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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随着进一步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兴起，新一轮的“解放思想”至少说已经在一定层面上从舆论方面开始了。显然，此番“贯彻”、“解放”不同于彼番“贯彻”、“解放”。毕竟这些年的社会进步与发展是十分长足的、这些年举国经济实力和发展基础的增长壮大是举世瞩目的、这些年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百姓物质生活是得到了很大改善的且精神需求在日益增长。更何况，眼下国内经济又面临着谁也不能忽视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和侵害的严峻现实。
对于类似大规模政治活动的初衷和内涵，应该说没有人会给予置疑或是觉着不对。然这些年百姓最为厌恶也是最不愿去当回事的，是那种“光说不做”、“说得多不能认真兑现”、“说的是一样而行为却是另一样”、甚至“一阵风之后一切照旧”等不良政治活动习气。
管理是自上而下的，活动的兴起也是自上而下的，自然解除百姓疑虑或者说是增强信任度也必须是自上而下的。因而国人习惯说“上梁”规范或引导“下梁”这样的话。也因此，这与往不同（进步发展状态）的新一轮的“解放思想”，也必须是由“上梁”开始——特别是客观重要的示范、表率、引领作用。
譬如“用GDP指标评价标准”问题。暂且不说如今在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资源空前紧张、宏观调控难度不断加大的复杂背景下，以往一味注重发展速度规模的“用GDP指标评价标准”的政治导向是否正确，即便是用GDP指标来评价干部，其“准确度”也存在诸多“变项”。其间的诸多客观差异并非被评价者自身所能解决：被评价者所在岗位的发展环境条件差异；被评价者所在岗位的经济发展重点的差异；被评价者前任奠定的发展基础的差异；被评价者所在岗位班子配备差异；被评价者所在区域的文明文化差异；被评价者所在岗位的“重要”和“非重要”差异……如此众多客观存在的实际差异，对“用GDP指标评价标准”的传统思维提出了必须“区别分类对待”的严格要求。如果这些要求模糊不清，该评价标准显然就缺失了公正和准确。更不用说，在一些地方还存在的那种“功劳归功于头头、问题归咎于其他”的捞功推责意识。而突破甚至改变类似评价标准，实属新一轮“解放思想”的一个“重头戏”。然而这一评价标准的切实改进甚至改变，显然必须从“上梁”才能实现。
又譬如“如何对待数字‘发展’”问题。宏观看法与微观认识容易发生矛盾最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往往主要是依据“数字”说话或决策。因此才会出现“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之类对官僚主义的讥讽说法。显然，身处“宏观”地位的管理者要能够克服官僚、力求实际、做到认识客观全面、减少决策误差，就必须克服过去那种只重数字、只讲数字的“数字化工作”毛病。“上梁”的作风深入了、求真务实了，不仅“下梁”的作风也无法不转不变，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上梁”轻易便被“下梁”哄骗忽悠的几率也会大大降低了。无疑，这也应该是新一轮“解放思想”的一个“重头戏”。因此，要切实改变重数务虚的作风和观念，也必须从“上梁”做起。
再譬如“如何看待‘协调’能力”问题。所谓“协调能力”，用现代比较科学的认识来说，就是“妥善处理上级、同级、下级之间关系的能力”。它着重强调“尊重”、“体谅”、“支持”、“合作”、“底线”等五大主要环节。然而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各级对“协调能力”的概念理解出现了很大的扭曲和变味。如今在很多人（尤其是具有“上梁”特色的人）的嘴和脑中，分析判断一个人的“协调能力”的强弱，一味是指这个人的“关系勾兑能力”。实际素质如何无关紧要，只要是在应对“上司需求”方面、“利益勾兑”方面、“权势均衡”方面、“变通原则”方面、甚至是“左右逢源”方面都能够有所“建树”，就算是“协调能力”强；反之则弱。强调的就是一个“和（huo）”字。因此才出现了“烟酒考察”的说辞。很显然，切实改变这种不良风气并以此引导社会，无疑也是新一轮“解放思想”的一个“重头戏”；同样必须从“上梁”做起。
另譬如“如何坚持‘群众观点’”问题。对此优良作风，人们大都清楚。所谓“群众观点”，概括说就是“深入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在一些地方和一些干部身上，如今的“深入”、“相信”、“依靠”、“为了”的影子几乎看不到了。人们所熟悉的“形象”，变成了深居浅出、言行不一、前呼后拥、颐指气使、自以为是。显然，此优良作风的重新振兴及发扬光大，同样也是新一轮“解放思想”的一个“重头戏”；照样必须从“上梁”开始做起。
……笔者认为，在现今条件下重申并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要切实达到预期的目的，则必须从“上梁”做起。各级“上梁”与其提出诸多这样那样的要求，还不如求真务实地多做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