78 5.87  8.76 上海       非正常死亡人數   0.49 1.44 1.02 2.95 少出生人數   2.5 8.01 3.91 14.42 全國       非正常死亡人數 172 475 1109 300 42 2098 少出生人數 365 735 989 1044 87 3220 人口總減少數 537 1210 2098 1344 129 5318 由表23-3計算結果可知，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了5318萬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098萬人，少出生3220萬人）。 各省的死亡率數據基本上是以官方統計為基礎的。到了20世紀八十年代，人們有了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不少省份對數進行了一些修正。應當比原有的統計數更接近實際一些。但是，即使到了八十年代，餓死人還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有些省份用這些數據計算出的非正常死亡據，比調查者的數字偏小。例如，中監委李堅當年到安徽調查的估計是，非正常死亡是300萬人。文革中，中共中央原組織部長安子文下放安徽勞動，回京後對李堅說，安徽餓死500萬人（見本書第四章「安徽不安」）。而我上述計算的結果只有226萬人。薄一波對趙健民說山東餓死300萬人，這裡計算的結果只有184.43萬人。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著文認為，四川省餓死1200萬人，上表中只有787萬人。《福建黨史月刊》2001年第1期載文認為， 福建省三年非正常死亡萬人數為22萬人，少出生65萬人，該文是用省公安廳的數字計算的。而表23-3中福建非正常死亡只有18萬人。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當年在省裡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幹部，如果八十年代還在該省或在中央擔任要職，他有可能干預這些省份的死亡數據，以減輕其歷史責任。我在調查中發現過這種情況。所以，用各省的數據計算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雖然比國家統計局的數要接近實際一些，但還是一個比實際情況縮小了的數據。 用各省官方數據計算的結果按年度分佈情況，見圖22-2。 　 根據各省官方數據計算，早在1958年，全國就有172萬人非正常死亡，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475萬，至1960年達到頂點，非正常死亡為1109萬人。隨著落實救荒措施，以後非正常死亡人數迅速減少，1961年為300萬人，至1962年，全國絕大多數省份已基本走出饑荒，但個別省份如四川還在餓死人，全國總計仍有42萬人非正常死亡。此圖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比實際要少，但反映的各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的變化趨勢是可信的。 三、國外人口學家的研究結果 國外學者對中國大饑荒引起的人口減少作了很多研究，提出了種種不同的數字。艾德爾認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萬，莫捨估計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100萬至3000萬之間。希爾估計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3000萬，同時有3300萬嬰兒沒有出生或延遲出生。科爾認為1958－1963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700萬。傑勒德·卡羅特認為，1958－1963年有2700萬人過量死亡，有2900萬嬰兒沒有出生，他後來在另一篇論文中重新估算，認為在1960年，死亡人口為4090萬。 國外學者在研究這個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時，首先用人口學的方法，對《中國統計年鑒》上的人口數據進行修正。 《中國統計年鑒》上公佈的各年底人口總數、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戶籍管理部門統計的，具體說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三局（治安局）四處（戶政處）提供的。戶政處有關人口的數字是省公安廳和縣公安局逐級報上來的。據當年在公安部戶政處工作的張慶五和王維志向本書作者介紹，中國的人口數據最基層是由生產隊的會計或文書上報的，他們不專門從事這項工作，上報的數字就不太準確。當時生產隊人口報表上有總人口，出生數，死亡數，遷出、遷入數。總人口是按糧、油、布的供應人口統計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基本是回顧的：生產隊幹部在一起回憶一下：今年死了幾個人，生了幾個孩子。所以，按糧、油、布的供應人口統計的總人口數相對準確一些，但死人過多的年份總人口有多報的情況。死亡率和出生率是根據上述三個數字計算出來的。考慮人口調出和調入以後，總人口增加數（當年底人口總數減去上年底人口總數）和自然人口增加數（出生人數減去死亡人數）應當是相等的。但是，各省報上來的這兩個數字彙總後卻有不小的差別。見表23-4。 表22-4  人口統計數字中不應有的差別（萬人） 年　份 總人口增加數（1） 自然增長人數（2） （2）－（1）理論上應為0 1953 1314 1337 +23 1954 1470 1466 +4 1955 1199 1233 +34 1956 1363 1270 -93 1957 1825 1479 -346 1958 1341 1124 -217 1959 1213 677 -536 1960 -1000 -304 +696 1961 -348 249 +579 1962 1436 1794 +358 1963 1877 2270 +393 1964 1327 1927 +600 1965 2039 2026 -13 資料來源：王維志手稿：《關於解放後我國總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長人數差數的情況》，1881年3月7日 《中國統計年鑒》上出入最大的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主要原因是出生和死亡人數漏報。嚴格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後，出生人口漏報較多。在生活物資按人頭定量供應的年代，出生人口漏報不多，但死亡漏報很多。對家庭和生產隊來說，這個人死了，如果銷了戶口，一切生活物資供應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報，其它人還可以享用這份資源。死亡不報還有政治原因。死亡過多，對地方官員來說，影響他的仕途。對中央政府來說，死亡人數過多，有損其政治形象。王維志說，基層人口數字報到縣裡、省裡以後，上面看到死亡人數太多，就問：「你的數准不准？再核一核！」經過這種暗示，把數字改到上級滿意時為止。在1958到1962年間，死亡普遍少報，而出生少報的情況較少。這就造成自然增長人口（出生人口減去死亡人口）高於總人口（是按分配生活資源統計的，相對準確一些）的增長。 鑒於中國的人口統計數據的不準確，人口學家則採用人口學的方法來修正。 相對於年度人口數據（即戶籍數）而言，人口普查數據要準確得多。中國1953年和1964年進行了兩次人口普查。1953年的人口普查項目較少，主要調查年齡、姓別、民族等基本特徵。1964年的人口普查在1953年普查的基礎上增加了三個項目，成為九項。1982年進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這次普查比前兩次規模更大，普查項目更多。除了原有的人口數、性別、年齡等項目外，還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內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在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之後，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1983年公佈了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樣調查結果。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對大約100萬人口中的約30萬名15至67歲的婦女進行了抽樣調查，即對1940年以來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顧性調查。這一調查是由計劃生育人員挨家挨戶進行訪問。可靠性較高。 有了幾次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調查數據，人口學家們就採用人口學的方法，對出生率和死亡率進行修正。 美國普查局中國科科長班尼斯特（J.Bannister，她自己起了一個中國名字：班久蒂）是一位國際著名的人口學家。據李成瑞和她接觸時的印象，這位學者沒有政治偏見，對中國比較友好。她也用千分之一生育率調查的數據，重新對出生率進行估計。並用人口普查數據重估死亡率。她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國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的總趨勢。她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對估計中國三年大饑荒期間的人口變動提供了基礎數據。 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斯利·科爾（Ansley Coale）對中國人口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發表在《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一書上。他依據我國計生委的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樣調查資料和三次人口普查資料，重估歷年出生率。再根據他推算出來的歷年出生人數，減去實際存活人口，重新估計了死亡率。 法國國立人口研究所所長卡洛（G.Calot）（又譯傑.卡羅特）也用他自己的辦法重新修訂了中國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現將幾位人口學家對中國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訂結果列如表23-5。 表22-5   幾位人口學家對中國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訂結果 年份 　　　　　　出生率（‰) 　　　　　　　死亡率(‰) 班尼斯特數 科爾數 卡洛數 班尼斯特數 科爾數 卡洛數 1954 43.44 44.4 41.91 24.20 29.1 19.96 1955 43.04 41.3 41.37 22.33 22.4 22.31 1956 39.89 40.02 38.28 20.11 20.8 16.85 1957 43.25 41.1 41.45 18.12 19.0 13.24 1958 37.76 37.7 36.22 20.65 20.4 15.98 1959 28.53 28.3 27.24 22.06 23.3 19.20 1960 26.76 25.2 25.65 44.60 38.8 40.76 1961 22.43 22.3 21.70 23.01 20.5 27.03 1962 41.02 40.9 39.79 14.02 13.7 18.28 1963 49.79 47.3 48.69 13.81 13.0 21.22 1964 40.29 40.7 39.82 12.45 13.5 20.82 1965 38.98 39.7 38.77 11.61 11.1 10.26 1966 39.83 38.3 39.52 11.12 10.4 12.27 資料來源：李成瑞：《「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載《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2期； Ansley　J .Coale：《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1952-1982》，NATIONAL　ACADEMYPRESS　Washington，D.C 1984 有了以上各位人口學家修正的死亡率和出生率，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數，就可以算出三年大饑荒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計算辦法是，用1955－1957年的三年平均數作為起始點，用1964－1966三年平均數為另一點。如果不發生三年大饑荒，出生率和死亡率是連續的。即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在這兩個點的連線上。為簡單起見，取這兩個點的平均數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 用班久蒂的數據計算：正常死亡率為： {（22.33＋20.11＋18.12）／3＋（12.45＋11.61＋11.12）／3}‰／2=15.96‰ 正常出生率為： {（43.04＋39.89＋43.25）／3＋（40.29＋38.98＋39.83）／3}‰／2＝40.88‰ 用班久蒂提供的各年度死亡率減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各年度的非正常死亡率。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的平均人口（用班久蒂修正後的總人口數字，見下表），即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年為300.1萬人，1959年為386.8萬人，1960年為1833.5萬人，1961年為456.7萬人。1958－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2887.1萬人。 同樣辦法，計算出各年少出生人口：1958年199.7萬，1959年為803.4萬，1960年為921.33萬，1961年為1195.1萬。四年共少出生人口總數為3119.5萬人。 用班久蒂修訂的數據計算，大饑荒期間中國人口減少總數為（2987.1＋3119.5）萬人，即6106.6萬人。 表22-6  班久蒂對中國總人口和增長率的修正 年份 修正後的平均人口（百萬） 修正後的總人口（百萬） 修正後的自然增長率（‰） 1955  606.5 20.7 1956  619.1 19.8 1957  633.2 25.1 1958 638.85 646.7 17.1 1959 650.5 654.3 6.5 1960 652.5 650.7 －17.8 1961 647.75 644.8 －0.6 1962  653.3 27 1963  674.2 35.9 1964  696.1 27.8 1965  715.5 27.4 資料來源：彭尼.凱恩：《1959－1961中國大饑荒》，鄭文鑫、畢建康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104頁 用同樣的辦法，根據科爾修訂後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計算出正常死亡率為16.2‰，正常出生率為40.2‰。即： 正常死亡率： {（22.4＋20.8＋19.0）／3＋（13..5＋11.1＋10.4）／3}‰／2＝16.2‰ 正常出生率： {(41.3＋40.2＋41.1)／3＋（40.7＋39.7＋38.3）／3}‰／2＝40.2‰ 用科爾修訂後出出率和死亡率，計算出他的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減去死亡率），可求出科爾修訂的總人口數(以1954年底總人口60266萬為基數)。 表22-7   科爾修訂的人口數 年份 修正後的自然增長率（‰） 修正後的總人口（萬） 修正後的年平均人口（萬） 1955 18.90 61405 1956 19.22 62585 1957  22.10 63868 1958 17.30 65075 64522 1959  5.00 65400 65238 1960 -13.60 64510 64855 1961  1.80 64626 64568 1962 27.20 66384 65505 1963 34.30 68661 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有了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就可以計算出這幾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口。 1958年：64522×（20.4－16.2）＝271萬人；同樣可以算出1959年為463萬人；1960年為1468萬人，1961年為278萬人。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481萬人。 少出生人口：1958年：64522×（40.2－37.7）＝161.3萬人，同樣可以算出1959年為776.3萬人，1960年為974.9萬人，1961年為1155.8萬人。四年少出生人口為3068.3萬人。 用科爾修訂的數據計算，大饑荒對中國人口總影響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相加，即5549.3萬人。 用卡洛修訂後出出率和死亡率，計算出他的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減去死亡率），可求出卡洛修訂的總人口數(以1954年底總人口60266萬為基數)。 表22-8  卡洛修訂的人口數 年份 修正後的自然增長率（‰） 修正後的總人口（萬） 修正後的年平均人口（萬） 1955 19.06 61415 1956 21.43 62731 1957 28.21 64500 1958 20.04 65806 65153 1959 8.04 66335 66070 1960 -15.11 653430 65838 1961 -5.33 64994 65167 1962 21.51 66392 65693 1963 24.77 68037 依據表23-8中列出的卡洛提供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1954年總人口為基數，用卡洛的自然增長率，計算出卡洛的年平均人口，計算的結果是，正常死亡率為15.96‰，正常出生率為39.87‰。1958－1962年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2850.9萬（1958年為130.3萬，1959年214.0萬，1960年1632.8萬，1961年721.4萬，1962年為152.4萬）。四年少出生人口3197.85萬（1958年為237.8萬，1959年834.5萬，1960年936.2萬，1961年1184.1萬，1962年為5.25萬）。 用卡洛修訂的數據計算，大饑荒對中國人口的總影響為上述兩項加，即6048.8萬人。 現將依據三位國外學者的的修訂數據計算的結果列下表。 表22-9  根據三位外國學者的數據計算出的三年人口變動（萬人） 年代 班久蒂 科爾 卡洛 非正常死亡人口數 1958 300.1 271.0 130.3 1959 396.8 463.2 214.0 1960 1833.5 1468.9 1632.8 1961 456.7 277.6.9 721.4 1962   152.4 總計 2987.1 2481 2850.9 少出生人口人口總減少 1958 199.7 161.3 237.8 1959 803.4 776.3 834.5 1960 921.3 974.9 936.2 1961 1195.1 1155.8 1184.1 1962   5.25 總計 3119.5 3068.3 3197.9   6106.6 5549.3 6048.8 四、中國學者的研究結果 蔣正華的研究 蔣正華研究的結論是，在三年大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700萬人。由於蔣正華的這個結論已被國內主流意見接納，所以，我作一詳細介紹。 蔣正華的研究是在李成瑞的推動下進行的。李成瑞是一位資深的革命幹部，是副部級高官，直到晚年還保持著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1956年後任國務院副總理、財政部長李先念秘書多年，後任國家統計局局長。他在統計局長任期內，主持了1982年的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因此對人口問題有相當深的研究。1985年6月，李成瑞赴意大利佛羅倫薩參加國際人口科學研究會的第二十屆大會。在這次會上，他結識了科爾、班久蒂和卡洛等國際著名學者，同他們交談中產生了研究中國大饑荒期間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願望。回來以後，他向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陳慕華提議，將這個問題列入了國家研究課題。經過多方「招賢」，最後由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正華接受了任務。 蔣正華，1937年10月生，1958年畢業於西安交大電機系，1958－1980年在該校自動控制系任教，1980－1982年在印度孟買國際人口研究院讀研究生，回國後在西安交大系統工程研究所任講師。1984年在西安交大建立人口研究所。這個研究所成立一年多，就接受了李成瑞的這個課題。蔣正華和他的助手李南的研究的結論是，三年大饑荒時期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700萬人，遠遠低於國外學者的估計。蔣正華的研究成果經過國家有關部門組織的專家評審後，得到了認可。 李成瑞在他的《「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中認為，和國外學者比起來，蔣正華的研究「科學性更高一些」。他接受我的採訪時，也一再推薦蔣正華的研究。 由於此時的蔣正華已經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算是國家領導人，找他採訪很困難。於是，我找到了蔣正華就這個問題發有的所有文章。但是，我看到了他提供了三組完全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數字（後來我向李成瑞提起此事，李似乎不知道這個情況）。一是蔣正華、李南：《中國人口動態參數的校正》，載《西安交通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的數據。（以蔣正華和李南的名義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提供的論文《中國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校正》、用西安交通大學講義專用紙手抄稿複印件，也是這組數據。）二是在《中國人口年鑒，1987》 上以《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與結果》為題的文章中的數據。 三是袁永熙主篇的《中國人口.總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第617頁上的數據，李成瑞對我說，這部分內容是他和蔣正華二人合寫的，數字是蔣正華的。現列出三組數字列表如下： 表22-10  蔣正華提出的三組不同的中國人口數據（‰） 　年代 　《中國人口·總論》數 《中國人口年鑒，1987》數 　《西安交大學報》數 出生率 死亡率 出生率 死亡率 出生率 死亡率 1955 36.54 17.23 37.32 22.54 37.98 12.68 1956 35.20 16.77 35.92 21.52 36.39 12.80 1957 36.45 16.55 36.84 20.53 37.19 13.01 1958 31.62 17.25 31.77 20.06 32.29 13.36 1959 28.46 18.96 27.86 26.91 27.77 17.29 1960 23.84 31.25 24.24 31.58 24.67 32.40 1961 20.78 24.57 25.03 24.38 24.50 16.52 1962 44.73 18.08 39.65 17.84 38.37 13.60 1963 45.57 16.72 46.23 16.35 45.37 13.27 1964 40.48 13.03 43.63 14.93 41.23 12.64 1965 38.46 11.28 39.51 13.04 39.43 10.86 1966 35.76  9.64 36.54 11.62 36.66  9.60 表22-11  蔣正華對中國總人口數的修正（萬人） 　年份 估計年末人口 估計年中人口 1954 60310 59468 1955 61484 60785 1956 62636 61873 1957 63893 63057 1958 64829 64354 1959 65476 64999 1960 65239 65504 1961 64926 64932 1962 66760 65489 1963 68749 67603 1964 70400 69461 1965 72358 71263 1966 74325 73356 資料來源：袁永熙主編：《中國人口·總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6年，第618頁。 蔣正華以歷年的生命表為基礎，估算出歷年的死亡人數，其中，1958年到1963年總共死亡人數為8299萬人；同時按這6年預期壽命的正常變化，估算正常死亡為6602萬人。二者相減，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697萬人，約1700萬人。 讀者可能看到，蔣正華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比國外學者低，主要不是他估計的死亡人口少，而是他估計的正常死亡人口多。蔣正華提出1958年到1963年總共死亡人數為8299萬人（這和科爾的估計的8626萬人僅少327萬人），他估計的正常死亡人數高達6602萬人（這個數比科爾的5840萬人高出662萬人）。 我不知道6602萬人這個數是怎樣計算出來的，但我們可以用蔣正華提出1958年到1963年總共死亡人數為8299萬人；用他修正後的死亡率求出正常死亡率，再用他修正後的每年平均人口數，算出每年的正常死亡數；總死亡數減去正常死亡數，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數。我們起點用1955，1956，1957三年平均數，終點取1964，1965，1966三年平均數，用他提出的三組死亡率分別計算： 按西安交大學報數據計算： 正常死亡率＝[（12.68+12.80+13.01）/3+(12.64+10.86+9.60)/3]/2=11.93（‰） 按11.93‰正常死亡率，用蔣正華修正後的歷年年中人口，可以算出每年正常死亡人數，6年正常死亡人數總共4685萬人。蔣正華算出的6年死亡總數8626萬人減去4685萬人，則非正常死亡為3941萬人。 按《中國人口.總論》數據計算的正常死亡率為14.10‰，由此計算出的6年正常死亡人數為5538.5萬人；則6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2760萬人； 按《中國人口年鑒，1987年》數據計算的正常死亡率為17.36‰，6年正常死亡人口為6818.8萬人。6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1478萬人。 蔣正華在1987年發表的《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和結果》（此文收在《中國人口年鑒，1987年》上）一文中正式公佈大饑荒年代非正常死亡1700萬，原因在於這篇文章中他公佈的大饑荒以前各年的死亡率比前兩組數字要高得多，從而算出正常死亡人數高，非正常死亡就自然少了。 上面我用蔣正華估計的總死亡人口，用蔣正華修正後的死亡率算出正常死亡人口，從而求出非正常死亡人口。 我再換一種方法驗算，還是用蔣正華修訂後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修訂後的每年平均人口，計算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當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當年年中人口 某年少出生人口＝（正常出生率－當年出生率）×當年年中人口 由於他提提供了三組數據，我們還得計算三次，其結果如下： 用蔣正華西安交大學報的數據計算：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數＝（13.36－11.93）×64354＝92.03（萬人） 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數＝（17.29－11.93）×64999＝348.39（萬人） 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數＝（32.40－11.93）×65504＝1340.86（萬人） 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16.52－11.93）×64932＝298.03（萬人） 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13.60－11.93）×65489＝109.36（萬人） 在1958年到1961年四年間，非正常死亡為2188.67萬人。 用西安交大學報數據可以算出四年少出生人口為2821萬人（1958年為377.1萬人，1959年為674.7萬人，1960年為883萬人，1961年為886.3萬人）。大饑荒對人口的總影響為5009.9萬人。 用蔣正華《中國人口.總論》中的數據計算的結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2337萬人（1958年為204萬，1959年為317.2萬，1960年為1124.7萬，1961年為681.1萬），少出生人口為2868.5萬人（1958年為359.1萬，1959年為568.1萬，1960年為875.1萬，1961年為1066.2萬）。大饑荒對人口總影響為5205.5萬人。 用《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與結果》中的數據計算的結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2209.9萬人（1958年173.1萬，1958年620.1萬，1960年830.8萬，1961年455.2萬，1962年30.8萬）。四年少出生人數為2748.9萬人。大饑荒對人口總減少為4958.8萬人。 以上用蔣正華的數據從不同的角度計算，都不能得出非正常死亡1700萬的結果。按數學常識，一種方法計算是否正確，可以用另一種方法來驗算。但不知道為什麼驗算的結果有如此大的出入？ 為什麼蔣正華同一種方法得出三組不同的數據？為什麼提出與前一組數據不同的數據時，不作為什麼不同的說明？為什麼用他提供的數據計算，得出的結果都遠遠超過他的1700萬的結論？2002年6月我曾就此寫信向蔣正華求教，他沒有答覆。此時，我冒昧猜測，蔣正華最早用《西安交大學報》的數據算出非正常死亡超出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過多，就提出了後兩組數據。後兩組數據主要是提高正常死亡率，其目的是用提高正常死亡率的辦法來減少非正常死亡數，從而減少政治風險。他發表的三組數據中，官方性最濃的《中國人口年鑒，1987》上正常死亡率最高，可能出於這種考慮。他做的畢竟是國家下達的課題啊！ 我不願意停留在猜測上，2005年6月再一次將三年以前的信寄給蔣正華，10月19日，終於收到了他的回信（手寫，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辦公廳信簽，信簽抬頭是黑字，顯然發給我的是複印件）。為了供讀者研究，現將此信全文公佈如下： 繼繩同志： 收到來函，以事煩未即復為歉。 中國經濟困難時期的人口數量變動情況是國內外都關心的的問題，也是我們應當在歷史上講清的一段往事。外國學者對這幾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的推算是以1957年或在此前死亡率與1964年前後死亡率或1964年死亡率為基準，估計其間正常死亡率水平，與實際死亡率之差即非正常死亡數。這樣的估計有兩個最大的誤差，第一，每個年齡人口死亡率不同，採用總死亡率不能考慮到1957年到1964年中國不同年齡人口死亡率變化模式的影響。當時的死亡率水平下，嬰兒和兒童死亡率下降較快，其它年齡段死亡率變化較少，或基本不變。第二，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老年人相對較多，因為這部分人受不利生活條件衝擊較為嚴重，逃離最不利的環境的能力也差。因此，有的學者獲得的計算結果高於實際。我們根據1982年人口普查獲得了很好的數據，在第四、五兩次人口普查後，我們都做過數據分析，發現這兩次普查數據質量都不及三普，因此我認為可利用的詳盡的死亡率分年齡資料仍以這次最可靠。我們利用1982年數據構建了年齡別的生命表，並利用優化擬合的回推技術，再現了歷史上各年的生命表，據此計算1957年到1965年的死亡率與非正常死亡率之差從方法學而言比外國學者更加嚴密，我們的優勢是成瑞同志大力支持，提供了三普的微觀個人數據。 三組數字有所不同的原因是優化擬合回推時，需要採取歷史上的時點的基準數，優化技術也可以有總體優化和年齡組優化的不同準則。歷史上的基點可以用一年的死亡率，也可以用一年前後的平均值為準，也可以對每一年的死亡率都進行擬合，最早在西安交大學報上發表的就是採用總體優化和時點基準計算的結果，年鑒數據發表時，我們已經用總體擬合了歷史上每一年的死亡率，生命表的結構就有了變化。「中國人口.總論」的數字計算中，我們在優化技術上又進行了改進，採取了分年齡組的優化方法，從方法學上看是最嚴密的，我個人認為這個結果是我可以推薦你作為參考的基準。因我手頭沒有詳細資料，許多計算結果都壓在手稿等資料堆中，要待我有機會再來整理。現在的印象三次計算相差不過200萬左右，1700萬是取其整大數，待我找到原始材料當可提供直到個位數的計算結果。 以上情況供您參考，您在退休後仍關心國家大事，拳拳之心令人起敬。匆匆，順祝 秋安 　　　　　　　蔣正華　　　17／10，2005 蔣正華的回信沒有完全解釋我的疑惑。蔣正華說用三組數據計算的結果相差不過200萬人，我在上面用三數字分別計算的結果的差異顯然超出了200萬。他說三組數字其所以不同，是因為對數字不同的的「優化」。蔣正華的「優化」的技術的問題，人口統計學者會作出科學的評判。三年大饑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數，蔣正華的1700萬為國內的主流所接受，被視為權威數據。但學術界普遍認為這個數字偏低了很多。 丁抒的研究 研究三年大饑荒人口減少的第二位是旅居海外的中國學者丁抒。他認為： 一， 如果有可靠的死亡率，則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某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前一年年底人口數 二， 如果有可靠的出生率。則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該年年底人口－[1＋（出生率－正常死亡率）] ×前一年底人口數由於沒有可靠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他將1957年的死亡率作為正常死亡率（10.08‰），如果不發生大饑荒，死亡率應當是逐年下降的，選1957年的死亡率作為各年正常死亡率，不會低估正常死亡率，從而不會高估非正常死亡率。他認為國家統計局發佈的1962年的出生率可信（37.01‰）。由於不能得到每年可靠的死亡率，他只能用上述第二個公式計算。 丁抒計算的結果是，從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總共3500萬人。這個數是以統計局公佈的逐年人口數字為依據的計算結果。 然而，丁抒不相信國家統計局的總人口數據，因為統計局公佈的年底人口數和人口增長率互相矛盾。但他認為他用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人口增長率比較可信。他同意金輝的判斷：「統計人員出於職業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組相對真實的歷史資料」，而人口增長率就是他們保留的真實數據。所以，丁抒以人口增長率為依據，推算出則非正常死亡為4400萬。（丁抒：《人禍》附錄：「大躍進餓死了多少人？」）丁先生遠在國外，他採用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從他的敘述中，對中國人口統計數據的形成過程不甚瞭解，還相信什麼「統計人員出於職業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組相對真實的歷史資料」。我覺得其計算結果不可靠，只能作參考。 金輝的研究 上海的金輝先生也提出了一個數字。1993年，金輝先生根據中國政府公佈的1953-1966年歷年人口統計數，指出1960年和1961年，中國人口淨減少1348萬；又按照中國政府公佈的出生率，計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計為2568萬，根據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兩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約為1395萬。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減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據此式，2568-1395+1348=2521，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達到2521萬。按照同樣方法計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間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於2791萬。 　　金輝認為，總人口減少值也不可靠，因為，在鄉村人口銳減的同時，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長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長數，中國農村非正常死亡的絕對數字，就比統計意義上的全國非正常的總數還要多出680萬。將總人口減少值修正以後，三年災難中，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達到3471萬。 金輝先生雖然計算方法不同，但還是用的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字，並沒有對數據進行修正，他的結果只能作為參考。 陳一咨的數據 [英]傑斯帕·貝克(Jasper Becker)在他的：《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一書中透露，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曾告訴他，體改所有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大饑荒年代，大約有4300萬人死於飢餓，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領導參閱的資料認為，這個數字是5000萬到6000萬。這份資料的準確性得不到檢驗，迄今少為人引用。 曹樹基的研究 歷史地理學家曹樹基採用人口學和歷史地理學的方法，以縣級政區為基礎，以虛擬的「府」級政區為單位，重建1959-1961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數。 他的作法是，採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國各市縣人口普查數據作為分析的基礎。再通過各地地方志中記載的資料，計算出各地災前、災後的人口增長速度，確定各地災前災後人口，藉以再求出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具體作法是：以1953年和1964年普查人口為基礎，根據災前、災後的人口增長速度，即可求得1958年和1961年的人口。用1958年人口減去1961年人口，所得淨減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再加上大饑荒時期超過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長人口，所得為減少人口或稱全部減少人口，再加淨遷移人口，所得為這一地區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人口普查資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是其它任何資料所不可替代的，這是本項研究賴以進行的基礎。地方志資料雖然不完整，但從抽樣的角度看，卻已足夠。兩套資料的配合應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誤差，排除錯誤。可以最大限度地求解大饑荒造成的各府人口損失，並藉此求得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進而求得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他研究的結果是：三年大饑荒中，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計約3245.8萬。 我閱讀了曹樹基的專著《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 ，我覺得他以清代的「府」為單位作為分析的基本政區比較可取，這可以減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多次行政區劃的變化造成的影響。他的方法我還要作進一步研究。 四、我基本同意王維志的結論 我在這裡要重點介紹介紹另外一位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位學者就是王維志。 王維志，1955年到1959年在莫斯科經濟統計學院學習人口統計專業，1959年回國後在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過很短一段時間後，一直在公安部三局戶政處從事人口統計工作。20世紀六十年代初王維志曾到一些省去核實人口數據，瞭解了更多的實際情況。80年代以後，到中國社會科院人口所從事研究。他對中國人口統計的理論和實踐十分熟悉。王維志認為，蔣正華提供的1700萬非正常死亡數據偏小，與實際情況差別較大。他的研究結果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300萬－3500萬人。 王維志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和理論研究，對已經公佈的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數據進行了修正。 表22-12  1959－1961年總人口和自然增長情況（萬人） 年份 總人口 總人口增加數 自然增長人數 1958 65994 － － 1959 67207   1213 ＋677 1960 66207 －1000 －304 1961 65859  －348 ＋249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第83頁。 中國政府已公佈的上述數字相互矛盾，三年累計，按總人口增加數計算，減少135萬人，按自然變動算，卻增加622萬人，兩者差額為757萬人。究竟哪個對呢？王維志認為，這兩筆數都有問題。他分析，1959年是困難時期的第一年，這一年出生人數減少，死亡人數增加的情況已經開始。這一年自然增長677萬比上一年的增長數下降40％是比較接近實際的。而總人口增長1213萬，只比上一年少增128萬，增長率仍然保持1.8％是不符合實際的。原因是，當時不少地方不相信人口增長速度已經減慢，為維持較高的增長率有意多報人口。對1960年來說，總人口減少1000萬，自然變動減少304萬都是偏低的。實際減少人口還要多。一方面有意多報人口，另一方面有意少報死亡人數。1961年總人口繼續減少，而自然變動卻增加了249萬人，兩者方向相反，數字也都是不準確的。 根據1964年人口普查資料回推，1961年人口應當是64508萬人，比原統計數減少1486萬人。這就需要對三年困難時期總人口和自然增長人數重新估計。王維志做了以下假定，1959年按自然變動計算，人口增加677萬人。1960年和1961年共減少2163萬人，比原來統計數減少1348萬人多減少815萬人。王維志將這多減少的815萬人調整到1960年和1961年兩年裡。即將1960年的原統計總人口減少1000萬調為1500萬，1961年原統計人口減少的348萬調整為663萬。見表23-13。 表22-13  王維志調整後的三年總人口數和自然增減數（萬人） 年份 人口數 人口增減數 數量 以1958年為100 數量 增減比例（%） 1959 66671 101.03 ＋677 ＋1.03 1960 65171 97.75 －1500 －2.25 1961 64508 98.98 －663 －1.02 公安部公佈的三年的出生人口是：1959年1647.4萬人，1960年1389.3萬人，1961年1188.6萬人。 如前所述，當年沒有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出生人口可以得到國家的供應指標，出生人口漏報較少，所以假定這些數字是準確的。當年的出生人口減去當年的自然增長人口，就是當年的死亡人口： 1959年死亡人口=1647.4－667＝980.4萬人 1960年死亡人口=1389.3－（－1500）＝2889.3萬人 1961年死亡人口=1188.6－（－663）＝1851.6萬人 三年總死亡人數是以上三項相加，即5721.3萬人。在這總死亡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人口，即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餓死人口）。1958年死亡人口為781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彙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頁），王維志僅粗略估算，將781萬人作為1959－1961年三年每年的正常死亡人數，則1959－1961年三年正常死亡為2343萬人，總死亡人數5721.3萬人中扣除正常死亡的2343萬人，則非正常死亡為：5721.3－2343＝3367.9萬人。即三年餓死3378.3萬人。 其實，1958年四季度有些地方已發生饑荒，這781萬人比正常死亡人口要多，若按1956－1958年三年平均死亡人口作為正常死亡人數，即（706.2＋687.5＋781.1）／3＝724.9，則1959－1961年正常死亡人數為724.9＊3＝2174.7萬人，將總死亡人口的5721.3萬人扣除2174.7萬人，則三年餓死人口為3546.6萬人。 按王維志的修訂數，1960年的死亡率應為44.33‰，而不是統計年鑒上的25.43‰。44.33‰這個死亡率和班久蒂估計的44.60‰、卡洛的40.76‰接近，高於科爾的38.8‰，更高於蔣正華的31.25‰（《中國人口·總論》數）、31.58‰（李成瑞書中數）和32.40‰（《西安交大學報》數）。 王維志上述工作是以他多年的實際經驗和親身體驗對統計數字進行調整的。他是學統計的，當然熟悉數學工具，但他沒有用複雜的數學計算。他知道各地報上來的數字是多麼不準確，如果用精確的數學工具來處理這些數據，顯得滑稽。 金輝、曹樹基、王維志幾位中國學者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250萬到3500萬之間，他們三人用的方法不同，卻得出的數字比較接近。但是，金輝、王維志沒有考慮1958年和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因為1958年冬和1962年春，一些地方有餓死人的現象。曹樹基的計算中雖然包括了1958年和1962年，但他計算中小規模的人口死亡無法發覺。有些地區計算中有遺漏。如果加上1958和1962年兩年的餓死人的數字（按各省官方數據計算的結果是，1958年為181萬，1962年為42萬，共計223萬人），則大饑荒餓死人在3500萬到3700萬之間。取其中數3600萬。 據我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十多個省對大饑荒課題的調查，我認為，同所有中外學者的數字比較，3600萬這個數字比較接近實際，但還是低於實際。例如，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認為，四川餓死人數在1200萬人（本書前面用省的官方數據計算結果為797萬）中共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安子文在文革期間下放安徽時考察結果，認為安徽餓死500萬人（本書前用省的官方數據計算結果為226萬）。在大饑荒期間曾負責亳縣統計非正常死亡人數的梁志遠（他當時擔任亳縣政府辦公室副主任）以親身經歷證明，非正常死亡統計數據遠遠低於實際情況（見本書《安徽不安》一章）。親歷者提供的數據遠遠多於現有的各種統計數據，也高於王維志的數據。 在人口減少中，本書計算沒有考慮各省淨遷出人口。如果考慮這一因素，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少一些。但不會少很多。這是因為流動人口的數量是有限的。據當時任公安部長的謝富治提供人的數字，1960年全國流動人口最多，省內流動人口為600萬人，省際流動遠遠小於這個數。 省內流動不會影響我上述各省非正常死亡數字，省際流動對我上述計算有一些影響。因此，我將廖伯康、安子文、梁志遠等親歷者所說的情況抵消省際流動的數字。全國非正常死亡還是按3600萬計。 根據以上分析和多方面聽取意見，我估計，在大饑荒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600萬人，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數大約4000萬人。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

《墓碑 —— 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楊繼繩 著

香港天地圖書

2008年6月

中国的大饥荒的真相长期不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搪塞公众,杨继绳一书用铁一样的官方秘密档案证明这完全是十分人祸,没有天灾。

人们知道河南省当年饿死了三百万，却不知道中国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天府之国四川，保守估计为一千万人。原因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跟毛最紧，四川揭盖子最晚。此书重要贡献在实证了大饥荒与反右打压敢言者有直接因果关系,大饥荒又是文革的重要起因。

人吃人不是特别的例子，而是普遍存在，仅此书中有明确纪录的已达三千多例，其中纪录有一次政府把吃人者与熟的人肉拿到会场批斗，结果群众饥饿难忍，一人说：“我也尝尝！”，众人齐上，批斗大会变成抢人肉吃大会。

中国大饥荒对公众与历史的影响超过文革，中国大饥荒的死亡人数相当于全世界二次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当然也远远超过八年抗日中国死亡人数，大饥荒死亡数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了四百五十颗广岛原子弹。

此书在中国第一次全面揭开六十年代大饥荒之真相，作者杨继绳是新华社老记者，92年始领中共国务院专家津贴，所引用的均是中共官方不公开资料，故谓铁证如山！

如果你看過這本書之後還不對中共匪幫痛恨到咬牙切齒，那你就不配做一個人！

永久的墓碑　（代前言）

2007年8月

這本書原打算名為「天堂之路」，後來我改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三，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第四，在寫這本書寫到一半時，北京宣武醫院在為我體檢中發現有「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於是我加快了寫作的速度，下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為自己立一個墓碑－－有幸複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當然，主要還是前三種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製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一）

1959年４月底，我正在利用課餘時間為學校共青團委辦「五四」青年節牆報，我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小名車子）從灣裡匆匆趕到浠水第一中學找我，急急忙忙地說：「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我：「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裡的人把他抬回來的。」

我當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團委書記兼班主任趙純烈老師請假，並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趕回家——睡虎下灣。走到灣裡，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浠水稱之為油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干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干的。蚌有股難聞的腥味，過去是不吃的。沒有狗叫，沒有雞跑，連過去歡蹦亂跳的小孩子們也呆在家裡出不來。灣裡一片死寂。

走進家門，真是家徒四壁，沒有一顆糧食，沒有一點能吃的東西，水缸裡連水也沒有。餓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

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皺紋寬闊而鬆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只是動了動。這隻手和上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雖然有一層乾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一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隻手，我心裡陡起一陳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這樣的恐怖和殘忍！他嘴裡嘟啷著，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兩個月以前他還是好好的（其實當時他腿上已經浮腫，可我不知道是餓的）。父親在生產隊裡負責放牛。那頭水牛很可愛，經父親精心照料，它壯實而清潔。這頭小水牛雖然不會講話，但它的眼神會說話：或是親近，或是憂傷，或是渴望，或是惱怒。它通過眼神可以和父親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從學校回來，總要騎著它在山坡上溜溜。兩個月以前，父親托人叫我回家。生產隊裡把這頭牛偷偷地殺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學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進屋，就聞到誘人的肉香。父親不吃。他說這牛跟他關係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實是找借口，讓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來，他在旁邊看著，眼裡露出慈祥的光。我後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於餓成這個樣子！

我捏了捏父親的手，就趕緊拿起水桶和扁擔，把水缸挑滿了。我又扛起鋤，提上筐，到去年種花生的地裡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裡的，春天長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據說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們刨得差不多了）。我刨著，刨著，心裡充滿了懊悔和自責，我為什麼不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為什麼不早點請假拿點米回來呢？
懊悔和自責無濟於事。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不能下嚥了。三天以後就與世長辭。

父親楊修身，字毓甫，號洪源，生於1889年（光緒15年）農曆6月6日。他實際是我的伯父，也是養父。從我出生三個月起他把我養大成人，他和我的母親（養母）對我勝過親生兒子，他們對我超出常人的疼愛在家鄉傳為佳話。後來我從鄉親那裡得知，不管颳風下雨，父親總是抱著我踏著鄉間小道到四鄉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佈四鄉八鄰。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輩在神龕前磕破了頭皮後長跪不起，直到我甦醒。我頭上長了一個大膿疱，母親硬是用觜吮吸出膿頭，才得以痊癒。他們對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農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貧困，卻千方百計供我讀書。對我的品行要求極為嚴格。

在鄉親們的幫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親。父親已經靜靜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卻在我的大腦裡活躍起來。他健在時，我怎麼沒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樁樁往事卻在我的大腦裡浮現。

１９５０年，我們所在的麻元鄉鄉政府經常召開鬥爭地主、惡霸的大會。有一次，一場大型鬥爭會在棗刺嶺召開，父親帶我去參加。會場是一個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處臨時搭了台，山坡上站滿了農民。口號震天，荷槍的民兵耀武揚威。被鬥爭的人五花大綁拖到台上，每一位訴苦的人說完話後，都有人湧上台對被斗者一頓暴打。打到後來，已經沒有氣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槍斃。這一次就槍斃了１４人。我看到父親自始至終沒有說話。我和幾個小夥伴從會場回來後，玩起了斗地主的遊戲。沒想到父親看到後把我拖到家裡，狠狠地打了一頓屁股。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麼挨打。後來我聽他說，被槍斃的不全是壞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從此以後他再沒有帶我去看鬥爭會。

我母親（養母）１９５１年去世後，我就和父親相依為命。母親剛去世時，我一度失學在家。他不讓我幹農活，騰出家裡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學習。可是，有一次交公糧，他卻讓我挑兩小袋稻穀和他同行。他說，過去沒有田，現在分了田，交公糧是大事，要讓我體驗體驗。誰知到半路，我走不動了。他就把我連同兩小袋稻穀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糧站。土地改革時，我家分得了12擔谷的田（相當於三畝）。當時分得土地時他是多麼高興啊，我小小的年紀也分享到快樂，可是沒過兩三年，土地又收歸集體了。

１９５４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於沒有錢交伙食費，我得走讀。從家裡到學校２０華里。為了縮短我上學的路程，父親在離縣城１０里路的麻橋，找了一間舊房子，開了一間小茶鋪。這１０里路全是大馬路，為我走讀創造了條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發我去學校趕早７點鐘的自習。有一天下起了暴雨，這間舊房子的山牆倒了，差一點把他壓在下面。後來學校給我助學金，我能寄宿讀書了，父子才結束了這種艱難生活。

父親餓死，我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麼關係。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有什麼關係。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那時，黨團組織灌輸什麼，我沒有任何懷疑，都全盤接受。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小學考初中獲得全縣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學加入少先隊隊，初中加入共青團，從小學到大學一直當學生幹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時，黨組織說右派分子壞，我就認為壞。１９５８年大躍進，我也是學校裡的積極分子。我寫的讚美大躍進的詩曾送到黃岡地區教育展覽館。當時我是團委宣傳部長，兼任學校《青年共產主義者》油印小報的主編。白天參加勞動，晚上編報紙。１９５９年元旦，我為這張報紙寫《元旦獻詞》，熱情地歌頌「大躍進」。在全校慶祝新年的大會上，校長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讀我寫的這篇文章，作為向全校師生的獻詞。

我做這些都是真誠的，沒有絲毫功利目的。父親的死，雖然我很悲痛，但沒有減弱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當時大批青年人也積極地投入了「大躍進」，他們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餓但沒有怨言，他們也是真誠的，共產主義在鼓舞著他們，他們中的很多人願意為共產主義這個偉大的理想而獻身。

我之所以真誠地支持「大躍進」，除了共產主義理想的鼓舞以外，還因為無知。我的家鄉是一個偏僻的小村，遠離公路。信息十分閉塞，農民不知道大山以外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聽到一位老農民對我父親說：有人看到宣統了，有可能重新出來做皇帝。他們不知道溥儀在天津和東北這一段經歷，也不知道溥儀當時已經當作漢奸被關押。農民懷念皇帝。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北京發生的大事他們也不知道。村幹部黃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鄉里開了會。第二天，他兒子（小名賴子）對我說：「毛主席坐殿了。」我問：「什麼叫坐殿？」 賴子說：「就是當皇帝。」他說這是他父親告訴的。我們那裡絕大多數農民終生最大的活動半徑不超過５０公里。我們家鄉雖然離漢口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對農民是遙不可及的。人們對漢口的嚮往只能停留在兒歌裡：「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漢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橋」。縣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縣城來回也得花一天的時間，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嶇的羊腸小徑。很多人一年僅去縣城一兩次。夏夜洗完澡後乘涼，是農民最愜意的時候。有的一家幾口人坐在自家門前，一邊喝著自產的粗茶，一邊搖動著自家用麥秸編織的扇子，談起家長裡短。愛熱鬧的人則圍坐在一起，一邊乘涼，一邊聊天。或談從說書人那裡聽來的「桃園三結義」，或談幾十年前從武漢傳過來的「興漢滅旗」。但這些已經聽過很多次了，使人膩煩。如果誰談起縣城裡發生的新鮮事，大家都豎起耳朵聽。談論縣城情況的人會引起人們的尊敬。

鄉村的閉塞雖然使農民無知，但卻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純真。父親對１９５０年鬥爭會的反感，不是來自理性的判斷，而是出於人性的自然。
我１９５４年離開鄉村進入縣城上學時，是帶著一片空白的頭腦離開農村的。

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權以後，一方面封鎖了來自境外的一切理論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標準。政府既壟斷了信息，又壟斷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權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都全力論證共產黨政權的正確性；一切文化藝術團體，都竭盡全力地歌頌中國共產黨；一切新聞機構，都發佈證實中國共產黨英明、偉大的新聞。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把樹立學生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當作第一要務。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文藝團體、新聞機構、學校，都成了中國共產黨壟斷思想、壟斷精神、壟斷輿論的機器，都在時時刻刻地塑造著青年人的靈魂。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也為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閉的條件下，中央政府利用這些壟斷機器，長期灌輸共產主義價值，排除和批判其它價值。這樣，在無知青年的頭腦中造成了一種鮮明而強烈的是非和愛憎，形成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強烈渴望。這時，如果有反對這種理想或與這種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現，必定受到群起攻擊。

除了社科、新聞、文藝、教育的強力灌輸以外，組織灌輸更為有效。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圍又有一批骨幹分子，一層控制一層，一層效忠一層。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成百上千次的大小會議，表彰和批評，獎勵與懲罰，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單一的軌道。一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消滅在萌芽狀態。當時我真誠地相信，近百年來受帝國主義欺凌的、積貧積弱的中國，通過「三面紅旗」，能夠進入社會主義，進而實現人類最高的理想－－共產主義。為了這個崇高的理想，眼前的問題算得了什麼？

我不懷疑「三面紅旗」，除了無知以外，還有一原因，這就是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我不敢懷疑。很多殘酷事實在我眼前發生。萬尚君，是比我高一屆的同學，因稱讚鐵托一篇批評「社會主義陣營」的長篇講話，失去了考大學的機會。他考初中時是全縣第一名，我是繼他之後的第一名，所以我們很熟悉。他學習成績優異，讀書多而勤於思考，僅十七歲因獨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１９５９年春天，有人在廁所的隔板上發現了「打倒毛」三個粉筆字，驚恐萬狀，急忙報告學校領導，學校急忙報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偵破，原來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寫的，他因飢餓而不滿，借此發洩。我親眼看到他帶上手銬被投進了大獄。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人們像避開熾熱火焰一樣而避開政治危險。

在皇權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國度裡，人們本來視中央政府的聲音為權威，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央政權這個「神器」，向全民灌輸單一的價值。經歷簡單的青年人真誠地相信這些灌輸，而那些有一點閱歷的家長，或是對「神器」的迷信，或出於對政權的恐懼，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現與政府不一致的思想，總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順從，聽話。

１９６０年我考上了北京清華大學。一進學校，就參觀清華大學反右派展覽，進行忠誠教育。接著下鄉勞動５０多天，一方面接受勞動教育，一方面開展保衛「三面紅旗」的辯論。雖然我們飢腸轆轆，但不懷疑「三面紅旗」。這所歷來以思想開放著稱的大學，卻十分封閉。清華大學歷來有很多名教授，但我們只是從毛澤東的著作中知道聞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陳寅恪，不知道吳宓。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很多，但我們能借到的書，除了工程技術書籍以外，只有與共產主義有關的書。清華的兩位校友楊振寧和李政道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學校不僅對這件事秘而不宣，還在團幹部會上吹風：這兩個人思想反動，不要像他們那樣走「白專」道路。在大學期間我還是很聽話，一直擔任團支部書記，１９６４年５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時的人們認為我們這些青年很單純。是的，我們的「單」，是指腦子裡只有輿論機器所灌輸的信仰，信仰是單一的；我們的「純」，是除了當時輿論所灌輸的思想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

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把在新政權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塑造成這個政權的忠實信徒。如果在這幾十年內不發生什麼大事，這個政權能穩固存在，我們這一代人就終生持有這種信念。

使我認識最初發生轉變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華大學成千上萬張大字報揭發出來的情況使我震驚：我多年來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敗，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１９６６年８月到１２月，我和同班幾位同學一起到２０多個城市「串聯」，各地的大字報也揭發出高官的腐敗和特權。我開始不迷信權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報紙上所說的一切。我開始懷疑中國共產黨多年來向我灌輸的神話。我和多數普通群眾一樣，是以反對高官的特權的心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長張體學說的一句話使我震驚：湖北省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３０萬人！這時我才知道，發生在我家庭的悲劇不是個別現象。

大學畢業以後，我分配到新華社。新華社記者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我不僅知道了很多與黨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生活。作為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製造出來的，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思想禁錮比過去鬆動了不少。一些真實的歷史開始透露出來。過去黨教導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只有共產黨抗日，國民黨一味投降妥協；現在才知道，國民黨支撐著抗日的主戰場，有一兩百位將軍為國捐軀。過去黨教導我們，由於自然災害，少數地方發生了饑荒；現在才知道，完全是由於人禍，幾千萬人飢餓而死．．．．．．我開始知道，中國共產黨黨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國歷史，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

一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蒙騙，就產生出一種擺脫蒙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實。我不僅大量閱讀新發表的史料，也在採訪新聞中努力瞭解真實的過去。我親身經歷的1989年北京風波，更使我大徹大悟。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裡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一盡。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道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把真實歷史告訴受蒙騙的更多人。

在擺脫蒙騙和追求真實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親死去的社會背景。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我對父親死因的思考卻日益深入，對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進入八十年代，家鄉興起了為先人修建墓碑的風氣。特別是在外面當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氣派。親戚朋友也曾勸我為父親修建一個墓碑。我想，我雖然沒有當什麼大官，我為父親立的墓碑一定要比當大官的更氣派。然而，我想到了１９５８年家鄉那些墓碑的命運。有的被拆來修建水利設施，有的在大煉鋼鐵中用來做土高爐的底座，有的則鋪在路上任千人踩、萬人踏。墓碑越氣派，被拆除的危險就越大。父親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須立在心裡。立在心裡的墓碑，不會遭人踐踏，也不會被人拆除。

在我心裡的確為父親修建了一座墓碑。這本書，就是銘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圖書館中。

　　　　　　　　　　　　　　　　　（二）

發生在我家裡的悲劇同時發生在全國上千萬個家庭中。

讀者將會在本書的第２2章中看到，我參照中外多方面的資料，確認從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期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4000萬人。餓死人數加上因飢餓而少出生人的數，共計7600萬人。

在信陽，在通渭，在鳳陽，在亳州，在羅定，在無為，在館陶，在濟寧，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跡。正是應了毛澤東的兩句詩：「千村癖藜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且不談應該出生而沒有出生的4000萬人，餓死3600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這個數字相當於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這是投向日本兩棵原子彈中較大和一棵。

這個數字相當於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饑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一千多萬人，發生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２００萬人。中國１９６０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

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928－1930年全國22個省受災。這次災荒死亡人口超過了歷史記錄，但僅為1000萬人。從１９２０處到１９３６年，17年災荒合計死亡1836萬人。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國災荒系年》和《中國近代十大災荒》認為上述數字過大，他們認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數不到600萬，是最嚴重的一次；1931年長江大水死亡人數是14萬。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餓死人數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荒死人數的好幾倍。

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的大土坑裡，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人長時間放在家裡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陽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瞭解當年情況。70多歲的農民余文海把我領到村外一塊麥地邊，他指著麥地中間的幾棵樹對我說：那長樹的地方原來是一個大坑，上百具屍體就成堆的埋在那裡。如果不是當事人余文海指認，誰也不會知道，在綠油油的麥苗和挺拔的樹木下面，深埋著慘烈的悲劇。

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饑民們一邊挖，一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裡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飢的食品。那時，「人相食」不是個別現象，古籍記載「易子而食」，而在大饑荒年代，吃親生兒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陽的一些縣裡，在甘肅通渭，在四川，我都聽到了當事人講述的駭人聽聞的吃人故事。我還見到過吃過人肉的人，聽他講述過人肉的味道。據親歷廬山會議和大躍進的李銳說，當時人吃人的記錄全國至少上千起。這些悲劇，本書在各省章節裡，有著詳盡的記載。

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飢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  

在當時及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一切書刊、報紙，一切官方文件，都極力迴避和掩蓋這一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各級幹部對餓死人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對餓死人數的統計，各級幹部弄虛作假，千方百計縮小死亡數字。為了永遠掩蓋這一事實，當局還下令銷毀各省報上來的人口減少數千萬的資料。

逃往香港的難民和海外僑民的國內親屬傳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體據此陸續發出了一些有關中國大陸發生饑荒的報道。這些報道是零星的，極不全面的，但中國政府一概斥為「惡毒攻擊」、「造謠誣蔑」。為了扭轉世界輿論，中國政府邀請了一些「友好人士」來華訪問，希望借他們的筆「澄清事實真相」。對這些來華訪問的人士，中國政府作了極其周密的準備，精心安排了各種行程，包括訪問地點、接觸人員以及接待外賓的台詞等等。外賓訪問時，與老百姓高度隔離，有的地方有意佈置豐衣足食的假象。當時任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的方實，曾經承擔過陪外賓到安徽考察的任務。在他85歲的時候，曾向我談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騙外賓的情況（見本書第四章）。受騙的外賓，回國之後，發表文章，以他們的「親身經歷」，讚揚中國的「偉大成就」，說中國不但沒有飢餓，而且人民豐衣足食。英國記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談中國的名著《無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說，1960年他走遍嚴格實施糧食配給的中國，卻沒看見大量挨餓的事。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受騙後再騙別人的外賓之一。這些外賓的文章又被新華社翻譯過來，成為「出口轉內銷售」的產品，在《參考消息》和《參考資料》上發表，作為統一思想，壓制國內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發生２０多年以後，一些外國學者和旅居在國外的華人，才開始對這場空前的悲劇，作了一些介紹和研究。這些研究是很有價值的。但是，由於研究者遠離中國本土，又無法看到中國檔案館裡的內部資料，閱讀他們這些研究成果，總是給人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利用到全國各地採訪的機會，查閱全國各地的有關資料，訪談經歷過大饑荒的人。我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經過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我終於比較全面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持續三四年的大饑荒的真實情況。

面對大饑荒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1962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　可是，大饑荒已經過去40多年了，在中國國內還沒有這樣一本書。這不僅是歷史的遺憾，也對不起幾千萬餓死的冤魂。我花了幾年時間，終於寫成了這本書。這本書也算是幾千萬饑魂亡靈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飢餓的亡靈得到安慰。

劉少奇還說過，對這場災難要刻上碑，記上賬，「要子子孫孫地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是的，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應當立上巨碑，以警後世。我想，為了牢記歷史教訓，僅有我這本書是不夠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紀念碑，日本廣島、長崎有了紀念碑，歐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戰紀念碑。
中國也應在一切餓死人密集的縣份（如信陽，通渭，羅定，亳州，鳳陽，遵義，金沙，郫縣，榮縣，豐都，大邑，館陶，濟寧等等），在餓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貴州、河南、山東、甘肅、青海等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饑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三）

在耕地面積比六十年代減少、人口增加兩億以後的八九十年代，中國糧食竟然多了起來，年輕人不知何為飢餓，農民還面臨「賣糧難」的問題。這是僅僅是因為中國農村制度發生了變化：聯產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見制度對於饑荒起著多麼重要的作用！以研究饑荒而著稱、１９９８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寫道：

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饑饉史，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裡，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饑饉。不管我們觀察哪個國家，是埃塞俄比亞、索馬裡最近的饑饉，還是其他獨裁政權下的饑饉；是蘇聯三十年代的饑饉，還是中國1958年至1961年大躍進失敗後的饑饉；或更早一些，愛爾蘭或印度在外族統治下的饑饉。在這個規律面前，我們找不到任何例外。雖然中國在經濟的許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國仍然出現過大範圍的饑饉（而印度卻從未如此），這場饑饉實際上是世界史上有記錄的饑饉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間差不多餓死了三千萬人民，而導致這場饑饉的錯誤的政府政策卻被延續不變達三年之久。這些導致人民餓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評，因為議會裡沒有反對黨，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多黨制下的選舉。事實上，恰恰是因為缺少對執政黨的挑戰，才使得嚴重錯誤的政策雖然每年殺害了上千萬人，也仍然能夠持續下去。

的確，造成中國幾千萬人餓死的根本原因是極權制度。當然，我不是說極權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規模的死亡，而是說極權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誤，一旦出現重大政策失誤又很難糾正。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制度下，政府壟斷了一切生產和生活資源，出現災難以後，普通百姓沒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斃。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上、思想上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對不同政見的人殘酷鎮壓；經濟上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政府壟斷了一切經濟資源；思想上實行嚴厲的輿論壟斷和思想壟斷，不同意見不能發表。這個政治體制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裡的馬克思，是經過列寧和斯大林加工過的「馬克思」。把蘇聯高度集權的專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兩千多年前建立的、經過歷朝歷代逐漸嚴密化的專制制度上。這樣，行政權力的濫用，既超過了前蘇聯，又超過了中國的帝王時代。這就是極權制度。

中國的專制制度從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沿襲了兩千多年，有著豐厚的歷史積澱。中國共產黨承襲了這個制度以後，儘管這是中國帝王專制的尾聲，但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手段、現代組織手段，因而對社會、對官員、對民眾的控制比歷代帝王的專制更為嚴密細緻，更為深入廣泛。它嚴密控制著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生活。專政的強制力量，深入到每一個邊遠的鄉村，每一個家庭成員，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說它是極權制度，是指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

極權制度，從上面看是權力高度集中，不僅民權被完全剝奪，連中央一級官員也淪為最高領導人的辦事員；從下面看則是奴性十足，從高層官員到底層百姓，都沒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對掌權者俯首聽命，百般迎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沿襲秦始皇構築的權力「金字塔」。在其頂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是一個議事機構。毛澤東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決定任何事務的權力，實際上處於一種類似帝王的位置。毛澤東除了黨的領袖、國家主席以外，還身兼軍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強大的武力威懾力量。「金字塔」頂端的其他人既對毛澤東亦步亦趨，誠惶誠恐，又十分迷戀自己的地位。這樣，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成了毛澤東的個人專政。毛澤東名義上是共和國的領袖，實際是中國最後一位皇帝，而且是權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時代，毛澤東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麼不同？師哲用政治學的知識回答了個一二三，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說：「其實都是一樣的！」1950年，在新中國第一個五一勞動節頒發節日口號時，毛澤東在送給他審定的口號稿件上，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一條。可見毛澤東也把自己當皇帝。

１９５５年，按照毛澤東的意見，經濟指導方針「冒進」，高指標、高速度，造成了１９５６年國民經濟全面緊張。由於糧食高徵購，１９５６年農村已經餓死了不少人。周恩來、陳雲等人本來無意反對毛澤東，僅憑在第一線工作的實際需要，實行了「反冒進」措施，毛澤東對此大為震怒，周恩來差一點丟了官。１９５８年毛澤東思想狂熱，其他領導人也跟著狂熱，造成惡劣而嚴重的後果以後，１９５８年底到１９５９年初採取了一些糾正措施。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對大躍進提出了批評，毛澤東立刻翻臉，不僅放棄了原來的糾正措施，還變本加厲地推行１９５８年的錯誤政策，使造成農民飢餓的政策持續了三年之久。

那時，全國只有一個思想家，只有一個理論權威，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教合一」，「權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這裡不僅不能奢望有反對黨的聲音，一切不同意見都被當成異端。人們不僅不敢批評政策，心裡偶爾浮現了不滿的想法，立刻就產生恐懼，並迅速主動地把「腹誹」消滅在萌芽狀態。這就實現了全國思想的「一體化」，「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

極權制度造就恐懼和謊言，恐懼和謊言又是這個制度賴以運行的基本條件。恐懼產生謊言。政府有著處罰一切和剝奪一切的權力。處罰和剝奪產生恐懼。擁有得越多的人恐懼就越嚴重，一旦遭到處罰，他們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員和知識分子比普通百姓擁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懼，因而對這個制度更加「忠誠」。為了迎合和自保，他們都拚命比賽說謊，都裝作相信謊言。官員的講話，社會科學，文藝，新聞，教育，連滿佈牆頭路邊的標語口號，都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製造謊言和傳播謊言。都在時時刻刻地欺騙民眾和奴化民眾。

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某一個組織之中，都喊同樣的口號，都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都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由於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況，一旦因政策失誤造成災難，也必然是全國性的，受難者找不到逃生之地。讀者將會在本書有關一些省的章節裡看到，遠隔千里的省份，情況竟是那麼相似，這正是政治一體化的必然結果。

在這個權力金字塔裡，每一級官員，在上級面前是奴隸，百般討好；在下級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們既想當上更高一級的主人，更怕當不上現在位置上的奴隸。他們迷信領袖，崇尚權力，順應潮流，逆來順受。權力越集中，權力核心內部的鬥爭越激烈。鬥爭越激烈，毛澤東越感到周圍人對他地位的威脅，接連不斷地清洗。在殘酷而激烈的權力鬥爭中，官員們以欺騙自保，不惜出賣朋友換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證」。在施政過程中，高層的意志被層層放大，底層的聲音被層層壓制。上面的錯誤一級又一級的「創造性的發揮」，使錯誤政策越走越遠；底層的實際情況一層一層地被封鎖，使高層決策者不識迷途。這樣，錯誤政策按「正反饋」的方式加劇，直到出現災難性後果才被發覺。補救災難性後果還不能傷及最高掌權者的威信，糾正錯誤不可能到位。災難性的後果主要是由農民承擔。

在過去的皇權制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權力；極權制度下，老百姓連沉默的權力也被剝奪。一次一次的政治運動，大大小小的會議，要求每一個人「表態」，要求人們「暴露思想」、「向黨交心」。每一個人思想深處最為隱秘之處，也必須向黨敞開，讓黨檢查。高壓政治下的「表態」，實際是強迫人們對自己的良心撒謊，使人們失去了心靈深處最後的一點領地。這樣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賤，使人們不斷地踐踏自己過去尊敬的東西，奉承過去瞧不起的東西。極權制度就是這樣使民族性墮落。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人們表現的那樣瘋狂，那樣的殘忍，正是民族性墮落的結果，也正是極權制度的「政績」。

這個政權，以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為全體民眾的最高目標，並且用強制手段，不惜一切代價來推行這種理想。農民承擔著實現這個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擔著工業化的成本，承擔著集體化的成本，承擔著城市廉價生活的成本，承擔著各級官員奢侈生活的成本。這些主要是通過統購統銷政策來實現的。農民只能將自己的產品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賣給國家。農民生產的糧食，首先滿足人口快速增長的城市需要。這個制度用行政手段強制推行工業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農產品換回機器。因此，就不能讓農民吃飽，而是用徵購的方式強制地收走農民的糧食。劉少奇曾經坦率地承認這一點：

現在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他只願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餘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徵購，那末，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裡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
　
劉少奇這裡講的是實話，這段實話表明，在這個制度下，政府壓根兒就不讓農民吃飽。農民賣完「餘糧」以後，就沒有留下多少口糧，這是使大批農民餓死的原因之一。

在城市經濟實行國有化的同時，農村實行經濟集體化。中國官方文件稱為「農業合作化」。實際上，「合作化」和「集體化」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東西。前者是在個人利益的基礎上合作，後者是剝奪個人利益；前者是在私有制基礎上的互利互補，後者是取消私有制實行財產公有。中國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體化。農業集體化是對農民的剝奪。否定私有制，否定個人利益，是實行極權制度的經濟基礎。沒有農業集體化，就沒有中國的極權制度。

農業集體化將生產資料收歸集體，生產隊種什麼作物，種多大面積，用什麼方式種植，農民和生產隊的幹部沒有權力決定。集體化時給農民留了一點自留地，僅夠一家吃菜而已，１９５８年這一點自留地也收歸集體。農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一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每一個農民吃多少糧食，吃什麼樣的品種，由縣以上的黨政機關決定。每天早晨，農民都聚集在村頭等候隊長派工，在作業組長帶領下集體勞動。

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而這些票證只能在戶籍所在地領取。戶籍制度極其嚴密，離開戶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當地政府開具的證明文件，並帶上糧票、油票和其它票證，到了目的地以後，拿證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記才能住宿，用自己帶來的糧票、油票才能吃飯。糧票分本省的和全國的。如果離開本省，就得帶全國糧票。要領到全國糧票，必須出示省一級公安機關批准到外省的證明信。農民除了參加農業勞動以外，不能外出做工。農民離村需要向隊長請假。

農民就這樣在政治權力的高度禁錮中勞動和生活。他的生活資料由政府嚴密控制下的集體組織（人民公社）來保證。一旦政策失誤，集體組織（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證能力以後，由於農民被捆住了手腳，死到臨頭，也不能採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

人民公社是農業集體制度的發展，也是極權制度的進一步發展。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體制，實際上是在社會一體化基礎上，將國家行政權力和社會權力高度統一的基層政權形式。這種作法不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經濟活動統統納入政治目標之中，把一切財富納入政府官員控制之中，用政權的組織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會組織。

人民公社剛成立時，普遍實行供給制和工資相結合的分配製度。供給制，實際上是由各級官員對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進行「供給」，這不僅為各級官員控制公社財富創造了條件，也從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員。官員不「供給」，社員就不能生存。由於政府不具備供給能力，供給制只是曇花一現。供給制雖然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卻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特別是糧食的浪費。

１９５８年，還一度把軍事組織引入群眾的日常生活之中，實行所謂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勞動力全部編為軍事建制，實行統一的軍事指揮。在「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農業」等各種「大辦」當中，官員對農民像指揮軍隊那樣部署、調動、指揮。還通過公共食堂、幼兒園等，把以家庭為單位的傳統生活方式改變為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集體生活方式，最後達到消滅家庭的目的。消滅了家庭的經濟單位功能以後，使家庭失去了生產自救的能力，他們不能依靠自己的勞動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國家，吃喝完全依賴「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餓死人的重要的禍因。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灶拆了，鍋盆碗盞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徵用。糧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允許冒煙。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食堂初開辦的最初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勞動好壞，都一樣吃飽喝足。當時毛澤東等領導人「糧食多了怎麼辦」的擔心已傳達到基層。農民以為，國家的糧食很多，吃完了政府會供應的。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糧食就吃光了，但最終等不來政府的供應。

公共食堂把社員置於非常惡劣的飲食環境中。打飯要排長隊，過時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區，從家裡到食堂要走很遠的路程，熱飯打回去成了涼飯。食堂裡做的飯菜質量很差。斷糧以後，社員采的野菜得交給食堂做，做出來就更難吃了。在這樣的飲食環境中，加重了饑荒對農民的殺傷力。公共食堂還是幹部搞特殊化的基地。幹部多吃多佔、貪污腐化是普遍的現象，侵佔了本來定量很低的社員口糧，加劇了社員的飢餓。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裡。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人手裡，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裡。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本書記載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飯」而把人活活餓死的事實。

在幾千萬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層幹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僅光山和潢川兩個縣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殘的不只是農民，也有不聽話的基層幹部。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和下級任意欺凌。在公社化、反「瞞產私分」、辦公共食堂的過程中，有牴觸情緒的農民，因飢餓偷吃了集體青苗的農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飢餓幹活不力的農民，都可能遭到殘酷的處罰。處罰農民的刑罰有幾十種：吊打、罰跪、遊街、扣飯、冷凍、曬太陽、割耳朵、「炒豆子」等。慘不忍睹。信陽地區羅山縣彭新公社有17名預備黨員，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榮地」轉為正式黨員，只剩一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在這本書各省的章節中，記錄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慘案。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慘案是1961年整風整社中揭露出來的，多發生在「三類隊」（即落後隊），不是每一個生產隊都發生這樣慘烈的事情。不過，根據毛澤東的說法，「三類隊」也占生產隊總數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產隊裡發生這樣的慘案，也是相當普遍的。

在通常情況下，如果遇到饑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當時的制度下，農民沒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權利。各級政府千方百計地對外封鎖飢餓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郵局，向外面發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為了不讓外出逃荒的饑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鎖，不准外逃。對已經外逃的饑民則以「盲流」的罪名遊街、拷打或其它懲罰。

    在任何情況下，多數人是服從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個別的例外，反制度者通常會被制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個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一個「范」，即澆鑄鑄件的模型。不管怎麼樣堅硬的金屬，只要融化成液體注入這個模型裡，出來都是一個樣子。不管什麼人進入極權制度這個模型，出來都是兩個背靠背的連體人：專制者和奴隸的連體，即在下級面前是專制者，在上級面前是奴隸。毛澤東是這個模型的製造者之一（嚴格說來他是專制模型的繼承者和發展者），他自己也要受制於這個模型。在這個制度框架中，毛澤東行為有其自覺性也有他的無奈。任何人無力與這個制度抗爭，毛澤東也不例外。他雖然較早地發現了１９５８年的問題，也下達過種種糾正的指示，但無濟於事。按照當時理想的邏輯，在當時的制度框架下，現在看來十分荒唐的事，在當時都是合理的，是順理成章的。

極權制度是當今人類社會最為落後、最為野蠻、最沒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饑荒期間，幾千萬人無辜地死去，就為這個制度敲響了喪鐘。以後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運，更使它病入膏肓。經過二十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極權制度比過去產鬆動了許多，人民公社已經解體，統購統銷已經廢除，百姓們能夠在市場上求生存、求發展，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由於政治體制依舊，經濟和社會的巨大變化更加劇了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這種矛盾最重要的表現是，經濟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錯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階層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為弱勢群體；支付改革本少的階層享受成果最多，從而成為強勢群體（或稱為既得利益群體）。市場經濟的唯利是圖和極權政治的權力不受監督，二者的弊端結合在一起，不斷製造出社會不公正，加劇著底層群眾的不滿。在新世紀的中國，我相信，無論是當權者還是普通百姓，從心底裡都知道極權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問題在於，在制度變更的過程中，怎樣減小社會震盪，怎樣防止社會動盪造成的破壞。這個問題是需要考慮的。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於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而是出於社會利益，主動自覺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總是可以找到減輕震動、減小破壞的辦法的。

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已經為政治民主確立了經濟基礎，從而極權社會已經進入了後極權社會。經濟市場化加緊催生著政治民主化。我堅信，在中國，總有一天極權制度會被民主制度取代。這不是很遙遠的事情。

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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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 —— 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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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


在六十年代大饑荒期間，中國到底餓死了多少人？中外學者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在大饑荒發生期間，由於餓死人是一個十分敏感的政治問題，各級政府極力隱瞞和縮小人口死亡數字，沒有留下完整可靠的資料。再加上中國的人口統計數據比較混亂，很難用公佈的人口數據推算。所以，中外學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只能是一種估計，而各種估計之間相差很大。我在這裡先介紹中外學者的估計，再提出自己的看法。

這一章數字計算很多，讀者在讀這一章時必須有一個清醒的頭腦，最好手拿計算器，一邊看，一邊算，否則一頭霧水。

一、用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的結果

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是公安部報送的，其根據是戶口登記。這是中央政府承認的官方數據。中國官方統計數據雖然比實際死亡人數少得多，但指出的這幾年的人口變化的趨勢是可信的。從人口統計數據上看，說是三年大饑荒，實際上從1958年冬天就開始了。官方人口統計數據表明，1958年死亡率高於正常狀態，出生率低於正常狀態。到了1962年，除四川等個別省份以外，全國的死亡率已經恢復到正常狀態，由於饑荒以後的恢復性增長，出生率高於正常的狀態。所以，本書對全國數據的分析計算中，從1958年算起。個別省份的起止年份，視其情況而定。

中國官方對大饑荒期間餓死人的問題諱莫如深。據當年在公安部負責人口統計的王維志向本書作者介紹，由於死亡人口過多，成了敏感的政治問題，各省的人口統計數字是絕密資料，只能讓極少數人看。如山東省的人口數只能五個人看：省委正副書記、正副省長、公安廳長。當年擔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晚年對本書作者說：1961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以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看到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才放心。 在這以後，沒有公佈人口數字。從生產隊到公社到縣，都盡可能隱瞞或少報餓死人口。少報餓死人口不僅可以減小領導幹部的政治責任，還可以領取這些已死的人的口糧，這種「吃空額」的情況，是普遍存在的。

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1983年，經國務院批准，除了公佈1982年普查數據以外，還公佈了1953年和1964年兩次人口普查數據。當時公佈數字中，1960年人口總數比1959年減少1000萬（1959年67207萬人，1960年為66207萬人），這個數字曾引起國內外媒體的強烈反響。日本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1960年人口比1959年整整少了一千萬。這個數字是不是人造的？為此我訪問了公安大學的張慶五教授。張教授從1955年到1986年一直在公安部三局從事人口統計工作，1986年以後才到公安大學任教。他說，1984年以前，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人口數都來自公安部三局。公安部每年出一本人口年報。有總戶數、總人口、男、女、城市人口、鄉村人口、出生數、死亡數、遷出數、遷入數。公安部的數字是各省公安廳所上來的，各省公安廳是各縣公安局上報的。而縣的數字是由公社、大隊、小隊逐級上報的。下面報多少，就寫多少，除了明顯的技術錯誤以外，公安部三局一般對下面來的數據不加改動。1960年人口比上一年減少1000萬，就是根據各省報上來的數字彙總的，沒有進行加工。由於基層幹部怕死人多擔政治責任，不願多報死人數。再加上一個人一份口糧，死一個人口糧就減少一份。所以死亡數是偏小的。在生產隊裡並沒有真正的人口統計，大隊要數字，小隊的幾個幹部回憶一下，今年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其中男女各多少，會計記錄下來就上報。小隊的總人口是與糧食供應相關的，和出生、死亡數比，相對準確一些。

1983年還公佈了歷年的人口總數、死亡率、出生率。詳見表23-1。

表22-1  國家正式公佈的歷年總人口（萬人）、出生率（‰）和死亡率（‰）
年　份 年末總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長率
1953 58796 37.00 14.00 23.00
1954 60266 37.97 13.18 24.79
1955 61645 32.60 12.28 20.32
1956 62828 31.90 11.40 20.50
1957 64653 34.03 10.08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68 25.43 －4.57
1961 65859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917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1966 74542 35.05 8.83 26.22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第83頁。

知道了每年的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饑荒期間死亡人口總數，扣除正常死亡人數，就是餓死的人數。即：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當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當年平均人口

說某年餓死多少人，除了當年的死亡率、當年的總人口（由於年初和年終人口數不同，計算時取平均人口）以外，正常死亡率也很重要。正常死亡定得高，則非正常死亡就少；正常死亡率定得低，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多。在計算1958－1962年間非正常死亡人口數時，有些學者將1957年的死亡率當作正常死亡率。

我在計算的時候注意了以下幾個問題：

1、由於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是用每年平均人口計算的，所以先要算出每年平均人口：（上年底人口+本年底人口）／2）。
2、在1949年以後的和平年代，如果沒有特別情況，出生率逐年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這種趨勢一直持續到1972年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所以，如果沒有 「大躍進」，1957年和1964年間的人口趨勢是連續的。在這期間，死亡率趨勢是一條略微向下傾斜的直線，出生率是一條略微向上傾斜的直線。其間各年的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應分佈在這條線上。這是估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依據。
3、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擾，我取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數為起點，取1962年後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數為終點。終點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為了減少大饑荒以後有兩年人口補償性增長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一次性地沖銷了前兩年多報的820多萬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計算正常死亡率時，後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由上述數字，我們可以算出：
正常死亡率＝{(12.28+11.40+10.80)/3+(10.04+9.50+8.83)/3}/2‰=10.47‰
正常出生率＝{(32.60+31.90+34.03)/3+(39.14+37.88+35.05)/3}/2‰=35.10‰
表23-1中列出了各年度的實際死亡率。當年的實際死亡率減去正常死亡率就是當年的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平均人口，就是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65324×（11.98－10.47）‰＝98.64萬人。同樣可以計算出，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274.4萬人，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997.94萬人，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48.94萬人。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總共為1619.92萬人。
此外，在三年大饑荒期間，由於嚴重營養不良，大批婦女閉經和子宮脫垂，男子精子減少，失去了生育能力，加上飢餓使得夫妻生活減少，因而出生率普遍下降。從三年大饑荒的實際情況來看，飢餓對生育率下降的影響遠勝於死亡率的提高。例如，上海市1960年的死亡率為6.8‰比1957年的6.0‰上升不多。但1960年的出生率為27.6‰，1961年的出生率只有22.4‰，比1957年的45.6‰下降了很大的幅度。 所以，上海在三年大饑荒期間，很少餓死人，但有約14萬正常年景下應當出生的人口沒有出生。
有了正常年景的出生率和各年的實際出生率，可以算出各年因饑荒少出生的人口數。例如，
1958年少出生人口為：65324×（35.10－29.22）‰＝385.4萬人。同樣可以計算出1959年少出生人口為687.3萬人，1960年少出生人口為949.9萬人，1961年少出生人口為1127.8萬人。大饑荒期間共少出生人口3150萬人。
　　也就是說，按照國家公佈的數據，由於大饑荒，使全國總人口減少（1619.9＋3150）萬人，即4770多萬人。
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計算三年大饑荒造成全國總人口的減少。由表25-1中各年度的自然增長率，我們採用計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辦法，算出正常年景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有了正常自然增長率，有了1957年年底的總人口，就可以推算出，如果沒有大饑荒，1961年底應當有多少人口。而由於大饑荒，使得1961年底只有65859萬人。應有人口和實際人口的差額，就是大饑荒造成總人口的減少。
我採用1955年、1956年、1957年和1964年、1965年、1966年，兩個三年的平均自然增長率，計算出的正常自然增長率是24.38‰。以1957年底人口64653萬人為基數，按這個自然增長率，1961年底應有人口為71192萬人。所以，三年大饑荒使全國總人口減少（71192－65859）萬人，即5333萬人。這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兩部分。
為什麼用後一種計算辦法得出的總人口減少比分年度計算出來的要多563萬？這是因為，第一，在分年度計算時，由於上一年的影響，1959年、1960年、1961年總人口比正常年景少，總人口少了，得出的死亡人數和少出生人數也就少了。第二，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中，總人口的自然增長數和按自然增長率算出來的人口增長數對不上。 以上兩種計算中，都用了總人口數和自然變動數，把原來人口統計中的誤差轉移過來了。
圖22-1  中國人口金字塔圖

人口金字塔是以條形圖的形式直觀地表現某一年人口的年齡結構與性別結構的組合圖形。它以縱軸表示年齡，橫軸表示人口數量或比重。橫軸的左邊表示男性人口，橫軸的右邊表示女性人口。年齡最小的放在底層，然後逐一將相鄰各年齡組向上疊加。中國三次人口普查都繪出了人口金字塔圖。從圖23-1中可以看出，在與大饑荒相應的年齡組上都留下了可怕的缺口。
二、用各省官方數據計算的結果
中國幅員遼闊，各地的情況相差很大，以1957年人口死亡率(官方數據)為例，廣東8.43‰，雲南卻高達16.29‰，而全國平均水平為10.8‰。不考慮地區差別，用統一的標準估計中國全國的情況，必然存在較大誤差。前面我們用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進行了計算，現在，我們用各省數據進行計算。
各省的數據來自《中國人口》這一套書。《中國人口》每省一分冊，包括香港和澳門，共32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此書是由教育部、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的領導下，組成專門編輯委員會組織編寫的。各省分冊由各省組織有關人員編寫。1986年以後陸續出版。各省的數據也是經各省官方審定的，非正常死亡數據也是縮小了的，但比國家官方數據接近實際一些。我從除了西藏、台灣的28本書中，將各省、市、自治區的總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數據抄錄如表23-2。
表22-2    《中國人口》各省分冊記載的人口狀況（人口：萬人，率：‰）
年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四川 　 　 　 　 　 　 　 　 　 　 　
總人口 6790.6 6790.6 6945.2 7081 7077.9 6897.3 6459.2 6485.6 6695.8 6898.3 7136.8 7386.3
出生率 28.39 28.5 29.22 24.03 16.71 11.73 11.81 28.01 50.11 46.94 42.41 39.95
死亡率 9.18 10.41 12.07 25.17 46.91 53.97 29.42 14.62 12.82 13.87 11.46 10.76
自然增長率 19.21 18.09 17.15 -1.13 -30.26 -42.23 -17.6 13.39 37.28 33.07 30.95 29.2
河南 　 　 　 　 　 　 　 　 　 　 　 　
總人口 4652 4733 4840 4943 4979 4818 4830 4940 5080 5099 5240 　
出生率 30.82 35.85 33.71 33.16 28.07 14.01 15.31 37.5 45.08 36 36.1 35.61
死亡率 11.77 14 11.81 12.7 14.12 39.6 10.18 8.03 9.43 10.6 8.5 8.5
自然增長率 19.05 21.85 21.9 20.46 13.95 -25.59 5.13 29.47 35.65 25.4 27.6 27.11
安徽 　 　 　 　 　 　 　 　 　 　 　 　
總人口 3221.4 3261.6 3356 3426.7 3445.5 3085.6 2987.7 3133.2 3232.3 3181.2 3285.6 3407
出生率 27.67 33.17 29.75 23.83 19.85 11.35 12.34 53.26 50.69 39.85 41.79 41.05
死亡率 11.8 14.25 9.1 12.36 16.59 68.58 8.11 8.51 7.92 8.59 7.24 7.12
自然增長率 　 　 　 　 　 -57.23 　 　 　 　 　 　
山東 　 　 　 　 　 　 　 　 　 　 　 　
總人口 5174 5256 5373 5422 5373 5188 5265 5246 5585 5607 5711 5851
出生率 37.3 32.7 35.79 25 20.9 19.5 24.41 38.14 44.18 36.88 35.46 34.56
死亡率 13.73 12.1 12.05 12.77 18.19 23.6 18.49 12.35 11.78 12.04 10.2 9.9
自然增長率 23.6 20.6 23.7 12.3 2.07 -4.1 3 25.79 32.04 24.82 25.3 24.6
甘肅 　 　 　 　 　 　 　 　 　 　 　 　
總人口 1155.04 1218.7 1255.06 1281.48 1293.12 1244.04 1210.82 1240.1 1249.17 1290.03 1345.44 1392.97
出生率 28.8 28.2 30 31.5 19.3 15.5 14.8 41.4 42.1 47.2 45.3 42.5
死亡率 11.9 10.8 11.3 21.1 17.4 41.3 11.5 8.2 10.4 15.6 12.3 11.49
自然增長率 16.9 17.4 21.7 10.4 1.9 -25.8 3.3 32.9 31.7 31.6 33 31.1
江蘇 　 　 　 　 　 　 　 　 　 　 　 　
總人口 3984 4089 4183 4258 4290 4246 4243 4334 4441 4516 4624 4748
出生率 32.21 37.6 34.38 24.83 20.92 18.56 18.84 33.27 37.68 34.7 36.91 34.89
死亡率 11.76 13.02 10.26 9.4 14.55 18.41 13.35 10.36 9.04 10.13 9.48 8.05
自然增長率 20.45 24.58 24.12 15.43 6.37 0.15 5.49 22.91 28.64 24.57 27.43 26.84
浙江 　 　 　 　 　 　 　 　 　 　 　 　
總人口 2385.5 2442.9 2503.3 2563.5 2598.3 2616.9 2663.2 2707.2 2800.5 2874.6 2957.3 3033.4
出生率 38.09 33.4 34.91 34.1 26.28 23.52 17.58 36.07 40.71 37.18 36.48 32.48
死亡率 12.58 9.46 9.32 9.15 10.31 11.88 9.84 8.61 7.9 9.21 8.09 7.12
自然增長率 25.51 23.94 25.62 24.95 15.47 11.64 7.71 27.41 32.81 27.97 28.39 25.36
廣東 　 　 　 　 　 　 　 　 　 　 　 　
總人口 3429.7 3494.2 3592.6 3671.8 3739.2 3785.7 3817.3 3909.8 4013.7 4108 4231.3 4346.9
出生率 31.09 34.93 34.99 30.1 24.67 18.96 21.27 43.31 39.17 36.74 36.28 32.18
死亡率 10.7 11.19 8.43 9.13 11.74 15.12 10.67 9.32 7.62 8.33 6.82 6.37
自然增長率 20.49 23.74 26.56 20.97 13.04 3.84 10.06 33.99 31.55 28.42 29.46 25.81
貴州 　 　 　 　 　 　 　 　 　 　 　 　
總人口 1586.8 1628.1 1680.9 1710 1744 1643 1623.5 1664.3 1703.6 1752 1820.7 1885
出生率 37.92 32.26 34.43 33.69 27.57 19.97 16.58 43.72 48.7 52.62 49.96 44.04
死亡率 16.24 13.02 12.35 15.26 20.28 52.33 23.37 11.64 17.14 20.66 15.16 13.49
自然增長率 21.7 19.3 22.1 18.4 7.3 -32.4 -6.7 32.1 31.6 32 34.8 30.6
廣西 　 　 　 　 　 　 　 　 　 　 　 　
總人口 2052.6 2091.8 2146.63 2186.16 2205.22 2172.06 2159.16 2217.82 2299.7 2261.66 2444.68 2528.2
出生率 30.26 29.37 34.52 32.87 24.52 19.4 17.73 39.08 46.72 4.95 42.4 39.23
死亡率 14.58 12.46 12.35 11.74 17.49 29.46 19.5 10.25 10.13 10.55 9.03 7.5
自然增長率 15.68 16.91 22.17 21.13 7.03 -10.06 -1.17 28.83 36.59 30.4 33.37 31.73
陝西 　 　 　 　 　 　 　 　 　 　 　 　
總人口 1716 1756 1803 1832 1881 1944 1969 2008 2018 2100 2144 2194
出生率 30 28 32.2 26.7 26.6 27.7 21.1 34.6 38.7 40 34.7 34.4
死亡率 10.6 9.9 10.3 11 12.7 12.3 8.7 9.4 10.5 16 13 12.9
自然增長率 19.4 18.1 21.9 15.7 13.9 15.4 12.4 25.2 28.2 24 21.7 21.5
青海 　 　 　 　 　 　 　 　 　 　 　 　
總人口 179.2 199.92 204.64 225 260.01 248.65 211.42 205.01 209.33 219.47 230.45 240.61
出生率 35.93 24.68 32.18 27.94 23.02 13.07 11.43 35.72 45.56 52.08 48.72 41.39
死亡率 14.06 9.34 10.4 12.99 16.59 40.73 11.68 5.35 8.37 15.53 9.06 9.75
自然增長率 21.87 15.25 21.78 14.98 6.44 -27.66 -0.25 30.37 37.19 36.55 39.66 31.64
山西 　 　 　 　 　 　 　 　 　 　 　 　
總人口 1508.7 1553.58 1586.74 1621.7 1666.57 1703.2 1710.04 1745.33 1790.11 1824.37 1871.56 1911.05
出生率 34.2 29.9 33.3 28.7 27.5 27.3 19.1 37.7 38.1 36.2 33.9 30.3
死亡率 12.9 11.6 12.7 11.7 12.8 14.2 12.2 11.3 11.4 14 10.4 10.3
自然增長率 21.3 18.3 20.6 17 14.7 13.1 6.9 26.4 26.7 22.2 23.5 19.7
河北 　 　 　 　 　 　 　 　 　 　 　 　
總人口 3529 3588.7 3670.1 3732.3 3791.3 3779.2 2795 3883.6 3956.2 3996.7 4087 4183
出生率 32.29 29.24 29.62 24.45 23.09 20.5 15.13 28.63 38.61 33.63 32.92 29.32
死亡率 11.64 11.34 11.3 10.92 12.29 15.84 13.63 9.06 11.2 10.91 8.74 8.69
自然增長率 20.65 17.95 18.32 13.53 10.8 4.67 1.5 19.62 27.41 22.72 24.18 20.53
湖南 　 　 　 　 　 　 　 　 　 　 　 　
總人口 3472.83 3507.47 3602.2 3672.72 3691.95 3586.37 3507.98 3600.26 3715.2 3785.13 3901.47 4009.65
出生率 31.1 29.59 33.47 29.96 24 19.49 12.52 41.4 47.29 42.2 42.25 37.23
死亡率 16.36 11.51 10.41 11.65 12.99 29.42 17.49 10.23 10.26 12.88 11.19 10.16
自然增長率 14.74 18.08 23.06 18.32 11 -9.93 -4.97 31.16 37.03 29.31 31.06 27.08
福建 　 　 　 　 　 　 　 　 　 　 　 　
總人口 1366.6 1400.4 1452.5 1493.4 1543 1572.6 1597.8 1639.7 1678.4 1703.5 1759.8 1813.7
出生率 27.28 28.67 38.24 29.12 27.56 25.11 17.42 40.16 44.96 38.33 41.18 37.04
死亡率 8.26 8.43 9 7.46 7.78 15.34 11.87 8.28 7.36 8.62 7.34 7.11
自然增長率 19.02 20.24 29.24 21.66 19.79 9.77 5.55 31.88 37.6 29.71 33.84 29.93
雲南 　 　 　 　 　 　 　 　 　 　 　 　
總人口 1805.85 1841.83 1869.78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1963.72 2021.08 2088.44 2160.36 2231.86
出生率 32.48 34.75 36.27 23.61 20.94 24.19 19.4 39.71 43.15 45.66 44.01 38.97
死亡率 13.6 15.22 16.29 21.62 17.96 26.26 11.85 10.85 14.14 15.23 12.99 10.08
自然增長率 18.88 19.53 19.98 1.99 2.98 -2.07 7.58 28.86 29.01 30.43 31.02 28.17
吉林 　 　 　 　 　 　 　 　 　 　 　 　
總人口 1202.1 1224.5 1248.1 1280.9 1313 1397.1 1414.3 1476.4 1537.1 1595.1 1639.1 1679.3
出生率 41.57 32.64 35.46 33.31 28.04 32.51 26.45 40.7 47.03 44.19 40.46 34.58
死亡率 9.9 7.5 9.1 9.1 13.4 10.1 12 10 9.4 12.6 9.7 8.6
自然增長率 27.7 25.1 26.4 24.2 14.6 22.4 14.5 30.7 37.6 31.6 30.8 26
遼寧 　 　 　 　 　 　 　 　 　 　 　 　
總人口 2261.5 2306.5 2395.5 2445 2501.8 2559.5 2519.3 2549 2653.1 2734.2 2808.3 2869.7
出生率 39.1 33.7 41.9 38.7 28 31.8 17.2 34.1 49.1 40.2 36.2 29.4
死亡率 9.4 6.6 9.4 8.8 11.8 11.5 17.5 8.5 7.9 9.5 7.1 6.2
自然增長率 29.7 27.1 32.5 29.9 16.2 20.3 -0.3 25.6 41.2 30.1 29.1 6.2
黑龍江 　 　 　 　 　 　 　 　 　 　 　 　
總人口 1321 1418 1479 1564 1682 1807 1809 1893 1972 2053 2134 2198
出生率 40.4 33.1 36.6 33 30.4 32.5 27.3 35.5 45.1 42.6 40.4 34.3
死亡率 11.4 10.1 10.4 9.1 12.8 10.5 11.1 8.7 8.5 11.5 8 7.3
自然增長率 29 23 26.2 23.9 17.6 22 16.2 26.3 36.6 31.1 32.4 27
湖北 　 　 　 　 　 　 　 　 　 　 　 　
總人口 2896.7 2963.2 3064.8 3146.7 3173.2 3152.2 3182.96 3273.93 3350.09 3418.01 3504.54 3601.01
出生率 26.06 27.07 34.36 30.49 26.42 16.41 27.34 42.51 41.05 37.73 35.1 34.8
死亡率 11.55 10.85 9.64 9.64 14.5 21.19 9.19 8.76 9.83 10.39 10.04 9.63
自然增長率 14.51 16.22 24.72 21.01 11.92 -4.78 18.14 33.75 31.32 26.8 25.06 25.16
寧夏 　 　 　 　 　 　 　 　 　 　 　 　
總人口 165.11 172.02 179.38 193.51 208.85 213.03 203.05 198.81 206.7 214.89 226.78 235.38
出生率 34.09 34.2 43.24 39.32 23.8 16.58 13.04 44.6 50.52 49.37 48.02 42.2
死亡率 10.24 10.58 11.06 14.98 15.82 13.9 10.71 8.49 10.22 13.44 9.27 9.35
自然增長率 24.66 23.62 32.18 24.34 7.98 2.68 2.32 36.11 40.3 35.93 38.79 32.85
江西 　 　 　 　 　 　 　 　 　 　 　 　
總人口 1763.38 1799.97 1851.45 1912.89 1975.97 2009.85 2002.67 2039.91 2101.03 2143.63 2209.54 2283.65
出生率 32.33 29.01 38.34 30.28 28.64 26.78 21 37.19 39.56 38.05 38.85 38.13
死亡率 16.23 12.49 11.48 11.34 13.01 16.06 11.54 11 9.76 10.87 9.39 8.54
自然增長率 16.1 16.52 26.86 18.94 15.63 10.72 9.46 26.19 29.8 27.18 29.46 29.9
新疆 　 　 　 　 　 　 　 　 　 　 　 　
總人口 511.78 533.17 558.01 582.35 648.98 686.33 710.06 698.97 713.12 744.18 789.1 837.99
出生率 30.67 31.1 31.48 31.03 29.87 28.13 25.16 32.02 35.14 42.21 41.7 38.08
死亡率 14.4 14.2 14 13 18.84 15.67 11.71 9.71 9.43 16.35 11.1 9.39
自然增長率 16.27 16.9 17.48 18.03 11.03 12.48 13.45 22.31 25.71 25.91 30.6 28.69
內蒙古 　 　 　 　 　 　 　 　 　 　 　 　
總人口 843 896.6 936 986.1 1062.5 1191.1 1163.1 1171.8 1215.4 1253.7 1296.4 1329.6
出生率 37.5 29.5 37.2 28.4 30.8 29.4 22.1 38.2 45.1 41.9 40 36.1
死亡率 11.4 7.9 10.5 7.9 11 9.4 8.8 9 9.4 11.8 9.3 8.07
自然增長率 26.1 21.6 28.7 20.5 19.8 20 13.3 29.2 35.7 30.1 30.7 28
北京 　 　 　 　 　 　 　 　 　 　 　 　
總人口 555.92 598.23 619.08 631.85 684.1 732.13 721.02 723.64 747.38 765.01 773.93 770.06
出生率 40.07 40.02 42.1 37.02 30.7 33.03 25.7 35.92 43.41 30.4 22.95 19.41
死亡率 9.6 7.57 8.19 8.08 9.58 9.22 10.08 8.71 8.11 8.27 6.75 7.24
自然增長率 　 　 　 　 　 　 　 　 　 　 　 　
天津 　 　 　 　 　 　 　 　 　 　 　 　
總人口 487.3 506.9 529.5 548.2 567.5 583.5 584.2 595.6 615.3 629.5 637.7 640.8
出生率 37.12 34.39 37.28 34.56 28.49 27.38 20.42 33.68 40.61 28.72 24.33 21.02
死亡率 9.85 8.79 9.35 8.66 9.88 10.34 9.89 7.36 7.3 7.79 6.17 6.91
自然增長率 27.27 25.6 27.93 25.9 18.6 17.04 10.53 26.3 33.31 20.93 18.16 14.11
上海 　 　 　 　 　 　 　 　 　 　 　 　
總人口 925.6 942.07 1009.58 998.82 1028.39 1054.08 1053.17 1057.86 1073.64 1086.72 1093.79 1095.83
出生率 41.7 40.5 45.6 36 27.8 27.6 22.4 26.3 30.3 20.6 17 14.6
死亡率 8.1 6.8 6 5.9 6.9 6.8 7.7 7.3 7 6.1 5.7 5.3
自然增長率 33.6 33.7 39.6 30.1 20.9 20.8 14.7 19 23.3 14.5 11.3 9.3
註：《中國人口·湖北》缺1955年的出生率、死亡率，本表用公安部的數據補上。《中國人口·北京》中缺1955、1956、1959、1960、1962、1963、1966的死亡率，表中數據系用公安部數據補上。另外，安徽數據中也缺大部分年份的死亡率，也是用公安部的數據補上的。公安部的數據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彙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中國人口·江蘇》中數據有錯，本書用《江蘇統計年鑒》數據作了修正。
根據表23-2中的數據，採用本章前面的辦法，即先算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再算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人口。計算正常死亡率時，取前三年（1955，1956，1957）和後三年（1963，1965，1966）的算術平均數。計算結果如表23-3。
表22-3  大饑荒對各省人口的影響（單位：萬人）
地區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總計
四川      
非正常死亡人數 98.53 253.37 299.42 123.04 22.65 797.01
少出生人數 86.96 139.61 172.59 165.53 54.5 619.19
安徽      
非正常死亡人數 9.46 24.12 192.7   226.28
少出生人數 39.74 53.81 79.03 70.48  243.06
河南      
非正常死亡人數 9.89 17.18 139.38   166.45
少出生人數 7.44 32.79 101.25 93.52  235.00
山東      
非正常死亡人數 14.30 43.50 71.18 43.75 11.71 184.43
少出生人數 5.35 78.49 84.17 57.65  225.66
湖南      
非正常死亡人數  4.93 64.67 20.72   90.32
少出生人數 21.86 44.04 59.97 83.18  209.05
貴州      
非正常死亡人數 1.19 10.05 63.96 14.34   89.59
少出生人數 13.88 24.70 37.09 41.30  116.97
廣西      
非正常死亡人數 1.43 14.07 40.23 18.23   73.96
少出生人數 7.41 25.84 36.87 40.20  110.32
甘肅      
非正常死亡人數 14.45 9.91 40.10 2.21   66.67
少出生人數 5.90 21.69 26.2 26.21  80.00
江蘇      
非正常死亡人數  17.52 33.97 12.30  63.79
少出生人數 43.43 60.69 70.78 9.23 7.93 192.06
遼寧      
非正常死亡人數 2.42 9.89 9.36 24.63 1.77 48.07
少出生人數  21.64 12.53 49.65 6.72 90.54
廣東      
非正常死亡人數 1.80 11.49 24.38 7.72 2.63 48.02
少出生人數 15.51 35.94 57.98 48.00  157
雲南      
非正常死亡人數 15.12 8.28 24.04   47.44
少出生人數 28.53 33.96 27.6 36.5  126.59
湖北      
非正常死亡人數  13.11 34.28   47.39
少出生人數 6.30 19.28 50.92 16.41  92.91
河北      
非正常死亡人數 1.78 6.96 20.44 12.08  41.26
少出生人數 24.87 30.40 40.39 60.75 9.75 166.16
福建      
非正常死亡人數   11.56 6.26 0.58 18.40
少出生人數 8.84 11.48 15.59 28.06  63.97
江西      
非正常死亡人數  3.32 9.49 0.48  13.29
少出生人數 10.37 13.9 17.96 29.67  71.9
吉林      
非正常死亡人數 0.09 5.67 1.45 4.17 1.40 12.78
少出生人數 6.12 13.11 7.64 16.45  43.32
浙江      
非正常死亡人數  2.61 6.73 1.43  10.77
少出生人數 3.37 23.62 31.06 47.12  105.17
青海      
非正常死亡人數 0.61 1.56 7.77 0.35  10.29
少出生人數 2.18 3.65 6.36 6.13 0.49 18.81
黑龍江      
非正常死亡人數  5.71 2.13 3.29  11.13
少出生人數 7.46 12.17 9.42 19.16 4.44 52.65
山西      
非正常死亡人數 0.24 2.06 4.46 1.11  7.87
少出生人數 6.85 8.99 9.55 23.67  49.06
陝西      
非正常死亡人數  2.78 2.10   4.88
少出生人數 11.85 12.29 10.58 23.95  58.67
寧夏      
非正常死亡人數 0.91 1.15 0.79 0.12  2.98
少出生人數 0.47 3.63 5.33 5.99  15.42
新疆      
非正常死亡人數  3.45 1.62   5.07
少出生人數  3.67 5.17 7.48  16.32
內蒙      
非正常死亡人數  1.20    1.2
少出生人數  6.38 8.6 17.57  32.55
北京      
非正常死亡人數   0.98 1.55  2.53
少出生人數    5.39  5.39
天津      
非正常死亡人數  0.97 1.27 1.02  3.26
少出生人數  1.11 1.78 5.87  8.76
上海      
非正常死亡人數   0.49 1.44 1.02 2.95
少出生人數   2.5 8.01 3.91 14.42
全國      
非正常死亡人數 172 475 1109 300 42 2098
少出生人數 365 735 989 1044 87 3220
人口總減少數 537 1210 2098 1344 129 5318
由表23-3計算結果可知，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了5318萬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098萬人，少出生3220萬人）。
各省的死亡率數據基本上是以官方統計為基礎的。到了20世紀八十年代，人們有了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不少省份對數進行了一些修正。應當比原有的統計數更接近實際一些。但是，即使到了八十年代，餓死人還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有些省份用這些數據計算出的非正常死亡據，比調查者的數字偏小。例如，中監委李堅當年到安徽調查的估計是，非正常死亡是300萬人。文革中，中共中央原組織部長安子文下放安徽勞動，回京後對李堅說，安徽餓死500萬人（見本書第四章「安徽不安」）。而我上述計算的結果只有226萬人。薄一波對趙健民說山東餓死300萬人，這裡計算的結果只有184.43萬人。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著文認為，四川省餓死1200萬人，上表中只有787萬人。《福建黨史月刊》2001年第1期載文認為， 福建省三年非正常死亡萬人數為22萬人，少出生65萬人，該文是用省公安廳的數字計算的。而表23-3中福建非正常死亡只有18萬人。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當年在省裡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幹部，如果八十年代還在該省或在中央擔任要職，他有可能干預這些省份的死亡數據，以減輕其歷史責任。我在調查中發現過這種情況。所以，用各省的數據計算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雖然比國家統計局的數要接近實際一些，但還是一個比實際情況縮小了的數據。
用各省官方數據計算的結果按年度分佈情況，見圖22-2。
　
根據各省官方數據計算，早在1958年，全國就有172萬人非正常死亡，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475萬，至1960年達到頂點，非正常死亡為1109萬人。隨著落實救荒措施，以後非正常死亡人數迅速減少，1961年為300萬人，至1962年，全國絕大多數省份已基本走出饑荒，但個別省份如四川還在餓死人，全國總計仍有42萬人非正常死亡。此圖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比實際要少，但反映的各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的變化趨勢是可信的。
三、國外人口學家的研究結果
國外學者對中國大饑荒引起的人口減少作了很多研究，提出了種種不同的數字。艾德爾認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萬，莫捨估計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100萬至3000萬之間。希爾估計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3000萬，同時有3300萬嬰兒沒有出生或延遲出生。科爾認為1958－1963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700萬。傑勒德·卡羅特認為，1958－1963年有2700萬人過量死亡，有2900萬嬰兒沒有出生，他後來在另一篇論文中重新估算，認為在1960年，死亡人口為4090萬。
國外學者在研究這個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時，首先用人口學的方法，對《中國統計年鑒》上的人口數據進行修正。
《中國統計年鑒》上公佈的各年底人口總數、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戶籍管理部門統計的，具體說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三局（治安局）四處（戶政處）提供的。戶政處有關人口的數字是省公安廳和縣公安局逐級報上來的。據當年在公安部戶政處工作的張慶五和王維志向本書作者介紹，中國的人口數據最基層是由生產隊的會計或文書上報的，他們不專門從事這項工作，上報的數字就不太準確。當時生產隊人口報表上有總人口，出生數，死亡數，遷出、遷入數。總人口是按糧、油、布的供應人口統計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基本是回顧的：生產隊幹部在一起回憶一下：今年死了幾個人，生了幾個孩子。所以，按糧、油、布的供應人口統計的總人口數相對準確一些，但死人過多的年份總人口有多報的情況。死亡率和出生率是根據上述三個數字計算出來的。考慮人口調出和調入以後，總人口增加數（當年底人口總數減去上年底人口總數）和自然人口增加數（出生人數減去死亡人數）應當是相等的。但是，各省報上來的這兩個數字彙總後卻有不小的差別。見表23-4。
表22-4  人口統計數字中不應有的差別（萬人）
年　份 總人口增加數（1） 自然增長人數（2） （2）－（1）理論上應為0
1953 1314 1337 +23
1954 1470 1466 +4
1955 1199 1233 +34
1956 1363 1270 -93
1957 1825 1479 -346
1958 1341 1124 -217
1959 1213 677 -536
1960 -1000 -304 +696
1961 -348 249 +579
1962 1436 1794 +358
1963 1877 2270 +393
1964 1327 1927 +600
1965 2039 2026 -13
資料來源：王維志手稿：《關於解放後我國總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長人數差數的情況》，1881年3月7日
《中國統計年鑒》上出入最大的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主要原因是出生和死亡人數漏報。嚴格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後，出生人口漏報較多。在生活物資按人頭定量供應的年代，出生人口漏報不多，但死亡漏報很多。對家庭和生產隊來說，這個人死了，如果銷了戶口，一切生活物資供應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報，其它人還可以享用這份資源。死亡不報還有政治原因。死亡過多，對地方官員來說，影響他的仕途。對中央政府來說，死亡人數過多，有損其政治形象。王維志說，基層人口數字報到縣裡、省裡以後，上面看到死亡人數太多，就問：「你的數准不准？再核一核！」經過這種暗示，把數字改到上級滿意時為止。在1958到1962年間，死亡普遍少報，而出生少報的情況較少。這就造成自然增長人口（出生人口減去死亡人口）高於總人口（是按分配生活資源統計的，相對準確一些）的增長。
鑒於中國的人口統計數據的不準確，人口學家則採用人口學的方法來修正。
相對於年度人口數據（即戶籍數）而言，人口普查數據要準確得多。中國1953年和1964年進行了兩次人口普查。1953年的人口普查項目較少，主要調查年齡、姓別、民族等基本特徵。1964年的人口普查在1953年普查的基礎上增加了三個項目，成為九項。1982年進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這次普查比前兩次規模更大，普查項目更多。除了原有的人口數、性別、年齡等項目外，還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內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在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之後，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1983年公佈了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樣調查結果。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對大約100萬人口中的約30萬名15至67歲的婦女進行了抽樣調查，即對1940年以來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顧性調查。這一調查是由計劃生育人員挨家挨戶進行訪問。可靠性較高。
有了幾次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調查數據，人口學家們就採用人口學的方法，對出生率和死亡率進行修正。
美國普查局中國科科長班尼斯特（J.Bannister，她自己起了一個中國名字：班久蒂）是一位國際著名的人口學家。據李成瑞和她接觸時的印象，這位學者沒有政治偏見，對中國比較友好。她也用千分之一生育率調查的數據，重新對出生率進行估計。並用人口普查數據重估死亡率。她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國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的總趨勢。她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對估計中國三年大饑荒期間的人口變動提供了基礎數據。
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斯利·科爾（Ansley Coale）對中國人口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發表在《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一書上。他依據我國計生委的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樣調查資料和三次人口普查資料，重估歷年出生率。再根據他推算出來的歷年出生人數，減去實際存活人口，重新估計了死亡率。
法國國立人口研究所所長卡洛（G.Calot）（又譯傑.卡羅特）也用他自己的辦法重新修訂了中國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現將幾位人口學家對中國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訂結果列如表23-5。
表22-5   幾位人口學家對中國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訂結果
年份 　　　　　　出生率（‰) 　　　　　　　死亡率(‰)
班尼斯特數 科爾數 卡洛數 班尼斯特數 科爾數 卡洛數
1954 43.44 44.4 41.91 24.20 29.1 19.96
1955 43.04 41.3 41.37 22.33 22.4 22.31
1956 39.89 40.02 38.28 20.11 20.8 16.85
1957 43.25 41.1 41.45 18.12 19.0 13.24
1958 37.76 37.7 36.22 20.65 20.4 15.98
1959 28.53 28.3 27.24 22.06 23.3 19.20
1960 26.76 25.2 25.65 44.60 38.8 40.76
1961 22.43 22.3 21.70 23.01 20.5 27.03
1962 41.02 40.9 39.79 14.02 13.7 18.28
1963 49.79 47.3 48.69 13.81 13.0 21.22
1964 40.29 40.7 39.82 12.45 13.5 20.82
1965 38.98 39.7 38.77 11.61 11.1 10.26
1966 39.83 38.3 39.52 11.12 10.4 12.27
資料來源：李成瑞：《「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載《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2期； Ansley　J .Coale：《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1952-1982》，NATIONAL　ACADEMYPRESS　Washington，D.C 1984
有了以上各位人口學家修正的死亡率和出生率，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數，就可以算出三年大饑荒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計算辦法是，用1955－1957年的三年平均數作為起始點，用1964－1966三年平均數為另一點。如果不發生三年大饑荒，出生率和死亡率是連續的。即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在這兩個點的連線上。為簡單起見，取這兩個點的平均數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
用班久蒂的數據計算：正常死亡率為：
{（22.33＋20.11＋18.12）／3＋（12.45＋11.61＋11.12）／3}‰／2=15.96‰
正常出生率為：
{（43.04＋39.89＋43.25）／3＋（40.29＋38.98＋39.83）／3}‰／2＝40.88‰
用班久蒂提供的各年度死亡率減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各年度的非正常死亡率。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的平均人口（用班久蒂修正後的總人口數字，見下表），即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年為300.1萬人，1959年為386.8萬人，1960年為1833.5萬人，1961年為456.7萬人。1958－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2887.1萬人。
同樣辦法，計算出各年少出生人口：1958年199.7萬，1959年為803.4萬，1960年為921.33萬，1961年為1195.1萬。四年共少出生人口總數為3119.5萬人。
用班久蒂修訂的數據計算，大饑荒期間中國人口減少總數為（2987.1＋3119.5）萬人，即6106.6萬人。
表22-6  班久蒂對中國總人口和增長率的修正
年份 修正後的平均人口（百萬） 修正後的總人口（百萬） 修正後的自然增長率（‰）
1955  606.5 20.7
1956  619.1 19.8
1957  633.2 25.1
1958 638.85 646.7 17.1
1959 650.5 654.3 6.5
1960 652.5 650.7 －17.8
1961 647.75 644.8 －0.6
1962  653.3 27
1963  674.2 35.9
1964  696.1 27.8
1965  715.5 27.4
資料來源：彭尼.凱恩：《1959－1961中國大饑荒》，鄭文鑫、畢建康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104頁
用同樣的辦法，根據科爾修訂後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計算出正常死亡率為16.2‰，正常出生率為40.2‰。即：
正常死亡率：
{（22.4＋20.8＋19.0）／3＋（13..5＋11.1＋10.4）／3}‰／2＝16.2‰
正常出生率：
{(41.3＋40.2＋41.1)／3＋（40.7＋39.7＋38.3）／3}‰／2＝40.2‰
用科爾修訂後出出率和死亡率，計算出他的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減去死亡率），可求出科爾修訂的總人口數(以1954年底總人口60266萬為基數)。
表22-7   科爾修訂的人口數
年份 修正後的自然增長率（‰） 修正後的總人口（萬） 修正後的年平均人口（萬）
1955 18.90 61405
1956 19.22 62585
1957  22.10 63868
1958 17.30 65075 64522
1959  5.00 65400 65238
1960 -13.60 64510 64855
1961  1.80 64626 64568
1962 27.20 66384 65505
1963 34.30 68661
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有了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就可以計算出這幾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口。
1958年：64522×（20.4－16.2）＝271萬人；同樣可以算出1959年為463萬人；1960年為1468萬人，1961年為278萬人。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481萬人。
少出生人口：1958年：64522×（40.2－37.7）＝161.3萬人，同樣可以算出1959年為776.3萬人，1960年為974.9萬人，1961年為1155.8萬人。四年少出生人口為3068.3萬人。
用科爾修訂的數據計算，大饑荒對中國人口總影響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相加，即5549.3萬人。
用卡洛修訂後出出率和死亡率，計算出他的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減去死亡率），可求出卡洛修訂的總人口數(以1954年底總人口60266萬為基數)。
表22-8  卡洛修訂的人口數
年份 修正後的自然增長率（‰） 修正後的總人口（萬） 修正後的年平均人口（萬）
1955 19.06 61415
1956 21.43 62731
1957 28.21 64500
1958 20.04 65806 65153
1959 8.04 66335 66070
1960 -15.11 653430 65838
1961 -5.33 64994 65167
1962 21.51 66392 65693
1963 24.77 68037
依據表23-8中列出的卡洛提供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1954年總人口為基數，用卡洛的自然增長率，計算出卡洛的年平均人口，計算的結果是，正常死亡率為15.96‰，正常出生率為39.87‰。1958－1962年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2850.9萬（1958年為130.3萬，1959年214.0萬，1960年1632.8萬，1961年721.4萬，1962年為152.4萬）。四年少出生人口3197.85萬（1958年為237.8萬，1959年834.5萬，1960年936.2萬，1961年1184.1萬，1962年為5.25萬）。
用卡洛修訂的數據計算，大饑荒對中國人口的總影響為上述兩項加，即6048.8萬人。
現將依據三位國外學者的的修訂數據計算的結果列下表。
表22-9  根據三位外國學者的數據計算出的三年人口變動（萬人）
年代 班久蒂 科爾 卡洛
非正常死亡人口數 1958 300.1 271.0 130.3
1959 396.8 463.2 214.0
1960 1833.5 1468.9 1632.8
1961 456.7 277.6.9 721.4
1962   152.4
總計 2987.1 2481 2850.9
少出生人口人口總減少 1958 199.7 161.3 237.8
1959 803.4 776.3 834.5
1960 921.3 974.9 936.2
1961 1195.1 1155.8 1184.1
1962   5.25
總計 3119.5 3068.3 3197.9
  6106.6 5549.3 6048.8
四、中國學者的研究結果
蔣正華的研究
蔣正華研究的結論是，在三年大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700萬人。由於蔣正華的這個結論已被國內主流意見接納，所以，我作一詳細介紹。
蔣正華的研究是在李成瑞的推動下進行的。李成瑞是一位資深的革命幹部，是副部級高官，直到晚年還保持著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1956年後任國務院副總理、財政部長李先念秘書多年，後任國家統計局局長。他在統計局長任期內，主持了1982年的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因此對人口問題有相當深的研究。1985年6月，李成瑞赴意大利佛羅倫薩參加國際人口科學研究會的第二十屆大會。在這次會上，他結識了科爾、班久蒂和卡洛等國際著名學者，同他們交談中產生了研究中國大饑荒期間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願望。回來以後，他向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陳慕華提議，將這個問題列入了國家研究課題。經過多方「招賢」，最後由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正華接受了任務。
蔣正華，1937年10月生，1958年畢業於西安交大電機系，1958－1980年在該校自動控制系任教，1980－1982年在印度孟買國際人口研究院讀研究生，回國後在西安交大系統工程研究所任講師。1984年在西安交大建立人口研究所。這個研究所成立一年多，就接受了李成瑞的這個課題。蔣正華和他的助手李南的研究的結論是，三年大饑荒時期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700萬人，遠遠低於國外學者的估計。蔣正華的研究成果經過國家有關部門組織的專家評審後，得到了認可。
李成瑞在他的《「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中認為，和國外學者比起來，蔣正華的研究「科學性更高一些」。他接受我的採訪時，也一再推薦蔣正華的研究。
由於此時的蔣正華已經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算是國家領導人，找他採訪很困難。於是，我找到了蔣正華就這個問題發有的所有文章。但是，我看到了他提供了三組完全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數字（後來我向李成瑞提起此事，李似乎不知道這個情況）。一是蔣正華、李南：《中國人口動態參數的校正》，載《西安交通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的數據。（以蔣正華和李南的名義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提供的論文《中國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校正》、用西安交通大學講義專用紙手抄稿複印件，也是這組數據。）二是在《中國人口年鑒，1987》 上以《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與結果》為題的文章中的數據。 三是袁永熙主篇的《中國人口.總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第617頁上的數據，李成瑞對我說，這部分內容是他和蔣正華二人合寫的，數字是蔣正華的。現列出三組數字列表如下：
表22-10  蔣正華提出的三組不同的中國人口數據（‰）
　年代 　《中國人口·總論》數 《中國人口年鑒，1987》數 　《西安交大學報》數
出生率 死亡率 出生率 死亡率 出生率 死亡率
1955 36.54 17.23 37.32 22.54 37.98 12.68
1956 35.20 16.77 35.92 21.52 36.39 12.80
1957 36.45 16.55 36.84 20.53 37.19 13.01
1958 31.62 17.25 31.77 20.06 32.29 13.36
1959 28.46 18.96 27.86 26.91 27.77 17.29
1960 23.84 31.25 24.24 31.58 24.67 32.40
1961 20.78 24.57 25.03 24.38 24.50 16.52
1962 44.73 18.08 39.65 17.84 38.37 13.60
1963 45.57 16.72 46.23 16.35 45.37 13.27
1964 40.48 13.03 43.63 14.93 41.23 12.64
1965 38.46 11.28 39.51 13.04 39.43 10.86
1966 35.76  9.64 36.54 11.62 36.66  9.60

表22-11  蔣正華對中國總人口數的修正（萬人）
　年份 估計年末人口 估計年中人口
1954 60310 59468
1955 61484 60785
1956 62636 61873
1957 63893 63057
1958 64829 64354
1959 65476 64999
1960 65239 65504
1961 64926 64932
1962 66760 65489
1963 68749 67603
1964 70400 69461
1965 72358 71263
1966 74325 73356
資料來源：袁永熙主編：《中國人口·總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6年，第618頁。
蔣正華以歷年的生命表為基礎，估算出歷年的死亡人數，其中，1958年到1963年總共死亡人數為8299萬人；同時按這6年預期壽命的正常變化，估算正常死亡為6602萬人。二者相減，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697萬人，約1700萬人。
讀者可能看到，蔣正華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比國外學者低，主要不是他估計的死亡人口少，而是他估計的正常死亡人口多。蔣正華提出1958年到1963年總共死亡人數為8299萬人（這和科爾的估計的8626萬人僅少327萬人），他估計的正常死亡人數高達6602萬人（這個數比科爾的5840萬人高出662萬人）。
我不知道6602萬人這個數是怎樣計算出來的，但我們可以用蔣正華提出1958年到1963年總共死亡人數為8299萬人；用他修正後的死亡率求出正常死亡率，再用他修正後的每年平均人口數，算出每年的正常死亡數；總死亡數減去正常死亡數，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數。我們起點用1955，1956，1957三年平均數，終點取1964，1965，1966三年平均數，用他提出的三組死亡率分別計算：
按西安交大學報數據計算：
正常死亡率＝[（12.68+12.80+13.01）/3+(12.64+10.86+9.60)/3]/2=11.93（‰）
按11.93‰正常死亡率，用蔣正華修正後的歷年年中人口，可以算出每年正常死亡人數，6年正常死亡人數總共4685萬人。蔣正華算出的6年死亡總數8626萬人減去4685萬人，則非正常死亡為3941萬人。
按《中國人口.總論》數據計算的正常死亡率為14.10‰，由此計算出的6年正常死亡人數為5538.5萬人；則6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2760萬人；
按《中國人口年鑒，1987年》數據計算的正常死亡率為17.36‰，6年正常死亡人口為6818.8萬人。6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1478萬人。
蔣正華在1987年發表的《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和結果》（此文收在《中國人口年鑒，1987年》上）一文中正式公佈大饑荒年代非正常死亡1700萬，原因在於這篇文章中他公佈的大饑荒以前各年的死亡率比前兩組數字要高得多，從而算出正常死亡人數高，非正常死亡就自然少了。
上面我用蔣正華估計的總死亡人口，用蔣正華修正後的死亡率算出正常死亡人口，從而求出非正常死亡人口。
我再換一種方法驗算，還是用蔣正華修訂後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修訂後的每年平均人口，計算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當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當年年中人口
某年少出生人口＝（正常出生率－當年出生率）×當年年中人口
由於他提提供了三組數據，我們還得計算三次，其結果如下：
用蔣正華西安交大學報的數據計算：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數＝（13.36－11.93）×64354＝92.03（萬人）
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數＝（17.29－11.93）×64999＝348.39（萬人）
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數＝（32.40－11.93）×65504＝1340.86（萬人）
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16.52－11.93）×64932＝298.03（萬人）
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13.60－11.93）×65489＝109.36（萬人）
在1958年到1961年四年間，非正常死亡為2188.67萬人。
用西安交大學報數據可以算出四年少出生人口為2821萬人（1958年為377.1萬人，1959年為674.7萬人，1960年為883萬人，1961年為886.3萬人）。大饑荒對人口的總影響為5009.9萬人。
用蔣正華《中國人口.總論》中的數據計算的結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2337萬人（1958年為204萬，1959年為317.2萬，1960年為1124.7萬，1961年為681.1萬），少出生人口為2868.5萬人（1958年為359.1萬，1959年為568.1萬，1960年為875.1萬，1961年為1066.2萬）。大饑荒對人口總影響為5205.5萬人。
用《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與結果》中的數據計算的結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2209.9萬人（1958年173.1萬，1958年620.1萬，1960年830.8萬，1961年455.2萬，1962年30.8萬）。四年少出生人數為2748.9萬人。大饑荒對人口總減少為4958.8萬人。
以上用蔣正華的數據從不同的角度計算，都不能得出非正常死亡1700萬的結果。按數學常識，一種方法計算是否正確，可以用另一種方法來驗算。但不知道為什麼驗算的結果有如此大的出入？
為什麼蔣正華同一種方法得出三組不同的數據？為什麼提出與前一組數據不同的數據時，不作為什麼不同的說明？為什麼用他提供的數據計算，得出的結果都遠遠超過他的1700萬的結論？2002年6月我曾就此寫信向蔣正華求教，他沒有答覆。此時，我冒昧猜測，蔣正華最早用《西安交大學報》的數據算出非正常死亡超出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過多，就提出了後兩組數據。後兩組數據主要是提高正常死亡率，其目的是用提高正常死亡率的辦法來減少非正常死亡數，從而減少政治風險。他發表的三組數據中，官方性最濃的《中國人口年鑒，1987》上正常死亡率最高，可能出於這種考慮。他做的畢竟是國家下達的課題啊！
我不願意停留在猜測上，2005年6月再一次將三年以前的信寄給蔣正華，10月19日，終於收到了他的回信（手寫，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辦公廳信簽，信簽抬頭是黑字，顯然發給我的是複印件）。為了供讀者研究，現將此信全文公佈如下：
繼繩同志：
收到來函，以事煩未即復為歉。
中國經濟困難時期的人口數量變動情況是國內外都關心的的問題，也是我們應當在歷史上講清的一段往事。外國學者對這幾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的推算是以1957年或在此前死亡率與1964年前後死亡率或1964年死亡率為基準，估計其間正常死亡率水平，與實際死亡率之差即非正常死亡數。這樣的估計有兩個最大的誤差，第一，每個年齡人口死亡率不同，採用總死亡率不能考慮到1957年到1964年中國不同年齡人口死亡率變化模式的影響。當時的死亡率水平下，嬰兒和兒童死亡率下降較快，其它年齡段死亡率變化較少，或基本不變。第二，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老年人相對較多，因為這部分人受不利生活條件衝擊較為嚴重，逃離最不利的環境的能力也差。因此，有的學者獲得的計算結果高於實際。我們根據1982年人口普查獲得了很好的數據，在第四、五兩次人口普查後，我們都做過數據分析，發現這兩次普查數據質量都不及三普，因此我認為可利用的詳盡的死亡率分年齡資料仍以這次最可靠。我們利用1982年數據構建了年齡別的生命表，並利用優化擬合的回推技術，再現了歷史上各年的生命表，據此計算1957年到1965年的死亡率與非正常死亡率之差從方法學而言比外國學者更加嚴密，我們的優勢是成瑞同志大力支持，提供了三普的微觀個人數據。
三組數字有所不同的原因是優化擬合回推時，需要採取歷史上的時點的基準數，優化技術也可以有總體優化和年齡組優化的不同準則。歷史上的基點可以用一年的死亡率，也可以用一年前後的平均值為準，也可以對每一年的死亡率都進行擬合，最早在西安交大學報上發表的就是採用總體優化和時點基準計算的結果，年鑒數據發表時，我們已經用總體擬合了歷史上每一年的死亡率，生命表的結構就有了變化。「中國人口.總論」的數字計算中，我們在優化技術上又進行了改進，採取了分年齡組的優化方法，從方法學上看是最嚴密的，我個人認為這個結果是我可以推薦你作為參考的基準。因我手頭沒有詳細資料，許多計算結果都壓在手稿等資料堆中，要待我有機會再來整理。現在的印象三次計算相差不過200萬左右，1700萬是取其整大數，待我找到原始材料當可提供直到個位數的計算結果。
以上情況供您參考，您在退休後仍關心國家大事，拳拳之心令人起敬。匆匆，順祝
秋安
　　　　　　　蔣正華　　　17／10，2005

蔣正華的回信沒有完全解釋我的疑惑。蔣正華說用三組數據計算的結果相差不過200萬人，我在上面用三數字分別計算的結果的差異顯然超出了200萬。他說三組數字其所以不同，是因為對數字不同的的「優化」。蔣正華的「優化」的技術的問題，人口統計學者會作出科學的評判。三年大饑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數，蔣正華的1700萬為國內的主流所接受，被視為權威數據。但學術界普遍認為這個數字偏低了很多。
丁抒的研究
研究三年大饑荒人口減少的第二位是旅居海外的中國學者丁抒。他認為：
一， 如果有可靠的死亡率，則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某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前一年年底人口數
二， 如果有可靠的出生率。則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該年年底人口－[1＋（出生率－正常死亡率）] ×前一年底人口數由於沒有可靠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他將1957年的死亡率作為正常死亡率（10.08‰），如果不發生大饑荒，死亡率應當是逐年下降的，選1957年的死亡率作為各年正常死亡率，不會低估正常死亡率，從而不會高估非正常死亡率。他認為國家統計局發佈的1962年的出生率可信（37.01‰）。由於不能得到每年可靠的死亡率，他只能用上述第二個公式計算。
丁抒計算的結果是，從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總共3500萬人。這個數是以統計局公佈的逐年人口數字為依據的計算結果。
然而，丁抒不相信國家統計局的總人口數據，因為統計局公佈的年底人口數和人口增長率互相矛盾。但他認為他用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人口增長率比較可信。他同意金輝的判斷：「統計人員出於職業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組相對真實的歷史資料」，而人口增長率就是他們保留的真實數據。所以，丁抒以人口增長率為依據，推算出則非正常死亡為4400萬。（丁抒：《人禍》附錄：「大躍進餓死了多少人？」）丁先生遠在國外，他採用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從他的敘述中，對中國人口統計數據的形成過程不甚瞭解，還相信什麼「統計人員出於職業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組相對真實的歷史資料」。我覺得其計算結果不可靠，只能作參考。
金輝的研究
上海的金輝先生也提出了一個數字。1993年，金輝先生根據中國政府公佈的1953-1966年歷年人口統計數，指出1960年和1961年，中國人口淨減少1348萬；又按照中國政府公佈的出生率，計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計為2568萬，根據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兩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約為1395萬。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減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據此式，2568-1395+1348=2521，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達到2521萬。按照同樣方法計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間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於2791萬。
　　金輝認為，總人口減少值也不可靠，因為，在鄉村人口銳減的同時，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長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長數，中國農村非正常死亡的絕對數字，就比統計意義上的全國非正常的總數還要多出680萬。將總人口減少值修正以後，三年災難中，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達到3471萬。
金輝先生雖然計算方法不同，但還是用的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字，並沒有對數據進行修正，他的結果只能作為參考。
陳一咨的數據
[英]傑斯帕·貝克(Jasper Becker)在他的：《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一書中透露，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曾告訴他，體改所有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大饑荒年代，大約有4300萬人死於飢餓，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領導參閱的資料認為，這個數字是5000萬到6000萬。這份資料的準確性得不到檢驗，迄今少為人引用。
曹樹基的研究
歷史地理學家曹樹基採用人口學和歷史地理學的方法，以縣級政區為基礎，以虛擬的「府」級政區為單位，重建1959-1961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數。
他的作法是，採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國各市縣人口普查數據作為分析的基礎。再通過各地地方志中記載的資料，計算出各地災前、災後的人口增長速度，確定各地災前災後人口，藉以再求出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具體作法是：以1953年和1964年普查人口為基礎，根據災前、災後的人口增長速度，即可求得1958年和1961年的人口。用1958年人口減去1961年人口，所得淨減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再加上大饑荒時期超過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長人口，所得為減少人口或稱全部減少人口，再加淨遷移人口，所得為這一地區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人口普查資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是其它任何資料所不可替代的，這是本項研究賴以進行的基礎。地方志資料雖然不完整，但從抽樣的角度看，卻已足夠。兩套資料的配合應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誤差，排除錯誤。可以最大限度地求解大饑荒造成的各府人口損失，並藉此求得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進而求得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他研究的結果是：三年大饑荒中，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計約3245.8萬。 我閱讀了曹樹基的專著《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 ，我覺得他以清代的「府」為單位作為分析的基本政區比較可取，這可以減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多次行政區劃的變化造成的影響。他的方法我還要作進一步研究。
四、我基本同意王維志的結論
我在這裡要重點介紹介紹另外一位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位學者就是王維志。
王維志，1955年到1959年在莫斯科經濟統計學院學習人口統計專業，1959年回國後在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過很短一段時間後，一直在公安部三局戶政處從事人口統計工作。20世紀六十年代初王維志曾到一些省去核實人口數據，瞭解了更多的實際情況。80年代以後，到中國社會科院人口所從事研究。他對中國人口統計的理論和實踐十分熟悉。王維志認為，蔣正華提供的1700萬非正常死亡數據偏小，與實際情況差別較大。他的研究結果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300萬－3500萬人。
王維志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和理論研究，對已經公佈的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數據進行了修正。
表22-12  1959－1961年總人口和自然增長情況（萬人）
年份 總人口 總人口增加數 自然增長人數
1958 65994 － －
1959 67207   1213 ＋677
1960 66207 －1000 －304
1961 65859  －348 ＋249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第83頁。
中國政府已公佈的上述數字相互矛盾，三年累計，按總人口增加數計算，減少135萬人，按自然變動算，卻增加622萬人，兩者差額為757萬人。究竟哪個對呢？王維志認為，這兩筆數都有問題。他分析，1959年是困難時期的第一年，這一年出生人數減少，死亡人數增加的情況已經開始。這一年自然增長677萬比上一年的增長數下降40％是比較接近實際的。而總人口增長1213萬，只比上一年少增128萬，增長率仍然保持1.8％是不符合實際的。原因是，當時不少地方不相信人口增長速度已經減慢，為維持較高的增長率有意多報人口。對1960年來說，總人口減少1000萬，自然變動減少304萬都是偏低的。實際減少人口還要多。一方面有意多報人口，另一方面有意少報死亡人數。1961年總人口繼續減少，而自然變動卻增加了249萬人，兩者方向相反，數字也都是不準確的。
根據1964年人口普查資料回推，1961年人口應當是64508萬人，比原統計數減少1486萬人。這就需要對三年困難時期總人口和自然增長人數重新估計。王維志做了以下假定，1959年按自然變動計算，人口增加677萬人。1960年和1961年共減少2163萬人，比原來統計數減少1348萬人多減少815萬人。王維志將這多減少的815萬人調整到1960年和1961年兩年裡。即將1960年的原統計總人口減少1000萬調為1500萬，1961年原統計人口減少的348萬調整為663萬。見表23-13。
表22-13  王維志調整後的三年總人口數和自然增減數（萬人）
年份 人口數 人口增減數
數量 以1958年為100 數量 增減比例（%）
1959 66671 101.03 ＋677 ＋1.03
1960 65171 97.75 －1500 －2.25
1961 64508 98.98 －663 －1.02
公安部公佈的三年的出生人口是：1959年1647.4萬人，1960年1389.3萬人，1961年1188.6萬人。 如前所述，當年沒有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出生人口可以得到國家的供應指標，出生人口漏報較少，所以假定這些數字是準確的。當年的出生人口減去當年的自然增長人口，就是當年的死亡人口：
1959年死亡人口=1647.4－667＝980.4萬人
1960年死亡人口=1389.3－（－1500）＝2889.3萬人
1961年死亡人口=1188.6－（－663）＝1851.6萬人
三年總死亡人數是以上三項相加，即5721.3萬人。在這總死亡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人口，即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餓死人口）。1958年死亡人口為781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彙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頁），王維志僅粗略估算，將781萬人作為1959－1961年三年每年的正常死亡人數，則1959－1961年三年正常死亡為2343萬人，總死亡人數5721.3萬人中扣除正常死亡的2343萬人，則非正常死亡為：5721.3－2343＝3367.9萬人。即三年餓死3378.3萬人。
其實，1958年四季度有些地方已發生饑荒，這781萬人比正常死亡人口要多，若按1956－1958年三年平均死亡人口作為正常死亡人數，即（706.2＋687.5＋781.1）／3＝724.9，則1959－1961年正常死亡人數為724.9＊3＝2174.7萬人，將總死亡人口的5721.3萬人扣除2174.7萬人，則三年餓死人口為3546.6萬人。
按王維志的修訂數，1960年的死亡率應為44.33‰，而不是統計年鑒上的25.43‰。44.33‰這個死亡率和班久蒂估計的44.60‰、卡洛的40.76‰接近，高於科爾的38.8‰，更高於蔣正華的31.25‰（《中國人口·總論》數）、31.58‰（李成瑞書中數）和32.40‰（《西安交大學報》數）。
王維志上述工作是以他多年的實際經驗和親身體驗對統計數字進行調整的。他是學統計的，當然熟悉數學工具，但他沒有用複雜的數學計算。他知道各地報上來的數字是多麼不準確，如果用精確的數學工具來處理這些數據，顯得滑稽。
金輝、曹樹基、王維志幾位中國學者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250萬到3500萬之間，他們三人用的方法不同，卻得出的數字比較接近。但是，金輝、王維志沒有考慮1958年和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因為1958年冬和1962年春，一些地方有餓死人的現象。曹樹基的計算中雖然包括了1958年和1962年，但他計算中小規模的人口死亡無法發覺。有些地區計算中有遺漏。如果加上1958和1962年兩年的餓死人的數字（按各省官方數據計算的結果是，1958年為181萬，1962年為42萬，共計223萬人），則大饑荒餓死人在3500萬到3700萬之間。取其中數3600萬。
據我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十多個省對大饑荒課題的調查，我認為，同所有中外學者的數字比較，3600萬這個數字比較接近實際，但還是低於實際。例如，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認為，四川餓死人數在1200萬人（本書前面用省的官方數據計算結果為797萬）中共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安子文在文革期間下放安徽時考察結果，認為安徽餓死500萬人（本書前用省的官方數據計算結果為226萬）。在大饑荒期間曾負責亳縣統計非正常死亡人數的梁志遠（他當時擔任亳縣政府辦公室副主任）以親身經歷證明，非正常死亡統計數據遠遠低於實際情況（見本書《安徽不安》一章）。親歷者提供的數據遠遠多於現有的各種統計數據，也高於王維志的數據。


在人口減少中，本書計算沒有考慮各省淨遷出人口。如果考慮這一因素，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少一些。但不會少很多。這是因為流動人口的數量是有限的。據當時任公安部長的謝富治提供人的數字，1960年全國流動人口最多，省內流動人口為600萬人，省際流動遠遠小於這個數。 省內流動不會影響我上述各省非正常死亡數字，省際流動對我上述計算有一些影響。因此，我將廖伯康、安子文、梁志遠等親歷者所說的情況抵消省際流動的數字。全國非正常死亡還是按3600萬計。

根據以上分析和多方面聽取意見，我估計，在大饑荒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600萬人，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數大約4000萬人。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

3100011564

本来就没有发生什么天灾，他们折腾的太厉害了，把人都折腾死完了，还想粉饰太平。

心碎不后悔

是到了精华索引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