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近代理性主义认为人类须掌握数学原则，才能推理出其他知识。因此理性主义的标志之一，是数量化。也就是说，对任何事情作出判断，都以数量为依据。比如民主政治，数量化就是数人头。不经过数人头的普选，你说你代表全国人民，那就不是理性主义。爱国，不是理性的，因为“爱”无法数量化，“爱”往往是盲目的，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爱”属感性，非理性范畴；但忠于宪法与法律，则是理性的，因为宪法与法律的第几条第几条是数字，有明文规定的具体指涉。
任何灾难发生，死多少人伤多少人，是最重要的处事依据。这就是数量化。飞机失事，全部死亡与只有几个人死亡，死者中有没有本国人，都是数量，是所有政府、救援人员处事与救难规模的依据，这就是理性主义。
乔治．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中极权国家“大洋国”的“真理部”，强迫人民说2＋3＝4，但当受刑人说等于4时，又错了，因为这时“真理部”已将之改为2＋3＝6矣。这是极权政治冲击理性主义的典型。
最近在网页读到一篇文章，讲“中国的政治数学”，大意是说，因奉行“政治挂帅”，所以政治介入到数学之中，就使数学为政治服务了。凡是有利于政权稳定的，就用加法甚至乘法；凡是有损执政党形象的，就用减法甚至除法。比如GDP，经济增长速度、外汇储备等等，国家统计局与宣传部都是能加就加，能乘就乘；至于灾难死亡人数、毒奶受害儿童人数等，就能减就减，能除就除。
西方的二战阵亡士兵人数、日本、德国的二战阵亡人数、美国越战阵亡人数，甚至因战祸而非正常死亡的人民的人数，都早已计算出来；但中国，历次战争的死亡人数，还是讲不清楚。中共建政后，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多少人冤死，一直没有统计；大饥荒饿死多少人？也是最近由民间学者杨继绳经逐省逐县地调查，才在《墓碑》一书披露饿死三千六百万。
“六/四”经过二十年了，当时的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先说大学生死了23人，于是有人封他绰号为“袁23”；后陈希同向人大常委报告说大学生死了36人；再后来杨尚昆私下透露死亡总数是600多人。几百人的死亡，早应该有名单公布，没有道理二十年都交不出一个准确数字，而名单则要“天安门母亲”们去逐个搜寻。
汶川地震已一年，遇难学生人数是越说越少，最新的数字是四川教育厅厅长涂文涛说的5,335人，数字准确到了个位数，难道还有假？但艺术家艾未未公布的有名有姓的遇难学生名单，竟比官方数字多出近50%。
中共公布的所有数字，都是政治数学发的功。在政治数学的指引下，你不可能相信官方的任何数字，也不能巴望中国会有“数目字管理”。
“数目字管理”是已故著名历史学家、《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在他去世前三年（1997年）接受笔者访问时提出的词语。他认为中国必须进入数目字管理，才能真正走向现代的理性管理。他举例说，“人与人关系，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那么同一个等级，地位就不同。一个团长跟另一个团长，地位是不同的；下面三个营长，地位也不同。在美国，进行数目字管理，像机器一样，任何职务都标准化，一个军官调到那里都一样。但在中国，被调动就会有危险。”
因为在中国，数字是政治数字；而人，也不是平等的，人的地位、份量可无限大也可无限小的。邓小平死了，还能凌驾香港《基本法》去发功。而地震遇难者呢？也许前苏联独裁者史太林的一句话最能体现政治数学视生民如草芥的最高境界，他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人就只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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