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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讲稿

武汉大学教授：张星久

（一） 中国政治思维的特点

1、整体、直觉式思维方式：

整体、直觉式思维方本来是一切早期民族的共同思维特征：人与天地自然是“交感”的，“互渗”的（人类学家弗雷泽《金枝》，布列留尔《原始思维》中的互渗律）人和自然物尤其是动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互相感通和变化生成，甚至人自然相似的部分也可以互相转化，（饮食禁忌，人—龙对应，五行与人事对应等）。神话巫术主要为抑制自然力（黑巫、白巫），宗教性“祭”字原形为“以手持肉”，献祭讨好，巫术也有兼讨好与抑制之意：巫一为手持玉器（法器）作法，或解释为“舞”，舞弄肢体向上天祈祷讨好。当然中国文化由于是一种连续体，后来这种思维方式继承下来。人与自然浑然一体。整体地考察问题处理问题，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建筑，政治实际上是“允执其中”，人与家庭、社会、国家、宇宙自然和谐。缺点是：不重视分析，逻辑，考虑问题太笼统粗糙，（仁的概念），不精致，许多命题没有确定的内涵和界限。

整体思维模式最典型的要数“天人合一”观念。

是对中国人的思维、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影响极其深远的一个观念。最容易导致：中国人没有绝对观念，缺乏普世主义、普遍观念，而是特殊主义（孝为仁之本，“子为父隐”，到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是伦理的“差序格局”意识（费孝通《乡土中国》）。一切都可以因人的当时处境、实际上是主观需要而随意解释，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德以柔中国，刑以制四夷。对自己人用“德”，对异己者用“刑”（天是一个非常模糊、既有人格又有神格的复杂的概念，和代表“绝对”的上帝不同）再就是容易混淆模糊人和神、现实和理想的界限，为各种神化现实、神化统治者的思想打开大门。

直观：文字为典型。“以象形为基础的中国的汉字长期的延续使用，使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始终不曾与事实世界的具体形象分离，思维中的运算、推理、判断始终不是一套纯粹抽象的符号”（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117页。）直观在政治思维的意义上，就有可能导致思维不抽象。中国的文字一开始就是与祭祀、“符咒”、权力相结合的（文字实际上就是画符，甲骨文就是祭祀的记号，就是巫师与神灵沟通的记号，包含着与天地交流的信息，故实际上最早的君主就是巫师）。

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是“政治化”的，有人干脆将其归结“政治文化”。

2、与此相联系，是在天人合一的模式下重人事，用人的生活状况、从人的世俗生活解释一切自然，从而具有明显的现世性和伦理化特点。或者可以说中国文化、中国的政治思维也是现实的和伦理本位的。

用人熟知的宗法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去拟制、模拟出整个世界，从家—国—天下，“老天爷”神是最大的家长；把自然观人化、人文化，一切人的行为、人的世界中有自然（身上是个宇宙），一切自然中有人，用人的眼光看待自然（人化自然，天有感情和伦理性）。这样就不容易把自然、对规律对象化，很容易按照自己的喜好解释自然外部世界。不大容易产生关于社会、政治方面的“客观知识”—社会科学。没有离开现实的纯理论思辩：“语绝无验，志尽有生”。

偏重于道德评判、价值判断，以此统摄一切，看问题主要是“好坏”“善恶”的纬度，往往用“好坏”“善恶”判断代替对“真”的判断，是求善的文化（西方以“美德即知识”开端，是求“真”）。容易导致的后果是：

第一，泛道德化思维。不大容易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区分，真理出于仇敌就可能不是真理。政治伦理化，泛道德主义看待政治问题，政治追求“善”而不大顾及“真”，“反智”文化色彩突出，意图伦理意识强，工具理性不够发达。

第二，本质主义思维方式。重有无，不重视多少，没有量的概念，只有质的概念；师心自用。评价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主要是定性分析，只重视质的差别，不重视量的差别。表现为：你要说到中国或自己一方的任何缺陷和不足，他就马上说这种缺陷外国也有，一说外国或别人有的好处，马上就说中国也有，而不作数量比较、不管外国有多少，用做扬长护短、文过饰非的口实。中国的本质主义思维还有一个常见的表现是，只要性质好了，似乎就可以代替一切，重道轻器，重义轻利，重德轻才。“仁者无敌”。

3、人性论与知识论。

首先在中国传统中很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传统，直到近现代，没有人怀疑自己的理性有问题。以儒家最为典型。人人皆有善的潜质善端，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四端（善的根苗）；虽然在道德实践中成人成圣的希望渺茫，道路坎坷，一不小心就会堕落为禽兽（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也，任重道远，不可不弘毅，知其不可而为之，）但理论上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现实中虽然看到君子的机会很少，但是历史上确实出现过孔子这样的天纵之圣，他们是全知全能的，“万善具备” 的、没有“一丝一毫私念”（朱子语）。良知良能是可以实现的（“致良知”、“知道”）。

如何超越现实的束缚，成为圣人？只有内在超越，发明本心，扩充善的根苗使之发扬光大。“内在开掘”、“不假外求”。如此，则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必然是根本上对人性和人的理性持乐观主义态度的，人是性善论和可知论的，是自信的“乐感文化”。故：人皆可为尧舜（孟子），我欲仁斯仁（求仁得仁，孔子）。

（二）、政治逻辑

儒家思想虽然在汉朝取得支配地位，但是孔子的思想和商周是一脉相传的；中国文化的原典时期的思想和儒家思想基本是一致的。法家以及其他支流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兴盛，但基本上属于中国文化连续体的“破裂”。至秦王朝灭亡之后，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即推出历史舞台（虽然有些基本内容渗透进入儒家。）我们基本上可以以儒家作为中国政治思维和政治文化的代表。儒家经典可以作为表征中国文化的符号体系。

1、政治中的人是一种伦理人

没有独立的不可介入的个人，只有在各种伦理关系网中的人，平面人不是站立的人，否则就是去禽兽不远。政治中的人应该是君子。人具有可以被改造的潜质，政治思想、政治理论主要讨论如何“正己正人”问题，如何改造、影响人的问题。政治学实际上是“人学”。

这也就意味着，政治过程是一个德治过程。一个有德性的人是懂得纲常伦理的人，政治的本质就是君主和圣贤用自己的美言懿行、美德去感化人民，对人民实行道德感化教化的过程。修、齐、治、平过程。

2、人治

性善论和可知论出发，假定存在全知全能的和英明慈爱的统治者，因此必然不是法治，而是把希望寄托于少数圣贤身上，是人治、专制。全能的统治者和全能的国家。一切都可以管。

3、义务本位与差序格局

强调等级尊卑，在上者对在下者当然享有特权。特殊主义而非人人平等的普遍主义。

（三）政治至善论和政治浪漫主义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儒教的道就是“天理”“天道”，又是具体体现为人道，“宇宙便是吾心”、“万物皆备于我”、“天在人中”。“道不远人”，因此发明我们身上的人性就可以实现天道，就可以“体天行道”，就可以践履天道。换言之，认为一种至善的境界是可以通过人的道德修为，在人间实践，达到最美好的社会或黄金世界，天人合一。

因此，个人尤其是那些特殊的人可以成为“天子”（政治家），可以参赞天敌的“化育”之功，“立千年人极”，成为托克维尔所谓的“人神”（圣人）。

实现最大的善，消灭一切不合理想的事物，把理想当成现实，急于打通天堂和人间的界限，“止于至善”；容易在人间发动造神运动。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是相互贯通的，为神化现实的政治权威，为制造人间天堂的种种政治浪漫主义提供的依据。最后导致全面恐惧、“全面专政”和全面灾难。在这样的“美丽的新世界”里，实事求是、常识常例反会被视为保守、落后，低级趣味。从洪秀全道到大跃进文革，皆是如此。


（附）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人性论与知识论

1、基督教文化中的“人”和人的“世界”

上帝创世说：

上帝是世界的本原，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支点；价值源头；政治法律的终极来源；

原罪说：

人类是上帝的作品，具有神性；但人类又放纵情欲违反戒约，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是人类犯罪的开端，人类始祖及其后代子孙犯下了与生俱来的原始罪过—“原罪”（人的罪有原罪和“本罪”之分，属于具体个人行为的“现犯罪”属于“本罪”）。这种原罪是人类一切罪恶和灾难的根源。

救赎论：

人类身负原罪，无法从根本上自救，只有靠上帝（“巴别塔”的故事；“不可试探你的主”）。被拯救的资格：“因信称义”即有信仰的义人；拯救的方法：上帝派独子耶稣将为世人，以经受死难、被钉在十字架流宝血替世人赎罪。信奉耶稣嫉基督的人死后灵魂上天堂，获得永生。

双国论：基督教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一为地上之国，一为天国（天堂）。天国是上帝和得救灵魂所居住的地方。地上之国本身是不完美的，最终要终结的。只有天国才是永恒的和完美的。

结论：

人性论：人有神性，但人性容易为恶，倾向于为恶；

知识论：人不是全知全能的，理性的力量有限，人对这个世界的知识是有限的，在上帝面前注定是无知的。—人对自我存有幽暗意识和警觉意识，“罪感”；

世界观：人的世界是有缺陷的不可能完美无缺的。（政治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人的理性的怀疑，对于人的无知的强调，对于不可知论的继承，对于国家政权力量的高度戒备意识与不信任的意识，都与此相关。）

2、政治逻辑

从基督教对人的高度警觉和不信任出发，西方政治文化源远流长的传统是假定政治世界的人为性恶，为“小人”，（自立、追逐扩大权力），假定政治过程中的人是理性有缺陷、许多方面是无知的（易犯过失性、滥用权力），隐含的结论：

3、法治观念

由于人人皆有原罪，“犯罪的基因”，不可能完全把握世界、特别是治理国家方面的所有知识和能力，又容易为情欲所控制。为防止恶的力量的泛滥，就必须为人类设计出刚性的外在制约力量。不能指望人会从自身找到自我拯救、自我约束的力量和办法，所以要走外在超越的道路，人生来就要接受规则，在神法和人的法律约束下生活；法律至上和法律神圣的观念。法律最终是上帝的“绝对命令”。

4、有限政府论与自由、宽容思想

政府是具有原罪的人组成的，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政府或领导者当然也不是全知全能的（只有上帝才是）；从幽暗意识出发，对于一切人的德性和能力都不信任，尤其对于掌握权力的人都是高警觉的，更应该接受法律的约束。所以政府的权力必须是一种有限的权力。联邦党人的言论就说明了这一点：必须假定人人都是无耻小人，流氓小偷。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限权的政府也就是宪政的政府（只有上帝和上帝的天国才是全能的）。

既然人人都有道德和理性、知识方面的缺陷，没有谁能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活动全知全能，真理不在一个人手里，这也就意味着无法由哪个或哪些人制定出一个统一而“正确”的经济计划去管经济，也不能冒险把社会交由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去全面干预。只有容忍别人的探索和别人的错误（看不见的手），只有允许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给人最大的自由选择权利，一个社会才是比较不坏的社会。

4、平等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地否定”：一切人都是在上帝面前的迷途羔羊，都是有罪的，都应向上帝忏悔，企求上帝的宽恕。它在现实生活中的隐谕是：人人都具有 “易犯过失性”，都有犯错误的基因，面对一种永恒的实体—“无限”、“彼岸世界”，人不能放纵自己，要警惕，平等无例外地接受法律的约束，不承认有超越法律的特殊人物；“平等地肯定”：人人都是上帝的作品，平等兄弟姐妹，因而也意味着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

5、政治及政治国家至多只是“必要的恶”

从原罪说和双国体系说出发，关死了人类进入地上天国的大门，人是注定存在缺陷的，人世间不可能存在绝对完美的境界和社会，天堂和绝对理想的世界只存在于神居住的“彼岸”世界，对于现实的人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因此人生活在现实的世俗世界，注定就得接受不完美的的事实，政治不是要追求最大的善（那样就是对上帝的挑战，是狂妄）而是要避免最大的恶。导致政治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强调“消极国家”观点，淡化政治浪漫主义和乌托邦冲动；强调渐进改良，“告别革命”，消灭一个一个“具体的恶”，而非致力于“彻底改造”、建设绝对完美的天堂。

乌托邦理想只能退居实际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之外，充当“监视”和批判的力量，即：只有把乌托邦当成乌托邦本身，把理想当初理想本身，才能保存其持久的生命力，才能持续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总之：基督教文化下的自由主义对于摆脱人类无知、改变原罪根本不抱希望，彻底割断和堵塞了利用现有的世俗国家和人类建造至善天堂的通道，根本否定现实世界可以转化为至善世界的可能性，也根本放弃在现实中寻找完人、依赖救星的企图，因此必然的政治逻辑是：法治，而非人治，有限政府，平等、宽容、自由，渐进的改良主义，着眼于消灭具体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