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薄熙來模式”而非“重慶模式”
王立軍事件猶如一塊巨大的石頭投入水裡,激起衝天巨浪。隨著事件愈炒愈熱,越來越多的觀點見諸於媒體及網絡。有一種聲音認為,王立軍一事意味著重慶“唱紅打黑”被間接否定,“重慶模式”接近破產。曾幾何時,“重慶模式”被給予了極高的解讀,而如今,就樹倒猢猻散了?其實,簡單地否定“重慶模式”,與簡單地肯定重慶模式一樣,缺乏思考深度。
“重慶模式”有成績 改善民生與發展經濟互補
“重慶模式”之所以紅,首先是趕上了好時候。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在中國經濟增長方式極需轉型的大背景下,“重慶模式”適時地面世。利用中國東西部之間的勞動力價差優勢,盤活西部的土地資源和國有資產的存量,興起城市化的建設,立足於經濟的內需循環,降低稅率鼓勵民間資本創業的積極性,從而提升社會就業率,並且通過政府的意識形態(唱紅打黑)的干預,實現基本的社會公平與改善市場經濟環境。
最給“重慶模式”加分的是“共同富裕”。與其他地方“先做大蛋糕,然後再分”不同,薄熙來給重慶定下的發展思路是倒過來,即先將蛋糕分好,再做大。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經濟實現了巨大的發展,而經濟成果的分享,卻一定程度的缺乏社會公平正義,貧富懸殊的二極分化態勢日益嚴重與普遍化,對社會穩定帶來不可忽視的副作用。而薄熙來強調“解決‘共同富裕’問題不能等不能拖”,“共同富裕”這四個字就足以籠絡了百姓的心。
“重慶模式”之所以得到社會高層的關注,也得到社會底層的共鳴,原因就在於它既滿足了最高端也滿足最低端兩方面的需求。當然,“重慶模式”也並非只是花腔,“以民為本”也並非只是一句空話,就連見證中美40年外交風雲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第3次訪問重慶,參觀了公租房,親身參與了紅歌會後,都稱重慶是“一個奇跡般變化的地方”。
地處大西南的直轄市重慶,大城市、大農村、大山區、大庫區和少數民族地區並存,底子薄、基礎弱、發展不平衡,城鄉、區域、貧富“三個差距”明顯。但薄熙來主政重慶後,帶來了不一樣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實踐:以“唱紅打黑”為主體的社會治安整頓和精神文明建設;以“地票交易”、“戶籍制度改革”、“公租房建設”為標志的城鄉統籌發展;開展“五個重慶”、“向貧困學生提供免費營養餐”、“共富十二條”、“官員下基層與群眾同吃住”等民生工程;探索“一頭在外”的“內陸開發高地”戰略,重組國營、民營、外資三駕馬車、優化經濟結構等等。
這其中不少改革舉措在全國都是領先的。例如,率先在全國啟動最大規模的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建立住房供給“雙軌制”,在全國率先大規模建設公租房,進行房產稅改革試點;設立了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農村土地交易所,率先開展了“地票”交易;推行林地、宅基地、承包地“三權”抵押貸款,在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上邁出了重大一步;組建了30億元資本金的興農融資擔保公司,“三權”抵押貸款達到180億元。
發展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近千個,建立起農民按股份分享經營收益的體制機制;出台發展微型企業的政策體系,扶持返鄉農民工、大中專畢業生等9類群體自主創業。現已創辦微企5萬戶,帶動35萬人就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重慶國資委對微企每年無償拿出1億元國有企業利潤作為資本金補助,是國資“社會分紅”的一種體現……
再列舉一些更加量化的數據,遠的不說,就2011年而言,在城市建設方面,重慶軌道交通通車裡程由19公裡增加到75公裡,主次干道全部完成油化改造,暢通水平處在全國大城市前列;主城空氣質量優良天數達到321天;累計拆遷主城危舊房1,218萬平方米,改造城中村61個,均超額完成三年計劃任務。主城干道環境綜合改造圓滿收官,完成630條背街小巷環境整治,一大批老舊街區煥然一新。和市民更直接相關的還有,300多萬人在戶籍制度改革中同等享有城鎮就業、住房、養老、醫療、教育等待遇,形成了城鄉人口合理流動的制度通道;30多萬人享受到公租房,主城房價始終保持全國中低位;節日送溫暖活動惠及220萬城鄉困難群眾……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往往民生投入成本多就會放慢經濟增長速度,但重慶則打破了這一定律。財政就是火鍋裡的肉,給企業吃了企業增長,給民生吃了民生改善,可是,民生改善未必會馬上增加GDP,甚至廉租房的建設、提高社保水准等等很可能會拖累GDP。但從重慶GDP增速排位看,2008年第五、2009年第三、2010年第二、2011年第一。在2011年,重慶經濟成績單上,第一的指標還包括工業增加值、實際利用外資、進出口等。如此多的全國第一,覆蓋了經濟、產業、開放、民生等眾多領域,在重慶歷史上是前所未有。
回頭想想,“重慶模式”的幾大元素:“唱紅”唱的是什麼?是唱社會主義好;“打黑”打是什麼?是打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建公租房是為什麼?是體現社會主義公有制下的對於勞動人民的優越性;“五個重慶”作何解?是建設真正和諧的社會主義家園;“三進三同”是干什麼?是堅持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黨群關系,體現無產階級民主的本質;“國進民進”體現什麼?是體現公有制為主、多種經濟並存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均貧富”到“共同富裕”,無不體現破解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區域差距等難題的決心。“虛實結合”,干得漂亮,唱的響亮,這又有什麼錯呢?
薄君搭台唱戲 難免有終場
但“重慶模式”有一個致命的缺陷,濃郁的人治色彩。仔細想來,自薄熙來去了重慶之後,“重慶”和“薄熙來”就開始頻繁的出現於中西方各種媒體的報端,“重慶”和“薄熙來”一起“紅”了,但可曾想過,如果沒有薄熙來鼓吹、張揚的“公關”努力,“重慶模式”會否也就如同其他省市官員的一般政績,最多不過是“屋裡開花屋裡香呢?
當然,這和薄熙來本人的張揚、高調的個性有直接關系,但一般來講,在中國權力體制的金字塔中,越往上空間越小,宮員越得小心謹慎,到政治局委員這個級別次,更不敢搞什麼個性化。
而薄熙來卻如此高調地別出心裁,以身犯險。沒錯,“重慶模式”是沒什麼不好,但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又是另外一番解讀。
“唱紅”,表明自己根正苗紅,高舉紅色江山代言人的大旗;“打黑”,迎合了社會平民階層訴求:對權貴官商勾結的忿恨、對社會不公的怒火;改革過程中,“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中國底層民眾開始彌漫仇富情緒,薄熙來正是利用了“毛”式共產主義為“均貧富”所施加的政治正當性,將“共同富裕”話題稍加炒做,撩撥到了政治的高度。薄熙來如此一來不僅凸顯了自己根正苗紅、政治正確的正統地位,而且要以此展現了自己的能力、魄力和謀略。甚至已經有人認為,“毛主席+鄧小平=薄熙來”。
在十七大上馬失前蹄的薄熙來,十八大是他的最後希望,1949年出生的他必須有所作為,背水一戰。這就要求他必須在主政重慶期間干幾件震動朝野的事,贏得民意的擁護與高層的支持。原本說,薄熙來自己有這樣的遠大抱負,這是個人的事情,只要過程中是為百姓好的,也沒所謂,可仔細觀察,薄熙來急功近利,而又不夠後果的行徑,還是點滴可見。
多維新聞記者在重慶了解到,不少群眾還是頗有言辭的。他們表示,薄熙來做的一些事情讓人挺難受的。重慶直轄以後變化很大,薄熙來來了以後,開始還挺期待,但之後做的一些事情讓人不可理喻。比如說,“五個重慶”中的“宜居重慶”,這就是一個“洗臉工程”。有人將重慶比作一個各種器官都存在問題的身體,把下水道等排污功能類比作五髒,五髒出現問題很要命,但薄熙來卻不治理問題的根本,卻花大精力去做形像,去整容。
還有群眾反映,現在應該說是重慶經濟發展最好的年代,這批領導干部在經濟領域的經驗也很突出,重慶已經到了一個豐收的時候,但卻徒增了壓迫感。甚至擔心,不知道有哪些話說的不對,有些觀點不對,就有可能出事。雖然事情並沒發生在自己身上,但卻有擔憂,這種擔憂是非常痛苦的。
再拿最受外界好評的公租房來說,位於重慶北部新區鴛鴦片區的民心佳園,是重慶首個開工的公租房,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房租是500元。看似價格非常宜人,但一位老重慶市民向多維新聞透露,重慶租房的情況大概是,好地方七八十平方米的大概是700-800元。而公租房的地段在郊區,坐車上班都不方便。按比例算,公租房地段同等大小的普通住宅,房子租金相差無幾。而他公租房之所以吸引人,無非是政府說了,5年過後政府會把房子賣給你。但現在政府又沒有說多少錢賣,到底價高還是價低,百姓現在也不知道。一般百姓手裡有一點積蓄都想買個房,所以很多人就去了。但5年後怎樣,並沒有人多想。如果屆時售賣價格和同地段相差無幾,那大家也只能啞巴吃黃連,現在誰也不好說。
重慶進行的每一項改革措施,都能看見政府的那只“手”。不論是公租房建設,還是戶籍改革都有政府出面“擔保”。但往深一步想,公租房、戶籍、土地、工廠,金融的系統工程,這大棋局中,只要有一個環節出錯了,一步錯,步步錯。尤其是,一旦產業調整,重慶工廠的競爭力下降,金融必出問題,同時,進城農民的收入、乃至工作將失去,一旦經濟不行,社保的資金將心有余而力不足……產業興旺,一俊遮百醜,但產業蕭條,系統就將崩潰。而且,這麼全能的一個政府,手握如此豐厚的資源,而卻沒有充足的制衡監督機制,將會導致多大的腐敗呢?公租屋,戶籍,土地,工廠,金融,哪個不是滋生腐敗、不公平的肥沃土壤,重慶模式,又如何能避免這全能政府裡血肉之軀的腐敗呢?
聰明如薄熙來,不可能不知其利害關系所在。只有一個原因,他沒有打算久居重慶。這裡這是他的一個戲台,掙夠了掌聲,這裡就將曲終人散,這也同時將他只要那張靚麗成績單,和叫好掌聲的政治野心暴露無疑。近來《人民日報》一直在談政德的問題,其中有一篇文章提到,“是干出硬邦邦的‘實績’,還是制造虛幻的‘泡沫’?‘泡沫’的特點就是好看,甚至還頂著五顏六色的光環,乍一看能力了得、碩果累累,很能唬人。一些地方和干部喜歡制造‘泡沫’,目的就是為自己撈取升遷的‘資本’。有的‘泡沫’破裂後留下巨大後遺症,造‘泡沫’的人也很難受到追究”。不知薄熙來看到此文的時候,會否對號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