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局主席、哈佛大学研究员
纪念胡耀邦和赵紫阳基金会主席 陈一谘
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改革已经历30年。中国经济上的高速增长令世人瞩目，而政治上却没什么进步，人权无保障，言论不自由，新闻不自由，司法不独立，权力无监督，强势群体肆意妄为，弱势群体受尽欺侮，等等。这究竟是为什么？很值得深入探究。不少人对中国改革发表了各种看法：部分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另辟蹊径，将造就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盛世模式”；多数论者则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有进展，但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套则前途未卜；还有论者认为，中国发展出的“权贵垄断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主流格格不入。毫无疑问，中国30年来的改革，与改革前30年毛泽东时代的残民以逞相比，确实不可同日而语。但只要不抱持盲目自大的心态，任何一个对国家前途关心的炎黄子孙，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确实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数仁人志士为之献身的理想 ——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 ——距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是近在咫尺？还是遥不可期？也许，不少人会被“爱国热情”所左右，盲目地认为是前者，而笔者对此却难以乐观。
许多朋友希望我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作为一个深爱自己国家的知识人，虽经九死一生历受磨难，但对国家的点滴进步都内心庆幸，对当前的种种弊端则痛心疾首。本人有幸参与1978年至1989年中国的农村改革、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研究与推动，并先后担任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组长、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理事、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秘书长和中国政治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回想“四人帮”垮台后，人们曾热切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新局面，以后的改革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而本人则因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反对李鹏将“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争自由”的学生和民众当作敌人镇压而被迫流亡海外。近20年来虽远离故土，但本人始终秉持积极促进中国社会全面的建设性进步、积极促进中国制度变革的平稳转型、积极促进台海两岸良性和平互动的精神行事。近十年则因疾病缠身，很少动笔。此次勉为冯妇，乃抛砖引玉，希望带来更多讨论，以促进中国进步。
观察历史的发展趋势，经过30年改革的中国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势？本文将从当代世界两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出发，讨论构建一个现代化社会的条件；再从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讨论毛泽东的“四个创造”和邓小平的“四个坚持”之相互关系；最后分析中国30年改革中两个阶段的区别。
一、两个基本历史事实和现代化国家的五个基础构件
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过程中，政治形态也经历了从君权政治到精英政治再到民主政治的过程。精英政治可以走向独裁，也可以走向民主。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解放佃奴到工业革命，20世纪20年代全球出现了23个民主国家，50年代达到60个，90年代达到109个，目前已有120多个。这些国家都奠定了长治久安的现代化基础。人类近现代的发展史给我们昭示了以下的基本历史事实。
1、两个基本历史事实
第一个基本历史事实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主义构建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现代化国家。
俄罗斯的研究者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封建”、“野蛮”、“超法西斯主义”的，是对“工业革命的反动”。从苏联历史可以看出，这样的评价是有相当穿透力的：列宁取得政权后，首先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了宪政民主；到斯大林时代更发展为“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并用越来越激烈的手段进行“阶级斗争”；党内和社会上的不同声音和反对意见均被视为“反党分子”、“阶级敌人”，遭到一轮又一轮的迫害和清洗，人民的各种政治权利被剥夺，整个社会进入恐怖时期；同时又强行“消灭私有制”，列宁的“共产公社”试验饿死了1千万人，斯大林的“强行集体化”又饿死近2千万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的结果是生活困窘，物质匮乏，使得民众的不满越来越大。而毛泽东在中国的所做所为，则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不断进行的“阶级斗争”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政治局面；“消灭私有制”则抑制了人们的经济创造力，社会处于惰怠之中；长期奉行的以专制批判民主、以斗争破坏和谐、以野蛮代替文明、以谎言冒充真理的统治手法，几乎让所有有文化、有知识、有教养、有地位、有财产的人不断遭到羞辱和整肃。这种统治越久，国家距离现代化就越远；当暴力和谎言难以长久维持下去时，这类国家的改革也就或迟或早地发生了。
第二个基本历史事实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由共产党领导而成功地实现经济和政治改革进而走向现代化。
自20世纪50年代发端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从南斯拉夫到匈牙利、波兰，再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无一取得根本性进展。1986年本人亲耳听到匈牙利经济改革之父涅尔什说：“社会主义国家要提高经济效率，但还解决不了资产增值有人负责、资金有价格的问题；要防止腐败滥权，如果不能党内派系公开化，就得有反对党制约，现在也解决不了。”直到“柏林墙”倒塌，东欧、苏联共产党纷纷解体，这些国家才又走上建设现代化社会之途。究其改革难以成功的原因，乃在于经济和政治改革损害既得利益集团时便会停滞或倒退，直至危机发展到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不得不改组或瓦解。“天鹅绒革命”和“橙色革命”先后在东欧和前苏联发生，这些改变世界冷战格局的“颜色革命”几乎都是在不流血的条件下很快实现的。中共欺骗民众说，这是“帝国主义势力的颠覆”，但这些国家的民众却都像欢庆盛大的节日一样，迎接这个结束专制与贫困的新时代。当然，共产党的解体只不过是解除了旧制度的禁锢，建设新制度还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
那么，至今始终高调标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旗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共，能否成为共产党世界中的例外呢？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否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呢？中国改革的30年与改革前的30年相比，确实带来了重大变化，特别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难免使人产生错觉。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要有五个基本构件。那么，当今的中国具备了这些条件吗？
2、建成现代化国家的五个基本构件
考诸工业革命以来所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虽“国情”各异，但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好似建筑一座摩天大厦，五个基本构件缺一不可：其一，比较公平合理的经济制度；其二，比较公平合理的法律制度；其三，比较公平合理的政治制度；其四，比较公平合理的社会政策；其五，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如果在其中的某一、二方面有缺失，可以不断改进，大约还不至于妨碍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例如，城市国家新加坡在第三、第五两方面就有缺失。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仅在其中某一方面单项突进，而其他方面则远远落后，那是不可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目前世界上还从未有过这样取得成功的前例。
正像上帝没有创造出完美的人，人也没有创造出完美的制度。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制度演进”的过程。这种演进表现在从保护少数到保护多数、再到保护全体－－“人生而平等”、“权利与生俱来”。20世纪以来，制度环境的改善有了长足进步，为民众提供了更加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使人的聪明才智能够更好发挥。这种改善主要表现为：人权保障、自由保障、财产保障、民主保障、公平保障和法治保障。凡是以“传统”与“国情”为借口，拒绝这种制度环境改善－－此乃人类几千年文明汇聚形成的主流价值而并非所谓的“西方价值”－－的国家，至今尚无一个实现了现代化。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虽重申经济改革，但只字不提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合，经济的自由化迅即为权力资本化和权贵的掠夺开了绿灯；而江、李的“稳定压倒一切”，则进一步使中国出现了一个“改革畸变时期”。江李以“稳定”为名，特别是为了“保证大城市不出乱子”，实行了“两个倾斜”的政策，即“牺牲农村，保障城市；牺牲平民，保障权贵”。80年代农村改革中状况稍有好转的农民又一次遭到剥夺，城市里上千万工人则被迫下岗。
理解这“两个倾斜”是理解中国90年代以来各种所谓改革及其畸变的关键。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本质上是一种按权分利的“等级分租制”，不仅将“两个倾斜”的错误方针制度化，使权贵的利益最大化，而且引导各级政府大搞“面子工程”，并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旗号下将社会福利当作包袱甩掉。随后，为满足权贵聚敛财富的贪欲，又以各种低廉的“优惠”条件大规模吸引国际资本，压榨数以亿计的可怜的农民工，使他们成为永久的二等“奴工”。这种不计资源消耗和成本的发展、不顾环境大规模污染和破坏的发展，这种“吃祖宗饭造儿孙孽”的发展、“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穷”的发展，使中国成了一个初级产品的大加工厂，也变成了一个中国权贵与国际资本瓜分红利的大市场，难怪那些得利者都在赞美这样的“经济奇迹”。与此同时，官员的腐败弥漫全国，这种政治腐败导致的全方位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性毒瘤。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制度性社会不公与机会不均自然会继续扩大，不仅酿成了世界上少见的贫富悬殊（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逼近0.5），而且权贵的大肆掠夺又使中国走上了“权贵垄断资本主义”的畸形道路。嗣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进一步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的结盟在意识形态上合理化，巩固了压榨广大民众与弱势群体的局面。至此，中国哪里还有一点点“社会主义”的影子？！这也是中国“群体突发事件”和“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的主要原因，像“汕尾事件”、“瓮安事件”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中共为压制广泛的社会不满，一方面进一步加强集权，整肃异己，使“投机者扶摇直上，刚直者倍受欺凌”；另一方面，则引进先进技术手段对全社会加强监控，雇佣“网络宣传员”压制虚拟空间里的批判言论。随着北京奥运的到来，民众亲身体验了“网络警察无孔不入，安全密探随处监视，恶警城管横行霸道，百姓蒙冤无处申诉”这种中国特色的专制恐怖。中国的全能主义集权体制正朝着全面法西斯化警察国家的方向演变！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中国正堕落为“物欲横流、道德沦落”的社会。有人形象地描述中国的现状是“新五子登科”：“才子开路，太子发财，公子喝汤，婊子卖肉，骗子横行”。神州大地上哪里还有中国传统的“礼仪之邦”的一点影子！
正像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胡赵新政时期”很多人都有一种主动关心和参与改革的热情，同时绝大多数民众都从改革中得利了；而在“六四”后的“改革畸变时期”，虽然经济在增长，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自己成为“改革的弃儿和牺牲品”，对已然成型的“权贵垄断资本主义”充满反感。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的30年时，只能用一个“祭”字来表达内心痛苦的感受了：改革死了，改革万岁！
3、俄国改革的进展与中国改革的畸形
本人在1997年发表的“世界潮流与中国前途”一文中曾指出：“苏 联、东欧共产党解体以后，纷纷把‘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多党制’写入宪法。”“他们在自由产权、自由选择和公民社会基本要件的建设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10年过去了，这些国家的状况如何呢？2007年的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增长”，人均收入增长大大超过国民收入增长；而中国在经济增长中却有“10%的人群实际收入下降” ！特别是，俄国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用于教育、医疗、救济，建立了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国却在财政收入成倍增长的同时，勉强维持着一个以照应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为主的社会福利体系，“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买不起房”四座大山几乎压得平民百姓喘不过气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俄国更快，为什么在居民收入及生活品质上与俄国的差距如此拉大？再过若干年，俄国或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会怎样呢？从建成现代化国家的五个基本构件来看，俄国已然具备，中国又是怎样呢？
姑且不论中国在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政策和文化环境四个方面与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巨大差距，只分析一下经济制度方面的问题，就不难作出判断。本来，中国在农村改革取得初步成功以后又开展了城市经济改革，还设计了政治改革，改革的整体态势大大优于前苏联东欧国家。可惜，“天安门事件”以后中国的改革不仅停滞了，而且经济发展步上了歪路。近20年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种制度转型必需解决好三个关键问题：明确产权关系，建立市场规则，转变政府职能。然而，中国的经济改革直到今天仍然未能妥善解决这三个问题。首先，在“明确产权关系”方面，过去用行政命令授予国有的公共财产现在经常被私相授受地廉价转移到少数权贵及其子弟手中，民众对此严重不满是理所当然的。各地农民维护土地权益的斗争即为明证；政治和行政的力量不断介入产权交易，使得产权的继承和交换往往不是自愿互利的；产权确认及其继承和交换往往任由权贵们掌控着在黑箱中作业；不同类型的产权有不同的待遇，“产权歧视”随处可见；也缺少规范涉及产权的经济活动的统一的法律体系，各地政府自行其是，不但法律条文混乱，而且已有条法也形同虚设。其次，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公开、公平、透明、非垄断的市场规则，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金融市场”是被政府掌控的，“资源市场”基本上由政府垄断。如此则市场的有效资源配置从何谈起呢？再次，政府职能并未转变，目前各级政府在重大问题或关键时刻，还是继续采用命令和指令的方式进行经济管理。总体上来看，中国经济就是在这样一个畸形的体制基础上增长，社会分配极端不公，充斥着权贵分赃。中国的改革被延误了20年，那些“国情”、“特色”之类的说法不过是拒绝深入改革和维护集权体制的遁词，更是拒绝人类几千年汇聚形成的主流价值的借口。
结语
中国在改革前是“上层享受特权，百姓分配贫穷”，现在则是“权贵相继暴富，百姓承担风险”，不公平、不正义较前尤有过之。当年热心参与中国改革的人们，谁能想到今天的中国会出现这种畸形局面？中国的出路何在？
马克思说：“人创造什么样的环境，环境就会造就出什么样的人”。中国的制度环境只要一天没有人权保障、自由保障、财产保障、民主保障、公平保障和法治保障，只要仍然排斥人类主流社会的共同价值，仍然信奉毛的“四个创造”和邓的“四个坚持”，那么，不管给它涂抹上什么油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仍然是专制统治的当代变异。胡锦涛提出了与毛、邓不同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景，那么这个和谐社会怎么才能实现呢？毫无疑问，当然应当一步步地解决不和谐的根源，如此方能“和解共生”。比如，昭雪胡、赵和“六四”冤案；和谐处理藏、维等民族关系；取消“户籍制度”；实行“全民健保”；改变“等级身份”和“等级产权”；实现新闻自由，直至建立“宪政民主”。反之，如果没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中国发生大的危机则是不可避免的。
世界潮流就是人心所向，顺应潮流也就是顺应人心。追求自由和富裕是人的天性，也是大多数国家走上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主要原因。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若不改弦更张，则很难汇入世界主流。台湾民主化 的经验应该給中国领导人以启迪，俄国改革成功的经验更值得中共领导人深思。这个世界上只有不同团体、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的利益纷争，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也没有什么虚构的所谓“国际反华势力”，敌人往往都是自己故意制造出来的。中国彻底摒除毛泽东的“四个创造”和邓小平的“四个坚持”之日，才是中国真正走向现代化国家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