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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不作为与社会危机
羽良  2008-9-23

三聚氰胺的事情，是前两年中国制造危机的一个延续，从假冒伪劣商品，到有毒宠物食品，到天洋的毒饺子，到阜阳大头娃娃，直到三鹿。更广义的看，其实是十年前K兄一篇旧文的一个印证，即威权下社会危机的总爆发。

这种社会危机，当然不是体现为黄祸或者世界大战式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但极端状态下，很可能出现这种小说中的状态），但本质上，因威权自身体制效率低下，从而导致以不作为为最高作为的行政无能，必然使形形色色、表征各异的社会危机不断的涌现出来。一如矿难，一如简单的治安案件演变成官民对抗的群体性事件，一如地震之后有房者对抗震性能的关注，一如三聚氰胺之后举国断奶以至于需要“奶外汇”。最终指向的都是行政不作为，而又因为这个威权所遗留的其前身带有的“全能主义”特征，使得对行政失败的抱怨和不满立时转化成对政权合法性的冲击。这是一党威权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

社会危机并非威权社会独有，否则，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和吉登斯的生态危机理论不会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核心话题。只不过，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政体下，表现方式和衍生物的性质完全不同。而正因为社会危机的这种毫无征兆难以预判的出现、演变、传播方式，才构成对威权社会一次次的合法性冲击，对社会结构转变的一次次显现，其中的行政不作为，也恰恰成为这个威权的政治社会发展极大落后于公民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