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新话题
打印

渭河边上,养不活的树

渭河边上,养不活的树

民间治理渭河的失败样本


农民将死去的杨树捡回去当柴火,原来的“绿色长廊”已无处寻觅。 (南方周末记者 汪韬/图)



这是一个并不陌生的中国故事:一项打造“500公里绿色长廊”的渭河治理工程轰轰烈烈上马,不到两年便人走茶凉、一地鸡毛。一个满怀激情的商人也被裹挟进来,投资的上万株树苗成了无头公案。而如今,更庞大的治理工程又将展开,残存的树也可能消亡殆尽。


这是一个“500公里绿色长廊”渭河堤岸建设工程近乎荒芜的故事,在渭河边一座县城,曾经的堤岸防护林已变成农民手推车上的柴火,“咯吱咯吱”搬走。


一拍即合,风光上马


2000年,陕西人宋于忠在北京从事企业管理,月工资一万多元,那时候西安的房价还只有一千多元每平方米。21世纪初,他嗅到了新能源带来的商业气息,认为能源树种可以解决我国生物质能产业中的原料问题。2005年,宋于忠放弃北京的工作,回到陕西种树。


宋于忠在西安周边的一处农场呆了下来,种植油料树种山桐子和文冠果。那几年的时光被妻子称为“劳改”——平日在西安上班,周末赶去农场育苗。有一次,宋的儿子拔了一根苗子,被宋踢了一脚。儿子哭着说,苗子就是爸爸的儿子。


经过三年的选育,农场内30亩地已经容不下这些树苗。这时候,宋于忠听说兴平市正在实施渭河近堤绿化林带工程。这个有着汉武帝和杨贵妃墓的县级市隶属于咸阳,在咸阳市辖区内渭河流程最长,长达30.5公里。


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孕育了八百里秦川。自唐代中期以来便命运多舛:伐树、洪灾、污染……2004年,陕西省官方认定,渭河已基本丧失了生态功能,宣告了“渭河之死”。


对于这条母亲河的输血再造,许多陕西主要领导、专家一直在奔走呼吁。大大小小的治理工程也逐步上马。渭河近堤绿化林带工程正是其中之一。


2008年底,陕西省颁发了《渭河近堤绿化林带工程建设规划》:“沿渭植树绿化程度低,尚未形成对防洪、生态有利的绿色屏障。”绿化项目要求2009年完成栽植任务,2010年进行总体验收,打造579公里渭河绿色长廊。


而当年另一项耗资120亿元的“引汉济渭,再造渭河”的工程也被媒体广为聚焦。


尽管省政府安排了4000万元专项资金,但分配到兴平市不到200万元。宋于忠免费提供树苗,水利局欣然接受。


为了避免栽植单一树种,兴平市最初的规划是杨树和宋于忠的山桐子间隔栽种。


一拍即合的喜悦和迫在眉睫的工期让宋于忠乐过了头,“我在地里就打电话催,说来不及了。”宋于忠的搭档许光犹记得当年的匆忙。2009年春节后,宋于忠成立了兴平分公司、起苗、运输、栽种,所有的工程终于在全省的现场会前两天完毕。


这是当年兴平的头等大事之一,几乎全民植树。一篇《誓叫渭河换新颜》的宣传报道称,市上先后4次召开协调会,市委书记、市长经常深入施工现场。两天时间植树3万多株。


“兴平的绿化工作,速度之高、质量之好,是我意想不到的!”2009年3月,在渭河近堤绿化工作现场会上,陕西省一名领导视察了兴平,大加称赞。兴平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中,他还特意询问这是什么树,兴平市政府人员说这是能源树种。


水利局曾允诺宋于忠免费提供堤岸的地,每公里打一眼机井来浇灌树苗,“我供苗,政府供地,产能期我收果子,保持堤岸生态景观效果,民间主体参与造林,各取所需,政府还可节约投资。”


2009年4月,在咸阳举办的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宋于忠的公司还作为兴平市科技局招商引资的项目引进,宋期许生物能源之路在渭河边迎风开启。


权责不清,麻烦不断


欢欣转眼成为泡影。


宋于忠和许光发现他们的宝贝苗子种在麦子地里,被农民损毁,当初允诺的井也没有,有的树苗旱死了。


渭河两岸的滩地由水利局管理。庄头镇的一位刘姓农民说,大集体期间,滩地上都是荒草,包产到户之后,有农民就将滩地开垦了,一开始不收钱,之后开始向水利局交租金。如今,以堤岸为界,近河滩地的会遭遇洪水埋没的风险,租金是40-50元一亩,远离河道的滩地则是100元一亩。


宋于忠的树直接和农民争了地盘。而风光一时的绿化工程也没了下文。宋希望租地继续补栽,但是农民需要的租金高达三四百元/亩。


让宋至今无比后悔的是,当时只有口头协议,而且为便于管理,公司在兴平成立了分公司,兴平人王维智为分公司法定代表人,事务均由其打理,宋一直敦促其签订协议,但是王维智迟迟没有落实。


数月后,宋于忠终于拿到了一份有王维智和时任水利局局长计德亮签字和盖章的协议,协议规定三年幼林抚育期内,双方共同管护。但这份协议写着2009年的协议没有具体的日期,“我从来没有签过这样的协议。”计德亮矢口否认。水利局的现任员工对于此协议均无印象,而宋于忠和王维智闹僵后也再无来往,难以判断协议的真实性。而且,宋认为当年种植了8万棵树苗,水利局却认为只有1万多株。


无论怎样,树苗被毁却是事实,宋于忠奔走求告,给兴平市、咸阳市甚至陕西省领导写信。2009年底,计德亮调离水利局。尽管兴平市分管市长有了批复,依然没有处理方案。


“原本以为职能部门可以积极助推促其成长,不想却因为具体不作为和相互推诿导致项目几死,作为投资主体和项目主体,我面临含恨撤退的选择。”宋于忠在信中写道。


据当年堤岸绿化的主要参与者、陕西省林业厅造林绿化管理处主任科员杨峰提供的资料,近堤工程的成果包括“550.07公里、各类苗木369.16万株”,这意味着,绿化几乎全线覆盖渭河沿岸。但2012年10月25日,宋于忠和许光再次来到渭河边,在他看来,受损的不只是他的山桐子树,当年密密麻麻栽种的杨树也只剩下30%。


腾起的黄土中,许光突然喊道,那不是咱的树吗!在一块地里,几棵大叶子的山桐子孤零零的矗立着,相比于旁边6米高的杨树,只有3米。


推土机来了


然而,这些残存的树部分将面临损毁或移植的命运。


2011年,渭河陕西段全线综合整治工程实施,规划的十字目标是“洪畅、堤固、水清、岸绿、景美”。项目设计经费为600亿元。这也是兴平市水利史上最大的项目,大手笔下,堤岸加宽是第一道工程,原先的绿化带将被侵占。


2012年10月30日,兴平市水利局副局长王松生又去了一趟渭河堤坝。一家北京的公司有意在兴平投资,要求之一是可以看到渭河水面。“渭河综合治理不单纯是治理一条河,主要目的是带动经济发展。现在路修好了,你们来吧。”


原来的渭河堤岸很窄,目前建设中的道路宽达20米。此时绿化带的设计理念是“一河两堤三带四园”,这更是原先的绿化带无法比拟的。


但景观绿化靠地方筹资。“还没有到议程上,我们计划发动沿渭企业投资,做些农家乐来带动。”王松生说。


2012年10月26日,当年堤岸绿化现场会不远处的堤岸内侧,地里有零星几棵杨树,中间一棵树上挂着个收音机,放着秦腔。“这地里种的杨树都旱死了!”弯腰种菜的老太太抬起头来说。而此地块前后两块地里,却是整齐的几排杨树。“到时候树都会砍了,都要风景树,谁要这个树啊。”儿子补充。


在他身后的那些农田里,种植着红叶李、广玉兰和女贞,对,它们就是农民育的树苗。一两年内,它们将会挪一挪,作为景美的象征。它们不知道,几年前,一种叫做山桐子的树,也曾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不能说以前的绿化带就浪费了,这相当于从省道升级为国道。”水利局的一位办公人员称。在其办公室门外,一张“公开承诺”的展板上写着局领导的分工,“这块板子不是最新的。”的确,2009年以来,水利局已经更换了三任局长。

原来台风君你这么萌...

TOP

相关阅读:蓝藻背后的中国式治水困境

2009-07-08

7月,安徽巢湖、云南滇池,触目惊心的蓝藻又来了。


十几年的治理,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投入,但为什么如同十年治淮,收效甚微?


众多研究认为,治污体制不改,花更多的钱可能也是枉然——从两院院士,到世界银行,都在寻找中国污水治理的破解之道。


蓝藻又来了


蓝藻又“卷土重来”了。


进入7月,巢湖西半湖蓝藻出现较大面积集聚,气象卫星最新遥感图片显示,3处较大的蓝藻集聚面积就约达33平方公里。


近期滇池也发生蓝藻集聚情况。“蓝藻是滇池水依然污染的表征和提示。”绿色昆明环保组织负责人梅念蜀告诉记者,他们正策划每月组织市民观察、探访入滇的河道,监督滇池环境。


滇池生态所工作人员何风根据以往的情况判断,7月份进入蓝藻大规模爆发期,受水质、风力风向和湖流影响,蓝藻严重聚集区主要在滇池北部水域。


截止到2006年,耗时14年的滇池治理行动,累计耗资45.5亿元。“十一五”期间,国家将投入92亿治理滇池,目前已完成投资29.7亿元人民币。经过数年的努力,滇池治理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如此的困境,早已不是孤立的现象,十年治淮不见成效及其新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即可说明这一点。


中国环保部2009年6月4日发布的《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地表水污染依然严重。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等七大水系中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尤其是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长江中下游以及珠江三角洲等工业比较发达地区。河流的城市段污染明显,小河重于大河,北方重于南方。


在监测营养状态的26个湖泊(水库)中,呈富营养状态的湖(库)占46.2%,富营养化问题突出。


而“地平线下的资源”——地下水,污染也正在扩大,浅层地下水大部分已经被污染,大城市周边非常地严重。地下水污染呈现出由点向面演化、由东部向西部扩展、由城市向农村蔓延、由局部向区域扩散的趋势,污染物成分则由无机向有机发展。“国家投入的钱并不少了,但还是没有抓到要害。”中国地质大学沈照理教授认为,体制的问题是水污染治理瓶颈,只有实实在在地抓才能抓出成果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认为,在我国保护环境资源、防治环境污染的现实中,“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即是一种典型的表现。


在中国,各个部委各自分管水资源的某一方面,比如说水利部主要负责水量的调度,国家环保部主要负责水污染的治理,农业部主要负责水生生物的保护,而林业局则主要负责湿地资源的保护,这样就造成了利益上的冲突和管理上的漏洞,还有责任上的不明晰,故被戏称为“九龙治水”。“国家太大了,国家各个部委之间要分工协作相互协调,齐抓共管,或许大家都没有管,另外在抓的时候要切实合理,明明做不到的指标不要去提。”在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薛禹群看来,水资源作为一个整体自然生态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人为地把它分割开,势必造成整个链条的断裂。



滇池里的清藻船,每到六七月份清理蓝藻的工作更加繁忙 图/丁建华


滇池治污的病根


“滇池治污要取得大的突破,惟有从体制问题下手。”滇池管理综合执法局一位官员曾对媒体坦言,迅速厘清职能主管部门的关系,已是当务之急。


2004年,为了提高治理效率,避免多头执法,滇池管理局成立了综合执法局。滇池管理局是牵头治污之“龙”,然而,它却没有实施综合治理的应有权力。注入滇池的入湖河道共计70多条,记者在滇管局网站上发现,纳入滇管局监管的入湖河道只有35条。


“我们对入湖河流的执法管理属于末端执法,大量的源头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查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滇管局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滇池管理局综合执法总队办公室主任吴朝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正在研究实施《创新执法理念》课题,试图从事前监督入手,和企业进行培训、签订协议来以摆脱执法的困境。


300平方公里水面、163公里湖岸线,综合执法局的执法队伍却仅有40人,划入滇管综合执法的范围相当有限,大量位于源头的违法行为难以查处,执法存在空档。


“滇池管理局当初的定位就是,希望成为一个把解决与滇池问题有关的所有部门的主要职能通过集成和整合,从而发挥综合管理作用的机构。”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段昌群认为,目前看来,滇管局发挥的作用并不十分顺畅,赋予的功能和对它的赋权是不对称的。因为它和其他的市局级别是一样的,没有形成一种节制的关系,这样它就无法协调各个部门。


显然,由滇管局“一龙牵头治水,各部门配合协作,全民参与”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我们国家所有的湖、河、海的水环境治理,都存在着严重的制度建设缺陷的问题,好的制度建设和一个强有力的管理部门毫无疑问是治理好湖泊的最重要的支撑条件之一。”同时是《滇池流域面源污染调查与系统研究工程示范》课题首席专家的段昌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一份由云南大学、浙江大学联合参与的调查组出具的咨询报告指出,在滇池环境保护工作中,滇池流域的各有关行政部门的角色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们是行政管理的主体;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滇池环境保护行政管理的客体。调查组发现,行政职能部门在保护滇池时存在着保护部门利益的现象,当一些部门利益与滇池环境保护的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有时会从维护自身利益的立场出发,从而发生回避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和推卸责任的现象。


“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是目前多头管水体制的典型产物。一位水利部门干部说,在华北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城建部门每年要收取约2000万元的水资源费,但多数资金并未用到水利上,而是花在了城市建设上。


“缺乏统一的协调,资源使用也比较分散,各搞一套,这样一来,要统一治理起来难度就很大。”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魏复盛院士曾对媒体表示,“九龙治水”漏洞比较多,责任也不够明确。

原来台风君你这么萌...

TOP

遍地是灾啊

TOP

不是污染就是灾荒
一个强盛的国家,开放枪支都不会颠覆,一个虚弱的政体,卖把菜刀都需要实名,一个人性的国际,总统会逐一念出遇难者的名字致以哀悼:一个冰冷的政府,遇难人数出来都是高度秘密,一个自由的国家,记者来源将内阁大臣追问到满头大汗:一个禁锢的体制,官员则告诉记者,信不信有你,反正我是信了。

TOP

发新话题
最近访问的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