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作者：东方亮
历史，是现今的人类走向未来的基础和梯子。历史也是人类社会前进的一面镜子。不能直面历史，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的民族，必然是一个难于取得真正进步的民族，一个必然没落的民族，一个势必走向灭亡的民族。无论对个人，对国家，对民族，直面历史，从自身或他人、他国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是避免历史的错误不再重犯，历史的灾难不再重复上演的最好的捷径。因此，两千五百多年前，学者曾子就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焉”；一千三百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最圣明的皇帝李世民就告诫世人：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他正确地指出了直面历史、以史为鉴，对于一个国家或政权的兴亡，具有极其重要的吸取经验教训的作用。
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心和良知之所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点首先在于对历史、对人类优秀文化传统的学习和继承，以及他们和社会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很大一批知识人士，本身就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对历史上社会兴亡规律的深刻理解，对民心民意的深刻了解，造就了他们必然要成为社会的良心和良知，以及对国家民族兴亡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迫使他们必然要直面社会，直面现实，直面历史，并且用董狐之笔，记录和反映历史的真实，希望对国家、民族、同胞作出自己发自良心深处的呐喊，和作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无疑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经历过的最大的历史灾难。根据目前已发掘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这场灾难，在当时仅有六亿人口的中国大陆，造成了近四千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饥荒严重的地方，一些家庭灭门绝户，有的地方甚至整庄整村灭绝。仅就目前发掘揭露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字和悲惨事实看，可以说这是在和平生活条件下，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罕见灾难。灾难的成因，当年执政的中共高层内部看法不统一，以党主席毛泽东为首的左派，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但国家主席刘少奇等则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国防部长彭德怀等则直接指为“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导致的人祸。最近一、二十年，国内气象专家据气象资料及老一代亲身经历的回忆均表明，５９－－６１年三年的气候是中国有气象记录历史的正常年份，并没有发生全国性的巨大自然灾害。众多专家学者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跨纬度大，海拔高差大，自然地理类别多的国家，水旱不均是有的，局部的自然、病虫灾害是有的，但并没有形成一个覆盖全国的巨大自然灾害，三年大饥荒是制度性灾难，政策性灾难，人为的灾难，是标准的人祸。
为了避免历史的灾难再次上演，认真总结三年灾难的成因，十分必要。亲身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现在都已过了５０知天命之年，而当时有完整记忆力的人现在已过了６０花甲，特别是当时对此有深刻感受并对灾难成因有明确记忆的人越来越少，趁他们健在时，对这场灾难抓紧进行回忆总结，就显得亟为迫切和极为重要。
灾难发生的当年，执政的极左路线集团，出于对自身统治地位的维护，对自身治国思想、大跃进等一系列错误路线方针政策的竭力回护，在保护党、领袖和社会主义光辉形象的口号下，饥荒一开始就对内对外竭力掩盖和否认大饥荒的发生和饿死人情况的存在，任由错误的极左政策、极左做法继续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使得大饥荒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得以肆意蔓延，非正常死亡人口急速扩大。一直到62年1月七千人大会时，最高层才半遮半掩地承认了政策的错误，并采取了一些纠正的措施。但始终不承认是治国思想、大跃进等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并把这种错误的治国思想及其一系列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升到党的伟光正的高度，竭力予以维护。时至今日，官方仍未能决定并组织人力就三年大饥荒作出认真的回忆、反思，进而向国民作出执政集团应该作的认错和道歉，并总结出国家、民族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而是对这段历史灾难的诸多方面采取回避的态度。
民间以及基层对三年大饥荒的开始反思，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各地修地方志。出于官方长期的维护伟光正的戒律，各地在修志过程中，由于事实的无法回避，只是在人口志中作了一些记录和反映，对饥荒的基本事实只有个别县有极其简略的表述。二十一世纪初，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由于知识分子良知的萌动，2001年4月，由夏明方、康沛竹二人主编的《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福建教育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中，才第一次公开由民间对“1959－1961年中国大饥荒”作出了正式的整理，但仍然未能摆脱官方极左派“三年自然灾害”的定性所划定的大框架，但开始了对人祸的总结反思，当然仅仅是一个开始。
甘肃是全国三年大饥荒的重灾区，而陇中大地是重中之重。灾难严重的通渭县，出现了灭门绝户、整庄灭绝、饿殍遍野的惨酷景象。据《通渭县志》记载：“1959年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通渭县原本是一个28万人口的中等县，3年过去，仅剩18万人口——7万人死亡、3万人流亡，仅死亡人口就占了总人口的1/4。周围的定西、会宁、漳县、岷县等地，灾难也相当严重。这场大饥荒，不但对广大人民的生命造成了巨大的摧残伤害，也对当地人民的心灵造成了终身的创伤。
2001年11月，王吉泰的小说《引洮梦》，开始了文学作家对这片黄土地上三年大饥荒的回忆和反思。这本由广州出版社出版的16万字的小说，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
2007年3月，由《夹边沟纪事》的作者杨显惠写作的30万字的长篇纪实小说《定西孤儿院纪事》，由广州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小说一出，立即引起了国内广大读者的关注，并被有关方面评为2007年十大畅销书之一。这本纪事文学，从陇中大地三年大饥荒时定西孤儿院孤儿的来源，这个特定的角度，以纪实文学手法对三年大饥荒作了局部的回忆和再现。该书在写作过程中，王吉泰先生全力配合杨显惠先生到陇中各地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调查、走访，并无私地提供了他了解和搜集到的有关情况。
2007年1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王吉泰的又一本三年大饥荒的纪实性小说《黑霜》。这本30万字的小说，以文学笔法，集中而典型地对三年大饥荒产生的原因，大饥荒中农村广大农民的悲惨遭遇，各色各类人在大饥荒中的不同命运、不同表现，作了细致而生动的全景式的描写。
王吉泰，定西人，1944年生。大饥荒时，正处于身心成长的青少年时期，他幸运地活了下来。对这场灾难，他有亲身的经历，深刻的感受，和刻骨铭心的记忆。特别是他周围的乡里乡亲，这些劳苦同胞，每一个人的家庭，在三年大饥荒中，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这场人生最痛苦、最难以忘怀的灾难，不管是人祸，还是饥荒；不管是亲人的生离死别，还是自身的悲痛经历。王吉泰前半生经历曲折，在藏区生活过，与回民是朋友，当过山村教师，务过农，干过林业工人，做过汽车驾驶员，不惑之年后又进入行政单位当了公务员，现已退休。他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曾写出过多本话剧、电影剧本以及小说，现在是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戏剧家协会会员。
《黑霜》，是王吉泰先生文学写作的新的高峰。这本长篇纪事小说，不但对三年大饥荒在陇中农村的发生、发展，作了较为全面细致的纪实性文学描述，特别是用活生生的事实揭露了这场人为灾难产生的社会性和政策性根源。这对我们回忆、反思、总结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祸灾难，无疑具有极大的辅助作用。对非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广大普通群众读者来说，这本小说，对促进全国人民回忆、反思、总结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祸灾难，唤醒全体国民对社会性制度、政策、官员的失误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和对人民生命的严重危害的重视，从而形成对人祸灾难的有效抵制、预防，具有极其重要的惊醒、教育作用；对国家高层决策者来说，对全世界人民来说，这本纪实性小说，也具有极大的惊醒和借鉴作用。特别是在目前，世界性的粮荒严重威胁各国人民的生存安全和各个国家的社会稳定，世界性的气象灾难对农业的威胁日益严重，而一些制度性、政策性、官员性的错误对粮食生产的人祸性灾难仍然严重存在的情况下，这个惊醒和教育的作用就更为重要和必要。
《黑霜》也具有比较高的文学造诣，有作者对陇中大地农村人民生活的细腻观察和描写，以及农村生活很多常识的介绍。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详述，读者诸君可以自己去阅读了解。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由于作者是用写字板写作，写字板的识别能力有限，作家出版社委托的印刷厂又未能按作者一校清样修改而仓促付印，致使《黑霜》第一版错别字特别多。尽管瑕不掩瑜，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特别是对有关人士把这一优秀文学作品及时翻译介绍到世界各国去，教育和惊醒世界各国人民，并争取诺贝尔世界文学奖等类奖项，形成了很大影响。我们希望一二校后的《黑霜》能尽快出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