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再论妖魔化普世价值及其他
拙作《妖魔化普世价值的背后》引发了部分网友的讨论，我觉得更有必要将文中某些相关问题做点澄清。
为何用“妖魔化”这个词，正是受了司马南的启发，司马南指责南周关于“天下最牛的官腔”之张书记之评论，“多少个先进的典型你不写，偏偏要妖魔化震区书记形象”。按司马南之逻辑，张书记是震区的书记，报道张书记，既是破坏了抗震救灾，又损害了党的光辉形象，这怎能不让他痛心疾首呢？
但说起普世价值，未必不合吾国之传统。例如我党在1949年以前，就是“普世价值”的得力鼓吹者。
例如：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著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著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 。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 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 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
说的何等清晰直白！远远超出《南方都市报》某些吞吞吐吐的评论。大量此类言论曾被笑蜀先生编入《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只是不知这本书现在获准出版了没？
再说1949年后，吾国也不是不讲普世价值的。例如笔者尚未出生之“史无前例”年代，据说大家日日振臂高呼：“世界四分之三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我们一定要解放他们”。这类口号不仅 “普世”，且富有牺牲精神，于是出钱出枪力挺红色高棉在先，红小将在缅甸“输出革命”于后，结果白白赔上不少钱物及性命。久而久之，国人却渐渐发现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竟是自己。于是大人们干脆连带否认所有“普世价值”之存在了。既然不再有 “普世”的东东，国人自然 “纵是做鬼也幸福”，而且继续“幸福”永远“幸福”了。
又据“非主流法学家” 陈忠林说：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前，只有中国皇帝天天要早朝，可见古代中国在所有传统国家形态中“最讲民主法治”。我想：中国古代“民主法治”真是古代雅典或罗马共和国所无法比拟，他们哪来的皇帝天天上朝？只可惜如今有了 “普世价值”，于是统治者们终究不敢单凭机关枪和坦克，把“皇帝天天早朝”解释成“民主法治”的“最高标志”，这就难怪“天子苦普世价值久矣”，大人们恨普世价值亦久矣了。
但终有明白人，认为普世价值不是“神话”。例如温家宝先生说 ：“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于是在胡锦涛先生“暖春之旅”结束中日发表《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也称 “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这正是吴稼祥在《中国爆发“南北战争”》中提醒司马南注意的。
于是网友问：“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些大词有啥内容？如何在中国变成现实呢？关心这个问题的，可以先去读读1948年联合国《普世人权宣言》。《宣言》通过时，联合国大会要求不分国家或领土的政治地位，在各级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传播、展示、阅读和阐述该《宣言》，这项工作看来我们做得不够，以至有些人还有些糊涂认识。至于普世价值如何变为现实，所需做工作很多，但当务之急是吾国1997年已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如今过了11年也该批准了。司马南们不是正发愁普世价值缺乏统一标准吗？党和人民不该让让这些好心人再愁下去了。《北京日报》不是说 “人类共同价值的探索和发展未有穷期。中国理应为此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作出贡献的最好办法，不正是兑现对这些价值的庄严承诺吗？
对于学有余力的同学，我建议也可读读1993年世界宗教大会之《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其中关于伦理之某些表述，仍是颇有趣味的。
另蒙关天茶社几位左派网友垂问：“普世价值讲自由公正，范跑跑也说过自由公正，普世价值与范跑跑不就是一路货色吗？可见读西方普世价值的书是没有任何用的。”我想：范跑跑固然不对，但幸而他还没蠢到去模仿 “政治上一向正确”北朝鲜宣传的某位灾民，丢下学生也不顾自己的小命，去抢救什么劳什子 “伟大领袖”的画像。可见读读西方的普世价值的书，也并不是全然完全无用的。至于那些劳什子“伟大领袖”画像，还是早点扔到茅坑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