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迈克尔,
我们都认为，在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这个比例必须降下来。我们也都知道未来几年出口不太可能为经济增长做出较大贡献。我们的分歧似乎来自于三个问题。首先，中国必须以多快的速度降低投资在GDP中的比重？第二，更强劲的消费支出能否抵消投资放缓对增长的不利影响？第三，政府政策在再平衡方面扮演何种角色？
你似乎认为只有让投资增长急剧放缓才能快速降低其在GDP中的比重。按照你的假设，也就是消费增长将会保持在7%，那么要想使GDP增速降到你假设的3%到4%，投资增长需要接近停滞。但这并非必要之举，也不是最佳选择。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实施一种不均衡的增长策略，因此导致的发展不均衡不可能在一夜间被逆转。尽管重工业和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必须放缓，但随着发展逐渐走向均衡，消费品产业和服务领域中大量产业的投资可能会出现增长。
其次，假设实际消费增长率不会超过7%至少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第一，过去10年实际私人消费年均增幅接近10%，而不是“大约7%”。去年实际私人消费增幅逾11%。更重要的是，虽然在过去两年里实际投资增速已经跌破其10年来的平均水平，但实际消费增速却高于10年来的均值。这意味着以更强劲的消费支出来抵消投资增速放缓远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一种可能。
再次，你的分析意味着中国经济再平衡的结果注定是经济增速的大幅降低。但未来并不完全由算术决定。这种分析忽视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动力以及政府政策在鼓励私人消费支出的更快增长方面所具有的能力。
随着未来几年劳动力增速放缓，工资增长速度预计会比刚刚过去的这几年更快。这可能会扭转长期以来工资占GDP比重不断下滑的趋势。工资占GDP比重不断下滑是导致家庭消费占GDP比重不断下滑的主要原因。工资加快增长的另一面可能是所谓“企业经营盈余”的下降，这会导致投资增速放缓。此外，中国的投资总额中目前有很大一块来自私人所有企业或私人控股企业，而且这一块在总投资额中的占比还在不断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导致投资效率的提高，这样GDP增速就不必和投资增速同步放缓了。
在政策方面，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减少并最终取消其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并取消其对工业能源消费的补贴。在过去10年，被低估的汇率和接受补贴的能源使得投资向制造业而非服务业倾斜。由于平均而言服务业更偏向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这些改革会改变投资流向，这可能有利于就业增长，继而增强工资占GDP比重不断提高的势头。前面已经说过，随着劳动力增速不断放缓，工资占GDP比重会逐渐提高。
同时，中国政府应继续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将意味着每一个家庭无需自行投保以抵御重大疾病等风险。这可能有助于家庭储蓄率的逐步下降。
同样，结束近年来极端的“金融压抑”现象也可能有助于家庭储蓄率的下降。作为这种现象的反映，从2004年开始的这些年里，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平均值一直为负。这些改革所带来的影响可能很大，因为过去数十年里拖累消费增长的最大单一因素就是不断上升的家庭储蓄率。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10年，中国实际私人消费的年均增长率为9%。但如果不是这段时间内家庭储蓄率的上升，实际私人消费的年均增长率将达到近10%的水平。
总之，经济再平衡是一项中期改革，这一过程不会容易。想要取得成功，政府必须逐步取消以往的那些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利润而非工资增长，有利于贷款人而不是储户，有利于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如果能够做到这点，中国虽然不会继续两位数的经济增速，但中国经济增速也可能不会低至你所假设的3%至4%。
祝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