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上海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务员称，近期，上海部分公务员或将领到十余万元的住房补贴，补贴金额为2800元/平方米。其中，副科为70平方米，科级为80平方米，副处是90平方米……按科员的65平方米算，也可获15万元以上的补贴。这是 2001年以后，上海再次发放公务员房贴。
虽然上海有关方面对这一巨额补贴公务员之举避而不谈，虽然我们不知道是否过几天会有人站出来称此系 “不实报道”，但从报道的字里行间，容易读出这一房贴信息的可靠性。这种政策之所以出台，或许是囿于平时的既定思维，或许是出于一种对利益的本能呵护，掌控着公共税款者却首先将注意力从大多数中小企业职工身上转移到原本受影响颇小的自身。
但是，这次金融危机让不少企业经济指标大幅下滑，面对大幅裁员与降薪难题。人保部官员日前称，“就业的真正挑战将在春节之后到来”。这一危机对民生与就业的影响，可谓日趋加剧。普通企业职工能保住正日渐干瘪的工资袋每月仍能按时注入一份薪水，都逐渐成为一种奢望；而端着财政饭碗的公务员，不但相对丰厚的薪金并未水土流失，账上还能涌进10万多房贴。
这便形成了：纳税人在高风亮节式地减薪、保瓷饭碗；而靠纳税人供养的公务员，却有理由获巨额房贴。同舟共济渡难关，不是仅要纳税人去渡，管理与分配税款的公仆更应带头去渡。在国门之外，新加坡计划在2009年将政府官员的薪酬降低19%%；韩国总统李明博去年12月称，将把300亿私产捐给困难人群，而将自己变成“杨白劳”。
为此，笔者呼吁应紧急叫停传说中的上海给公务员高额房贴的政策。国家公务员局自去年3月挂牌成立后，似乎一直保持低调。我认为这种低调不合时宜，而应本着《公务员法》精神，公开、公正地重估和管好800万公务员的待遇。显然，上海市拟推的这一房贴政策于法无据，并伤及社会公平，理当叫停。(作者：周明华)
公务员发10余万元房补：权力实在太雷人
过不了多久，上海部分公务员或将领到10余万元的住房补贴，这也是2001年以后，上海再次发放公务员住房补贴。文件规定，补贴金额为2800 元/m2。按科员的最低补贴标准65m2计算，也有可能获得15万元以上的补贴。根据资料，目前上海的公务员总数有七八万，就算只有一部分人能享受到房补，金额也将达数亿元。
当失业农民工为谋一职东奔西走之际，当一般职员为职场前景忧心忡忡之际，当北方遭受数十年大旱让上上下下焦虑之际，当金融危机这个时代背景让人恐怖之际，上海部分公务员将获住房补贴的消息扑面而来，无疑是雷人的，让人有不寒而栗之感！
我们看到，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一片萧瑟之气，各国高层无不鼓励民众和衷共济，共度时艰。在一些国家，一些领导人和企业高管均率先自觉降薪，以身作则，以凝聚人心，激发民众共度难关的信心和勇气。应该承认，金融海啸面前，每个群体都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但这个时候，独独给公务员发房补，对那些抗压能力更脆弱的群体来说，将是一种多么残酷的折磨？试问，凭什么用纳税人的钱去滋润和肥沃一个群体？相比其他弱势群体，公务员这一群体旱涝保收，以其高福利、高薪酬以及五花八门的各种补贴早已为世人艳羡，凭什么再做锦上添花的事情？权力一旦变为自肥的工具，在权力这场盛宴里，他们还有什么不敢饕餮？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古代有良知的士大夫的一种职业操守和道德自觉，今天，“先忧后乐”仿佛渐渐稀缺，在危机面前，公务员这一群体即便做不到“先忧后乐”，也总不要“先乐后忧”或“先乐不忧”吧？否则，何以凝聚民心？一方面公务员利用手中权力自我抚摩，渔利分肥，尽管经济不景气，仍能优哉游哉，另一方面一些弱势群体节衣缩食，苦熬寒冬，甚至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这种强烈的不对称，不是刺激民意，撕裂本已脆弱的阶层关系吗？
总之，公务员发10余万元房补，这是一场撕裂民意的冒险之举，一旦过度刺激民意，终将带来危险的结果。它是不合时宜的，也违背了权力为公的本质。（作者：王石川）
珠江晚报 从自杀救父到15万房补的福利落差
2月4日的两则消息很有必要联系起来看。据《现代快报》报道，为让患上晚期肝癌却无钱医治的父亲得到救治，13岁的江苏女孩琳琳吞下200片安眠药自杀，留下把自己肝脏移植给父亲的遗书。而当天的《每日经济新闻》则报道，近期，上海市将再次向公务员发放住房补贴，补贴金额为2800元/，科员也有可能获得15万元以上的补贴。
这是两则感情色彩对比鲜明的新闻。在家庭因治病而负债累累的现实背景下，13岁女孩琳琳做出幼稚却尽显孝心的无奈举动，每一位善良的人，都会不自觉鞠下同情的泪水。相比“自杀救父”的悲伤基调，“15万元房补”的新闻却更多洋溢着 “喜气洋洋”。公务员群体在作为公认高收入群体的同时，他们依旧“笑纳”着高额的住房补贴，拉大着公职人员和普通公民的权利差距。
之所以把两则新闻放在一起，不仅因为其对比强烈，更因为它们都殊途同归地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公共福利。“自杀救父”和“15万房补”在这里，实际分别成了一种公共福利隐喻。“自杀救父”是因为家庭已无钱再替父亲治病，而这恰恰缘于大病医疗福利保障体制对普通市民的“保护”乏力。而后者则是房补福利举措 “倾向性实施”的真实写照，房补成了公务员区别于普通公民的“特殊待遇”。因为身份的殊异，公共福利政策在两个不同群体中演绎出悲喜鲜明的“落差”。
一般来说，公共福利分配要实现 “效益最大化”，必须在效率和伦理中达成制衡。换而言之，其必须 “惠及每一个公民”，且不能造成 “相对剥削感”。显然，公共福利分配在“自杀救父”和“15万房补”中的表现，都难尽如人意。其至少凸显出现实语境中公共福利分配的两重不公。一是地域不公，大病医疗保障机制现今往往还只在大城市普遍开展，其在农村和中小城市中还相对空白，所以，身于无锡的琳琳父亲，只能靠家庭的个体力量去填补医疗的 “无底洞”。再就是群体不公，“15万房补”能减轻公务员购房负担，普通老百姓却往往一分房补都得不到。
一个少女因为父亲得不到救治选择了自杀，公务员们在公众的 “相对剥削感”心理感受上，获取着高额的房补无论如何，这样的“福利落差”都让人百味杂陈，都“倒逼”出公共福利分配制度改革的急迫性。平心而论，我国当前的公共福利水平还比较低，“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尚未建立。正因为公共福利资源的相对稀缺，所以更需要在“效率”和“公平”上做文章。无论是医疗、养老还是住房福利，都必须保证其更多地“向下”，来施惠于普通公民和弱势群体。以合理、公平的分配制度设计，来消弭“福利落差”的现实悲剧产生。
“自杀救父”和“15万房补”的对比，其实是一个反讽。在其背后，是普通公民对待福利制度改革的强烈民意诉求。(作者：王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