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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后被中共以“镇反”为名而杀害的部分国军将领名单》.txt
《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国涌.txt
《“中国第一冤案”─刘少奇邓小平铸被打倒之谜》师东兵.txt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国亚.chm
《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rar
《中共“太子党”》何频、高新.txt
《中共壮大之谜》谢幼田(1-24) .txt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杨继绳.pdf
《中国特区1942-1945》
《中国的命运》蒋中正.exe
《中国远征军缅北征战纪实》孙克刚.chm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戴煌.chm
《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章诒和.chm
《共产主义实录》.pdf
《内在的敌人》雷震远.txt
《回首文革》李肃华.chm
《带刀侍卫――张国焘原警卫排长何福圣自述》.txt
《延安日记》[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pdf
《延安日记》简介.txt
《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rar
《我的回忆-第一册》张国焘.pdf
《我的回忆-第三册》张国焘.pdf
《我的回忆-第二册》张国焘.pdf
《新中国三十年》[美]唐徳刚.exe
《日本论》戴季陶.txt
《晚年周恩来》.chm
《晚清七十年》选摘.txt
《朱熔基传》.txt
《林彪的这一生》少华、游湖.txt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chm
《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pdf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chm
《粉碎邪恶轴心》马克帕玛.txt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华.pdf
《苏俄在中国》蒋中正.rar
《菊与刀》[美]鲁思·本尼迪克特.rar
《谁是新中国》辛灏年.chm
《远华案黑幕》盛雪.zip
《金冲及版毛泽东传》1893-1949.txt
《阳谋：反右前后》丁抒.txt
《非常道》余世存.txt
《非暴力抗争》.zip
《革命的僭妄》(红色高棉录).txt
《韩战回忆录》今钟.chm
《70我们的七十年代》.chm
《80我们的八十年代》.chm
《世界思想简史》唐子.chm
《中国之毁灭》郑义.txt
《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htm
《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何清涟.txt
《中国现代化陷阱》何清涟.chm
《人权之旅》茉莉.chm
《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陈破空.chm
《回归荒凉》袁红冰.chm
《如焉》胡发云.chm
《寻找家园》高尔泰.txt
《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朱凌.chm
《文殇》袁红冰.chm
《新闻与官场的内幕故事：新闻界》朱华祥.chm
《民主与共和》袁红冰.chm
《沧桑》晓剑.chm
《淮河的警告》陈桂棣.txt
《犬儒病》胡平.chm
《狼嚎大爷与狼》李对龙.chm
《神与我们并肩作战》高智晟.rtf
《自由在落日中》袁红冰.chm
《致命弱点》杨新亚.rar
《致命武器》杨新亚.rar
《致命追杀》杨新亚.rar
《英雄人格哲学》袁红冰.chm
《草庵居士》文集.chm
《蒋彦永真话救中国》黄河清.chm
《袁红冰文集》.chm
《讨伐中宣部》焦国标.chm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chm
《金色的圣山》袁红冰.chm
《雾锁中国》何清涟.pdf
《风云侧记：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袁鹰.chm
《马建文集》.chm
《黄祸》.rar
《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谢泳》.txt
《荒诞岁月》巴凌.chm
《风雨如晦十五年》丁子霖.txt
《中央党校专家解答周恩来之谜--吴洪森》.txt
《中苏关系内幕纪实》.chm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肃反秘史》.zip
《储安平与“党天下”-戴晴》.txt
《外蒙古独立内幕》.rar
《新疆三年见闻录》.rar
《周恩来文革讲话集(1966-1976)》.txt
《三峡工程论证的始末》潘家铮.txt
《中国驻印军缅北作战纪实》.rar
《人民心中的胡耀邦》.pdf
《人民的权利──个人自由与权利法案》.txt
《人祸》丁抒.txt
《他终于自由了》.pdf
《六四内部日记》陆超祺.pdf
《内在的敌人》雷震远神父 .txt
《刘晓波其人其事》.txt
《北京：谁知道真相》陈实.exe
《历史的先声》.txt
《后极权研究文选》.txt
《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pdf
《唐山警世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exe
《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威廉·韩丁.txt
《天葬》(部分)王力雄.zip
《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何清涟.txt
《平息西藏叛乱》.pdf
《底层访谈》廖亦武.txt
《彭德怀自传》.txt
《往事何堪哀》王彬彬.txt
《忍对黄河哭禹功》(节选)戴晴.txt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杨健.txt
《文革受难者》王友琴.chm
《明朝的那些事儿》周枝羽.txt
《晚清七十年》唐德刚.txt
《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京夫子.txt
《民以何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现状调查》.txt
《灵山》高行健.txt
《牛鬼蛇神录》杨小凯.txt
《王兆军：谁杀了林彪》.txt
《王力反思录》.pdf
《王明_中共50年》.pdf
《紫阳千古纪念文集》.pdf
《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茅于轼.txt
《胡绩伟回忆录：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pdf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戴煌.txt
《被遗忘的大屠杀：南京暴行》.PDF
《远华案黑幕》盛雪.txt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chm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pdf
《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吴思.txt
《非类》弋夫.chm
《上海帮末日悍将——陈良宇传奇》.docx
《刘少奇文革讲话集》.txt
《刺刀直指拉萨-一九八九年西藏拉萨事件纪实》.txt
《唐山警示录 不完全资料》.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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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李丹慧-朝鲜战争研究.zip

跛足

《六四内部日记》陆超祺.pdf
《他终于自由了》.pdf
《新闻与官场的内幕故事：新闻界》朱华祥.chm
《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朱凌.chm
《讨伐中宣部》焦国标.c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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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有好多书已经被和谐掉了。能不能打包发给我一份。。谢谢

小9527

能不能打包发给我一份。。谢谢

金樽对月

我也想要一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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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国涌.txt

《“中国第一冤案”─刘少奇邓小平铸被打倒之谜》师东兵.txt

《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rar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戴煌.chm

《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章诒和.chm

《共产主义实录》.pdf

《内在的敌人》雷震远.txt

《回首文革》李肃华.chm

《带刀侍卫――张国焘原警卫排长何福圣自述》.txt

《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rar

《日本论》戴季陶.txt

《晚年周恩来》.chm

《晚清七十年》选摘.txt

《林彪的这一生》少华、游湖.txt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chm

《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pdf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chm

《粉碎邪恶轴心》马克帕玛.txt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华.pdf

《苏俄在中国》蒋中正.rar

《菊与刀》[美]鲁思·本尼迪克特.rar

《谁是新中国》辛灏年.chm

《金冲及版毛泽东传》1893-1949.txt

《非常道》余世存.txt

《非暴力抗争》.zip

《革命的僭妄》(红色高棉录).txt

《韩战回忆录》今钟.c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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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
这个好书，我没找到，麻烦楼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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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暂缺(21)
谢幼田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究竟做了什么？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究竟做了什么？中共军队是怎样在抗战中壮大的呢？”这
是旅美学者谢幼田在其所着一书中要探讨的问题。中国抗日战争57周年前夕，
这本书已经由明镜出版社出版上市。

作者说：在我眼前展现的竟然是令人难以想像的历史事实，任何一个中国人
知道这些都会愤怒地拍案而起。(作者介绍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
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社会科学研究环境也相对宽松了。这使得研究近代历史
的大陆同仁，在抗日战争领域，在1980年代，写出了一批在毛泽东时代可能会
有坐牢之祸的书籍，如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几本《中华民国史研究丛
书》、《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政府陪都
重庆史》，甚至连共军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反映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书籍。

于是第一次在大陆中国人的眼前呈现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抗战中不是
卖国，而是积极抵抗，呈现出中华民国军队浴血抗战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呈
现出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但是对于抗战史的研究来说，“国民政府在抗日”
只是问题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中国共产党在做什么？以上著作往往仍然提到：
“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比较毛泽东时代的铁论：“抗日战争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已经向前跨进了相当大的一步。可是中国共产党究竟
怎样领导呢？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史迹，反反复复只提到有平型关
大战和百团大战，其它的大战好像都是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打的，那共产党军
队在做什么？

中国抗日战争57周年纪念之际，由旅美学者谢幼田所着的由明镜出版，该书披
露的史实令人难以想象。

本着这疑问，作者一度研读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时期和后来在台湾出版的有
关书籍，但是其中的自我歌颂和宣传成份会不会比较多呢？于是作者改读主要
由北京近年出版的大量有关抗战的史书，主要是中共中央文献，以及元帅、将
军们的回忆录。例如，最重要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重要领袖的《年
谱》，以及部份开国元帅和将军们的回忆录，等等。这些真实的史料，再现了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和军队在抗战中的作为，这些作为，与大陆官方长期所宣
传的抗日战争史大有出入。

研读、研究的结果，作者愤怒地说：“中华民族被出卖了！就连公开卖国的汪
精卫集团也远远难以与之相比！”他写下这本二十六万字的著作，力图揭开被
掩盖了数十年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

谢幼田1980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试，进入四川社会科学院，先后担任编辑、
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87年应邀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研究，现任胡佛研究
所客座研究员(V. Fellow)。在国内外有多篇论文和四部专著出版。

经明镜出版社授权，将从明天，即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
事变”七十一周年之际，开始连载一书。


(1)：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

自序
改革开放以来，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较，经济生活获得了相当多的自由。现在的
年轻人已经很难想像，那时就是从家里拿一个鸡蛋到外面去卖，也会被扣上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怕罪名；对于从事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份子来说，也
与地狱般的毛泽东时代有很大的不同，那时除了歌颂毛泽东和中共，任何其它
的题材或说法，都会被打上反党的罪名。邓小平所开启的时代，到底使得中国
人的日子好过许多。

这比较宽松的环境，使得研究近代历史的大陆同仁，在抗日战争领域，在1980
年代，写出了一批在毛泽东时代可能会有坐牢之祸的书籍，如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十几本「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西南师范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史」，甚至连共军出版社也出版了一
些反映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书籍。于是第一次在大陆中国人的眼前呈现出以蒋
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抗战中不是卖国，而是积极抵抗，呈现出中华民国军队
浴血抗战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呈现出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

但是对于抗战史的研究来说，“国民政府在抗日”只是问题的一半。另外一半
是中国共产党在做什么？以上著作往往仍然提到：“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
同领导的”，比较毛泽东时代的铁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已
经向前跨进了相当大的一步。可是中国共产党究竟怎样领导呢？而且八路军、
新四军在抗战中的史迹，反反复复只提到有平型关大战和百团大战，其它的大
战好像都是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打的，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做什么？中共军
队是怎样在抗战中壮大的呢？

本著这疑问，我开始研读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时期和后来在台湾出版的有关书
籍，但是我怀疑，其中的自我歌颂和宣传成份大概比较多；于是我改读主要由
北京近年出版的大量有关抗战的史书，主要是中共中央文献，以及元帅、将军
们的回忆录。在我眼前展现的竟然是令人难以想像的历史事实，任何一个中国
人知道这些都会愤怒地拍案而起。

中华民族被出卖了！就连公开卖国的汪精卫集团也远远难以与之相比！

这里要说明，在1949年以前，说中华民国，就代表当时的中国或者国民政府；
说中国，就代表当时的中华民国或国民政府，并非今日台湾的中华民国。

本书能够完成，得到了极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意识的赖先生及其夫人萧女士的
鼎力支持，这里深表谢意。

斯坦福大学前胡佛所东亚图书馆戴天禾女士、胡镜宇先生、胡音因女士对写作
本书提供很多帮助，特在此致谢。

谢幼田于斯坦福大学

“九一八”以后

狂热的日本军阀失去了理智，在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攻击。中
华民族立即面对生死存亡的最根本问题。

在对待日本侵略方面，是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按照深谋远虑的战略和策略
坚决抵抗，还是把某一政党的私利和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九一八”到
“七七”事变中国政治的基本内容。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国民党，自始至终担
负著正面战场抵抗日本军队的任务。所以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作为
时，首先要弄明白国民党在“九一八”发生以后的基本战略和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发生的时候，虽然力量微不足道，只控制著江西省南
部的一小部份山区，可是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却拥有将近一百万正规军和一百
二十万民兵，为以后打下江山奠定了基础。所以国内政治的主题仍然是中国国
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的角逐。

日本军国主义份子争夺世界霸权的对象，是英国、美国和苏联，从来不是中
国。以为中国不堪一击，打算在灭亡中国以后，利用中国的各种资源，再与其
它列强争霸。

日本人看见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西方的战争从来是败绩；看见了辛亥革
命以来，由于武人割据而长期混乱；看见了北伐虽然统一中国，执政党内部纷
争没有停止；看见了中国仍然非常的贫穷落后，谈不上任何基本的国防。以为
他们眼中的东亚病夫只能够被列强宰割……。

日本人犯根本错误的一点是，忽视了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的文化
精神。作为地球上的文明古国，中国人保持了稳定的生活方式，这生活方式根
源于普通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即重视以家庭为著落点，以“仁”为核心的伦理
道德，在艰难的人生享受著亲人之间的天伦之乐，追求著宇宙和社会生活的和
谐。这种生活方式形成民族的自信和自尊，自然对于步西方殖民者后尘的“倭
寇”是鄙视的。所以一旦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会很深刻的引起全民的民
族主义反抗情绪。这种情绪是不需要当政者的提醒教育，是不待而然的。从历
史看，这样一种文化心理，使得中华民族在与异族的冲突之中几乎不可能被战
胜，哪怕在军事上失败了，最后征服者也要被中国文化所同化。浅薄而疯狂的
日本军阀怎么能够从理性上认识这一点呢？所以日本军队一开始战争，就陷入
了深不可拔的泥淖，把企图与英美争雄的“能量”消耗了许多。



《中共壮大之谜》(2)：为蒋介石“攘外安内”策略翻案

代表中华民族精神而与日本正面抗拒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和其领
导下的国民政府；正是由于中国民族精神的巨大力量，使得在“九一八”以后
的特殊时代，分裂的中国国民党几乎神奇地立即团结起来，各个领袖们抛弃了
一切前嫌，一致掩护已经下台的蒋介石重新主政。而蒋介石以他的智慧、坚忍
和毅力，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决策，领导中华民族战胜了外部的强敌。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首先是尽力避免战争爆发，日本政界的一些有远见的
政治家也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对双方不利。在日本狂热的军人的鼓动下，军人
浪人不断地在华挑衅，局面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国民政府不得不进行战争的全
面准备，包括物质的准备和精神的准备，也开始了“攘外安内”的策略，来解
决有苏联的国际背景，并且掌握有军队的共产党问题；同时尽量延缓战争的全
面爆发，即在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同时，遵照“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原则，
忍辱负重，以换取准备战争的时间。这是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期间的
基本战略和策略。历史已经证明蒋介石所制定的战略和策略是成功的，只是
“西安事变”的出现，使得“攘外安内”的策略半途而废，而有抗战胜利以后
的剧变。

但是蒋介石的策略与苏联和中共的追求相悖。俄国在上一世纪就和日本争夺在
远东的利益而你死我活；苏联建立以后，其远东的头号敌人仍然是日本。因
此，特别需要用中国人的抵抗力量，来减缓日本的压力。所以，从“九一八”
开始，苏联和中共鼓动立即抗日的调子最高。中国共产党的灵魂是外来的，是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具有煽动阶级斗争的苏联文化特点，这与以“仁”
为核心的求和谐的中华文化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中共组织活动也受苏联的直接
指挥，和那时候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一样，把苏联当做他们（无产阶级）的祖
国，这与中国人的基本利益相悖。中共的党的利益，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苏联的
国家利益，从来是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

例如：按照苏联的指令，对于国民政府的任何阻止和延缓战争爆发的做法，全
部被骂为“卖国”，至今的官方所书写的历史仍然如此，这就造成中共是抗日
战争的唯一正确代表者；又如，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候，在“九一八”事变以后
才两个月，在江西的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坚持以暴
力推翻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为其基本宗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
容忍吗？中共是国民政府抗日本侵略者的根本内部大患。这是一段被中共篡
改的历史。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的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抗日的力量，不
曾向日本军队放过一枪一弹，他们所做的，就是用红军打击国民政府，分散抗
日的力量；或者利用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抗日热情，与别有用心的政客配
合，煽动立即抗战，破坏国民政府的战争准备和战略决策。

抗战之中，国、共之间的一切纠葛由此而起。或者为了全体中华民族，或者为
了中华民族中所谓某一个阶级的利益（实际为了苏联的利益），两个政党或明
或暗地一直在进行著全面的较量。所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战争准备
工作分为两个部份，即一方面直接对外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另一方面则是间接
对外的，即欲消灭内部的隐患，这就是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安内”的政策。



《中共壮大之谜》(3)：国民政府急切又秘密地备战

直接的战争准备分为几个方面：

在财政上，需要统一币制。北伐成功虽然获得了国家的统一，但是许多方面仍
然是表面的。许多地方在军人主导下，财政支出不受中央政府的限制，而且地
方截留国税，甚至擅自铸造货币和滥发纸币，从曾国藩时代开始的徵收厘金，
仍然使得各个地方有变相的徵收税的权利。

国民政府在1930年获得了关税自主权，为财政改革奠定了基础；肥厚的盐务税
也在此时收归国民政府，在战争爆发的1937年度，盐务税收入高达两亿一千八
百万元；甚至租界的洋人也开始缴纳统税，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的统税收入
达到一亿二千五百万元；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在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废
除银元，实行法币：“法币有充份的准备金，其价值定为美金三角。……法币
虽则一次发行了十八亿九千七百万元，而准备金高达百份之六十七。国民政府
确实在准备抗战。有了法币，政府便可以应付公开或秘密支出。事实上，孔祥
熙划出了十亿三千四百万法币作为秘密专款，作为1936至1937年这三个年头，
购买兵器与弹药、建筑铁路公路、改良水利设施等等与抗战有关的工作之
用。”注1国民政府的财政统一和币制改革的成绩，是备战的重要部份。

在交通方面，加紧进行著公路、铁路和通信建设，以便于调兵遣将。“九一
八”开始的时候，面积广大的国土上，只有公路四万多公里长。经过努力，到
1937年，中国的公路达到十一万一千多公里，增长了一倍半；

武汉到广州的铁路大动脉虽然早就在南北两头修筑，但是工程最艰钜的部份，
始终未完成。经过七年的努力，终于在1937年贯通；陇海铁路原来只修筑到河
南的灵宝，也在这几年之中延长到西安和宝鸡；浙赣铁路是东南铁路的主干
线，由蒋介石亲自加以督促，在1936年完工；同时，南北纵贯山西省的同蒲铁
路也完成。几年的时间，在那时的经济和技术水准下，铁路由八千公里增筑到
一万三千公里；

全国的邮政局在1931年不足一万所，到1936年，增加到一万五千三百多所，邮
路则从四十万里增加到五十九万八千馀里；并且在全国普遍设立无线电电报通
讯，在全国普架电线约十五万里；注2

为了振兴中国国民的精神，在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欲将中
国固有的礼、义、廉、耻美德在生活中具体实施，并且提出国民生活军事化，
以便适应战争的需要；新生活运动的更深一层的含义，是用中国文化精神对抗
共产主义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在1932年，秘密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来改名为“资源委员会”），
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翁文灏为秘书长，内设国际组、军事组、教育文化组、经
济与财政组、土地及粮食组。三十九个委员中，绝大多数是全国知名的学者、
专家和实业家；并且聘请二百多名各界人士在各个小组担任专员。一大批著名
的知识份子因此投身到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日“国防设计”的工作中。最近中国
大陆出版的有关著作中说：“这些调查统计工作虽然是初步，甚至可以说是粗
糙的，但是它们在当时和抗战期间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却不能忽视和低估。许
多基础性的调查统计在中国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也可以说它是中国近代第一
次比较系统和大规模的国情调查。设计委员会所编列的许多计划如「战时燃料
及石油统制计划」、「粮食存储及统制计划」，在抗战中特别是抗战初期起到
了重要作用。

专门人才的调查为以后资源委员会招募技术人员提供了方便，资委会初期从事
工矿建设所需要的技术管理人才，很多都是据此招募的。”资源委员会制定
“重工业五年计划”，拟定兴建冶金、机械、燃料、化学等工业。这些措施对
于后来的持久抗战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堂堂中国成立国
防设计委员会来防止外来侵略，在自己的国土上，却不敢公开进行，怕激怒日
本军国主义者引起战争的提前爆发，因为国力非常弱小的中国，需要时间准备
以便与世界一流军事强国作战：“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地点在原国民革命军总司
令部的旧址，南京三原巷二号。由于它是个`秘密机构’，信封上不印机关名
称，一切活动都不公开，对外只称‘南京三原里二号’，由蒋介石从军事委员
会委员长秘密经费中每月拨款十万，作为活动经费。”注3这一件事可见中国
国民政府处境的艰难，也可以见到蒋介石秘密准备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

注释：

1、黎东方著：「中华民国简史」第401-403页，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印行，中华
民国79年，台北。

2、蒋纬国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一卷第93-96页，黎明
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印行，中华民国67年。

3、李学通著：「书生从政——翁文灏」第109、116页，兰州大学出版社发
行，1996年。



《中共壮大之谜》(4)：蒋介石爲何提出“攘外必先安内”


蒋介石说，目前的情形内外交困，很可能会重演明朝亡国的故事。“攘外必须
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面对一心一意以暴力推翻中华民国的有国际
背景的政治势力，能有其它选择么？

最重要的，是陆海空三军的整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华民族抗日战
争史」中，将国民政府进行的国防建设分为四个部份：

第一，“1935年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军事整理会议，布置整军工作。3
月，在武昌成立陆军整理处，任命陈诚为处长，负责全国陆军的整顿和训练。
同时，还对特种兵进行了整建。整军建军工作至‘七七事变’时虽未按计划完
成，但也做了不少工作，全国陆军已整建和未整建的部队，除各种特殊部队
外，共计步兵一百八十六个师又四十六个独立旅，骑兵九个师又六个独立旅。
炮兵四个独立团，共约一百七十万人，居世界各国之首。”注4

第二，在1936年底，空军几乎从无到有，总计有各类飞机六百馀架，飞机场二
百六十二个；海军也开始建设，有大中舰艇一百馀艘。整理和修建了一些江防
和海防要塞，江阴、南京等要塞区，还装置了新从德国购买的重炮。

第三，确立战略大后方，蒋介石在1935年视察川、滇、黔三省以后，确定“四
川应作为民族复兴的基地”，并开始建设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抗日大后方的工
作。四川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物质和人力资源都极为充沛，是理想的战略
大后方。

第四，制定国防规划，确定国防区域，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线和四个大区。
并且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机关。

除了以上的直接战争准备以外，还有间接的准备，就是安定内部，特别是处理
既有苏联背景，又有一点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问题。

要抵御日本人的侵略，必须有一个内部团结安定的环境，即中国国民党内部的
团结和全国各个阶层民众的团结。有了安定的内部，凭著中国的众多的人口和
广大的国土，哪怕日本军队一时的强大，中国也一定能够获取胜利。

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大团结，在1931年“九一八”刚刚发生的时候，就立即卓有
成效地进行了。10月，胡汉民和居正等国民党重要元老被南京释放，所有的国
民党人都聚集起来，共同谋划国民党的团结。1931年12月5日，分裂的南京、
广州两个中央分别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
京开幕，选出了包括各方的中央执监委员会；到了1935年，第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南京举行，分裂的“西南”终于取消党和政府的各种组织，大家一致拥护
蒋介石领导全面抗战，真正实现了全党一致的大团结。

但是国家最重大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有自己的政府、军队、货币，有自
己的政治纲领，有一整套政策和策略，从来以推翻国民政府为基本宗旨。

当1931年“九一八”日军开始正式侵略中国，抗战发生的时候，国军不得不从
江西抽调部队北上布防，中共红军立即扩张，攻陷了赣南的数县，威胁南昌；
11月，正式在瑞金成立苏维埃国家和临时中央政府；12月，当“一二八”抗战
爆发，中共乘机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的七个省全面出击，威胁武汉，控
制地区达到大约二十万平方里左右。

内外受敌的国民政府怎么办呢？

蒋介石在1932年6月在庐山提出了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著名政策。蒋介石
根据历史的教训，非常明白中共统帅武装力量的严重性。他说道，明朝末年内
有李自成叛乱，外有清朝准备入关，后来包括多尔衮在内，都承认灭亡明朝的
是李自成，满清并非得天下于明朝。蒋介石认为目前的情形很像那时候，内外
交困的结果，很可能会重演明朝亡国的故事。蒋介石说道：“攘外必须安内，
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
外侮的媒介。……我们想要攘外，必先安内，必须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
在什么地方：第一、是我们内部的政见不一致；第二、是赤祸的纷扰。今天我
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
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共同一致，认定目标，
对外是日寇，对内是赤匪。我以为如果赤匪的祸乱能够消灭，我们国内就可以
安定；如果国内安定，我们一致对外，那么，日本就没有问题了。”注5面对
一心一意以暴力推翻中华民国的有国际背景的政治势力，能够有其它的选择
么？

于是，对于中共中央的江西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五次围剿，第五次成功了，中
共不得不逃亡到四川西部的极为荒凉的地区，后来毛泽东率领一部份红军到达
陕北，与刘志丹、高岗会合，得以继续生存；由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在鄂豫
皖失败以后，也到达川西；贺龙领导的第二方面军也不得不到达川西与他们会
合，后来都开拔陕北。

1935年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军队也空前地团结
起来，一致取得共识，各路的几十万大军已经三面将陕北根据地包围起来，并
且准备一举歼灭的时候，西安事变发生了。西安事变完全终止了蒋介石的即将
成功的安内政策。

注释：

4、王秀鑫、郭德宏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第118页，中共党史出版
社，1995年，北京。

5、蒋纬国总编：「国民革命战争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41-42页。

（未完待续）

《中共壮大之谜》(5)(6)


谢幼田


《中共壮大之谜》(5)：粉碎日本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


国民政府领导的中国军队，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不得不正面抵抗日本人的侵
略。因为战争准备刚刚开始，国力远远不足以和日本人对抗，所以在抵抗之
馀，总是委曲求和，以便换取时间，即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策略

（续前）除了进行以上两方面的战争准备以外，国民政府领导的中国军队，在
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不得不正面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因为战争准备才刚刚开
始，中国的国力远远不足以和日本人对抗，所以对于日本的每一次新的进攻，
在抵抗之馀，总是委曲求和，以便换取准备的时间，这即是“一面抵抗，一面
交涉”的策略。这样做，在后来常常还要忍受被中共骂为“不抵抗”、“卖
国”的罪名。

有名的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也粉碎了日本
军阀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

日本人在上海制造事端， 1月28日，在上海闸北发动进攻，十九路军在蔡廷
锴、蒋光鼐、戴戟的指挥之下奋起抵抗。第一天就阻止了日军的进攻，夺回了
北上海车站；然后连续几天，虽然日军兵力达到一万多人，日军一无所得，而
不得不更换指挥官；接著以争夺吴淞要塞为中心，展开了激烈战斗，虽然日本
军队有飞机、坦克、战舰，中国军队却以血肉之躯阻挡日本的现代化武器，使
得日本军队付出了惨重代价，却仍然不能占领吴淞炮台，于是日本军队继续增
兵，再度撤换司令官；蒋介石则命令精锐的第五军，由张治中率领开赴上海增
援。日本军队在闸北、江湾、吴淞全线发动大进攻。

经过激烈战斗，根据日方后来的统计，仅仅在中路，日本军队第九师就伤亡八
百馀人，中国军队则伤亡一千馀人，日本人发动的两次总攻击都失败。日军再
次更换司令官，兵力增加至八万人，在3月1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击，中国军
队侧翼受到威胁，补给线有被切断的危险，为了免于被包围，全线撤退。

这次战争，虽然中国军队付出的生命代价要大得多，但是打击了日本军阀的嚣
张气焰，破灭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在全世界面前显示了中国人的尊
严和气节。而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开始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淖，日益消耗著其
各种战争准备的能量，而不能用在与其它西方列强争霸世界的基本目的上，最
终导致失败。

不久之后，在1933年初，日军占领热河，中国军队在长城各个重要关口抵御，
爆发了著名的长城抗战。

在长城的榆关，即山海关，在1933年1月1日，日军蓄意一再挑衅，战争随即开
始。中国守军为何柱国所指挥的第九旅，竟然以一个团的不足两千人，与日本
的现代化武器所武装的三千多日军，激战了三天三夜，再次显示了中国军人的
英勇献身精神，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日热情和信心。

在占领山海关以后，日本军队迅速占领热河全省，并且进一步南进，在热河、
河北交界处的长城各隘口，与中国守军发生激战。

在1933年3月10至11日，在喜峰口，宋哲元指挥的第二十九军与日军第十四旅
展开肉搏战，双方死伤惨重。在11日凌晨，大刀队潜入敌人炮兵和骑兵阵地，
用大刀猛砍，毙伤日本鬼子六七百人，阻挡了日本的前进。虽然中国军队伤亡
达五千馀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精神，震惊了全世界。

在罗文峪，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国军猛攻。英勇的中国军队却等日军
接近时，用大刀与日军肉搏，使日军败退数公里。

古北口之战，关麟徵中将连挫日军的攻势；南天安门之战，黄杰将军率部奋战六
昼夜，阵地巍然不动；由商震统领的三十三军，在冷口与日军第十四旅团反覆
争夺，最后将日军驱逐到十几公里以外。只是由于日军改变策略，从山海关越
过长城长驱西进，中国守军不得不放弃长城。

经过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日本人三个月灭
亡中国的美梦粉碎了，大大提高了全面抗敌的信心。

但是，在淞沪抗战换来的，是妥协的三条停战协定，上海成为了不设防的城
市；长城抗战的结果，是签订塘沽协定，同意了日本军队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
领。

这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决定，许多青年不理解是理所当然，但政客却乘机鼓
噪，中共的各种书籍至今仍然在责骂蒋介石“不抵抗”、“亲日”、“投降”
等。



《中共壮大之谜》(6)：蒋介石战略眼光不为学生理解

九一八后蒋介石在一片谩骂声中，始终坚持退让、妥协、交涉，以便准备战
争。热情的学生不理解政府争取时间的苦心，他们要求立即对日本宣战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对日本宣战，就等于自杀。当时相当多的知识份子如丁
文江、蒋廷黻等都理解和赞成国民政府的政策，他们的理性的见解大多发表在
「独立评论」上，胡适著文写道：“我们此时也许无力收复失地，但我们决不
可在这世界的道德援助完全赞助我们的时候先就把失地签送给我们的敌人。我
们也许还要受更大的侵略，但我们此时已被‘逼上梁山’，已是义无反顾的
了。……1914年时比利时全国被占领蹂躏之后，过了四年，才有光荣的复国。
1871年法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我们也许应该等
候四年，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候四十八年，在一个国家的千万生命上，四、五
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了什么？”注6

蒋介石在一片谩骂声中，始终坚持退让、妥协、交涉，以便准备战争，历史已
经证明了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著深刻而长远的战略眼光的。当事人之一
的何应钦几十年以后，以战略观点总结道：“领袖处此内外交攻之下，而不轻
言宣战者，绝非冀图苟安，或个人有所畏惧，实以内乱待平，国力未充，不容
以国家安危，作贸然之举措。其苦心孤诣，应钦知之最审。诚如本书所言，若
非领袖不计个人毁誉，但求有利于国家，忍天下之所不能忍，何能换得自‘五
三’至‘七七’九年备战时间，从事政治、经济、心理与军事建设！倘若无此
九年国力建设，何能持久抗战？抗日胜败之关键，端视中国能否‘持久’；而
‘持久’之根基，实奠于领袖之忍辱负重，换得备战时间。”注7但是当时的
青年人并不理解。

在“九一八”刚刚发生的时候，热情的学生当然不可能理解政府秘密备战，争
取时间的苦心，他们要求立即对日本宣战。

“九一八”过后十天，京沪的请愿学生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殴打成重
伤；北京各学校有二千学生欲南下请愿，他们占领了车站上所有的列车，使得
站长不能办公，交通也随之中断；北京、上海的学生甚至成立组织，要步行到
东北参加马占山所领导的义勇军；青年学生所敬重的蔡元培，一直出面劝导学
生，他也在12月15日被北平南下的学生按在地上殴打，等等。

如果蒋介石没有理性而冷静的战略眼光，如果没有对全体民众的责任感，就会
讨一般民众之所好，捞取政治本钱。蒋介石敢于坚持自己的战略构想，哪怕付
出被辱骂的代价。

其实中国的学生和民众是很识大体的，在上海的“一二八”抗战开始以后，大
家的热情就变成支援前线的实际行动，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抗战，反政府的学
潮也逐渐平息。

在“九一八”发生之后的几年之间，国民政府一面准备战争，加强各方面的建
设，一面忍辱负重，延缓战争的爆发，同时进行“安内”，对付因为日本侵略
而乘机扩大地盘，并且仍然要推翻国民政府的中国共产党。国共之间从来没有
停止过武装对抗。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如此呢？必须先要弄清楚中国共产党
的基本性质和宗旨。

我们以至今发表的史料，主要是中国大陆发表的史料，实事求是地研究一下中
共在抗战中的作为、贡献或过失。

注释：

6、杂志「独立评论」第44号第4页，胡适文题目「我们可以等侯五十年」。

7、蒋纬国总编：「国民革命战争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一卷第3页。

（未完待续）


《中共壮大之谜》(7)：苏联做出沙皇在中国不敢做的事情


谢幼田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加拉罕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所获一切利益。现在根
据苏联解密的中央委员会档案知道，与孙中山联合确认加拉罕声明有效的越
飞，早就得到斯大林主持的政治局指示，不要承认加拉罕声明，他便欺骗孙中
山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团体像中共一样，由外国人来操纵筹备成
立，再由外国的专门机关发布行动命令，而这个外国一直侵略中国，还占领著
几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而且这个政党的灵魂，即党纲党章，都是这个外
国文化的变种，这个政党不遗馀力为外国服务。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在西方世界极为孤立，急切地需要摆脱困境。不仅仅
如此，苏联继承著沙皇俄罗斯的侵略传统，继续不停地进行扩张。因为打著
“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就获得了新的藉口和动力。最初扩张的对象仍然是
欧洲，在德国和波兰都一败涂地后，不幸的是，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试
图在东方打开突破口。中国首当其冲，由此上演了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近一个
世纪的空前悲剧。

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是赤裸裸地为了殖民地利益，但是苏联的侵略，却是以
帮助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为口实进行的。

例如：斯大林在1918年11月，以「不要忘记东方」为题发表文章指出：“共产
主义的任务就是打破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成百年的沉睡，以解放的革命精神来感
染这些国家的工人农民，掀起他们来和帝国主义作斗争……不这样作，就休想
社会主义底最终胜利，休想对于帝国主义的完全胜利。”斯大林把东方被压迫
者反抗西方列强，作为俄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在1920年，列宁在他起草的
「巴库宣言」中说：“只有八亿亚洲人民坚固地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只有
非洲人民和我们携手的时候，只有全世界无数人民准备接受共产主义的时候，
才能燃起世界大火，……到欧洲之路是通过亚洲（中国和印度），北京是去巴
黎的大门。”注1列宁在这里也把俄国政权的成败与东方的革命紧密联系起
来，把东方当做征服西方的桥梁。

在1919年和1920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加拉罕两次发表声明，宣布放
弃沙皇俄国时代在中国所获取的一切利益，包括领土、中东铁路、庚子赔款等
等，极为广泛地赢得了中国知识界的好感；甚至奠定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基础
的「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其第二点就是苏联重申对加拉罕声明的承诺。

加拉罕第一次声明说：“凡是从前俄罗斯帝国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
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劳农政府把中东矿产、林业的权
利，及其他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所取得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
不受何种报酬。劳农政府并抛弃庚子赔款……。”

第二次声明时，苏联的困境已经有所缓解，所以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已经有所
改变和保留，但是仍然声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宣言，所有俄
国如前政府与中国所缔约皆属无效，放弃侵略所得之中国领土与中国境内之俄
国租界，并将俄皇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者，皆无报酬的永久归还中
国。”注2

可是现在根据苏联解密的中央委员会档案知道，正是与孙中山发表联合声明，
并且重新确认加拉罕声明继续有效的越飞，早就已经得到斯大林主持的中央政
治局的正式指示，不要承认加拉罕的声明。

为此感到在外交上有点难办的越飞，致苏共中央加拉罕、斯大林、列宁、托洛
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信中说道：“我不明白，不能从我们1919和
1920年的宣言中做出直接指令指的是什么……当然，如果要耍一点‘灵活手
腕’可以把这些宣言化为乌有。但是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失败，而
最终成为我们全面失败的开始，因为在外交政策中，一旦我们以最普通的帝国
主义的面目出现，我们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世界堡垒的作用，这个损失
要比在对内政策中做出重大经济让步重要得多。我是新经济政策的坚决掩护
者，不过我认为把我们的外交政策引入‘商业上斤斤计较’的方向，将会成为
我们的全面失败。”这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二十四次会议记录的
节录。注3越飞当然不可能改变苏共中央的决定，老练而狡猾的越飞只好欺骗
孙中山先生，欺骗所有中国人，继续做出空口的承诺。不仅仅老沙皇在中国强
占的利益没有放弃，而且苏联做出了沙皇在中国所不敢做的事情，在1922年派
兵占领外蒙古，终于使得这块土地从中国分裂出去。

注释：
1、解放社编：「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北京，1950年。
2、司马璐编：「中共党史资料集粹」第264页、282页，自联出版社，香港，
1978年。
3、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一卷第86页，大东图书公司，台
北，中华民国86年（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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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8)：苏联共产党一手操纵筹组中共


现在公布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档案表明，筹组中国共产党是由苏共直接派人进行
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辑有广州代表陈公博在中
共成立大会上的报告，说明苏联通过建立通讯社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组织的经过

苏联的侵略企图再明显不过。比较老沙皇不同的是，苏联凭借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意识形态，将侵略的意图包装起来。信仰马列主义的中国知识份子，则不
自觉的成为了苏联的工具，成为了苏联利益的代理人。中国在二十世纪前半个
世纪的历史，基本上都是苏联的势力通过在中国的代理人，而在中国造成的震
荡。而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中，由于继承老沙皇侵略利益的苏联，在
远东的头号争夺者是日本，苏联为了继续谋求在中国的利益，时而对抗日本，
时而与日本妥协，就使得中国的抗日战争格外复杂，最基本的是：苏联的利
益，通过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来，成为了中国的内部问题。

由于苏联的扩张转向东方，就立即派出了重要干部到中国宣传马列主义，和组
织为苏联利益服务的政党。

现在公布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档案表明，筹组中国共产党，是由苏联共
产党直接派人进行的。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东方民族部就本部组织与活动向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这份文件中透露：“在上海建立了革命
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魏金斯基和四名中国革命者。”上海革命委员会有三个
处，第一是出版处，大量印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中国的大城市散发。
当时已经有十几个苏联共产党干部负责在中国工作。其次是情报处，在中国上
海成立俄华通讯社，在北京建立分社，收集各方面的情报。第三方面是组织工
作：“组织处在大学生中进行工作，力图把他们的活动引向同工人和士兵建立
联系，并将学生们组织起来。为把革命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
青年团，已经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由于我们在中国一些大城市里召开了一系
列学生的代表会议，结果于8月17日在北京举行了北京、天津、汉口、南京这
几个学生的代表会议，会议最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刚建立的青年团的代
表参加了我们的革命委员会，这样我们就可能直接而积极影响学运动，并且
引导他们朝著务实的对工人和士兵进行工作的方向发展。”注4

后来这个“上海处”被苏联驻北京的外交代表接管，再由第三国际派出马林，
在上海直接领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现存在荷兰的马林档案中，有马林在1922年7月，就他在中国的活动，给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以下摘录有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段：“在第二次世
界代表大会之后，我奉命赴上海，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
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魏金斯基同
志（按：曾经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在上海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
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
分为七-八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五十-六十人。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
乐部’展开工作，魏金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暂时停
办。陈同志在广东担任省里的行政工作，受委托主管教育。。1921年7月，各
地方小组代表齐集上海，并决定成立共产党，即共产国际的支部，虽然建立一
个宣传性的小组会更好一些。党只能秘密地进行工作，党要求陈同志放弃广州
的工作，担任政治领导。出版了一种共产主义的月刊，在上海、广州和北京重
新开始了工会组织的有计划的工作。”注5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辑第20页、21页中，有广
州代表陈公博在中共成立大会上的报告，说明苏联通过建立通讯社，然后在广
州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的经过：“去年年底，B同志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国通讯
社，对组织工会采取了措施，并在「劳动界」周刊上发表了文章。黄凌霜同志
把他们引荐给广州革命界，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一
月，陈独秀同志来到广州，与他们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
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
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并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
工作的正式机关报。党员共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佩斯林在内。”注6

注释：

4、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29-30页。

5、李玉贞主编、杜魏华副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62-63页，「光
明日报」出版社，北京，1988+1年。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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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连载(9)：中共建党之后经费完全仰赖苏联


中共经费从何而来？ 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总记陈独秀给共产
国际的报告，一开始就是“党员及经费”部份。苏联给的钱，占中共全部经费
来源的绝大多数。现在解密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档案中，给中共钱的记载很多

（续前）经过了苏联共产党人在中国几个大城市的活动，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
好几个，在此基础上，再由马林主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一书中马林的传记部份说，马林在中共的成立大会
上，做了几个小时的报告。这与另外一位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公博的回忆一
致。陈公博回忆道：“因为张国焘去过短期俄国的关系，故推他做大会主席，
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然而国焘在那时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惟俄国代表马
林和吴廷斯基的马首是瞻。……可是到了第二晚开会，国焘提出取消昨夜的决
议，我质问为什么大会通过的议案可以取消？他说是俄国代表的意思。”注7

成立大会在上海市一共举行了一天，马林的报告就占去两个半小时，而且他可
以取消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可见其主导地位。

作为中共第一次大会代表的周佛海在回忆录中也指出，中共的成立是俄国人直
接命令的：他去拜访陈独秀时，俄国代表也在座，这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
魏金斯基，他“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包惠僧在1957年在北京的「新观察」杂志上，以栖梧老人为
笔名回忆道：“魏金斯基最初化名吴廷康，中等身材，态度沉默，说一口流利
的英文。他由鲍立维的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同志，还会见了一些与五四运动有
关的其他同志。经过李大钊同志的介绍，他又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魏金
斯基和他们会谈过好几次……，于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草案，成立
了中共临时中央于上海，推陈独秀为总记。”后来中共的宣传机器，特别是
夺取了政权以后，起码亿万次歌颂中共如何光荣成立，其实翻开史实一看，不
过是在外国人导演下的一幕为俄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戏剧。

中共的经费从何而来？主要从俄国。

在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总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一
开始就是“党员及经费”部份：“去年（1921）开常会时，只有党员五十馀
人，现在党员人数计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
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留俄八人，留日本四人，留法
国二人，留德国八人，留美国一人，共计一百五十九人；内有女子四人，工人
二十一人。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
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
苏联给的钱，占中共全部经费来源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完全依赖苏联供给
经费无疑。

现在再举出另外的例子。其一、现在解密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档案中，给中共
钱的地方很多：“第五十四号文件．1923年中国共产党费用预算（1922年12
月，莫斯科，绝密）。项目：支持「向导」周报，每月费用，二百金卢
布；……中央委员会两名委员旅差费，一百金卢布；总计每月一千金卢布，总
计每年一万二千金卢布。”再如“第七十九号文件．维杰里致魏金斯基的信
（1923年7月26日，上海）……5月我通过北京收到三千五百美元和二百七十八
英镑，其中二百七十八英镑是用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的；抚恤罢gong受难的中国
工人——一千美元；给中国共产党4--6月的预算——一千五百美元；召开代表
大会——一千美元。所有的钱都已转拨到位并按规定予以使用。据我收到陈独
秀同志信知，7-9月预算款，现在十分需要。”注7那时候，中共党员人数很
少，平均的费用是很高的。

其二、在北京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所记载的数字也可以证明：中共
“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第五章是「经费」，“第二十六条：本
党的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一）党费党员月薪在五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一
元；在五十元以外者，月缴党费按月薪十分之一计算；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二
十元之工人，每月缴费二角；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二）党内派
捐。（三）党外协助。”注8这好像是独立自给的政党，其实不然。这时候，
中共有党员一百三十人，若以全部党员都是上等的五十元计算，每个月能够上
缴党费总数也不过二百元。

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记载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由陈独秀在会上做的报告，关于党的经费问题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
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按：讲话的时候是上
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有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大
会上。”没有共产国际给钱，中共不仅仅不可能活动，连代表大会也开不成。
中共是由苏联派人操纵成立，再花费大量金钱养育，不用再举例。

其三、据中共创党人之一的周佛海回忆：“当时共产党经费，是卢布所换的钞
票。当时陈独秀被推为委员长，尚在广东，由周佛海以副委员长代行职权。马
林每月给生活费八十元，尚略有活动费。九月中旬，陈独秀返沪，与马林大闹
意见，不与见面，因马林谓：一年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款二十馀万，而成绩如
此，责中国同志太不努力，而独秀则谓：中国所用不多，一半被第三国际代表
任意挥霍享受用去。在佛海代委员长不足两月期间，确经手用去一万二千元，
而张国焘所组织之“劳动组合书记部”经费，直接经领，尚不在内。”注9对
照北京中共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的原始文件资料，证明周佛海说的基本属实。

没有苏联的经费支持，这个党完全不可能活动和生存。前面引用的马林的报告
中说，魏金斯基一离开，共产主义小组没有经费，就垮台了。

注释：

7、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45页。

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8页。

9、陈公博、周佛海著：「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第33-34页，跃升文化事业
有限公司，台北，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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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ybug

《中共壮大之谜》(10)：中共最早党纲表明政党的灵魂是外来的


谢幼田


中共最早的党纲、党章表明，这个政党的灵魂是外来的。由苏共中央委员会一
手筹备、主导、和给经费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确定其性质是第三国际的一
个支部，能够不为苏联的利益服务吗？

（续前）由苏共中央委员会一手筹备、主导、和给经费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
就确定其性质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能够不为苏联的利益服务吗？现在看看
在中共最早的党纲、党章里面，苏联的意识形态如何成为其基本组成部份。

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按：在本章中以下引用这同一书者不再另加注
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的第一条是：“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二
条是“本党党纲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
级，直至社会的阶级的区分消除为止。

“（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
分；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
会公有。”

“（4）联合第三国际。”

第一条中“革命军队”的提法肯定直接抄自苏共的文献，因为当时这十二个玩
弄笔杆子的人，离“枪杆子”十万八千里。第一、第二条中完全是马列主义的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这在一切中国的古代文献中是没有的。孙中
山先生主张的是全民的革命，而不是一个阶级的革命，民权主义更与专政的概
念格格不入。第三点主要是消灭私有制。而中国古代的自秦、汉以后，已经是
私有制的天下，宋代更有张居正制订“一条鞭法”，将私有制用法律固定下
来。这由第三国际代表所主持制订的党纲、决议和宣言，都是依据历史唯物主
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这是在陈独秀等人长期对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否定以后，
所引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中共纲领表明，这个政党的灵魂是外来的。

最后一条是与第三国际的关系。这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是比较含糊的。在「中国
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也是如此：“六、本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中央组织
应每月向第三国际呈报告一份。如有必要，得派一正式代表前往第三国际设在
依尔库茨克之远东书记处，并派代表赴远东各国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计划。”
到了1922年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与第三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才明确起来，专
门做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全文如下，以便了解中共的
性质：

“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
更是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现在代表世界的无
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大本营的，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以后新兴的第三
国际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是和一方面利用无产阶级，一方面供资本主义
利用的第二国际，正立在对抗地位。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
党，所以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党之中国支
部。”

这是中共一开始就听命于第三国际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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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连载(11)：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

中国共产党由中国人组成，灵魂却是苏联的：组织和活动方式是苏联的，经费
是苏联的，指挥操纵也是苏联的。弄清楚了这点，才能弄清楚为什么中共在日
本人欲灭亡中国的国难当头，采取那么多作为中国人很难理解的行动

（续前）根据「共产国际章程」的第一条：“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
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组织者，是
共产主义的原则和目的的负担者。”

第十二条规定：“共产国际两次世界大会之间的指导机关是执行委员会，执行
委员会给共产国际各国支部以指令并监督其行动。”

在这里明文规定，共产国际是“领袖”、“组织者”，对于各国支部要“指
令”和“监督”，中共当然不可能例外。

这初期最明显的一件事情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委员会，都反对加入国
民党，提出的理由也颇有理论依据，陈在1922年4月6日，曾经专门写信给共产
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魏金斯基，反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而且武汉、
长沙、北京，以及张国焘、蔡和森等重要人物都反对加入国民党；1922年7
月，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反对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在有关的决议
中，只是要邀请国民党“互商”。

但是马林带著莫斯科的加入国民党的指令来，于是8月在杭州西湖再次召开会
议，推翻了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立即加入国民党。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
代表大会”，立即服从了更高的权力机关莫斯科苏共中央的命令。可见中共的
隶属情况。

这种情况周佛海在「寒风集」中有一段回忆：“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仲甫
（按：这是陈独秀的号）和马林虽然没有见面，意见却不一致。仲甫是一条硬
汉，一定要马林认错，才肯见面，而马林却不认错。”“马林托我带一封信给
仲甫，竟把第三国际代表的头衔拿出来，信中对仲甫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
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陈独秀只好屈服。陈独秀是中共的教父，
是党的总记，连他也不能够丝毫对抗第三国际，足见俄国对中共的绝对控制
程度。

第三国际表面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国际组织，实际上是由苏共中央政治局所领导
的。1990年，苏联和东欧共产政权崩溃，苏共档案得以公开，其中有许许多多
文件都显示，共产国际完全是在苏共中央的领导之下工作的。关于中国部份的
文件由三个德国专家和四个俄国专家选择出版，这些专家在“编者前言”中
说：“众所周知，苏维埃外交政策在各方面都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决定的。苏维
埃外交机关活动的特点，在于其外交的总战略和策略和策略都是循著两条不同
的道路进行的：通过所有国家贯常的外交机关——外交人民委员部，还通过共
产国际。表面上共产国际是一个独立的共产党人的集体组织。事实上，它处于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严密的思想、政治组织和财政的控制之下。共产
国际所有最重大的政治举措和干部的任用，都预先在政治局讨论过并且经过政
治局批准，政治局还要协调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活动。本集所收录的
政治局会议记录和其它档案文献充份说明这一点。”注10非常清楚，苏联为了
自身的民族国家利益，为了苏维挨政权的生存和发展，以各国无产阶级利益为
名，建立了第三国际。然后以第三国际为名发号施令，推行世界赤色革命，声
称是为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中国首当其冲。

中国从十九世纪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二十世纪的辛亥革命，基本
动力都是民族主义，就连“五四文化运动”也是为中国寻找出路。但“五四”
的文化运动却以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为基本诉求，即为了爱国必须否定自己民族
的历史精神文化，只保留空空的躯壳。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以后成立，由
中国人组成，灵魂却是苏联的，组织和活动方式是苏联的，经费是苏联的，指
挥操纵也是苏联的。中国共产党自然成为了苏联利益在中国的直接代表者。在
堂堂皇皇的意识形态掩饰下，作了许多只为“无产阶级祖国”服务的事情。

弄清楚了这点，才能够基本弄清楚为什么中共在日本人欲灭亡中国的国难当头
的时候，采取了那么多作为一个中国人很难理解的行动。当然，中共在抗战期
间的各种作为的另一个原因，是传统中国的农民暴动，为了推翻旧有的政权，
而只顾自己的生存发展，而根本不顾及民族的利益。例如明末的李自成、张献
忠，他们成为了清朝入关的马前卒。而抗日战争还有更复杂的一层。

注释：

10、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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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连载(12)：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亲自书写的这第一篇公告，哪里有一点点抗日气息呢？哪
里有一点点普通中国人起码的民族良知呢？可以概括为：只造国民政府的反，
只从内部搞乱唯一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国军队，至于抗日，打倒了中华民国政
府以后再説

（续前）在共产国际确立统战策略以前，中共从来都是把推翻国民政府作为第
一的政治方针。就是在“九一八”发生以后，中共的基本政治方针仍然没有基
本的改变。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五中全会在1931年举行，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会议并且做了
结论讲话。总记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报告，其中心是清算李立三
不尊重共产国际，从而确定“实行国际的一切指示和决议”。他说：“国际提
出中国党的目前主要任务，是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建立坚强的苏维埃，去实行
自己的政纲；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发动起
一切群众运动，去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一路线是真正革命的群众路线。这
一路线是开展革命势力，向著帝国主义国民党反革命进攻的路线。”这一基本
任务，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加以重复强调。中共「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
的结尾两句是：“对于共产国际，要铁一般的忠实！千百万劳动群众，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之下，冲上前去，反对敌人的总进兵——这是现在的口号。”注1
（本章以下凡是引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者，不再另外注释）

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所选的文件是比较含蓄的，有的太露骨的文件没有
选入。但是在1979年中共中央党校编辑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有在日本
人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两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
满洲事变宣言」（按：那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未正式成立）。宣言认为日
本人的企图是压迫中国，“尤其是进攻苏联的战争。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这次行
动不啻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与进攻苏联战争的序幕。”基于这点，该宣
言发问道：“全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你们是愿意生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而受日
本帝国主义的宰割，还是愿意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彻底的反日帝国主义
的战争？”于是号召：“你们要联合起来，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gong，
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兵士哗变”注2并且指出这是“唯一胜利的
道路”。这是要中国人只能够在日本人和中共的统治之间做出选择，对于现实
生活中治理和领导整个中国的国民政府，中共则号召工人、农民、学生、贫
民、士兵全体起来造反，首先予以推翻。这难道不是和日本侵略者并肩战斗
吗？

又过了五天，9月25日，中共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
弟书」，署名者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长朱德，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
任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长贺龙，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长彭德
怀”。这份重要文件也没有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之中，由日本人编辑的
「毛泽东集补卷」（三）中收入。

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公告原文将近五千字，只在很短的第一和第二段提到了日
本，第一段只提到日本一次，说它占据了东北；第二段说责任在国民党；第三
和第四段全在骂国民政府；第五段是用煽动性的文字号召士兵起来造反，全文
是：“士兵兄弟们！你们受这些军阀的欺骗与压迫已经够了吧！你们想想看：
你们到底为了什么替这些军阀卖命？如果说你们是为了养家活命吧？事实上，
就是你们自己也常常领不到一个钱的薪水。你们都食不饱，衣不暖，还何能养
家？你们的长官把你们当作牛马，当作炮灰，要你们为他们升官发财去拚著性
命来残杀自己的工农兄弟们！”

第六段是号召士兵加入红军，先打国民党，后打日本人，全文如下：“士兵兄
弟们：你们必须要另想出路啊！你们的出路是有的——这出路就是革命！你们
现在手里有的是枪炮，你们首先把你们的反动长官杀掉；然后你们同当地的工
人农民与一切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把国民党的鸟政权打倒，把地主阶级的土地
没收过来，分配给贫苦的农民，把有钱人的粮食，住房拿来充公，分配给穷人
住、穷人吃；使工人只作八小时的劳动；并且你们大家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
的事，这样，你们就创造了工农兵的政府，即苏维埃政府。你们就变成了工农
兵的武装——工农红军。如果你们住房地的旁边已经有了苏维埃政府与红军，
那你们就活捉或杀掉你们的反动长官，然后你们就投到那里去加入红军。只有
苏维埃政府，只有红军，才能保护工农士兵的利益，只能打倒国民党，才能打
倒帝国主义，才能真正保国卫民。”

最后一段全文是：“士兵兄弟们！团结起来！掉转你们的枪头，为打倒剥削压
迫与屠杀中国劳苦群众底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为建立工农兵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与红军而战吧！我们这里数十万红军士兵兄弟们正欢迎著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啊！”注3这篇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亲自书写的第一篇公告，哪里有一点点抗
日的气息呢？哪里有一点点普通中国人起码的民族良知呢？可以概括为：只造
国民政府的反，只从内部搞乱唯一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国军队，至于抗日，在
打倒了中华民国政府以后。

注释：

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3页、第49页，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

2、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
社，北京，1979年。

3、王明著：「王明选集」第四卷的14页，编者：本庄比左子，发行：汲古书
院，东京，1974年。

中共壮大之谜》连载(13)：中共反对国民政府提出的“一致对外”


谢幼田


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决议认为日本侵略满洲是反
苏战争的序幕，中共的任务就是武装保卫苏联，根本反对国民政府提出的“一
致对外”，嘲笑这是谣言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选录了中国共产党在9月20日和9月30日，连续发表
的两次宣言。这「宣言」现在常常被中国的宣传资料引用，作为中共主张立即
抗日的证明。但是从来都没有引用具体内容。这内容在今天的人看来，是难以
理解的，因为主要是号召保卫苏联，至于打倒国民政府，是放在日本人之前
的。

第一次「宣言」声明：“帝国主义强盗看得很明白，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
固，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空前的胜利，五年计划立刻就要完成，这对于帝国主义
非常不利，而且含著极大的危险。各国帝国主义都拼命计划消灭苏联，以图挽
救他们垂死的命运，什么全欧联盟，什么胡佛计划，其根本都不出此。现在日
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实现。全
中国工农劳苦民众必须在掩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
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击。”

日本进攻东北，苏联当然感到威胁，所以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为了要保卫苏
联而和日本战斗，而不是为了保卫中国，作为外国势力的代理人的性质非常清
楚。

最后一段说道：“正当受著军阀战争与空前扩大的水灾的蹂躏牺牲痛苦不堪的
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又公开进兵中国，强占中国领土，屠杀中国民众了！任何
一派的国民党与军阀都只能压迫红军与苏维埃，实行军阀战争，加紧制造灾
荒，及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过去济南惨案及万宝山惨案及一切惨案
都被国民党政府无条件投降出卖了！我们还要梦想国民党政府去抵抗帝国主义
进兵吗？国民党军阀的统治根本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屠杀中国民众的保镖，我们
应该一致动员起来，打倒国民党，打破一切和平改良的欺骗。只有群众斗争的
力量，只有工农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才能解放中国。”

这里给国民党定性为：“只能压迫红军与苏维埃，……出卖民族利益”，要国民政
府去抵抗日本军队是“梦想”，国民党只是“帝国主义屠杀民众的保镖”，因此，
“只有打倒国民党”，“只有工农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才能解放全中国。

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做出另外一个决议：「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
变的决议」，更全面地阐述了其观点。该决议认为日本侵略满洲的主要背景
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和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所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
“寻求本国经济恐慌活动出路，并依据著满洲的战略上的各要点，准备反对苏
联的进攻与帝国主义争斗市场和殖民地的强盗的战争，准备直接武装干涉中国
革命的战争，所以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
苏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

这样的背景下，现在的任务就是：“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
争，反对日本的殖民地屠杀政策，用革命斗争的力量消灭反动的在帝国主义怀
抱中献媚乞怜的国民政府，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以求民族的与无产阶
级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

中共在这里的首要任务是保卫苏联，因此必须消灭国民党政府，实行苏维埃式
的土地革命，才能够有民族和阶级的解放。具体的做法是，将民族的情绪都引
导去消灭国民党的统治：“加紧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
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抓住广大群众对于
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争斗。”只
有现在，才可以凭借出版不久的中共中央文件，弄清中共中央的基本企图，弄
清楚中共的政治和军事行动。

数天以后，中共就满洲事件发表第二次声明。这次两千多字声明的特点是，批
判国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的所谓‘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中
国的工人应该加紧替资本家生产，中国的农民应该拼著命给地主种田，中国士
兵应该更无抵抗地服从长官的命令，中国的学生群众，应该更和顺地服从长官
的命令，努力学业，灾民更应该镇静地对待著‘为国牺牲’，红军士兵不要去向
国民党进攻，而应该‘一致对外’……”并且进一步宣告：“全中国的民众！国民党
近来更造出江西共产党，江西工农红军领袖朱德、毛泽东怎样愿意为了‘一致
对外’投降国民党，为国民党效力的可笑到万分的谣言。中国共产党公开向全
世界与全中国的劳苦民众宣言：中国共产党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不可调和的死
敌。”中共根本反对国民政府提出的“一致对外”，还嘲笑这是谣言。

这种没有任何民族主义，而只有保卫苏联的国际主义的主张，根源于国内资产
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学说，国共两党代表处于对抗矛盾中的
两个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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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连载(14)：谁在与日本侵略者里应外合


1931年“918事变”后不到两月，在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11月7日，“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这是一个正式国家，“苏维埃”从俄文而来，主席
是毛泽东，副主席是项英、张国焘。成立大会上还举行了阅兵典礼

1931年10月12日，再次发表宣言。除了开始部份是分析所谓帝国主义一致进攻
苏联的国际形势以外，其馀都是攻击国民政府，一再重复道：“不打倒国民
党，我们就不能同帝国主义宣战，就不能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更有甚者是，
再次向全国发出罢gong罢课，用一切方式反对国民政府的号召：“我们唯一的出
路，就是扩大与继续罢gong罢课与罢操，组织我们的力量，武装我们自己，坚决
的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建立工农兵以及劳苦民众自己的政
府——苏维埃政府。只有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才能把全中国的劳苦群众从帝
国主义与国民党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这是和日本人并肩战斗反对中华民
族。这些历史中共当政以后从来不提，因为中共不断篡改历史，把自己妆扮成
为一贯的抗日者。

这时候的中共中央第一号负责人王明的意见，也可以说明中共是把苏联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久，王明在「东北事变底意义与中国共产
党的策略」中表述道：“在远东开始了帝国主义战争及加紧了反苏战争的危
险，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整个共产国际，都不是什么奇怪或偶然的一回事。……
这个战略计划底主要内容，不过是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整个战略计划的一部份，
这个战略计划底主要内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企图经过满洲、华北、上海等
地去直接反对中国苏维埃区域，去进行反苏底战争……。”

这分析的不合乎常识之处在于，日本人为什么需要“经过满洲、华北、上海”到
江西去消灭微不足道的中国苏维埃呢？王明所指出的任务，倒是反映了中共的
真实主张：“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苦民众，在社会主义祖国苏联的周围团
结起来，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坚决地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反对反动势力
和法西斯主义，反对战争与武装干涉底危险，能够用革命的出路来解决危机——
即是取得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底胜利——至少是在许多最重要的资本主
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底胜利，才能消灭战争和武装干涉底危险。”
注3这是那时候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基本思路，即要从根本上推翻全球资本主义
的统治，才能够消灭战争。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这时候，哪怕日本帝国主义如何
侵略中国，中共仍然把现存的国民政府作为首先要打击推翻的对象。

在这样的政治方针指导之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1931年11月
7日——正好是苏联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的时候正式成立。所谓“苏维埃”，俄文就
是“代表会议”的意思，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将工农兵代表大会称作苏维埃，也
是最高权力机关的名称。“中华工农兵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常
务主席有七人：项英、周以栗、曾山、邓发、张鼎臣、陈正人、朱德；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项英、张国焘。

这是一个正式的国家，有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国家机关、军队、发行
货币的国家银行，还有国徽、国旗等等。在成立大会上还举行了阅兵典礼。

这个「宪法大纲」共有十七条，其中的第二条规定了国家的性质：“中国苏维
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全政权属于工人、农
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士
兵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
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份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
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

「土地法」共有十四条，是在“没收一切封建主、军阀、豪绅、地主的动产、
与不动产，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以后，规定的各项政策。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1927年2月7日正式开业，总行设在瑞金城北的
业平，发放贷款，吸收存款，管理与“共和国”以外的货币交换。货币上印有列
宁的头像。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一）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的国徽规定如下：在地球形上插交叉的镰刀和锤子，右为谷穗，左
为麦穗，架于地球形之下和两旁，地球上为五角星。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再上则书‘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二）国旗为
红色底子，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加国徽于其上。旗柄为白色。……”这国
徽和国旗的决定是在1934年，那时候长城抗战已经失败，华北已经在危急中。



(15)：中共完全为苏共利益行动

这些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切只是为了苏联利益。从苏共立场说，是自然而然。
但是，却要求中共也以苏联利益为第一而行动。中共本身虽是共产国际的支
部，可是由中国人组成，怎么能够完全不顾本民族困苦，完全为外国服务呢？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中，最后一段明确指出：“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最后必须声明，它坚决的反对世界大战与中国国内的军
阀战争，而主张和平，但是它认为，不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就不能
取得真正的和平。所以它号召全世界的劳苦民众起来，用革命的国内战争消灭
一切反革命的战争，取得世界的永远和平。”这段宣言的不平常之处在于，提
出了创造“永远和平”的任务，而“反对世界大战与国内的军阀战争”。那么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呢？包括在“世界大战”之中，反对战争中的哪一方呢？
显然故意回避，然后说，“不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就不能取得真
正的和平，所谓“和平”的障碍竟然是对抗日本侵略者的国民政府。非常令人
惊讶的是，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选录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九篇文件（一共五十六页），其中竟然没有提到一次“日本”，好像
“九一八”没有发生过，更没有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在国民政府领导下联合抗日
的任何声明或行动。之前在有关日本侵略的几次声明和决议中，按照共产国际
的既定方针，从来继续坚持推翻国民政府的政策。

这就是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以苏联为无产阶级祖国，在中华民族危机
的时刻所采取的态度。

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以弱小的武力，在正面战场以血肉对抗日本侵略者以
外，还要在江西与中共红军作不可避免的战斗。心腹之患不除，国民政府如何
能够抗战？

不过中共的决议也并不是独立做出的，共产国际早就已经为它制订了方针。共
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在1932年9月关于中国问题做出了决议。
关于日本侵略中国，决议规定其性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英法帮助之下，
已经把东三省变成进攻苏联的基地。”给中国共产党规定的任务是：“中国共
产党今后也一定应竭力保证无产阶级在白区民众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要达到
这个目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执行下列任务：更加扩大和加深苏维埃运动，巩固
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将苏维埃运动与白区群众反帝斗争联系起来，广泛地和一
贯地在群众反帝斗争中，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组织群众，口号就是：进行
民族革命解放战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推翻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以便取
得中国底独立、统一和完整。”共产国际的指示有几点令人注目：在“白区”
的反帝运动，首先是领导权，即中共一党的私利；扩大和巩固苏维埃、红军；
提出了统一战线的要求，但是只规定中共在下层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这就不
包括统治中国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待国民政府仍然继续推翻的政策。

以上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切只是为了苏联的利益。从苏共的立场说，是自然而
然。但是，却要求中国共产党也以苏联的利益为第一而行动。中国共产党本身
虽然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可是由中国人组成，怎么能够完全不顾本民族的困
苦，完全为了外国服务呢？

可以说，从“九一八”开始，在苏共绝对统治和支配下的中共，不顾日本侵略
中国的极为艰难的形势，不顾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所必须的全民抗战，而只按照
共产国际“扩大苏维埃运动”的指令，在1931年11月7日正式成立“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继续以武装暴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极大地分散了中国抗日的
力量，而只是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苏联帝国主义，是中共全党对中华民族的
集体背叛。

这个在江西省的苏维埃“国家”成立以后，陆续对国民政府展开武装和宣传攻
击。在古今中外，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容忍自己国内，有一个旨在推翻
自己的“国家”存在呢？特别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16)：中共领导“一二八”抗战是编造的神话

中共中央1934年4月20日指示中，检讨“一二八”抗战中没有取得领导权。王
明在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上发言只提出两点中共作用，即苏区曾募款一万多
汇到上海开办饭堂养活罢gong人；发表告十九路军士兵通电，欢迎他们抗战

这一段历史不仅仅被掩盖著，而且一直被中共歪曲著。过去的不必提及，就是
在今天——中国大陆的有良心血肉的知识份子，已经正面肯定了中国国民党和
蒋介石对于抗战的贡献，对于民族的伟大功劳的时候，对于中共此时按照苏共
指令行事，仍然是讳莫如深的。而且在有的官方著作中，继续编造中共一开始
就领导，或与国民党共同领导中国的抗战。

例如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著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提到
“一二八”抗战说道：还在“一二八”事变发生的前夕，中共中央即发出通知
和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派遣大批军队来上海，进行著各种挑
衅，准备著血腥的屠杀劳苦群众，镇压革命运动，占领上海’，‘我们现在是
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号召工人和一切民众‘自己武装起来，成立义勇
军，组织纠察队’，‘举行总同盟罢gong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淞沪抗
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上海各界抗日
团体，展开了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工作，动员各界人民组织义勇军、敢死队、
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讯队等积极参加和支援前线作战。”注4

这本由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五十八万字的巨著，比过去已经有相当的实
事求是精神和学术性，凡是有引文的地方，都在每一页的下面，注释出引文的
出处。但是以上的连续三段引文没有写出处。查由中共中央档案馆编，由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集」，从“九一八”开始到1931年年底
的四百多页的文件中，完全没有以上的文字，而且没有为“一二八”发出的专
门指令，甚至连“一二八”的字样都没有，而且这几条引文，和「中共中央文
件选集」中的基本精神根本不符合，不知出于何处？

而且，引文中所说的中共领导了上海民众对“一二八”的直接支援，也不可
考。因为根据刘奇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从1927年起，
中共地下党完全被摧毁，偶然存活的人，哪里还有力量领导呢？上海的「申
报」等大报在“一二八”中的报道很多，读起来常常令人热血沸腾，可是没有
一处提到了中共的领导作用；再查一查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出版的各种回忆录
考察中共的党史，中共中央早就已经撤离上海，上海的地下党也被完全破坏，
最后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江苏省委的秘书长刘哓在“九一八”刚刚发生的时
候，也离开了上海，他重新回到上海是在1936年10月；1936年10月25日，中共
中央从延安派遣曾经和鲁迅关系密切的文人冯雪峰到达上海，才恢复了上海的
地下组织，而潘汉年和胡愈之从莫斯科达到上海是在1936年7月。所以那之前
除了隐蔽得很好的左翼文化人在有过极为隐秘的活动以外，中共与上海的此起
彼落的救亡运动无缘。

最强有力的证明是，中共中央在1934年4月20日发出的一封秘密指示中，检讨
在“一二八”抗战中，没有取得领导权：“上海战争中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
没有能够给这运动以强有力的组织的无产阶级的骨干，以及没有夺得这防卫战
争军事上的领导权。上海战争中的军事领导权，还保留在国民党军阀手中的这
一事实，就形成了国民党有可能利用上海战争作为投机宣传和政治资本的条
件。”

显然中共领导“一二八”抗战是后来编造的神话。另外一个重要证明是，王明
在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上的发言，他当然极力提高中共在“一二八”抗战中
的作用，他也只能够提出两方面说明，即苏区曾经募款一万多汇到上海，开办
饭堂来养活罢gong人；另外一项就是发表告十九路军士兵通电，欢迎他们的抗
战行动。（见「王明选集」第四卷第111页）这时候中共的通电对象，只有
“士兵”而没有“官”，“官”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应该打倒的，这是符合中
共的意识形态的。对于十九路军的指挥官，王明在同一个发言中仍然是否定
的，指名蔡廷锴、蒋光鼐二位将军领导了震动中外的“一二八”抗战，是“不
得已的”。

注释：

4、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毛泽东补卷」（三）株式会社北望社发行，
东京，1970年。

(17)：蔡廷锴严辞批判中共

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三年的时间，中共的策略是三位一体，不可能有其
它：「自从满洲事变发生以后，我们的党马上提出三位一体的口号：（1）以
武装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及其它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来保障中国的国家独立
与领土完整，（2）推翻国民党卖国政府是顺利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条件，
（3）只有中国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是真正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力量。」

对照"王明选集"第四卷中，收录的他在中外"共产国际"第六期上发表的三点几
乎完全一致，并且最后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各个阶段上，尽力积聚一
切可能的战斗力量来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并力求在这个统一战线中保障有无产
阶级的骨干，而且使这个统一战线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以便组织民族革命战
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国民党。」

也就是说，由中共领导的所谓统一战线，是要先推翻国民政府，创造出抗日的
必要条件，再抗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集第251页的白纸黑字不容篡
改。在共产国际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决议还没有出现以前，中共不可能有建立
国内统一战线的主张。编造历史几十年，已经获利极多，现在不少原始史料逐
渐见世，继续编造，就不容易了。

事实是，日军和共军在南北交相进攻国军：

在1931年，蒋介石所指挥的国民政府军队的第三次围剿已经接近成功的时候，
日军开始侵略中国，制造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不得不停止剿灭红军，立即抽
调部队北上，以便做全面抗战的准备；因此江西的兵力空虚，1931年11月14
日，中央红军所属的红三军攻陷江西会昌，12月，张国焘领导的红四军攻陷湖
北黄安；由于中共的策反成功，在江西的第二十六路军，两万多人在宁都投入
红军队伍。注6

1933年的12月，以蒋介石、李济深为正副司令，率领卫立煌、胡宗南等部进攻
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节节推进；由何应钦、蔡廷锴、罗焯英等部进攻
中共的江西苏区，红军已经开始败退。但是2月21日，日军两个师团猛攻热
河，3月4日攻陷省会承德，北平、天津吃紧。蒋介石匆匆北上，不得不抽调部
队北上打日本，于是罗焯英部主力被共军歼灭，师长也被俘；4月3日，共军攻
陷新淦，从而控制赣江下游，威胁南昌、抚州，蒋介石于是立即从北方飞返南
昌督师……。但是在南北夹击下，国民政府军队南北都战败。中共直到今天，
仍然在谴责国民政府丧失热河等要地，但是从来不提及共军在此时与日军南北
夹击国军的事实。

不仅如此，十九路军的领导人蔡廷锴、蒋光鼐却在几十年以后，以当事人的身
份在北京写文章，说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一二八抗战，这就更令人
迷惑。可是查一查原始史料就可以知道，正是他们领导的十九路军，在一二八
抗战以后的第二年，即1932年，专门办了一个杂志"挺进"，来记录他们英勇的
对日作战。军长蔡廷锴题写了书名，众多有名人物，包括副军长蒋光鼐，参谋
长戴戡也题字。蔡军长还亲自写了发刊辞。

现在将发刊辞的有关部份抄录如下：「整个中国人民的生活，祗是屠杀、压
榨、恐怖、饥饿与死亡，而中国共产党又在第三国际的舞弄下面，掀动著不情
的毒焰，使全国人民更趋入死路。中国共产党自实行它的暴政策建立所谓的
苏维埃政权以后，已完全暴露了它的阴谋和盲动，它为著要做拥护苏联的前
卫，要做第三国际的忠实工具，不惜破坏及抛弃中国民族独立解放的要求，更
不惜牺牲中国民众的生活，以供它们盲动政策的牺牲。它现在所用的土匪式的
游击政策，不特不能为中国民众建立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反而完全破坏了中
国民众的生机。使江西、湖南、湖北各地民众，更深入于屠杀、压榨、恐怖与
死亡之中。」注7

蔡廷锴对中共批判的严厉，对中共受到苏联的指令而破坏中国民众的生活，非
常愤慨，他指中共时不用平常的「他」字，而用表示禽兽的「它」，足以表示
蔡军长的轻蔑；中共那时候不仅仅非常弱小，而且几乎被全部消灭，这个因为
抗击外国势力而成名的英雄，怎么会去接受中共领导呢？几十年以后蔡廷锴是
中共的全国政协委员，他在中共统治下，这个昔日的英雄已经面目全非，也许
有不得不言的难处。但是编造历史，粉饰中共，说「一二八」抗战是中共领导
的，欺骗后人，就令人难以理解。他忘记了该杂志的编辑者是「十九路军挺进
杂志社」，发行者就是「十九路军指挥部」，由他主导的各种文献保存著刚刚
发生的历史。

到共产国际改变策略而提出统一战线之前，中共对于抗战只有公开的破坏，而
无参与。

注释：

5、王明著："王明选集"第四卷等177页、第111页。

6、古井奎二著："蒋总统密录"第八册第123页，中央日报社出版，台北，中华
民国六十五年（1976年）。

7、十九路军挺进杂志社：蔡廷锴"挺进．发刊辞"第1-2页，十九路军指挥部发
行，中华民国22年，福建省漳州。

(18)：中共以抗日为名的军事行动

中共中央不仅仅发出了符合苏联利益、但是对中华民族不利的一系列文件，还
按照文件精神而实施了许多推翻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这些行动打出了抗日的
旗号，却没有向日本军队放出一枪一弹，使得面对日本军队正面作战的国民政
府的背后受到了一再的武装袭击。他们的作为，加重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和危
机，而有利于日本的侵略。这是在几十年以后的中共元帅和高级将领们的回忆
录中，才透露出来的。

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们不是一群凡夫俗子，他们有很强的政治敏感。在全国民众
抗日爱国高潮汹涌的时刻，如果一意孤行，继续去推翻正面抵抗日本军队的国
民政府，一定会进一步失去人心。中共的策略及时做出了调整，他们在1934年
4月20日，同时发出两份文件，一份是公开的，文件名称是“中国人民对日作
战基本纲领”，另外发出“中共致各省委、市委的一封最为重要的秘密指示
信”注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集第248页-259页，以下凡是出于此书
者，不再另外加注释）。中共加以利用的局势是：日本军队加紧侵略，已经控
制了华北；国民政府基于需要时间进行战争准备，不得不一面抵抗，一面交
涉，即忍让妥协的战略；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热情进一步高涨。

公开文件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
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
卫---换言之，就是中国人民自动对日作战，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所公
认为唯一正当的方法了。」提出的六点行动纲领是：（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
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
（四）立即设法解决抗日经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
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
最后说：「我们完全相信，如本纲领能见诸实施，则结果不仅能阻止日本帝国
主义对我国继续进攻，不仅能收复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和一切失地，而且我
们能够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面对日本强敌，全民族只有在以蒋介
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领导下，集中一切资源、人力、财力、智慧与日本军队作
战。在任何处于危亡时期的民族，都只能够做出这样唯一的选择。但是中共在
这里以抗日之名义，竟然提出「中国人民对日自动作战」，并且说成是「唯一
自救和救国的方法」，这就是要将有苏联背景的苏维埃共和国合法化，在中国
建立多个指挥中心，实际上是为了苏联的利益而牺牲全中华民族的利益；并且
不顾弱国非常需要战争准备的基本现实，蛊惑人心地主张立即对日宣战。这份
文件，由中共的同盟者宋庆龄、何香凝等签字发表。有的缺乏理性的人们，以
为光凭热情就可以打败日本军队，他们哪里知道，这份文件是由中共中央起
草，为的是利用他们的爱国热情呢？近年发表的中共中央同一天的秘密文件，
才将中共的真正企图公开出来。

中共中央想要利用群众的抗日情绪，打出抗日的旗号，以便扩大影响，聚集力
量来推翻国民政府。这指示的前面专门提醒「不要翻印原信，但必须将信的内
容用口头报告」，即在国民政府统治的地区，发起签名运动，组织中国民族自
卫委员会筹备会，让共产党得以抗日的合法机会，从事推翻国民政府的工作，
认为这是「良好的机会」，「这封信的任务就是要专门说明我们目前组织民族
革命战争的策略与统一战线的具体步骤。」「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却非常迫
切的需要广大的非常灵活的具体运用这一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如果这策略能
够彻底的深入进行，那末我们相信不仅能使非苏区反日反帝反国民运动得到
更大的发展，走到更高的阶段，同时也就能使敌人五次『围剿』红军的行动受
到极大的打击和达到更快的崩溃。」

《中共壮大之谜》连载(19)：细致规定瓦解国民政府军队
谢幼田  

「这个文件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给全国民众一个明显的具体容易懂的对日作战的行动纲领。「2、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反日的力量来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

「3、尽可能的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的可能，以便在实际的群众斗争上来揭穿国民党的真相，在事实上将反日斗争和反国民党的斗争结合起来。」

下面提出了七点方法，实际上是利用抗战的民族危机，巧妙地妄图推翻国民政府的方法。开头第一点是：「由一切所谓名流学者，新闻记者，及其他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自由职业者等人（人越多越好，不要尽是色彩浓的，要尽可能的找到灰色的甚至平时是反动的，只要他同意这个纲领的共同发表）作为这纲领及委员会的发起人和赞成人。」这一条是先把中共躲藏在「灰色和反动」人物的后面；

「（二）尽一切可能使这个纲领在一切公开或半公开的秘密的报纸杂志刊物上发表（党报及党所领导的刊物报纸要在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报纸刊物登载以后再发表。」这仍然是要先掩护放暗箭者。）「（三）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刊物上发表这纲领以后，我们要领导一切革命的组织立即发表宣言，表示赞成和掩护这一纲领……。」注意其中的「领导」两个字，任何时候，中共都是以「抓权力」为第一。

以下的三条也都是如何扩大影响和加强组织活动。最后第七点是：「要用一切力量使这个纲领及环绕在这个纲领下的一切文件达到士兵中去，首先是在『剿共』前线和后方的部队中，必须使这运动在兵士中得到很大的响应。须时刻记得，没有广大士兵的革命化，所谓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及苏维埃革命最后胜利的保证是不可能的。必须利用上海战争时的经验，用广大民众的反日情绪来影响士兵（如士兵在路上走及店中买东西时，组织老太婆小孩工人学生问他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组织与士兵及中下级军官有关系的一切人，写信给他们，请他们吃饭……。」瓦解国民政府军队的方法，规定得如此细致。

图为毛泽东1943年在延安给晋绥干部做报告。（新华社发）

该秘密信件的最后说：「此外，在实行这个策略时，要防止两方面不正确的倾向，一方面要防止误解为要减低阶级斗争和减低反对国民党斗争，实际上恰恰相反，正确的实行这个策略，是在实际上加强阶级斗争，加强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另一方面要防止我们许多同志和同情份子惯用左倾词句和情绪，而企图将这个纲领马上修改成为非常红的。……」

这两份文件中所显示：中共的推翻国民政府的根本政策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时候，没有任何改变，「武装抗日必先打倒国民党」的口号仍然在同一个文件之中；改变的只是中共的策略，即以抗日的名义，将国民政府争取时间准备战争的重要战略宣传和歪曲为「不抵抗」，同时鼓动立即全民向日本宣战来笼络人心，中共躲在背后，成立全国性的抗日组织，削弱国民政府的领导，再进行武装推翻国民政府的活动。
（未完待续）

《中共壮大之谜》连载(20)：中共提出「建立统一战线」
谢幼田  

历史已经证明，蒋介石主张忍辱负重，以妥协退让换取战争准备时间，是非常英明的战略决策，中共利用民众的热情鼓动立即全面对日宣战，是为了一党之私的破坏抗战的行为。本来作为苏联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再结合中共领导人们的夺取政权的野心，就不会首先为中国人民著想，但是这里用抗战的名义来破坏抗战，就更从内部损伤了中国的抗战。

这里对于中共「建立统一战线」的内容，有必要加以说明。中共建立包括全国各个阶层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提出，是在共产国际在1935年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在这以前的统一战线内容，见于两个多月以后，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指示信”。

其中专门对于以上秘密文件的执行情况，逐条总结得失，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指示道：「武装自卫委员会及其分会，应该发表通电，宣言或派遣代表向日本的工农群众，朝鲜，台湾以及世界反帝大同盟，世界革命互济会，世界左翼作家联盟等要求实际的援助，以达到中国民众在真正的武装抗日战争中取得日本的一切敌人之援助与掩护的目的。」

这证明中共中央这时候的所谓「统一战线」，仍然是基于阶级斗争原则，只是联合统一国内外的所谓左翼力量，这些力量是受到第三国际的领导，以推翻各国「资产阶级」敌人为基本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这时候并没有民族第一的思想纲领，按照列宁的理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机器」（列宁“国家与革命”），除了苏联以外，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里需要保卫呢？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只能够保卫无产阶级的祖国。中共当时的作为，不仅仅符合共产国际的指令，而且在理论上也符合列宁主义。

渖阳民间收藏家詹洪阁向社会公开展示了日军散布的"告八路军将士书"、"九·一八事变"后悬挂在渖阳桥头的日本国旗等一批抗日战争期间的历史实物资料，向世人揭露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真面目，并为研究日军侵华史提供了重要依据。图为詹洪阁展示日军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悬挂在渖阳桥头的日本国旗。

新华社记者任勇摄（传真照片）

在这样的理论指引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1934年7月派出了有名的「抗日先遣队」。为了这支「抗日军队」的出发，中共中央还专门发表了训令。现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集中的题目是：“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派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命令”。那时候，福建省、浙江省都没有日本的一兵一卒，而是国民政府的心腹战略地带。

中共中央规定以下任务：「甲、最高度的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乙、最高度的展开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丙、消灭敌人后方的单个部队，特别是福建浙江边境上的单个部队。丁、深入到敌人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州铁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甲点中指出要在那里建立苏维埃政权；乙点的「反日运动」，是宣传，而不是对日作战；丙点指出的要消灭的敌人，全部都是国民政府军队；丁点是真正的战略企图。总之，这不是打击日本军队的「抗日先遣队」。

该先遣队以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为军团参谋长，共有六千多人。这支「抗日先遣队」的战略意图，连具体指挥作战的参谋长都不知道。1956年曾经被授予大将军衔的粟裕，在198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道：「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份『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在1973年，粟裕曾经询问叶剑英，这支部队是谁派出的；1973年，朱德就这次军事行动说：「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西南部转移）。」注2所以红军主力和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故事是编造的，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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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连载（22）：活跃在抗日阵营的战略后方


谢幼田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中共的其它武装力量，也正加紧从后方攻击国民政府的军队，破坏抗日阵营的战略后方。中共的主要武装部队，除了朱德、毛泽东领导的江西中央红军以外，还有贺龙、张国焘分别指挥的两股力量。

在1932年，名震中外「一二八」抗战发生的时候，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在洪湖加紧出击，根据新近出版的“贺龙传”，在1月底：「共歼灭第四十八师特务团和工兵营全部，第四师十二旅大部及一部份矿警、民团，俘第十二旅长张联华以下官兵近四千人，缴枪三千馀支。」3月5日，「红军突然发起猛攻，全歼第一四四旅，旅长段昌俊以下两千馀人被俘，第一四二旅赶来增援，被红七师和红九师击溃。」注1国民政府的军队两面受敌。

在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地区，也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当天（1931年11月7日），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政权。该代表大会有三百九十个代表参加，选出了苏维埃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人民委员会之下，设有外交、军事、交通、财政、经济、内务、土地、粮食、文化教育、劳工、革(和)命法庭、政治保卫局、工农监察委员会的十二个机构。」「1931年11月，我军南移，围攻驻在黄安县城的敌军梁冠英师。……这样包围黄安一个多月，敌军果然因粮食不济，乘夜向西南逃窜。……我军在这次战役中，占领了黄安县城，俘获敌军官兵约五千多人，缴获枪枝三千馀。」「1932年初，我军由黄安经金家寨……进攻苏家埠。……苏家埠的守军被围困两个多月，弹尽粮绝……。这次战役，我军战果极为可观。励世鼎所率援军被俘一万二千馀人，枪枝被缴九千馀枝。……苏家埠的守军，投降的约有五千馀人，缴出枪枝约三千五百枝。此役总共先后获枪约一万五千枝，等于我们全军枪枝的两倍，不能不说是一次空前的大捷。」注2

在华北吃紧的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派出一支西征军，在湖南中西部和贵州东部一带活动，打算在那里建立另外一个苏维埃政权，以便分散江西中央苏区的压力。“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中，举出了四个目的：

（甲）、「……最广大的发展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和)命，直到创立新的苏区。……」

（乙）、保存和扩大六军团的有生力量。

（丙）、「鼓动和组织湖南的群众斗争」，「直至由建立苏维埃政权与新的大片苏区，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联结的前提。湘赣军区所属诸独立部队及游击队，应无例外的留在现有苏区及其周围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争。」二军团是由贺龙所统率。后来这两个军团会合，成为红二方面军。

（丁）、留下一部份军区的独立部队保卫中央苏区。该军团在1934年8月7日下午开始行动，由任弼时率领，萧克为军团长兼十七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为十八师政委，谭家述为十八师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共有九千七百五十八人。

该军团转战于湖南、广西、贵州，常常声东击西，飘忽不定，起到了牵制国军的作用。在1934年10月24日，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在10月26日，到达四川酉阳的南腰界；10月28日，两个军团向湘西发动攻势，在11月16日，贺龙指挥了成功的伏击战，将两个旅中的大部份歼灭，毙伤国军三千多人，缴获枪枝两千二百多支，再度占领永顺。王震回忆红六军团此次任务时说道：「调动和钳制了敌人十一个师又两个旅，出色地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突围的历史使命。」同时，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决定组成湘鄂川黔边区省委，由任弼时为书记，组成军区，由贺龙为司令员。江西的中央红军，原来并不打算「长征」，准备与这股势力会合，创立川黔根据地。所谓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是为了北上抗日，是后来编造的神话，这神话现在几乎在大陆家喻户晓。




《中共壮大之谜》连载(23)：红军长征北上目的是抗日吗？


谢幼田  

与此同时，即1936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号。该军由程子华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任政委，还发表了北上抗日宣言，经过湖北、河南北上到达陕西。这支军队的确北上了，但是到达的是没有日本军队的陕西，而且到达以后，不是去到华北抗日前线，而是西进，开赴甘肃。

中共的最有名的所谓「抗日」行动是中央红军的所谓二万五千里长征，这已经写入了教科书，中国大陆连小孩都知道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最早把所谓长征说成是抗日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和)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合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和)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1935年11月28日），宣言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和)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不断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重申：」不论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的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毛泽东和朱德在这里说明，长征经历的千辛万苦是预定的，目的是为了「北上抗日。"从此以后长达几十年，上至毛泽东，下至千千万万的宣传机器，都把战败以后的逃避行动说成是为了「北上抗日」。就连叶剑英元帅在1962年，怀念长征出发时告别的战友刘伯坚时也赋诗道：「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鄂都溅溅鸣……。」似乎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是毫无疑问的历史事实。其实这与抗日毫不相关。如果有关的话，那就是在战略后方打击了中国的抗日力量，而与日本侵略军的行为相呼应。

图为反“围剿”战争中的工农红军。（新华社）



长征分为三路，一路是从福建长汀、江西瑞金出发的中央红军主力，通称红一方面军；另外一路是张国焘率领的从鄂豫皖到达川陕之间，再由川北通、南、巴根据地到达川西的红四方面军；由贺龙率领的二、六军团（合并成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苏区出发，在四川甘孜地区与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出发北上。事实上，这三路红军为了生存而逃亡，而北上，他们作战略转移的行动只是与日本军队夹击国军。

从地理上讲，日本人占据著中国东北，又占据了华北，这三路红军最初却都是长程向西，并且打算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恰恰更远离了抗日前线。共军出版社出版的元帅“徐向前军事文选”中，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称呼红一方面军或中央红军为「西征军」：「弟等意见，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最好西征军暂位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注4可见所谓「北上抗日」之类的神话在当时是不存在的；后来的另外两路红军是在西部建立根据地失败以后，才偶有向北的行动，这是为了与陕北的高岗、刘志丹会合，或者为了到达甘肃的会宁、静宁与先前到达的一方面军会合。

以下从中国大陆近年出版的有关中央文件、传记或回忆录证明之。

究竟为什么要进行「长征」呢？在1987年才出版的有六十几万字的“中国红军长征记”写道：「广昌战役失败以后，博古、李德等人在敌人的地、空、炮联合进攻面前吓破了胆。他们回到瑞金后，就决定放弃中央根据地，向湖南西部大转移，准备同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会合，创建湘鄂西根据地。5月，他们就在上层秘密开始了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这次战略转移，开始并不叫长征，而是叫『转移』、『长途行军』、『西征』。其目的是要找到一块立足之地，在那里创立新的根据地。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跑那么远的路，更没有想到要跑到陕北去。」注5连这本完全是为了宣传歌颂长征的书籍，也许是不经意地道出长征不是为了北上抗日。事实是：这只是一种打了败仗以后的逃跑和求生存的军事行动。最初打算与贺龙在湘西会合，失败以后西进到贵州；毛泽东接掌党的大权以后，预定渡过长江北上四川，再失败；然后逃到荒凉但是追兵较少的云南；这时候，已经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既定的目标，只是为了不被消灭而尽可能地回避战斗，而飘忽不定在云贵川一带；这支中央红军第一次北上，与已经在四川西康等待他们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相会；从一个偶然机会知道高岗、刘志丹在陕北，于是毛泽东自行再北上。从来不存在一个为了抗日的战略北上「长征」。



《中共壮大之谜》连载(24)：周恩来几次说红军长征是战败撤退
谢幼田  
当时是最高三人决策者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后来几次说红军是打败仗以后的撤退，他在1960年说道：「但是红军路线执行结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现在看来，当时不退出江西是不行。」注6在长征中担任红军参谋长的刘伯承说道：「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移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红军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逃跑主义。1934年10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至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须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注7这两次回顾的是在毛泽东盛极一时的晚期，当然摆脱不了歌颂毛之类，但是仍然透露出长征不是预定的「伟大的远征」的信息。

现在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来证明以上说法的可靠。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中XB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早在长征出发前的一个月，即9月26日就在中共中央主办的“红色中华”上，发表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引经据典地论证为了保存革(和)命力量而退却的必要性：「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的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定性的胜利。」有的回忆录中记载，中共的非核心领导是从这文章知道红军将要放弃苏区作战略转移的；10月8日，中共中央给分局发出训令，指出红军将要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应该广泛发展游击战争：「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这种战斗的方式似乎是退却的，但是却正相反，这才是进攻敌人，克服敌人的堡垒主义，以取得胜利的重要方式。」这两段重要文件表明，所谓战略转移，是在军事失利和被包围的情况下，不得不突围的军事战略行为，与「北上抗日」无关，也与中共当时最高三个核心成员之一的周恩来的说法一致。

八路军359旅开进南泥湾屯垦，把这片不毛之地变成了陕北的“江南”。他们在荒山野岭安营扎寨，搭草棚，挖窑洞，篝火御寒，野菜充饥，创造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图为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收获的大白菜。（新华社）



正因为如此，突围以后到达哪里呢？首先是为了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从来不存在「抗日」的任务。突围以后的首要目的是湖南西部，企图与在那里的贺龙、萧克统率的二、六军团会合并建立新的苏区，这里距离华北抗日前线比江西苏区更遥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记载中央政治局在1934年12月18日曾经进行「黎平会议」，调整了战略部署，即改变到湘西与贺龙所部会合的决定，而是继续向西到贵州人口稀少地区建立根据地：「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是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注8

这个决议显示，在任何目的地中，都没有出发到抗日前线的意思，只是为了求生存。实际上，在红军离开了江西苏区以后，虽然利用了军阀陈济堂的私心，顺利地通过了湖南、广东交界附近的四道封锁线，但是在湖南与广西交界一带，受到了湘、桂军队的夹击，损失极为惨重，“中国红军长征记”一书综述道：「湘江战役使我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红一军团减员不少。一师三团长征出发时是两千七八百人，过湘江后只有一千四五百人了。红三军团有一个团被敌人切断，未能渡过湘江。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和红八军团被敌人切断和打散的部队大部壮烈牺牲。红九军团损失很大。而很多师团营连干部的牺牲，更是我军的重大损失。渡过湘江之后，我军已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经过沿途的多种减员，特别是湘江战役的重大牺牲，只剩下三万多人了。」注9姑且不论此时战争的是非曲直，无论在湘西或贵州等其它地方建立根据地，都不是为了抗日。

于是，红军向西进入贵州，那里的地方军不堪一击。


《中共壮大之谜》(25) 毛泽东四渡赤水并非“用兵如神”
(功颂德者一再说毛泽东渡过赤水是“用兵如神”，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就承认“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

可是在红军进入贵州以後，仍然是与军事行动和高层内部决议完全相反的抗日宣传，以便利用民众的抗日热情和笼络人心，这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要非常小心的。在贵州的榕江县，有两条标语保存到1949年，其中一条如下﹕
“《苏维埃政府反日主张》
（一）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对日作战；
（二）动员全中国的民众对日作战；
（三）拿一切武器来武装中国的民众；
（四）从日本帝国主义商人、资本家、及一切汉奸卖国贼的身上去取得反日战费。
（五）成立全国民众抗日战争的领导机关。” 这标语的基本精神出自1934年7月26日的那封所谓《北上抗日行动对各级党部的工作指示》，但是没有强调反蒋的部份。

利用在湘西的失利，毛泽东乘此把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拉过来，孤立了博古和李德，在遵义变成了中共中央新的领导人。那时候，曾经打算把遵义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而且由李富春在群众大会上已经宣布。遵义会议决定的方针是北渡长江，到川西、川南建立新的根据地，四川素来被称为天府之国，当然是理想之地。

可是因为毛泽东对四川军队的力量估计错误，以为像贵州军队一样会不堪一击。军委为此指令红二军团在川东的秀山、酉阳一带牵制川军，以便“我野战军及四方面军来争取四川赤化”；指令四方面军吸引重庆的主力部队，以便配合中央红军北渡长江。渡江地带在川南重镇泸州与宜宾之间。于是新上任的毛泽东指挥大军向土城前进。谁知四川军队的装备比贵州军队好得多，防卫土城的兵力也雄厚，土城攻不下，红军的两位高级干部——三军团长欧阳鑫、红一军团政委赵云龙都阵亡，後来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说﹕“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毛泽东领导第一次渡过赤水河逃跑。从北渡长江到四川富裕的南部建立根据地，在战略上都是错误的，可是後来的歌功颂德者们，却违背毛泽东当时就承认的错误，一再说毛泽东渡过赤水是“用兵如神”。

渡过赤水以後，继续攻取四川的叙永不克，再度战败；于是由总司令朱德在2月6日下令撤退，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变方向西向云南。这一连串错误都是遵义会议以後，由毛泽东所指挥的。2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新情况，决定暂不北渡长江，改为在云贵川三省广大的荒凉地区，另外开辟新的苏区根据地。军委为此发出指令﹕“甲、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发展。……”

这一段，中共中央军委在2月16日致电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说明了经过﹕“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全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地区继向西北前进时，川敌的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1月28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同一地区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

本来，四川东部与湖北交界一带有贺龙统率的红二、六军团，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一带有四方面军，如果中央红军能够北渡长江，在四川的富庶地区建立根据地，那将是一次绝大的成功。可是遵义会议定下的战略失败了，就像最初在湘西打算与贺龙会合的失败一样。可是中共的宣传家只谈在湘西会合是王明左倾路线的失败，反而把由于失败而改变战略方向，说成是毛泽东路线的成功，忽视了毛泽东本人在当时的扎西也承认失败。至于进入云南，是毛泽东一开始就反对的，有文件可证。

《中共壮大之谜》(26) 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也非抗日


(红军四方面军军事最高负责人徐向前元帅，1980年代中期写了《历史的回顾》，以总结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为名，肯定四方面军的功劳，主要是谈西征过程中的几次战役。从另一方面证明，四方面军西征肯定是与抗日无关)


这里比较详细地叙述这一段，是证明这时候中央红军的所有的战略方针及其改变，根本不是为了抗日战争，例如打算“赤化全川”，四川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重要的战略後方，民族的生存皆系于此，难道占领四川是为了抗战吗？国军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顶住日本军队正面的极为强大的压力，稍一失误，就会国破家亡，成为全民族的极大灾难，後果不堪设想；但是红军没有任何责任，只是成天造谣谩骂国民政府不抗日，不停地袭击国民政府的战略大後方，从历史长远的观点来说，只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而已。

再看看另外的两路红军，是否有“北上抗日”的行动呢？

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记载，鄂豫皖苏区的放弃，完全是军事失利的结果﹕“我们对付四次围剿的军事策略，积极方面，是以这个苏区为根据地，分别消灭敌人；消极方面，是失利时退到京汉铁路以西，……我们在军事观点上，只有向西，西面的国民党军事力量较弱的地方，也有广大的後路。”1932年8月下旬，四方面军乘夜在京汉路王家店附近越过了铁路，11月中旬达到川北通江县，“为时约八十日，穿越鄂豫陕川四省，路程五千里以上。沿途与追击和阻拦的敌军战斗不下十次。我军人员和武装损失约百份之四十，原有一万六千余人，枪枝一万二千余；到这时只剩下九千多人和八千枪枝了。机关枪原有百余挺，到川北只剩下一半，大小炮三十余门全都抛弃了。”

作为四方面军在军事上的最高负责人徐向前元帅，在1980年底中期写了《历史的回顾》（共军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其中以总结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为名，肯定一直被毛泽东压制下的四方面军的东战西征的功劳，主要是谈西征过程中的几次战役。这从另一方面证明，四方面军西征肯定是与抗日无关。建立川北根据地以後，四方面军达到鼎盛时期，然後到四川西部策应中央红军。总之，从鄂豫皖以来方向始终是向西，在会合以前不存在北上。以下不必再赘述。

最後出发的是由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包括红二、六两个军团，共有一万七千人，出发地点是湖南省桑植县，时间是1934年11月23日。进行长征的原因，由邓力群为主编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贺龙传》写道﹕“因为敌人集中兵力、缓慢推进、构筑碉堡、步步为营、逐渐缩紧包围圈的战法，红二、六军团难于找到有利的歼敌机会，根据地日益缩小，形势日渐不利，必须采取新的对策。……鉴于局势严峻，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会经反复讨论，决定将主力移出根据地，到黔东的石矸、镇远、黄平一带，在广大无堡垒地区进行运动战，争取在那里建立新根据地，并报请朱、张（按﹕即朱德、张国焘）批准。朱、张指示由红二、六军团‘按实际情况决定’。为了加强主力，保证部队顺利转移，军委分会组建了红五师和红十六师，并将部份机关人员补入主力部队，将红十八师留在根据地掩护主力转移，并指示该师当斗争条件不利或主力离开黔边时，可及时转移与主力会合。”

《中共壮大之谜》(27) 红军由西进转为北上完全是偶然

(三路红军一直西进的路线，在班罗镇突然改为北上，完全是出于偶然，是生存的需要，而不是从江西出发就制订了所谓“北上抗日”的战略路线。後来编出“长征”这个名词，再编出“北上抗日”的神话，以便适合政治的需要)

当大军压境的时候，作撤退或战略转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这不是为了抗战，抗战的桂冠是宣传需要加上去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红军的任何军事行动，都故意与抗日联系起来。即在“打土豪、分田地”的传统农民暴动的口号以外，加上了抗日的口号，这是用起来方便易行的策略。贺龙统帅的二方面军，在刚刚开始出发长征的时候，也是用这样迷惑群众的方法﹕“从11月23日到28日，先後占领了……，并迅速展开了发动群众抗日救国、打击土豪劣绅、组织抗日游击队和筹集物资经费的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还扩大了三千多名新战士。”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1935年6月在懋功会合，与红二方面军（即红二、六军团）在1936年7月1日在甘孜会师。三路红军的西进已经到头，再往西，就是天寒地冻的西藏高原。下一步是北上抗日吗？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5年6月28日就一、四方面军的战略方向决定﹕“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後，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致全中国的胜利。……”这里的“敌人”不是日本军队；要创造的根据地，也不是为了打击日本，在西北没有日本人；并且通知仍然号召争取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也不是对日本军队的胜利，而是与日本人一起打击国民政府。这是传达到团一级以上文件，所以没有对外宣传中高言抗日。可是为什麽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呢？

张国焘记载了六个政治局委员加上参谋长刘伯承召开的关于北上的军事会议的情况﹕“首先毛泽东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我当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覆﹕在我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以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道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离开江西苏区後，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毛泽东谈笑风生的说下去。……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然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大沙漠的阻隔了。……这样，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可以掩护中共中央和多数干部安全到达宁夏地区。如果在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份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他所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我们当时是在隔离状况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高岗以及徐海东两部会合。”红军北上，是为了得到苏联的武装支持，以便按照共产国际的指引，在中国继续进行叛乱。

为什麽会去陕西呢？在哈达铺的时候，从报纸上知道了刘志丹、高岗在陕北与徐海东会师了，上面还有根据地的地图，聂荣臻把这份报纸送给毛泽东；在哈达铺召开的军团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单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黄克诚回忆录》记载的（按﹕黄克诚是中共十个大将之一，与彭德怀庐山一起遭殃以前，是总参谋长），与此符合﹕“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在哈达铺看到看到报纸。从报纸上得知刘志丹、高岗等在陕北开辟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政权。正是‘山重水覆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大喜讯，大家高兴得都跳起来。这时，中央政治局在班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于是，中央遂率部向陕北挺进。陕甘支队加军委纵队这时只剩下近万人。”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总之，三路红军一直西进的路线，在此地此时才突然改为北上，完全是出于偶然，是生存的需要，而不是从江西出发就制订了所谓“北上抗日”的战略路线。後来编出“长征”这个名词，再编出“北上抗日”的神话，以便适合政治的需要。





《中共壮大之谜》(28) 西路军失败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错误

(西路军後来渡过黄河继续西征，企图打通新疆而获得苏联的直接援助。因为被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以故意的犹豫不决一再耽误战机，被善战的马家军完全消灭，《徐向前军事文献》中非常明确的指出失败原因是中央的错误)


中共北上分左右两路。右路如上所述，企图通过外蒙古接受苏联的武装援助，也便于在万一时逃亡到外蒙古，右路由红一方面军加上红四方面军的少数部队组成，由毛泽东、彭德怀以及中共中央领导；左路基本由四方面军的各军所组成，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因为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党内权力斗争，左路军继续留在西康（按﹕今川西），直到1935年7月1日，四方面军与贺龙统率的二方面军会合北上，在1935年10月到达甘肃的会宁，红军的三大主力在这里会合在一起。

西路军後来渡过黄河继续西征，企图打通新疆而获得苏联的直接援助。因为被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以故意的犹豫不决一再耽误战机，被善战的马家军完全消灭，《徐向前军事文献》中非常明确的指出失败的原因是中央的错误，但是没有指明这中央是以毛泽东为首。

关于西路军的任务，张国焘记载﹕“林育英（按﹕莫斯科派遣的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代表）此後的来电最重要的一点，是传达了莫斯科对西进计划的指示。他说到川康地区红军打通新疆的计划，已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国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给予必须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因此，他表示我们应从速有所行动，西进与否，概由我们依据军事实况自行决定。”注19这证明无论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北上，基本任务是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是斯大林的决定，完全不是为了抗日。为了莫斯科的利益，中共一直置民族的危机不顾，而且在莫斯科指挥下，在战略上，长期地扰乱抗日战争的大後方。这最基本的事实，却被中共的宣传歪曲，歪曲了大半个世纪，歪曲了千万次！

蒋介石对于这时候受到日本侵略军和中共红军的夹击最有体会，他在1932年说道﹕“内在的敌人——共产党叛乱，和外在的敌人——日本军队的侵略，其步调配合得非常一致。当中国政府出动军队讨伐共产党的时候，日军便乘机肇事；又当为抗日而极度紧张之际，共军则伺机蠢动。上年（1931年）第三次围剿即将成功，就是由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而中途停顿；以致濒于覆灭的共军有喘息机会，再度猖獗。未料，这一次的第四次围剿，又由于日军进攻热河的妨碍，不得不为之中止．”注20讲这些话的时候，从江西抽调部队北上抗日，竟然遭到红军的伏击。

如果国民政府真的不抵抗，中国早就灭亡了，所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必须不懈地进行战争准备、抵抗和交涉；而中共没有这一层民族的责任，没有和日本军队交锋。其行动只是维护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利益，以及传统中国农民暴动的夺取江山的继续。但是为了政治的需要，中共对于抗日口号在一切时候都加以运用，例如在“长征”刚刚开始，为了利用陈济堂的野心，由朱德写信借道通过，并且成功地做到了，朱德的信件一开头就是﹕“贵使李君来，借聆尊旨。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注21本来向西撤退和借道通过，与抗日无关，却如此高唱抗日，在电文中还以抗日为名，指点陈济堂北上袭击中国抗日军队的大後方。可见中共是打着抗日的旗号，而行推翻抗日政权之实。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以後四年间，中共按照共产国际的指令，在抗日後方所进行的武装夹击抵抗日本侵略的国民政府的活动大概。


《中共壮大之谜》(29) 中共战略策略1936年初有根本转变

(1935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共的革命策略，有一个划时代转变。这就是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世界大会，确立了统战策略的运用。这策略间接促成“西安事变”发生，促成中共所拥有的武装部队合法化和大量发展)


中共的战略策略，在1936年初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在1935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的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规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中共的统一战线的对象，已经从合乎阶级路线的下层，增加了本来一直在推翻的上层，但这其中的蒋介石仍然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并列的，是统一战线需要战胜的对象。按照这方针，到了1936年4月5日发表的有关宣言中，继续有打倒“汉奸卖国贼”蒋介石的口号。

可是到了4月25日，短短半个多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战线宣言》中，其对象首要竟然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没有了打倒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口号，第一次有了民族的共同利益而没有“阶级利益”，而且要和“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联合抗日﹕“在中国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全中国各党各派郑重宣言﹕不管我们互相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和信仰，不管我们互相间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

在亡国危机加深，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的情绪达到沸腾的时候，这公开宣言显得诚恳动人。不仅仅如此，在中共中央的内部文件中，也有与此一致的指令﹕1936年9月1日《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的第一条就是﹕“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敌，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等同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以上文件都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十一集，以下凡出此者，不再另外加注释）究竟为什麽有这样突然的转变呢？民族存亡问题早就存在着，为什麽现在才提出来呢？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任何战略策略的重大改变，只能够出自苏联的民族利益需要，通过第三国际的指令，而不是出自中华民族自身的存亡关头。

1935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有一个划时代的转变。这就是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世界大会，确立了统战策略的运用。这策略间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促成了中共所拥有的武装部队合法化和大量发展，促成了中共许多的“抗日”根据地——“合法”的国中之国在抗日的名义下建立。

这一次的转变为中共日後夺取政权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九一八”事变虽然发生，因为苏联仅仅认为这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所以受命于莫斯科的中共若无其事，仍然正式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在军事和政治上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认为要首先推翻国民政府，建立苏维埃，才能“武装保卫苏联”，抗日只是做宣传之用，并且在实质上和日本侵略军队夹击国军。从中共这时的作为和文件看，根本没有顾及到民族的危亡。

《中共壮大之谜》(30) 中共放弃苏维埃化的阶级斗争政策

(1935年7月25日到8月20日召开了第三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中共代表团长是王明，除王明以外，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都列名主席团，显示了具有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特殊地位)

但是国际形势进一步发生变化，德国和日本在苏联的东西两头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和存在。在欧洲，德国和俄国在东欧的波兰等地区，从来就有着领土等等的利益冲突；在远东，在中国的东北和朝鲜等地区，从十九世纪以来，日俄一直是宿敌，日本对中国新的侵略使苏联受到很大的威胁。因此，在1935年7月25日到8月20日召开了第三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中共代表团长是王明，团员有康生等。

中共领袖除王明以外，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都列名主席团，显示了具有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大会根据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报告，通过了《法西斯主义底进攻和共产国际为造成工人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决议。

关于殖民地的决议说道﹕“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共产党员底最重大的任务，在于建立反帝人民阵线。”特别提到中共的任务﹕“在中国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与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连接起来。”在1935年8月7日，王明在会上代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作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报告（按﹕单独发行和收入《王明选集》的时候，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报告说﹕“我可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全中国的民众面前，在全世界的舆论面前，正式宣称：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愿意做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愿意根据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来与中国各党派、各团体、各地方军政机关、各名流、各政治家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的问题，不管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与其他党派、团体和个人之间，在过去和现在，在党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在今天大家都应当一致对外。

“（二）中国红军决计首先加入这种抗日联军，以便与一切军队手携手在前线上为抗日救国而战。只要任何部队停止进攻红军，只要任何部队真正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底武装斗争，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不同的意见，不管这些军队是否与红军进行过战争行动，红军不仅立刻停止敌对行为，而且立刻与他们联络一起去实行抗日救国。”这成为《八一》宣言的蓝本。

紧接在1936年2月，王明提出了具体政策，题为《新形势与新政策》，除了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外，在对内的政策上，已经基本放弃了苏维埃化的阶级斗争政策﹕“第一、过去，因为有些苏维埃曾经颁布了法令，主张‘没收一切不用自己劳力耕种而出租土地收租的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于是有一部份小资产阶级、甚至各别劳动者的土地也被没收了。现在我们对于那些由劳动积蓄得到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虽然他们不耕种而将土地出租，但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并非地主阶级（如自由职业者、教员、医生、学生、小商人、手工业者等），绝不没收他们的土地……。第二、……现在，我们拟定富农的土地及其所谓多余的生产工具，均不没收……。第三、……我们拟定﹕一切真正手执武器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的军人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第四、……我们拟定﹕如果商人同时是大地主，只限于没收他的土地，不侵犯他的商业机关。……”

中共中央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後来在1935年12月6日正式做出《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在1936年7月22日发出《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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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31) 中共遵苏旨意改换策略

(按照第三国际最新指示，中共在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洋溢爱国热情，如果不知道是出于苏联立场转变的背景，会以为中共已把民族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

这些转变，集中在王明在会议期间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有名的《八一宣言》，这份文件最早发表于吴玉章在巴黎办的《救国报》。由于无线电通讯的中断，到同年的十一月，才由专人带至陕北。其中仍然骂蒋介石，但是已经没有推翻国民政府的措词，还明确地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救国。”还提出愿意成立联合的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领导机关”﹕“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

按照第三国际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共在1935年12月在陕北的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洋溢着爱国热情，如果不知道是出于苏联立场转变的背景，还会以为中共已经把民族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

《决议》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名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即将狭隘的“工农”，改变为含义更广的“人民”﹕“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份子”都可以得到选举和被选举权，富农的财产可以保留，甚至欢迎民族资本家和华侨到苏区投资。因为当前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

但同时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这才是反映中共没有丝毫改变的夺取政权的根本目的。变更的是夺取权力的手段，即利用全国全民的普遍高涨的抗日热情，以抗日为名扩张力量和影响，但是把夺取国家权力的目的用抗日的语言掩盖起来，这是中共从成立起，也是全世界所有共产党人不可能变更的目标，如果变更了，就不叫共产党人。这领导权问题，出自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内部文件，而在一切公开的宣言和声明之中则是空前的抗日高调，其中表现的民族热情，足以获取中国的民心。而当时代表全体中国人、具体领导抗日战争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做战争的准备，正在千方百计地和日本人妥协、退让，这正给予中共宣传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机会。

所谓争取领导权的含义，就是利用特殊时期的共同利益而变相地夺取政权。这出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王明，也出自这一策略的真正执行者、後来从内部去搞垮中国国民党的周恩来，也出自继承王明而为中共中央最高领袖的毛泽东。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的亲信、共产国际的主席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的统战问题指令道﹕“在中国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与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联结起来。这个运动应当在下列的口号之下进行﹕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强盗，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苏维埃应当成为全中国人民底解放斗争的团结中心。”注3这个保加利亚人已经把苏联当成是他的祖国，对待日本侵略者，他当然没有受欺凌侮辱的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所以他给中共规定的任务首先就是“扩大苏维埃”和“巩固红军”，以夺取国家政权任务为核心，再联结反日运动，因此“苏维埃应当成为全中国人民底解放斗争的团结中心”。




《中共壮大之谜》(32) 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论是继承王明

(终生都是苏联共产党的朋友和亲信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代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的报告中，对“领导权”问题有着精辟的解释，最早将阶级论来解释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

根据这指令，终生都是苏联共产党的朋友和亲信的王明，在这次大会上代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的报告中，对“领导权”问题有着精辟的解释﹕

“在革命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这绝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也不是一句话，而是具体的事情；它的表现，首先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运动中对同盟者（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加以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由争取日常要求的局部斗争起，直到斗争底国家形式止。无产阶级领导权不会自己来到的，共产党员应当进行有系统的，不顾牺牲的实际斗争，去争取这种领导权。”

王明进一步解释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革命斗争的领导权，并在中国一部份领土上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站在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最前线，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千百万工农的革命斗争。”

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最早将阶级论来解释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他说﹕“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份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遭致革命失败的教训。”

显然，毛泽东後来关于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论是继承王明的理论。王明的“领导权”的含义，就是在与其它阶级“合作”的时候，要不断地夺取领导权，从局部到“斗争的国家形式”，就像中共在中国苏维埃中的绝对领导一样。这表明，中共把“合作”抗日当做手段，以便把全国都变成苏维埃。

周恩来在《论统一战线》一文中说﹕“所谓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可以说是右倾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注4这是说不搞统一战线，是关门主义的左倾；搞的时候，要争取领导权，不然是右倾机会主义。只要联合抗日，就不是所谓左倾了，但是要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统一战线。可是在实际生活中，从任何一方面说，都是中国国民党在担任领导，中共当然就要不断地夺取国民党掌握的国家权力，不然就是所谓右倾。所以後来中国国民党同意共产党的军队参加抗日的时候，立即面临毛泽东领导中共，具体则由周恩来执行的无休止地夺取政权的局面。

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以後不久，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反对“关门主义”的同时，也强调所谓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问题。这表明中共在任何时候，都是把夺取政权放在核心的层次，虽然这时候民族抗战在表面上是第一位，实际上这只是中共对此加以利用，并且准备夺取政权的大好时机。

毛泽东後来解释领导权问题说道﹕“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完成。资产阶级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

中共这场农民暴动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暴动者，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编造的理论，把一切任意的行动都置于这理论体系之中并且做出解释，然後通过每日每时的各种宣传，将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论外衣以证明其正确。统一战线本来是按照苏联利益的需求的一时政策，却置入其阶级论之中，把国民党规定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当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就必须打倒；在统一战线之中，也就必须置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了。

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早就将阶级论来解释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他说﹕“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份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遭致革命失败的教训。”


《中共壮大之谜》(33) 中共打算利用抗战机会篡夺国家权力

(中共在抗战中自始至终坚持的所谓“领导权”问题，实质是中共永远把“党的利益”置于民族之上，把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置于抵抗日本军队之上。“统一战线”不过是在抗日特殊背景下夺取政权的高明手段)

这“领导权”问题的具体化，中共中央在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的长篇决议之中阐述道﹕“为了顺利执行这些政策，为了很快的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为了保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党与苏维埃自始不变，但须更加努力，更加适合于民族统一战线之要求的政策，那就是扩大抗日红军，扩大抗日游击队，扩大作为抗日根据地的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粉碎卖国军队的进攻，肃清抗日道路，巩固抗日後方，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争取农工的大多数，争取卖国贼军队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士兵，向少数民族提议建立共同斗争的联盟，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等。”如果把以上的“抗日”的字眼去掉，把“卖国贼”换成“蒋介石国民党”，与过去江西苏维埃运动中的各种夺取政权、打倒蒋介石国民党的宣传一模一样。

但是以上仍然有点含糊其辞。1991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37年4月4日给刘少奇的秘密指示，其中关于领导权问题说得相当透彻﹕“当然在联蒋过程中党必需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只能在正确的运用策略与艰苦的实际工作中去取得。”

1937年6月6日，由长期管党务的书记张闻天，在自治区党代表会议上，以《自治区目前的中心任务》为题作长篇报告，透露出中共利用抗战机会，而篡夺国家权力的计划。关于统一战线，他强调阶级斗争﹕“民族统一战线只是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形式（如武装斗争，没收土地斗争等），但并不取消阶级斗争。而且为了使统一战线有雄厚的群众力量，发动组织与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威逼剥削者统治者的让步以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是完全必要的。藉口统一战线而取消阶级斗争，那只是过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复活。”关于与国民党的关系，他主张故伎重演，用分化瓦解，秘密打入国民党和军队内部，去改造和重建﹕“我们的目的是改组国民党。这必须使左派的革命份子大批的加入进去，造成国民党内部有力的左派。我们在国民党内部的方针是团结左派，推动联合中派，分化右派，排除右派中的亲日派。……在国民党不愿共产党加入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可以秘密加入，完全以左倾国民党员的面目出现。”

张闻天特别指示要打入军队内部﹕“应该动员最可靠的同志及左倾群众到正规军队，地方武装及军事学校中，并争取其中的领导位置。应利用民团保甲壮丁队後备队等各种名义实行武装民众。保障军队及各种武装力量在革命份子手中，应是目前第一等任务。”总书记一职位虽然因为党内斗争撤消了，这位前总书记的名字仍然常常排在毛泽东的前面，张国焘形容是“毛张联盟”。张的报告透露出中共最高层利用抗日，有计划地夺取国家领导权计划。

所以中共在抗日战争中自始至终坚持的所谓“领导权”问题，就是中共在苏联的安排指挥下，从成立起就要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根本方针，在全国上下一致誓死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特殊形势下，披上爱国抗日外衣的变种。这就把国民政府置于非常难堪的处境﹕国民政府如果实际上打击的是苏联国家利益的代理者中共，表面上却好像打击的是抗日的力量；中共实际上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和红军的行为，却表现为扩大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军队；“领导权”问题的实质是中共永远把“党的利益”置于民族之上，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置于抵抗日本军队之上，高唱的却是民族利益至上。所谓“统一战线”不过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下夺取政权的高明的手段，从中共最初参加抗战到抗战结束的全部行动中，都坚持的所谓“领导权问题”，就是一刻也不停地夺取政权——在民族处于危亡时期。要认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真正作为，一定要按照中共在内部关于“领导权”问题的指令，对照其行为，不能光是参考其公开发表的动听的文件。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策略是非常成功的，打下江山的势力基础就在抗日时期奠定。

第三国际的改变初衷，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定，给了处境极为艰难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希望。当张国焘在如今的四川西部大山区接到第三国际打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时，回忆道﹕“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消息极为兴奋，一致赞成这个新政策。这在中共的发展史上，似乎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当时百感交集，我衷心拥护这个新政策，认为和我一向的想法，在原则上不谋而合。现在苏维埃走到穷途末路，非有这个改变不可。我也慨叹中共所经过的一切遭遇﹕最初主张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不久就由于国际指示，改采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个不合理的右转政策，使我们碰得头破血流；接着又急剧地向左转，走苏维埃的道路，又碰得头破血流；如今再回到我们的起步点，是历史的讽刺，也是我们的悲哀。”张国焘的这段回忆说明两点﹕第一，穷途末路的苏维埃政策，由此找到新的生存的发展方向；第二，中共的每一个重要的战略发展决定，都出自第三国际的决定。前面的决定，都造成中共“头破血流”。

但是，中共的武装力量能够逃避被歼灭的命运，能够有机会实行统一战线策略，要归功于张学良和杨虎成，他们给中共制造了千载难逢的生存发展的良机。


《中共壮大之谜》(34) 中共等来了绝境逢生

(从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之中，可以显示中共如何利用民族危机插手东北军，煽动他们不满意领导备战的国民政府，以图一党私利。不幸的是，他们终于通过西安事变获得成功)

“绝境”是指中共即将全军覆没的前夕；“逢生”，是指中共极为成功地利用日本侵略的时机，创造条件踏上生路；能让中共有机可乘，是执政的、但是节节败退的国民政府。

东北人丧失了故土，流浪关内，他们对于亡国失去家乡更有切肤之痛，他们的内心对日本人更加仇恨，因此对于抗日更为急切；张学良的父亲死于日本人的炸弹，他和大多数东北人一样，对于失去家园耿耿于怀。这类似的民族抗日情感，是抗击日本侵略的基础。但是这非理性的抗日情感却可能被错误地诱导和利用。

这时候，蒋介石必须以他的政治家的深谋远虑的眼光，和超乎常人的领袖的毅力，领导国民政府忍受屈辱，在不得不抵抗的同时，以妥协、推让、谈判换取时间，以便加紧进行战争的准备。如果他也是凭一时激愤，没有准备就和世界一流强国开战，那将立即亡国。可是一般的民众，是不容易理解国民政府的战略和策略的。

这民众的高昂的情绪和政府的理性差别很大的形势，在正常的情形下，是不难逐步化解的。但是中国有一个受外国指使，随时准备打倒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这就成为煽动反对国民政府不满的大好时机。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就是中共煽起学生情绪而加以利用的尝试。学生运动最初具有一定的自发性质，中共北方局立即加以领导，矛头被引导直指国民政府，前台总指挥就是中共党员、也是东北流亡学生宋黎。这次运动席卷全国，其立即全面抗战的主张，对于全国深有影响。宋黎晚年指出﹕“‘一二九运动’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西安事变’是‘一二九运动’的必然结果。”

西安事变，是将苏联的国家利益和党的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中共，成功地利用失去家园的东北军和民众的被鼓动起来的偏激情绪，利用张学良、扬虎城的军阀习性、任性横蛮和野心，而造成的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政治事件。

从以下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之中，可以显示中共如何利用民族危机插手东北军，煽动他们不满意领导备战的国民政府，煽动立即抗战，以图一党私利。不幸的是，他们终于通过西安事变获得成功，而成功者则编造和扭曲历史，把他们破坏抗战、图一党之私的作为说成是天经地义。

在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二十个红军将领署名致函张学良等东北军各位军长和师团级以上将士，文字极为动人，在那特殊的流离失所的气氛之下，将领们的心很难不被打动。该信函先动之以情，再达到挑拨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关系的目的，中共的企图心，在爱国的词藻之下深藏不露。现在详细摘录这信函，以便进一步了解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兹将头两段抄录如下﹕“从‘九一八’之後，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多了。在这四年之间，不但东三省三千万同胞，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刀下鬼与俎上肉，而且热河、察哈尔、河北等省亦相继被占，整个的华北，快要变成‘满洲国’第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事实上证明只是永久的不抵抗；蒋介石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他要把整个中国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东北军在蒋介石南京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下，放弃了你们自己的家乡与你们自己的土地财产，让你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们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所蹂躏、压迫、奸淫、残杀。想起这些，好不伤心，好不可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是你们不共戴天之仇，你们应该誓死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收复我们的东三省及整个华北而奋斗！”一个从成立起就为苏联效劳的政党，坚决主张把中国的外蒙古大片土地送给苏联的政党，在日本军队发动侵略战争以後，仍然在中国大後方袭击国民政府的政党，却在这里表现得比谁都爱国。

《中共壮大之谜》(35) 中共写信煽动东北军造反

(这封煽动东北军造反的信件，写于中共全国统一抗战的“八一”宣言之後，发表《抗日救国宣言》著名《十大纲领》之後，也在国民政府与中共的几条渠道都已经开始谈判的时候)

该信函控诉蒋介石派东北军打红军而不打日本人，又控诉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最穷苦的陕甘两省，就是这两省较富庶的地方，如甘南、陕南也是不肯给东北军的……，东北军的生活真是苦得很，瞻家养子更说不上。”这些细小的具体问题，是很能够动摇军心的。

然後说道﹕“总之，蒋介石要消灭东北军，使东北官兵流离失散，冻死、病死、打死，好叫日本帝国主义少一个敌人，好使蒋介石少一个对头。你们想，东北军的前途危不危险呢？”後面的段落说道﹕“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东北军中间，哪一个爱国军人说起打日本帝国主义、打卖国贼不摩拳擦掌、挺身而出，愿为中国民族争一口气呢？哪一个东北人不愿意为了收复东三省，收复华北各省而去赴汤蹈火呢？只要东北军揭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那在东北军内就可以团结军心，上下一致，使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

经过巧妙地煽动以後，在这里终于提出要东北军参与造反的主题，并且用一千多字加以阐述。最後说道﹕“关于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办法，请互派代表共同协商。一切抗日的人或代表，都是苏维埃红军的朋友，我们欢迎他们到苏区来，并愿竭诚招待。同时，苏维埃制度是否适合于中国，亦请亲来考察，加以判断。”

这是封煽动军队造反的信件，写于1935年共产国际的建立所谓国际统一战线之後，在中共所谓全国统一抗战的“八一”宣言之後，在11月28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宣言》的著名的《十大纲领》之後，在1935年12月20日至25日的中共中央所谓团结抗日的瓦窑堡会议以後，也在国民政府与中共的几条渠道都已经开始谈判的时候。中共的领袖们，如果真正有一点民族责任感，会这样做吗？这份煽动军队叛乱、破坏抗日的文件现在存于北京中央档案馆。以下以近年公开的中共中央文件，看中共如何全面拉拢东北军，以致于出现西安事变的经过。

在1935年9月，张学良就被任命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由蒋介石自己担任总司令。张学良之所以担此重任，是因为在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他从背後袭击阎锡山、冯玉祥军队，蒋介石从那时候就对他委以重任。但是他个人的公子哥儿经历、他个人浮躁轻狂的个性，与他的重任是不能够相符合的，这就是被中共成功地加以利用的条件之一。

张学良在1936年2月，就命令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中共特工头目李克农谈判，达成局部的互不侵犯协定；

3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总司令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发表公告，宣布由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派遣这支军队东渡黄河，自行“抗日”。明眼人一看就会知道，这是中共别有用心。因为真正想要抗日，就只会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军事容许有多重指挥吗？当然受到国民政府军队的阻止，实际上扰乱了全面抗日的战争准备，毛泽东和朱德却在4月5日以抗日受到阻挡发表宣言，声言“抗日受阻”；在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表示将抗日先锋队撤回黄河西岸，并且表示“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获取政治上的利益。这自行开赴山西的军事行动以及一系列宣传，都正好证明了中共只是考虑夺权而不顾民族存亡，是抗日的心腹大患。

在3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致博古、周恩来的电报中，也提及此事﹕“彭已电王以哲，许高福源来前方一行，商向晋冀鲁活动情形。”注3这个月，张学良亲自与李克农秘密在洛川会晤，张同意加强进一步的联系。


《中共壮大之谜》(36) 周恩来亲自与张学良在延安会面

(失去家园的东北军将士们当然难以知道中共在抗战中的真正企图和作为，而只顾抗日。中共则乘此进一步骗取他们反对国民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战争，以便扩张力量，而把抗战胜利以後夺取政权的真正目的完全隐藏起来)


在4月，中共领袖中以文质彬彬风格行事的周恩来，亲自与张在延安会面。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这次会面是在4月8日，中共提出的五条意见如下﹕“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这此会见在《蒋总统秘录》中记载如下﹕

“据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他和周恩来会谈情形大致如左﹕‘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

“又据《反省录》，张、周两人在会谈中为谋实现‘共同抗日’，协议有关共产党的条件为﹕‘（一）共产党武装部队，接受政府点编集训，准备抗日。（二）取消红军名义，同国军待遇一律。（三）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四）共产党停止一切斗争。（五）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六）抗日胜利後，准共产党为一合法政党。’等十项。张学良并且表示﹕‘当向蒋公力进言，以谋实现。’两人更以互不食言相约。于是，张学良便想到﹕‘尔後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为之甚感得意。”注5查现在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共在这时候对外虽然高唱抗日，仍然对内把打倒蒋介石作为抵抗日本军队的前提，并且中共从来没有、也至今不可能放弃对武装红军的绝对领导，张学良哪里会想到“诚恳”的周恩来对他的欺骗呢？如果放弃了夺取政权第一，就不叫共产党了。张学良和周恩来接触，他轻易就相信共产党的诚意，之後就不自觉地按照共产党所编织的计划行事了。

4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战线宣言》，致电全国几十个团体，提出共同行动的六条纲领，文字十分真切，但是却不提红军在抗战中的统一作战的问题。

现在的《中共中央文件选》公布了1936年6月20日，《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共十条，将近一万字，详细地制订了各种方针步骤，日後的“西安事变”，正是中共这一策略的成功。第一条第一段是﹕“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绝路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军队。”所谓东北军“转变”的两个条件，第一是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第二是中共的工作。中共除了由周恩来直接出面影响东北军的上层以外，已经被中共迷惑的张学良，将在北京煽动学生运动的中共党员，都收罗庇护在自己的军队之中，容许他们对军官士兵加以影响，并且中共放回了东北军被俘的团长万毅，由他对军队的高中级军官施加影响。中共准备将东北军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的“革命”标准是什麽？就是同意在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之外，中共有自己独立的军队。在失去家园的特殊背景下，东北军中的将士们，包括张学良，当然难以知道中共在抗战中的真正的企图和作为，而只顾抗日。中共则乘此进一步骗取他们反对国民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战争，以便扩张力量，而把抗战胜利以後夺取政权的真正目的完全隐藏起来。

第二条的名称是﹕“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高明的中共规定不要去瓦解东北军﹕“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依靠我们耐心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从政治上争取他们到抗日战线上来。”有时候不得不采用武力解决，但“同样的也是为了政治上的争取，而不是为了消灭东北军。……”

（三）《目前争取东北军的主要关键》。“目前的主要关键，是在东北军脱离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蒋介石在东北军的代理人就是那个法西斯蒂政训处。……”详细地提出了将政训处与东北军将士对立和孤立起来的策略。

（四）《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分为上层和下层的不同策略﹕“上层统一战线在东北军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东北军中许多军官都是东北人，所以他们军中很多具有抗日的情绪与意旨，便于我们同他们成立抗日讨逆的统一战线。”这里的“逆”仍然指蒋介石。“在东北军中的下层统一战线，是为了使东北军的下层官兵在抗日救国的政治目标下团结起来，给东北军造成一个坚强的下层基础与推动力量。这样，各别上层官长的叛变，不能影响下级的官兵。……”









《中共壮大之谜》(37) 不露痕迹直接控制东北军的计划

(中共的真正的企图心，现在才逐步地揭示出来。彭德怀、毛泽东在1936年4月9日致电张闻天，这核心层次的电报所暴露的是﹕中共要在“讨日令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于实行国内战争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

以下数条，是中共直接控制东北军，但是又不露痕迹的计划﹕

“（五）在东北军中创立坚强的领导核心。我们各级党部现在对于东北军的工作，主要还是从外面去影响东北军。我们利用我们的宣传品喊话，联欢，慰劳，演剧等方式，去影响东北军。这种方法开始也是必须的，我们也必须经过这种方式才能在东北军的内部建立起他们自己的领导核心，在内面去进行工作。……”正是在观剧、联欢、接受慰劳的时候，顺应着失去家园者的感情，不知不觉地被拉过去，中共的手就伸进了东北军。

“（六）东北军中应该有共产党的小组与支部。在东北军中间应该吸收最优秀的份子到共产党内来。东北军中凡愿意加入共产党的，我们必须加以必要的选择与考察，共产党的组织应该完全是秘密的，小组间暂时不宜发生横的关系。……”那时候接受中共影响的张学良，如果知道了中共在他的部队中建立秘密组织，企图控制他的军队，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七）凡是东北军驻紮的地方都应该有党的工作。凡是东北军驻紮的地区，争取东北军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心工作。……共产党是全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是站在敌人之上，他的目光是远大的，不论东北军的表现怎样，他决不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但他也不是傻子，不管东北军的表现怎样，总是拿一种方式去对付东北军，而使自己受损失。他总是要拿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对付各种各样表现的东北军。”被抗日的热情燃烧的东北军各级将士，哪里知道中共在如此细致地算计而准备加以利用他们呢？

最後的三条是关于对东北军的工作机关、对苏区群众的解释和如何对待共产党内的不同意见。张的东北王父亲被日本人杀害；自己的固有地盘又被日本人占据；不抵抗失去东北後，张包庇汤玉麟丢失热河，使平津门户打开，被全国上下所指责；进攻陕北，军队损失，蒋介石不给补充，使张觉得蒋介石别有用心；抗日浪潮在全国此起彼伏，尤其是失去家园的东北人和张统率的东北军的反日情绪高涨，给予张的很大的影响。张学良所部团长万毅被中共俘虏後倍受优待，再释放回西安，遂成为了张与中共联络的桥梁。

中共的真正的企图心，只有在现在才逐步地揭示出来。彭德怀、毛泽东在1936年4月9日致电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表告人民书与通电”。并且解释道﹕“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这核心层次的电报所暴露的是﹕中共要在“讨日令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于实行国内战争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这中共中央文件暴露，中共是在抗日旗帜下“讨蒋”，继续进行新的形势下的国内战争，在抗日旗帜下实行扩张力量，准备夺取政权。抗战中的中共自始至终都如此，不然就不理解抗日战争中的中共的作为。

在西安事变以前，中共已经大量渗透到杨虎城统率的西北军，最近一位历史学家有精辟的揭露﹕“中共党员魏以畴、南汉宸、蒋听松、刘子华迅速在杨（按﹕即杨虎成）部担任要职。扬的办公厅主任韩威西、秘书宋绮霞都是中共党员。杨的宪兵第二营营长也是中共党员。中共党员王炳南曾为杨保送德国留学，受苏俄命令归国後由中共派做杨的工作。……1936年6月，杨的鄜县王劲哉旅已用军用合作社的名义开设了中共的联络站，将大批的无线电器材、医用药品等运往延安。杨甚至已在西安设立两两个联络站，一个在杨部一位团长严揆要的防地，一个在杨的宪兵第二营内，营长为中共地下党员。中共往返西安、延安进入内地，回归陕北，路条均由杨的十七路军提供。……”

《中共壮大之谜》(38) 思想方面的渗透变本加厉

(中共一方面在瓦解国民政府领导的东北军，一方面加强抗日宣传，造成国民政府不抗日的形象，再一方面和国民政府进行谈判，以图将中共的军队和国中之国合法化)

关于中共渗透到东北军方面﹕“以张学良为首的‘抗日同志会’，实际负责人亦为中共党员刘澜涛、应德田等人。其创立时的十五人，全部是中共党员和左倾份子。尤为重要的是，这个组织还掌握了张学良一切秘密活动，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以及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作。”

不仅仅组织方面，在思想方面的渗透，也是变本加厉。如仿照庐山军官训练团而办的西安南郊的王曲军官训练团，就完全由中共党员刘澜涛、应德田掌握，反而灌输的是系统的中共的意识形态；张学良手下的所谓学生队，都是逃往内地的东北学生，更成为中共党员的集合与宣传之所；西安的所谓抗日救国的群众组织，也已经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外围组织。

按照“继续进行国内战争”的战略意图，中共一方面从东北军入手制造叛乱，另一方面发表大量公开文字，呼吁团结抗战，以“爱国”的姿态去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丑化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为“卖国政府”。

所以中共在军队问题上丝毫不让步的情形下，在抗日中坚持“领导权”问题时，在“便于实行国内战争”的策略下，抗日的宣传如火如荼，抗日的旗帜举得比谁都高﹕1936年4月2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战线宣言》；1935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提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在1936年6月20日，致书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全体执监委员，以极为恳切的语言，再次提出﹕“立即同我们诚意的携手，抛开已往一切的仇怨，在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中共同奋斗！”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以一万多字的篇幅呼吁道﹕“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的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贺龙、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红军将领四十六人联名公开致书蒋介石和西北各将领张学良、阎锡山、傅作义等二十二人，呼吁联合抗日。这些所有抗日的呼号，暗藏的实质都是针对领导抗战国民政府，都悄悄掩盖中共所统率的军队问题。

中共一方面在瓦解国民政府领导的东北军，一方面加强抗日宣传，造成国民政府不抗日的形象，再一方面和国民政府进行谈判，以图将中共的军队和国中之国合法化。

蒋介石对于中共的企图非常清楚，所以一面和中共接触谈判，争取中共顾及民族大义，放弃独立的武装，接受改编；另一面仍然为消灭中共的武装部队开展积极的部署。蒋介石很明白，如果不除去有国际背景而又拥有军队的心腹之患，必将会有明朝末年的下场，被武力推翻。所以他准备抗战除了物质方面的以外，最重要的，是解决中共的问题。试设想，任何一个国家在面临大敌的时候，能够不顾内部存在着一个拥有军队、受到外国支持的国中之国吗？当然要先除之。这就是他所制订的“攘外先安内”的方针。


《中共壮大之谜》(39)  中共的救命恩人是张学良  
（西安事变却在这时候发生了，使得即将实现的攘外先安内的政策在成功前夕忽然终止。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记述了此次事变造成的损失﹕“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堕于一旦。”）

中国国民党在1935年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宣言中表明了抗日御侮的最後决心和忍让限度﹕“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後牺牲之决心，对和平为最大之努力……。”

这次会议，达到了国民党的新的大团结，在广州的西南非常委员会主动撤销，长期与南京对立的军人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都出席大会，并担任了政府的高级职务，“攘外必先安内”成为共识。会後，南方的部队纷纷北调，陕北苏区周围已经聚集了六十多万精锐部队，中共苏维埃政权危在旦夕。根据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朱德等致蒋介石书》的记载，那时包围陕北保安等六个县的国军已经达到二百六十个团，率领部队的将领是﹕“胡宗南、关麟徵、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武、孙震、万耀煌、杨虎臣、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先洲”。毛泽东已经感到覆灭将至，给斯大林发出电报，打算放弃陕北突围到南方。毛泽东过去指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基本条件，就是国民党的内部不和，如今这基本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另一方面既然共产党既然已经高喊抗战，国共的代表开始接触谈判，以便寻找和平解决之路。

在1936年1月，谈判最初在莫斯科由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邓文仪与中共代表潘汉年之间进行，国民政府提出了三项条件，要求中共取消苏维埃，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统一指挥参战；国共重新合作。但是在莫斯科的王明认为事关重大，建议在国内谈判。于是，国民政府派出陈立夫、曾养甫等重要人物与中共代表周小舟、潘汉年等多次谈判，核心问题仍然是军队问题。在只是策略改变，推翻国民政府和夺取政权的根本目标一点也没有改变的情形下，中共内部坚持“领导权”问题，当然不会同意。陈立夫表达的蒋介石的意见是，中共保留三千人，军队师级以上的干部一律出国。军队不统一，怎样作战呢？事实上，国内的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有一定地方势力、并且和南京的关系并不好的军人，在民族利益第一的情况下，完全统一在国民政府之下，但是中共绝对作不到，毛泽东比以上的任何军人，都少有民族主义和爱国心，他夺取天下的意志是绝对的，他只会不顾一切地紧紧抓住军队。

陈立夫与潘汉年在1936年的谈判失败。而国民政府统率的几十万军队，已经完成对陕北的战略包围。从对江西苏维埃根据地的几次围剿以来，中国国民党及其军队，还没有像这次一样团结过，也没有这次强大。

西安事变却在这时候发生了。这次事变，使得即将实现的攘外先安内的政策在成功的前夕忽然终止；中共一直在谈判中坚持的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在事变以後获得事实上的承认，从而使中共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夺取全国政权目的，终于被抗日的旗号所掩盖起来并且合法化。蒋介石在1937年1月的《西安半月记》中记述了此次事变造成的重大损失﹕“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堕于一旦。”（转引自《蒋总统秘闻录》）

中国的历史从此出现了根本的转折。

中共的救命恩人是张学良，真正促成中共策略转变的是斯大林。


《中共壮大之谜》(40) 西安事变的大转折来自莫斯科  

（在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以後，中共应该如何办？这样的大政方略只能够听命于莫斯科。斯大林的回电大大出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意料之外。张学良被实际的鼓动者，被“同舟共济”的盟友出卖）

西安事变，是中共党员们，包括周恩来直接出面长期包围和影响张学良、杨虎城，是中共长期在政治上影响东北将士的结果，虽然没有参与具体地策划扣留蒋介石的行动。蒋介石被张学良软禁以後，延安一片喊杀之声，毛泽东、朱德、贺龙等都主张立即进行“人民公审”，杀掉蒋介石。

但是，苏联认为只有中国的抗日战争才能够拖住日本，减轻日本对苏联东部的威胁；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和日本对抗，张学良不足以代替。经过权衡，为了苏联的东部安全，斯大林命令释放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实际的鼓动者，被“同舟共济”的盟友出卖。

在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以後，中共应该如何办？这样的大政方略只能够听命于莫斯科。斯大林的回电大大出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意料之外。张国焘回忆道﹕“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13日的晚间到达了。这是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内容分为三段﹕

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一手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学良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渔其利。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现已表示反对态度。

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领导抗战的唯一人物。

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

一年以後，1937年12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明上述电报的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後，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外交部答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草拟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份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的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战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恶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

张国焘还说﹕“周恩来于14日与张密谈，径行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觉得为共方所卖，以往共方老是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他已成骑虎，中共竟临阵抽腿，不兑现了。”

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的杨虎城在事变发生以後，因为苏联和中共的和平解决的意图最初没有告诉他，他已经在解决过程中退居为次要角色；好冲动的张学良本来就没有政治家的素质和修养，他因为不同政治意见而扣留最高统帅的做法，在任何国家中已经严重违法；可是违法之後，鼓动他的中共，突然又提出和平解决，把他实际上出卖，使得他立即成为一个犯罪的人。

张学良在此状况之下，已经不可能成为进一步做出决策的中枢人物。这个人物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只能够是中共的周恩来。红军的十五位将领在西安事变以後第三天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电报中的一开头就是﹕“西安事变，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这是立即向国民政府表明这事件发生与自己无关，出卖张、杨，也是中共中央欲取得解决此事的更多的主动权。注1（按﹕以下大量引用的文件，凡是出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辑两书者，将不再注释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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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41) 西安事变按照苏联意图和平解决

（现在中共中央公布的有关西安事变以後的若干电报，向我们展示中共如何利用西安事变以後的形势，高喊抗日，牢牢地抓住军队，使其党的军队和国中之国合法化)

《周恩来选集》中有《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是周在谈判过程中发给中共中央的。第一个电报是在1936年12月23日发送，主要是中共与宋子文谈判时提出的六项条件，大意是﹕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释放政治犯，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全国的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第二个电报是12月25日周报告谈判的五项结果，这一天，蒋介石被张学良释放。第三个电报是12月29日周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後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周的第一句话就是“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苏联和中共是事变中唯一的得利者。

由于西安事变按照苏联的意图和平解决，再经过实际上的主导者周恩来与国民党的领导人的一系列谈判，在日本军队加紧侵略的背景下，使得力量弱小的中共获得了存在发展的大好机会﹕从1927年8月1日中共在南昌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起，其基本宗旨就是推翻国民政府，失败连连，已经到了被完全消灭的前夕；西安事变以後，红军仅仅是番号改变，其基本宗旨一点也没有变更，却迅速壮大。在江西就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在西安事变以後，表面取消了苏维埃名号，却在抗战中“合法”地以“抗日根据地”的名义，星罗棋布地建立于大江南北，从而为中共成功地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有力的基础。这是西安事变在历史上的转折意义。

现在中共中央公布了有关西安事变以後的若干电报，这些历史文件将向我们展示中共如何利用西安事变以後的形势，在高喊抗日的时候，牢牢地抓住军队，使其党的军队和国中之国合法化，再图谋进一步地发展。这发号施令者是毛泽东，执行者是周恩来。周在与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交涉时，巧妙地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西安事变以後，国共开始进行和平谈判的前夕，究竟是怎麽盘算的？张国焘回忆道﹕“七七事变以前，南京政府大体上没有干预延安的事。抗战爆发後，大概南京政府也想知道一些延安的内情，陕西省政府委任了一个延安县长，迳来延安就职，国民党的陕西省党部，也派人到延安设立县党部。南京政府曾累次催促中共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山西前线，并准备派联络参谋到延安来。

这些事曾引起毛泽东等的极大反感，认为是渗透捣乱行为，不利于中共。毛泽东、张闻天等开始夸大其词的说﹕''蒋介石对外虽然抗战，但对内依然是像以往那样反动。'因此他们断言，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便会中途妥协。他们开始扬言，中共所领导的军队，不会受国民党政府的平等待遇；如果听任国民党的将领们的指挥，那末，红军可能被送到前线去充当日军炮火的牺牲品。如果中共所领导的军事力量被牺牲了，国民党便会乘势压迫丧失军事本钱的中共。这些想法，就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後来在洛川会议所提出的中共抗日政策的出发点。”张国焘还说道﹕“当时毛泽东聚精会神处理红军的改编工作。七月下旬，南京与延安间，往返电商有关这件改编工作的实际处理办法。南京方面所注意的是迅速完成改编工作，以便中共军队能开赴前线抗日。毛泽东所注意的显然不是迅速开赴前线，而是如何保护他唯一的本钱，使红军不致在改编中受到损失，更企图运用这套本钱以备将来夺取天下。”

毛泽东的这套打算，通过周恩来与国民政府谈判，即张国焘所谓的“买空卖空”（中共只有三万作战军队）手段，来达到抗战中发展壮大的目的。中共中央现在公布的文件，显示了中共坚持的是什麽条件；当坚持不住的时候，又如何完全同意国民政府的条件，然後在实际的抗战中，如何一条条地撕毁。

在西安事变发生後刚刚两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北方局的负责人刘少奇，要他发动民众，支持张学良提出的八项要求。平津学生为先导的所谓“民众要求”的背後，实际是中共为了一党之利的运作。




《中共壮大之谜》(42) 中共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西方任何民主国家的反对党都没有统率军队，军队属于国家。中共恰恰是在国家军队以外，单独掌握军队，却竟然以民主名义，要求更多权力。随时准备以暴力夺取权力的中国共产党谈论民主是很滑稽的事情)

1937年元月，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撤销了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司令部”，另外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周恩来立即在西安提出收编中共军队事宜，蒋介石则指示行营主任顾祝同，先每月供给二、三十万元的经费，其它事情另作商量。这时候，国民政府开始豢养一个改变形式推翻它的军队。

获得合法地位的中共中央，在1937年2月9日，由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提出与南京谈判的主要原则，这些原则成为中共利用这极为有利的形势，进一步全面地获得利益﹕“（一）关于和宁方交涉之政治立场，请参阅致三中全会电。（二）军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贺、刘、徐为军长，组织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如广东），朱正彭副。（三）饷项如对方允即改号，即照中央军待遇领受；如对方仍欲缓改，则每月接济至少八十至一百万。（四）如有国防委员会之组织，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如暂时无此种组织，红军亦即需要驻京代表参与国防准备。（五）党的问题求得不逮捕、不破坏组织即可，红军中组织领导不变。”这电报中提出的根本问题是最後一条，即中共合法化以後，仍然是中共对于红军的绝对领导。第二天，毛、张再致电周﹕“我们参加者﹕（一）军事机关如军委会、总司令部、国防会议等。（二）政治集会如各派各党之代表参加会议、国民大会等。（三）抗日时参加政府。”这指令是要才三万军队的中共以抗战的名义得到更多权力。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求五点﹕“（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在获得执政党保证以後，中共愿意实行四点﹕“（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力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中央所愿意实行的四点，是非常迷惑人的。第一和第四条的所谓停止武装暴动和没收地主土地的苏维埃化的举动，只是一项政策，这政策虽然停止了，可以随时恢复；第二条的军队改名仅仅是形式上的，红军时代一切的中国共产党制订的根本思想行动方针和政治委员制度并没有任何改变；很有趣的是第三条，共产党要求实行民主。从这时候起到1949年中共成功夺取政权，毛泽东-中共几乎不停地以民主为口号来将国民政府的军。

其实，西方国家的任何反对党都没有统率军队，军队属于国家。中共恰恰是在抗日的国家军队以外，单独掌握着军队，却竟然以民主的名义，要求更多的权力。後来的“解放区”内的知识份子王实味稍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掌握着军队、随时准备以暴力夺取权力的中国共产党谈论民主是很滑稽的事情。

2月12日在西安的谈判开始，国民政府代表为顾祝同、贺寒衷、张冲，中共方面代表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的电报中规定了中共的谈判原则，包括陕甘的防地、经费的问题，但毛泽东指示周恩来，给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各点，不可再退让。实际上，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前，中共红军只占据着延安以东七十公里处的保安等四个极为贫穷的小县，但事变发生以後几天，在12月20日立即占据包括延安在内的十八个县城，那时候事变双方的军队都无暇顾及。核心问题是红军问题。中共提出红军保留三个师，大约四万五千人；国民政府代表的方案规定人数为三个师，三万人，红军必须听从国民政府的一切命令，国民政府并且向红军派遣各级军政人员。中共代表断然拒绝，谈判中断，周于2月16日返回延安。显然双方的焦点仍然在军队，中共丝毫不愿意让步。


《中共壮大之谜》(43) 蒋介石要求中共放弃共产主义

(红军从此开始接受国民政府的物资接济，延安也派出代表驻西安。以後谈判，中心仍然是中共及其军队“独立性”问题。历史血淋淋的经验是﹕共产党的任何保证都不能够相信，因为毛泽东从来就认为谈判和战争一样都是取得胜利的手段)

谈判虽然中断，但是红军从此开始接受国民政府的物资接济，延安也派出代表正式驻西安。以後无论如何谈判，其中心仍然是中共及其军队的“独立性”问题。

蒋介石对中共非常清楚，在谈判之前四天，蒋介石指令顾祝同﹕“最要注意之一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实质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作赤化宣传工作。若在此点同意，则其它当易商量。如彼（周恩来）与兄（顾祝同）面谈，可以此言切实直告。盖以总理与越飞宣言之共同声明（1923年）中，越飞已承认中国不能施行共产主义，而赞成三民主义也。”

蒋介石的原则是中共要放弃共产主义而实行三民主义，特别是同一个国家的军队内部不能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但是中国共产党同意了又会如何？蒋介石举出的越飞虽然做了保证，但是他的继任者鲍罗廷恰恰在斯大林的直接指挥下，大搞共产主义；抗战中的毛泽东-中共声称要为三民主义奋斗，而具体做法完全两样。历史血淋淋的经验是﹕共产党的任何保证都不能够相信。因为毛泽东从来就认为谈判和战争一样都是取得胜利的手段，即後来指出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使重视谈判的国民政府上了大当。国民党在什麽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麽问题上头破血流。

国民政府针对中共提出的条件，在2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案》，强调国中不可有国，不可有两军，肯定三民主义，批判阶级斗争理论。在回顾了中共十几年以来造成的极为惨痛的教训以後，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解决办法﹕“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它假借名义之武力。

“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的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

“第三﹕赤化宣传与救国救民为职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安全亦相违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这四条意见，是根据任何一个国家的常理，是根据中共成立以来依附于苏联而造成的血的历史。

随之由周恩来与顾祝同等继续开始谈判，焦点继续是军队问题。蒋介石曾经密电顾﹕“西安事变前，本只允编三千人，後拟加为五千人，但五千人之数，尚未与之言明也。今则时移情迁，彼既有诚意与好意之表示，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当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即以此为标准，与之切商。”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不主张杀掉蒋介石，那时候蒋介石当然不可能知道那是苏联斯大林根据自己利益权衡的结果，这对蒋介石而言，就包含了“情”，这造成了中共合法并且与之谈判的局面，这就是蒋介石所谓的“时移情迁”，允许中共军队的人数已经由五千人增加到一万五千人。

但是中共的要求已经远远超过这点。3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关于谈判的方针致电周恩来等﹕“（一）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後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二）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各军（按﹕均为四方面军的军队）及地方部队不在五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经费内开支。”根据张闻天、博古、毛泽东3月5日致周恩来的电报，那时候，中共的党员人数﹕“总数估计约十万，苏区、白区各半”，即五万人。但是中共所提出的苏区武装部队总人数，是五万加上地方部队，再加上四方面军的四个军，这数目大大超过党员人数。


《中共壮大之谜》(44)中共要周恩来向国民政府提高要价


中共内部文件中一再强调其“独立性”。1937年4月1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

在周恩来3月8日报告中共中央，说谈判可能会有结果的时候，3月12日，中央书记处立即指令周，实际上向国民政府提高要价，其要点如下﹕“甲、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之政治立场。乙、……三个国防师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副佐不派，学校必须办完本期，政工人员不变，每师人数一万五千余，编制表自定，服从国防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战。……己、总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采取进攻的姿势，只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会使谈判根本破裂。”

中共非常清楚，在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後，大政方针已经定下，国共之间不可能再公开武装冲突，因此提出的条件尽可能地有利于中共，即“政治上采取进攻的姿势”，反正谈判“不会根本破裂”，打不起来。这哪里是为了抗战？所以这谈判没有任何结果，在西安的谈判在3月16日结束，周恩来返回延安。

而这时候，中共的内部文件中，却一再强调其“独立性”，这是独立于全国的抗战之外，就是为下一步打江山做准备。1937年4月1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最为清楚地说道﹕“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体承认。”4月4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在丙项说﹕“当然在联蒋过程中，党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是在党内讲，只能在正确运用策略与艰苦的实际工作中去取得。”中共的确做到了。

而国民政府的条件在中共的坚持下，作为面对日本强大军队的执政党，不得不一再退让﹕关于人数，由最初的三千人，加到五千人，再到一万五千人，最後同意四万五千人；派到红军中任副职的监督人数，则完全放弃。例如蒋介石最初致顾祝同的密电中说﹕“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各级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也。”贺衷寒在3月11日提出的谈判方案中，在第三条中规定﹕“（2）各级副佐人员，由中央于改编後逐渐派遣。（3）政治工作，由中央召集原有政工人员加以训练，与新派人员一同回部队工作。”因为中共的拒绝（其实毛泽东那时候并不敢断然拒绝，张闻天、毛泽东在2月12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指令道﹕“政训联络员设法拒绝，至少拖延之。”），在谈判中周恩来寸步不让，国民政府代表节节让步。周恩来还绕过谈判人员，直接与蒋介石谈判。

周恩来在西安谈判没有进展时，回到延安，在3月24日至月底，在杭州与蒋介石会谈，红军突然被允许增加至四万五千人，这是在杭州的成果；4月2日，周返回延安汇报。

4月5日，中共中央将会谈经过和策略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商定对付国民政府的办法中，核心的军队问题是﹕“我们坚持在不妨碍苏区实行民主制度及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独立领导的原则之下，进行一切谈判，故对行政区的问题拟接受红军改编以四万五千为定数，地方部队另编一万人。”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原第四方面军的部队都作为地方部队，中共这时得到的实际人数，已经增加为五万五千人，而且绝对地独立。其中透露出中共的条件之一是“关于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蒋介石对周恩来的谈话大意有六条，第五条中蒋介石说﹕“军队人数不同我们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我们的部队。”国民政府在人数和派遣人员进行政训以监督军队的措施，完全失败，这支只是变更了名号的红军，得到国民政府全面的粮饷和军备的接济。

在5月23日，周再次在洛阳会见蒋介石，约定到庐山谈判。6月初，周恩来到庐山与蒋介石会谈。周恩来离开庐山，于6月16日返回延安以後，次日给第三国际发出的电报，可以证实这次会谈中的问题。这汇报的电文的（甲）部份，是汇报蒋介石的关于“两党合作部份”，集中在所谓共同参加所谓“国民革命同盟会"上面。这种共同的组织，是1920年代约束中共的所谓国际联络部的翻版，毫无价值可言；“目前有关部份”证实蒋介石已经同意了中共正规军队的数目在四万五千。最後周恩来汇报“尤其是指挥与人事问题，与蒋争论很久不能解决，……蒋仍坚主设政训处指挥”。蒋介石虽然同意四万五千的人数，但是坚持的是指挥与人事根本的问题，不然这吃国民政府饭的军队会无法控制的，而中共在这根本点上也是寸步不让。虽然最後没有达成协议，可是拥有军队的中共已经合法了，并且接受着国民政府的供给，中共一拖，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在指挥与人事问题上，仍然保持了共产党的绝对控制。这局面是西安事变给中共带来的。






《中共壮大之谜》(45) 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



(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第一条，等于取消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第二条就是取消苏维埃化运动；第三条是取消国中之国；第四条是取消红军独立性质。这些都是中共的政策问题，可以随时改变)


1937年，日军在芦沟桥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由周恩来执笔（现在收入《周恩来选集》），主动提出看来近乎于投降的四项条件，这是一篇好像一心一意为中华民族奋斗的极为动人的文件﹕

“亲爱的同胞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仅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获得国民党的谅解，而决心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亦已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因此中共中央特再向全国宣告﹕

（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销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亲爱的同胞们，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屈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在言论行动上明白表示出来，并且早已获得中国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执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份，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寇深矣，祸急矣，同胞们起来，让全国四万万同胞，更亲密些团结起来罢。我们伟大的悠久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其中的第一条，等于取消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第二条就是取消苏维埃化的运动；第三条是取消国中之国；第四条是取消红军的独立性质。其实这些都是中共的政策问题，可以随时改变的。比如第一条，中共党员的入党宣誓就是要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而奋斗，不然就不可能是中共党员，这一点就从来没有变化；至于苏维埃运动，今天不搞，留到以後时机成熟再搞；第四条只是欺骗全国普通百姓，因为这个军队属于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华民国。而且经过好几次谈判中共都不容许国民政府派员到其中。很清楚，在中共合法化以後，坚持保留独立领导的军队，就是为以後夺取政权，推翻国民政府之用。

可是日本人已经打过来了，国民政府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维持一个表面的合作，总比公开内战好，西安事变所带来的局面只能够如此，只有首先打击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蒋介石为此发表的谈话﹕“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其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今日中国只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现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中共壮大之谜》(46) 中共对外宣传说尽拥护政府好话

(中共得到了供给和合法存在的条件，在指挥和人事问题上又保证了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外宣传说尽了拥护政府和蒋委员长的好话。与之相对照的是现在公布的中共秘密文件)



193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致电蒋介石，保持了红军绝对独立，但是与已往不同的是，获得了公开活动和发展，而又得到国民政的接济。中共再次公开表现为了全民族的抗战而精诚拥护蒋介石的诚意，全文如下﹕

“蒋委员长介石先生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先生勋鉴﹕先生于国家危急之际，坚决领导全国军民进行持久抗战，并获得了全民族的团结统一，给了日寇以巨大打击，增强了最终战胜敌人复兴民族之基础。敝党扩大的六中全会仅以至诚向我英明领袖致崇高的敬意！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于会中得聆先生告全国国民书，对于汉口、广州撤退後之抗战形势及我国坚持抗战取得最後胜利之方针，昭示无遗，给了悲观妥协论者以严重打击，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敝党同人完全同意并表示热烈之拥护。中共中央一本过去主张，愿以至诚拥护我民族领袖，拥护三民主义；并在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的政治基础上，责成全体共产党员，本互助互让、同生死、共患难之精神和互敬互商之工作办法，亲密两党间的关系，巩固两党的长期合作，团结全民族，以争取抗战最後胜利和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国之实现。”

中共得到了供给，得到了合法存在的条件，在指挥和人事问题上又保证了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于是对外宣传说尽了拥护政府和蒋委员长的好话。

与中共中央的公开文件相对照的是其秘密文件，该文件完全保留红军进行暴力革命的一切组织特点，以便在换上了抗日的军装以後，在实质上继续进行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斗争。现在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在中共发表《共赴国难宣言》以前的1937年6月或7月，中共中央作出了《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的组织的决定》，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时期的到来，关于改编以後的红军中，党的工作和组织系统与指挥员的关系，各级政治机关的组织办法，有详细的规定。

在1937年8月1日，中共对党和军队的政治工作，做了极为周密的安排，发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分十个部份，要点如下﹕（一）……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于党的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二）在新的环境中千百倍加重了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责任。应该健全与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及其作用，党的组织，应该成为部队生活决定的骨干，成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而政治机关亦始终保持其为党的工作机关的特点。……（四）选择干部的标准，应从政治条件和工作能力两方面出发，而以政治条件为更重要。……（九）保证红军在思想上的一致，比任何一个时期还更重要……”。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于中共来说，是绝对的真理。这里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指示，并不因为抗战爆发而有丝毫的改变；要保持这点，就必须如（二）所说，要从组织上加强，如（四）所说，选择干部以政治为第一标准，如（九）所说，加强思想工作。这项政治工作的决定，表明《共赴国难宣言》中的所谓“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等四点，全部都是欺骗全国人民和国民政府的谎言，但是处于那一心一意对外的广大中国人，谁也没有料到中共的另外一面。

芦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以後，国民政府已经不可能再和中共无休无止就未达成的军队方面进行任何新的谈判；中共所坚持的军队的独立指挥和领导问题，也就成为了国民政府顾及不了的既成事实，中共成为了最大的赢家。以上中国共产党的无懈可击的冠冕堂皇的公开谈话和声明，正好掩护其全面夺取政权的准备工作。关于西安事变的影响，《抗日御侮》一书在几十年以後总结道﹕“西安事变为中国国民革命一大转折点。按民国35年冬，国军已对陕北中共残部完成包围之势，若无西安事变，即可肃清。事变之後，政府鉴于国难日益严重，西北局势动荡不安，考虑容纳中共，一致对外。于是中共于民国26年2月15日致电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四项保证……。从此国民政府改变了‘安内攘外’政策，中共获得长期滋蔓机会，成为战後扩大叛乱的根源。”

西安事变带来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大转折，在日本军队的隆隆炮声之中，在中共宣传上极力呐喊全民抗日的时候，迅速地展开了。





《中共壮大之谜》(47) 洛川会议中共制订扩张势力的战略策略

志在夺取天下的中共领导集团，制订周密的策略，开始了扩张势力和建立根据地。而面对强大的日本军队旋风般地进攻的国民政府，几乎没有能力顾及背上“芒刺”，蒋介石一直坚持对红军的监督，在“七七事变”後也顾不得了




因为西安事变，垂亡的中共，意外获得了生机。于是，志在夺取天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立即制订周密的策略，开始了扩张势力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而面对强大的日本军队旋风般地进攻，担负国家存亡重责而又节节败退的国民政府，几乎没有能力来顾及这背上的“芒刺”之痛，原来蒋介石一直坚持的对于红军的监督问题，在“七七事变”以後，也顾不得了，实际上经过周恩来的拖延，一一按照中共的主张行事。

洛川会议，就是中共以“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带来的有利条件，制订扩张势力的基本战略和策略的会议。

首先是随意篡改“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这一点。“七七”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37年7月15日《为国共合作宣言》的第一条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放弃共产主义而举起三民主义的决心，很能够赢得人心。查稍早4月5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关于策略方针的报告，第一条就是“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但这仅仅是一种策略的运用，与公开宣言的“愿为三民主义奋斗”的提法不一样；对于中共在公开的宣言中所举诸项，蒋介石在1937年9月16日的谈话中赞扬道﹕“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暗相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方向。……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以下凡是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集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两书者，皆不另外加注释）全中国如果能够照中共的保证，统一于三民主义之下，当然是国家民族之福。

但是，毛泽东在1937年发表的文章中，却另外加以解释。题目为《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後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的文章，未收入中共官方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的任何一卷。毛泽东说﹕“说到三民主义的实行，共产党还在十年前两党第一次统一战线时，就已经经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共同决定，并且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经过每一个忠实的共产党人及每一个忠实的国民党人之手，在全国实行过了，不幸一九二七年统一战线破裂，产生了十年来停止实行三民主义的局面。然而在共产党一方面，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都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人民代表会议的精神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更无疑是彻底的民生主义。”毛泽东甚至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共产党信不信仰，实不实行三民主义，反而是国民党信不信仰实不实行三民主义的问题。”

所谓“三大政策”不见于孙中山先生的所有演讲和着作之中，也不见于孙中山先生活着时的所有的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广州政府的所有文件之中，此名词最早出现于中共基本掌握权力的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是寻求继承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独立生存和发展，而中共却依附于苏联，为了苏联帝国主义的需要，破坏北伐，破坏国民革命，这是破坏民族主义；孙中山先生吸取西方民主制度的精华，结合中国政治制度的长处而创造性地提出民权主义，还提出了创造性的三权分立，这与中共从列宁的建党思想中学到的专制集权主义完全相反；孙中山先生认为从理想境界说，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有若干共同之处，但是认为实现的方法根本不同。孙中山指出人类历史是在合作中取得成就，而不是搞阶级斗争，更不是搞打家劫舍的土地革命，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毛泽东标榜中共从来执行的是“三民主义”，今後自然就要继续执行下去了。这篇南辕北辙的讲话预示着抗日前途中的隐忧。

西安事变刚发生一个星期时，中共中央立即就组织发展做出指令，第一句话是﹕“在目前极有利于我们发展工作的形势下”，说明中共从七七事变得利的情形。在《恢复区域的地方工作》部份的第七点是﹕“普遍恢复与建立党的组织，在边区应建立秘密党的组织，在老区除公开的外，还应有秘密组织，慎重地审查过去的老党员，并吸收在过去斗争中表现坚定的份子入党。特别在基干的武装力量中应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在《撤退区域内地方工作》部份的第十一点是﹕“普遍建立共产党的半公开与秘密的组织，加强政权机关中及各种抗日武装抗日群众团体中党的领导作用。”中共的组织仍然只是公开一部份，而在明处的国民党的组织一切都公开。在《红军在友军区域的地方工作》部份的第三条是﹕“在友军指挥下的旧政权采取尊重联络的态度，不得采取直接摧毁的办法，应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逐渐改组旧政府，在加强抗日救国会的作用的过程中，使之逐渐成为该区域的实际政权机关。”这是不声不响地准备夺权。第十一条是﹕“不论在地方上，武装部队中，到处应该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教育党员如何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注意挑选可靠的有能力的优秀份子入党。”那时候，蒋介石还被拘留在西安，一切是未知之数，可是中共在公开高喊抗日的同时，已经开始做夺取政权的长远的准备工作了。




《中共壮大之谜》(48) 中共的统战工作一环扣一环
  
张闻天的总书记职位虽然因为党内斗争撤消了，这时仍然主管党务，名字常常排在毛泽东前面，张国焘形容是“毛张联盟”。1937年6月6日，张闻天在区党代表会议上作长篇报告，透露出中共利用抗战机会篡夺国家权力的阴谋

中共的统战工作真是一环扣一环，在1937年1月3日，蒋介石才刚刚脱离西安险境一个星期，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的长篇详细指令。一开始就指出了“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与达到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而不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指导的制度。

对与国民党的所谓“合作”，第三条规定﹕“苏维埃红军在统一战线开始的过程中，在必要时，可以改番号，接受统一指挥，但在实际上仍应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使之在统一战线中起模范作用，并成为共产党在全国活动的中心可靠力量之一。红军应该在统一战线展开过程中，使之扩大与巩固。”在一切公开的宣言中，都是如何为了抗日救国取消番号，在内部文件中却只是利用抗日而一切不变。

第十一条是﹕“共产党在任何环境下，应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不放弃用共产主义教育来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独立工作。共产党坚决为统一战线的纲领而斗争，决不同其他党派混同，或融化在其他一般的组织中去。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应实现自己是唯一组织者与领导者的任务。”

第十二条是﹕“共产党的秘密组织，目前仍应是秘密的。共产党员都应在抗日救国团体与组织中公开活动，在里面起核心作用。应指定一定共产党员，完全以共产党名义公开活动。他们应该受当地领导机关的指示。”这些内部的规定所暴露的，是中共从成立以来，就按照共产国际的命令所制订的、没有丝毫地改变的基本目标，这就是要夺取中国的国家领导权，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中共致电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公开保证，完全两样。而且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中共的加强一党而损害国家的措施更具体和系统了。

下面的中共中央文件，可以进一步证明。

中共中央在1937年4月15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向党内解释“民族统一战线”的真相，这是地地道道的真心话﹕“今後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解放中华民族，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责任，并且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力争自己政治领导的责任；本党给国民党的四项保证，不能解释为所谓‘共产党投降’，而是一种让步。为取得民族解放，需要各党各派间的让步与妥协是本党两年来的主张。让步与妥协，决不是等于取消和降低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是为了要使本党取得全国范围公开活动的机会，千百倍的去扩大党的影响与组织力量；不承认过去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的努力是白费或错误；……要把马列主义的原则具体化，作为行动的指南。中华民族的最後解放，依靠我们中国共产党。”

这个内部文件说明﹕中共的“四项保证”，是为了“千百倍的去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以便“领导”“中华民族的最後解放”，所以过去“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仍然是正确的，当然就应该继续、但是改变形式下去。以下的文件，更清楚地证明了中共的真正打算。

1937年6月6日，由长期管党务的书记张闻天，在自治区党代表会议上，以《自治区目前的中心任务》为题作长篇报告，透露出中共利用抗战机会，而篡夺国家权力的阴谋。关于统一战线，他强调阶级斗争﹕“民族统一战线只是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形式（如武装斗争，没收土地斗争等），但并不取消阶级斗争。而且为了使统一战线有雄厚的群众力量，发动组织与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威逼剥削者统治者的让步以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是完全必要的。藉口统一战线而取消阶级斗争，那只是过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复活。”

关于与国民党的关系，他主张故伎重演，用分化瓦解，秘密打入国民党和军队内部，去改造和重建﹕“国民党现在还是一个腐败的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代表的政治集团，但是其中愿意救国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中派的力量现在已经开始占有优势，左派的力量还很薄弱，照现在的样子，他不能担负起坚决抗日救国的任务。我们的目的是改组国民党。这必须使左派的革命份子大批的加入进去，造成国民党内部有力的左派。我们在国民党内部的方针是团结左派，推动联合中派，分化右派，排除右派中的亲日派。……在国民党不愿共产党加入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可以秘密加入，完全以左倾国民党员的面目出现。”

张闻天特别指示要打入军队内部﹕“应该动员最可靠的同志及左倾群众到正规军队，地方武装及军事学校中，并争取其中的领导位置。应利用民团保甲壮丁队後备队等各种名义实行武装民众。保障军队及各种武装力量在革命份子手中，应是目前第一等任务。”

张闻天的总书记职位虽然因为党内斗争撤消了，这时仍然主管党务，名字常常排在毛泽东的前面，张国焘形容是“毛张联盟”。




《中共壮大之谜》(49) 中共对外一套对内一套

现在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显示，“七七事变”爆发以後，中国共产党完全变成了“两个”﹕一个中共极为爱国，为日本侵略中国义愤填鹰，全心全意接受国民政府领导；一个中共是只顾及一党的私利，乘民族危亡保存和发展壮大势力






张闻天的报告透露出﹕第一、国民党的本质仍然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最坏的“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代表的政治集团”，当然应该在打倒之列，“不能负担起坚决抗日救国的任务”，当然只有按照苏共中央指令行动的中共才能领导；

第二、从联俄容共时代开始，中共始终把国民党分为三派，并且成功地加以分化而建立了苏共-中共控制的武汉半赤色政权，从西安事变开始的中共关于国民党的各种文件中，立即继续把国民党分为三派，打算继续分化利用之；

第三、直接打入国民党的内部。不仅仅如此，张还指出﹕“应该立即动员最可靠的同志及左倾群众到正规军队、地方武装及军事学校中，并争取其中的领导位置。应利用民团保甲壮丁队後备队的各种名义，实行武装民众。保障军队及各种武装力量在革命份子手中应该是我党目前第一等任务。”张做报告的时候，周恩来正在庐山直接向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做出信誓旦旦的保证。蒋介石虽然了解中共的历史和本质，继续提出共产党的军队虽然可以保持四万五千人，但是提出毛泽东、朱德等军队领导人出洋的要求（按﹕被周拒绝）。任何一个稍微对民族有一点责任的正派人物，绝对想像不到，中共中央在这时第一的任务是打入国民政府的军队并且加以控制，夺取政权的规定是那样周密。这时离抗战正式爆发的“七七事变”只有一个月。

现在发表的中共中央文件显示，“七七事变”爆发以後，中国共产党完全变成了“两个”﹕一个中共是极为爱国，为日本侵略中国义愤填鹰，强烈要求立即开赴前线，全心全意接受国民政府领导；一个中共是只顾及一党的私利，乘民族危亡保存和发展壮大势力。

先看看第一种形象﹕“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呼喊“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最後的口号也激动人心﹕“……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後一滴血！……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新的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7月8日，《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辞，不甚屏营待命。”；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联合致电前线的宋哲元，表示“愿为後盾”的决心；7月9日，《人民抗日红军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躯的通电》，希望“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提出的八条应该做的事情中，每条开始都用“立刻”、“立即”的字眼，以显示急切抗战的心情。

与此同时，中共表现出相反的第二种形象﹕张闻天、毛泽东在1937年8月1日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作出《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须坚持下列两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份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以上引人注目的是，“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就不是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堂堂四万五千人的队伍“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在对日本的你死我活的战争中不接受指挥，意味着什麽？其次，只以三份之一的兵力上前线，正是後来新闻界所揭露的“七分发展，三分抵抗”，实际上连三份之一也不到。

同一天，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其他的重要指令﹕在《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第（三）的第一句话是﹕“武装问题。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提出了六点意见；在第（六）的开始是﹕“关于党的组织与工作。（1）普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无论是苏区、游击区，党的组织必须全部变为秘密的组织。”


在8月1日还发出了《总政治部关于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主张“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机动灵活与英勇的战斗作风”；还发出了《中央组织部关于改编後党及政治机关组织的决定》。根据国共双方的协定，中共在军队中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可是这决定显示，军队的政治工作反而加强了。第一部份是《党的组织》﹕

“（一）师以上及独立行动之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是党的秘密组织，它指导全部的军事和政治及党的工作，并向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负责，由该部队之首长及其副者和政治部主任等五人组织之（其余二人由上级指定）。其名单和书记均由上级军政委员会及中央指定批准。军政委员会的组织不向下级宣布。……”有了超越任何人权力的秘密的军政委员会，党对军队的控制就更严格；并且文件对军队的各级政治机关都有明确的规定，以便保证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第二部份是《政治机关》，规定了师级以下各级政治机关的详细职能。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8月12日，发出了《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一共十五条，第六是﹕“共产党员应该以抗日积极分子的面目参加到政府与军队中去，并取得其中的领导位置。”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意图，不用再评论。



《中共壮大之谜》(50) 元帅们回忆录中记载的洛川会议

公开的和秘密的面貌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决议和基本精神也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公开的，给全国民众和国民政府看的；另一种是秘密的，从後来的各种回忆录中可以找出




在8月18日《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按﹕周、叶在8月9日到达南京，并且出席了国民政府在8月14日召开了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系会议），一共十条谈判原则，其中唯一打了着重号的是第四条，表示这是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的特长。”这原则是中共提出参加抗战以来的“一以贯之”的。

华北抗战已经于“七七”开始，紧接着，国军主力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之下，有六个集团军，七十多万人参加了上海“八一三抗战”，中国军队伤亡十八万人以上；日军参战达二十二万人，也伤亡了五万多人。

这样，公开的和秘密的面貌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决议和基本精神也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公开的，给全国民众和国民政府看的；另一种是秘密的，从後来的各种回忆录中可以找出。先看一看第一种面目。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有洛川会议在8月25日通过的正式决议《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一共八条。前四条是谈形势，後四条是谈任务。第五条主张“全民抗战”，第六条批评国民政府﹕“企图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与限制人民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与人民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胜利，然不能取得最後胜利。相反的，这种抗战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当中国共产党谈论民主的时候，一定是想取得权力的独占。

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教导，中共从成立起就始终在发动所谓的“群众”，即以各种利诱取得许多人的支持，而根本打乱了中国历来的一切社会秩序和破坏一切文化传统。早在1920年代中期，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政策，彭湃、毛泽东等发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把农村搞得翻天覆地，实际以苏维埃式的共产主义代替三民主义。没有这样的群众运动，共产党就没有存在发展的余地。如今在全民的抗战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共又批评国民政府，即在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企图再次故伎重演，争取人心。中共中央对执政党的批评，显示了所谓“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刚开始的时候，已经潜藏着危机。

同一天发出有名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由毛泽东起草。这十个部份的十个标题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总动员。（三）全国人民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後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个文件是公开做宣称用的。

第二种面目，是以出卖民族来换取共产党的私利，这类文件难以公开发表，只能够在有关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去寻找。


由曾经担任中宣部长的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贺龙传》中，这样记载洛川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八路军出师抗日在政治上、军事上面临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持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我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即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转变。会议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以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和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注1即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和“扩大红军”；在推翻国民政府的土地革命战争中，是拼命的运动战，如今抗日，要求转变成保存势力的游击战。上述会议基本精神的透露，在同一会议的《论十大关系》等公开文件中根本没有。

另外两位中共元帅的直接回忆也与《贺龙传》的记载一致。因为夺取政权成功的中共军队领导人，在几十年以後提起这次会议的时候，已经是表示功劳的机会，所以都很坦白。

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聂荣臻是会议的参加者，他的回忆录说，洛川会议的原件记录仍然保存于中共档案馆，邓拓曾经去查阅过。聂说﹕“毛泽东同志在发言中说……我们必须展开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准备坚持持久抗战。毛泽东同志还说，要充份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那时候，毛泽东同志已经想到了更长远的目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後，我们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只有争取群众，扩大武装力量，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聂只提到了林彪反对，没有提到周恩来反对。若不是林彪後来叛逃未遂，决不会透露这一小点消息。他说毛泽东那时考虑的，的确是为了抗战胜利以後，“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毛的确把民族的利益放到了党的利益後面，处处为了夺取政权，对于中共来说，这是功劳；对于民族来说，是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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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51) 毛泽东要求不要充当抗日英雄

1937年9月，八路军第115师杨成武任团长的独立团赴山西对日作战，出发时毛泽东做指示﹕“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决定的政策是70是发展自己，20为妥协，10对日作战。”数字不一定准确，基本精神与中共领袖回忆一致



  
曾任国防部长的另一位元帅徐向前的回忆录，也记载了他参加会议的印象，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份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作为中共政权的巨大受益阶层，当然应当赞扬毛贪图一党私利的行为，是“非凡战略眼光”和“非凡能力”。

与会的张国焘回忆，洛川会议上正式确定了中共在抗战中夺取政权的具体策略。他记载了会议的两个发言﹕“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首先在会议上提出抗战爆发以後中共基本任务的报告。他说明以往中共的方针是推动国民党抗战，现在抗战已经成为事实，就应该从根本上考虑中共在抗战中的任务。他认为国民党的抗战，只是片面的和军事的。国民党的本质仍属反动，它包办南京政权，抗战更会增强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反对民主化，不敢发动民众反而多方压抑，也并未放弃消灭中共的野心等。而且蒋介石可能随时与日本妥协，掉转枪头，对付中共。因此，国民党不是为了真正的全民抗战，而是为了维持反动政权的单纯军事性抗战。由此，他认为中共的基本任务，既有与日本侵略势力作战，又要反对反动的南京统治。他引述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使沙皇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和一切反动势力相继失败，最後胜利归于劳苦工农大众和中共。”

张国焘记载了毛泽东的发言﹕“他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他主张八路军应当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後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势力，并在敌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毛泽东接着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绝对的维持独立自主。他说明八路军此後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会的指示行事，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候处断。凡是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概应用各种藉口，予以推托。红军虽改称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任旧贯，不得有任何变更；尤其要严防国民党渗透到红军中来。中共发展起来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切，都须根据延安的指示处理，自成体系，在国民党区域内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员可以露面外，仍须保持地下组织的特性，展开对国民党的政治批评。尤其要反对汉奸和妥协活动，以期达到争取民众的目的。”张国焘的记载符合中共一系列内部有关文件精神，也与《贺龙传》和两位元帅回忆中所透露的精神完全一致。

这主意出自毛泽东的最权威的证明，是朱德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1937年9月，八路军在毛泽东同志天才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进入华北敌後。……” 洛川会议是在8月下旬。

过去没有这些史料，中华民国的史学家就只有从事实中推测，仅有的根据是中共下层叛逃者的叙述，即在1937年9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杨成武任团长的独立团赴山西参加对日作战，将出发时，毛泽东做了一次有名的指示﹕“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决定的政策是百份之七十是发展自己，百份之二十为妥协，百份之十对日作战。”虽然数字不一定准确，但是基本精神也与中共领袖们的回忆一致。这指示由一位骑兵连的党支部书记李法卿，在逃离八路军後公布于世，被广为引用。


《中共壮大之谜》(52) 毛泽东指令首要任务是创造根据地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和副总指挥彭德怀发出就职通电激昂慷慨的爱国热忱，与几十年以後才揭露出来的洛川会议的秘密精神，是多麽地不一样！中国善良的广大民众很难想像既然都是中国人，在民族最危急的时候，怎麽会如此两面三刀






在今天，对于取得政权的中共来说，洛川会议已经不是什麽秘密，而是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策略的表现。所以，最近大陆出版的书中，已经公开谈到洛川会议的基本精神﹕“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和红军的特点，中共中央在会上确定了红军应执行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并在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创立敌後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红军。会议确定﹕红军在敌人後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後战场、建立敌後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日本人根据若干中国国民党的档案写的《蒋总统密闻录》中，这样描写洛川会议﹕“周恩来与朱德认为﹕‘应该接受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薪饷补给，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照政府军的编制和制度加以改编；并应有限度地接受军事委员会派遣的参谋人员。’而毛泽东和任弼时则主张﹕‘名称虽然改编为八路军，但一切组织仍维持红军原有制度；并拒绝军事委员会派人前来，以保障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权。’争论的结果，作了一个妥协的决定——形式上照政府军事制度，但红军政治部组织与职权仍旧维持现状，执行对军队的监督指导。至于军事委员会派来的参谋，可使常驻延安，担任联络，但不接受其进入部队，这就是说政府的经费可以接受，而不能接受管理。”

以上不同年代和地点、以及不同政治背景的关于洛川会议的基本精神的引述，几乎完全一致。

既然毛泽东和张闻天所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了大政方针，会议以後立即加以贯彻。如今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清楚地记载了中共中央的一系列命令。当然，仍然存在着对外公开的和内部秘密的两个中共，这里主要让原始文件显示秘密的中共的作为。

其实就在洛川会议开幕的8月22日，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正式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正副总指挥；在8月25日的洛川会议的最後一天，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和副总指挥彭德怀发出就职通电。一开头的几句话就相当激动人心﹕“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这通电不仅仅发给国民政府主席、蒋委员长、冯玉祥、阎锡山副委员长、各个院部长，还发给全国将近三十个军队的高级长官。这为了全民族的激昂慷慨的爱国热忱，与几十年以後才揭露出来的洛川会议的秘密精神，是多麽地不一样！中国善良的广大民众所能够经常听到、读到的，是中共的这些激昂慷慨的宣传品，他们很难想像既然都是中国人，在民族最危急的时候，怎麽会如此两面三刀。日本人侵略中国，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发生，好比童话中的在玻璃瓶子中的巨人被释放出来了。一旦如此，再也没有任何力量或方法，在民族存亡的时刻，把这巨人吸收回玻璃瓶子中去。

洛川会议闭幕以後十几天，毛泽东命令彭德怀与周恩来一道去南京的机会，向国民政府解释“独立自主地游击战争”的原则，一共五项﹕第一项是坚持“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不然就“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第二项是“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有了这三项“自由”和一个“原则”，还存在什麽两党的“精诚合作”，还存在什麽“统一军队”于抗战！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怎麽在“统一”的军队中，可以有使用兵力、不打硬仗的自由？强大的日本军队步步前进，都不打硬仗，谁来正面抵抗？都依傍山地，平原的战争就不要打吗？这原则的核心有两点﹕一在保留了红军的势力；二在“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即变相地组织昔日的苏维埃政权而取得穷人的拥护，而且这样做任何人不得干涉，即获得了建立苏维埃式的国中之国的自由。这文件显示激昂慷慨的一切陈词都是假话，中共从成立以来就尽力夺取国家政权的行动，在抗战爆发的时候，决定变本加厉地进行。

以下的文件进一步证明这点。

由于日寇的进攻，山西告急，阎锡山希望八路军的一一五师参加作战，被断然而巧妙地拒绝。毛泽东在1937年9月16日指示林彪，并且转告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雪枫，即将这指令发送到八路军的所有高级将领，指令道﹕“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此方针在京与蒋如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这既定方针就是刚刚闭幕的洛川会议的方针，而不管日本军队已经逼近太原，山西的军民如何动员起来抗日，蒋介石和阎锡山如何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就是完全不顾山西抗战的现实需要，任其自由行事。这是中共中央文件显示的对于洛川会议方针的贯彻。

过了几天，9月21日，毛泽东致彭德怀，发出《关于独立自主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基本精神是坐山观虎斗，而且要乘此“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创立国中之国。毛泽东解释什麽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能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这样做。”过去的战争，是与国民政府军队作战，是为了苏维埃政权或为了红军的生存而战斗，当然要不惜牺牲；如今呢？为了民族，为了所有的中国人，毛泽东就指令，首要的任务不是抵抗敌人，而是到敌人的侧翼（按﹕正面抵抗日寇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是创造根据地。而且提出如果以打仗为主，就不能发动群众，而发动群众，是为了创造根据地——变相的苏维埃政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基本方针。




《中共壮大之谜》(53) 毛泽东发出华北作战的战略指示

按照洛川会议的规定，在民族危亡加剧的时候，中共的红军帽子变成了八路军帽子，吃着中国老百姓供给的粮饷，扛着国民政府提供的枪炮弹药，用训练有素的干部和军队，展开了夺取一党私利的战略策略行动



（续前）过了四天，华北形势进一步危急，八路军完全不理会国民政府的命令已经不可能，于是毛泽东在9月25日发出《关于华北我军作战的战略指示》，对象是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七点之中有两点令人注意﹕一点是要日寇的主力尚未“集中于其主要的攻击点”攻击国民政府军队主力以前，红军不要暴露目标，而要“养精蓄锐”，但是在向蒋介石和阎锡山解释的时候，“暂不说红军单独行动，只要求派兵协助”，显然是保存了势力，又说好话；另外一点是﹕“如出击敌後，须采取没收大地主政策，广泛发动群众，红军便不孤立。”这里继续采取过去苏维埃政权的部份政策，是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以便中共获得农民的特殊好感和拥护，这完全是破坏全民族的抗战，为了中共一党的私利需要而实行的阶级斗争的政策。按照这一精神，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同一天训令八路军各师的首长，要他们“立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要在敌占区内，“提出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田赋、厘金，实行减租减息，没收汉奸和日帝财产，分给抗日人民”等一系列取悦百姓的政策，为其建立根据地打下基础。

同一天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发出《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

接受国民政府整编的时候，为了全国统一抗战，中共正式同意取消军队中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制度，根据现在发表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共完全破坏不遵守﹕1、在1937年10月15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2、在1937年10月22日，张闻天、毛泽东正式发出的指令中，就恢复了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告周﹕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注9前後取消政治委员制度的时间只有3个月，而且内部秘密成立军委会；3、好几个中共中央文件中都指令，对于国民政府派到八路军、新四军检查中共保证的执行情况的人员，一定不能让他们与军队有任何实质接触。耍阴谋方面，很少有政治力量比得过中国共产党。

洛川会议的重要性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的战略和策略方针，一直按照这次会议的内部决议执行；这决议和执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不断加强，国中之国不断扩大，这却是以牺牲抗战中的全民族的利益为代价的；这样的战略和策略，为中共在胜利以後夺取全中国的政权创造了条件。

孙中山先生在演讲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部份的时候，曾经批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认为把人类历史当做阶级斗争史是根本错误的，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是靠斗争，而是合作，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病态，马克思本末倒置。因此在北伐前後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在理论上的分歧就是﹕中国国民党认为国民革命是代表所有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则自许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而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无产阶级的祖国是苏联。不同的理论基础并且由于苏联的直接指挥，使得两个政党分道扬镳。如今抗战爆发，日本侵略者想要灭亡全中国，是要中华民族当亡国奴，而不是要消灭中华民族中的某一个阶级。所以按照常理说，这时候中国的一切政治力量的联合，就应该为了全体中华民族，一切政党的利益就只能够在全体民族之中。而洛川的基本精神，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一党的利益，置于全民族利益之上。以此指引的行动，就是以损害全体民族的利益，而获得一党的私利。负责党务的刘少奇的名着《论共产党员修养》，也将中国传统的道德修养换成党员忠于党的个人修养，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讲党性，以此衡量党员的觉悟高低。共产党员个人从来没有过对于民族性的要求，相反，中共从来对民族文化是否定的。毛泽东说过非常有名的指令﹕“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所以在理论上，洛川会议的基本精神，是于共产党的理论相通的，中共这样做——把党的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一贯如此。


另外，日本是一个资源极为贫乏的国家，而且自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在远东的第一号敌人一直是俄国，是苏联。所以日本在国家的战略利益上，只想在获得中国的利益以後，好对付苏联和它的利益争夺；苏联在东方的头号敌人也同样是日本。因此日本的政治家们并不想扩大在华的战争以损害对苏联的战争准备，好几次就企图结束战争，主要因为狂热的军国主义份子不顾日本的总的战略需要而一再挑衅，使得战争越发不可收拾。并且日本可以调用的师团只有三十个，分配到中国的师团，最多只能够有十一个。因此日本希望速决战，以免陷入战争的泥淖不能自拔。日本的速决战，就要求军队以优良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军人迅速摧毁中国军队的主力，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投降。因此如果不从正面战场阻挡日军，日本真的就会“三个月灭亡中国”，一切就不堪设想。只有正面阻挡日军，付出巨大的牺牲，才可以粉碎日本的速决战的战略，而变成持久战。但是洛川会议决定红军必须避开一切正面战场的战斗，就是完全逃避民族的责任，逃避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一再向国民政府和全体中国人的保证；而在宣传上，则拼命高喊抗日，欺骗民众，谋取政治利益，中共对真实历史的系统地、长期地歪曲和篡改，至今并没有结束。

按照洛川会议的规定，在民族危亡加剧的时候，中共的红军帽子变成了八路军帽子，吃着中国老百姓供给的粮饷，扛着国民政府提供的枪炮弹药，用训练有素的干部和军队，展开了夺取一党私利的战略策略行动。以毛泽东在1937年5月在党内的讲话，来作为中共战略和策略的概括﹕“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桥梁。”也就是说，在抗日期间联合“资产阶级”国民党，正是为了在抗日胜利以後再消灭之，抗日时期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桥梁。毛泽东这一过河拆桥的策略还运用在抗战胜利以後的推翻国民政府的所谓“解放战争”时期，那时候联合了有些不满意现实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一齐来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但是在1949年夺取政权成功以後，再打倒这些“资产阶级”政党，那些不肯听话人士，大多数被打倒以後冠之以“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帽子，成为阶下囚。

把明天将要消灭的“资产阶级敌人”骗到身边，以“亲密朋友”待之，借其力量消灭今天的敌人，并且不断蓄积自己的力量，以便到了明天再消灭之。这就是中共统一战线的实质。


《中共壮大之谜》(54) 中日之间全面战争终于爆发

蒋介石1937年7月31日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自从九一八以後，我们愈忍耐退让，他们愈凶横压迫，得寸进尺，了无止境。到了今日，我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了。我们要全国一致起来，与倭寇拼个你死我活！”



   

日本人侵略中国，是一群狂热而无知的军国主义份子主导的结果。他们没有稍微深刻一点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只是利欲燻心，迷信武力解决一切。

本世纪的中国历史，由上层的戊戌变法拉开序幕，然後是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再後是波澜壮阔的五四文化思潮运动，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其根本的动力是民族复兴运动，哪怕这运动曲曲折折。

日本侵略中国，从根本上触及到了方兴未艾的中国民族主义问题。这就全面地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反抗，这是日本侵略者失败的根本原因。

但是中国是一个弱国，从鸦片战争起的一切对外大小战争都是战败者，如果无准备地仓促抵抗，很可能招致亡国。所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一再忍让，受尽了屈辱谩骂，但是，日军所挑起的“七七事变”已经使得中国没有退路。蒋介石委员长在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後关头的演说，体现了中国不能再忍让，而要奋起抵抗的民族精神﹕“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後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候，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後关头’的意义。……”蒋介石的谈话非常沉痛，有理有情﹕“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变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可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後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後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祗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最後关头’必不得已的方法。……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担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 事虽至此，蒋介石仍然没有放弃最後一刻交涉的机会，因为弱国对强国的情势下，争取时间准备战争，至关重要，并且日本内部对中国的侵略始终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按照蒋介石的规划，中国起码需要六十个现代化的师才能对付日本军队，可是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悄悄准备的结果，中国的现代化师，只有大约二十四个。

在一切和平的努力都失败以後，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终于爆发，蒋介石在1937年7月31日，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这一历史性的文告全文如下﹕


“这次芦沟桥事变，日本利用了卑劣欺骗的方法，占据了我们的北平、天津，杀死我们的同胞百姓，奇耻大辱，痛心之至！自从九一八以後，我们愈忍耐退让，他们愈凶横压迫，得寸进尺，了无止境。到了今日，我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了。我们要全国一致起来，与倭寇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军人，平日受全国同胞的血汗供养，现在该怎样的忠勇奋发，以尽保国保民责任！我个人做了全国的统帅，负着国家的存亡、将士生死的全责，自然要竭我心力，操着最後必胜的把握。在此时刻，将要与倭寇拼命抗战的时候，特地提出下面重要五点，希望大家注意﹕

“1、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战争的胜负，全在精神。我不怕他，他必怕我。怕人的一定失败，不怕人的一定胜利。只要我们抱定牺牲到底，忠勇不怕的革命精神，向前杀去，倭寇必败无疑。

“2、要相信最後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倭寇到我国内地来作战，因为到处地形生疏；而且到处人民都是我们的同胞，就是他们的仇人，几乎到处都有寸步走不得的形势。只要我们誓死拼命，消耗他们的势力，一定能够争得最後胜利。

“3、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关于整个的战略，当然由最高统帅部颁发指示；而对于各部队所担任范围以内的事，都应该由各单位的主官自动运用智能，以谋争取胜利。

“4、要军民团结一致亲爱精诚——任何战争，得到民众帮助的，一定胜利。这次抗战，应该发动全体民众来和敌人拼命。但是要希望民众和军队合力一心，一定先要对民众表示亲爱精诚，痛痒相关，甘苦与共。这样军民团结，民众自然乐于帮助，汉奸自然不会发生，敌人未有不打败仗的。

“5、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我们革命军的精神，就在于有进无退。我们革命的成功，也就在于有进无退的连坐法。过去作战如此，现在对倭寇作战，更应该实行连坐法。使得勇敢的可以放心，怕死的要退也不敢退，才可以得到最後的胜利。”

没有精良的武器，就只有靠全国的军队民众的团结一心，筑成血肉长城，抵抗侵略。蒋介石的这篇文告，正是出于这点。後来在战争一再失败，退却再退却，每一次日本侵略者都以为中国会投降屈服，但是中国始终坚持到底。这体现的，正是在以上公告中的不屈服的民族精神。中国军民以血肉长城阻挡了日本军队极为精良的飞机大炮和坦克。

7月7日，日军在芦沟桥挑衅以後，二十九军司令部立即发出保卫芦沟桥和宛平的命令，要求前线的官兵与芦沟桥共存亡﹕“芦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驻守铁路桥头的二十九军的两个排的士兵，在凌晨最初的冲突中，几乎全部战死，无一退後；与此同时，日军炮轰紧靠芦沟桥的宛平城，并由六辆装甲车为前导，企图占领，被二十九军官兵击退。晚上十时，两连步兵组成大刀队，每人带大刀、手枪、和四枚手榴弹，摸入铁桥附近的日军阵地，将敌人歼灭；28日，日军进攻南宛，曾经参加长城抗战的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直接到第一线指挥，他在腿部受伤以後仍然不下火线，接着牺牲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之中，而第一三二师的师长赵登禹几处负伤，在左臂受重伤後仍然坚持指挥，最後拼死在南宛。



《中共壮大之谜》(55) 中国军民英勇抗击日寇进犯

“八一三”淞沪抗战约一百天内，日本军队前後投入十个师团，飞机五百多架，长官几次易人，伤亡超过四万人，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被中国军民粉碎；中国军队牺牲人数接近三十万，将军阵亡了十几位






芦沟桥事变一开始的战斗，就象徵着中国人的拼死精神和以血肉抵挡强敌的勇气，这是日本军阀所不曾料到的。

8月13日，面对日本军人在上海的一再挑衅，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委员长在深夜下令精锐的第五军向日本军队发动总攻击，第八十七师进攻日本俱乐部和海军操场；第八十八师在八字桥一带与日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在大约一百天的时间内，日本军队指挥前後投入十个师团接近三十万人，飞机五百多架，舰艇三十余艘，长官几次易人。日本军队伤亡超过四万人，日本人狂妄地打算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完全被中国军民所粉碎；中国军队以比日本军队差得多的武器，忍受着日本飞机大炮的强力攻击，每小时的伤亡人数都以千计，牺牲人数接近三十万，有时候整营整连牺牲，却没有退後的；中国军队的将军在前线阵亡了十几位。中国人以血肉之躯保卫国土。

这就是在抗战爆发的时候，华北和华东两个战场上，中国军队所体现的不屈服、不投降的中华民族的气概。 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寇疯狂大屠杀，有三十万以上军民惨死。日本军阀再次企图迫使中国屈服。蒋介石发表了《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说﹕“这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必经之途径。中国欲外求独立，内求生存，解放全民族之束缚，完成新中国之建立，总不能不经过此艰难奋斗之一役。既明革命过程中之中国当以抗战到底为本务，则无论目前形势如何，惟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屈服即是自促灭亡。”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决心，与国民革命的理论联系起来，就更加不可动摇。

日本人在远东，从来以苏联为假想敌人，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只想迅速占领中国以後与其它列强打世界大战，现在开始陷入了其战略计划以外的战争泥淖。日本近卫内阁担心战争会长期化，损害日本根本目标和利益，为了不使战争扩大，发表《一、一六声明》，参谋本部也规定进军界限，并且在中国扶植傀儡政权；也通过德国、英国调停，但是中国声明表示在主权问题上不可谈判，日本军方的狂妄也使得战争突破每次规定的界限。

在国际环境方面，英国忙于对付德国的威胁，美国普遍的孤立主义倾向，只想在战争以外，法国则自顾不暇。因此，在1937年11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的九国公约会议，日本可以漠视不参加，最後通过的宣言也就轻描淡写。

可是苏联的态度不一样。“九一八”以後不久，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为了对付日本，在1932年12月正式复交。因为苏联一直占领着中国的外蒙古问题，两国正在进行交涉。可是苏联乘人之危，在1936年3月和外蒙古签订《俄蒙互助协定》，那时候中国政府内有中共的武装苏维埃割据，外有日本霸占中国的东北，根本无法顾及。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後，中国的坚决抵抗，极大地减轻了苏联在远东所受到的威胁，苏联希望战争长期化，拖住日本。所以中苏在8月21日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国从这里得到了一些国际援助。但是苏联毫无信义，在受到的威胁减轻以後，却先後与德国和日本签订条约，中止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之下，谁也依靠不住，中国国民政府只有依靠自己的人民，依靠人民同仇敌忾的志气，依靠士兵（拿着武器的人民）以劣质的武器，以血肉与世界一流的日本军队较量。没有任何其它可能的选择余地。

在上海淞沪抗战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华北的日本军队进攻山西，太原会战开始。华北的日本军队要南侵，山西是南下的侧翼，必须要先清除之，所以日军在忻口、娘子关与国军展开激战。

太原北面的最後一道关口是忻口，以卫立煌统领第十四集团军为前敌总指挥，并且以第六和第七集团军配合。10月1日，日军发动进攻。为了使忻口获得时间做防守准备，在崞县的十九军受命死守县城。在日军重炮和飞机的猛轰下，第四零一团从团长到士兵全部壮烈阵亡，第四零七团也大部份阵亡，官兵以血肉阻挡日军整整一个星期；坚守原平镇的第三十四军第一九六旅在旅长姜春贞带领下，冒着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死守，用大刀和日本鬼子展开巷战，足足守了三天，姜旅长与大多数士兵壮烈成仁；10月13日，日军猛攻忻口西北侧南怀化高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阵地几次失而复得。在保卫忻口的战斗中，中国军队伤亡五万多，日军伤亡两万余人，国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等将军都流尽了最後一滴血。

10月中旬，占领石家庄的日军从东部沿着正太铁路向山西进犯，第三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七路军奉命扼守东部门户娘子关，孙连仲带领第二十六路军在阳关和日军激战，在日军优势火力拥护下，虽然一度阻挡了敌人的进攻，但是在10月26日，娘子关仍然失陷，太原也就在11月8日被日军占领。中国军队以将近八万人伤亡的代价，阻挡了日军一个多月的进攻。



《中共壮大之谜》(56) 日本陷在中国持久抗战之中

台儿庄战斗在1938年3月17日至4月19日进行，这是中国军队抗日初期第一场胜利。参战两个军团数万人几乎人人视死如归。在世界一流强敌面前，中国的国土不断被日军侵占，但是日本人速战战略企图被粉碎。中国人以血肉换得时间





最激烈的战斗是徐州会战，徐州自古是战略要地。徐州位于京浦与陇海两铁路的交点，国军控有徐州，可使北平、南京两地日军隔绝，也可阻自东海登陆之日军，不能沿着陇海铁路西进。如果日军夺得徐州，则可使其已攻占的北平、南京取淂联系，使华北与华中的日军两股军队会合，进而可循陇海铁路西进，威胁西安；或自郑州沿着平汉铁路南下，直趋武汉。开战以前，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的资料，中国军队总兵力为四十五万人，由第五战区负责防守，司令官李宗仁。日军总兵力为二十四万人，南北方的司令官都为大将军衔，并且由大本营作战部长赴济南，担任南北军的联络指导。国军对沿津浦铁路南下的日军展开攻势，对北上的日军展开守势。

1938年2月24日，国军在济宁、汶上附近发动攻势，企图阻止日军华北方面军南下，双方激战至2月25日，日军占领嘉祥，国军付出大约九千人的伤亡才撤退。

滕县为津浦路北段要点，日军在3月15日发动进攻，驻守滕县的是川军第二十二军代军长兼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将军指挥的三千多人。日军三万多人以飞机、大炮、坦克等优势火力猛攻，城墙多处被攻破。王将军在17日发出与城共存亡的电报﹕“目前敌用野炮、飞机，从晨至午，不断猛轰，城墙缺口数处，敌步兵屡登城垣，屡被击退。忆委座成仁之训，开封面谕嘉奖之词，决心死力扼守，以报国家，以报知遇。”王将军受伤後仍然击毙日军三人而牺牲，一同牺牲的还有参谋长赵渭滨等。国军在滕县损失兵力大约两千人，滕县失陷。但是滕县的阻击，为台儿庄後来的胜利创造了条件。顺便提及的是，王将军在成都盐市口街头的铜像在1950年中共入城之初就被毁掉，王将军和赵参谋长在成都的坟墓也相继被毁，屍骨无存，毛泽东当局一直用各种方式企图抹去国军抗战功劳。邓小平时代予以恢复的王、赵二位将军的坟墓是空空的。

在3月14日开始的鲁南的重镇临沂保卫战也是非常激烈的，是徐州会战的重要组成部份。庞炳勋率领的第四十军和张自忠率领的五十九军在战区参谋长指挥下激战。庞军长在3月25日向战区的报告显示战斗的残酷﹕“……职军前摧破板垣部队，已苦战月余。今当敌新锐之众，纵伤亡十之七八，然为国家、为主义而奋斗，全体官兵苦战精神始终贯注，死而无怨，益自北伐十余年以来革命意志如愿以偿。惟当此紧要关头，遭此摧残，杀敌有心﹐恨乏势力，揆之现势，临沂城危急万分。”注4临沂在4月19日失守，国军在该役中参战部队约五万人，伤亡官兵约一万人。

台儿庄附近的战斗在1938年3月17日至4月19日进行，这是中国军队在抗日初期第一场获得胜利的著名战斗。参战的两个军团的数万人，几乎人人视死如归，没有一个逃兵；坚守台儿庄中心的第三十一师，在牺牲极大的时候，仍然不退後，最後等待到了援军，一起反攻。日军在《战斗详报》中所反映的中国军队的抵抗情况，是在台儿庄战斗的所有国军的写实﹕“敌军二十七师第八十旅，昨日以来，其战斗精神，其决死勇战的气概，无愧于蒋介石对他们的最大信任。他们凭借着散兵壕，全部顽强抵抗至最後。该敌在狭窄的散兵坑内，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是敌人，观其壮烈之态，亦为之感叹。战斗中曾使翻译劝其投降，但无一应者。敢于战至屍山血海，此种情形并非独为皇军所特有，为皇军计，对此应有所警惕。”最後在台儿庄内的来不及撤退的日军，都集体自焚而不投降，可见胜利来之不易。台儿庄战役的总指挥官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战後检点战场，掩埋敌屍达数千具之多。敌军总死伤当在二万人以上。坦克车被毁三十余辆，掳获大炮机枪等战利品不计其数。矶谷师团的主力被彻底歼灭。台儿庄一役，不特是我国抗战以来一个空前的胜利，可能也是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第一次的惨败。”

由于台儿庄大捷，使不可战胜的“皇军”受辱，并且发现中国军队大批集结在徐州附近，日本最高统帅部决定抓住战机，企图在徐州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以便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于是立即发动了徐州会战。日军在中国关内的总兵力是十五个师团又四个混合旅团，徐州会战投入了九个师团，占在华总兵力的一半以上，并且从关外抽调部队，总共约三十余万。中国军队则有六十余万，共六十四个师又三个旅。战争从4月下旬开始至5月19日，前後经历一月余，非常激烈，例如镇守蒙城的广西军队一七五师的一个整团，一千多官兵全部英勇牺牲，无一个投降後退。虽然徐州被放弃，但是日本方面企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没有得逞。日本军方以为中国军队会向西沿着陇海铁路撤退，但是中国军队成功地撤向了西南方面，日军的战略企图并没有实现。

从淞沪抗战到徐州会战的五个多月的时间内，在世界一流的强敌面前，中国的国土不断被日军侵占，但是日本人速战的战略企图被粉碎。中国人以血肉换取了时间。

日本军队乘占领徐州之势，立即发动武汉会战，武汉会战主要是在武汉周围的战斗。武汉的重要性在于﹕“武汉三镇，为华中之政治、经济、交通、工业中心，且为南京撤离後之军事指挥中心，关系重大，为一严重地区，若日军欲以武力屈服中华民国者，则非攻略武汉不可。国军则为达成‘持久战略’之目的，亦将利用江北之大别山，江南之幕阜山有利地形，迟滞日军，换取时间，俾东南之人力、物力，得有余裕时间向西南大後方转移。”国军集结的总兵力约七十五万人，主要是陆军，空军、海军微不足道；日军总兵力约二十五万人，但是日军有重炮兵两个旅团，和战车两个联队，海军舰艇一百二十艘，飞机三百架。沿着陇海铁路西进的日军被花园口决堤的黄河所阻了几个月，只好从长江溯江而上，在大别山区却被国军孙连仲部阻击，日军第十三、十六两个师团损失惨重，但是因为武器训练都很差，中国军队的损失也惨重，如第七十一军的三十六师，在防守金富山时，只剩下一个团。经过三个多月的抵抗，左右翼兵团皆难以继续支持，并且广东被日军在1938年11月21日占领，于是在11月25日晚放弃武汉。

从七七事变到广州、武汉失守，经历了十六个月。日本的速决战失败了，日本军队一再寻求的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也没有实现，反而陷在了中国的持久抗战之中，这一切完全在东京的意料之外。另一方面，中国的大量土地被日军占领，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巨大，几乎以中国人的血肉来阻挡住日本军队的进攻。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凝聚在抗战，凝聚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国没有屈服投降，而是将首都迁移到四川重庆继续抗战。

武汉的失守，标志着中国的抗战进入新的阶段。



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进行了大屠杀。根据中国政府检察官在1946年5月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的被杀害最後数字，共有军民三十九万一千一百七十一人被杀；南京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第二档案馆在1984年的统计，被屠杀的有三十四万人，其中集体被屠杀的有十九万人。


《中共壮大之谜》(57) 浴血抗战之初中共在做什麽

从现在公布的毛泽东的有关命令中，可以看见阎锡山希望八路军参战，但是毛泽东命令不要动摇避战的方针。不管形势如何危急，毛泽东仍然不动分毫


  

在开始浴血抗战的时候，中共在做什麽？

中共向外发展选中了山西省。还在中共从江西撤退至贵州的时候，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掌权的最初，就打算至四川建立根据地，结果丢盔卸甲，被赶往四川西部靠近西藏的最苦寒的大山区，在四川根本立不住脚，中共不可能向南发展；往西北发展，企图打通新疆与苏联建立联系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于河西走廊；陕西北面是蒙古高原，对于志在夺取全国的中共来说，没有意义。只有向东的山西，面向华北平原，既有太行山、恒山、五台山易守，又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养活军队，北平、天津近在咫尺，毛泽东说﹕“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由太行山脉伸向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胁敌在华北之平津军事基地，使敌向平汉南进及向绥远的进攻感受困难。故山西为敌我必争之战略要地。”注7还在西安事变以前，中共军队就以抗战为名东渡黄河，结果被阎锡山统率的军队打了回来，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就死在那次战斗中。

如今日本军队要夺取山西，以抵御日本军队为名而在山西发展，对于中共来说，是天赐良机。早在1936年9月，为了对付日本人，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就与中共党人薄一波等建立抗日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在1937年平津沦陷不久，阎锡山感受到日本侵入山西的压力，不得不与中共党人联合建立新军，新军达五万多；还在各个基层建立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等组织，以扩大抗日力量。但是抗日者与共产党人合作，想到的是抗日，而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合作，想到的却是夺权。这些“牺牲救国同盟”等抗日组织，正是这样被共产党人利用而篡权，成为了中共的外围组织。如今日军全面进犯山西，国民政府和阎锡山都欢迎八路军开赴第一线去抵抗日本军队，进一步加强抵御日本军队的力量。

1938年8月下旬，第一一五师先头部队开入山西；八路军的另外两个师也在九月开入山西，朱德、彭德、任弼时等中共军队主要指挥官也在9月中旬到达太原。中共中央最初将三个师都部署在太原以北的恒山山脉的五台、孟县等地。这是八路军第一次开赴抗日前线，也是按照洛川会议的保存和发展壮大势力的决议的第一次行动。

这时，日本军队正在沿着平绥铁路南下，中国军队第九军、第十四军、第十五军、第十七军、第十九军、第三十三军、第三十四军、第三十五军、第六十一军等中国军队都集结在太原北面准备保卫太原。按理说，正好在太原北面的八路军也应该参加这保卫太原的行列。但是在日军开始南下的9月，毛泽东立即命令在太原北面八路军转移，全面重新布置三个八路军的师的防地。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一书对1937年9月17日记载道﹕“……由于日军在华北以相当数量兵力沿平绥线进攻山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友军侧背，为使八路军在战略上展开于敌人之侧翼，钳制敌人进攻太原和继续南下，援助友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中共中央决定变更八路军全部去恒山的部署，改为三个师分散配置。”即在日军到达山西以前，其它中国军队都待命拼杀的时候，八路军突然化整为零。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抗日史的专着中，就毛泽东这一策略叙述道﹕“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八路军三大主力挥师东进，气势如虹。中共中央军委原拟将三大主力部署在五台、定襄、孟县为中心的恒山山脉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但由于华北战场败退，9月中旬，由板垣征四郎指挥的七万多日军已先後占领晋北要地大同、广灵、蔚县等地，正向雁门关、平型关一线的长城各口进击，企图直下太原；沿平汉线南下的日军也正向石家庄一线发动进攻，这样，恒山山脉势必成为日军夺取晋察冀三省之战略中枢，我军将处于敌之大迂回的极其被动的地位。鉴于此，中共中央军委毅然改变计划，决定第一二零师转至以管溱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第一二九师于适当时机至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第一一五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中。”注8这样，一一五师立即离开恒山山脉，开向五台、繁峙、灵丘等晋东北地区，并且向河北省阜平地区前进；一二零师主力则开赴宁武等晋西北地区；而9月底才从陕北出发的一二九师，直接进入晋东南地区。八路军的三个师在太原会战和忻口保卫战前夕，迅速脱离在太原北面可能和南下日军作战的位置。

现在公布的文件中缺乏国民政府的有关文件，但是从毛泽东的有关命令中，可以看见阎锡山希望八路军参战，但是毛泽东命令不要动摇避战的方针。这个电报指令在9月16日，即正是八路军从晋北可能的正面前线迅速撤退到安全地带的时候，电报如下：“林彪同志并告朱、任、贺、关、雪枫﹕（甲）据彭雪枫称，日寇某军自天镇向广灵，关东军自蔚县急进，晋阎拟集中十四个团与敌决战，希望我百十五师参加作战等语。（乙）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如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非常明显，不管形势如何危急，阎锡山如何希望八路军的一个师，而不是三个师参战，毛泽东仍然不动分毫。9月21日朱德和周恩来抵达山西代县和岭口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同阎锡山会商，就是贯彻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指令，即将和日本军队决战的阎锡山也不得不同意。


《中共壮大之谜》(58) 平型关战役满足毛小仗大宣传的需要

平型关战役是太原会战一部份。太原会战有三次大战，但经过中共几十年宣扬，其它所有战斗都被完全不提及，平型关战役变成了“八路军打的，林彪指挥的”，家喻户晓，也是中共大半个世纪能够鼓吹参与抗战的两次战役之一






毛泽东在太原会战即将开始的9月22日，进一步直接命令彭德怀，只能将部队放在敌人的侧翼，“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在毛泽东保存进入山西抗战的兵力时，在山西的忻口血战中，国军将士伤亡五万多人。

但是毛泽东虽然把“自由作战”的八路军，在10月1日的开战前夕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仍然不满足，毛泽东需要宣传效果，所以後来一再命令八路军的将领要打小仗，以便进行进行宣传。毛泽东指令朱德、任弼时、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多打小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直接命令林彪、徐向前、贺龙也是“打几个小仗”；命令刘伯承也要“多打几个小仗”。

毛泽东的居心，国共两方面的领导人皆知，而老百姓知道的却是共产党的宣传。

林彪所参与的平型关战役，正好满足毛的打小仗，大宣传的需要。

平型关战役的确是一次重要战斗﹐是太原会战的一部份；太原会战分东部和北部两部份，平型关战役属于北部的战役；北部的战役包括广灵、平型关、忻口、雁门关；在民国51年（1962年）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局，根据大量原始命令的文件编的最详尽的《抗日战史》（共有几十册）的《太原会战》专册中有三次大战，平型关算一次，主要战斗发生在外围，平型关本身又只是一部份；但是经过中共长期的几十年的宣扬，其它的所有战斗都被完全不提及的情况下，平型关战役变成了“八路军打的，林彪指挥的”，几乎家喻户晓，也是中共大半个世纪以来仅仅能够鼓吹参与抗战的两次战役之一（另一次是被毛泽东批评的百团大战）。因此不得不按照史料，主要是中国大陆最近十多年以来所发表的研究结果略加以叙述。

首先是平型关战役的参战部队问题。

在1942年参加新四军，参加过韩战，在中共空军中任职到军一级参谋长的王辅，在离休後有研究抗日战争的两百多万字的巨着《日军侵华战争》。关于平型关战役的参与部队，该书叙述道﹕“（一）杨爱源的第六集团军负责防守内长城由应县的北楼口向东经凌云口至平型关，和由凌云口经恒山、乱岭关、松树山达广灵东南的刁村一线地区。（按﹕括弧内是按照中华民国国防部的档案资料加以补充﹕包括杨澄源统率的第三十四军和孙楚统率第三十三军）

“（二）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负责守卫内长城之北楼口向西至溯线的利民堡一线。（包括傅作义统率的第三十五军和陈长捷统率的六十一军）

“（三）何国柱的骑兵第二军守卫平鲁至以西的下水角地带。

“（四）赵承绶的骑兵第一军防守偏关以东之老营和偏关以北长城外之清水河地区。

“（五）林彪的第一一五师守卫平型关以东至灵丘地区。

“（六）担任预备队的第七十一师位于繁峙，七十二师位于代县，三十五军位于阳明堡。

“（七）战区指挥部设于岭口”

（按﹕以上没有包括前敌总指挥汤恩伯统率的高桂滋的第十七军和第七十三师；刘茂恩统率的第十五军，阎锡山所属王靖国统率的第十九军）

以上证明，林彪所指挥的一一五师，只是参加战斗的一小部份。

其次是战斗过程。

平型关战役参与的部队是如此之多，现在保留下来的战斗过程也就很长，仅仅就平型关一地的记载简要摘录之﹕

还是根据《日军侵华战争》的叙述﹕“9月21日，在浑源的敌第二十一联队栗饭原大佐，率其第一、第二两个步兵大队出发，按计划攻向平型关以北的小道口、羊头崖、棚子沟等内长城地区，以策应平型关方向作战，但因遭到国民党第十七军的有力抵抗而未达到目的。 22日﹐日军三浦敏事率辎重部队（因天气寒冷，随军运输了大量的服装），从灵丘出发攻向平型关。该队从宣化出发向西占领阳原、广灵、浑源、灵丘等地的作战中，因未受到大的打击而放松了警惕。

“9月25日晨，这支部队居然在未向两侧山地派出远方警戒的情况下，以一路纵队进入了东河南至平型关一一五师设伏的山底夹道阵地。五时左右，一一五师根据林彪师长的命令，在敌人尚未发觉的情况下，突然开始猛烈地攻击，轻重机枪、步枪、迫击炮，以浓密的火力对敌射击，随之从两侧冲下山的部队，以大量的手榴弹投向敌阵，紧接着就是近战冲杀。

“此时日军的步兵、骑兵、炮兵、汽车部队等，因已进入山区谷底的一线式夹道，互相受阻运动不开。部份步兵冲向夹道两旁的高坡，企图扩大防守阵地，但遭到山上设伏部队的反击而被多次打退。谷底的敌军，则利用两旁的地形，进行顽抗。此刻敌之炮兵已无法射击。”

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初稿》中，对于激烈的平型关战记录如下﹕“9月二十二日敌步兵联合五千人由灵邱南进，薄暮向我七十三师平型关阵地攻击。翌日（23日）大举来犯，孙楚副总司令当即令八十四师出击，战况激烈，小获胜利，敌势稍挫。先生（按﹕此指阎锡山）特令傅总司令作义率预备队加入右地区，并与杨总司令爱源联合指挥作战，将左地区交第十九军王军长靖国代行，24日平型关正面之敌，增援数千人，猛烈来攻，我军奋勇抵抗。是夜，天适大雨，一部守军放弃阵地，是时，我出击军郭宗汾部，已推进至团城口附近，陈长捷部继之，与敌遭遇于山隘内，敌优势火力为地形所限，不易发挥，阵地争夺，全恃肉搏，我程继贤团长，率部二百余人，突入敌阵，与敌同归于尽，我守团城口高地掩护出击之蒋延龄连，阻敌十倍之众，血战两日夜，达成任务後，全连光荣殉职，其余各部，亦均士气激昂，争相击敌，每一要点争夺，常血肉横飞，敌我莫辨，往复数次，必归我有而已，双方牺牲，以此为最，毙敌在五千以上……。”注11以上叙述可见平型关战役战之激烈程度，是太原战役的重要组成部份，而林彪的确是袭击了日军辎重部队。


《中共壮大之谜》(59) 平型关歼灭日军一万人还是一千人？

日本陆军部在华作战的档案公布以後，关于平型关作战的战果有全面改正。在1983年，权威的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在《朱德选集》的注解和南京大学教授编写《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中的说法和中华民国国防部的记载趋于一致




中华民国国防部编写的多卷战史《抗日御侮》中，《广灵及平型关附近的战斗》一节有一万几千字，现在选录与林彪率领的一一五师有关的部份如下。先是一一五师为何参加平型关的战斗﹕

“9月22日拂晓，国军各部队配备尚未完成之际，日军步兵第二十一团以三个大队为基干之步炮联合部队四、五千人，由临邱方面向平型关前进，薄暮，向国军第七十三师平型关阵地攻击，被国军第七十三师之第一七九旅击退。23日拂晓，又向平型关口、团城口迄师福沟一带阵地攻击；其战车数十辆沿灵邱至平型关道前进，第八十四师之五零二团立予迎击，战斗激烈，该团团长艾捷三上校重伤。同时日军二千余人攻占东跑池高地，国军独立第八旅两个连全部牺牲。孙楚副总司令即令第七十三师以一部向北攻击；第八十四师之第四九九团、第五零一团向南攻击；独立第八旅之第六二四团向东攻击。激战至晚，双方均无进展。“阎长官于当日令总司令傅作义上将率领预备军加入右地区，并与右地区总司令杨爱源上将联合指挥该地区之作战，将右地区之任务交由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中将代行。并命令第十八集团军以第一一五师，由国军右翼向北攻击平型关附近敌之侧背；新编第二师赴西河口地区待命；第七十师于当晚向大营东北地区前进；第七十二师即向沙河集结待命。”

然後，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部发布傅作义、杨爱源两位将军命令，命令原件第四点如下﹕“第一一五师担任敌後攻击，以东河南、蔡家峪为攻击目标。”注12一一五师所承担的任务，只是全部战役的极小部份。而且大概因为周恩来、彭德怀向阎锡山提出的不担任正面战场阻击的任务，按命令八路军只是从侧面攻击。

关于一一五师的战斗结果，根据王辅着作﹕“平型关胜利後，八路军总部随即于第二天向南京军委会等单位发出了捷报﹕南京﹕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中央日报社﹕

“捷报﹕9月25日，我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与敌万余人激战，反复冲锋我军英勇无比，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所有平型关以北及辛庄、关沙、车跑池一带阵地完全夺取。敌兵被击毙者屍横山野，一部被俘虏。并缴获汽车、坦克车、枪炮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正清理中。现残敌溃退至小娄村，被我四面包围中。八路军参谋处。9月26日（1937年）”这捷报立即成为全国所有报纸的头一条新闻，全国民众也为八路军的胜利受到鼓舞，蒋介石也给八路军总部发出贺电。中共当局也作为八路军参加抗战的最突出成果，被宣传了半个世纪。那时候能够将精锐的日军一万多全部歼灭，太鼓舞中国人了！

但是，国民政府国防部後来的记载就不一样﹕在1962年台湾出版的“《抗日战史——太原会战》根据档案记载﹕“第一一五师报称，向蔡家峪、小寨攻击之部队，于十二时左右，在小寨村将敌兵站守备队步兵约一营全部歼灭，并击毁汽车八十辆。平型关至灵邱之交通，遂为我截断。”蒋纬国後来编辑的《抗日御侮》一书的记载与此大同小异，只是将“一营”改为日军通常说的“一个大队”。

究竟是究竟被消灭的日军是“一万多”还是一个大队呢？如果中共的宣传不能够相信，国民党的官方着作也不能相信，都有宣传之嫌。

日本陆军部在华作战的档案公布以後，关于平型关作战的战果有全面的改正﹕在1983年，权威的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在《朱德选集》的第一百条注释中这样注解道﹕“平型关一战是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山西东北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本侵略军的一次战斗。这次伏击战，歼灭日军精锐的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一千多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是抗日战争开始後的第一个大胜仗。”这注释把“一万多人”悄悄改成“一千多人”，通常宣传歼灭“板垣师团的主力部队”的战绩没有了，其中“缴获大量军用物资”一说，暴露出是“缁重部队”，却仍然说成是“精锐部队”。

北京出版的《日军侵华战争》一书中这样叙述战果﹕“後来这些逃不脱的敌军，则用车辆进行防御，有的躲至车底，战斗至最後时，进入伏击圈的一千多敌人，除有几个躲在山坡的雨沥中之外，全数被消灭。敌第五师团司令部的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因随先头部队搜集情报也在战斗中被击毙。第五师团的作战计划图也被缴获”。这里没有说明是缁重部队或精锐部队，没有再采用中共传统的歼灭日军一万人之说。该书记录了辉煌的战果﹕“这次平型关歼灭战，一一五师缴获了野炮一门，轻重机枪二十余挺，步枪一千多枝，掷弹筒二十余门，军马五十三匹，服装更多，仅军大衣即够一一五师全体指战员每人一件。缴获的其它物资，由部队和民众两天也未运完，最後将击坏的大量汽车等物资全部焚毁。”这证明被歼的是缁重部队，而不是主力作战精锐部队。

在1988年，由南京大学的教授专家们编写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一书中这样写道﹕“第十八集团军第一一五师奉命向平型关敌侧後东河南、蔡家峪发起进攻。25日在平型关以东小寨村对日军第五师团预备队及缁重队千余人进行了伏击，将其全歼，其中包括中佐一名。摧毁日军汽车八十余辆，缴获大量枪枝弹药及军需用品。切断了平型关日军与其後方的联络，有力地配合了主力出击，使日军陷入被包围的困境。”这预备队大概是掩护缁重部队的。

这样，具有求是精神的中国学术界的说法，已经和中华民国国防部的记载趋于一致。


《中共壮大之谜》(60) 日本史书如何记载平型关战斗？

平型关战役八路军消灭日军一千人，而同一个月以内、同样发生在山西的忻口战役，国民党军消灭日军为四十倍。“平型关大捷”在中国大陆家喻户晓，却很少有人知道忻口战役。这正是毛泽东打小仗，多宣传策略的成功




日本方面如何记载其损失呢？日本人臼井胜美着《中日战争》一书，在昭和42年5月25日，由中央公论社印行，第十三卷第120页是关于平型关战斗，有详实的记载。

之前﹕“驻灵邱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部接到第二十一联队天雨变冷，急需补给的报告，命第二十一联队缁重队（大行李队）以马五十匹大车七十辆，满载衣服、粮食、弹药，由灵邱西行平型关。此一缁重队系由第十二中队第三小队长高桥义夫少尉率领，有缁重兵十五人，特务兵七十人护卫；缁重队前，则有第五师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乘团司令部小型木炭巴士同行。……此一时刻，新庄淳所率领之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由矢岛俊彦大尉率领第二中队一百七十六人，乘日产卡车五十辆在前，中西次第八少佐率第三中队三十辆卡车在後，自关沟向东出发。新庄淳则乘卡车兵站要员六人、士兵十五人，走在队伍最前头（车队总共有八十一辆卡车）。此两支本非战斗部队——由灵邱向西开的平型关缁重队，及由关沟向东开灵邱的汽车队，均于25日十时以後，进入第一一五师的埋伏陷阱。……在第六八六团居高临下及第六八七团夹击冲杀下，日军缁重之大车队、马匹乱挤成一堆，处处挨打。至下午二时战斗结束，日军缁重队及随行师团部情报参谋桥本顺正共八十六人，除缁重兵大贺春一被俘外，其余均被当场击毙。”当缁重队受到袭击时，在平型关的日军旅团长三浦急忙派兵救援。“但救援队开进关沟东面，即遭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伏击……。至下午战事结束，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计损失卡车七十五辆，指挥官新庄淳以下四十三人战死，三十四人负伤。”根据这些材料，八路军歼灭的日军人数是﹕突袭日军缁重与汽车队共约二百八十三人，阻拦日军救援队约一千人，实际消灭日军二百多人，焚毁日军各种车辆一百四十多辆。

抗日战争史，就是这样被中共几十年的反复宣传所扭曲，真正作出重大牺牲和贡献的国民政府统率的军队，却如此默默无闻。例如就同在山西太原北面的忻口保卫战中，北京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的书籍中说﹕“此次战役，中国方面投入十三万人，日本方面开始投入二万余人，後增加到五万余人。战役从10月13日开始，一直打到月底。……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祺等数万人战死。在忻口战役中，日军伤亡在四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在十万人左右。”

平型关战役照中共的现在说法，使得日军伤亡一千人，仅仅是忻口战役日军损失的四十分之一。“平型关大捷”如今在中国大陆家喻户晓，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一个月以内同样发生在山西北面的壮烈的忻口战役。这正是毛泽东的打小仗，多宣传，影响全国的策略的成功。而且在这以後，中共连平型关这样的伏击战也不打了，只是躲在中国军队所筑成的血肉长城背後，发展党和军队的势力。

现在公布的中共中央有关华北抗日的文件，除了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外，还有根据中央档案馆的史料编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书，其中有平型关战役正在进行，中国军队在忻口正在伤亡十万的时候，毛泽东在1937年9月24日以後连续三天，发出的与正在进行的战争毫无关系，而只是发展中共党的力量的重要指令。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转告刘少奇、杨尚昆、朱瑞，指令﹕“林师及王震部既均使用于作战，关于五台山脉之游击战争，应着重发展地方党的组织。”就是将“着重发展地方党的组织”，作为游击战争的主要内容，而不是怎样努力进行战争而取得胜利。在25日命令道﹕“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并且说﹕“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後，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今後没有别的工作，唯一就是游击战争（要发动党内外）。”

根据头一天的指令，中共所谓的游击战争，就是着重发展党的组织。在26日的指令中，指出目前的游击战争“暂时尚无执行的条件，要待敌人更深入、後方更空虚时才可进行”。也就是等到日本军队把在山西的中国军队都消灭或赶走以後，才能够有行动。毛泽东有任何在具体的战争中去消灭日寇的命令吗？全部都是如何发展党的力量；对比这时期蒋介石委员长的有关文件，全部都是去消灭日寇的策划。日本人的侵略，使得中国共产党立即从陕北的几个贫困的小县城，发展到占领延安的整个陕北地区；再以激昂慷慨的声明和函电请求奔赴山西参战，于是不费一枪一弹就将势力扩张到山西；到了山西除了在平型关参加伏击以外，迅速将中国共产党的势力，以抗日游击战争的名义，扩张至整个华北。

中国共产党躲在中国军民的血肉长城的背後，开始了进一步壮大势力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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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61) 和平夺权的山西模式

中共创立华北根据地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在山西省利用和地方当局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将阎锡山政权和军队变成中共政权和军队。中共曾经一再指责阎锡山“不诚”。如今中共其当事人以回忆录来证明自己功劳，是非已经不用旁人评述




中共创立华北根据地有两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是以共同抗战的名义和国民政府的地方当局合作，几乎不声不响，不费一枪一弹就建立了中共的地方政权，即所谓抗日的根据地，国民政府及其地方当局在应付日本进攻时根本顾不得，等到察觉和应付时，为时已晚，如山西省就是这样；在山西的根据地站稳之後就采取另外方式，就是直接用武装从正在抗日的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手中夺取政权，如河北、山东两省的所谓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大多数都是不仅仅在一个省份，而在两个或几个省份的交界处，使得一个省的地方当局更难于应付。

太原会战以後，日军将兵力紧急抽调到徐州参加会战，想一举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山西就空虚了。山西省对于合法活动的中共来说，对比过去井冈山和陕北的穷山恶水来说，好比是海阔天空任鱼跃的大好天地。

抗战爆发以前，中共曾经在江西等地创建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後以失败告终，向西逃跑而有所谓长征之举。但是抗战爆发以後就完全两样，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名义成功地建立了一系列变相的苏维埃政权——国中之国。首先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主要在山西省。

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省，利用和地方当局的政治和军事的合作，将阎锡山统治的政权和新组建的军队变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和军队。

在河北失陷以後，山西省面临日本军队的直接威胁。阎锡山不得不联合刚刚发表过《共赴国难宣言》的中共，期望以国共的共同力量来保卫山西。关于中共以阎锡山的名义组织的武装力量，然後公开举起中共的旗帜的原委和过程，有关阎锡山的年谱中简要叙述如下﹕“‘九一八’事变後，先生鉴于日本军阀图我日亟，中日之战殆不可免，我国以弱敌强，预料此一战争将是持久性的全民全面的民族革命战争，故认组织、训练、武装民众十分重要。乃先後成立公务人员健身团，以民训方式调训公道团干部及公务人员，并成立军政训练委员会，民众干部训练团，分批调训全省编村村长、小学校长以上各级地方干部，于调训公道团干部时，发起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凡此均为组训民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准备。又鉴于共产份子长于秘密地下工作，而按共产党纪律，凡党员被捕自首者，回归组织必受严厉制裁，基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之需要，于是将经政府反省院审定释放之自首反省之共产份子一部愿竭诚投效抗战工作者，如薄一波等，为利用其长于组织民众，乃收容使参与此项工作。……以後又因战事需要，全省分设一、二、三、四区行政公署，由杨澄源、赵承绶、孙楚、陈长捷分任行署主任。成立一、二、三、四、四个决死总队後改为四个决死纵队，每纵队辖三个总队，纵队相当于一个旅，总队相当于一个团，……另有在晋西北离石地区有郭挺一成立之工人武装自卫队，人数也不到一千人，郭原系共产，于反省後真正反共者，晋西事变时郭被共产份子杀害，部队被共产份子所裹胁，散归者不在少数。”

阎锡山在1939年9月18日牺盟成立三周年大会上曾经说﹕“牺盟是我亲手培养的一个组织，是我直接领导的一个组织，是对抗战复兴已有很多贡献，尽到绝大努力，今後还要有更多贡献的一个组织……”其实他培养、领导的这些抗日组织，特别是新军，在他讲话以後才三个月，就直接打起了中共的旗号，造成抗战中的国共最早的武装冲突。因此中共曾经一再指责阎锡山“不诚”。如今，作为胜利者的中共，其当事人以各种回忆录来证明自己的功劳，将事件的本末和有的相关文件发表出来，是非已经不用旁人评述。

1949年以後，在中共政权中曾经长期担任副总理的山西人薄一波，是当年代表中共与阎锡山合作的第一号人物。薄一波的回忆文章在一开头就定性说﹕“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新军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路线、策略的产物，作为我党领导之下的特殊形式的群众团体和军事组织。”（按﹕以下几条回忆出自同一本资料，不再另外加注释）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中共党员薄一波、杨献珍、廖鲁言等组织了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这委员会领导的外围组织是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新军，专门和阎锡山打交道，以合法手段控制抗日群众组织；另外还有张友清领导的秘密的临时工作委员会，即1937年10月成立的山西省委，这秘密组织只有中共高层的党员知道，继续从事秘密活动。这些资料显示中共在一开头就玩了两手策略，使阎锡山受骗上当，辛辛苦苦地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特殊形式的群众团体和军事组织”。



《中共壮大之谜》(62) 通过“帮助”阎锡山抗日赤化山西

中共通过合法“帮助”阎锡山抗日，不知不觉夺取政权，山西几乎赤化过半。阎锡山未料到正面对抗日本，背後却被中共吃掉。到1939年12月中共在晋西将许多新军拉跑，公开举起八路军旗号，阎锡山才做出反应，但已没有多大作用




薄一波继续说道﹕“经过长期的锻炼，山西新军的一些团队，逐步发展成为我军的主力部队。”领导北方局的刘少奇评价说﹕“华北党在这个历史时期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灵活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

薄一波回忆道﹕“阎为人狡猾，城府很深。怎麽办？我们尽量采取以诚相待的态度。我们不回避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尽可能地说‘山西话’，使用阎锡山创造的比较进步的名词，办山西当局所允许的事情。赵戴文曾经当着阎锡山的面提出，要求我不要挖山西当局的墙角，我们表示同意，也这样做的，我们不在山西当局的政府中发展党员。”

与上海的救国会相同的是﹕都是抗日为名的群众团体，实际上是共产党在後面领导的；不同的是，上海救国会是民办的，和国民政府官方是对着干的，山西的“牺盟”和“敢死队”则是官办的，直接为中共军队的发展和国中之国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薄一波说﹕“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和山西各级地方党委的直接领导下，以主力部队作坚强後盾，到1939年夏，以牺盟会名义组织起来的农救会会员发展到一百七十万人，工救会会员发展到二十万人，妇救会会员发展到三十万人，青救会会员发展到三十万人。这时，包括这些团体会员在内，牺盟会的全体会员总数已经发展到三百万人左右。同时，在山西的七个行政区中，有五个行政区及行政区所属的县政权，完全由我们掌握。在另外两个行政区里，我们也掌握了部份政权。全省一百零五个县中，有七十个县的县长大都由牺盟会特派员担任，也有从新军中抽出干部担任的，实际都是共产党人。他们担任县长後，进一步改造了区、村政权。这时地方党委，主要是县委，大都建立起来。”

中共通过合法地、巧妙地“帮助”阎锡山抗日，不知不觉地夺取他们在平时夺取不到的政权，山西几乎赤化过半。虽然阎锡山在1939年底组织力量反击，但已经没有多大的作用。薄一波继续说道﹕“经过长期的锻炼，山西新军的一些团队，逐步发展成为我军的主力部队。”领导北方局的刘少奇评价说﹕“华北党在这个历史时期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灵活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

阎锡山并没有想到这个组织已经被中共不动声色地偷梁换柱，成为中共夺权的工具；也未预料到在如此非常时期，他正面对抗了日本，背後却被中共吃掉。直到在1939年12月，中共在晋西将许多新军拉跑，公开举起八路军的旗号，阎锡山才做出了反应。其实这正是抗战期间所谓国共合作的写照，山西是第一个和中共合作的地方当局，是第一个让中共军队在其境内驻紮活动的省份。

综合各方资料的“山西新军史料徵集办公室”发表的资料报道﹕“‘七七事变’後，薄一波再一次提出组建新军的建议，阎同意试组一个团。刘少奇听了汇报说﹕‘不要说组一个团，就是组一个营、一个连，我们也干。’”可见中共借抗战的特殊形势，假国民政府的手，发展一己力量的迫切。

同一篇的资料又透露在同一时间中共的内幕﹕“1937年9月，为了发展抗日革命武装力量，刘少奇同志向华北地区党组织提出三个月内‘扩红十万’的号召。在具体部署时，周恩来同志提出发展十万部队的数字应把决死队和牺盟游击队包括在内。他在1937年11月13日给党中央的电报中还具体建议‘加强晋东南……以八千人为基础’来扩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这个方针和部署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同意。”薄一波表面向阎锡山提出组建一个团，薄的顶头上司具体却要求“扩红十万”；同样，周恩来在庐山向最高当局提出八路军和新四军编制，得到同意後，又在底下大搞编制外成倍的扩军。中共在山西加紧扩张的时候，正是国民政府领导着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好几十万国民政府军队的将士牺牲在正面战场上，虽然在战斗中节节败退，却在战略上把日本军队拖住，使得日本当局的速决战失败。哪里有功夫来注意背後的芒刺呢？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徐向前元帅，记载了在山西如何利用与阎锡山合作的机会来组建中共自己的政权，和用一切手段消灭国民政府领导的的敌後抗日政权﹕“晋东南的‘牺盟会’组织，基本上为我党所掌握，但各县、区、村级政权，未根本改造，是一大障碍。这些政权机构的头头脑脑，多系国民党骨干，对八路军不信任、不支持，甚至千方百计刁难、限制、破坏，给我军筹粮、筹款、扩兵，制造重重困难。事实证明，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啥都干不成。我们与国民党有统战关系，不便公开撤换他们。怎麽办？一是统。部队开进一个地区，先与国民党的县长、区长开谈判，晓以民族大义，争取合作抗日。谈判几条，协议在手，他们违反的话，便可名正言顺，兴师问罪。二是挤。釜底抽薪，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争取一切能够争取的力量。我们有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就不怕他们捣乱。有些顽固地区、县长见势不妙，只得卷起铺盖溜走，政权便落入抗日军民手中。……三是武装打击。”有了这样的手段，才有前面薄一波所说的结果。但是徐向前的回忆说明，中共的作为不是抗日活动，主要是利用抗日打击国民政府。



《中共壮大之谜》(63) 毛泽东下令利用一切有利扩大势力的因素

在中共建立的许多根据地之中，只有晋察冀这第一个根据地是得到国民政府批准的。中共在上层利用阎锡山对八路军的支持和容纳而发展武装力量，在下层则以变相的苏维埃政策获取群众好感，以巩固其根本，以建立新的国中之国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谈判”、“妥协”这一类词句，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含义根本不同，中共始终紧握枪杆子，谈判、妥协只是武装夺取政权相配合的手段而已。这一点毛泽东说得最清楚﹕“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大革命後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苏维埃後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今天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联合与斗争的两面政策。”

在共产党人的眼中，社会是分成不同阶级的，蒋介石、阎锡山这样的人，永远是“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今天的联合，是为了明天的消灭。比如对于蒋介石，在抗战初期是合作对象，但是蒋介石开始对抗中共以後，就变成了敌人，中共的统一战线对象成为了其他的国民政府的各种成员，但是这些人物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周恩来在1945年说﹕“对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不一致，要分别清楚哪一种性质的。比如说现在的大後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但是一定要懂得他们本身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他们同蒋介石在反对民主这一点上没有根本区别，在抗战不彻底上也没有根本区别。所以，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是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左’的观点不承认这种矛盾，认为凡是敌人，在一个时期内都要一律打倒……右的观点把昨天是朋友而今天已成为敌人的人仍当做朋友。”在毛泽东的“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策略面前，在日本人的正面军事压力下，国民政府有点束手无策。

中共能够这样做的基础，就是掌握着军队，八路军的三个师都在山西省。一二零师的师长贺龙，正是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指令，从1937年9月2日渡过黄河东进，到1938年1月初才四个月的时间，扩大了军队三倍多。《贺龙传》记载了贺龙在山西贯彻洛川会议的行动，以及对阎锡山的利用﹕“当时，山西已经有两个重要的抗日团体﹕一个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组织和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它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的面目出现；一个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并领导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总动会’，它是统一战线的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革命组织。一二零师工作团到达晋西北各地时，这两个组织已有人在那里工作。关向应立即命令工作团和这两个组织结合在一起，开展群众工作。二十多天里，便发动和组织了五千七百余人的抗日自卫队……。” 中共在上层利用阎锡山对八路军的支持和容纳而发展武装力量的同时，在下层则以变相的苏维埃政策获取群众的好感，以巩固其根本，以建立新的国中之国。在中共建立的许多根据地之中，只有晋察冀这第一个根据地是得到国民政府批准的。

在太原失守的前一天，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在指令中明确地指出中共发展的大好时机以及应该做的工作﹕“太原失後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将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以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阎将无力再过份干涉八路军之地方工作，故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徵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的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注7这指令的含义很清楚，即国民政府的军队已经被正面战场的日军大量消灭或损耗，因此无力过问中共的事情；而日军从战争开始就兵力不足，太原会战日军虽然得胜，但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日军还面临徐州会战，日本在战略上是继续南下，也不可能在山西与中共较量。中共因此面临发展的极好时机。毛泽东在这里指令中共应该把凡是有利于扩大势力的因素都利用起来（即“统一战线的原则”），具体就是第一、放手发动群众，第二、扩大自己，并且指出扩大的方法。

“放手发动群众”包含两点，即实行减租减息的农村政策和通过宣传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本来，军队就应该只负责打仗，农村的政策应该由中共所声称拥护的国民政府去执行，但是八路军既不正面抗击日军，又游而不击，只实行自己的赢得人心的政策。

现在北京的中央档案馆藏着中共在1938年2月9日制订的《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一共九条。其中规定地主之收入，“一律照原租额收百份之二十五”；无论新债旧债，“年利率一律不超过一分（百份之十）”；“地主未得租户、佃户或半种户之同意，不准将地转租、转佃、转半种他人。”等等。

蒋介石领导北伐统一全国以後，战乱没有停止过，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的政策根本来不及执行，中共显然看准传统中国农村的弱点和国民政府的政策的不足而实行这样的政策，便于得到农村多数人的支持。并且在时机上，占领大城市和铁路沿线的日本军队，正在准备与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进行一系列大会战，肯定管不了已经占领的日本人後方的农村地区。这以具体的利益拉拢农民的政策，是过去中共在江西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变相继续，因为中共已经在抗日的声明中保证不搞苏维埃的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只好变相进行。这是中共根据地建立之本。就像中共在给国民政府的协议中要取消政治委员制度而立即悄悄推翻一样，因为如果不在八路军中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这个军队就只能为民族而战，由此而逐渐变得和其他国民政府军队没有差别，中共将失去其存在的根本。所以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和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一样，一刻也没有停止，协议和保证都只是欺骗国民政府和所有中国人的一张纸。



《中共壮大之谜》(64) 中共在山西建立国中之国

这一切发动群众，提高中共威望的措施，都是为了得到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也。”中共通过严密的党的各级组织不动声色地、踏踏实实地进行贯彻。争取民心的同时，就是具体的扩大势力。一个国中之国就这样建立起来






扩大中共的政治影响方面，也在加紧进行。本来中共过去在苏维埃时期的打家劫舍的形象在全国民众中的传闻和影响是很坏的，而且从江西的苏维埃共和国到四川北部张国焘领导的根据地，到三个方面军会合的川、陕、甘交界一带，再到陕北，都是自然条件极为恶劣，人口非常稀少的地方，能够接受中共的直接宣传者是很少的。如今有了参加抗战的机会，浩浩荡荡开进了人口密度很大、战略地位重要的山西省，改变和建立中共的形象就极为重要，不然建立根据地以及今後夺取天下都不可能。因此周恩来、刘少奇在1937年10月27日，联合向晋察冀根据地的负责人和八路军各个师政治部和地方党部发出《关于动员群众与独立自主地领导群众的指示》，一共九条。由于这九条几乎可以概括中共这方面的措施，详细摘要如下﹕

“（一）在被占领区域，共产党与八路军以自己的名义，公开直接去领导群众。

“（二）在我军的後方，八路军共产党应努力争取公开地位、直接动员群众的权利，各地党部在可能时应有公开代表在群众中活动，完全代表党的态度，传播党的主张，号召群众起来提出要求为改善生活而斗争，组织工会、农会，参加自卫队、游击队等……。

“（三）扩大与深入共产党、八路军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用地方党、八路军的名义公开各自发表宣言，广泛散发对地方群众的传单标语等，并尽可能联络地方民众团体举行盛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大会，提出当地群众的要求和口号。

“（四）地方党及八路军各级政治部，要以自己公开面目和主张动员群众、扩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运动，要使自己公开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五）一切共产党员在群众运动中，要完全按照党的主张去领导群众运动，不许在群众运动中模糊党的主张。

“（六）一切共产党员要坚决的去发动与领导工农群众的经济斗争，实际去改善群众的生活，并坚决去组织工会、农民等独立的群众团体。

“（七）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人员要切实的建立各地方党部，……不要使群众只看见八路军看不见党。

“（八）八路军在各地要努力直接去扩大我军，地方党要动员群众去参加八路军。

“（九）在游击区域中应注意去筹措经费……。”

这一切发动群众，提高中共威望的措施，都是为了得到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也。”中共通过严密的党的各级组织不动声色地、踏踏实实地进行贯彻。争取民心的同时，就是具体的扩大势力。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937年10月25日决定成立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晋察冀军区，以及杨成武等人为四个军分区的司令员；以军队为背景，再在1938年1月建立了所谓晋察冀边区政权，还报请国民政府阎锡山批准备案。

一个国中之国就这样建立起来，与过去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的时候，受到国民政府军队围攻和狼狈逃窜的情形完全不同。1938年4月20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指令聂荣臻、彭真及朱德、彭德怀、傅钟，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晋察冀根据地。关于党的工作﹕“巩固党的组织和党内的团结与统一，提高铁的纪律……”；关于群众运动﹕“纠正某些过左的行动与行会倾向，和缓地主富农对我们的恐惧与反对，但中心工作仍在发动群众抗战热潮建立真正强有力的群众团体，进行切实组织工作。”

缓和消灭地主富农，留在下一步。

以晋察冀为榜样，在发展壮大的中共武装部队的支持下，各根据地的政权相继建立起来。

贺龙率领的第一二零师到达了晋西北以後，在上层，由周恩来出面利用阎锡山，为发展清除障碍﹕“正当一二零师和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在晋西北开展工作时，周恩来和阎锡山谈判成立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会，于9月20日在太原成立，总委会派罗贵波、曾三、张干丞（按﹕都是中共党员）为晋西北特派员，在晋西北地区各县组织成立动员会。由于这是阎锡山当局批准成立的统一战线的战地动员组织，很快就在晋西北各县建立起县动员委员会，同各县已成立的牺盟会县分会一起，以公开合法的地位，发动组织群众抗日和建立游击队。这样，在晋西北地区开辟创建根据地的工作，由一二零师和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统一领导，动委会、牺盟会积极参加，大大地加快了工作进度。……乘日军南下不顾及晋西北敌後之机，八路军和动总会、牺盟会在晋西北公开开展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使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1938年初已初步形成”。贺龙在1938年初的报告中说道﹕“一二零师扩大为两个三团制的旅、五个直属团或相当于团的部队（宋支队、警六团、独立一支队、教导团和学兵团）、二个直属营和三个直属连，全师从渡河入晋时的八千二百二十七人发展到二万九千一百六十二人，扩大了三倍多。注12这时刚刚才进入山西四个月。1938年4月，贺龙派遣人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後，“毛泽东指示，在晋西北要善于利用阎锡山的合法组织和口号，放手进行宣传、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工作；要十分注意党的组织建设，可以通过牺盟会、战动总会中的共产党员进行党的活动；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阎锡山的旧政权、旧军队共同抗日和建设根据地”。为什麽要与阎锡山共同执政呢？同一文件说﹕“这是由于当时阎锡山在晋西北驻紮着较多的部队，其数量大于八路军、新军；晋西北各县县长的任命权，在阎锡山手中；共产党尚处在秘密状态中，不可能公开出面组织抗日和建立政权、组建群众抗日团体。……这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创建时期不同于其它根据地的显着特点。”

由林彪、罗荣桓、陈光率领的一一五师，在八路军总部的配合下，开辟了晋东南根据地；由一二零师三五八旅政委李井泉率领，在1938年夏天，建立了大青山根据地。

刘伯承率领的一二九师乘太原会战以後日军南下，山西很少战事的机会，挺进山西东南，在邓小平协助下，建立了跨山西、河南、河北的晋冀豫根据地。“晋冀豫区的政权建设，由于属于山西的晋东南、河北的冀西、河南的豫北，根据各地的情况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晋东南属于山西三、五行政区，政权名义上属阎锡山省政府领导，但大部份县的政权在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份子手中。……冀西各县的抗日政权，是在旧政权完全瓦解的情况下，由八路军、冀西民训处结合当地共产党组织建立起来，因此政权在共产党的手中。……豫北的情况比较复杂，这里除北部的涉县、武安是由八路军、共产党开辟的根据地外，大部份地区仍为国民党政权领导。”


《中共壮大之谜》(65) 阎锡山四万新军悄悄变成中共军队

完全没有在正面战场抵御过日军的中共八路军，却悄悄把山西省的三分之二的县一级的政权据为己有。到1938年底，八路军加上新军，其势力超过了所谓“旧军”






不仅仅八路军的三个师的主力都在山西，分别在不同地区建立共产党的政权，而且由阎锡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四万多新军，都以合作的名义，悄悄变成了中共的军队。

最近，记录中共根据地历史经验的有关书籍中这样写道﹕“抗战开始的时候，阎锡山同共产党已经建立起统一战线关系，共产党通过牺盟会在山西打着阎锡山的旗帜，广泛发动组织民众进行抗日活动，并组织抗日武装，建立山西新军，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战争，开辟创建抗日根据地。……从1937年8月1日创建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第一总队（相当于团）起，经阎锡山批准，在山西的共产党员陆续建立起名义上属阎锡山军队系列，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决死一、二、三总队（後扩编为相当于旅的四个纵队，简称决死纵队）；工人武装自卫队（後扩编为旅，称工人武装自卫旅，简称工卫旅）；政治保卫队（後扩编为旅，简称政卫旅）。以上部队，统称山西新军（称新军，是为区别于阎锡山原来的旧军），到1938年底时，已发展到四十三个团，四万多人。除这些新军外，在山西的晋西北根据地内，由战地动员会组建起八支游击队，後整编为暂编第一师（简称暂一师）。这些新军部队，从创建时起，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八路军的帮助下按照红军的建军原则建军，建立了政治工作，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八路军派出大批人员到新军中帮助工作，许多人担任了要职，山西新军分布在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各地，和八路军一起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成为一支新型的抗日武装。”

这些由阎锡山批准建立，由山西省政府发给军饷和武器弹药的军队，居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并且因为在太原会战中山西省的原来的军队损失惨重，所以到了1938年底，八路军加上新军，其势力超过了所谓“旧军”。这刚刚开始的国共两方面军事力量的损失和增长，持续到抗战结束。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委员长在抗战开始的时候，一再在和周恩来的谈判中限制中共军队的人数，在实际上是毫无作用的，中共对一切协议都不遵守，为所欲为，谁相信协议谁就上当。

在山西省联合中共抵抗日本军队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平平安安地取得了政权；而在过去，中共无论付出了多少代价，却什麽也得不到。

上了当的阎锡山不得不有所反应，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不得不有所领悟。

从中共中央编写的《毛泽东年谱》中显示，山西地方当局最初并没有打算同中共破裂。

红军从1937年9月进入山西到1938年5月，大约八个月左右的时间。日军在太原会战以後，立即参加徐州会战，山西的防务空虚，只是占据着大中城市和交通线。阎锡山并没有因此撤退到大後方去逃避，而是与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分别继续指挥作战，高级将领杨澄源、孙楚、刘茂恩、王靖国、傅存怀、赵承绶继续统率十五军、十九军、骑兵一军在晋北作战；傅作义、邓宝珊、何柱国等也在抗敌前线。阎锡山指挥六十一军、六十六军等部队，在山西省南部黄河流域一带与日本军队周旋，在1938年2月，在隰县、午城曾经给日军以重创；在3月，陈长捷部曾经在吉县机动袭击日军，获得战果，山西的十多个县城也在3月、4月内收复。阎锡山指挥军队转战各地，十分辛劳，蒋介石为此曾经专门致电慰问；“蒋委员长电令策应徐州作战，4月中旬，我军分四路反攻，我南路军收复汾南三角地带。西路军反攻中阳、离石。北路军深入绥南，克复清水河。东路军挺进至正太线，吸引了敌人多数兵力，以达牵制目的。虽亦收复浦县、大武等重要据点数十处，然攻击较防守损失尤重，此一反击牺牲，不下万人……。”在4月下旬的战斗中，晋军克复晋城、黎城、潞城、高平，在绥远的激战中，日军伤亡数千。

可是，完全没有在正面战场抵御过日军的中共八路军，却悄悄把山西省的三份之二的县一级的政权据为己有。怎麽从前面打击了日寇，後面反而被“自己人”占领呢？谁能够容忍呢？大敌当前，怎麽能够说出来呢？《毛泽东年谱》中，记载了山西地方当局私下提出的交涉，可是毛泽东丝毫不退让，还要先造舆论﹕“5月24日﹕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八路军第一二零师并总部、北方局等，指出﹕目前山西日军被击退，阎锡山的旧势力极力想恢复他们的统治，在晋西北、晋东南均极力向八路军及新兴抗日势力进攻。为巩固统一战线，改善我们与阎的关系，并继续发展抗日力量起见，请朱德、彭德怀及贺龙、萧克、关向应在集合更多、更大、更忍无可忍的材料之後，用适当的措辞公开致电有关方面抗议，将各种破坏八路军的谣言、电文印送各有关方面，并请阎对这类破坏行为加以制止。”

中共从成立以来大搞阶级斗争是人所共知，八路军一开入山西，就搞减租减息，变相的阶级斗争仍然在继续。怎麽能够把日军退却以後的“空虚”，让这样的政党来填补呢？恢复原来的统治是理所当然，莫非赶走了日本，再由中共占领才合理吗？毛泽东之厉害在于﹕他命令搜集受害的一方想要恢复原有统治材料，这些材料必须是八路军处在“更忍无可忍”的可怜地步，然後将这些材料先公开，再通过宣传机器大力传播，还要让阎锡山出来加以制止。这就是毛泽东的风格，几乎在每一次夺取权力的关头，毛泽东都先造舆论，颠倒了黑白，然後在行动上继续其方针。毛泽东几乎总是成功。

对于在山西用“合作”的手段取得政权，中共是作爲历史的经验来写的，刘少奇总结道﹕“抗战初期，旧军受挫，战斗力日益衰落时，阎锡山对新军寄予希望，除晋东北完全由八路军控制外，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三个地区，阎锡山利用新军维持着形式上的统治。新军和牺盟会在山西被称为阎锡山系统内的新派。实际上，新派领导权在共产党手中，新派领袖是薄一波。……我们在山西抗日根据地，最初是在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式下建立起来的。……与山西新派合作的形式，通过新派及牺盟会建立根据地，建立武装政权，实行三民主义，进行抗战……因为它也能使我们、使革命前进一大步。”

国民政府和阎锡山的有关着作中，都说是上当；中国共产党则完全公开承认对阎锡山的成功利用，结果都是一样﹕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山西的军权和政权。


《中共壮大之谜》(66) 毛泽东亲笔信揭示中共明暗两面

近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毛泽东年谱》中，提到毛1938年9月29日亲笔写给蒋介石的重要信件，对于15个月抗战的评价是“愈挫愈勇”、“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而不是中共後来宣扬的“蒋介石卖国，一贯消极抗战”。现全文抄录如下


  

在日本人写的《蒋总统秘录》第一集中，有一封毛泽东在1938年9月29日亲笔写给蒋介石的重要信件，表示他对于蒋介石委员长以及国共合作抗战的忠贞不二，这一封信由周恩来亲自交到在武汉指挥会战的蒋介石手中。因为中国大陆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着作选读》等经典文选都不曾发表，没有办法证实这信件的真伪。近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中，提到了这封信件，而且部份摘录，这就证实了这信件的确出自毛泽东之手。但是，基本的、最重要的部份却完全被删除了。因为这信件的基本精神与中共当时的作为完全两样，所以必须联系促成这封信件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各种文件，以及以中共在这封信件前後的各种具体作为对比，来了解这信件的真正意义，并且进一步来了解毛泽东和中共。现在全文抄录如下﹕

“介石先生惠鉴﹕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欣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励，虽顽寇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之无穷。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一方面必更加进步。必须实行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须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候为重要，惟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既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间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敬礼。毛泽东谨启。民国20年9月29日。”

这封信件中，对于十五个月的抗战的评价是“愈挫愈勇”、“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而不是中共後来一直宣扬的“蒋介石卖国，一贯消极抗战”；抗战阵营内部的团结，“比任何时候都重要”，这只有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才能取得，对蒋介石委员长的恭敬拥护之诚，对于国家民族之忠，对于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抗战到底的决心，对国共两党团结的重视都不曾见于其它公开发表过的毛泽东的各种着作选集。

近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对这信件说明如下﹕“9月29日，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被推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并在会上宣布全会的议程。同日，六中全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名义写信给蒋介石。……”这第一次透露该封信件是由六中全会主席团决定写的，可见这封信件是中共的这次重要会议的产物。

中共中央六中全会是对洛川会议以後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的中共的路线和执行情况的一次全面的检验，并且提出了今後的发展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做的三个半天才做完的长篇报告，当时中共在延安的《解放社》曾经正式出版，但是在《毛泽东选集》及各种毛泽东的着作读本，只是将部份讲话另外加上标题发表。该长篇报告在1991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有一百零六页，是中共建国以来第一次全文发表。（按﹕以下关于中共六中全会文件的大量引用，都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一律不再另外注释）

因为自从七七事变之後一年多以来，中共利用参加抗战的合法形势，已经从贫瘠的陕北扩展到山西全境，刚刚开始进一步向河北、山东扩展；军队也获得成倍的增加，每占据一个地方就着手建立国中之国。中共尝到了甜头，因此希望能够继续这样下去，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所以毛泽东在报告中对三民主义有动人的歌颂，对蒋介石委员长有难以令人相信的称赞，对中国国民党的政策的坚决肯定，这些都是中共其他任何领袖如王明等所不能比拟的。会议还有另外一面的基本精神，就是加快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即扩展军队和扩张地盘，但是仍然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取得。

以下对于毛泽东的报告和中共六中全会的有关文件进行分析，以便了解中共的两手策略。




《中共壮大之谜》(67) 毛泽东空前绝後地肯定国民党和三民主义

毛泽东在报告中对于国民党的历史传统和领袖，以及指导这一切的三民主义，都有对于毛泽东来说空前绝後的肯定和歌颂。令人注目的是，毛明确地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要服从于统一性


  

毛泽东分析了抗战是一场持久的战争，而致胜的基础，是全民族的团结；全民族的团结，又仰赖于所谓的国共合作局面；抗战和国共的合作的领导者是国民党。因此，毛泽东对于国民党的历史传统和领袖，以及指导这一切的三民主义，都有对于毛泽东来说的空前绝後的肯定和歌颂。

关于国民党的历史与抗战中的地位，毛泽东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国民党有它光荣的历史，主要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联俄、联共、工农政策，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着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後两个伟大的领袖，有广大忠忱爱国的党员。……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十五个月来，全国各个抗日党派都有进步，国民党的进步也是显着的。它召集了临时代表大会，发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毛泽东对于中国国民党及其领袖的肯定，在这次报告以後都再也听不到了，而且反其道而行之。

关于对蒋介石委员长的拥护，毛泽东在《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部份，第二个小标题是《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反对任何的汉奸政府》。一开头就说﹕“新环境中，敌人的方针，必然集中于反蒋反共，建立全国性的汉奸政府，企图推翻蒋委员长，推翻国民政府，破坏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针对敌人的这种方针，全民族的第二任务，在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全国团结，反对敌人任何不利于蒋委员长，国民政府，国共合作的行为，反对任何的汉奸政府统治中国。”第十五个小标题是《发展国共两党及各抗日党派，强固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战争》，并且说道﹕“所有前述各项紧急任务，有待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党派推动全民族，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坚决的行动起来，而欲达此目的，非发展统一战线中各个党派的组织力量不可。……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承认这个事实。因此，我们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下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

当时汪兆铭刚刚当了汉奸，日本人全力扶植汪而打击蒋委员长；在武汉失陷以後，出乎日本人的预料之外，中国国民政府不仅仅没有屈服，而且坚持持久抗战，对于汪的背叛，蒋介石委员长和国民政府都发表声明坚决反对，这也是毛泽东不得不歌颂蒋介石委员长的原因之一。而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希望中国抵抗下去，以减轻其在远东的负担。这都是毛泽东不得不主张团结的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刚刚才获得发展，力量仍然弱小，也没有本钱和国民政府公开对抗，仍然需要继续“合法”地利用国民政府。

关于三民主义部份，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将引导合作到争取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期，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思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这就把国共两党的政治基础加以肯定。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其它都是小问题了。不过毛泽东对三民主义的内容是按照他的需要任意解释的，这里暂时含糊其辞。

关于长期合作，毛泽东居然用一万几千字来论述。毛泽东说道﹕“所谓长期合作，不但是在战争中的，而且是在战争後的。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中的合作已经算得是长期的了。但是还不够，我们希望合作下去，也一定要继续合作下去。这有什麽保证呢？保证就在﹕战争中的合作决定着战後的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主要的国共两党，必须同患难，共生死，力求进步……。”令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地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要服从于统一性，阶级之间要讲调和，这就在理论上为长期的合作提出了根据﹕“否认独立性，只谈统一性，这是背弃民权主义的思想，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是也只能是相对的东西。不这样做，就不算坚持统一战线，就要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


《中共壮大之谜》(68) 毛泽东长期对民衆隐瞒讲话重要段落

这些决心、诚意和热情，在《中共扩大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中得到更大发挥，这动人信件是给全体中国人阅读的。可是现在公布的中共文件，在张闻天的组织报告中，却有另外一种主张，代表中共另外一面




中共从来在实际生活中，把独立性放在统一性之上；而在理论上把统一性放在独立性之上，也只有这一次。王明被批判，因为他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实际上与毛泽东在这里把统一性摆在独立性之上是一样的。同样，毛泽东在这里提出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的原则﹕“抗日战争中，一切服从抗日利益是总原则，阶级斗争必须服从于民族斗争的利益与要求，而决不是相违背。但是，在阶级社会存在的条件下，阶级斗争不能消灭，也无法消灭，企图根本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歪曲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我们提倡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基本也适用于阶级关系。”

本来所谓“统一战线”，就是中共利用抗战，利用国民党，一切都是权宜之计，但是毛泽东把这一时的政策赋予根本的理论依据，等于在理论上背叛了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论，所以毛泽东以後长期都隐瞒了他的这一讲话段落。因为按照毛泽东的这主张，中共在行为上破坏团结，只顾发展军队和根据地，完全是对于这讲话的背叛。

国共两党这样合作无间，是为了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毛说﹕“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它的性质是三民主义的。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就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一句话，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就有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

毛泽东在这里居然说中共的未来既“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独立自由的三民主义新中国”。放弃了共产党的未来，就是放弃了共产主义，这个党就不是共产党。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应当研究毛泽东在这时期的思想，因为这超过了策略的需要。是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的不足，推翻国民政府的信心不足，还是他的信仰的动摇？

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通过了有关的政治决议案，其中第三部份关于《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的紧急任务》的决议的第二条是﹕“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反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汉奸傀儡政府。”第四部份的标题﹕《国共长期合作，保证抗战建国大业的胜利，为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而奋斗》，其中说﹕“扩大的六中全会正式决定﹕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再一次正式宣言﹕中国共产党对于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再一次恳切的责成所有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互助互让和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以尊重合作中各政党独立性的立场，以谦和互敬互商的工作态度，去亲近国民党同志和一切抗日党派的同志。”在决议中尤其在有关中华民族的未来部份，简直是取消共产主义的再一次庄严的重复﹕“由于国共长期合作的实现与持久抗战的胜利，将产生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

然後在下一部份说﹕“共产党员应该成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战士。根据一切服从抗战的利益，一切为着抗战的胜利，一切为着抗日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原则立场，共产党员对友党友军应该采取精诚团结和互助互让的态度，对执行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应该采取最诚恳最积极的立场。……”

这些决心、诚意和热情，在1938年11月6日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中，得到了更大的发挥，这动人的信件是给全体中国人阅读的。第一段说，伟大的民族抗战，“使得日本法西斯强盗，虽然十六个月的时间，消耗了数十万兵力，数十万万的经费，终不能实现其‘速战速决’的迷梦！”第二段开始就是﹕“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谨向坚决领导抗战的民族领袖蒋委员长致崇高之敬意！并以无限的热忱与慰问之敬意，致之于前线抗日将领，全体政治工作人员，全体抗日战士，全体游击队指战员，中央及各级地方机关的领导者与工作人员，以及领导民众运动的全体爱国志士之前！中国在抗战中所得的成绩是数十万先烈的鲜血换来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谨向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将士们，民众们，致以沉痛的吊唁！”

在提及面临的困难以後表示﹕“蒋委员长10月31日告全国国民书中所昭示全国抗战到底的正确方针，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特表示全部的赞同和忠诚的拥护。”该文告号召﹕“全国所有武装队伍，都应在蒋委员长统一指挥下，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进行持久抗战，全面战争，以争取主动。”

在将中国国民党的党员称为同志的段落中﹕“我党六中全会再一次声明﹕三民主义为国共两党合作及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政治基础，本党愿为其实现而奋斗。六中全会再一次表明﹕本党对于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的拥护。并更明确指出﹕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在抗战中及抗战胜利後所奋斗的共同目标，乃是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并且在後面部份对此加以重复保证。从中共六中全会的决议文字表现出来的诚意几乎无懈可击。中国共产党如果真正的这样长期合作，中国人会减少好多的痛苦。

可是现在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在张闻天向大会作的有关中共的组织报告中，却常常有另外的一种主张，这代表着中共的另外一面。前面曾经提到了两个面目完全不同的中共，这里通过毛和张两个不同的报告，也展示中共的两面。毛泽东的报告不久之後出版了单行本，在《毛泽东选集》第二集中，收录了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讲话《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但是措辞经过修改，变得对国民党尖锐；而张闻天的报告是在五十几年以後才见天日。

《中共壮大之谜》(69) 张闻天谈统一战线强调两党鸿沟

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做报告的张闻天，对于敢于反抗中共夺权者，命令进行坚决地斗争。对比前面毛泽东的公开信件和报告，这些内部执行统一战线的“诚意”措施，真叫人有点不寒而栗




其实在中共六中全会开幕之前（9月14日-27日），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所做的长篇报告中，关于统一战线问题部份就有不同的重点﹕“他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由于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的政党的合作，所以斗争是严重不可避免的，具体表现是国民党顽固份子的摩擦和共产党的反摩擦。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

这里为国共关系定性，即是“国共合作是对立的阶级的合作”，按照马列主义理论，这是对抗的阶级矛盾，斗争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所以过去的苏维埃时期的武装斗争，是为了推翻国民政府夺取政权；如今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也同样是为了推翻国民政府夺取政权。统一和斗争的对象都是中国国民党和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向全国和国民政府公开的文件，只是其“统一”的一方面精神；在内部、在高层、在暗地里，国民政府始终是敌人，只有斗争可以解决问题。微笑面孔的统一战线，只是消灭敌人的手段之一，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的报告，说明了统一战线的实质。而毛泽东请周恩来转交给蒋介石的信件，和《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以及公开出版的讲话和文件，都只是其微笑的一面。

张闻天虽然也谈到统一战线问题，但是强调的内容不同。张承认两党之间有很深的鸿沟﹕“共产党方面怕国民党‘反水’；国民党方面怕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相互之间存在互相防范与警戒；特别是国民党的‘联共’与‘防共’政策的矛盾性。而在共产党手里，也有武装政权。这些均是摩擦的来源。”张还指出在统一战线内部是不平等的，“所谓‘合法权’是在国民党的手里，它是大党。共产党是比较小的党。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也比它的小。共产党统治的边区也比它的统治地区小。而力量上的不平等，也就产生了合作形式上的不平等。形式上我们拥护它，服从它。……”毛泽东的对外的讲话就没有触及这些存在的问题。张闻天在这里讲对国民党的“拥护”、“服从”都是“形式上”的外表，那实质呢？就是不拥护、不服从，这是共产党的内部的真实出发点。

张闻天按照共产党的传统，把国民党定性为“以大资产阶级为主的各阶级联合的党”，等等。因此张提出统一战线中的几个注意事项﹕“（甲）……在言论和行动上，总是把抗日和反汉奸放在第一位，表示出要求团结统一及对于国家民族的忠诚……。从大处着眼，不讨小便宜，不急于求成，不为挑拨者所利用。这要求全党同志的持久性，忍耐性，不要急性病，不要冲动，而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张用含蓄的说法，要求全党同志“持久”、“忍耐”，以改变现状。要求改变的内容，下面又含蓄而又明显地说出来了﹕

“（乙）善于承认不平等，使不平等成为平等”，“承认事实上的不平等，去壮大自己，……运用自己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如八路），在公开合法的组织中，去帮助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形式下进行工作，以组织自己的力量（党、政、军、民方面）。这要求全党同志埋头苦干，在力量上去壮大自己，使力量上的不平等成为平等。”这里没有空喊打倒国民党的口号，但是要求共产党员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去改变现实，壮大自己以便平起平坐。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企图心，与毛泽东在公开讲话中表现的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诚意”，成为非常鲜明的对比。

“（丙）善于运用不平衡，使不平衡走向平衡……善于运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不平衡，组织共产党的力量（政权、武装、民众），强化共产党的力量。……”这个奋斗目标明确，组织严密的党，在两手的方针指导之下，正在强化，防不胜防。

“（丁）善于尊重国民党，帮助国民党，使之进步，以发展统一战线。……首先是到处尊重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及其领袖孙中山先生与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的各种形式。同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人，发生亲密关系。动员优秀份子到国民党中去。帮助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进步与发展……。”但是在公开方面，又提出“不在国民党中发展共产党，使之安心”，已经打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则暂时不动。

国民党的执政当局，肯定会反抗共产党的各种公开和隐蔽的夺权行为，因此张闻天专门指令对付的方法。在这报告中，同中共的其它方面的说法一样，把敢于反抗中共者，一律叫做“顽固份子、动摇份子、妥协份子”，张指令对他们要“进行斗争”。稍稍研究一下毛泽东的言论，当不能忍让他的种种做法的时候，立即把这些人称作“亲日派”、“顽固份子”、“汉奸”。例如一直在中枢协助蒋介石指挥军队作战的何应钦，从来就被中共戴上这样“亲日派”的帽子，不知情者，还会以为这种任意加上的帽子是真的。

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做报告的张闻天，对于敢于反抗中共夺权者，命令进行坚决地斗争﹕“避免不必要的摩擦，不怕进行必要的摩擦”，“不必要的摩擦不可有，必要的摩擦不可无”张指令道﹕“（丑）一般采用公开合法的民主的斗争方式。自始至终站在拥护抗战国策，拥护三民主义的立场。自始至终采取宣传、请求、请愿、舆论动员的立场上。自始至终以‘劝人为善’争取大多数的立场。这样可以﹕自己站稳立场，使大众看来是大公无私，光明正大，真能感动与争取大部份可变份子，而孤立不可救药份子。（寅）要有软有硬，有退让有进攻。但以防卫为主要形式。软到不丧失立场，硬到不破坏统一。注意软硬的‘分寸’。只有这种斗争可以打破一切‘防共’的阴谋。”对比前面毛泽东的公开信件和报告，这些内部执行统一战线的“诚意”措施，真叫人有点不寒而栗。

《中共壮大之谜》(70) 六中全会对外对内两套话

毛泽东的报告是“服从”、“拥护”国民政府的形式；张的报告是中共行为上不服从、不拥护国民政府的实质；毛给蒋介石的信件和中共六中全会公开声明的特点是诚恳和慷慨激昂，张的报告的特点是极为周密细致的阴谋诡计






张闻天的长篇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在《中共中央文件文件选集》中也有七十一页的篇幅，在党务方面对于种种中共如何发展壮大的措施非常详尽。

例如第六节的标题是《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其中﹕

“（四）在扩大我们自己的武装方面，应注意下列各点﹕（甲）主要重心放在敌後方。（乙）大胆利用自己的合法权，扩大自己﹕（A）以八路军新四军名义，组织各种支队；（B）尽力收编杂色队伍、自发武装，及各种游击队（地方党组织的尚未取得合法的在内）；（C）动员新兵，收容散兵，动员各种基干自卫队、游击队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丙）取得抗日政权下合法武装（如保安团等）及民众武装（如自卫队）的直接指挥权。……

“（五）对自己的武装力量的必要要求﹕（甲）应该建立政治委员制，政治工作机关及党的组织，大量发展党员到全军百份之二十——百份之三十，保证党的绝对领导。（乙）在独立行动的军事单位内，应建立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前委’、‘党委’），决定一切政治军事问题。……

《党在其他军队中的工作》部份，应﹕

“（甲）多同官长联络，当朋友，争取他们的同情与信任。（乙）在上层不愿意的情况下，不要在他们军队内发展党。（丙）在中央军内一律不发展党的组织，但力求更多的同情者。……（戊）军队内的党，在需要秘密的条件下，以短小精干为原则。注意吸收官长中的特别党员。只有在军队主管长官不怕党的公开时，才大量发展党员。”

第十四节标题是《关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其中（四）是在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工作原则﹕“在大後方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应实行下列几个规定﹕（甲）共产党员仍用抗日救国的积极份子或普通群众的面目参加一切公开的活动，不暴露自己是党员及党的组织。要以埋头苦干的精神，去进行持久的工作，多推动非党的进步份子及国民党的积极份子来带领工作，特别在党员已经取得支配地位的组织内注意不暴露自己。

“（乙）争取党的某些领导者与机关的公开，在扩大党的影响上，推动统一战线上，是必要的，已经取得合法地位的党员（如国民参政员），应大胆的进行公开的活动。

“（丙）应该使公开工作与党的秘密工作划分清楚，使公开的同志与秘密机关的同志划分清楚，同时保持正确的联系。这必须﹕（A）不要同时担任党的秘密工作，而且党应想出特别办法，使之不暴露自己，如不编入支部，及同各别同志发生关系等。（B）做党的秘密工作的负责同志，一般应保持他们的秘密，埋藏在普通的群众中间，不担任负责的公开工作。……”

以上摘录的，只是张闻天的长篇党务报告中的一鳞半爪。张的报告是中共行为的不服从、不拥护的实质；毛泽东的报告是“服从”、“拥护”的形式；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信件和中共六中全会的公开声明的特点是诚恳和慷慨激昂，张的报告的特点是极为周密细致的阴谋诡计。在明处的国民党的执政当局一时还看不见暗的方面。

同样用中共自己的、同时的、同样是领袖的报告、在同样的会议中，作为公开的宣传之用的和对内部指导行动的文件，居然有如此大的差别。如果不是具体与中共打交道的当事人，很难体会中共的作为。稍後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与中共打交道吃了大亏，对中共的这些方面有所揭露和批评，反而被一些天真的人怀疑是造谣宣传。而且对比之下，国民政府对中共的防范简直是微不足道。在大半个世纪以後，在同一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把真相公布出来时，江山早已易手。

现在公布的六中全会的十三个文件，加上在9月共产国际的有关声明，以其两面性构成了这次全会的精神。在那时候，中共的军队内部是怎样把握这样一次会议的？因为那些冠冕堂皇的动人词句都是给广大中国民众和国民党人看的。

现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首脑参与编写《贺龙传》，对于这次会议是这样记载的﹕

“1938年9月中旬，贺龙、关向应、萧克到达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进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关头召开的。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除听取贺龙、关向应有关大青山游击根据地急需解决若干方针政策问题的汇报外，又同他们讨论了一二零师怎样贯彻巩固华北的问题。”这就是﹕“挺进冀中和组织冀热察挺进军的工作部署。11月25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对冀热察区工作的意见》，正式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贺龙懂得，中共中央交给他们的是贯彻‘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中一项重要任务。”注3中共中央一面在向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尽情歌颂和献媚，可是在实际上加快了壮大发展的步伐。

jove

《中共壮大之谜》(21) 呢？

pjslfsj

你把21不放上來，你就是歷史的罪人！

tay63719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asdfghjkl163

的撒旦说电视算得上是

wf429

多谢楼主提供

xjt111111

期待第二季

xjt111111

第一辑下不了啊？迅雷提示没搜到候选资源。楼主能重发一下好吗

wolovea4u

假如你能提供一个包下载就好了，因为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这么多书也需要大量时间来阅读。或者楼主有空的话，整理其中的精华，那更是造福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