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27）
● 马玲（北京）
中国改革开放已届三十年整，经济等诸方面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但政治社会领域则充满左右对垒。这三十年间，从最初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姓资姓社大争论”，再到企业改制中“还要不要改革之争论”，近期又是“普世价值争论”甚嚣尘上。
因为官方和民间就“中国下一步怎样走”争论得相当激烈，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会上，胡锦涛态度坚定地表示：“决不走封闭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邪路。”他甚至以民间大白话告诫人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因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新时期的新争论
胡锦涛从2002年底开始主政，历经六年努力，建立了正派、务实、做实事的形象，但他在十年任上能否干出具有开拓意义的政治改革之事，至今仍是未知数。不过，鉴于政治经济社会的极其复杂性，政治领域的改革需要魄力和意志，胡即使主观上想政改，客观上能否推动难免不令人忧虑。邓小平当年面对激烈争论时说一句不温不火的“不争论”，如今胡锦涛放出一句大白话“不折腾”。对胡锦涛而言，难的不仅是为改革之船把握方向，而更要为这艘吱嘎乱叫的庞大船体把握平衡。
眼下，就有几件让这个舵手颇伤脑筋之事：一、全球化导致中国随西方世界一起进入经济寒冬，外销惨淡，内需亦拉动不起来，中小企业大批倒闭，民工浩浩荡荡失业返乡，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二、弱势群体在中国众多省市聚众维权，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的失当处理，致使暴力景象此起彼伏，老百姓的怨气仍然没有找到出口；三、针对社会不稳及经济受伤的现象，从官派学者到普通网民，彼此口诛笔伐，被称为“右”的一方要求加快政治改革，与世界接轨的同时跟进普世价值，被称为“左”的一方，要求放慢甚至放弃改革，别再一味追随西方，重新寻回过去的自我价值。四、由一些自由知识分子草拟的《零八宪章》出现后，网上连署签名热闹，特别是发起者刘晓波被抓后，境内境外议论纷纷，卷起一股新的政治风波。
即使胡锦涛能够顶住各方压力，他的脚步也难以迈开如愿的幅度。改革开放后的历任领导人，没有哪位不看重社会稳定，到了胡锦涛，更是把“和谐社会”作为行动指南。他的当下要务就是既不能让改革之船偏离航向，更不能让这条船失去稳定后歪到河里。比如，当西方金融和经济处入崩盘之状，不少人质疑并争论大力引进和追随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是否安全而明智；当台湾民主出现了陈水扁这个大贪污犯，当印度民主无力对付恐怖袭击，当泰国民主搅得曼谷一片混乱时，不少中国人也担心西式民主假如引入中国，高速增长与相对稳定将会受到损害。境外的这些经济与政治现实问题，让不少中国人变得趋于保守和退缩。
左右两派相互攻击
表面看，“普世价值”之争始于司马南（曾经的反伪科学“斗士”），他率先反驳《南方周末》5月22日的评论《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里“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之说法。后来，司马南接受报纸采访时表示，“我不满意《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所宣扬的一些理念，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论证说，只要我们兑现普世价值的承诺，我们在国内就能实现民族和解，在国外就能实现与世界的和解。就是说，今天民族没有和解，别国不与我族和解，责任都在我，使我们没有达到‘底线’，洋大人不满意。如此荒唐的逻辑，作为社评大肆宣传，岂有此理？”
司马南掀起一场风波，并被戴上“反民主斗士”新帽。这并不说明他的能量如何大，而是他点到了一个敏感穴位。中国之复杂，就在于其阴阳组合中的高度牵连性。
于是乎，争论双方从“普世价值”延伸到“颜色革命”，再延伸到“民族主义”，最后改革本身亦遭到置疑。张勤德在以“左”著称的网站“乌有之乡”上发表文章，指“赵紫阳集团是当前最凶恶的敌人”，亦批温家宝在美国自由女神塑像下宣扬民主、自由。这场争论起于网上，不仅网民沸腾，各色理论人士也在官方媒体上活跃非常，纷纷评述，“左”的声音似乎更响。
若对中国这个庞大躯体施以中医理论概述，即正气与邪气相交互攻。这股邪气不仅存在于在社会思潮中、思想理论界，还存在于一些离任的和现任的领导层。今后，中国之病能否得到有效治疗，肯定还会有相当的彼此较力。
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缺乏监督与制约，利益集团极力阻碍触其利害的改革，权贵资本主义现象严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特别是近几年风起云涌的群体维权抗争浪潮，令人深切感受到推进民主自由、消除专制权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既然中国表示“不会全盘照搬西方民主”，如今“普世价值”的概念也变得十分敏感，那么民主进程的方向在哪里？第三条路将如何走？
能否在争论中找到方向？
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思想理论界与民间草根层历来喜欢就一些问题争论不休，所以这种争论也就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历代当政者。当这种争论形成一种无形力量制约当政者的思维与行为时，改革的步伐也不得不小心谨慎地一点点摸索前行，避免了当年苏联改革那样大刀阔斧。因此，换个角度看，这三十年的争论未必全然不好，或许多多少少也在“渐进”模式中起过作用。也就是说，“渐进”有时是被动的不得已而为。
中国是一党专政国家，共产党之外不允许有反对党，共产党之内不允许有山头派别，如果党内党外到处都是一个声音，没有一点杂音与反对之语，很容易变成毛泽东时代的为所欲为。文革能够搞起来，就是因为不容争论，更不容反对之声。
胡锦涛不想当个开拓者吗？当然想，没有哪个政治人物不想名留青史。但在政治改革领域他似乎总是欲为而难为，不时迈一步退半步或者全退回去。如果不顾中国“左”、“右”两方的复杂存在，他可以猛推一把，但后果如何，则无人能断。以胡锦涛稳健、厚实的个性，他的顾虑多于勇气。不过，现实的严峻形势也迫使胡锦涛在政治改革领域必须做一些事情，只是不能指望他动作能有多大。但无论如何，中国必须在政治改革领域快点开步走。
2008年无疑是中国最惊心动魄和难以忘却的一年，它从正面和负面留下了一串串记忆：年初南方大雪灾、西藏发生骚乱、奥运火炬传递受辱、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空前成功、金融海啸袭来。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造物主如此折腾考验中国，难道真要劳其筋骨、苦其心智，欲降大任于它？过去的经历证明，当有大事发生，中国才能赢得大发展，“六四”事件后是这样，亚洲金融危机后是这样，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是否也会这样？
争论不休的三十年过来了，今后的路还将是争论不休。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争论也不是个坏东西。重要的是，争论之余要找到正确的方向，还要敢于大胆前行，这很需要当政者的智慧和勇气。
作者是中国资深时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