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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访谈之一】
王小鲁：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10年增长是暂时性的，20年是一种惯性，30年了还说中国不成功，有点不顾事实。增长了30年，经济上的改革基本完成，这个跟俄罗斯比肯定是巨大的成就.。
●假定俄罗斯不变坏只变好，假定中国不变好只变坏，才能说俄罗斯的改革比中国改革好。
南方周末：在比较中国和俄罗斯不同的转轨路径时，西方影响较大的看法是俄罗斯的选择优于中国，你们如何看？
王小鲁：改革是否成功，要看大多数老百姓的评价和切身感受。从目前的结果看，两种改革的优劣一目了然。中国改革，老百姓普遍得益是事实，而俄罗斯在1990年代，无论GDP还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大幅度下降，GDP几乎掉到1990年的一半。普京上台后情况在恢复，但至今都没有恢复到改革前的最好水平。不能让人民普遍受益的改革，怎么能说是好的改革？
南方周末：西方观点认为，这是俄罗斯这一代人的选择，他们已经支付了成本，而未来中国还要付成本，而且成本可能大得无法想象。
王小鲁：中国改革的确还没有改完。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展开，还有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将来当然还要继续付出改革成本。但凭什么说中国将来要付的都是成本，俄罗斯未来得到的都是收益？这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主观想象。我们已经看了30年，看到了中国的进步。俄罗斯改革我们也看了近20年，看到了休克疗法带来的灾难。它造成的巨大社会分化、少数寡头垄断资源和干政，将来也要让社会继续付出成本。仅仅用形式上老百姓是不是投了票来衡量是不够的。
姚洋：需要问的是，如果说未来俄罗斯比中国好，如何比中国好，因为什么比中国好？
1990年代中期，我刚回来的时候跟小鲁还讨论过一次，我说不能太早判断哪种转轨更成功。但现在又过了十多年，我觉得可以判断了。中国走过了30年，10年增长可能是暂时性的 （拉美有很多国家经历过10年增长），20年可能是一种惯性，30年了还说中国不成功，我觉得有点不顾事实。
增长了30年，我们的转型基本上也都过了，我觉得经济上的改革基本完成，可能有些小的、技术层面的东西需要完善，但是大的经济框架我们都定下来了，这个跟俄罗斯比肯定是巨大的成就。先说经济改革，我们肯定比他们走得更好，我们不需要有人牺牲，没有牺牲我们还有增长，他牺牲了一代人，预期寿命在下降，现在只有56岁，比我们低16岁。
我们在往上走，他在往下走，非得说俄罗斯是成功的，我们不成功，显然是不顾事实的一个说法。
南方周末：不是否定中国现在的成就，只是说在现阶段还不能下结论。
姚洋：把中国看成静止的，中国不再变了？
王小鲁：假定俄罗斯不向坏的地方变只向好的地方变，而假定中国不能再向好的地方变了，只会向坏的地方变。基于这样一系列不现实的假定，才能得到俄罗斯改革比中国改革好的结论。
中俄两国有没有别的选择
●苏联先进行政治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是分不开的，苏联解体，是他缺乏政治能力的结果。而叶利钦时代搞大爆炸式的改革，完全是政治需要。丘拜斯给他出主意，说要把原体制的政治基础打下去，把原来体系里面得到好处的人从经济上切除掉，这完全是一个政治考虑，不是经济考虑。
●中国当时的领导人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双轨并行，渐进式改革。回过头来说，当时能不能管得更紧一点，不让官倒那么公然渔利？能不能做得更透明一点，更有秩序一点？完全可以！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双轨制的效用。
●现成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已经存在的成功的模式是市场经济，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实践的东西，并不是理论看起来更好所以就选择市场经济。
南方周末：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改革初始条件的讨论。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在他们关于转轨和宪政的文章里指出，因为改革前中国工业化程度不高，使我们可以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实现增量，而俄罗斯的高度工业化使他们只能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别无他路。
姚洋：钱颖一、许成钢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也有类似结论。他们认为，苏联的计划经济非常成功，对经济基本上实现了条状管理，而中国的计划经济水平不高，还是块状管理。条状管理的权力比较大，所以从最有效的方式来说，中国注定是渐进改革，而苏联注定是全面激进的改革。
王小鲁：这个分析强调了中国和前苏联改革前的差别，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能不能据此推出结论说前苏联只能有休克疗法这一条路可走？我不这样认为。
南方周末：戈尔巴乔夫曾经试图学中国，走渐进路线，但没能学下去。
萨克斯他们的解释是，这是初始条件不同决定的。因为苏联工业产值在GDP中比重高，整体经济的利润率相对高，比重较高的工业部门补贴得起较小的农业部门，他们集体农庄的农民收入跟工人相差不大。而1978年中国农业在GDP中占到60％以上，农民收入远低于城里的工人，使得改革后私营企业可以以一个高于农民、低于工人的工资水平大量雇用人员，保证了这些私营企业可以活下来，可以成长，对国营企业形成竞争，这使增量式的改革可以成功。而苏联则改不下去，最后只能用休克疗法。
王小鲁：我不赞成这个观点，初始条件中国和苏联确实不一样，苏联当时工业化程度比中国高，而且农业部门没有那么多人，中国大量的人口还在农业部门，起点低，中国的人均收入、GDP都更低，这些是初始条件。
苏联的工业是高度专业化的，条条管理的，这样一套体系想改成一个竞争的体系相对比较难，要打乱重新组合，是比较痛苦的过程。而中国块块管理扮演的角色比较重，地区和地区之间比较容易展开竞争，改起来痛苦程度小一点，这些我觉得都是对的。但是只能说中国在这样一个初始条件下，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受益更显著，也许可以说改革更容易一点，不能说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而苏联只能走那条路。
他有他的条件，但苏联的改革是不是依照当时的实际条件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则要另当别论。即便他有这一系列的条件，条条管理、专业化分工，工业比重比较高，但是有没有可能采取一个更渐进的方法，不要搞这种一夜之间全部打乱了重来的休克疗法，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说苏联的渐进改革失败才走现在这条路，这是不准确的。1988年我到苏联考察，看到了他当时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中国在1980年代初的改革非常相近：一个是向各加盟共和国放权让利，把一部分投资权转移给加盟共和国；再一个是企业扩大自主权，搞类似于中国初期的三项基金、奖金这些东西增加激励，中国工业改革走的是价格双轨制，他当时也在探索走这条路，比如说企业超产的部分允许5%可以拿到市场上销售，价格自己来决定，由供求关系决定。 这些探索当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效益，并非走不下去。
价格双轨制改革实际上使中国受益很大，因为市场价格在边际上起作用，调节了供求，调节了资源配置。如果一夜之间把计划价格全部取消，整个经济体制就陷入瘫痪，中国成功的关键是避免了经济瘫痪，而通过边际增量的改革引进了市场机制。即便不说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单讲国有企业，初期阶段的时候双轨制的方式其实也起了很大作用。
姚洋：为什么苏联后来走这条路没走成呢？
王小鲁：关键是政治原因。1989年就发生政变，然后叶利钦上台，上台以后宣布俄罗斯独立，脱离苏联，首先政治上解体，然后完全接受西方建议的休克疗法，实际上是推翻了前面的渐近主义的试验。
南方周末：试验没有进行下去是一个偶然事件？
王小鲁：是政治原因。
南方周末：休克疗法首先在波兰实行，波兰的改革比较顺利，俄罗斯还派了庞大的观察团去波兰考察。
姚洋：我觉得都有政治上的原因。波兰毕竟是统一的国家，而且规模比较小，国家没有分裂过，而整个苏联经历了大的政治动荡，波兰国内团结工会和政府对抗了那么长时间，过渡的时候相对来说好一点，苏联的政治动荡则伤害太大。
我还是赞同小鲁的看法。钱颖一他们写的文章把条条管理称为U型模式，块块管理称为M型，并说明M型和U型的差别，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用这之间的差别解释中国和前苏联的不同道路，好像是命运决定的一样，似乎有点太机械了。
南方周末：你基本上不同意这个判断——内在的经济条件不同决定了他们只能选择两条不同的道路。
姚洋：其实苏联选先进行政治改革，显然和戈尔巴乔夫是分不开的，我觉得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自己缺乏政治能力的结果。
王小鲁：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老一代政治家的政治智慧是了不得的。
南方周末：所以初始条件中要加上一条——我们有极具执行能力的政治领导人，当选定目标后，知道用什么方式最好地达到目标？
姚洋：对。我看过美国人写的回忆录上，有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一段，他在党代会上急了，“让你们投票你们就投票”。结果投完了就乱来了，他把自己的权威给转换掉了。
南方周末：胡永泰的解释是，因为学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没有明显成效，为什么中国能成功苏联就不能成功？戈尔巴乔夫认为，阻力来自于官僚体系内，他认为需要先把官僚体系摆平，也就是通过政治改革把阻力消除，结果遇到了更大的阻力，这样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弄乱了。
姚洋：这么解释我觉得能接受。这说明戈尔巴乔夫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他不知道怎么把政治阻力化解，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党内政治阻力也很大。
1978年，万里当安徽省委书记，王郁昭在滁县搞包产到户，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知道了打电话给万里，要求万里阻止，万里回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说可以试试，当时阻力是不小的。
王小鲁：还有一段争论，我看到报导，杜老（杜润生）讲述的，说农口的一位老干部说包产包户违背社会主义原则，不能推广，万里说这是老百姓的要求，老百姓只不过是希望吃饱肚子而已。然后那位老干部讲包产包户不是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违背了基本的社会主义方向。万里就说社会主义和老百姓你要哪个？前者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老百姓。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阻力都不小，关键是怎么走下来的。
南方周末：一种关于30年前改革的说法是，当时中国的情况糟到不能再糟了，邓小平的决定，看起来是一个特别自然而然的选择，任何一点改变的尝试都会有正效应。从你们的经历和感受来看，其实没那么必然，反而当时的选择非常困难，是吗？
王小鲁：是这样。其实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争论非常多，能不能包产包户，能不能发展乡镇企业，允许不允许私有企业存在，价格能不能放开，多大程度上放开……一系列的争论，后来一步一步走了这么长一条路走过来了。
我觉得要跟苏联比有一个关键的不同点。中国当时的领导人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通过经验摸索和积累，逐步地解决改革中间遇到的问题，逐步地把体制过渡过来。这套改革的哲学是实践第一的。因为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经验，既没有现成的经验也没有现成的理论——经济学理论都是对市场经济的总结，价格怎么发生作用，供求关系怎么发生变化，这些东西都是在市场经济已经存在了，然后经济学家才来总结市场是怎么工作的。至于从一个计划经济怎么转向市场经济，谁也不知道怎么转，会发生什么。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活了那么多年的人，我们当时没有任何关于市场经济的切身体验——我那个时候关于市场经济的一点知识是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课本上看来的，读资本论也是在农村插队时读的，再看南斯拉夫的一点东西——其实没有人亲眼见过真的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我们的上一代人从解放前过来，但那不是典型的市场经济，那些留过洋的人，比如邓小平，看见过市场经济，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过渡，你去问任何西方经济学家都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不过市场经济取得了成功是事实，是人类经验证明了的东西。计划经济在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这也是事实。所以我们知道改革的大方向是什么。但怎么走，还是要靠摸索。
单靠经济学教科书，拿了一个现成的理论模式照着往下套，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改革中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都不能从教科书里找到现成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步步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改革的逻辑是惟一有效的。
南方周末：是不是因为有人走在前面，有教训可以看到，所以中国一直坚持渐进主义？
王小鲁：我们其实在1990年代某些改革是加速的，选择渐进是1980年代就定下来的路线。
渐进是因为第一你看不清，第二有些你看得到的措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比如说价格双轨制，当时我们和世行的经济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说这一定是错误的，两套不同的价格体系并存，两套不同的信号会造成整个经济的混乱，最后结果会导致经济崩溃。
我记得当时我们没有更多的理论基础跟他们争论。但事实是，比如说当时的钢材价格600元一吨，市场价格2000元一吨，中国有大量的企业以钢材为原料，假定一夜之间取消钢材的计划价格，钢材的价格一定暴涨，钢铁企业是赚了，但是其他企业会死——成本一下子高了好几倍，但是产品价格涨不起来。这意味着什么？中国能不能承受得起突然间多少企业倒闭，几千万工人失去工作？短时间拿什么养他们？承受不起。如果下游产品价格也涨同样起来，照样不是好事，因为老百姓承受不起。这就是我们当时面临的现实。因为承受不起这样的后果，你只能接受渐进改革，你超产部分可以卖2000元一吨，原来计划以内的还是按600元一吨卖。
当然这中间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回过头来说，当时能不能管得更紧一点，减少中间的寻租行为，不让官倒公然渔利？能不能做得更透明一点，更有秩序一点？完全可以！但是不能否定双轨制的作用。
在中国一夜之间放开价格是不行的，在苏联明显也是这样的情况，而且他可能带来的问题更复杂，因为按照很多经济学家的说法当时他计划比中国彻底，资源配置扭曲比中国还严重，一夜之间价格改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比中国还严重。这些情况我们在中国能够看到，他们为什么看不到？不能因为你走了这条路，就说我必须这么走，没有其他选择。这是没有道理的。你必须看他实践中带来的是什么。
休克疗法其实没有理论。如果说理论模式，只有一句话，就是说不能分两次跳过一条沟，只能一步跳过去。但中国也是在过沟，我们分了多少次跳过去的！
姚洋：可以搭一座桥慢慢走过去。
王小鲁：事实上苏联当时主导改革的集团，把对社会的冲击，对老百姓的负面影响置之度外，根本不考虑。
姚洋：丘拜斯的美国经济顾问后来写过一本书《卖掉俄国》，他明确地说当时为什么要搞大爆炸式的改革，完全是政治需要。当时丘拜斯给叶利钦出主意，说要把原来体系的政治基础打下去，把原来体系里面得到好处的人从经济上切除掉，用私有化让老百姓高兴。他说私有化会一下子创造出一批拥护现在政权的人，这么多人会支持我们。
这完全是一个政治考虑，不是一个经济考虑。叶利钦因为政治需要这么做的。
当时一个明显的说法是我们尽快地走才能造成既成事实让原有政权回不来，越快越好，不惜通过私有化人为地造成一批寡头，让这些人掌握了经济命脉。
南方周末：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是对的，因为人类社会没有同样的经验，所以我们要走一步看一看？
姚洋：对。这个哲学不仅对转轨有借鉴作用，其实对很多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有价值，做事情的时候可能都是要抱着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实用主义这个词容易被误解，我把它叫务实主义。美国的哲学就是务实主义的哲学。
做事情都得一步步来，我们要接受所谓的次优的安排，每次只要有一点改进，十年之后就可以做到很好。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同样的问题，达到最优的状态不太可能。比如说腐败问题，我们都痛恨腐败，但建立一个高效又不腐败的政府太难了，香港、新加坡是很罕见的，其他地方的政府都有腐败，程度不同而已。
另外一个我们国家走过来，和通常意义上的实用主义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还有实践，实践加上实用主义，实践的务实主义，我们不是说世界变了我们就一定要跟着变，我们还有一个实践的过程，不断地试，允许你犯错误，可以做错，做错了我们再改。
王小鲁：那时候很多人开始在考虑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不同，很多理论上的讨论当时不能发布出来，公开的说法不能说市场经济好，但是你可以说商品经济好，说的就是市场经济，其实都明白，心知肚明。
市场经济为什么好，其实不是因为市场经济这套理论好，不是说这套理论解决了别人都没解决的问题。大家认为市场经济好，是因为人类的近代、现代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市场经济成功了，非市场经济没有这样成功的经历，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一开始看着是成功的，后来越看越不行，最后大家觉得没有出路了，必须改变。怎么变？现成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已经存在的成功的模式是市场经济，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实践的东西，并不是理论看起来更好所以就选择市场经济，不是这个道理。
当时的苏联改革，我觉得是模式先行了。我更看重的是实践先行。实践告诉我的东西，和逻辑告诉我的东西，我到底更信哪个，这是第一。
第二，经济学理论讲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改进，什么叫帕累托改进？经过资源的重新配置，至少有人更好，但是没有人变得更坏，至少有一部分人受益，但是没有人受损。
一个资源重新配置后，有人受益了也有人受损了，你就很难判断这个是不是好的，这个不是帕累托最优。如果说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那就不仅不是帕累托改进，而是社会退步了。俄罗斯改革直接的结果就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
普京为什么那么受俄罗斯老百姓欢迎
●普京上台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老百姓恨死那些寡头了，凭什么你一夜变成亿万富翁，最后变成操纵全局。1990年到1998年俄罗斯的GDP掉了57%，通货膨胀率十年累计是2000倍。除了二战，什么灾难也没有这个大。
●普京使俄罗斯稳定下来，他上台以后西方人很反感，但西方有战略眼光的人都会感谢他，否则俄罗斯可能乱了，会成为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
南方周末：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富人大都经过一个漫长的财富积累过程，俄罗斯的寡头是一夜之间诞生。
王小鲁：对。就是靠运气、靠关系、靠是内部人，切尔诺梅尔金当年是国有全苏天然气公司的董事长，后来成了总理。天然气公司私有化时，授权给自己，把全俄罗斯的天然气都拿到手里，凭什么全俄罗斯老百姓的财产都变成你一个人的了？
1992年俄罗斯全面放弃计划价格，一夜之间搞市场价格，一夜之间推行私有化，当年的价格水平就暴涨16倍，从1992年到1994年大概是600多倍，老百姓怎么活？企业卖掉了，设计的方案看起来很公平，给你一个什么证，值一万卢布，拿这个证买企业的股份，但是同时又在搞休克疗法的价格改革，一夜之间一万卢布买一双皮鞋就没了，这个证当年就变得什么也没有了。同时少数精明的商人开始从老百姓手里廉价收购认股权证，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就把企业买下来。但是他之前并不懂经营，他只知道从老百姓身上找机会发财，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企业的所有者，然后再进一步改革，把大石油公司用垃圾价卖给别人，转瞬之间垄断寡头就出来了。
姚洋：看似公平的手段，结果变成严重的不公平。这些寡头们肆无忌惮到后来玩“猎人游戏”，打猎不是打动物，是打人，把死刑犯放到野外当猎物打。
南方周末：这太肮脏！
姚洋：普京上台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老百姓恨死那些人了，凭什么你一夜变成亿万富翁，最后变成操纵全局。现在在监狱里的那个前首富，在议会投票时打电话给议员，说要按他的要求投，条件从30万美元加到50万、80万美元，对方不接受，他说不投你出门就会被杀掉，现在你要钱还是要命？到这种情况还不把他抓起来，这个国家就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了，被这些寡头们控制了。关于对他的处置，西方整体上偏见非常大。
王小鲁：按西方一些人的说法，普京上台后对付寡头们，是倒退，是市场经济的倒退，退回到政府干预，退到国家资本主义。
姚洋：我倒相信这是美国的一个阴谋——如果俄罗斯变成一个寡头统治的国家，显然对美国很有利，他不愿意看到一个正常的俄罗斯，如果说这个国家变得像拉美一样，要容易控制得多，而寡头们比较受西方人支持。
我看到一位澳大利亚的经济学家写道，普京做对了。西方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俄罗斯的危险，有可能变成法西斯的社会，也有可能变成像拉美一样，比较带有正义感的西方人是知道的，俄罗斯这个国家再这样要完蛋了。
王小鲁：如果叶利钦上台算起，1990年到1998年俄罗斯的GDP掉到了57%，几乎没了一半，通货膨胀率十年累计是几千倍。除了二战，什么灾难也没有这个大，大部分老百姓生活水平都下降了。
一般老百姓营养水平下降了，婴儿死亡率上升了。还有一些人失去工作了就冻死在路边，那可能是酒鬼。平均寿命就是这么下降的。
姚洋：我相信，再过10年20年，肯定有人回过头评价俄罗斯转型的长期影响。那个时候出生的孩子肯定比其他时期出生的孩子身体差，就像我们三年饥荒时出生的孩子一样。
普京上台以后西方人很反感，但他的确做了好事情，使得俄罗斯稳定下来，把本来是老百姓的资源从寡头手里夺回来了，也许外界说得对，他自己也积累了财富，但是他毕竟替老百姓夺回来了资源。
当然他碰到了好时候，整个油价在涨，但是如果说没有他，涨价的好处全给寡头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肯定是现在在监狱里面的那家伙当总统了，他几百亿美元的财富，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可以拿这个东西买选票，可以买任何人的生命。如果说被这样一个人控制，俄罗斯会成什么样？我想西方有战略眼光的人都会感谢普京，否则俄罗斯可能乱了，会成为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
南方周末：所以，激进改革其实不是这一代俄罗斯人自己的选择？
王小鲁：不是，完全是少数人控制的。叶利钦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制造了寡头，后来发现自己反被寡头控制了，再后来是求着寡头支持他——最后一次选举时，如果没有寡头介入，他根本选不上，最后是寡头借钱让他通过。
1990年代，我在澳大利亚的大学读学位，和一个乌克兰学生共用一个办公室。90年代后期，我在联合国大学做访问学着，和俄罗斯来的一个访问学者常常一起喝酒，他们说起前苏联发生的事就痛恨不已。
中国道路的价值在哪里
●市场和民主是不是终极目标？终级目标应该是让老百姓得到利益，得到改善，得到发展的机会，让整个国家的人民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这应该是至高无上的目标。
●中国改革能够走到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被忽视了，那就是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所谓中性政府，就是政府的政策选择与大多数人的利益取向一致，而不是倾向于特定的利益集团。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未来的危险，第一个是增长停止，第二个是社会更不公平，一个是效率上的，一个是公平性上的。有变成拉美化，或者变成民国化，回到民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危险。
姚洋：俄罗斯和东欧发生的事对中国决策层有很大触动。他们得到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必须给老百姓办实事，要有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经济增长社会就会动荡；第二个是要加快改革，我觉得1990年代加快改革可能跟苏东的变化还是有关系的，有关系但不是反过来，是说苏东改革了，我们要加快。
我们整个动真格改革是在1990年代，1980年代很多是在边缘上做一些调整，基本上以农村改革为主。
王小鲁：但在19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时，按比重来看非国有企业已经超过国有企业了。我通过1980年代改革，已经形成了越来越大的非国有部门，国有企业尽管也市场调节了，但是他的绩效不如非国有企业，发展比非国有企业发展慢，结果造成非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所以长期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变成包袱，所以到了90年代，对一些这样得企业干脆卖掉算了。
姚洋：一开始是有计划要改国有企业的，1984年莫干山会议提出过这个问题，只不过后来把这个事情放下来了，并不是说不改。中国这种转型，在制度方面没有很大的跨越，但是我们的路是独特的道路，是有价值的。
南方周末：最大的价值在哪里？
姚洋：我们走这条路是有价值的，不光对于中国人自己有价值，对于世界也是有价值的。在国内的学者对政府的批评太多，我不是说批评不对，但是一边倒的批评使国外对中国的看法有偏见。友善一点的西方学者往往说中国是奇迹，但是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不问，你总得要说中国在过去30年哪些东西走对了，否则我们不可能走得这么好。关键是我们没有很好总结，怎么走对了，多数是批评，而且在国外出名的华人基本上是批评中国的人。
王小鲁：批评中国容易出名。
姚洋：中国大陆毕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并不是台湾、韩国那样在冷战的时候得到机会发展。中国是作为一种威权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对中国非常警觉，怕中国这种模式传到西方去，他也变成威权了。这里有偏见。
从正面总结中国过去的30年，我们做得太不够了、太少了，林毅夫老师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但是他基本上说一个比较优势，不够，没有说明白我们的体制哪个地方是对的。当然我认为不能得出威权体制是好的这个结论，南美的威权体制失败了，为什么中国或者说东亚的威权体制就成功了？
王小鲁：面对改革选择的时候，实际上俄罗斯当时选择那条路是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而中国的这条路有利于老百姓。怎么评价改革的得失？这个改革必须是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根本的区别不是激进和渐进的问题，渐进无非是说我要一步步走，要摸索经验，这是一种哲学的差别。
一个基本原则的差别是我把什么东西作为最终目标？对中国来说，凡是成功的改革措施，其实是把对老百姓有好处，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目的。有些改革措施不那么成功，事后看来是违背了这个目标。在俄罗斯是把某种模式作为改革目标，我要建立一个美国式的市场经济，那是一个理论模式，然后的逻辑是我怎么能尽快建成那种模式，其他的东西都不顾了，老百姓受损害我认为都是必要的成本。
姚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罗斯人民的选择是政治选择，他们选择改变过去，老百姓也不明白政治选择之后他的生活水平会下降。如果老百姓知道这个后果，可能老百姓就不会同意了，当时苏联的那种状态下老百姓对政治方面的体制已经失望了、厌恶了，好比我们1970年代老百姓对“文革”的厌倦。
王小鲁：我觉得当时中国、苏联的人民心态是一致的，老百姓希望变，不希望改革前这种状态再延续下去。
姚洋：俄罗斯老百姓觉得过去是不好的，太黑暗了，大家都想变，关键是这方面有点偶然——叶利钦很会表现，而且他得到西方的支持。但他有一些民族主义的倾向，我俄罗斯就是纯粹的俄罗斯，加盟国我不要，这个对俄罗斯人有一定的吸引力，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加在一起，大家就跟着他走了，那个时候需要一个英雄，但没想到他领着俄罗斯走向倒退了。
王小鲁：可以说是苏联人民选择了要改变过去的计划体制。因此投票给叶利钦，因为只有叶利钦最明白地说出来，这个东西我不要了，我要改了。至于怎么改，由叶利钦选择，并不是俄罗斯人民的选择，而叶利钦的选择，或者说叶利钦用的一小批精英的选择，没有经过俄罗斯人民的同意，这些选择是他们自己定的。
姚洋：丘拜斯那个时候大概是42岁，一帮年轻人坐在那里，这些人痛恨过去的政策，希望彻底地和原来的社会主义决裂，你想他们想出来的政策是怎么样的政策？
王小鲁：他们和我们那一代人，当时参与中国改革的年轻人，实际上所有关于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是什么东西的知识、经验都是一样的，知道过去那套东西不好，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市场经济，那个东西比计划经济成功，所有的知识就这么多。我们当时也就知道这么多，但我们还是比他们好一点，我们在农村插队那么多年，知道老百姓怎么生活，所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想老百姓会怎么样，他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书本上来的。
南方周末：那么多西方学者看到俄罗斯的现实，为什么他们仍认为俄罗斯的改革优于中国？
王小鲁：我可以理解很多人，从国内到海外，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价。因为他们心目中有两个东西是至高无上的，一个是市场体制，一个是民主政治，这是一个终极的理论目标。从形式上看，俄罗斯两者都有；而中国是有了市场经济，但不太彻底，政府干预较多，从政治体制上说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模式，因此单纯从理论上推导，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认为俄罗斯改革好于中国改革。
但是问题在于，市场和民主是不是终极目标？我认为这两个东西都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但终极目标应该是让老百姓得到利益，得到改善，得到发展的机会，让整个国家的人民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这应该是这个社会至高无上的目标。你形式上有个民主政治，老百姓投票选总统，但你没有解决如何让总统接受社会监督、代表老百姓的利益，那么你仍然没有真正解决政治体制问题。
姚洋：萨克斯和杨小凯合作的那篇关于宪政的文章我们杂志也登了，我们都很尊重小凯。但就像小鲁说的，他拿许多概念性的东西在套中国现实，中国没有宪政，中国没有自由选举，所以说中国不好。我觉得过于意识形态了，这是许多从国外回来的经济学家的毛病。
王小鲁：其实刚刚姚洋讲到国家在经济中间的角色，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也许还需要一代人的探索。
刚才我们讲叶利钦的政府做了违背老百姓利益的事情，而在中国可以说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没有深层的改革，过去传统的国家，传统的模式没有彻底的改变，尤其是在改革初期的时候，这样一个改革的政府作出了有利于老百姓的事，但也不说明问题都解决了。
姚洋：我最近在想，中国改革能够走到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被忽视了，那就是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所谓中性政府，就是政府的政策选择与大多数人的利益取向一致，而不是倾向于特定的利益集团。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为什么说我们的政府能比较中性，这与我们的社会结构有关系，我们的社会结构比较平等。
王小鲁：我觉得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基于一个正确的判断，推出一个不大准确的结论。老百姓选举出来的政府可能违背老百姓的利益，这个判断没错，但结论是政府越小越好，是不是小到零最好？我们不可能没有政府，有很多事情是要依靠政府做的，怎么叫越小越好，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实际上并不是越小越好，减少政府过多的干预是好的，但是政府的必要工作还得要，问题不在于政府到底多小最好，而在于政府做的事情能不能反映老百姓的利益和要求。而关于这点我们看到的事实和过去的理论模式不一定吻合，不是说因为是老百姓投票选了你，你做的事情就一定都是对的，不能这么理解。实际上市场经济模式多种多样，现在没有一个惟一对的、惟一好的模式，民主同样如此。
我相信，我们的政治体制是需要改革的，我并不认为现在这样最好，不需要改了。我们必须继续改革。但不意味这样一个有待进一步改革的政府不能做出有利于老百姓的选择。我想我们以后的改革可以从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借鉴许多东西。没有所谓的惟一选择，我们还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走，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我们知道总的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一定哪个国家的民主模式就可以直接拿来作为终极目标，因为你还得检验你的改革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利益，通过这样的检验来取得我们今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
南方周末：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谜题。这样一个看起来从各个方面都不符合西方口味的体制竟然走得不错，他们很困惑。所以对中国的看法总是在中国崩溃和中国威胁两极之间摇摆。对于中国的未来，你们最担忧的是什么？
王小鲁：我有一个担心，改革改到现在，有一个现象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出来了，有些重大的决策可能受到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可能在背后潜藏着对既得利益的照顾或者是认可。反观改革初期，决策非常简单非常透明，万里最开始在安徽搞包产到户的时候没有什么既得利益，只有政治风险。包产到户是老百姓想干，不是中央的发明，不是专家的创造，老百姓在1950年代就尝试，被压下去了，1960年代很多基层干部看到了，说这个东西管用，老百姓能吃饱了，但是中央觉得不行，又压了下去，然后1970年代又搞，最后在改革初期的时候得到认可，变成了一个制度。
当然现在涉及的问题更复杂，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他们的声音有时变得更强大，有的时候老百姓的声音更弱，甚至听不到了。像成品油价格的问题，现在调价了，是好事。但拖了很久。调价之前是什么状态？价格倒挂，靠补贴。为什么不调价？说是怕通货膨胀率上来。但是拿石油利润补贴成品油价格，实际上是拿老百姓的钱补贴，不用油的人补贴用油的人，不开车的人补贴开车的人。而且国际油价这么高，补贴油等于鼓励多耗油。主管部门为什么看不到这一点？
还有很多事情，决策和管理过程不透明，有些事情涉及幕后交易，或者因管理不善和腐败带来对公共利益的损害。我们在改革初期避免了俄罗斯出现的问题，但我们现在仍然面临这样的危险，就是形成垄断寡头，形成某些集团对公共资源的掠夺，变成官商勾结。所以我们需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让政府管理制度化、透明化、决策过程民主化。
姚洋：我也有同样的担忧。关于未来的危险，第一个是增长停止，第二个是社会更不公平，一个是效率上的，一个是公平性上的。危险在于变成拉美化，或者说我们变成民国化，回到民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包括我们的国营企业会变成巨大的官僚资本，国营企业在运营上与私营企业已经没有多大的差别，但在权力上有优势，可以自由调用国家资源。
他们越来越成为封闭的小俱乐部，内部瓜分，但是不允许外面的人进来分享利益。如果这个过程没有改变的话我们俩都有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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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芝加哥：“中国的奋斗是整个世界的奋斗”

 

 

 

 

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之二
2008年7月14至18日，98岁高龄的罗纳德·科斯教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主持了以“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主题的论坛。
科斯是我们这个时代卓越的经济学家之一。1937年，在以他的本科论文为基础的《公司的性质》一文中，27岁的科斯开创性地提出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创立了产权理论。人们至今仍为他当时的洞察力深感惊奇，但直到四十余年后，1980年代自由放任思潮在西方高涨，科斯的理论才受到广泛关注，科斯也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产权理论对中国的改革影响深远，30年来，科斯定理是被谈论最多的经济学理论，许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就是“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科斯也一直关注着这个东方大国发生的一切，这次论坛的创意正源于他——如他所言，他对中国最近这些年的经济奇迹深表惊讶，并希冀探究出其中的确切原因。中国的成功并非传统的经济理论所能解释，于是科斯决定举办一次论坛，邀请研究中国经济变革的学者共同参与。
当科斯基金会发出邀请后，一些世界上最出色的经济学家应邀出席，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罗伯特·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思。在中国方面，有诸如周其仁、茅于轼和张维迎等知名学者。参与的人员如此众多，以至于原计划要为与会者支付费用的科斯基金会将面临破产，不得不呼吁大家自付费用。
这次论坛的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获邀的不仅有学者，还包括像前温州市长、万科公司王石这样的改革亲历者。如此一来，这次论坛成为了一场以宏观视角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学者和中国经济变迁的直接参与者之间的热烈的交流会。与会者得以在一个活跃的氛围里探讨中国经济改革中复杂且日益重要的各项议题。
这次会议是迄今为止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改革最为认真的一次讨论。
● 7月14日
张五常教授为本次论坛作了开场白（他未能与会，演讲以视频的形式播出）。他以科斯教授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对中国经济变化进行了解释。他还特别强调中国改革试验的重要性，在中国政府结构中，具体表现在以“县的竞争”理念中，即地方层次的竞争。张教授说，它使中国的经济转型走得如此成功，因为任何改革政策都应当首先接受地方试验的检验。只有当初步试验成功了，改革才能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进行。
作为对张教授的回应，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对中国增长的原因提出了一个对立的观点。他说，中国的经济成功不能通过交易成本或地方试验来解释，而应从技术变革、外国直接投资（FDI）、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劳动力从农业市场向工业部门转移等角度来考虑。福格尔教授也指出，有关中国发展的重要问题将是中国如何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他解释说，到204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占到世界GDP总额的40％。他又指出，作为自由民主主义发源地的欧洲，其重要性将会降低。然而，他认为中国将逐渐建立自由民主制度。总而言之，福格尔教授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着相当乐观的预期。
对这两种相反的观点（张教授的解释，体现为一种“制度经济学”方法；福格尔教授的解释，则是一种“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讨论。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哈罗德·德姆塞茨教授支持前一种观点，即产权对中国的发展是重要的，但他也指出，科技产权仅仅需要某些种类的所有权，而没有必要是私有制。
论坛第一天所提出的观点相当广泛和全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些观点被继续讨论。
● 7月15日
第二天的主题是中国私有经济部门的发展，以及外资、国外市场和思潮的影响。这场讨论随后成为对中国经济增长最好的解释。一个观点是中国改革减少了制度成本，这意味着学习成本也随之降低。如此一来，获取知识经验的途径得以改良，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成为可能。张维迎教授指出，一个经济体能否成功，最重要的问题是“最有才能的人走向哪里——企业还是政府”。他解释道，在今天，许多著名大学的毕业生不再想进入政府部门。至于该问题是否重要，引发了众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最聪明的人应该进入企业，而那些稳重但勇气较少的人应该进入政府。关于这个话题，在论坛下一天的上午场出现了非常深刻的见解。
● 7月16日
上午场的主题为中国的法律环境。人们一直对中国法律体系的许多进步津津乐道，但论坛今天将其形容为“法制（用法律来统治）”，而不是“法治（在法律之下进行统治）”。法制意味着，权力所有者仍然能够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且法律本身并非终极的权威。在这种意义上，谁在控制法律就显得至关重要，这可能意味着，最有才华的人进不进入政府这个问题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下午场则谈到了政府的政策和中国经济转型。一些有关政府政策的非常有趣的研究成果得到展现，包括清华－布鲁金斯研究中心的肖耿教授提出的有关金融改革的备受争议的建议。与会者广泛肯定了肖耿教授提出的改革步骤，并讨论了如何将他的提议纳入实践。
在这场讨论中，来自世界银行和科斯研究院的玛丽·雪莉教授试图回答是什么让中国与众不同。她说，中国的与众不同之处并不在于她的集权、共产主义或平等，而是在于其历史、机遇和规模。
● 7月17日
今天，中国的官员应邀谈论他们的改革和决策经验。在这里，区域试验对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重要性再次变得清晰。对西方的听众而言，中国政府官员对学者意见的关注令人格外吃惊。举例而言，前长沙市副市长刘晓明提到，他如何拜读冯·哈耶克的著作以弄清改革应该如何进行下去。这场讨论之后，科斯研究所的班衡语出惊人，“我还没听说过在美国有市长知道哈耶克的！”
● 7月18日
在论坛的最后一天，轮到中国企业家上场讲述他们在转型期的经验了。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成功故事。万科公司的主席王石强调，对他而言，声名狼藉的“关系”不再是在中国经商的重要因素，如今这个因素叫“市场”。
在这一天将要结束之时，科斯教授做了关于本次论坛的个人总结。他说演讲者们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了解到中国的一切都运行得相当不错，但与此同时他希望所有的与会者都能继续努力并持续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在最后，他道出了其中的原因，这正是他在多年前曾写过的：中国的奋斗是整个世界的奋斗。
■链接：主题演讲

人才向商业转移造就中国经济奇迹
张维迎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其主题为“企业人才的重新配置与中国经济发展”。他指出，在过去30年里，中国的经济奇迹可以用企业人才从政府或国有部门、农业部门向商业领域的重新配置来解释。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这一变革是前所未有的。
当人才向商业领域转移时，他们创造财富，促进经济繁荣。中国企业家主要有三类：农民出身的企业家、官员出身的企业家和海归与技术型企业家。他们源源不断地 涌现，更带来主要产业连续30年的增长。中国经济的成功与产权理论并不相悖。更确切地说，这是基于所有权的权利对基于身份的权利的渐进替代过程，而前者也 正是人才再分配的推动因素。
他还认为，当基于所有权的权利与基于身份的权利并存时，价值创造与寻租行为也许会互为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会再为高速的经济增 长与愈演愈烈的腐败的共存而迷惑不解。为改善企业人才配置的效率、增加绩效，最重要的是进一步削弱基于身份的权利的统治地位，并建立更为明晰的、受保护的 产权制度。
中国经验的精髓是降低制度成本
周其仁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其主题为 “邓小平奇迹的演变”。他主要介绍了邓小平领导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发展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的改革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改革的挑战。周其 仁认为，改革开放大幅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并使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
许多学者认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竞争力的基础，周其仁对此的疑问是，中国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在改革之前甚至更便宜，那为什么当时全球市场上没有出现 “中国制造”现象？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对知识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弯？
他的答案是改革提高了中国人追求知识的积极性，开放降低了学习成本。制度成本的降低是中国经验真正的秘密。邓小平发起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的经济发展铺平 了道路，但中国还有大量的任务未完成，由于改革以渐进的形式进行，许多高难度的改革被推迟。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油价屡探新高之时，受限于汇率、利率、资 源价格改革的滞后和行政上的束缚，中国能否应对新的挑战并保持经济发展仍是未知之数。
加速金融改革
肖耿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
其主题为“中国宏观经济稳定与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选择”。在发言中，他就中国金融改革提出了多项中长期建议：
①确保监管规则增加社会福利，增强监管机构执法能力
◇金融监管机构应该设立一个定期审核机制，科学地审核其主要监管规则的成本与效益，并不断比较预期的社会成本和社会福利与实际发生的社会成本和社会福利。 ◇监管机构应该成立一个由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组成的董事会或委员会，这些董事将由国务院直接委任，而非执行董事则可以选自享誉国际的市场从业者。◇证监 会应委托交易所或其他市场机构执行其目前的上市审核功能，从而免除证监会判断单个公司质量和盈利能力的义务，同时摆脱其需要维持或限制市场价格的压力。
◇创立上海金融特别法庭。
②交易所、券商、上市国企的民营化
◇尽快实现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和民营化。
◇民营化全国所有证券公司以建立成熟及市场化的机构投资者。政府应该致力于管理系统性风险，并退出管理单个国有证券公司的非系统性风险。
◇上市并民营化所有大型国有企业。
③精简税制并降低税率
◇精简税制并降低税率，使得税率达到稍高于香港和新加坡，但远低于美国和欧洲的水平。
④促进资本市场不同地区、不同板块间的竞争与联系
◇创业板、柜台交易市场、地区产权交易所、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板块的市场可以充当上海主板市场的有益竞争者。中国应一方面促进资本市场不同地区、不同板块间的竞争，同时增进它们之间的联系。
⑤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中国应力求在未来十年内实现人民币可完全自由兑换以及资本账户完全开放。
◇允许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在上海市场交易。如果实现人民币可完全自由兑换及资本账户完全开放有困难，一个可替代的过渡时期方案就是在上海建立一个中国境内可供中国居民交易境外上市证券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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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还要多少年才能抵达河对岸

 

 

 

 

改革三十年，转轨经济学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之一：俄罗斯的改革比中国更成功吗
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之二：“中国的奋斗是整个世界的奋斗”

彼岸已知
河是要过的，怎么过不知道，于是要摸石头。要不要说清楚这个河是什么，不一定。为了某种原因不一定说清楚，但是我知道我要到一个彼岸去。
如果说，过去的一些说法都是过渡性的，那么，30年之后的今天至少要明确，我们就是要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基本的制度规则。
一般制度由哪些构成？ 一般说法是一个激励机制，一个约束机制，然后一套规则。制度是什么？它是一套约束人们行为、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的一套行为方式的规则。有什么制度？正式的制度，有文字、需要强制执行的制度，还有非正式的，通过文化等等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行为约束等等。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改革，出现了历史上没有过的现象：人们是要从一个已经存在的计划经济向另一个已经存在了的制度——市场经济变迁。这时的制度变革是一个目标已知的变革——市场经济对人们来说是已知的。由此产生了转轨经济学。
当时的苏联东欧很明确，就是300天、500天我要回到欧洲去 （现在东欧用的词也是要回到欧洲去），就是要把自己的制度变成欧洲、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欧美的经济顾问们都到苏联东欧去给他们出了各种方案，300天、500天转轨，目标非常明确，这儿一个轨，那儿一个轨，你转过去。
起初，中国知道不知道改革的目标呢？一般的说法是，中国不知道。如果中国不知道这个目标，那么中国的问题就不是一个转轨问题，而是制度变迁问题。
仔细想想，我们知道不知道。改革初期，经济学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工夫研究体制改革目标的问题，研究到最后，都是做了很大的妥协。从官方文件看，最早的转轨目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提出，当时的正式提法是向“计划经济与商品要素相结合”，大概这么一个目标转轨。但把这三十年的全过程仔细想一想，哪一步改革，包括领导人，包括学者，不是要把香港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欧洲怎么搞的拿来借鉴？然后，你一定不可能一步实现这个东西，你就做很多妥协、很多变动。但是你每一步都在参照，下一步又出了问题了（转轨的过程如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会出现很多中间形式，中间形式每一步往前走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每遇到新的问题又是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参照。
每一次学者研究的时候，领导人前三个问题里面其中一个问题一定是：别人怎么搞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搞的？国际规则是什么？你一下子实现不了，就说明你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转轨，但是转轨的每一步它的目标其实是有意识无意识的存在。你的参照系是存在的，是已知的。你的信息可能不一定完全，但你多少是知道一些的。
然后再想想经典的语录“摸着石头过河”。河是要过的，怎么过不知道，于是要摸石头，但过河这件事是明确的。要不要说清楚这个河是什么，不一定。为了某种原因不一定说清楚，但是我知道我要到一个彼岸去。我知道我的体制不行，我看到世界上另一种体制的效率比我好，我要向它学，要向那个彼岸过去，这一点其实是知道的。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过河实际上已经是说明了目标是已知的，只是路径不知道。
如果说，过去的一些说法都是过渡性的，那么，30年之后的今天至少要明确，我们就是要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基本的制度规则。
我们可以有我们的中国特色，有过去的文化、历史，有中国特殊的关于制度的一些文化、概念，我们在历史长河当中会保留下来，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本制度（产权关系、法制、政治上的制衡和利益集团的参与）。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但是基本的制度要素必须要有——既然要转轨，就要真正在一些基本的制度问题上实现这个转轨。
在既得利益的约束下改革
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就是中国经验。改革最重要是增量，只要开始增量，开始出现新体制，一定会逐步代替旧体制，最重要不是怎么改旧的东西，而是赶紧发展新体制。
补偿确实能够消除一部分利益冲突，会减少一部分利益的阻力，但有一些利益冲突是无法通过补偿来消除的。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不是时间快慢问题，而是对待既得利益的不同方法。就建立新体制而言，激进改革不一定就快。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当中，中间的任何一种制度形式都是不协调、不稳定的，你会发现人人对它都不满意。只要新的利益集团不构成大多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在政治上就一定是必然的。
明确了这三十年是一个转轨过程，假定知道起点、知道转向何处，需要研究的就是过程了。可以发现，转轨通常遇到两类问题，第一类是不愿意改，或者改不动；第二类是不会改，一改就乱了，不知道怎么改。用经济学语言说，转轨过程，实际是在旧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的约束和信息不完全的约束下向着一个已知的制度变迁的过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受两方面条件约束。一方面是旧体制的约束，旧体制怎么约束呢？通过旧体制形成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形成阻力。第二方面，每走一步都把别人的东西拿来看看，各种制度之间的关系，人们知识不足，必然产生一些混乱，这就是信息不完全的约束。
现在，通常说“解放思想”——既定意识形态阻碍了改革，要改革就要解放思想，这是大家三十年来一直说的话。
意识形态在制度经济学里是一个相对独立、但对制度有决定影响的因素。诺斯等人分析，意识形态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它可以使人们计算自己利益时更加无私，为新的制度而奋斗。为新的制度奋斗的革命者、创新者，更少考虑自己物质的利益，他想得更多的是原则、正义、道德，是社会的公正——因为制度是公共品，它不是私人消费，它是全社会的人都要消费的。
但是中国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强的国家，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从来没有过宗教统治，从来没有因为宗教而发起战争。在中国，严格说来，要用意识形态的阻碍来说明改革阻力，其实不是很有说服力，不如苏联、东欧有说服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苏联长期不能搞经济改革，因为政治上它没有一个说法，经济上动不了。中国没关系，原则放在那儿，该干什么我可以变通，解放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变通过程。
对于中国，更重要的问题是：旧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成为了新制度产生和发展的阻力和障碍。制度就是一套利益分配的方法，改了这个制度就是改了利益分配格局。制度转轨的根本内容是改变人们的利益关系，调整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有利益集团受损失，有利益集团获利，所以我们会看到支持改革的集团和反对改革的集团。
改革是一个非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就是使至少一个人受益，而没有人受损。改革不可能没有人受损，因此不可能是帕累托改进（很多人把这个概念搞混了）。过去三十年的问题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非帕累托改进，是利益集团直接冲突的过程，不能靠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实现帕累托改进。因此，改革当中充满了冲突，有时候还充满了一些强制。
经济学历来有一个补偿理论。受益的人给受损的人一点补偿，从改革红利中、从转轨的效率改进所获得的新的利益当中拿出一部分补给那些利益受损的人不就好了吗？我们历史上也确实用了很多补偿的办法，比如价格改革时出现的“副食补助”，比如对下岗工人的补偿。
补偿确实能够消除一部分利益冲突，会减少一部分利益的阻力，但是解决不了全部的问题。有一些利益冲突是无法通过补偿来消除的：第一，特权阶层无法补偿。假如你过去属于特权阶层，改革后，你的绝对收入可能没有改变，甚至可能还提高了，但是相对收入下降了，你的社会感受低了，这无法补偿。
第二，如果补偿就是等于旧体制恢复的话，这个也没有办法补偿。比如说过去只拿钱不干活，现在，还是同样的不干活，也补那么多钱，相当于体制没有变，但不干活钱一定会少下去，这时候收益相对少了，他一定是痛苦得多，这个阻力也消除不了。
第三，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是补偿不了的。比如意识形态改变了，他所信仰的一些东西在现实中变化了，这种精神上的东西无法用物质来补偿。
还有，比如说改革红利，改革的利益往往不是短期能够获得的，短期内改革往往只是付出成本。最初改革的时候会有些混乱，出现巨大的成本，经济甚至都可能下滑。苏联东欧更是这样，它最初几年经历的是整个经济的下滑、衰退、人的收入下降等等。改革的收益往往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真正体现出来。这时候就会出现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冲突的问题，这时候没有办法补偿，你没有办法用未来收益补偿现在。
当年曾讨论过改革贷款问题。一个国家改革能够从国际上获得贷款，先贷款发着工资，保证现在的利益，将来有了改革红利以后再还这个贷款。当时论证世界银行要给改革国家贷款，但是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靠贷款来解决问题。因此，短期利益带来很大的改革阻碍，这无法消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老年人容易保守、容易反对改革，而年轻人支持改革——年轻人看得见未来改革红利，老年人可能看不见了。
北大一位学者姚洋正在写一本书，要解释中国为什么改革能够成功。他用奥尔森的一个概念，有一种政府叫“中性政府”，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工作，而是为了全民的利益工作。现实当中任何政府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在里面，包括要当选、要长期执政，更私人化的话，要加上自己的亲戚朋友和个人利益在里面。他解释，如果中性政府存在，可以更容易地实现变革，更容易以全民的利益为目标而实现体制转轨。
和其他国家比较，真正的问题不是改革中的政府是否“中性”，而是政府是否能够克服一些短期利益，保证长期利益的目标，政客或政治家们有任期，一种政治体制如果能够使他们克服短期的眼光，追求一些长远的利益，这样就可以克服转轨过程当中的一些阻力，能够使这个制度更少一些短期的扭曲，不使因为短期的利益而阻碍了长期的发展。转轨的初期，往往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去追求一个长远的利益，是否形成一种机制或者一种政治制度，使得这种长期利益得以最大化。
从利益关系的处理上，对付改革的阻力有两种方法，激进的改革和渐进的改革，这是一个方法问题，不是时间快慢问题。激进的改革，基本的方法就是不顾既得利益的存在，强制地推行（也许给一点补偿），尽管社会要发生冲突，尽管很多人不满，但是也要推进这个改革。而渐进的改革不是一下子转轨，而是搞逐步的并轨，搞一些中间形态适当照顾既得利益，使既得利益不是一下子消除，而是逐步的转轨。后者就是中国典型的转轨方式。
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就是中国经验。最早是价格双轨制，保留原有的老价格，新开自由市场一轨，新量按市场供求，老的买那个量还是凭本、票。也就是增量改革，存量让它在旧体制的过程中逐步消亡，让它保留旧体制，用一代人的过程或者一定时间让它逐步消亡，增量开始形成新体制。
改革最重要是增量，只要开始增量，开始出现新体制，一定会逐步代替旧体制，最重要不是怎么改旧的东西，而是赶紧发展新体制，赶紧发展新的要素。新的体制，新的要素一开始都很小，但是只要它优越，它就会长大起来。改革最重要的不是旧体制的毁灭，旧体制毁灭一个晚上就可以实现，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是新体制的建立。
对中国来讲，渐进式的办法，增量改革的办法，除了每个体制的改革都是增量，还在区域方面有增量改革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特区，这些先行先试的地区，在区域上形成了一种增量，使旧的体制逐步得以突破。
渐进的体制改革，会形成中间过渡形式，它的改革过程会相当长。但如果说时间长短的话，激进改革不一定就短——尽管打破旧体制的速度比较快，但是新体制建立的过程仍然会很长。任何一个新体制的建立都是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有一种中间形式，都会出现一个问题：改革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出现新的利益集团，它们会阻碍改革的推进？
最典型是所谓腐败问题，在每一个双轨制当中，都有许多人获利，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各种中间形式下，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形下，旧体制没有打破，就有各种腐败的问题出现。这当中出现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否会成为改革的阻力？这是这三十年来大家不断在问、不断在讨论、不断在批判的问题。
首先要认定，每一个制度变迁转轨的阶段、每一种中间形态的制度，都会形成一些新的利益集团。但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思考是：首先，目标制度优于原有制度；其次，如科尔奈所说，计划经济是一种自我稳定、自我协调的机制，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自我稳定、自我协调的机制，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当中，中间的任何一种制度形式都是不协调、不稳定的，你会发现人人对它都不满意。
我提出一个概念，叫作“改革焦虑症”。海归们、国际顾问们会说，转轨过程中形成的制度有这个缺陷那个缺陷，不符合教科书上的定义。从旧体制里过来的人则认为，新体制又打破了我的利益，我不满意。至于多数人，即使成为当时的既得利益者，也会认为，如果这个再改了，我的利益现在是过渡性、暂时性的，怎么都得再改改，把利益稳定住，这样最好。
谁对它都不满意，它无法达到一个均衡的稳定状态，因此，它一定会继续再变下去。这样，新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定不会是多数性的利益集团。而且，旧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时候不会跟新的既得利益集团联合起来阻碍改革了，它们反倒会跟那些继续想改革这个制度的利益集团联合起来，反对新体制下形成的利益集团。只要新的利益集团不构成大多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在政治上就一定是必然的。
目标比起点优越，意味着改革不会向原点逆转，它会继续往前变。尽管中间可能出现一些反复，但是人们知道退回去不是办法，因此，大家都对现在的制度不满意，都在批判现在的制度，但批判来批判去，争议来争议去，最后还得是往前走，继续朝河对岸走。
腐败问题、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低收入群体扩大问题等等，现在很多问题还是发展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扩大，使新左派的力量相对来说更强一点。自由派、左派，大家都从各个角度在批判这个制度，左派不是某些人的，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思潮，反映了当前这种制度过渡期间的状态，这值得尊重。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大家都从各个角度进行批判，但是仔细想想，即使最保守的左派、最保守的群体它都不会再提出来退回去，因为大家都知道退回去不是办法。
因此，从改革的动态分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即使出现，转轨过程仍然会继续。只要我们假定，第一，目标制度比原制度优越；第二，中间型的、过渡的制度都是不稳定的制度。
经济与政治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往往也是最初的阶段，私人品比较多，越往后发展，公共品越多，政治也越来越重要，这就是我们这三十年经历的过程。
宗教原则、意识形态对前苏联的约束更大一点，必须先把政治、宪法上的那些词改了以后，经济上才能改。我们也改了一些，但是我们可以不全改，可以先目标不是很明确地往前走。
公共品越多，一定有更多利益集团的参与和更多的制衡。公共财政越来越大，政府掌握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大，反腐败的问题、利益制衡的问题越来越重要。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政治不过是经济活动的一个延伸——除了意识形态、原则、理念、道义这些因素之外，政治就是分配公共品的一个机制。整个经济分成两种物品，一种私人物品，一种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由市场来配置、分配、交易，实现资源的配置。公共品因为交易成本、定价成本太高，就用公共的办法，用收税、公共财政、提供公共品的办法来提供，包括制度也是一种软性的公共品。政治的本意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公共品的供给是调节利益冲突的一种机制，需要各种政治的规则。而一涉及到公共品就会有公权谋私利的问题，因此要制衡。
政治最基本的问题是两个，第一是参与，第二是制衡。参与就是各个利益集团要有代表来参与这个公共品的分配。西方那些国会一天到晚讨论，不是讨论意识形态——要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而是给黑人多少补贴，给妇女多少补贴，给哪个州多少补贴，是讲公共财政公共分配的问题，各个利益集团都要参与的。
第二是要制衡。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和各个政党，政治派别之间要相互制衡，在有权力的各个部门之间要相互制衡，防止以权谋私、防止腐败。为了达到参与、制衡，就需要有法制。因此，政治的三大问题也都是经济的问题，参与、制衡和制度、规则、法制。这就是政治改革的三个问题。
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上，首先，二者不可分；其次，经济首先涉及的是私人物品的分配问题，如果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供给相对有一定独立性的话，也许私人物品方面的改革相对容易一点，配置私人物品的市场相对容易建立，不需要社会大的变革，你只要让大家交易，马上市场就形成。公共品的改革相对困难；第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往往也是最初的阶段，私人品比较多，越往后发展，公共品越多，政治也越来越重要，这就是我们这三十年经历的过程。
30年前的农村改革先给了大家交易权，私人物品就开始发展起来，万元户开始出现，大家可以买到消费品了，农民就有了钱，第一件事就盖了房子。房子是私人品，很长时间，在农村，在小城镇，我们看到，房子盖得很好，装修也很好，出门一走没路，泥泞的小道，就是没有公共品。进入了城镇化，城市化，公共品越来越重要，污染的问题越来越重要，社保的问题越来越重要。人们对私人品的需求基本满足以后，社保、医疗、教育这些公共品（至少是半公共品）越来越重要，政治就越来越重要。因此，从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恐怕自然也是先在私人品供给上实现私人品的改革，然后逐步进入公共品的领域。这几年，政府转型、政治改革也提上议事日程。
通常大家讨论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究竟以哪个为前提？这个没有定论，不同国家情况不一样，转轨经济学一般原理说与私人品有关的制度比较容易改革，可能先改，后面的东西往往涉及面比较广，因此，政府改革后改。但是不能说，经济改革就不需要政治改革的前提。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改革，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路线转变到现在的政治路线。从闭关锁国的政治到一个改革开放的政治，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变革，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变革就搞了经济改革。
中国当时的政治改革确实不如前苏联政治改革的迫切性那么大，他们有宗教传统，宗教原则、意识形态对他们的约束更大一点，必须先把政治、宪法上的那些词改了以后，经济上才能改。我们也改了一些，但是我们可以不全改，可以先目标不是很明确地往前走。
中国与苏联东欧的利益结构很不一样。改革起点上，经过70年的计划经济，当时苏联整个经济已经不增长了，它的利益格局完全发生了变化，既得利益都不增长了，因此想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越来越小。前两天我在意大利开会，盖达尔去了（他在叶利钦手下当过一年的总理），他说我们当时为什么搞政治改革、搞民主，不是西方人希望我们搞，是我们自己要搞，80%的票投给叶利钦，当时80%的人希望搞激进的改革，希望彻底摧毁旧的政治制度，希望回到欧洲去，不仅是当时宣传起作用，而是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有这个基础，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摧残，但是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1978年我们经济每年10%的增长，当时不存在一个彻底革命的社会基础，既得利益还可以撑，只不过既得利益集团因为文化大革命搞得很乱了，当利益格局比较稳定时，所有人的意愿都是马上发展经济。我们当时不搞彻底的政治改革也能搞经济改革。
改革三十年到今天，大家很自然推出一个结论，下一步政治改革将会是重点，因为你的历史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公共品的分配，一定有更多利益集团的参与和更多的制衡。公共财政越来越大，政府掌握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大，反腐败的问题、利益制衡的问题越来越重要，这时候，自然更加提上日程了。
腐败问题是转轨当中的一个典型问题，是过渡时期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腐败严重呢？一方面我们发展导致公共品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过去很多体制没有改，很多权利还是公共权利，本来应该变成私人品、变成私权，仍然还是公权，结果就是我们的公权特别大，腐败的可能性特别大。
天下一共两种权利两种利益：公权、私权、公利、私利。以公权谋公利是政府的职责、公务员的职责；以私权谋私利，这是私人和私人企业的本能；以私权谋公利，是雷锋，现在我们捐助四川地震也是这种利他主义；以公权谋私利就是腐败。
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公权？当有那么多的公权，那么多人可能腐败的时候，惩治腐败的成本抬高，腐败是惩治不住的。经济学讲什么事都没有免费午餐，要监督公权、加强监督机制，结果弄出一个监督委员会加一个监督监督委员会，有人还提议要成立一个监督监督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委员会。香港一个廉政公署能够解决问题是因为港府的公权很小。
首先需要减少公权。有人批判双轨制改革提供了腐败的机会，公权可以货币化了，以前那点公权只是人家送瓶茅台酒、中华烟，现在可以送十瓶茅台酒，他喝不了可以卖，这还是小的货币化，后面塞钱更大了。这是典型的过渡问题，不是改革的问题，而是没有改的问题。如果不继续改革，过渡性腐败就会变成制度性腐败了。
信息不完全下的改革
在信息不完全的问题上面，渐进和激进的差别在于要冒多大的风险：你是否为了获得快速制度的收益而承担很大的不协调成本？
转轨的第二大约束，是信息不完全的约束。信息的不完全有三种：第一，我们大概知道某一个制度怎么运行，但是你不知道它为什么那么运行，后面有哪些细节支撑它。第二，你不知道一个新体制的建立需要多少时间，比如法律，它首先得起草，在纸面上体现出来，然后争论来争论去，几年才能通过，但这还不是真正的制度，它需要订出实施细则、需要案例、需要判例，有人不执行这个法律的时候，有人惩罚它，这个法律才在现实当中起制度作用，才能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种约束、一种规则。第三，你不知道各个制度要素之间是怎么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
股票市场刚一开始搞股权分置改革的时候，谁想到后面会出现这些问题？股权分置本身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要改这个制度又讨论了七年 （从开始讨论到改），改了三年。改完之后，今年股评家们终于发现有大小非问题，去年忽悠大家的时候怎么把这词忘记了？大小非不是新政策吧——从股改开始那天就定了的规则。终于股票市场要成为一个全流通的股票市场了，现在这些当年鼓吹要股改的人们开始要求政府停止大小非，要回到过去。
从我们建立股市到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可全流通的股票市场，它需要多长时间？现在大概知道了。但一个证券市场只是这个制度的一个环节，一个要素。这还多少知道一点，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至少不是确切地知道。
我在1991年一篇文章用了“摩擦成本”这个词，获得改革的效率、收益和付出的摩擦成本之间有一种决策的选择。1990年科尔奈就提出一个概念叫作“不协调成本”，他说改革当中的过渡性状态自我是不协调的，会产生大量的摩擦、混乱，导致经济下滑等等，它为了解释当时东欧苏联的现象，那种激烈的变革导致社会的混乱，效率损失，生产下降。经济改革一定广义上属于摩擦成本。
    在信息不完全的问题上面，渐进和激进的差别在于你要冒多大的风险：你是否为了获得快速制度的收益而承担很大的不协调成本？这种成本代价会对你这个社会造成多大的损害？苏联东欧之所以选择了这种路线，一定意义上，一方面是因为前面提及的既得利益变小，另一方面，它作为一个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可以支付较高的社会成本——他们的一些基本的社会道德、文化、知识、教育体系已经成形了，付得起比较大的摩擦成本，不会影响社会最基本的稳定。比较落后的国家就很难讲，至少我们看到许多落后国家改革起来稍一混乱就乱掉了，社会基本的公共品都供应不上了。
    摩擦成本的具体表现，一种是出现所谓的制度瓶颈，制度之间改革的进程不协调，有的改革已经发生了，有些改革还没有发生，成为整个制度的瓶颈，产生效率损失，社会混乱不说了。第二种，所谓超前，其他制度都没有改好的时候，某个领域里面过快地发生了改革。这两种情况在现实当中都有一定的对应物，中国的问题可能是瓶颈的问题大一点，十年前最大的瓶颈是金融改革滞后于企业和其他市场的改革。现在金融改革往前走了走，但是要素市场的改革、政治、政府的改革又是新的瓶颈，资本市场、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可能又是一个新的瓶颈。
    我们有没有出现超前改革呢？有些局部也有，不是很明显。有些国家相对比较明显，亚洲金融危机时候一些东南亚国家表现出来的问题，就是法制、政府没有改好，监管体制没有改好的情况下面，过早开放了金融市场、开放了资本账户。那之后，国际上讨论了一个词叫循序渐进，就是不同制度改革之间有一种顺序，按照不同的体制要素来看。渐进改革是在各个领域的改革之间都是逐步的改革，但是相互之间有一种协调来避免摩擦成本。
“过渡性杂种”
如乡镇企业、股权分置的股票市场，都是转轨的一种中间状态，怎么看待这种状态？它是在各种约束条件下过渡的形式，它一定存在缺陷，还要不断进行改革，但它也是在其他条件约束下面的一种改革转轨的最优方式，所以称为“过渡性杂种”。
转轨的实践问题主要为：如何增大改革动力，解决利益摩擦问题；如何增加信息，减少摩擦的成本。在既得利益的制约和信息知识不足的制约下，转轨就出现一系列的中间状态，我称为“过渡性杂种”，英文叫“混合体”。
它不是按照这个比例和那个比例构成的混合体，这个杂种不是混合动力车，它是一种变种，一种变异，就是形成一种特殊的机制，过渡性变异的一种机制。典型的情况有几种，乡镇企业、股权分置的股票市场，这两个目前基本改完了，从整个经济看现在我们社会是一个“杂种”，是处在过渡期间的东西。
怎么看待这些“过渡性杂种”？乡镇企业出现的时候，多数经济学家，最初对它都看不上眼，认为它不是一个好的制度形式，因为跟教科书对照它既不是公有企业，也不是私营企业，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是它在当时一系列其他制度环境的制约下形成，由于存在各种问题，它持续不断地变异：开始是集体的，后来变成股份合作的，戴了红帽子后又摘了红帽子，经过两个阶段的股份合作制改造，完成了从公有企业向市场经济企业过渡的过程。
当时，国际上出现两大流派，一种批判它，还有一派认为它是新的希望，是第三条道路——终于有一条既不是公有，也不是私有的路了。最后谁都没有胜利，说它不好的人对了，但也错了。在当时条件下它是一种最优的改革机制，然后问题逐步暴露出来，然后逐步过渡。它是不是好呢？它是好的。它是不是十全十美呢？不是。是不是第三条道路？不是，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一种稳定的形式。
股票市场也是如此。最初如果不搞股权分置，中国的股市什么时候出来？股权改革、企业股份制改革什么时候进行？就说不清了。当时的制度条件和意识形态下，股权分置是股票市场建立的最优形式。过了多年以后，发现它是问题，我们再改这个问题就完成了这个过渡。
从历史上来看，其他领域也一样，现在都处于一种中间状态，怎么看待这种状态？它是在各种约束条件下过渡的形式，它一定存在缺陷，还要不断进行改革，但它也是在其他条件约束下面一种改革转轨的最优方式，所以我称为“过渡性的杂种”。我们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推进演变，而不是简单批判它存在的缺点。
处在中间状态时，人人都不满意，就是“改革焦虑症”。这是好事，“改革焦虑症”是改革的动力，大家总觉得有问题，改革就会继续向前推进。这时候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社会比较紧张。改革焦虑症导致对改革本身提出许多批判，这就是最近七八年来的现象。人们不是批判那个制度本身，他开始批判改革，认为改革出了问题。改革在中间状态，没有完成，一定是有问题的，现在变成了对改革的批判，确实有些思想的混乱。
我不否定改革中的问题，但是要把各种问题说清楚，它是因为改革还在过程中，而不是改革本身的问题。我个人不认为改革可以很快就建立十全十美的制度。
现在三十年了，再往前看，究竟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抵达河的对岸？这取决于各种因素，现在很难给出一个定量分析。回顾一下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它的各种法制和政治制度，从开始发展到相对比较健全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经过了整个19世纪的阵痛。经过美国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宏观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才最终建立起来，这时的市场经济制度至少经过100年的时间逐步形成。
我们有一个制度榜样和制度目标在那儿，当然不需要一百年时间，但至少四五十年时间是需要的。三十年改革中，前面几年有很多时间还在旧体制当中挣扎，真正新体制的形成大概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有四五十年是需要的。当然，制度完善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这取决于各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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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中国奇迹的解释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由来

 

 

 

 

 

如果对照一下华盛顿共识的始作俑者约翰·威廉姆森给出的内容，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改革历程就是向着华盛顿共识靠拢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制造中国奇迹的原因不是奇迹。但是，我们要接着问：既然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如此之好，为什么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少数国家坚持采纳了这些建议？
在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中国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9.8%。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七个国家（地区）曾经以7%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超过三十年，中国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体。不仅如此，中国还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平稳转型，没有出现其他转型国家那样的剧烈经济和政治波动。可以说，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成就了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的双奇迹。然而，回首过去的三十年，我们会发现，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泥泞曲折，充满了艰辛，中国奇迹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几种流行解释
对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最简单的解释是，中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吃苦耐劳，因此更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起来。且不说这种解释有文化沙文主义之嫌，仅就其本身而言，也是大而化之的偷懒之作。中国人从来就是勤劳的，历史上如此，现在如此，计划经济时代也如此，但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奇迹，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却都是在那时发生的。
对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流传广泛的解释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表现太差了，用秦晖的话来说，就是发生了有人受损、无人得益的负帕累托改进，因此改革开放之后的增长就显得快了。和这个解释相关联的一个看法是，文革对中国造成的破坏太大了，以至于任何改进都是好的。但是，上述两个说法都经不起数据的检验。按照哈佛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德怀特·帕金斯的最保守计算，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GDP年均增长率也超过了4%，而2007年全球的增长率也不过如此；如果对比非洲多数国家在同时期的负增长，中国的增长成绩就更突出了。
当然，计划经济时代的增长多数发生在重工业领域，人民生活水平的确没有什么提高。但是，计划经济时代所积累的重工业基础对改革开放时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不是短视的话，由此带来的好处应该计入国民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效用。本文的关注点不在计划经济时代，只是想强调，计划经济的失败——如果是失败的话——更多的不是经济的失败，而是政治的失败和社会的失败，即人民自由思考和自由选择权利的缺失以及对社会的破坏。
对中国三十年高速增长的第三个解释，是中国的增长是靠低人权、低福利维持的。这个观点被许多人接受，但是，问题很多。首先，人权这个概念没有清晰的外延，很难找到一个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因此，所谓的“低人权”也就变成一个很模糊的定义。虽然人权并不仅仅是基本生活保障，但是，基本生活保障却肯定是人权的一部分——少数精英可能可以饥寒交迫地为自由民主摇旗呐喊，但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还是普通百姓最首先的要求。以此观之，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的增长是包容性的。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我们让近三亿人脱离了绝对贫困。有人会说，这些人在过去之所以贫困，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压制了他们收入的增长，他们的脱贫是一个自然的恢复过程。但是，即使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我们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压低人权的结果，因为经济增长是伴随着人权状况的改善发生的，不管这种改善本身是如何发生的。
第二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让绝大多数人从中得益，尽管有些人得益多一些，有些人得益少一些，收入差距在拉大。最显著的例子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把1.4亿农村居民带入工业化的进程当中，改善了他们的收入水平。这种改善是实实在在的，否则的话，这些农村居民就不会到城里打工。尽管一定的歧视还存在，有些地方还非常严重，但总体而言，对农村居民自由流动的限制在过去三到五年大大降低。
这里有必要提及，对外开放、特别是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是农村居民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主要推动力，没有出口的大规模增长，就没有农村居民向城市的移民潮。我们知道，入世是促成中国出口井喷式增长的重要原因。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中国当年的出口量是2662亿美元；此后，出口保持了28.9%的年平均增长率，到2007年，总量达到1.218万亿美元。而农村移民的数量在2000年是七千多万，到2004年就增长到1.2亿。
在当今世界，经济开放不仅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而且还是中国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在过去的三十年，我们基本赶上了世界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没有被世界落下。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受益者，而自由贸易是这个秩序中的重要一环，因而，中国应该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对者。
但是，工人的低保障和环境的低质量一定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只看中国是不行的；我们需要比较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一个可比的例子是印度。印度享受医疗保险或免费医疗的人数不超过总人口的5%，而且享受者主要是政府雇员；相比之下，按最保守的估计，中国也有30%的城市人口、或总人口的12%享受医疗保险。但是，中国的经济表现却比印度要好，这说明低社会保障并不促进经济增长。同样，比中国环境标准执行更不力的国家大有人在，但它们的经济增长却赶不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低环保标准也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事实上，在微观层面上，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较高的福利保障和较好的环保执行力度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理由。比如，较高的福利保障可以提高员工的忠诚度，给予他们更多的激励；较严格的环境标准可以促使企业加快技术和设备的更新等等。
那种认为低福利、低环保标准帮助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观点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第一，他们在相伴发生的两个事件当中按照他们已有的逻辑建立起因果关系，然而，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其中一件一定是另一件的原因，就好比街上流行红裙子和股票价格上涨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女性选择裙子颜色和股市之间有必然的联系。第二，他们忽视了福利问题的阶段性。能够成为北欧那样的健康的福利国家当然好，但如果我们现在就要成为那个样子，无疑是揠苗助长。
以上所讨论的几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多少都带有“漫画”的性质（李实语），即把一个复杂的事情进行大而化之的处理，仅仅通过一些类比建立某种因果联系。这种倾向有两方面的坏处。一是误导民众，在中国，知识分子还是一个受尊重的群体，民众往往倾向于相信，知识分子的结论是认真分析之后得出的；漫画式的解释给民众传递模糊不清的信息。二是妨碍认真的学术研究和公共讨论，漫画式分析所使用的概念没有清晰的定义，逻辑似是而非，因此可以让分析者躲避别人的批评——当被人批评时，他们总是可以说，你理解错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这当然和我们比较低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有关，但正因为这样，知识分子才更应该时刻保持对自己的警惕，不要沿着败坏的斜坡滑下去。

中国奇迹与华盛顿共识
比较符合实际的解释是，改革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原因。把改革的三十年和计划经济的三十年进行比较，最大的差别是前者是不断向着市场经济迈进的三十年，而后者是拒绝市场的三十年。同时，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我们也发现，走上持续发展之路的国家也是那些像中国一样对原有经济体制——其中多数是以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管制为特征——进行了改革的国家，如印度和越南。因此，用改革来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国内外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构成对主流经济学及其衍生政策、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的挑战，美国记者约什华·库伯·拉莫（JoshuaCooperRamo）甚至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但是，如果对照一下华盛顿共识的始作俑者约翰·威廉姆森给出的内容，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改革历程就是向着华盛顿共识靠拢的过程。
威廉姆森给出了华盛顿共识的十条内容，它们是：有纪律的财政、减少纯粹收入再分配、增加公共品（如教育和健康）的支出、拓展税基和适当降低边际税率、利率自由化、有竞争力的汇率、贸易自由化和外资投资自由化、私有化、减少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规制、保护产权。可以看到，除了利率自由化，中国的经济改革或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其它九条内容，或正朝着它们所指示的方向前行。
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我们一直保持了非常谨慎的财政政策，国债余额占一年GDP的比例从来没有超过税收占GDP的比例；同时，我们也比较好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即使是通胀最高的1994年，年通胀率也只有24.1%——尽管对中国人来说已经很高了，但是，其他转型国家在转型初期的月通胀率动辄达到这个数字。
值得注意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严重的短缺，一次性地放开价格势必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在改革的早期，中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倾向于认为，通胀是改革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因此必须忍受，是1985年秋天召开的“巴山轮”会议扭转了这个观念。在这次著名的会议上，国外知名学者如科尔奈和托宾强烈警告中国不能放任通胀的蔓延，国内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才开始重视对通胀的控制。目前我们正处在第三轮通胀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年通胀率没有超过5%，远低于前两轮的水平，说明政府对通胀的控制能力在提高。
在财政支出方面，中国从来没有被民粹主义的诉求所左右。在1994年税改之前，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很弱，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税改之后，各级政府的收入加速增长，但除了必要的工资性支出之外，多数政府收入被用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过去五年，政府对教育和卫生的投资明显增加。事实上，中国省际的收入转移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在税收方面，从1978年到1994年，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地方自主权很大，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政府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4年的12%，即使加上预算外收入，也不会超过17%，也就是说，税改之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是很低的。税改之后的十多年里，增值税成为最主要的税种，但所得税的分量在最近几年不断提高。随着国家税收的增加，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一再提高，企业所得税在内外资并轨之后也由33%降为25%；目前，新一轮的减税计划正在酝酿之中。
在对外开放方面，改革开放时期的政策完全符合华盛顿共识的建议。中国对外资的开放力度是发展中经济体所少有的，时至今日，中国60%的出口是由三资企业贡献的。我们在1980年代中期就确立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与之相适应，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1978年至汇率并轨的1994年间贬值了200%，大大刺激了出口。目前，出口已经达到GDP的30%以上，是大国中最高的。正如一位国外学者所说的，当发达国家纷纷抵制自由贸易的扩大的时候，中国成为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
在产权改革方面，1990年代和二十一世纪的头几年见证的最大变化是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改制。改制即民营化。而且，对产权的保护也在加强，通过宪法修正案和物权法等法律的出台，产权保护进一步法律化、制度化。
最后，在企业规制方面，经过1990年代末的政府改革，企业的注册程序大大简化，注册门槛和注册成本降低；另一方面，破产法的实施为企业的破产创造了条件，并保证了改制中企业职工的妥善安置。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主流经济学及其衍生经济政策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制造中国奇迹的原因不是奇迹。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止步，而是要接着问：既然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如此之好，为什么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少数国家坚持采纳了这些建议，而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采纳，或者即使采纳，也因为各种原因而半途而废？
华盛顿共识本身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都起作用，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就更应该起作用。信息也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即使是在最贫穷的国家，经济学的本科和研究生教材也和美国的大同小异，一个硕士研究生至少掌握了中级水平的经济学知识。那么，问题只能出在掌握政策制定权力的政府身上；我们的问题因此变成：为什么中国政府采纳了正确的经济政策以及合适的改革路径以达到这些政策？这是我们下一部分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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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在“南方周末”上看了如上报道，有点生气，我是个老百姓，心里只想能买套房子，能吃的起猪肉，能看得起病，可辛苦一年下来，好象全白给！？我郁闷了，这是什么样的过度阶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