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暴制暴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四评杨佳事件之一）
个人的悲剧源于公义的贫困！
——评从胡文海到杨佳的以暴制暴
（一）以暴制暴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总有一件事情拷问着我自己的良心，在追求个人幸福和家庭美满时，我如何尽我对社会公义的本份？当我追求社会公义的时候，我又不得不掂量自己的损失！
是否应该装糊涂？还是要奋不顾身鱼死网破？是否吆喝别人在前面送死“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青天”，喊着刚硬的口号、书写要激动的文字掩饰自己内心懦弱？！等待成功后，自己搭上“自由”的便车、收获果子呢？
在《圣经》中谈到人的公义，有两个词：
一个是形容个人的义(righteousness)，是人对上帝旨意的跟随 ；在现代公民生活中，表现为一种“道德原则”（moral principle ），美国麦凯恩（John McCain）竞选总统时说自己是“有原则”的实用主义，原则就是一种普世价值。;
一个判断社会的义(justice)，是上帝对人类的绝对公道态度；柏拉图认为,公义就是每个人做他应做之事。亚里士多德认为,公义就是给每个人他所应得的东西 。
基督信仰上的义，形成了生活上的公义；希腊文化传统的公义，形成社会制度的公义，基督信仰将公义有古希腊的贵族传统变为奴隶也享有的、普世的社会价值。
所谓犯罪（crime），从神学意义上说人内心中有犯罪的天性，就是原罪（Sin），但是犯罪的特色和形式确实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一致的，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以下事实：
2001年，山西胡文海因为村干部贪腐、状告无门、反而招来不断地报复，无可奈何之下，胡文海拿起土枪，一枪一个，将村干部家十七口人，杀掉十四个，三人侥幸逃脱，尔后发现有一个是邻居，过来玩的。
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地讨论：面对社会不公，是应该以暴制暴，还是和平改变呢？伸张正义避免无辜又如何平衡？
2008年，上海的游客杨佳，因为警察有罪推定，漠视人权，导致杨佳身心损失，杨佳个人权益诉求不成，手起刀落，导致十位警察六死四伤。
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地讨论：面对社会不公，是应该以暴制暴，还是和平改变呢？伸张正义VS避免无辜、又如何平衡？
社会意义上的犯罪有许多观点：“贝卡利亚（Cesare Bonesana Beccaria, 1738--1794)认为：犯罪是一种对社会的损害，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反映。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认为：犯罪是人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结果，是对社会造成危害，应受处罚的行为。黑格尔认为：犯罪是不法中的一种，是故意进行的、丢掉了法的名义或假象的不法，是公然对法的根本否定”。
只要在百度或者google中输入“胡文海”、“杨佳”就可以找到这两个事件的详细资料。
胡文海和杨佳，前后只相差7年多时间，爱上网的杨佳，今年28岁，想必也知道胡文海的故事，知道这个以暴制暴、鱼死网破的悲剧。胡文海的反叛不是孤立的，杨佳的拼命也不是孤立的，我自己身边时而有这样的故事，不过够不上新闻，够不上舆论引导，从而在人心里沉淀，转化为一种社会仇恨、变成地下的岩浆，等待火山爆发。
30多年来，沈阳“二王” 、河南田明建 、北京白宝山 、锦州韩子明 、山西胡文海 ……众所周知的个人对当局的不满往往采用个人报复的方式，他们针对具体的官员采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方式。在我的家乡，比如计划生育不能生孙子了，就有人报复村干部将对方孙子暗暗地推入水中。那里的年轻复仇者说，我一个人命顶N条命值得；年老的复仇者说，我已经活了60岁了，和某某某一起死，我值得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就是来自这么一块土壤。
建国以来，综合个人以暴制暴的方式，不难发现有如下三个特征：
行为上：这些人是事先考虑周密、战术动作娴熟、作案轻车熟路，作案出手凶狠、杀伤力巨大——以寡敌众、殃及无辜；
心理上：心理素质过硬、视死如归（去了就没想回来），思想比较成熟、因为遭遇各种不公、对军政部门产生不满、心理，而疯狂报复、不计后果；
结局上：一战成名，并处死。典型的中国特色的恐怖主义。
3000多年来，国人对当局的以暴制暴表现为“布衣之怒”、“刀客”、“悍匪”、“侠客”、“强盗”、“绿林”等等说辞，散布在民间传说、说书弹唱、小说演义和各种戏剧中，从而一代一代地影响民众的思想，根据后世官方的需要，他们扮演革命者或者坏蛋的角色，其实他们是一种人格的人。在百姓和平的日子里，他们是闲谈的话资；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是不愿忍气吞声的教材。
（二）吾尝求古人人之心，鲜有公义之识
小布什在第二总统演讲中提到，我们应该坚信每一人都是有自己独特的价值的，不论他的地位、学历和财富。
因为人具有上帝的形象：中国古人说，人为万物之灵；摩西十诫之一就是不可杀人，任何人无权羞辱其人格尊严，或者剥夺其天赋权利。
这是公义的起点。无论是“好人”“坏人”，犯法的、还是遭害的，都具有！因此，产生了宽待俘虏的政策、被俘依然是国家英雄的传统；监狱不是地狱，犯人只是限制身体自由，其他权利不能剥夺的普世价值！
而这种公义的渴望、深深地根植于人性之中，虽然有不同的说辞，但是无法遮掩其天然的本性，当《南方周末》报道杨佳的犯罪动机的时候“有些委屈要承受一辈子的话，我宁愿犯法。凡事要给一个说法，如果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许多人格外感动，因为话语在他们心中引起了共鸣。
中国社会传统中，公义的缺位表现在两个方面：无形的信仰伦理方面；有形的社会制度方面。
在民间社会里，人对公义的渴望停留在本能的需要和自我防卫阶段。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一个村子着火不会引起另外一个村子的着急，反而干旱会导致彼此抢夺水资源而流血冲突；农村姓氏形成自我封闭的家族保护、家族中按照财富形成不同等级；农村游民和城市小工业者为了保护自己利益，不得不组建帮会和行会，形成各种自我封闭的组织来互相对抗。他们的指导思想是关公式的义气，一种小圈子内、互相照顾的伦理。“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而官方当局总是想法设法消灭民间组织，防止成为自己统治的祸患。
在意识形态中，帝王世袭的家族传统和儒家伦理相结合，孔子的“仁”本思想和“天下”观念很伟大，只是没有执行过。因为缺少人格平等观念、以及对制度制衡的贫乏，儒家伦理实际上是等级制度和皇族集权的帮凶。法家作为打手思想而存在。
老子思想很智慧，但是道家思想成了炼丹和保健的功夫，其智慧被演变为退让、装孙子，或者打八卦、成为了道教；佛学不得不作为传统的补充，出世而用：普渡众生、慈悲为怀有几个真和尚去执行？庙宇成了现实失败者隐居的地方、以及民间贿赂神仙求好处的地方。
他们中间也有有知识分子出于良知圣道、敢于对抗暴政、伸张正义，面对普遍的人性冷漠，往往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忠良一直是历史悲剧的主角，也是生活的孤独者、让后人凭吊、感叹、流泪！
即使在这些知识精英中他们的最高道德也是对皇帝的忠诚，而不是民众的同情，比如岳飞。“义”在《论语》《老子》《孟子》《诗经》中没有明确的定义，后世门徒各自体会、自由发挥、自由猜测；其它作品体现为“恩情”（《后汉书･章德窦皇后》：“恩不忍离，义不忍亏”），或者是“拜认的亲属关系”（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二：“隐士赵逸来至京师，汝南王闻而异之、拜为义父”）、“公共”的（干宝《搜神记》：…..骸骨万余，为立义冢），“外形、风度”（同仪，《管子･七法》“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 。
在任何人本主义传统的社会里，伦理不过是一种道德命令，能够影响的范围是自己利益圈子里，“天下”“四海”之类的观念是纸上的，即使在今天的美国，民主党往往漠视普世价值，人权民主对他们来说，说起来很好听，不如发展经济保护自己安全来得实惠。
人只有在仰望天国、信靠造物主的时候，“永生”呼唤他，上帝救赎让他们以感恩的心态去追求生命的意义，普世价值才会变成正常人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书生的理想，书本上的观念。中国传统中也有“立德、立言、立功、青史留名”的不朽愿望，但这只对于极为少数者有用，比如范仲淹，成不了气候。胡适意识到这个，提出“社会不朽论” ，告诉人们个人“小我”可以融入社会“大我”中得以永存，然而这种哲学的安慰代替不了信仰的力量，经受不了反右文革式的暴风骤雨，胡适的大陆学生人格坍陷溃不成军！
到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媒体报道，杨佳刀下的受害者已经有五名警察死去、一名保安死去，两名警察重伤。相比胡文海那时的网络评论，现在的网民几乎一边倒地为杨佳喝彩，对警察的死抱着刻薄的冷漠。
在林林总总的网络发言中，我看到杨佳的生命成了人们泄愤的工具，不禁私下里想，难道杨佳生来要想成为我们眼中的“刀客”吗？难道杨妈妈的儿子就是为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杀人好汉吗？
肯定不是！
如同《南方周末》的报道 ，杨佳渴望婚姻，渴望户外的自由生活，他是人，有人的尊严！当他的尊严遭遇羞辱和践踏的时候，淤积的苦毒和爆发的仇恨、激动他去报复别人！
杨佳从小就有的一个特点是凡事讲究规则,不乱穿马路,看不惯父母乱丢垃圾,会跑过去捡起来,“连玩丢沙包的游戏都从不作弊耍赖”。
在上海警方的案卷中记录了这个28岁青年的档案:杨佳,1980年8月27日生,籍贯河北省冀县,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前圆恩寺胡同某号,中等专科学历(函授,口供说是财会系),身高171厘米,体重77公斤,足长26厘米,脸型长方脸。没有前科。
随着父母婚姻的变故，青春期的杨佳变得孤僻沉默、后又失业在家！杨佳对警察的仇恨并非由上海警察单独造成的，而不是相关他曾经无故被警察打落门牙等事情关联。
亦有可靠人士透露:十七大期间,上海警方曾在京找过杨佳,跟他商量1500元数额的赔偿,但杨佳不肯罢休。6月份,上海警方给杨佳去了电话,“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搞大了。”
几乎与此同时,6月底,王静梅（杨佳妈妈—注）持续8年的上访终于又有了一个说法。“法院信访办答复她,按理说这个案子应该重审,但案子实在太小了。还是决定不予审理了。”王铁栓说。
王静梅大怒:“你这事小了的话非得闹大了才管啊?!”
任何道德说教很轻松，但是仔细想想，宽容不是一天能形成，伟大的爱也不是理论灌输的，刻骨的恨更不是单个事情能积累的，一个感受过社会他人关爱的人，必然懂得如何爱陌生人。一个冷漠的社会里，孤立的个人深深知道没有社会公义，人性极端自私、不讲天良的时候，才会对陌生人也充满仇恨！所以，当遭遇不公的时候，这种人唯有依靠个人的玩命报复羞辱自己的人，才是最后的解决。
理解了这个冰冷的罪的世界，也懂得了杨佳们凶杀犯罪的原因，也知道了还有无数个杨佳活着，只是演出还没有开始，这不光是单个人人性的原罪，还是社会的共犯（共业）：
扪心自问，当别人遭遇不幸的时候，我们又给予过别人多少爱，多少帮助，特别是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我们又是否对身边的人友善，是否看不起那些技能少，文化差、收入低的民众呢？
悲哀的是，不光是官场上有三六九等差别、商场上有富贵贫穷等差异、各人的基本人格也区分为小人君子；无论在我们生活哪个角落，一部分人总是刻骨地蔑视另外一部分人，一个人总是能找到自己看不起别人的理由，拉帮结派、勾心斗角、不按照游戏规则出牌、如狼谋利、皮厚心黑还公然张扬的时代！谈什么个人良知、社会公义，不杀人放火都已经算好人了。
小布什(George W. Bush)在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谈到自由的时候：
在美国的自由信念中，公共利益依赖于个人品格，这包括诚实正直、宽容他人，以及生活从良心出发。民有政府、根本上取决于民众的自我管理，个人的全部品格构建了家庭生活内，在邻舍社区中得到维护，并在国家生活里贯彻始终，它依赖于西奈的真知 、登山宝训 、《可兰经》教诲,与各种各样的信仰，在一代代美国人民的推动下前进着，他们坚信源于历史的善良和真理---公义的理念和它的追逐---都将被保有，从昨天、今天，直到永远。
在美国自由的信念中，权力运用因服务、宽容他人以及对同情弱者而变得高贵。所有人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人们的互相背离.我们国家依赖于那些互相帮助的邻里和用爱扶助迷失的乞儿。美国人最良好的表现在于珍重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而且永远记得那些所谓无能之辈也有他们的价值。
（三）杨佳和交警，恨不相逢宪政时！
如果在一个宪政法治国家，杨佳事情可能是这样的 ：
第一种可能：
警方压根不会随便检查自行车牌照，因为公民有几个人会带它？而且，自行车牌照在中国已经不是强制性规定，许多自行车买的时候就没有牌照。连电瓶车买的时候都不一定要上牌照，上牌照还要多交十块钱（这是我三年前碰到的事）。既然如此，这种执法本身的合法性存在问题。因此就压根没有此案。（我从10岁会骑车开始，从来没有带过牌照［软照］，若干年来我的车没有硬照。这次新买的有了。从来没有人查过。不知怎么就查杨佳。）
第二种可能：
警察：“请把这个自行车的牌照拿出来。”
杨：“您凭什么检查我的牌照？”
警察无语，因为没有法律规定。
于是放行。
第三种可能：
警察：“请把这个自行车的牌照拿出来。”
杨：“您凭什么检查我的牌照？”
警察：“依据某某法某某条，我可以检查。”
杨：我没有带。
警察：于某某日之前在闸北区某派出所交验。
于是放行。
（日后杨按时去交验，于是OK，或者杨没有去，于是引发诉讼。）
第四种可能：
警察：“请把这个自行车的牌照拿出来。”
杨佳：“这是我租的车。”
民警：“租的凭证呢？”
杨佳递上租车凭证，“请看。”
警察看过后一扬手，或者敬个礼：“OK！谢谢您的配合！”
于是什么事也没有，于是警民和谐。
这就是法治下可能的警察与行人的互动，不可能引发暴力。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杨佳的报复性暴力。
现在呢？双方火气都很大。说杨的态度不好，民警的态度就好么（看下面的录音）？自己看不清证件，怨当事人么？更为严重的是，当杨佳出示了租车文件后，警察必须放行，其后的行为没有任何正当性，是明显的滥用权力行为。这还不是一般的滥用权力行为，从事情的前因后果来看，警察存在明显的故意，故意显示自己的权威，故意给他们认为“态度不好”的当事人吃点苦头。这是将警察权力当作耍个人威风的工具的行为，否则无法理解警察的行为，凭什么关人家6个小时？
现在的问题还在于，直到现在为止，警方仍然理直气壮，不承认警察行为的不当，这就令人担心。连我最尊敬的上海警方都是这个水平，都是官官相护，都缺乏自省精神，其他地方的警察法治精神可以想见。
基督伦理中，从来没有指望个人的生命改变能变成神！人就是人，神就是神，是两种不同的位格。不相信一切领袖是圣人，自然不想警察是义人。
相反相信：人性是全然的败坏，必须依靠救赎。
教育孩子的时候非常好：你告诉他人性本善，他跑到大街上去，容易被人害死，他没有防人之心了; 如果我们社会相信有圣人，人性本善，我们就容易放松对别人的警惕，特别是对掌握公共权力、手中有刀枪者的警惕。
如果我们相信人可以成为神，成为菩萨，那么你用那么多规条限制我，是不是看不起我？不相信我，干吗还找我来做事，用我做事呢？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法律规条就遇到了文化习俗的障碍！
法治的本质是防止人性的漏洞！并且确信人人都有漏洞，并非只有在人性生“无名”，没有控制好的时候才会犯罪！人人都是罪人（sinner），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法治（rule of law）
我们如果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区别对待：有些人素质高就不需要很多法律来监督，有些人地位高就可以代表别人就可以不需要言论监督，有些人文化少读书少就可以应该受歧视受逼迫，有些人犯过罪干过坏事就应该被羞辱、活该！
这种文化导致一部份人骄傲轻视另外一部份人，另外一部份人卑贱仇恨另外一部份人，人和人自然变成冤家仇敌！和为贵只是幻想而已。公义的前提是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即使你说不来！因为人是上帝按照他旨意创造的，这不是人能完全明白的！这是信心的结果，不是逻辑的结果。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铺垫。
在此基础上，宪法对基本人权的捍卫，对所有人性约束，特别是公共权力的约束成为社会公义的基础！
宪法的庄严不在于它是什么权力机构制定的，否则它依然是人写的，一张纸而已！人是活的，文字是死的，遵守法律，除非万不得已，有病的人才守！
宪法的伟大是上帝自然正义原则的衍生，是高于任何人的权威，政府和元首必须接受它的管制，遵守宪法是元首的本份，而不是谦卑或美德！
河边上能抓到鱼，干吗要到河中间去呢？
如果杨佳、胡文海等人能有正常上诉的途径，胆大妄为的权力有政党轮流监督、媒体自由报道、专业民意代表监督、独立司法机关审判，大老爷的眼睛敢长到眉毛上吗？普通人用得着以暴制暴吗？损人也损己吗？！
当然在此，我并非提倡个人的暴力反抗，我依然主张和平的改革，一点一点推进社会进步，但是事情有轻重缓急！比如我们主张保护动物、珍惜环境，这里有一个前提，老虎不吃人，狼不到村子叼走孩子，否则连人都不能保护，你还保护动物干嘛？老虎、狼是应该保护，前提是老虎和狼必须用栅栏圈养或者关在笼子里！
杨佳们和十个警察都是悲剧中的受害者，杨佳妈妈和十个警察家庭同样是不幸的、值得同情的。悲剧不是以我们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且还可能继续！我们必须将权力野兽关进笼子里，建设宪政体制，一种公义的社会体制。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以上文字，我引用第一被告人胡文海依法定程序作的最后陈述：
“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的去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时侯起的性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
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 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等企业上交的 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
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
可是，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些只挣着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
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
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
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
（四）思考悲剧：有多少恨会重来？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而“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
这些思想是红色中国非常熟悉的，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杨佳将走上胡文海一样的结局——枪毙。许多人关注的新闻焦点就会开始转移到其它事情上。社会依旧和谐，人类依旧文明。生命的悲剧，在看客的眼里也只是戏剧。
作为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乡土，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民族，我们依旧必须生活在这个国度，不管你是爱还是恨。我们依旧必须面对许多文明世界里不文明的事情。
暴戾的个性和暴力的社会制度一致，因为人不是孤岛，一切脾气习性都是环境组合的。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做什么，也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做什么，但是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掌管好自己，我们的生命是否得到救赎？我们内心是否已经充满了良知？我是否有爱心，爱造物主创造的人类中最普通、最卑微的邻居呢？我身边的人是否从我身上看到上帝的形象——包括爱和智慧呢！
如果没有，我们的生命将走向何方？要如何改变呢？又如何帮助别人改变生命呢？
什么样的体制和什么样的民众一致的，人性已经全然败坏，不要相信人可以成为神、人可以圣化！人和人之间的罪性只是量差异，而无质区别。我们谴责官员并非是天上掉下来的，那些官员不也是从我们这些百姓中成长的？我们是否参与不良制度的分赃？我们是否想过社会体制的改良？我们是否为社会制度的公义做过什么呢？哪怕是一句公开的言论，哪怕是一块钱的捐款，都是集功累德的善举。
不要问别人做了什么，不要告诉人我将来要做什么，顺着自己的良知，我现在能做什么？
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