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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关于毛泽东主席的录像或照片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他手中夹着一支烟身棕黑、烟灰雪白、形状粗实的雪茄。它曾是主席的爱好之一，陪伴了主席５年之久。这里所说的正是在北京卷制这种雪茄烟的“132小组”。
初识什邡雪茄
1965年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贺龙向主席夸赞起自己手中的那支雪茄烟味道如何好，主席好奇地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立即对其清凉香醇的味道产生了兴趣，从此也便认准了这种四川什邡烟厂的雪茄。
40年代末，四川省什邡县民间开始出现并流行用手工卷制雪茄，几乎家家户户都掌握有这种技术。手工雪茄出现在什邡的大街小巷。人们将这些雪茄叫做 “传统雪茄”，将其中质量较好的雪茄统称为“金坛雪茄”，它被大量地通过水路销往外地。其时，金坛雪茄在四川一带已小有名气。60年代初，四川什邡卷烟厂开始招纳技术员，研制雪茄配方，首次正式、集中地生产手工雪茄。他们将产品供给当时任西南局书记的李井泉及成都军区的领导品尝，得到李井泉等的一致好评。李井泉的夫人当时任国家轻工业局局长，主要负责手工业及烟酒等行业的工作。她将什邡雪茄的事情告诉给中央的几位朋友，中国人可以手工卷制雪茄，并且卷得这么好，确实可喜可贺。一些领导人尝试起了这种雪茄，贺龙便是其中之一。
起初，中央没有惊动什邡烟厂，而是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军区取烟。对什邡烟厂来讲，只是每次供给成都军区的雪茄烟数量加大了，他们并不知道其中有些烟是要被送至毛主席等领导人手中。每批烟的“必经之路”是：什邡烟厂 ——成都军区——中央警卫局——中央特工处（服务处），然后被送至主席手中。
“请四川师傅来北京”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给中央笼罩上一层紧张气氛。其间，主席身边的各项事务尤其被严加防范，而从什邡来的烟经手之多、运转时间之长都是不安全的因素。于是，在“9·13事件”过后不久，什邡向中央的供烟工作暂告一段落。主席重新拿起了上海的“中华”。
在主席停吸什邡雪茄烟期间，为解决他的抽烟问题，北京市委的领导同志多次讨论，最后决定从北京派烟草技工到什邡“取经”。1971年末，中央办公厅的孟景云、北京烟厂的孙正兴两名干部以及从烟厂抽来的两名老工人一同前往四川。在什邡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中，北京的两位“老学生”潜心学习着四川师傅的每一点手艺。可是20天过去了，他们终究不得不说：“实在学不会。”
北京市委再次召开讨论会，会上有人提议：“请四川师傅来北京做烟。”
于是，孟景云等再次“南下”，在什邡烟厂经过严格政审，并征得本人同意，选中黄炳福、姜跃秀、刘宗贵、范国荣等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1972年3月，这几位四川师傅举家迁至首都北京。
首先是选择生产场地。基于场地既要方便，又要安全，生产小组放弃了在人员众多的北京烟厂“落户”的打算，而选择了僻静的南长街80号。在举世闻名的南长街81号中南海对面的这座内外套双层四合院，原是匈牙利大使居住的地方。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也曾被日本军官视为安静保密。
其次是生产小组的管理。1971年11月，北京市委召集北京市房管局、公安局、纪委以及烟厂的有关领导同志开会，宣布由中央警卫团的危德纯同志负责小组的思想政治工作，北京市公安局的柏宝英同志负责小组的安全保卫工作。小组还有从北京烟厂选来的两位辅助工，一名1939年入党的炊事员、两名锅炉工。会议为小组提出了“三保”要求，即保安全、保质量、保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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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雪茄烟的特别之处
简言之，“132”的雪茄烟有两处特别：其一是烟叶的特别，其二是手工卷制技术的特别与精湛。
在天府之国新都县的独桥河两岸共有200亩油沙地，传说这块地生产的烟叶在古时候是给朝廷的贡品。其种植所需肥料都是些猪粪、麻酱、香油等极其营养的东西。为能尽量多地吸收营养，烟叶不能长得太快，因此土地不得多浇水。危德纯等每年都要亲自前往新都几次，认真检查烟叶的种植情况。这里生产的烟叶有柳烟和毛烟两种，柳烟味淡而纯，毛烟味浓而重。两种烟叶在燃尽后均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处可感到丝丝凉意。烟支长时间搁置不会熄灭，只要再抽一口便会继续燃烧。其每年产量最多不过20担（2000斤）。“132小组”所用的正是这种烟叶。
在我们对其卷烟技术有了一个大致了解后，也许便不再会奇怪当初两位北京老师傅去什邡“取经”时的失败，因为它的各道工序都是如此考究。
首先是烟叶的挑选。独桥河的烟叶从地里摘下时还不能马上采用，必须存放3年方被送至北京。在一捆50斤的柳烟叶或毛烟叶中经过精挑细选，最后被用的只有10斤左右。
其次是烟丝和外用烟皮的制作。烟叶前后要喷洒两次香料，香料用甘草、桂皮等多种中草药加上从四川远道而来的特曲酒、缅甸的香精等材料按严格比例制成。不得不说，除了烟叶的优良外，这种香精的配方是其味道香醇的第二个奥秘所在。
再次卷制工作也十分讲究，单是这个步骤就让人望而却步。这也恰是当初两位北京“学生”遇到的最大的拦虎。
工序全部用手工完成。劳动工具很简单，只有木箱子、切刀、筛子等。通常一天最多生产七八包雪茄烟。小组只向中央领导供应，价格为9元／条，这些钱从几位领导每月的工资中扣取。生产的全过程都在中央办公厅和北京市委委派人员危德纯、柏宝英等同志的管理监督下进行。
为保证烟支质量，小组成员对生产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要费一番琢磨。如在成立初时，有一次工作人员看到主席手中的雪茄烟总是抽了三分之一便放下不抽了，而以前从什邡来的雪茄烟主席最多只剩五分之一。为此，小组成员和北京卷烟厂的领导、业务人员当晚即召开讨论会，将主席放下的烟头捻碎仔细观察，危德纯拿起一个烟头重新点燃，吸了几口后，他突然意识到烟支的温度很高，夹烟的两指明显感觉灼热。经过几天的研究，烟支发烧的答案终于找到了。原来，在什邡烟厂卷烟时烟叶中水分含量为13%，当烟支被送至中央，正好11%的含水量。现在北京的生产小组在处理烟叶时仍采用13%的水分比例，但省却了路途上所费的时间。次日，生产小组将烟叶中水分直接处理至11%，果然发现主席几乎把手中的雪茄烟全部抽完了。小组人员经常研究烟的制作方法。等主席年龄稍大一些后，生产小组便把烟叶搓成碎片前将上面的叶茎全部抽掉。这样，雪茄烟在抽吸的时候变得更加柔和松软。
“132”名称的由来 基于不搞对外牌号、便于内部称呼联络等因素，生产小组对外叫“360信箱”（小组的通讯地址），对内则称“132”。直观地说，这个名字只是两种烟的型号，即13号和2号。
最初，主席等领导人抽用的全部是13号雪茄，2号烟是发生下面这件事后小组对烟支外形改良的产物。在一次接见外宾时，主席习惯性地点燃一点雪茄。这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惊讶地发现主席把雪茄烟拿倒了。原来，生产小组沿袭了什邡烟厂的做法，卷制出来的雪茄烟一头粗一头细，细的一端用来吸，粗的一端用来点火，这种卷烟的型号为13号。主席忙于谈话不小心把火点在细的那头，把粗的一头放在嘴里，这样既不好看也不易抽吸。生产小组随即将雪茄烟卷成两头一样粗的圆柱形，任意一头都适合抽吸或点火。这种烟的型号为２号。该小组在近６年的生产中只卷过这两种型号的雪茄烟。2号烟特供毛主席，13号烟供给李先念等其他领导人。更确切地讲，“132”应被写作“13·2”。
挑选小组接班人及其解散 为使手工卷制雪茄烟的技术后继有人，危德纯于1972年向市委写报告申请吸收培养新人。1973年，危德纯同志肩负使命，心情激动地奔走于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知青办和北京卷烟厂之间。经过对北京下乡知青一座小山般的档案资料的仔细审核，终于挑出4人，他们是吴建华、金贵敏、孙少文、方秀芬。其中，吴建华和金贵敏在姜跃秀等老师傅的指导下为主席特制２号卷烟。
选择接班人之所以如此严格谨慎，是因为既要严把其技术关，更要严把其政治关（为安全起见，当时小组的工作是在秘密中进行的）。被选中的年轻人在家庭出身、本人品德、社会交际等方面都是个个过关。在工作的3年中，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始终保持沉默。他们的婚嫁对象也经过小组负责人的严格考察；他们的子女从未进过这扇南长街80号的大门；他们既从不向外打一个电话，也从不直接接外来电话……但是，能亲手给敬爱的毛主席、李先念、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卷烟，他们感到无比荣光，心甘情愿地默默奉献。
毛主席于1976年9月9日逝世后，华国锋、李先念、姚依林以及几位民主党派的主席、副主席仍然抽着13号雪茄烟，但这时对雪茄烟的需求量已明显减少，大部分国家领导都改抽纸烟。1976年底，“132”停止生产。在小组负责人危德纯等同志的奔忙下，1983年底，每个成员日后的生活都有了大致的安排。1984年在国庆35周年之际，“132小组”正式宣布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