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 8th 2008
From Economist.com
“ 荒谬”，这就是中国银监会主席l刘明康对美国为应对最近的经济危机实施的贷款措施的评价。一些中国的官员私底下对西方财政体系更是嗤之以鼻。但是，当共产主义的官僚政治论者以他们的不满来矫饰他们处在危机的同时也在试图学习，甚至向西方学习如何应对危机。
一些外国商人在同行中发表的餐后演讲里表示他们注意到，在汉语中，“危机”这个词包含了危险（危）和机遇（机）两层意思。他们旨在说明不同于悲观的西方人，中国人将危机视作改进的机遇。但是一直困扰着中国乳品业的危机（包括了数万名婴儿食用被污染牛奶的中毒事件）表明了教训并没有被吸取（正如一些餐后演讲者发现危机的词源并不能支持他们的论点：在"危机”这个词里，“机”只是表示“时刻”。
危机处理是中国的新兴科学，但是中国需要尽快地掌握这门科学，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伴随其发展的社会转型和因特网的信息共享让政府的旧式方法渐渐地支持不住了。行政失误是中国博客人津津乐道的批判主题。当谣言通过短信传播时愤怒的公民开始上街游行。为了避免社会的严重动荡不安，官员们必须要快速而有效率地作出应对。
孟学农：危机，不是机遇
五年前“非典”的爆发让高级领导者开始对危机处理这个问题有所警觉。中方对事实的遮遮掩掩致使这种致命的呼吸道疾病首先在中国其次到全世界范围地传播出去。这对国内外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形象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仅仅是当疾病的威胁已经覆盖了国家的健康体系时政府才采取措施辞退高级领导、隔离病人、稳固国内各级政府。仅仅是当宽带接入成为现实的时候，许多带在家中的城市居民曾经一度深刻体会到因特网的威力。
“ 非典”过后，在政府的鼓励下，危机处理开始作为一门学术性的学科成立。作为中国政要和商界精英的训练营，清华大学是较早开设危机处理学科的大学。政府官员们从清华的专家们对八月份的奥运危机预备（他们最关注的方面是恐怖主义、示威还有恶劣天气）分析中汲取意见。哈佛的学者们也对清华大学的计划提供了帮助。
为了提高其应对危机的能力，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其中包括去年通过审议今年生效的应急法案和一项在今年五月生效的旨在使政府信息更公开的法律。但是，从今年一月份的暴风雪到三月份的藏独事件再到九月份的奶粉污染丑闻都表明了中方应对危机的反应还是迟钝的，而且官员们只是和事先商定的一样对公众隐瞒了上级领导的信息。
在今年五月份的四川大地震中，中国的应急反应是一个例外。救援队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组织起来。包括外国媒体在内的各大媒体都能够进行相关的采访。但是，中方迟迟不允许国外地震专家的介入以及让媒体对豆腐渣工程的学校产生的厌烦导致了数千名学生的死亡。地方的警察试图阻止记者接触悲愤的家长。
单纯地辞去官员而没有去追究失误的原因，这是政府习惯性的反应。上个月孟学农因为危机处不妥一而再丢掉乌纱帽的事件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孟学农因为在2003年“非典”爆发期间的表现被辞去北京市市长一职。随后他任职为山西省省长。在一起导致超过200人死亡的煤矿土石塌方事件发生后孟学农在今年九月份再度引咎辞职。和他在北京时一样，作为山西省政府的最高领导，孟学农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替罪羊。政党的最高领导（一个省的政委通常比省长更有权力）丝毫未受自责。
政党最有力的宣传部门如同保守主义的堡垒，这就会给改革增加障碍。但是政党领导表现得好像不曾强迫媒体的样子。宣传部门小心翼翼以确保国家控制的媒体引导公众的怒火发泄在地方政府官员而不是中央领导或者政党本身的身上。抗议爆发了但是几乎没有蔓延出去。在这个月的一篇演讲报道真，中方的宣传部部长刘云山赞扬了“唯一的有利条件和中国在对处理新近危机宣传的能力。中国什么也没有学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