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哪里是政府所为，分明是土匪的明火执仗；这哪里是执法，分明是打砸抢。
最近，由于广西博白县官权在计生问题上的野蛮执法，导致当地爆发大规模的“计生风暴”。当地官员为了所谓的政绩、乌纱帽和经济利益，居然以暴力手段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县政府出台二十八项政策，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纪律”对付超生者。推行这种的“铁心、铁腕、铁律”的手段是“抓光、罚光、抄光”的三光，执行者是身穿迷彩制服、头戴钢盔、手握铁锤、腰挂手铐的计生工作队。
一方面，计生工作队“见男就抓、见女就扎”, 以暴力手段强迫妇女结扎、堕胎，甚至未婚少女、年过半百的老妇也不放过。另一方面是乱罚款，只要是1980年以后的超生者，罚款额一律在1万元到7万元，还给这种非法罚款起了个动听的名字“社会抚养费”。拒交罚款者统统被扣押、虐打、撬门、抄家，掠走农民家里值钱的电器农具、猪、鸡、牛、羊，不值钱的生活用品如锅、茶壶等，统统用铜管打碎，房屋也给砸烂，甚至连家中赖以为生的口粮都要抢走。一些交不起高额罚款的农民，只能逃到山上，荒废了该种的农田。
如此野蛮的场面，真可谓鬼子进村。这哪里是政府所为，分明是土匪的明火执仗；这哪里是执法，分明是打砸抢。
正是如此野蛮而苛刻的计生风暴，带来官逼民反的大规模激烈反抗，博白县近十个乡镇的几万忍无可忍的草根民众，前往乡镇示威抗议野蛮执法。在沙陂镇政府大门前，有计生站人员从楼顶扔下一块拳头大的砖头，砸伤一名示威者。进一步激怒了示威民众，他们在愤怒之中将镇政府院墙推倒，冲进政府大院，纵火焚烧多架汽车、摩托车、电单车和办公室，砸毁室内的电脑、饮水机、电视、录影机等物品，示威者还把镇政府招牌踩在脚下。
有境外媒体报导说，冲突导致至少五人死亡和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参与示威行动的民众、公安和计生干部。
事件发生后，境外媒体发表了大量报导评论，而中国媒体基本上鸦雀无声。为了封锁消息，当地官权调来上千武警，封锁骚乱乡镇的路口，武警荷枪实弹，牵着狼狗上街巡逻。截至目前为止，只有5月22日新华社南宁分社发了《广西博白县群众围堵乡镇政府事件平息》的简短报导，否认有人死亡。而官方关于博白骚乱平息的报导发出后不久，境外媒体报导指出：博白县的计生骚乱并未平息，群众围攻镇政府事件二十三日又在玉林市容县自良镇发生，当局再次出动大批武警镇压。
象中共官方处理所有大规模官民冲突的惯例一样，5月22日新华社的报导仍然把“计生骚乱”的主要原因归咎到民众头上，警方拘留二十八名涉嫌串联、挑唆并参与打砸的人员。报导还引述博白县县长黄少明和副县长黄维的说法，谈到引发这次骚乱的原因。按照这两位县官的说法，骚乱的主因有二：1、群众愚昧，其生育观念和守法意识落后，所以才对计划生育工作不理解不满意；2、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种情绪串联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而政府的责任仅仅在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由此引发了群众的怨气。”
中共自从1979年开始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的计生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于2002年中开始实施。与此同时，为了给地方官施加压力，计生指标已经变成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标准，如不达标便“一票否决”。
中共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冷血，给予“大盖帽”们以合法伤害权力，使地方官权执法越来越野蛮化土匪化，屡屡制造出践踏人权的恶政。曾几何时，山东临沂官权为完成计生指标，抓人、打人、关人、强制结扎、强制堕胎、办学习班、收学习费……的野蛮执法，还对盲人维权人士陈光城进行司法构陷，以莫须有的罪名将陈光城判刑四年三个月，即便中国民间的强烈抗议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也无法改变中共官权的我行我素，陈光城至今还在狱中。
在我看来，这次广西大规模“计生骚乱”的主因，绝非民众愚昧和别有用心者煽动，而是源于广西官权刮起“计生风暴”,更源于广西官权的极端劣质化。
1、极端劣质化之一是“政绩－乌纱帽主义”
现在的中共官场，早已丧失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从政之德，而普遍地沦为赤裸裸的“乌纱帽主义”，创造政绩不过是乌纱帽主义的附属品，即为了保住乌纱帽和高升就必须创造政绩。现在中共官场的上下级关系，在地方官任命来自上级而非民选的制度下，所谓“政绩”的标准，也不是“民意评价”的指标，而是上级官权下达的指标。近年来，中共热衷于用量化的指标衡量地方官的政绩，各种指标层层加码到各级政府，并采取一票否决制。上级要求的政绩成了下级官员的紧箍咒，达不到上级下达的指标，就要丢了乌纱帽。正所谓“不交指标交帽子，交了指标保帽子。”
具体到广西计生风暴，与广西自治区党委去年底换届高度相关，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中央政策是要把人口出生率控制在千分之六的水准，但近年来广西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千分之十左右，屡屡受到中央的批评，所以新一届班子为了显示其全力配合中央的姿态，就必须在中央不满意的方面做出突出成绩。新一届区委选择以计生达标作为政绩的突破口，声称要打一场“计生攻坚战”，向各县市加大压力，严令各级官员落实中央计生指标；自治区下派调查小组，采取“黄牌警告”的威慑，完不成指标的官员将遭到“一票否决”的惩罚，两年内不得晋升加薪或被处分，于是一场计生风暴席卷整个广西。
博白县的计生风暴之所以刮得尤为猛烈，就在于该县被自治区调查小组揭发出超生严重情况，属于广西的计生不达标的“重灾区”。而且，有些乡镇还数字作假、欺上瞒下。于是，一方面博白县委书记等官员被“黄牌”警告，有的乡镇整个领导班子已经被撤换，敕令今年九月之前改正过来；另一方面上级向博白县下达了计生硬指标和数额庞大的罚款任务，要求完成超生费任务几个亿，否则的话，县委书记要摘下头上的乌纱。
2、极端劣质化之二是“利益至上主义”
中国社会“一切向钱看”的道德荒漠，早已为国内外所公认，而中共官场正是道德荒漠的主要罪魁。一方面，在中央GDP主义的压力下，更在官员们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经济上的权贵私有化仅仅是政治上的“公权私有化”的结果。现在的中共各部门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衙门，而是衙门兼大垄断公司的怪物，利用垄断的行政权力追求小集团及个人的利益，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捞取经济实惠，已经成为中共的各类各级衙门的常态。另一方面，中共特权集团的整体利益早已变成空壳，而分化出各类小利益集团才个个饱满。这样的利益集团以权贵家族为核心，最终要把依靠特权的一夜暴富量化到个人腰包中。中国的为官古训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现在官场的座用铭是“为官一任，造富一人”。
在今日中国，发财致富的捷径，或是手握大权或是加大对权力的投资。所以，对于现在的中共官员来说，做官的主要动力之一是追求暴富。
于是，毛时代的极端政治理想主义变成了后毛时代的极端政治功利主义，为官的驱动力由政治挂帅变成极为单纯的利益至上，乌纱帽越大越久，牟利的特权和机会就越多。与此同时，为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官员们的不择手段已经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他们既要普遍地利用潜规则进行黑箱分赃，更要利用现行制度的正规规则进行“明抢”。他们利用手中的行政审批权“明抢”，在所有的特准行业和垄断行业中“明抢”，在执行上级政策中“明抢”。而且，执行上级政策的“明抢”更为理直气壮，因为上级的政策或指标就是“政治正确”，超额完成就是不断高升的资本，二者共同构成“明抢”的尚方宝剑。
在此次计生风暴的风暴眼博白县，该县四大领导子之所以组成执法队，一来是为了保住县委主要领导的乌纱帽，二来是借铁碗执行上级严令的机会大捞一把。否则的话，很难解释该县政府定下的超生罚款数额，为什么不按照以往政策规定金额执行，而是把罚款金额一下子提升了1万到七万。如此高的罚款数额，高于当地人均年收入十倍。更疯狂的明抢还在于，罚款还要追溯以往，只要1980年后超生户“一个也不放过”，甚至四十多岁的单身汉、丈夫早已去世的寡妇等，也收到高额罚单。罚款仅凭一张“通知单”，当天下发，限当天交清，根本不管被罚者是职工干部还是五保户，也不管以前是否被处罚了多少次。收不到罚款，计生执法者就上门逼讨，如果家中没人，执法者也不管人家房门有多好多贵，一律破门而入。屋里的物品，只要价值10元以上的，统统拿走，连炊具也不放过。更有甚者，政府部门到银行信用社去查超生户的存款，把存款抵作超生罚款，造成很多乡镇银行出现挤兑，现金供应不上而关门。
比如，博白县宁潭镇高村有个孕妇刚生了孩子三天，就执法人员抓走，她家里的日常用品和工具等，也全部都被拉走，连房门都给拆下拿走，倒掉刚煮熟的米饭，拿走电锅。最后还要拉着孕妇和那些物品游街示众。
在此意义上，全县二十八个乡镇刮起的计生风暴，变成了一场收获颇丰的罚款竞赛。博白县官权在向上级汇报计生政绩时，主要的政绩之一就是丰厚的罚款数位：从2月上旬至4月26日，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全县成功迫使堕胎、结扎、放环为3964人，减少潜在的政策外出生人口3855人，罚款3786万元。平均每日强制堕胎48人、罚款47万元。更过分的是，对交不起罚款的人家，计生工作组就抢走值钱的电器农具、猪、鸡、牛、羊。
3、极端劣质化之三是“戴着大盖帽的土匪主义”
六四血案后，有人说血案造成中共合法性的急遽流失，可以让以后的独裁者慎用暴力。然而，六四后的中国现实给出的答案正好相反，由于这个制造大屠杀的政权居然能够维持到今天，而且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绩”， 已经成为中共高官为屠杀辩护的口头禅。君不见，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共寡头，每每遭遇外国记者提出六四问题，他们的说辞大都是：没有当年的果断措施，就不会有社会稳定，也就不会有经济大发展。
中共高官的这些辩护，无疑为各级官员提供了反面示范：只要能维持政权、保住官位和牟取暴利，就必须不择手段地对付敢于挑战权力的所有人。于是，中共官权越来越黑社会化，执法人员也越来越象“戴着大盖帽的土匪”。不要说地方基层官权对底层民众的盘剥和镇压越来越肆无忌惮，甚至象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视窗城市也屡屡出现野蛮执法、黑社会化执法的事件。以至于，即便北京奥运日益逼近，中央政权频频向国际社会抛出“政治秀”，以塑造中共政权的开明形象，但地方官权却全然不顾中央脸面和不计政治成本，动用从政权暴力到黑社会暴力的一切手段对付底层百姓。从这次广西计生风暴事件看，广西地方政府的野蛮计生和贪婪敛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尽管，中国宪法新添了“人权”辞汇，胡锦涛政权高喊“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但中共各级政权对待国民的态度却是“以生命为刍狗”。具体到中共中央制定的计生政策，尽管确规定了“七不准”：1、不准非法关押、殴打、侮辱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人员及其家属。2、不准毁坏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人员家庭的财产、庄稼、房屋。3、不准不经法定程式将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人员的财产抵缴计划外生育费。4、不准滥设收费专案、乱罚款。5、不准因当事人违反计划生育规定而株连其亲友、邻居及其它群众，不准对揭发、举报的群众打击报复。6、不准以完成人口计划为由而不允许合法的生育。7、不准组织未婚女青年进行孕检。然而，首先这一政策本身的极端强制性，具有明显的蔑视生命和反人权的独裁特征；其次，中央以“一票否决制”向地方官员施压，就等于鼓励地方政府乱来。所以，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为了确保乌纱帽，必然不断强化这一政策的强制性方面。看看广西地方政府在计生风暴中的行为，全然置中国宪法和中央七不准于不顾，也不讲任何司法程式，而是一味用暴力手段对付“超生物件”。
当广西官权要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纪律”解决超生问题时，当基层执法者用“抓光、罚光、抄光”的三光对付超生人员时，当博白县官权的提出的执法口号是“不见人,要见物.不见物,要见屋”时,当执法者象抓畜生一样对超生妇女进行强制堕胎时，当博白县文地镇一个未婚女孩也被强行拉去结扎时,当计生工作组的成员身穿迷彩制服、头戴钢盔、手握铁锤、腰挂手铐闯进农家时，当拒交罚款者就被扣押被虐打时，当超生农家被撬门、抄家、掠走值钱的电器农具、猪、鸡、牛、羊、口粮时，当不值钱的生活用品如锅、茶壶等被统统打碎时，当口粮被抢走、房屋被砸烂时；……这样的政府就是比黑社会还可怕的野蛮政权；这样的官员和执法者就是戴着大盖帽的流氓和土匪；这样公然的打砸抢行为就是权力性抢劫。
近年来，每当地方政权的野蛮执法引发大规模官民冲突，总有人以地方与中央的分化来为中央政权辩护，所谓“上面的好经让下面念歪了”。然而，这些中央政策之所以不被执行，就在于“上有好者，下更甚焉”，地方政府种种野蛮执法和执法犯法，不过是为了迎合中央的稳定要求。只要能把民间挑战压制下去，手段再野蛮再激烈也是“政治正确”。为了维护政治稳定，中央对地方官权的胡作非为的默许，也已经到了宁愿屡屡自打嘴巴的程度：胡温政权每天高喊“亲民”、“和谐”的口号，现实中发生却是官权对民权的野蛮践踏和官民冲突的愈演愈烈。在广西博白计生风暴之前，早有广东番禺太石村官和山东临沂太古村黑社会化的暴力镇压，更有广东汕尾东洲村军警们开枪杀人，然而，从来没有听说这些地方的官员因此而丢了乌纱帽的。显然，前台打手是地方官权，后台是中央政府，地方干“脏活”是为中央分忧。
所以，把频繁发生的官民冲突主要归罪于地方官，不仅是在为中央官权开脱，更是为野蛮的制度开脱。地方官权之所以敢于暴力向民和“明抢”民财，既是由于中央官权的控制效力大幅度下降，更是由于独裁制度天然以民众为敌，必须赋予各级衙门以名目繁多的“合法伤害权”，野蛮计生不过是众多的合法伤害权之一种。而官员们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又是中国的古老传统。在官民博弈中，合法伤害权是独裁官吏们的看家本领，有了它，官就是刀俎，民就是鱼肉。
当下中国的社会公正危机之所以日显加深，首要祸魁是制度使然，独裁体制下的官权与民权的严重失衡，致使权贵阶层对底层民众的巧取豪夺愈演愈烈且越来越肆无忌惮，二者之间的冲突也就必然越发频繁和强烈。其次是独裁强权主导下的跛足改革使然，它让普通百姓和整个社会付出了巨大的综合代价，不仅是普遍腐败、金融黑洞、公正奇缺、环境破坏和道德沉沦，而且持续增长的巨大债务正在透支着百姓的未来，这些代价的持续积累使民间怨恨日益加深，势必在各地造成官民之间的更多更激烈的冲突和对抗，不要说实现社会公正与和谐社会，就是跛足改革所积累的深层危机也更加难以解决，甚至连危机的缓解也将变得不可能，久而久之，必将演变成社会的广泛对立和总体危机。
2007年6月20日于北京家中
《人与人权》7 月 - 200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