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的农民不如农奴
30年前，小岗村的18户村民“揭竿而起”，为了填饱肚子为了生存，冒死签下了秘密协议，擅自搞起了家庭土地承包。那时，由于红太阳陨落了，党内的原教旨主义集团被粉碎了，开明的政治家们占了上风。他们没有问罪这些反叛者，反而向全国农村推广了反叛者的做法。由此，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们开始翻身了。
改革开放是中国农民命运的转折点。但怀旧的左派们却敌视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怀念红太阳时代，企盼着原教旨社会主义的复辟。
回到改革开放前，回到人民公社去，农民会答应吗？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的境况是非常惨的，连农奴都不如，或许比奴隶强点，但生活水平未必赶得上奴隶。
我们来做一下比较。
先看看农奴的境况。
农奴的概念是舶来品。中世纪的欧洲，实行的是封建主义农奴制，土地主要为封建领主所占有，封建领主的土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留给自己的“自领地”；一部分是分给农奴的“佃领地”，农奴使用“佃领地”要向领主交税和提供劳役。封建领主的“自领地”靠农奴提供的劳役耕种。
农奴的“佃领地”并不是农奴向领主租来的土地，农奴在承担了向领主交税和出劳役的义务后，长期享有土地包括房屋的使用权，劳动成果归己所有。 “佃领地”可以继承，其后代可以世世代代在“佃领地”上相衍生息，只有农奴的直系继承人空缺时，领主才收回土地。农奴还拥有工具等财产。
恩格斯对农奴的定义是，“农奴拥有并使用生产工具和一块土地”，他需要向封建领主“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收入或者服一定的劳役。”
农奴在生产什么如何耕作如何安排作息时间如何出售产品方面是自由的。星期天也休息。因为大多数农民都信教，星期天教徒要做礼拜。据宗教学者考证，基督教早期在底层劳动者中发展很快与信教后星期天可以不劳作有很大的关系。
农奴在人身自由方面主要是被土地束缚着的，如果逃离了，就失去了“佃领地”。但实际上农奴逃离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去开垦荒地，到其他领主那里去，或者转业进入城市做工从商等等。欧洲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诸侯林立，封建领主对农奴逃离的追逃受到限制，诸侯林立客观上有利于农奴的迁徙自由。那时候欧洲的城市多处于自治状态，不受封建法令的制约，而且城市还有个习惯法，一个农奴如果在城市里居住了一年零一天，就可以成为市民。像荷兰这样的地方居住40天以上就可以了。
中国古代社会自秦始皇以后已经不属于封建社会，系皇帝集权的专制社会。中国农民与欧洲封建制的农奴也有很大的不同。以明清时期为例，中国农业人口中，自己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占了很大的比例，清朝自耕农半自耕农占30％－40％。以20世纪初的山东为例，出租的耕地不到30％。明朝自耕农的比例更高。自耕农属于有产阶级，有土地，有房子，也有工具，除了向朝廷缴纳税负外，劳动成果自己说了算。半自耕农拥有的土地较少，不够养家糊口，还要再租种一些土地。毛泽东把自耕农定义为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定义为半无产阶级。那些没有土地的佃农靠租地主的土地耕种，需要向地主交租，这些佃农有属于自己的工具。还有些无土地者靠打工谋生，叫做雇农。无论是自耕农、半自耕农还是佃农，在如何进行农业生产如何安排作息时间和如何出售产品方面都是自由的。
再来看看奴隶的情况。
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属于“人畜”，只有干活的义务，没有任何权利和自由，连生命权都不属于自己。但奴隶的生活是有保障的。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每个奴隶是特定的主人的财产，由于他们与主人的利害攸关，他们的生活不管怎样坏，总还是有保障的。”就犹如主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虐待自己的牲口，而要让其吃饱一样。
弄清楚了农奴、奴隶和中国古代农民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的境况。
共产党的天下不是无产阶级打下来的，那时中国工人总共才二三百万人，力量微弱。革命的队伍里没有几个工人。共产党的天下是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承诺下由农民打下来的。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也确实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了半自耕农和贫雇农。
但是，没过几年，政府又逐步把分给农民的土地都收回去了，把自耕农的土地也收上去了，并实行了一套严重侵犯农民利益的政策。
第一， 农民的土地和工具甚至连水缸饭锅都被“公有制”了，都归人民公社了，名义上所有财产属于集体，农民是集体的一员，但农民没有任何权利。既没有支配的权利，也没有分享收益的权利，更没有选举和改选领导者的权利。实际上，没有民主的公有制根本就不是公有制，而是领导所有制，是官有制。在这种制度下，没有任何权利的农民变成了使役。
第二， 农民的产品都被国家“统购统派”了，价钱由国家说了算，“卖”多少由国家定，国家定了指标就必须完成。国家强行以很低的价格收购农民全部“剩余”产品，留给农民的仅够口粮甚至连口粮都不够。而国家卖给农民的东西却不是低价的。这是极不公平的交易，其实根本不能称之为交易，是依靠国家机器强制进行的长期掠夺，比欺行霸市要厉害一万倍。在这种贱卖农产品贵买工业品的强制交易体系中，农民战天斗地学大寨就是学出血来了，也不可能过上好日子。那时候，许多农民干一天活挣的工分只值几分钱。
第三， 剥夺了农民的一切自由，禁止农民从事集体经济以外的任何经济活动，堵住了农民自己谋生或改善生活的所有道路。农民出去打零工挣钱不行，那是地下黑包工，要抓起来。采集点山货去卖不行，那是投机倒把，要判刑。甚至自己家养鸡养鸭都要限制，都要批判，都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个人的任何维持生计的努力都被禁止。所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困苦境况的自由都被残暴地剥夺，即使穷死了饿死了也不能自己去谋生。
第四， 以血统为依据的严密的歧视性的户籍制度把农民死死地圈住了。农民不能流动。临时出门都必须到政府开介绍信，探亲都要开介绍信，如果农民擅自流动，就属于“盲流”，抓到了要受到惩处。
那时候农民苦极了。整天劳作，按日头出工收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没有休息天，农闲时也不准闲着，要战天斗地学大寨，出各种劳役。农民成年累月地劳作，却连饭都吃不饱。
最悲惨的是三年大饥荒时期，由于搞大跃进，刮共产风，搞人民公社，把农村经济搞垮了，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减少征购粮的数量，也不会饿死人。但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反而连年提高征购量，逼迫农民交粮。一些地方，特别是官员执行上级指令坚决的地方，甚至逼迫农民把口粮和种子都上缴了。那几年，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被活活饿死。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前的农民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自由，只是终日出劳役的苦工。他们连在生死存亡的困境中挣扎的可能性都没有，逃亡逃荒的路都堵死了。他们的境况远远赶不上农奴。
他们的地位或许比奴隶高点，但其生活得不到保障。奴隶主一定会害怕奴隶死去的，因为那意味着他的财产的损失。但人民公社的创办者和管理者却不害怕农民死去。都说农民是人民公社的主人，可他们没有任何权力，权力都在不可更换不能违抗的仆人手里。可仆人怎么会真正替主人负责任呢，饿死几千万农民，也没有哪个仆人站出来承担一点责任。从这一点看，农民的地位未必比赶得上奴隶。
过去，封建帝王在打下天下后，大都会采取恤民政策。朱元璋执政后对许多地区免了三年税负和徭役，遇到各地有灾荒时还随时下旨免税减租。为了促进农民发展生产，朱元璋还两次派官员去广东江西等地给中原地区的农民买耕牛。朱元璋还设立了救济仓，存粮以备救灾。开办了惠民药局，为贫穷的病者提供医药。建立了养济院，赡养不能自理的贫民。
清朝皇帝建国初期就对老百姓承诺“永不加赋”，一直到1900年庚子赔款那一年之前都兑现着。清朝二百多年来不仅不加赋，还经常免除赋税，有灾必免，有战祸侵扰的地区也免，老百姓欠税多了还不起了也免，国家财政收入好了也免，甚至皇帝巡视到哪里，也要给当地的百姓发个“红包”，免除一年的税负。
然而，现代中国农民的子弟兵打下了天下后，农民却沦落到连农奴都不如的境地。难道依靠农民起家口口声声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存心要整治农民坑害农民吗？也不能这样认为。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早在1953年，在人民公社还没有开办的时候，就有人为农民叫苦。毛泽东年轻时的老朋友哲学家梁漱溟在政协常委会上发言，指出共产党30年革命依靠农民，可进城后却顾不上农民了。农民的生活很苦。城里的工人生活在九天，乡下的农民生活在九地。他呼吁政府不要遗漏和忽略农民，要重视农民。
梁漱溟的发言惹怒了毛泽东，他在大会上予以回击，毛泽东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毛泽东指斥梁漱溟是反动分子。
还有一个人也曾经大胆为农民叫苦，他就是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给毛泽东写信，由此引来了杀身之祸，先是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撤职罢官，文革中又被迫害致死。
在大饥荒后期的1962年，刘少奇为了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允许农民搞自留地、自由市场和自负盈亏，允许包产到户，简称“三自一包”，这个政策使农村形势好了起来，可刘少奇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文革中，“三自一包”成了他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最主要的罪状，他被打倒，最后被迫害致死。
一个社会为什么如此残酷无情？农民吃不饱饭，饿死人了，历代封建帝王都会着急害怕呀？
其实，毛泽东在批梁漱溟的讲话中已经道出了中国农民必然要吃苦必然要做出牺牲的根本原因。毛泽东作为一个有宏大抱负的政治家，农民当然也包括工人的困苦是不在他的计较之中的。他就是要舍弃小仁政，牺牲（或者说剥夺）农民的利益来实现他的大仁政，他的大仁政是什么呢？是发展重工业和军事，是赶超英美，是实现以消灭私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成为世界革命的楷模和中心。
毛泽东有极强的民族主义意识和个人英雄主义意识，恨不得在最短的时间里做成最伟大的事业，使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又受马克思“唯所有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毒害至深，以为实现社会公平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就是“消灭私有制”。再加上他不是一个被信义和承诺束缚的人，不介意在夺取政权前曾经对农民做过的承诺，为了国家的强盛，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农民必须吃苦，农民的自由必须被剥夺。如果允许人人都自己去谋生计，集体经济谁来干？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就被架空了吗？毛泽东把不让农民吃苦说成小仁政，可以不管不顾，这就是农民吃苦甚至被大量饿死的根本原因。
当然，极端的极权专制是悲剧的最根本的原因。如果农民手里有选票决定自己的命运，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吗？或者在执政党内的高层有民主机制，彭德怀和刘少奇得人心救人命的观点和政策会被否决和批判吗？专制是万恶之源。即使是为着至善的目的，也会演变成至恶的结局。
毛泽东经历过几十年残酷战争的洗礼，又全盘接受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再加上他本人无法无天的性格因素，在没有任何制约的极权专制制度下，在山呼万岁的恭顺声中，必然一意孤行地推行他的大仁政，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大暴政。
为了民族的崛起国家的富强而损害人民的利益，为了所谓的远大目标而损害当前人民的利益，这种看似至善的大仁政害死人，伟人和宏伟的愿望害死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害死人。
三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源于农民对毛泽东路线的造反，家庭承包制的本质就是变通地背离了公有制的基本原则，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由此，农民不如农奴的境况才开始得到改善和改变。
说到农村的改革，千万不要赞颂党如何施惠于民，也千万不要吹嘘创举如何伟大、领导如何英明。小岗村村民把土地分到各户去耕种，各户按照承包的土地数量上交公粮，按照劳动力数量出集体劳役，这不过是1000年前中世纪农奴时代的常规做法，执政党允许农民这样做了，最多是对农民的赎罪和补过，而绝不是恩惠。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取消了“统购统派”和农业税后，农民的地位好过农奴了。但必须看到，18亿亩耕地根本不能托起9亿农民的生活和美好愿望。平均每人才两亩地呀。人为地强制性地按照血统把社会中的一个种群划定为农民，是阻碍农民彻底翻身的最大障碍；土地公有制或者叫集体所有制是阻碍农民致富的最大障碍。要真正改善农民的境况，必须解决土地所有权和户籍制度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必须把权利和自由还给农民，必须彻底抛弃马克思的“唯所有制主义”。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为农村的进一步改革做出了朝正确方向前进的规划，但显然受马克思“唯所有制主义”的影响或者受左派的干扰，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未能理直气壮地走出关键性的一步，户籍制度改革的节奏也极其缺乏紧迫感。更重要的是，还权于民的政治体制的改革还没有着落。这是不能回避也不能拖延的。
不管怎么说，从30年前开始的农村改革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必须坚决地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积极地建设性地推动农村改革，是中国最大的政治。
作者：郭老学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