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新华社高级记者）
知识分子以批评政治社会为职志，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执行者－－行政官员，就会有一种微妙和复杂的关系。这一关系影响着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影响着行政官员的治国水平和名声。
数千年来，中国是王权支配一切的社会。王权是至高无上的。知识分子像其它各类人等一样，只能是王权的奴隶。不过，为了注释王权的合法性和提高王公的号召力，知识分子常以卫“道”和护“圣”的角色为王权所用。
中国古代，士以“道”自重。他们以“道”来批评政治，并希望按“道”来建立政治社会秩序。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和政治权力发生了面对面的关系。春秋战国时代，在各国争霸的局面下，由于仅靠暴力建立起来的权力难以服众，需要“道”对权力赋以合法性和号召力，所以王侯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那时知识分子与君主的关系分为师、友、臣三类。齐国设立“稷下先生”，其特点是“不治而议论”，他们没有官职，只是持其“道”对政治加以“议论”，他们是“王者师”。先秦时期的一般知识分子，都流动于各国王侯之门，上者可能得到卿相之位，下者也可以得到衣食。
知识分子既然以“道”自重，圣人之言就是他们的根据。荀子将圣人和君王并列。明末学者明确提出“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认为“理”比“势”的地位更高。所以，以“道”来批评“势”是知识分子份内的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这个传统从春秋战国到近代一直保持在知识分子身上。
然而，对掌权者来说，知识分子在旁边评头品足毕竟不是很愉快的事。批评时政的知识分子是权力核心的离心力，不利于集中统一。如果说，列国竞争时，掌权者对知识分子不得不迁就的话，那么，自大一统政权建立起来以后，掌权者就容不得知识分子任意批评时政了。秦汉以后，就把“道”纳入权力体系之中，按权力的意志来解“道”。从秦代李斯“废私学”到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言论自由就受到控制，知识分子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也被禁止了，知识分子的处境就比春秋战国时代困难多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便是知识分子地位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为生存计，多数知识分子成了权力的附庸。
“无恒产 ”的知识分子，只能靠他的知识来谋生。他们的生存是困难的。就是在先秦时代，他们的生存也不容易。在以后的年代，他们的生存压力更大。所以，“无恒产而有恒心”只是他们中杰出的少数。也有一些人“枉道而从势”或“曲学以阿世”。多数人处于中间状态。他们奉行“达者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在生存的压力下，能“独善其身”也就不容易了。
自春秋战国以后的两千年间，中国的文化的主流部分一直被当作诠释统治者合理性、合法性的工具，不仅没有起到开发民智的作用，还成了对民众进行精神奴役的枷锁，这是与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性相联系的。为什么知识分子在行政权力面前失去了独立呢？利害所致也。一方面专制者搞思想垄断，对持不同见解的人进行残酷迫害。另一方面，搞笼络收买，自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把维护统治的儒家思想作为入仕的标准。这样，顺从统治者的思想，不仅可以保证人身安全，还可以取得荣华富贵。两千年利害的逼迫，使中国文人成了权力的驯服工具。
所以，有人认为，从严格意义来说，在封建社会的中国，有读书人，却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过，谁也不能否认，不屈不挠地批评时政的“士”，就是在中国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也没有绝迹。像明代东林党、清末的“公车上书”等显示知识分子气节的人物和事件也不绝如缕，正是这些人物的前仆后继，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光辉的一面才沿袭下来。
然而，不在行政权力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有取得权力的渴望。“入仕”，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终身追求。“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历来如此。“入仕”不仅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而且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影响社会的手段（那时没有知识分子赖以实施社会影响的舆论工具），只有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在封建社会，能够做官的只是知识分子当中的极少数的幸运儿。康有为曾经分析过，戊戌变法前，全国每年有100万人参加考选“秀才”，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三年一考的“举人”录取率只有千分之一；三年一考的“进士”录取率只有万分之一。只有中了进士才能当官。当然，中了“举人”以后，虽不当官，也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那些连举人也没有中的人只能在困苦中挣扎了。求生，是他们最基本的目标，只有少数人才能够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出现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这时出现了谭嗣同这一类真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士”。1919年的“五四”运动，“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引入，中国的“士’开始有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特征。从20年代到40年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最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自由知识分子。那时的教授和今日的教授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收入高，还可以在国内外自由流动，可以自由发表看法和批评时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40年代中期以后。
知识分子是在一定的体制下生存的，体制影响着他们的命运。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是高度集中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我们过去曾经经常引用列宁的一段话：“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一卷第647页）既然文学成了总的政治目标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和其它一切文化同政治就合二为一了。文化中不同的看法就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这样，“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也就是必然的了。虽然那时曾经强调过“学术问题要和政治问题分开”，但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分开过。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不可能有独立的思想，也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为了使文化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政治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体制上就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而这种体制不仅来自苏联，也可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找到它的历史基因。
这种文化体制是靠“文化官僚阶层”来执行的。文化官僚阶层把当权者的政治目标从上到下地贯彻到整个文化空间，左右着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官僚中的头面人物本来也是知识分子，他们被委以管理意识形态的重任以后，就不再从事知识创新工作，本人也放弃了独立思想，转而专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监督，实实在在地掌握着知识分子产品的发布权。文化官僚阶层不仅存在于政府管理文化的部门，还在各个文化专业的领导岗位上，在知识生产的第一线进行监督。他们中的多数人在专业方面并不是很优秀的，但由于获得权力支持而被奉为各个专业的学术权威。他们自己也不遗余力地利用权力，扩大他那不值一提的“成果”的社会效应，使他成为著名的“大学者”、“大作家”。
毛泽东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态度讲到秦始皇“焚书坑儒”，认为秦始皇只坑了几百人，而我们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这是实话实说。所以，新中国建立之初，几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学者专家都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没有这样做、并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陈寅恪等极少数人。那些放弃了独立思想的大学者，在以后的生涯中几乎没有什么重要学术成就。到90年代末，知识界对这一现象开始反思，有人把建国初的“思想改造”当作中国知识界的沦落，而把梁漱溟、陈寅恪当作黑暗中的一线光明。也有人坚持认为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沦落也好，必要也好，在与计划经济体制相一致的文化体制下，这些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
文化革命中，毛泽东有“两个基本估计”，这就是：17年（从1949年到1966年）的教育战线基本被资产阶级把握，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所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被改造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的地位更是低下，他们自嘲为“臭老九”，即社会地位排在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后。 1979年3 月，中共中央才发出文件，推翻了“两个基本估计”。知识分子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时，知识分子很是兴奋了一阵子。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知识分子走上了领导岗位，掌握了行政权力。知识分子和官员的关系出现了新的情况。知识分子当了官以后，不仅地位发生了变化，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待人接物方式都必须转变。如果不改变，他在官场就很难混下去。但是，他们一旦离开权力岗位，就会显出知识分子的本色，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离休老干部尖锐地批评时政就是一例。
行政官员和知识分子是不同的两类人。知识分子和行政官员有着不同的社会分工，也有着不同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行政官员管理社会，知识分子研究社会。知识分子的思维必须超前，不超前就没的思想创新；行政官员的思维不能超前，超前就不能生存。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头脑，对社会进分分析、解剖，发现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知识分子的思考应当没有禁区，应当不受现政权政策的局限。而官员却不同，他们是这条大船的驾驶员，他们的职责是让这条船平稳地航行，千万不能翻船。知识分子会发现这条船太破旧，性能太落后，这条航线不是最短的，航速太快或太慢，船上的乘客不够舒适等等。知识分子的这些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但船长只能开这条破旧、落后的船，他无法改变这个现实；航线也不是他所能作主的。他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接受知识分子的意见，对船只破旧落后的问题他心里也有意见，但为了保持乘客情绪稳定，他不能同乘客一起发牢骚。当然，他也不希望知道这条船有毛病的人向乘客说“这条船要漏了”。他甚至要违心地向乘客保证：“这条船很先进，可以保证乘客达到光辉的彼岸。”如果哪位知识分子一定要放声大叫“船要漏了！船要漏了！”那么，船长也就要毫不客气地行使权力，剥夺这位先知者说话的权利。当然，把官员和知识分子比作船长和乘客，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的情况，在民主制度下不是这样的。
民主倾向是知识分子的固有特征。知识分子是民主化的推动力。民主倾向是一种进步倾向。但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的行政官员认为，民主运用不当会造成思想混乱和政治动乱。所以，民主化进程的速度，民主化的程度，需要掌握，需要控制。当然，控制权还是掌握在行政官员手中。在这方面，行政官员常常和知识分子发生冲突，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冲突发生过多次。冲突使知识分子和行政官员两败俱伤：知识分子要吃眼前亏，行政官员可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因为知识分子讲的话可能若干年以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何况历史总是由知识分子记录和评论的。
行政官员是以强大的组织为依托的，而知识分子只是微弱的个人。知识分子只有“批判的武器”，而行政官员却可以动用“武器的批判”。强大的行政官员必须善待微弱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言论必须宽容，正是在这一点上最容易显示政治家的水平和魅力。
然而，不是每一位官员都有足够的水平和魅力，这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最为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人伟教授把学术界的知识分子分为几种情况：学学，学官，官学，官官。第一种人是纯学者；第二种人有一定的官职，但把治学放在第一位，还不失学者特征；第三种人曾经是学者，现在把当官放在第一位，完全站在官员的立场、用官员的思维方式来处理问题，他们已经没有学者的特征了；第四种人是纯粹的官员，是政府从非学术界派进学术界从事管理工作的。第三种人最厉害，他们压制打击知识分子胜过第四种人。也有人认为，改革以来改变了过去“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但在“内行”的领导下，知识分子的状况并没有改善，因为这样的领导人整知识分子也最“内行”。
迄今为止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摆脱行政权力对他们命运的摆布。今后的知识分子能不能超越行政权力，不受行政官员的左右呢？中国知识分子能不能真正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想呢？过去不可能，今后是可能的。现在已初显端倪。
这首先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将使政府职能范围缩小，政府不再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行政官员的权力受到限制，他们不仅不能对知识分子动用“武器的批判”，还不能限制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将会有真正的法律保障，“欲箝人口”在中国古代就不得人心，今后将更不得人心。
今天的知识分子本身已有立足之地，他们不再是“梁上君子”、“皮上之毛”。知识就是重要资产，知识分子再也不是“无恒产”的人，他们是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知识将成为财富的真正源泉。在信息社会，知识分子可以不通过掌握行政权力来影响社会，也不必通过行政权力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是信息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播者。知识分子自身的强大，使他们更有条件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更有条件对社会持批判的态度。
知识分子正在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多年来，知识分子都是某一个单位的员工，单位发工资，单位分房子，单位报销药费，单位评职称，单位报销出差费，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资源全部掌握在单位领导人手里。不说别的，你如果想换工作，单位就要收回房子，使你无栖身之地。过去，行政权力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大多是通过单位来实施的。现在这种情况开始改变。房子已经成了个人的私产，医疗和养老保险也逐渐社会化，收入可以在单位之外得到，才能可以在单位之外发挥。“单位人”正在变成“社会人”。过去如果和单位领导人关系不好，就会失去报国之门。现在只要有真才实学，不愁没有事做，“天生我才必有用，单位不用社会用。”－－这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一句很开心的话。这一点有着重大意义：“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以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大大增强了。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知识分子会有更多的选择。过去的知识分子全靠行政官员赐给官位，为了得到这一官位，他们不得不匍匐在行政阶梯上向行政官员俯首称臣。现在除了官位以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出路。只要有知识，他就可以找到实现自己价值的位置。“官本位”势必被市场淡化，被社会分化淡化。最近几年，有些单位“官本位”有强化之势，如有一家事业单规定，评职称要向有行政职务的人“倾斜”，当了官就可以评上高级职称。这只不过是回光返照，正是“官本位”消亡的先兆，他们想在消亡前饱吃一顿“最后的晚餐”。
正因为知识分子有知识，所以他们先天就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能力，只要改变观念，他们就能在新的体制下如鱼得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