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宾
未来一周，决定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走向的两个关键权力交接将会揭晓。
一是11月7日（本周三）美国大选将揭晓，是奥巴马还是罗姆尼当选美国总统将会尘埃落地；而紧接着是11月8日（本周四）的中共十八大正式召开。如果参照17大会期的7天，即15日结束。2012年世界两个最重要的权力交接的时间如此接近，本身已非寻常。
虽然罗姆尼在第一次总统竞选公开辩论中获得成功，并在当前拉斯穆森民调中目前已49%的支持率，领先于奥巴马的47%的支持率。但是鉴于奥巴马在“桑迪”飓风救灾中的得力表现，再加上11月2日公布的10月非农就业增加17.1万人，超过市场预期的12.5万，对奥巴马来说，也算是关键时刻的关键经济利好，石油价格因此大跌，也会令选民高兴。
依照美国的选举制度，是每个州选出获胜者，其选举人票尽归赢家，在总计538张选举人选票中，一旦某一位候选人获得支持的选举人数超过270位，即意味着其将获得总统选举的胜利。目前，奥巴马在已经基本确定的州中较为领先，而在摇摆州中也略为领先，其获得此次选举胜利的概率较大。
鉴于美国是由美联储背后金融寡头控制的精英民主国家，总统的选举和更替对其国家战略决策的影响相对较小，当然不同总统的驾驭和表演水平有高下之分，对于国家战略的落实能力还是有差别的，这就好像此前的克林顿和小布什的差别。
奥巴马与罗姆尼当选的最大差别是，奥巴马在美国政府战略上的连续性会更好。倘若罗姆尼上台，因其在竞选中批评美联储过于宽松货币政策，并扬言拒绝再次提名伯南克，伯南克很可能在2014年初被迫卸任美联储主席。倘若其提名鹰派美联储主席，美国宽松货币政策时期将因此而提前终结。其宣称在上任后实际推进金本位制，以遏制货币滥发也将引发国内轩然大波，短期内也不具备可操作性。也就是说，在罗姆尼就任后，将可能有一个3-6个月的过渡期，美国可能陷入一段时间的迷失。
而奥巴马连任后，他的战略将是异常清晰的，他将继续将主要矛头对准中国。他将不再有压制以色列的必要，叙利亚和伊朗危机将会更加升级，甚至相当可能在2013年引爆伊朗战争；美国还会对中日钓鱼岛争端进一步推波助澜，恐吓东亚巨量的国际热钱回流美国，引爆中国的房地产崩溃和日本的债务危机。另外，由美元势力推动的新一轮粮食价格暴涨也可能发生，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也将会升级。
而在美国国内，其将继续量化宽松，压低美国企业资金使用成本。并在国际石油和粮食价格暴涨的情况下，确保美国国内石油和粮食价格相对便宜，从而为美国的再工业化创造条件。即奥巴马政府试图达成的目标是：在美元继续量化宽松贬值的情况下，国际热钱仍然能够回流美国，美国仍然能够实现再工业化。
在常规的和平竞争方式下，这是不可能同时达成的目标，但是在伊朗战争（波斯湾被封锁）和东亚地缘政治冲突的情况下，却是相当可能实现的。因为，QE3导致的国际热钱暂时流入中国，与战争引发的资本恐慌相比，非同一级别变量，后者是足以震慑和扭转前者的。
而对于即将召开“十八大”的中共而言，其核心班子应已基本定局。然而，即使其班子已经确定，即使其相对于前两届班子是较强的，其能否挑得起未来中国继续复兴的重担，仍然是一个较大的悬念，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内外严峻挑战不仅是30年来最大的，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情况最复杂的时期。
过去30年中，中国基本走的是一条经济发展先行政治治理滞后的道路，客观上放任了既得利益的扩张，使得权力（官员和国企）、资本（包括民资与外资）和外部势力不断在财富分配中获得越来越高的比例，从优先享用新增蛋糕，到切走民众的存量蛋糕，到透支民众的未来蛋糕（以买高房价银行按揭的方式），如今已经已逼至社会公众承受力的最底线。
时至今日，中国执政者已面临了两个突出的矛盾：1，内部官员利益扩张而民众退无可退，致使“官民矛盾”不断激化，如果不能妥善化解，则将面对国内政治合法性挑战；2，外部势力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挑战中国的领土主权底线，如果不能强有力遏制，则将面对外部政治合法性的挑战。且这两者间存在相互恶性影响的可能。
这将对新的领导核心提出了勇气和智慧的极大考验。没有勇气，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三角同盟”，继续退让逃避，必然无力回天，乃至中央集权解体，走向中华文明衰败的结局；但是，如果有勇无谋，不能善于团结各种进步力量，不能善于化解既得利益，不能引导达成社会各阶层的妥协谅解，又难免陷入社会分裂阶层仇恨，甚至回到重新闭关锁国之中。
诚然，中国要成功地应对未来的艰巨挑战，首先要重建强大的权力核心，再造中国的权力意志。而权力意志再造往往须置之死地而后生，是要到一个社会大多数人清晰地意识到——“退此一步，即无死所”时，才能向这个权力核心凝聚，核心权力意志才能转变为国家和全民的变革意志。
当今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表现在西方文明内部，是金融寡头的既得利益扩张与选民的福利扩张之间的根本矛盾，西方国家内部很难能形成一种权威力量，来扭转这一趋势，这无论是在美国、西班牙还是希腊都暴露的十分充分。为缓解和规避这一矛盾，其必然向外转嫁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表现的更为明显，无论是美国向欧洲转嫁货币危机，还是向中国转嫁财政危机，均源于此。
与此同时，外部国家文明间的竞争更加激烈。由于地球很多资源的供给进入瓶颈期，随着美国虚拟金融泡沫的破灭，人类各文明和各大国间越来越呈现出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的趋势，随着西方生活方式和竞争思维在全球的扩张，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间，国家间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引发的仇恨正在上升，竞争手段正在恶化升级。特别是西方和西化精英因“上帝死了”和“人死如灯灭”的信仰绝望，对天道与人道不再敬畏，相当可能为争夺优先生存权而不择手段，甚至最后造成人类文明玉石俱焚的结果。
早在40年前，西方最后一位哲学大师汤因比就预见于此，他在《展望21世纪》一书构想的人类出路是：“（人类的唯一出路）在世界在被统一在一个政府下的过程中，可能会以中国或中国的统治原理为原动力，并设想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也许需要出类拔萃的独裁者发挥作用。（同时）期待着出现一个新的世界宗教，作为大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纽带。”
笔者对此深为认同，按照既有惯性路径，当今中国和人类将不可避免地滑往悲剧深渊，唯一扭转乾坤的希望是出现伟大而慈悲的独裁者。伟大是指其善于凝聚权力，敢于运用权力；慈悲是指他运用权力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家族和小集团利益，而是为了人民、人类和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幸福；他凝聚独裁权力的目的不是为了享受权力带来的生杀予夺的威风，而是为了建立中国社会各阶层各种力量各归其位、各司其责、各尽其力而各得其所、理性共赢的制度升级文明进步。从而推动中国以强有力的建设者的姿态去直面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种种挑战。
然而，扭转社会发展的惯性轨道，光有伟大而慈悲的独裁者还远远不够，在一个精英普遍自私贪婪不择手段，在民众短视实用得过且过的社会氛围中，指望伟大而慈悲的人物出现，本身就是种奢望。而要想改变当下不断堕落萎靡的社会风气，如果没有一场巨大的灾难予国人当头棒喝，甚至给整个人类以巨大震撼，是难以想象的。当众人陷入深深的恐惧和痛苦中，进而倒逼深刻的反思和忏悔，能够超拔灵魂悲苦的大爱和智慧方能成为人类共同向往的明灯，伟大的独裁者才能借机凝聚变革力量，帮助人类渡过最凶险的一关。
中国与人类还有机会改变最后的悲剧命运吗？真诚希望“十八大”是把握最后机会改变的开始。（作者为中华元智库创办人 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