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节选）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常出现“皇帝的新衣”那种故事，反复上演“指鹿为马”那样的闹剧，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一定是生活在迷信、愚昧、思想专制统治之中。在1978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取得了重大胜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主题报告就生动说明了这一点。
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43页）
谁料三四个月后，社会上的舆论又出现“倒春寒”，批评、攻击三中全会和思想解放的声音又再次抬头。一些地方刮起的一股股“左”风，竟然还左右了当地的舆论。如1979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转载了《辽宁日报》一篇题为“莫把开头当‘过头’”的报道，支持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但当作者范敬宜一听该文公开发表，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他竟脑袋“嗡”的一下，第一个反应就是“又闯祸了”！
时隔20年后，作者介绍了他当时的思想状态：1979年3、4月间，情况突然变化，社会上出现一股冷风，传说什么“三中全会的政策过头了”，“现在农村中资本主义泛滥了”，“辛辛苦苦2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把农村状况描写得一团漆黑。特别是4月间（注：疑为３月间）《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发表一篇署名文章之后，否定三中全会路线的声浪更是甚嚣尘上。《辽宁日报》社每天收到的来稿，大量是反映如何“反击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阵地”之类的报道。……如果三中全会的路线、政策真是“过了头”，报纸今后如何继续宣传三中全会精神？（《新闻战线》1999年第10期）
范敬宜同志长期在新闻领域工作，先后担任过《经济日报》和《人民日报》总编辑。三中全会开过之后，他本应更加意气风发地报道我国出现的各种新生事物，却有如此之重的思想压力，这一事实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注意和思考。
在历史重大转折关头，在党的路线方针重新定向的时期，耀邦同志的心情非常不平静。他深感当前的任务极重，工作压力很大。他那时已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宣部部长，他必须综合研究很多问题，已不能像在某一具体部门工作时那样考虑问题了。1979年6月15日，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对当时不符合三中全会思想解放路线的消极言论有所批评：
我们党内有个非常坏的习惯和风气，中央文件也不好好看，报纸更不好好看，就是刮风。今天刮这个风，明天刮那个风。最近一些地方和个人刮风相当厉害。有人传说三中全会是“放”、“偏右”，三月份以后要“收”了，要反“右”了，形势不好，要下马了。
第二天，他在中央党校一次会议上如实道出了自己内心的激烈矛盾。他说：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事情比较多，我已经向中央提出了建议，减少我一点兼职，不是说自己在偷懒，而是怕办不好。事情办不好，我们也是很痛苦的，办不好我们心里也是感到很耻辱。我们的心思有时候不一定在讲台上讲，甚至我们也不采取那么一个办法，告诉自己的秘书和子女。最要紧的还是抓紧自己的学习，还是抓紧自己的工作，还是把自己的精神境界提得高一点。这是最对得起党的，对得起家庭的，也是最对得起自己的。
耀邦同志这段表白，是敞开胸襟无意中的自然述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和情感呢？我认为，随着职务地位的变化，在他真诚执著的本性中多了一份忧患苍劲的思考，在热情奔放的性格中添了一份孤独的心绪。这种心境一直伴随他，直到去世。这是我在1983年以后，才逐渐感受到的。很多人说他是一个热情澎湃、易动感情的性情中人，非常对；但他苍劲孤独的一面，很少有人察觉，这算是我观察到的一点秘密吧。
胡耀邦：1977年3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2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80年至1987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89年4月15日逝世
胡德平：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耀邦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