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02

作者： 周可真

我在《“大师”者“大肆媚俗之师”也》一文中揭示了普遍存在于当今中国学界的媚俗现象，这种媚俗现象无疑与现行学术体制有关。不过，就象现行政治体制下，贪官污吏多多，但毕竟不是所有官员都是这样，清廉者也不在少数。同处于一种体制之下，为什么这些清廉者就正直，而那些贪官污吏就腐败？这说明，在同一体制下，是否奉公守法，个人的思想意识是关键因素。学术也是如此，同一学术体制下，为什么有些学者正直，另一些学者邪乎？也是个人的思想意识问题。

所以，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既有制度因素的作用，更有个人心灵因素的作用。制度是外在约束机制，心灵是内在自律机制，它们固然有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外在约束机制是否有效，是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内在自律机制是否有效，是个人生活信念方面的问题。

正直、清廉者所信奉的生活观念是正确的，因为它使他们知道做人的起码尊严与为人的起码责任，这种尊严与责任是“天理 ”“良心”的要求，也就是人类普世价值的要求。也因为有这种普世价值的存在，所以古今中外总有那么一些人，尽管其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千差万别，但他们在普世价值的引导下，正直为人，清廉为官，正是这些人保证了他们所在社会的稳定发展，从而促成了人类文明的累积与进步。

普世价值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根据，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同形态的文明之间赖以开展对话与交流的精神基础。承认普世价值，就是意味着承认价值世界也是多样而统一的世界，就象物质世界是多样而统一的世界一样。物质世界的多样统一，是我们赖以认识物质世界普遍规律的现实基础，因为这种普遍规律恰恰是存在于多样的物质现象之中。从物质世界的多样现象中寻求其统一的规律，这是科学的任务。同样道理，价值世界的多样统一，也是我们赖以认识价值世界普遍精神的现实基础，因为这种普遍精神恰恰是存在于多样的价值现象之中。从价值世界的多样现象中寻求其统一的精神，这是人文科学的任务。所谓普世价值，就是价值世界的普遍精神。

普遍与特殊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即在某一领域内普遍的东西，在另一更大领域中就是特殊的东西，反之亦然。普世价值作为价值世界的普遍精神也是相对的，即在某一领域中是普遍的东西，在另一更大领域中就是特殊的东西，反之亦然。具体言之，在中国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它们都各有其时代的价值，这种时代价值相对每个时代中具体的人和民族及社会阶层而言是普遍价值，相对整个中国历史而言则是特殊价值。就整个人类世界而言，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各其本族、本国的价值，这种民族价值、国家价值相对每个民族中具体的成员、每个国家中具体人和民族及社会阶层而言是普遍价值，相对整个人类世界而言则是特殊价值。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这个时候、这个状态下的普世价值，就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普遍价值。这种普世价值是其民族、国家内部开展社会交往的精神基础，也是维系其民族、国家的稳定而保持其统一的精神基础，离开这种普世价值，民族就会解体，国家就会分裂。

当着人类社会发展到全球化时代，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以及各个地区之间在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各个层次、各个领域都是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着的，这种全球化（globalization）状态，客观上要求有一种比以往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普遍价值更加普遍的普世价值，这种全球性的普世价值是全球化时代条件下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赖以开展互相对话与交流的精神基础，也是维系全球稳定而保持其统一的精神基础，离开这种普世价值，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以及各个地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便缺乏其精神基础，从而全球化进程就会因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以及各个地区之间的价值冲突而遭受严重阻碍，从而这个统一的世界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但是，普遍与特殊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普遍只能通过特殊而存在，决不可能有脱离特殊的普遍，脱离特殊的普遍只是关于普遍的幻想，而非现实的普遍。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普遍价值也只能通过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以及各个地区的特殊价值而存在，亦即必须在尊重这些特殊价值的前提下才能建构起来。这种价值尊重，就是不强迫人们接受某种新的价值，而是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来逐渐消除其价值隔阂，从而使人们自觉自愿地接受某种合于彼此共同利益的新价值。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以及在这种对话基础上普世价值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任何急于求成的做法都只会使原有的价值隔阂变得更加严重，从而势必造成更加严重的文明冲突，致使全球化进程遭受更加严重的挫折。

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明冲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处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人们所无法回避的，人们只能正视这种冲突并设法化解这种冲突，使自己在这种冲突中尽量付出较小代价或使所付出代价减少到最低程度。对在这种文明冲突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人们来说、他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文明有进步与落后之分，这种文明差异是历史地造成的客观差异，它与人的主观愿望无关，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相反，人的主观意志应当如实反映这种客观差异，根据这种现实的差异来决定自己的所思所为。

文明的进步与落后，在感性世界中主要表现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以及各个地区之间在与一定科技发展水平相应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方面的强弱，这种强弱差异是从有形可见的物质形态上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差异，这种差异我们可称之为“文明之器的差异”。然而，“文明之器”实有与之相应的“文明之道”，它们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从本质上说，文明的进步与落后，并不于“文明之器的差异”，而是“文明之道的差异”。

“器”有强弱之分，“道”有高下之别。“器”的强弱与“道”的高下固然不是直接的同一关系，因为“器”作为“道”的现象形态，它总是多样性的存在，这些现象性存在既有表现“道”之真相者，也有表现“道”之假象者，故仅仅依据“器”的某些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是不足以判别“道”的差异的。但是，就“器”的整体而言，它必是“道”的显现，“道”就存在并且表现于“器”的整体上。就文明的进步与落后关系来说，某个国家在科技、经济、军事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硬实力”的总和，即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它作为这个国家“文明之器”的整体，无疑是体现着这个国家的“文明之道”的。在这意义上，其“器”之强弱是体现其“道”之高下的，其“器”之强是意味着其“道”之高，其“器”之弱是意味着其“道”之低。

所以，根据较长时期内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可以判断这个国家的“文明之道”的高下：在这个较长时期内，其综合实力总是强于别国，就说明其“文明之道”高于别国，从而也说明其国之文明高于别国文明，也就是比别国文明较进步；反之亦然。

文明的进步与落后本质上是“文明之道”的高下，而“文明之道”的高下蕴含着价值的高下，因此在文明冲突过程中就有强势价值与弱势价值之分：“文明之道”较高者的价值是强势价值，“文明之道”较低者的价值是弱势价值。面对来自文明相对进步者的强势价值的挑战，文明相对落后者不应采取死守其弱势价值的自我封闭态度，而是应当积极地迎接强势价值的挑战。这种迎接挑战的方式，应该如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某些具有自己独特价值的个人对待在其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主流价值那样，努力学习这种主流价值，在其学习过程实现自我价值的转换，从而使自己能够融入到这个社会共同体中；反之，如果这些个人拒绝对主流价值的学习，一味坚持自己所独有的价值，他们就融入不了这个社会共同体，甚至会被这个社会共同体所抛弃。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都面临着来自西方文明的强势价值的挑战，至今依然。清末时，中国人普遍的态度是拒绝西方文明，只有部分人愿意学习西方的“文明之器”，这部分人以“洋务派”为代表，但包括“洋务派”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一致拒绝学习西方的“文明之道”，只有极少如严复那样的人物才注意学习西方“文明之道”中的科学之道。在面临西方强势价值的挑战时举国上下都采取这种自我封闭的态度，由此就造成了中西文明之间极其严重的冲突，其冲突的结果就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人差不多都变成了亡国奴。直到“五四”运动时，中国的一些进步青年、进步学者才表示了学习西方 “文明之道”的强烈愿望，他们不仅像严复那样主张学习西方“文明之道”中的科学之道，还主张学习西方“文明之道”中的民主之道，即主张同时向西方的 “D（德）先生”和“S（赛）先生”学习。这种同时向“D先生”与“S先生”学习的主张，就是所谓“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是面对来自西方强势价值的挑战所应取的应对方式。事实上，正是在“五四精神”的熏陶与影响之下，才有中国现代史上民主运动（包括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阶段）的开展，从而才有新中国的诞生。

但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曾经有一个阶段，“五四精神”遭到了阉割，人们普遍地拒绝学习西方“D先生”之“道”（民主、平等、自由等观念），只是部分地吸收了其“器” 的方面（如“民主”、“平等”、“自由”等词句以及民主体制的某些外在形式），同时非常有限地学习西方的“S先生”，并且就是这种非常有限的学习，也只注重学习“S先生”之“器”（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等），而并不重视学习“S先生”之“道”（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当然，这种情况是在整个世界处于“冷战 ”条件下发生的。在“冷战”后期，“冷战”双方关系得以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种相对缓和的国际大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先后在“科学的春天”的号召之下和“科教兴国”政策的引导之下，大规模地开展向西方“S先生” 学习的运动。但是，这场延续至今的学习运动，仍然只是注重学习“S先生”之“器”（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等），而不重视学习“S先生”之“道” （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至于对西方的“D先生”，尽管较诸过去有所重视，然其学习态度依然显得犹犹豫豫，时冷时温，缺乏坚定的意志与热情。

诚然，改革开放以来所开展的向西方文明的学习运动，也有超越“五四精神”之处，就是从经济方面学习西方的“E先生”（市场经济），并在其学习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热情地请来了“E先生”，却冷冷地仍把“D先生”拦在大门口，由此便造成了这两位原本相依为命而处在“ED合一”状态的“先生”之间“ED相分”的格局。

其实，离开“D先生”的帮助，“E先生”是难以独立成事的。所以，现在中国所请来的这位“E先生”感到十分为难，其心情郁闷，常常发脾气，闹得市场上假货“贼多贼多”，至今更是被他闹得四处发生矿难，连祸及千百万婴幼儿的“三聚氰胺罪案”都出来了。看这形势，要是“E 先生”总是脱离“D先生”而单独行动，那“E先生”迟早要把中国闹腾得一团糟！

不请“E先生”也就罢了，既然请了他，却又不请他的老撘档“D先生”，把他们硬生生地分开，这让“E先生”如何单独开展工作呢？

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下，被请来的“E先生”无论如何被改造，都不能把他改造得无法在全球经济环境中开展工作，也就是说，中国的“E先生”和西方的“E先生”在其性质和功能上应该是同一的，否则，他们便无法“物以类聚”地聚集到一起。所以，既然从西方请来了“E先生”，就得同时请他的“原配”“D先生”一道过来，而不能用他所根本不熟悉的中国土产的“D先生”来做他的撘档，如此“乱点鸳鸯谱”，是根本无法让他们“ 精诚团结”地协同工作的。

更何况，西方的“E先生”不仅和他的“D先生”是老撘档，他和他的“S先生”其实也是老撘档，现在“E先生”请来了，“S先生”也请来了，就是不请“D先生”，这样实际上“E先生”和“S先生”就都只是请来了一半，所以，他们工作起来自然只能是半心半意，心不在焉。而且，离开了“D先生”，不只是“E先生”会经常发脾气，“S先生”也会发脾气，也会闹腾，如今中国的环境给污染得都快不成样子了，这主要就是“S先生” 闹腾的结果。

总而言之，照中国现在的形势，如果再把“D先生”拦在大门口，不让他进来，不让他和已经请来的“S先生”和“E先生 ”合作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中国的“鼎”是难以立得起来的，就是给它配上一只“脚”（中国土产的“D先生”），因非其原配，其性质和功能都与其它两只 “脚”不相协调，其“鼎”就还是立不起来，就是勉强立起来，也绝不稳定，其倾覆之势必不可免，则总有一天要倒下来。

其实，近代以来，直到今天，中西文明之间所屡屡发生的碰撞与冲突，已经一再地证明了西方近现代文明是比中国固有的文明要进步得多的先进文明，这是谁都抹煞不了的客观事实，也是我们所不能不面对的客观现实，尽管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严酷的现实，是我们所并不情愿接受的现实。

但是，主观情愿是一回事，科学理性又是另一回事。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决不是我们一相情愿的事，而是必须依靠科学理性来解决这个现实问题。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如今面对西方强势价值的挑战，无疑该是到了我们毫不犹豫地学习这种价值的时候了！如果仍然拒绝学习这个在当今世界占统治地位的主流价值，中国必难以最终融入这个为全球化过程所历史地和客观地造成的世界共同体，除非我们自认为中国可以离开这个世界共同而独立生活—— 如果真是这样，那末，为了保证中国社会的稳定，就不妨让刚从西方请来了一半的“E先生”连同早就请进来一半的“S先生”一起混蛋，省得他们这两个“半吊子 ”把中国闹腾得如此乱七八糟，还是重新过我们曾经过过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小农生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