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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一

公元1951年春，我们11个年龄二十上下的年轻人从西南团校第一期毕业之后，兴致勃勃地踏上了“革命征程”，高高兴兴的被分配到了乐山地团工委。当时全国已经先先后后展开了“三大运动”――即“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运动”。 当时中共乐山地委和我们乐山地团工委都在月儿塘公园附近，其间相距只有一百米远近，不久我们地团工委的那幢小楼被特务纵火全烧光了……我们便随中共乐山地委一起搬迁到了学道街。相距一墙之隔。我们地团工委机关在中间，办公和居住都在里面，左边是中共乐山地委机关，右边是中共乐山地委书记鲁大东〔以后担任过四川省副省长、中共中央委员〕居住的一幢小楼。鲁大东那时候还单身一人，有一个警卫员一个炊事员一起住在那幢两层小楼里面。小楼有书房、卧室、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浴室、加起来大概有三百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小楼外面还有个小花园。这在当时而言，算是“高级”的了。我们这些干部都住的集体宿舍。当时，整个乐山地委、专署的领导干部也只有鲁大东一个人才享受这种待遇。我们地团委机关和鲁大东住的小楼都是接收聚兴成银行的银行营业厅、金库、住所等等房屋。鲁大东住的小楼是原聚兴成银行的行长住的。深居院内，安全谨慎，进出都要经过我们地团工委，一墙之隔。一门出入。 我们吃饭和地委的干部都在地委伙食团。领津贴、开会、学习、娱乐、节日……等等都“一视同仁”。所以地团委被视为地委的一个“附属”…… 我被分到了宣传部。不久全国干部都从“供给制”〔吃、穿、住都按级别发放“实物”〕改为了“包干制”〔按级别发放不同数目的钱〕，吃、穿则由自己去管，也就是从发给三万块钱增加到十多万块钱，但你得自己去机关食堂购买饭菜票，一个月以七万、九万、十一万去买大、中、小灶等级差异的、不同类别的伙食来打发自己。大灶一个月七万块钱也不低了，够三几口普通人家一家子的生活费了.大灶伙食也中午、晚上都有四荤、四素、一汤。较之大多数老百姓难见荤腥的贫贱生活也是高级的了。不过那时候的“四荤”,几乎都是猪肉.中共乐山地委宣传部长方驰辛作报告时候骂小干部的话说:“肉丝、肉丁、肉片把你们喂肥了！”虽然丝、丁、片花样不同，却依然全是猪肉.肥肉就作成“东坡肉”。那是苏东坡“犯了错误”坐牢以后被充军到了湖北黄州〔现为黄石〕。因为猪肉难吃而又不得不吃，无可奈何之际，自己摸索“发明”出来的。有苏东坡的诗为证：“黄州有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喜食，贫者不解煮，微微火少少水，功夫到时味自美！”……对于猪肉，老百姓虽然稀罕，但干部们实际上依然是“富者不喜食”的。小灶以上就不吃猪肉。乐山的名產:江豚,蟹黄,鸡脚皮，棒棒鸡之类大灶绝对没有份去品尝，只有专灶和特灶才有资格去品尝。鱼也如此，岷江里的鱼都很有名气，所有的鱼都比猪肉贵……“灶”之大小不同其间的等级差别却是很大很大的……这种“大、中、小灶”的差别延续了很多年。王实味在延安写文章讥为“衣为三色，食分五等”就已如此了。这种生活享受上的巨大差异由来已久……不过据传很“狂傲”的王实味不仅把那种称之为“平等”讥为不平等还因为写了那篇《野百合花》之类而遭到了毛泽东的“秘密处决”，为了不浪费子弹而被大马刀砍了脑袋…… 我们地团委是由中共乐山地委宣传部长张力行兼任地团委的书记，张力行以后升任专员，再升任四川省副省长。另外有一个从中央团校毕业分来的，叫孙滔的作秘书，其他的十多个人则都是“兵”，还没有谁是“官”……那是“短暂”维持的“平等”状态…… 1949年，国民党陈超部在这里被击溃，有的逃向云南，有的逃进凉山，很少数溃散潜伏下来。乐山越过峨嵋山便是大、小凉山高原的边缘，崇山峻岭，雷〔波〕、马〔边〕、屏〔山〕、峨〔边〕，是有名的穷县，全是些大山老林，“土匪窝子”。那里的老百性太穷了，千百年来过的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野人般的苦难生涯，苦难的历史形成了他们贩卖人口、贩卖鸦片、枪弹、黄金、白银的通道。为了一口袋玉米棒子就可以杀人越货……国民党时候就已有屯兵、屯垦的垦场，那是用来和彝族相对持的武装力量。但那已经成了地方土豪劣绅割据，国民党鞭长莫及反而与之分庭抗礼的势力范围。当时共军接收了这些垦场，改建为“国营雷、马、屏、峨〔劳改〕农场”，这片地域，一面是大渡河，一面是金沙江，一面是大凉山，在这恶山恶水的包围之中，建起了西南最大的监狱――劳改农场。跨越五个县。以后陆陆续续把西南地区的“重罪犯人”都集中到这些不毛之地垦荒来了。全国如此，许多监狱都设在恶山恶水的不毛之地。要千百万劳改犯人去征服不毛之地，以后许多“肃反”、“反右”整出来的都被弄到这些不毛之地来了……当然饿死、冻死、累死在不毛之地的也不可胜数…… 在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蒋委员长就在重庆、成都举办了好多期“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把各地的中统特务头子、军统特务头子、土豪劣绅、黑邦头子、惯匪头目……他认为各种以后能够用来反对共產党的势力，都一起招集到重庆、成都来，进行了各种反共游击的相关训练，而且一个个委任为“司令”、“副司令”等头衔。乐山地区被蒋委员长招募去“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过训并被委任过“司令”之类的“反共救国军”头头非常多，因之武装力量也非常强大而且顽固。我代几个干部要到峨边县去建立县团工委。从乐山去峨边县城，交通险阻，来往全靠步行。过了峨嵋县全是险峻山路。路上还有“反共救国军”伏击、劫道者不断。从乐山去峨边得步行两、三天，现在通了汽车只需几个小时……走山路成了最大的考验和锻炼。走得来双脚起血泡、双腿发颤、精疲力竭。当时有句顺口溜说：“上山脚杆软，下山脚杆酸，平路脚打颤，站著打窜窜。”来诉说那种“行路难”的劳累艰辛。但是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行军、工作都只有靠这两条腿，别无他法……当时峨边县城在大渡河的对面，铁索桥被破坏了，只有用船渡河。波高浪险，我们用的是木船渡河，再往上游，大渡河水流更为湍急，则只能用牛皮船了。那县城易守难攻，共军攻占了县城，城里还隐藏著很多反共救国军的武装力量，和四外占山为王的反共救国军里应外合，军队便守不住城，又被“反共救国军”打出来。攻进去，打出来，拉锯战相持近一年，第四次打进去才站住了脚跟…… 我们到乐山地团委时候，乐山城里还不时出现投毒、暗杀、放火的情况。当时中共乐山地委还在月儿塘公园旁边，我们地团委是一处独立的小楼。一天夜里，我们全都下去搞运动去了，只留下一个女同志何以能看家。何以能是和我从西南团校一起分到乐山地团委来的。夜间小楼几处燃起来，立即火势熊熊。何以能是大家闺秀出身，伯父是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曾担任过国民党重庆市的城防司令。何以能在重庆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地下组织〕， 如此突然大祸临头，她在惊恐之餘，强力阵定自己。她分在组织部。她想最重要的应该是档案。大火熊熊，她拖著一张装满了档案的沉重的字臺便往楼下拖，真不知道那来的那麼大的力气，把那张存放档案的沉重的字臺竟独自的拖下了楼，再拖出了大门。当她再一次冲进去还想抢救点什麼的时候，火势熊熊，她毫无经验，被浓浓的烟雾熏倒在大火下面。地委的人赶来才把她救了出来…… 　　　　　 不久全国掀起了“大张旗鼓　雷厉风行　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我们便和地委的干部一起投入到了“中心工作”之中……当时我们地团委除了书记张力行之外，只有一个党员，是地下党的名叫王录修，读过一年高中，輟学，但以后担任过乐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我和王录修作为工作组去了乐山中等师范学校。因为那里的校长是已经内定了的逮扑对象……学校里面已经在教职员和学生当中布置好了一批积极分子，由这些积极分子轮换著，24小时秘密监视著这逮扑对象。其一切行踪，点点滴滴都得向我们回报，如果有异常状况，我们则立即向上面报告…… 不久以后，进行了一次大逮扑行动，这些内定的逮扑对象由於被严密监视，故尔全都被“一网打尽”。与此同时各个地方都展开了大逮扑行动！“3.25”大逮扑，一次逮扑的数目，就以十万、数十万计的“反革命份子。操作方式大同小异…… “3.25”大逮扑后不多时候，快速的进行了一次大镇压----从重、从快、从严。也就是枪毙。快抓快杀！当时枪毙人，基本上无需什麼认真审问之类过程。运动的时间紧迫，以“掌握”的材料，认定应该枪毙的也就枪毙了…… 乐山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大专〕校长李乃尧曾同周恩来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参加了共產主义小组，回国后，又加入了国民党，后来参加了“中统”。李乃尧曾经担任过自贡市高等技术专科学校的校长，自贡市人。“双牌坊”李家名门的公子。“上牌坊”、“下牌坊”那是自贡市的“荣、寧二府”――李家的两座“大夫弟”一墙相隔。因而被称之为“双牌坊”。其间牌坊、楼臺、亭阁、花园、殿堂、各种建筑，雄伟壮观。可惜在解放之初即被视之为自贡市的封建堡垒予以狠狠铲除，转眼之间立即被扫荡得荡然无存，连片瓦寸砖也无以寻觅！全国如此，大多数文物建筑被“革命”、“共產”扫荡破坏延续了几十年！而今尚存者不足其十一！ 和李乃尧同时“背叛”封建贵族家庭，逃亡出去追求真理的〔从后花园钻狗洞逃跑出去的〕还有另一李公子，此李公子没有去法国，去了北方。以后去了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后在国务院的某部担任副部长。此副部长的儿子李锐〔1950年出生〕著有一部长篇小说――《旧址》。演义了“双牌坊”的兴亡历史。李锐还写了一本以自贡市历史为题材的小说《银城故事》等等〔均被译为多种文字〕。因而曾经获得过“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接受了法国总统希拉克的亲自颁奖……我的祖母是“下牌坊”李家的四千金，比“下牌坊”李家的公子李乃尧和那位副部长高一辈，我叫李乃尧以及那位国务院的副部长为“表叔”。 李乃尧是乐山“大张旗鼓”中的首批镇压对象。同时镇压的都是乐山的军、警、宪、特的头头。在乐山，这是第一次开万人“公审大会”，那时候，杀场设在青弋江江边辽阔的沙滩上，暮春枯水时节，很阔的一片片沙滩，沙滩左前面是岷江和青弋江交匯处，江面很宽，波涛汹涌。那有名的乐山大佛就矗立在那两江交匯对岸的岸边。大佛后的山上是凌云寺。大佛的两只脚在岸边，身躯从江边直抵山顶，大佛的头与山顶相平。整个大佛乃戳山而成，高达数百米，乃有名的世界第一大佛，真乃雄伟壮观，大佛的一只手掌上面就能够摆下几张桌子，可见其庞然之躯伟岸形象也。乐山大佛昂昂然的俯瞰著整个乐山城，而今也昂昂然的俯瞰著这新开辟的杀场。大佛如果还有灵气，定然想不到，他俯瞰了千百年的平静的沙滩上竟突然如此喧嚣！人们竟选择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来大开杀戒！真是阿弥陀佛啊！ 枪毙人那天，万人空巷，围观者人山人海。我也亲临现场。李乃尧高大魁梧，穿的一身深灰色长皮袍，神色自若......那年月枪毙人，都用威力很大的步枪，用枪口紧紧抵著后脑勺。一枪下去，脑壳粉碎，红色的血浆向天空乱喷，灰白色的脑浆溅洒得遍地。倒在地下的只剩下一个无头的躯体！老百性没有眼见过这样枪毙人，有的说人道，有的说非人道，人道亦或非人道？眾说纷紜，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杀人。如此残酷的杀人！面对此情此景，心情免不了紧张，但是必须强自阵定，显得泰然……至於“人道”、“非人道”之说。当时亿万草民和我们这些年轻干部都太孤陋寡闻。“老革命”们的“保密工作”又作得百分到家。延安时期杀人基本上不“浪费”子弹。都是“斩首”、“活埋”手段。活埋的较多，叫你自己挖坑自己跳下去，刽子手只负责填土。以后在东北，基本上都是“蘸糖葫芦”――把被处死的人吊起来。拔光一切，用鞭子、藤条之类抽打。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抽打数百鞭。打得鲜血布满全身，成了鲜红的“血人”。叫做“蘸糖葫芦”，真比“凌迟处死”那般残酷！还同样必需男女老少去“杀场”目睹残暴，听那痛苦的嚎叫，看那悲惨的走向死亡！当人变成了野兽时比野兽更加残暴！毛泽东的超级法西斯主义从湖南走向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这般走过来的！就是要人变成为野兽，让更多的人变成为野兽！和德国法西斯日本武士道一个样，只是日甚一日的向著“超级”发展…… 作家李锐在他的长篇小说《旧址》中又是如此描述那场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 《旧址》书中写道：‘王三牛师长命令行刑队“把反革命分子们押赴刑场!立即枪决!’ ‘不知是被这个命令震惊了，还是对这个过分拗口．过分突兀的胶东口音感到陌生，长江上游银城市的十万市民二十万只眼睛，一动不动地停在王三牛师长激动而喜悦的脸上。紧接著，行刑队长刘光弟更加激动的凄厉的口令声，划破了这冰冷而阴湿的惊呆。上报镇压的名单远远多於一百零八，也许因为是山东人对於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的偏爱，王三牛师长亲自为这次最盛大的“镇反”大会选定了这个数字。一百零八个反革命分子，一百零八面插在脑后的白色的亡命牌，被胸前掛满弹匣的威武的共军战士推操著拖拽著，拥向警戒线包围著的老军营校场对面的一截依山而砌的石墙。石墙上湿漉漉地长满著青苔。刹那间，这一百零八面白晃晃的亡命牌，在那些柔绿的青苔上聚起一股阴森肃杀的鬼气。一百零八这个数是王三牛师长亲自选定的，刘光弟暗自核对过，在这一百零八人当中有三十二个人姓李，几乎囊括了九思堂李氏家族三支子嗣当中所有的成年男子。临行刑的前一天，刘光弟曾向军管会递交“请战书”，要求由他来打响第一枪，亲手处决自己的舅公李氏家族的掌门人李乃敬。随著刘光弟清脆嘹亮的第一枪，大义灭亲的子弹从美式卡宾枪的枪口中无情地呼啸而出，李氏家族掌门人李乃敬的天灵盖像一块破碎的瓦片，飞进到青苔遍布的石墙上，“瓦片”上飞旋的乱发沾满了鲜红的血和粉白的脑浆。紧随其后，是一模一样的一百零七次的涂染，那长长的一段石墙变得仿佛霜染秋林似的斑斕……那令人胆战心惊的一百零八颗子弹的呼啸声。李氏家族在银城数百年的统治和繁衍终於结束。遍布银城街头巷尾的几十座李氏家族的大大小小的功德坊、进士坊、节孝坊，从此失去了往日的荣耀和威严，面对著行人大张著惊恐而丑陋的嘴……’ 这是小说，文字有些渲染。但所描述的那个杀人场面却确确是当时的一个缩影…… 那时候，凡杀人都要组织成千上万的草民到杀场上来目睹这种恐怖场景。全国大小城市无一例外，从而在亿万草民之中造成恐怖气氛。显示暴力社会主义政权的无比威力。要你规规矩矩不得乱说乱动！ “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声势浩大。全国莫不如此，象重庆菜园坝一天同时枪毙三百多人。〔上海一次枪毙一千多人〕尸体摆了几里路的长队。前所未有。杀的方法如出一辙。老百姓称之为“敲沙罐”......“敲沙罐”不仅全国震惊，在世界上也引起很大的震动……蒋、美方面大嚷大叫说共產党残暴，大陆恐怖，说这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大屠杀！不停的在世界上大造舆论。不久“美国之音”说大陆“敲”了三千万人！大陆说只“敲”了五百万。当时每个星期二都有由地委一级的首长向地委、专署的机关干部作报告的制度。由於传媒、书籍的贫乏，最先进的传媒是收音机，也很稀罕，很少人拥有。这种报告，也是时事、政治的一种“思想教育”方式。像如此类似的“敏感”内容，都是中共乐山地委书记鲁大东报告中说的，因为当时只有地师级干部才可以收听“敌臺”，其他的人如果发现你收听“敌臺”，你就属於“现行反革命行为”，招逮扑的都有…… “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分为“杀、关、管”三种。“关”和“管”的比“杀”的还多……’ 据档案资料介绍：四川省被判处七年以上并送至新疆一地劳改的反革命犯就有七十万人，其他还有许多劳改农场，都送去了数以十万计的反革命犯人去劳动改造……迄一九七九年八月上旬止，仅湖南全省已摘掉四类份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份子帽子的，就有三十多万人…… 若再加上株连的。此次“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城市人口之中被打入“另册”之眾，亦乃前所未有。定然不会少於数千万的数目…… 从上述片断中提及的乐山、自贡市、重庆市的叙述，可窥见一斑！当时全国为五亿人口。在三亿多人口的大半个中国以速雷不及掩耳之势大开杀戒！！在很短的时间里杀掉了数百万之眾！〔约占总人口的1%〕。毛泽东提的要求是杀掉千分之一，杀的结果远远超过了“指标”！！ 这些被快速杀掉的数百万之眾。被称之为“五种类型的反革命份子”――“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国民党军官、宪兵”。在1950年时候这麼几百万人，拥有武装还有著盘根错节的社会势力，确实是一股非同小可的实力，故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也掀起过不小的波澜： 中共中央西南局在1950年3月向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对於“敌情”有如下叙述: “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那时候，对於上述五种势力统称之为土匪――作者〕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 “继二月五日在成都西南龙潭寺地区近万土匪暴乱，杀害我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闻讯前往增援部队五十多名干部战士，随后被我派部队前往歼灭后，二月份以来，各地土匪又围攻并占领了包括温江、祟庆、郫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邛崍城遭匪万人之围攻。壁山军分区一夜之间八个区政权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平塘全县我地方工作人员被匪杀害达八十餘人。该县忠孝乡一保一次被匪劫去妇女十六岁至二十岁妇女四十名。次日，河扬乡往平塘赶场之妇女二十一人被匪剥光衣服，七人被强奸，两名军属被强奸后又掳走。清镇县属鸡场，三天之内遭匪两次洗劫，第一次被抢居民十三户，第二次全村九十餘户全部被抢，并被土匪杀死七十餘人，八名商人被扔到火中活活烧死。另匪首曾绍华近数万人接连三次袭击贵州大学和花溪市，打死学生、员工多人，先后掳走男女学生九十餘名：长顺县匪首支超初用刀活活砍死我副县长、县政府部长、科长等四人。成渝、成灌、渝黔几条重要公路，渝瀘等水路全部被土匪掐断：蓉雅、川湘两路之桥梁全被破坏。土匪甚至组织儿童拦截我军用汽车，抢走物资，杀害我押车干部战士。此类惨案，近日来连连发生，无法一一列举。这同时，个别国民党起义部队在一些匪特的策划下，也连连发生叛变。如原国民党李振兵团及二十七军之六十一师、二十军之一二三师等。目前，据初步估计，仅川西地区，各种公开活动之土匪就达一0四股之多，小股数十、数百餘人，大股万餘人一起活动，总计不下六万餘匪。并且，还有继续以极其迅猛的速度蔓延发展之势。”〔当时对於上述的五种势力统称之为土匪。一如内战期间共產党称国民党为蒋匪，国民党称共產党为共匪一样――作者〕 中共中央西南局在以上报告中所描述的仅仅是遍及大半个中国，三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地区”的千百宗类似事件的较为“典型”的少数事列而已。 之类“反共救国军”估计有两百多万遍布於“新解放区”的山山水水。加上城市里的国民党党团骨干估计六十多万，封建会道门骨干估计六十多万。如此三百多万的武装力量与共產党势不两立的相抗衡，使得新建立的共產党政权深深感到一时难以“站稳脚跟”！！ 1950年10月8日中国军队到了朝鲜正式参加了朝鲜战争。两天之后――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於镇压反革命的指示》 1950年时候，共產党把这世界分成为“两个阵营”――“帝国主义阵营”，美国是其老大；“社会主义阵营”，苏联是老大，斯大林是老大。斯大林很喜欢别人称呼他为“大老板”。当时全国的流行歌曲中有一首叫《一边倒》。开头一句是“一边倒，一边倒，我们就是一边倒”……这首《一边倒》我们都唱，全国男女老少都唱。要大家都倒向“大老板”的麾下！对於美国则宣扬要“反美、仇美、蔑美”。宣扬美国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要大家不要怕。如此内容见诸於每天的报端，诸如此类的大标语贴满了所有的大中小城市…… 1950年时候还宣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那个“底”就是臺湾和西藏。而且把解放臺湾作为1950年的最重要的军事任务。不仅在作打过海去的种种准备，而且对於沿海的一些岛屿还进行了试探性的进攻，共產党因为缺乏海军，大老板斯大林另有算盘，一时又不答应动用海军帮忙，所以迟迟不敢动手……殊不知1950年6月27日美国第七舰队驶入臺湾海峡！，一时间形式变得颇为紧张。臺湾方面大喊要“反攻大陆”，国内的这“三百多万”“土匪”则大叫“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许多地方弄得人心惶惶！斯大林也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那就让它来吧，迟几年打，不如现在就打！” 金日成早在1949年3月就去莫斯科要求“大老板”“帮助”“解放南朝鲜”……1950年1月“大老板”发话“可以帮助他”，1950年3月金日成被大老板招到莫斯科……1950年5月“大老板”发电点头同意，一个多月之后――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大动干戈，派出大老板武装的大批朝鲜军队越过了“三。八线”攻入了南朝鲜。仅仅一个月零几天的时间。金日成的军队“解放”了南朝鲜90%以上的土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根据“波士坦秘密协定”，美国军队占领了南朝鲜，苏联军队占领了北朝鲜，以“三。八线”为界，儼然被分割成为两个国家。在德国则以“柏林墙”为界，美国军队占领的西柏林那边称之为“西德”。苏联军队占领的东柏林这边称之为”东德“。也儼然被分割成为两个国家。都被视之为“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各自的战略要地！ 如今南朝鲜这麼一块战略要地一下子被金日成快速的吞并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当然奈不住了。认为破坏了“波士坦秘密协定”，於是在联合国发起了“抗议”，通过了决议，组成了“联合国”军队。实际上是以美军为主的军队。在一个多月之后，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一下子把金日成的军队拦腰截断，首尾不能够相顾……金日成慌了，赶急要求“大老板”要中国军队帮忙……於是在1950年10月8日中国军队到了朝鲜正式参加了朝鲜战争。两天之后――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於镇压反革命的指示》。 因为要全力以赴的去打朝鲜战争。国内这三百多万“土匪”武装力量，确实是心腹之患。毛泽东认为在这个时候去镇压这些敌对势力是最好的时机。於是才有了“雷厉风行、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的大运动！实在是迫不及待。 打朝鲜战争促使了迫不及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快速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为了解决打朝鲜战争的后顾之忧。 “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延续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社会主义的理念。发展成为“枪杆子保政权、枪杆子管政权”的暴力社会主义理念。毛泽东把它说得“诗意”一点，叫做“马上夺天下”――“马上治天下”――“马上保天下”。“诗意”之中依然闪烁著刀光血影！ 毛泽东在进城之前就已经再三强调阶级斗争问题，一直是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的最坚决的主张者，一再强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是独裁、专政、专制”，必须“肃清全国的反革命分子”。进城后，毛泽东一再的公开声明:“对反动派只有暴力和专制，绝不施仁政，”“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的如此种种“革命理论”为“杀人合理化”建立了依据。“必需”要以“大屠杀”来“肃清全国的反革命份子”成为“理所当然！”。以后还不断的宣扬这种理念，也就是坚持了几十年的“人民民主专政”，於是“杀人合理化”儼然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都散见於《毛泽东选集》之中。 为了彻底消灭这些心腹之患，颇有点寧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的气魄。又因为“镇反”迫不及待，以致错杀、冤杀、误杀者不少。一九五三年，总结全国镇反运动时候，公安部长罗瑞卿曾在总结报告中说：“镇反的缺点和错误，最突出地是存在著乱捕、乱杀、刑讯逼供、夸大和造假案”…… 八十年代，中共中央终於局部地承认了“当时被镇压的还有部份起义投诚人员”这样的事实。一大批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曾英勇杀敌的国民党官兵，被当成历史反革命份子而惨遭杀害；国民党的一些著名起义将领，如傅作义等人的绝大多数部下〔参加了起义的〕均被镇压；全国各地因起义、投诚而参加共军者，其中被开除军籍和判刑、劳改、管制的不计其数…… 1949年4月25日，即占领南京后第三天，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与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布的《共军布告》，向全国宣布的“约法八章”中要求：“一律安居乐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其中第五章称：“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乡镇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共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跡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 那些自认为是“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看到这个报告后，都感到自己留下来不能够逃脱被杀的灾难，全都逃跑了。一些“轻信了谣言妄自惊扰”的人，也提前逃跑了。只有那些相信了这个“约法八章”的人才留了下来。然而，就是这些留下来的人，大多数都先先后后被“镇压”了，遭到了“不加俘虏、不加逮扑、不加侮辱”的完全相反的对待。被杀的较多，逃脱了的极少，也难逃“关”和“管”的命运。。。。。。这麼一大批人，毛泽东、朱德已经公开的承诺“不加俘虏、不加逮扑、不加侮辱。”而且还承诺“准予分别录用。”结果却遭到了残酷镇压。食言而肥！怎能够取信於人呢？一次一次的欺骗草民。结果当然是“人必自毁而后毁之”。其实欺骗和镇压本来就是法西斯暴力社会主义的两把屠刀。缺一不可。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份子条例”，该条例将死刑扩大到了十数行，量刑的标准无谱，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遂在全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的狂潮。然而，正是这麼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列》却使得“杀人合法化”了。虽然那些杀人者依然是专断独行，眼睛里并不看重此一《条列》，当然许多人也并不依据这一《条列》行事。但“杀人合法”已经“顺理成章”。 再以后把一个个杀人者奉为“立场坚定”的“积极分子”，阶级斗争的“英雄”，“誓死保卫革命成果”！“誓死保卫红太阳”的“马列主义者”，更使得“杀人神圣化”了。如此的“杀人合理化”、“杀人合法化”、“杀人神圣化”便构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也是其“专政”、“阶级斗争”的明确注解。为以后几十年对於亿万草民进行精神阉割、思想奴役、“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的“信条”。成为了我们这些“驯服工具”信奉的准则。成为暴力社会主义的基石。这种“合理化”、“合法化”、“神圣化”的“革命理论”延续了几十年，迄今依然束缚著上上下下的统治者，无能摆脱它的束缚！ 大开杀戒自然成为了暴力社会主义政权的最重要的统治手段。从此一直延续下去。1951年的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只不过是一场“开场锣鼓”。以之显示暴力社会主义政权将在中华大地上怎样一幕幕的扮演出那些血腥的历史！ 2007年90岁高龄的胡绩伟老人的一篇文章《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是超级法西斯主义》――关於「社会主义比法西斯主义还坏！ 胡绩伟老人在文章中写到――“一位朋友在给我的信中说：列寧的老友伊斯门曾经说过：「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是超级法西斯主义。」我早有这个看法，但没有说，原因是我没作过认真研究。我 请这位朋友帮我查查，这句话的原文和出处。他给我送来了一个复印件，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第三十二页。这一页中引用了伊斯门先生的话：「斯大 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经过这一核查，我才敢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坏，比斯大林主义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 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所发动的一连串的政治思想斗争，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和十年「文革」，充分发挥了毛泽东社会主 义制度的法西斯的残酷野蛮传统。在「文革」结束以后，上下一致的结论是：毛泽东无產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搞的社会主义是封建法西斯主义，以后李慎之同志改 为「皇权法西斯主义」。我也把毛泽东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改为「斯大林加秦始皇」，这才合乎实际。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法无天的「残酷斗 争」、「无情打击」那一套，恰恰是从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学来的……” 胡绩伟老人在提及“一连串的政治思想斗争”中没有特别提到“镇反”、“土改”，许多学者也还没有触及到“镇反”、“土改”领域。但认真研究历史。应该得到的结论是，胡绩伟老人的认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坏，比斯大林主义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 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从其错杀、误杀、滥杀、冤杀、杀人的残酷手段等等来予以反思。毛泽东的超级法西斯主义所采取的大屠杀手段，应该认定是从“镇反”、“土改”已经开始。以“杀人合理化”、“杀人合法化”、“杀人神圣化”作为其“超级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行为准则。从此而肆无忌惮，愈演愈烈。在镇反、土地改革这一波峰之后，文化大革命只是它的又一个波峰而已。 有人把二十世纪的大屠杀归结为四十三次，最少的一次只屠杀了两万人……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扔下的两颗原子弹炸死了五十万人……四十三次大屠杀总计为一亿另二十万人。其中毛泽东杀了49%.将近一半，因而排名第一。如果再加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饿死的四千多万！就是九千多万人，这个数目恐怕空前绝后无疑的了。 当时接受了一个新概念叫“阶级感情”。看你站在那个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就会有不同的解答，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各种舆论，各种街谈巷议,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各种说道都有，记得土地庙里出现过一副对联〔解放以前春节时候，都要为各处的土地庙贴新对联，还得献上三牲――雄鸡公、大鲤鱼、刀头。刀头是方方正正的一块猪肉〕：上联是“蒋匪共匪谁是匪”，下联是“美亲苏亲那个亲”，横批是“天才晓得”。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的时候，毛泽东对著蒋介石说：“你叫了我二十多年的共匪，我叫了你二十多年的蒋匪，现在不是都不叫了吗？坐在一起来了吗！”当时因为要谈判，双方暂时都停止了叫“匪”，可是重庆谈判破裂之后，共匪、蒋匪在报纸上，电臺上又天天叫了。天天叫，叫了二十几年......然而作为一个干部，在如此从未应对过的，从未体验过的新的情势面前，现实迫使你必须做出你自己的是非判断。谁是匪？谁是非匪？亿万草民在思考！谁是真理？什麼才是真理？开始复杂化了，必须去分辨、去审视、去认定。而且不容迟疑。老百性把这称之为“换脑筋”，亿万草民都在“换脑筋”，没有人敢於不“换脑筋”。我当然也得“换脑筋”，还得不停的“换脑筋”，不“换脑筋”就赶不上趟。共產党的说法是“思想改造”，也就是要不停息的进行“洗脑”――接受“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用毛泽东的超级法西斯主义去破除传统的道德理念……当时思想改造的手段应该是很少也很贫乏。要求用马列主义的书来作为思想改造的蓝本。但那时候这些书很少，一般也看不懂，去看也只能触及皮毛。而且有点“远水不救近火”，所以主要手段是首长报告和政治学习。当然那“蓝本”也就参差不齐了。首长说的就是真理！就是蓝本！就是标准！首长意志就是全体意志。 经过“大屠杀”之后，一度甚嚣尘上的暗杀、投毒、放火、造谣在城市里销声匿跡，因为杀掉了几百万关掉了几百万管掉的就更多了。法西斯恐怖已经弥漫大、中、小城市……这是毛泽东解放以后第一次以“异乎寻常的手段”来扭转了全国局势，教育我们，不能够像苏联那样，在“炮打冬宫”推翻沙皇之后，红军、白军还廝杀了那麼多年……要求我们这些人当时的职责就是要保卫新生的政权，甚至要为此而奉献一切乃至生命。我们当然必需从内心里百分之百的拥护，无有置疑。要求所有的干部都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掌政权就是社会主义。靠“枪杆子”专政就是真理。除了“大屠杀”之外，没有其他的手段能够达到此目的。这是象我们这样的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第一次接受的一堂“活生生的革命教育”。充满了鲜血和暴力的革命教育。一次席卷全国的血的洗礼！来得突然，来得惶惑而又不无震惊地默默地接受了这新的啟蒙！实际上我们这些人也就充当了那次“大屠杀”中“全国一盘棋”机器中的各种“螺丝钉”的角色！ 戊子年 秋高气爽时节 酸笆斋 作者惠寄    转载请注明出处 Tuesday, August 11, 2009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驴民小学生

其实欺骗和镇压本来就是法西斯暴力社会主义的两把屠刀。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