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侠杨佳青春档案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岳君 实习生 李庆雅 陈强 贾思玉 吴瑶 发自北京 2008-07-17 08:57:09 来源:南方周末
一位权威人士透露，在一度拒绝配合警方做口供之后，杨佳首度解释犯案动机的第一句话赫然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上海袭警案的主角杨佳，退掉了他在招待所的房子，拿一把刀走进上海闸北公安分局。临行前他对招待所老板说：“明天不用住了。”
一个从容赴死的青年，一个破碎贫寒的家庭，一场惊天动地的抗争，以及无尽的伤痛，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沉痛思考。
网络日志中的杨佳，阳光，健康，活跃，渴望结交女友；现实中的他，倔强，忠厚，沉默。28岁的他如何走过自己的青春旅程？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北京青年在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后，选择用如此极端的方式结束别人的生命，同时终结自己的青春？
上海闸北公安局21楼，督察支队2113办公室，一支枪对准了杨佳。他终于开口：“你开枪把我打死吧，我已经够本了。”没有任何忏悔的意思。
在紧急支援的持枪特警出现之前，被多位民警制服的杨佳暂时被反铐在办公室内。被擒后，他没说一句话，只是不断喘粗气，喉咙里发出“嗬嗬”的低吼声，双眼通红，手上粘满鲜血，白色T恤的左半部已被鲜血浸湿。
一位权威人士透露，在一度拒绝配合警方做口供之后，杨佳首度解释犯案动机的第一句话赫然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最终代替木讷寡言的杨佳“给出说法”的，是一柄二十多厘米长的单刃剔骨刀，是次袭警事件，六位无辜的民警成为刀下亡魂。
刀刀见血。几乎只有一种刀法——杨佳用刀对准民警的胸腹部或者颈部动脉，猛烈插入，然后用力上挑。这会使人在5到20秒内因失血过多而毙命。这栋驻扎着大量内勤民警的综合性警务办公大楼在专家眼中是这个国家强力机关的“柔软的腹部”：死亡的民警平均年龄50岁，其中有科技科民警，也有后保处服务中心主任。
在主流语境中，这把血债累累的刀的拥有者完全可以用“丧心病狂”、“穷凶极恶”、“毫无人性的暴徒”来形容；而网络中则有一些网民给予杨佳同情以及只有近年焦点人物时常有过的那般的待遇：“刀客”杨佳有了自己的“武林列传”：性刚烈如杨佳者,不惧死而惧受辱,一朝受辱,必流血百步,伏尸数人……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语境之外，在成为焦点之前，一介草民杨佳有着怎样的人生?
成长档案
杨佳从小就有的一个特点是凡事讲究规则，不乱穿马路，看不惯父母乱丢垃圾，会跑过去捡起来，“连玩丢沙包的游戏都从不作弊耍赖”。
在上海警方的案卷中记录了这个28岁青年的档案：杨佳，1980年8月27日生，籍贯河北省冀县，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前圆恩寺胡同某号，中等专科学历（函授，口供说是财会系），身高171厘米，体重77公斤，足长26厘米，脸型长方脸。没有前科。
在前圆恩寺胡同内，在一个老北京普通的四合院的普通人家，杨佳度过了他的普通而不乏快乐的童年。
杨佳的父母在上世纪70年代结婚。父亲是一家影院的电工，小时候会带杨佳去影院看电影。在杨佳13岁的时候，他与妻子王静梅离婚，很快又组建了新的家庭，然后像一个戛然而止的长镜头一样淡出了杨佳的生活。
王静梅则是杨佳一直相依为命的母亲，也是从未谈过对象的杨佳生命中唯一亲近的女性，准确的说，是他唯一亲近的人。
杨佳小学同学邓世博对那时杨佳的印象是：成绩一般，个头一般，口才一般，各方面都不算突出，但积极参加班级活动，有时也会跟同学打打闹闹，但不记仇，很快就又好了。
王静梅的好友王铁栓形容王年轻时容貌出众，声音甜美，性格开朗，“没结婚之前在劳动文化宫当解说员，那都是百里挑一的人。”王静梅对这个独子甚为疼爱，幼时放学后杨佳总是背着一个小书包，跟在妈妈身后回家。
邓世博去过几次杨佳家里玩，都是父母不在的时候。“他那时候爱看书，但基本都是小孩爱看的漫画书之类。”
住在杨佳邻院的李佳则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李佳说，那时杨佳放学后喜欢一个人躲在家里看书。“当时他父母感情也很好，觉得他家庭很美满”。
杨佳从小就有的一个特点是凡事讲究规则，不乱穿马路，看不惯父母乱丢垃圾，会跑过去捡起来。“连玩丢沙包的游戏都从不作弊耍赖。”邓世博说。
那个时候，杨佳的家庭完整，生活幸福，小学岁月让他充满怀念。据《京华时报》报道，2006年，杨佳加入网络上的小学校友录后，第一条发言就是希望大家能在入学20年后聚会庆祝。
1994年，杨佳父母离婚。当时，杨佳的母亲王静梅在一家洗衣机厂下属的招待所工作。对于离婚的原因，杨父不愿多提，只是简单说，夫妻因为怀疑对方有外遇，猜疑逐渐增多，最后导致离婚。母子两人搬离了前圆恩寺胡同，前往东城区一处房屋居住。
此后，杨佳变得越发沉默寡言离群索居。
邓世博回忆，青春期的杨佳显得敏感而孤僻，尤其不愿谈及自己的父母，“偶尔问起也就岔开了”。但那个时候起杨佳迷上了爬山，喜欢和老同学一起爬香山等京郊山地，在暴走中让自己体内随身体一样发育的少年心事得以纾解。
“家贫百事哀”
王静梅曾怀疑杨佳得了心理疾病，希望看心理医生，但因经济原因，最终还是放弃了。
相依为命的母子俩的生活可以用“家贫百事哀”来形容。
离婚没多久，王静梅工作所在的雪花电冰箱厂也倒闭了。杨佳跟母亲搬到慧恩寺一套安置房里，这里大都住着上年纪的拆迁户。初中毕业后，杨佳念了一所民办技校的财会。杨父开始还来看看杨佳，给他们一点生活费，后来再没有过来。
据媒体报道，截至案发，杨佳已经四年与父亲全无联系了。7月1日，当律师谢有明询问杨佳单亲家庭对他的心理伤害时，杨佳作出很无所谓的表情。谢有明意识到，这是一个特别倔强的人。
“杨佳不爱说话，也不肯示弱。”只有在提到他母亲的时候，杨佳的态度才会柔和起来。“他说他母亲很可怜，很辛苦地在养他。”
1999年技校毕业之后，杨佳在望京购物中心实习，随后在首体家乐福工作一年多。“他觉得单位里怎么有那么多尔虞我诈的事情，看不惯就走了。”王静梅的好友王铁栓说。
此后，在一家公司短暂工作后，杨佳失业在家，变得越来越不愿和人接触。
2000年，王静梅在宣武区虎坊桥东边的一个招待所当服务员，因为一次肢体冲突，她开始了一场影响母子二人至深的漫长上诉。
王铁栓回忆那件“悬案”的起因说：王静梅是1955年生人，属羊，在这个年龄段算是长得出众的，那会还显得年轻。那家招待所的经理看上她，老想跟她套关系，她看不上。而另一个女服务员因此跟她争风吃醋，老觉得她是眼中钉，再加上工作时候又起冲突，一次瞅准没人的时候，那个女服务员上来就把她摁倒，啃她，腿上咬掉一块肉，导致住院。
王静梅把对方告上法院。“可单位没人看见当时情况，没见证人，虽然其诊断证明等证据都齐全，可对方说也瞧病去了，后来补充了一个假条和1352元的医疗费证明——而王静梅也花了1352元，对方明显是找医院关系后补的。最后法官各打五十大板，认定双方互殴，各自负担。”王铁栓说。
王静梅对此耿耿于怀，开始了漫长上访之路。退休之后，更是常年将主要精力放在上访上，辗转于北京公检法各部门，直至北京市委、国务院信访办和最高法院信访办。她因为这个事，心里非常不痛快，后来还生了动脉瘤，大出血动手术。
“她这人本来心劲挺高的，我感觉她虽然不富裕，对钱并不在乎，但认理。”王铁栓有一次劝她不要这么漫无止境的在官司上这么耗下去，王静梅急了，说你这人怎么这样，一点原则都没有。
她打官司时结交的“讼友”郝家隽说，每次见到王静梅，她都穿一件80年代的黄色长袖外套，无论冬夏，从不更改。
不仅因为打官司而生活困顿，王静梅还遇上了其他不顺心的事。她曾上婚姻介绍所登记，结果被一个婚托骗了一笔钱，给她介绍了一个结过婚的人。再找的话，又要再交费。
官司越发成为王静梅生活的精神动力，但她还必须面对失业在家的儿子。“我出去打官司，必须在早晨做好一天的饭，不做我儿子就不吃。”王铁栓曾提出帮王静梅劝劝杨佳，但王静梅拒绝了，她说杨佳拒绝和人交流。
有一次，王静梅曾向朋友说起，她怀疑杨佳得了心理疾病，希望看心理医生。这也许是一次避免日后悲剧的机会，但因经济原因，最终还是放弃了。
“门牙被打掉了，补牙花了几千块钱”
杨佳一直找不到工作，整天坐在电脑前上网，唯一的外出是帮母亲买个油盐酱醋。“王静梅的厚厚一摞申诉材料，都是让杨佳帮她在电脑上打的。”王铁栓说。
杨佳所住单元301的邻居说王静梅这个人脾气倒是有点古怪，有点拧，较真儿，凡事非要找出个理儿来。杨佳平时看上去倒特别普通，不显眼。也不怎么爱说话，但是挺懂事的。比如在楼道里，看见你提着很多东西，他就会给你让道，或是问问说用不用帮你提。
偶尔跟邓世博等老同学聚会，杨佳也经常一言不发，仅仅是问候一下最近好不好。
去年3月，王静梅上访找人大代表反映问题，后因故被拘留十几天。回去时她发现门锁着，杨佳也没影了——他去同学家了。
王静梅1500元的退休工资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不得已，她经常找些促销或是小时工的活儿打散工，她还曾到民政部门给儿子申请低保，但遭拒绝。“民政部门说王静梅有退休金，不符合低保标准。”
王静梅希望儿子的人生不要像她那样越走越窄，鼓励杨佳多出去走走，散散心，并把自己攒下来的退休金交给儿子外出旅游。
网络和户外运动是杨佳宣泄郁闷的出口。网络之中，杨佳的精神是健全而活跃的。
他在校友录上热情招呼新注册的老同学。他还是班级QQ群的管理员，没有工作的他上线最为频繁。
杨佳有一个博客，博客名为“非常地妖”，没有恋爱史的他在交友目的一栏上写道，“社交,约会,认真交往,交友”。他说，“一个大龄光棍现在最想结交的就是美女”。
杨佳在绿野INFO等多个户外旅游论坛注册了账号。邓世博说，杨佳喜欢在校友录和QQ上发他在野外时所拍摄的景色照片。很少见面的杨佳就这样在照片中朝他们微笑。
在驴友圈，杨佳参加活动时很主动，话不多，但乐于助人，见到漂亮女孩很腼腆。在郎八拉之行和杨佳始终走在一块的KEEM对他印象很深：“休息的时候他两次给大家买冰棍，我们都挺意外。”
然而，前年冬天杨佳在山西旅游时，不期然地跟当地警察发生了一场冲突。
王铁栓说：“杨佳在太原火车站被警察打了。排队进站，前后人挤人，他怕别人偷东西把包挎在胸前，警察说他不好好排队，他顶嘴说排着队呢，结果被请到派出所，在派出所被打了。门牙被打掉了，补牙花了几千块钱。”
母子俩又一次不断上访告状，告到公安部，“那回人家承认错误，的确是打了，赔礼道歉。还赔了三万块钱，但打他的事情在心理上肯定有阴影。”
接近杨佳的权威人士称，杨佳指控当日在派出所遭到“七八个警察的殴打”。上海市公安局对于杨佳在讯问期间被殴打的说法给予了否定。
杨佳的姨妈说，刚工作时杨佳攒钱买的新自行车被偷。结果在冬夜，杨佳在大雪中走了近6个小时才回到家。从此，杨佳特别痛恨偷自行车的人。
2007年10月5日傍晚时分，上海市闸北区普善路口。杨佳为了旅游方便租用的自行车被警察拦下。
上海市火车站在闸北区，治安相对混乱，警方查外地人很严格：一般说来，没有车牌，警察即有权拦车询问。杨佳正在上海旅游，骑着租来的一辆无牌无证的自行车，受到巡逻民警盘查。
杨佳对于盘查的民警十分抵触：“你为什么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查看我的证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为什么不拦（他们），就拦住我一个……”
这样的对抗在路口一直持续了40分钟。根据上海警方公布的录音，场面更像是杨佳在盘问警察：“你有什么理由在这占用我的时间？这是法律规定的吗？你把法律拿过来，你会背！你就这样子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有什么理由？”
“法律？什么叫法律？法律哪一条规定你临检无缘无故要这样地抢我的证件。你怎么可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杨佳被带回芷江西路派出所继续接受讯问。此后所发生的事并没有被公布。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律师谢有明在听完杨佳的陈述后，表示自己完全能够理解杨佳。但他说不方便透露具体内容，因为那只是杨佳的一面之辞，有待核实。
接近杨佳的权威人士称，杨佳指控当日在派出所遭到“七八个警察的殴打”。上海市公安局对于杨佳在讯问期间被殴打的说法给予了否定。
有消息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进一步透露：当时杨佳和民警们发生了误会，杨佳说自己只是举起手做了一个防护的动作，民警却以为他要反抗，将他按倒在地，“他说民警们搜查了他的包，还把他的衣服都搞脏了”。
在杨佳的要求下，督察到场。但督察并没有给他满意的答复，相反激起了他更大的怒火。
被释放回到北京之后，像前次状告太原警方一样，杨佳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的要求，认为不应对他进行盘查。
对此，公安督察部门经过核查，认为民警执法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两次赴京对杨佳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但杨均不满意。
上海权威人士称：当时确实发生了肢体冲突。为了息访，警方二次派人去北京做工作。
亦有可靠人士透露：十七大期间，上海警方曾在京找过杨佳，跟他商量1500元数额的赔偿，但杨佳不肯罢休。6月份，上海警方给杨佳去了电话，“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搞大了！”
几乎与此同时，6月底，王静梅持续8年的上访终于又有了一个说法。“法院信访办答复她，按理说这个案子应该重审，但案子实在太小了。还是决定不予审理了。”王铁栓说。
王静梅大怒：“你这事小了的话非得闹大了才管啊？！”
几天后，一语成谶。
在上海的最后时光
上海梅园招待所，少侠决战前最后的住所。
6月12日，28岁的杨佳在上海市芷江西路165弄深处的“德保旅社”入住，房间号111，在一条昏暗走廊的尽头。
杨佳这次仍骑着一辆成色尚新的自行车而来，车锁尚未安装。老板曾善意提醒他提防偷盗。
尽管旅馆老板坚称，这是杨佳第一次入住，但仍有近旁的邻居对南方周末记者言之凿凿，称去年的10月间，曾目睹杨佳亦曾来此，“还有警察陪伴”。
德保旅社距离芷江西路派出所咫尺之遥，分列弄堂两端，系居民住宅楼的一楼改造而来。警方事后调查称，其在此处曾用望远镜窥伺派出所数日。
在闸北，类似的隐身于住宅区中的私人旅馆，比比皆是。尽管条件简陋，但房费便宜。杨佳以找工作为名，登记入住，原本68元的房价在几番商量后，优惠至40元。
这是一间只有4平方米的简易房间，一张窄床和一台破旧彩电。因为时逢黄梅天，天气凉爽，屋内的空调从未启用。房间内并无正规窗户，仅有的阳光来自东墙上A3纸大小的窗洞。“他有一天想换一间有窗户的房，也没换成。”服务员说。
其间，因不适应南方饮食，杨佳曾试图向老板借用厨房设施自起炉灶，但被拒绝。此后，仍以盒饭度日。
杨佳在这里整整住了12天，在老板眼里是一位守规矩的房客，每隔一两天按时交纳房费，从无拖延。时间久了，老板曾询问其找工作情况，他总是寥寥数言，“还没呢”。
6月23日，杨佳乘火车返回北京。警方称其将旅游及登山装备放回家中，两日后再度折回上海。这次他将住处选在了长安路上的梅园招待所，同样深栖于弄堂深处。袭警案案发地闸北公安分局大楼，正在五分钟路程之外的街口。
杨佳入住的二楼的202-2房间被一道新锁锁着。旅馆老板称，系警方所为，以阻止外人进入。他一去不返的房间里，如今还残留着一盒蚊香、一把雨伞，一件白色T恤，已经晾干并叠好放在床边。
一听八宝粥和一袋牛奶仍放在电视机柜上，这也许是他当天未竟的早餐。
他曾在家得利和联华两家超市里流连，并对各类促销广告饶有兴趣。即便已向不归路，仍竭力维持着基本的生活质量，比如薯片等零食，洗涤所需的消毒液，驱蚊用的花露水，还有一套整齐的牙具。
一墙之隔的来沪打工的河北邯郸姑娘李娟（化名），总是在早晨六点被其出门时甩门声惊醒，她颇有微词，但却从未与这位邻居照面——几乎每天都是深夜一时，又一声关门声，才提示主人回来了。
李娟的房间与杨佳的房间只隔一道纸板墙，隔音效果很差，几乎隔壁的一举一动都能清晰听见。但这最后的五天里，她除了深夜对方的呼噜声外，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
7月1日上午9时左右，杨佳从梅园招待所退房，说“明天不用住了”。
40分钟后，他快步走进闸北公安分局，走向命中注定的最后的战场，走向和司法强权抗争到底的人生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