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老作家聂绀弩尝有诗句云“三十万言三十年”，讲的是50年代胡风因言贾祸，身陷囹圄三十载。近日流传北京一位“老同志”（据说是万里）的谈话，回顾中共建政一甲子的一些“基本事实”，大体可概括为三十个“不变”，缘由在于“伟光正”缺乏“基本的政治伦理”。堪称振聋发聩，语重心长。
谈话者忆述：“记得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国三十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
这一段话应是解读那位“老同志”前后四次谈话的“纲”，就恍如毛所言《红楼梦》第五回是解读该书的纲一样。所谓“伦理”，《现代汉语词典》释义曰：“指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中共不谈政治伦理，不就意味着不讲政治道德，只讲争权夺利吗？
其实，这个问题毛早有明言，打天下时期他说过对于反动派“寸权必夺，寸利必得”。1949年登大宝之后，对于所谓民主党派的盟友，对于全力支持他夺江山的几亿农民，也莫不如此。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不就是对农民的基本权益的彻底剥夺吗？即使毛驾崩之后，公社解体了，但今天的八亿农民与过亿农民工，何尝享有多少《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在“老同志”列举的三十个“不变”中，头一个便是“伟光正”对国家的“领导”，即一党专制，党在国之上。对此，他万分感慨地说道：
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
与此相联系，他提到又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
末尾这句话未免太婉转了。中共自诞生之日起，便以改朝换代坐天下为目标，为此长期跟着斯大林的指挥棒转，根本就没有“政治伦理”的概念，既不存在，谈何“找回”？
至于说到“革命先烈”，其作用类似于鲁迅比喻的科举时代敲门砖，把通向中南海金銮殿的大门弄开，也就功德圆满了。哪个中央领导还会惦记着定期向之朝拜致敬？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老同志”谈的一个相关事实：
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
很显然，这位“老同志”应是知识分子出身，书生气十足。试想：皇家风水宝地岂容平民涉足休憩？大内中枢机构怎可跟政府部门一样抛头露面？
谈话者的书生气还不止此，请看这段话：
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的。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
光景是“一二.九”运动出身，从洋学堂出来的这位“老同志”，应了一句古语，叫做：“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中共本质上就是不文明甚至反文明的、野蛮的。野者，粗鲁不文也；蛮者，不讲道理也，湖南话叫“霸蛮”。毛的所作所为便臻于“霸蛮”之极致。当众斥骂梁漱溟即为一例。而继位的邓小平也不遑多让。面对港澳记者竟口出恶言，指位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耿飙、黄华“胡说八道”！党魁如此粗野不文，底下各级共干亦无不以“大老粗”为荣。温文尔雅的“老同志”的话，怎会有人听？
这位忧国忧民的耋耄大老还特别谈到：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90年代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老同志”的话没错。毛时代发家致富没人敢说，现在让人讲出来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老百姓被当成经济动物了。除了发财，别无他想。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至于“不对民意负责”，那也是中共固有的“政治伦理”。毛在1945年中共七大所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宣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真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只不过：向人民负责为虚，看不见摸不着；向上级负责为实，否则乌纱不保。
“老同志”如此这般苦口婆心，“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结果肯定跟其在位时一样，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但他抱着宗旨：“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这跟鲁迅当年在左联五烈士牺牲后所言：“中国总得有人说话”，不无某种相通之处。
然而，我们除了向这位真正为理想献身的老共产党人致敬之外，还能说什么呢？鲁迅形容国民党对民意和舆论的禁锢比罐头还严密，今天大陆的金盾工程和封杀不同声音，不是比国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吗？
呜呼！
（09-8-2）中共建军节82周年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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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August 0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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