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清明节，在村外麦田的祖坟里，64岁老农张方给父母立了一块墓碑。6年后，河南省周口市政府要求平坟复耕，老党员张方积极响应，继村支书之后第二家平了坟。接着，政府又要求拆碑，这次，张方抢到了第一家。
就在他带着亲戚在墓碑下挖土时，约重两吨的石碑突然倒掉，砸死了张方的儿媳和二妹夫，砸伤了一个被喊来帮忙的本家侄子。这是河南周口今年启动平坟复耕以来，发生的最大一起事故。
张方的晚年，注定已不得安宁。苦难伴随了这个河南老农的一生，他甚至差点没能来到这个世上。谈起平坟，谈起过去，他一言难尽。
墓碑倒
“咚”的一声，加“啊啊”的惨叫，张方扭过头，看到三儿媳罗军丽的一只胳膊从墓碑下探出来，动也不动；二妹夫何洪廷一只胳膊已经断了，被残留的一点皮肉和衣袖系着，铁锨把穿透了他的大腿，血流满地；侄子张富民右半拉身子被压在墓碑下，止不住地惨叫。
张方又把头扭了回去。
十几分钟后，三人被人们从墓碑下刨出。救护车赶到后，拉走了多处骨折的张富民，罗军丽和何洪廷的尸体被撇在张家的祖坟旁。
70岁的张方已经无泪可流。本来，他也带了绳索过去，要是比照着放树的办法，朝一个方向用绳索套住墓碑，再在另一面挖，根本不会出事。可是，在场七八个人，谁都没想起这一茬事。
他们更忘了，早在一二十年前，当地开始流行在墓碑上搭个小牌楼的时候，墓碑底座的固定方式，已经由传统的榫卯结构，换为了更省力省钱的砌砖。没有大块横条石镇压，墓碑可以说是一挖就倒。
这块墓碑，是张方在南阳油田退休的弟弟出钱，托他立的。1999年，母亲死，兄弟俩平摊丧葬费。2003年，父亲死，张方一个人出了3000多元丧葬费。弟弟一直过意不去，到2006年春节前后，他给哥哥汇款，在附近的一个刻匠那里定了这面墓碑。
据扶沟县民政局调查，在练寺镇河套村张庄组的麦地里倒掉的这块墓碑，高2米、宽1米、厚50厘米，大约有两吨重。按照当地的要求，平坟后，墓碑必须移走或埋于地下。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埋，在墓碑的一侧挖个深坑推倒，是最省力的办法。
事发时，干活的几人正在喝水。墓碑轰然砸下时，罗军丽12岁的独子张罗宁给长辈们倒完第三杯水，刚刚离开。这成为了家族不幸中的大幸。
10月22日，两名死者在麦地里已停尸一天，政府一直没来过问。张家和何家聚集了四五十名亲友，抬着两副水晶棺就进了扶沟县城，来到县政府大院门口。
当夜，包括张方三儿张富春在内的12名亲友被警方控制。第二天，张富春和罗军丽的一个表姐被办了拘留手续，其余10人释放。当晚，张富春签字同意火化妻子后，两人也恢复自由。又过了一天，张何两家各自签了两份协议，一份是15万元的“救济补助款”，另一份是7万元的“生活照顾款”，每家领到了22万元现金。
这是两人为各自家庭挣来的最后一笔财富。他们的祖坟都已被平掉，只能埋入新建的水泥公墓内。
逃亡
父母墓碑的碑文，是张方写的。现在，他说他已经忘记写了什么。总之，都是些夸赞尊敬的话。在同龄人中，像张方这种高小毕业生少之又少。在60年前，父母勒紧腰带供他读书，只图他能有一个好一点的前程，尽量不要靠扒坷垃生活。
墓碑上，刻着张方父亲张国汉生于1920年，母亲赫彩生于1917年；墓碑上，还刻着两老数十个后代的名字，以示年代久远，却永志追忘之意。张方现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可以称得上子孙满堂。
但张方知道，至少还有四个人的名字没有刻上去。他有两个哥哥，之后，还有另外两个妹妹，都夭折在乱世的饥寒病苦之中。父母几乎从不提及这四个孩子，张方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死亡，是父母和张方的老朋友了。在1942年河南豫东黄泛区的饥荒中，张庄每天都在死人，榆树皮都被剥光吃净。22岁的村民张国汉决定带着怀孕的妻子去逃荒，他们推着一辆独轮车，一路向西。据史载，当时从豫东到郑州，下洛阳，到陕西一路上，倒毙的灾民尸体几成路标，野狗们都吃得膘肥体壮。
第二天正月初八，在陕西乾县，险些来不到世上的张方出生。张方说，父母显然无法在灾民云集的陕西求活，就接着要饭，一直要到了兰州。
然而，当逃过饥荒，战争又开始操弄着这一家人的命运。在兰州没呆多久，张国汉为了躲避即将到来的大战，携妻带子又开始往东，走上了漫漫返乡路。
张方这一生的记忆，就是从返乡途中的平凉开始的。他记得，刚刚打下平凉城的共军沿路设卡，询问路人的籍贯和去处。当张国汉告知他们老家是河南扶沟之后，共军显得非常热情，告诉他们扶沟已经解放，让他们赶快回家。
回乡之后
当张国汉夫妇带着两个幼子回到张庄时，已经是1950年的夏天。他们活着归来，让乡亲们很惊奇，却也给村里带来不小的麻烦———
他们的地已经被别人种了。
他们只能等别人收了那季冬小麦之后，才能播种，来年夏天才能收获。在此之前，他们又得面临饥饿的威胁。于是，张国汉一家又折回许昌，辗转于各个集市村镇要饭。每到一处，父母都先把兄弟俩安置在窝棚和破屋里，然后端着碗出去，要来吃的了，再端给他俩。
“爹妈要饭都不愿意让我们跟着。”张方说，少数跟随的几次，他看到父母小心翼翼地走进小饭馆，把剩菜剩饭用筷子轻轻刮进自己的碗里。他们向每一个见到的陌生人低头哈腰。
直到1951年夏，张国汉一家才结束了逃亡和乞讨。这距他离开扶沟，已9年了。
两年后，张方开始读高小。1958年，张方高小毕业，为村集体放羊，共有几十只，有山羊也有绵羊。“人们说饿，都说1958年咋着咋着，其实1958年还可以，真正饿，是从1959年开始。”张方说，当他放了半年羊后，17年前的饥荒卷土重来。
一家人都饿得皮包骨头，他的大妹妹当时只一岁多，饿得哇哇叫，母亲也没奶，只好喂她大人们吃的用水草熬的稀汤，她也喝；喂她用榆树叶贴成的饼，她也吃。
过了一两年，高级社和合作社都散伙了，村民们才吃上饱饭。这时，张方开始给生产队当记工员。1964年8月，张方又从记工员升为了会计。在农村，这意味着他不用下地干活，也可以领到壮劳力的工分，有时候还可以吃到干部们的小灶。总之，这是一份让人艳羡的工作。
村里人都知道，张方是一个勤奋负责的会计，一辈子几乎没有算错过账。这让他在长达20年的生产队时代，拥有某种不可替代的威望。
1966年，张方结婚。1970年，他入党了。
子孙满堂
张方的妻子魏爱云小他一岁，家里穷得很，结婚时一分钱嫁妆都凑不来，一个箱子和一个柜子，都是张方家出钱做的。
这对夫妻四十多年来，感情一直很好。他们抱了一个闺女，又生下两儿一女。在张国汉夫妇生命的晚期，子孙兴旺曾让他们感到舒心和骄傲。尽管，两人都是在缺医少药的病痛中死去。
比如母亲赫彩，死于常年肺气肿。临死前几年，她只能靠张方从乡村医生那里买药维持呼吸，一包一块钱，可以管一天。
她似乎并没怨怪子孙，就像张方现在也是肺气肿，遇到冷天越来越喘不上气，但他也从没想过让孩子们花大钱送他去城里彻底治治，还是靠村医开的单子凑合。
母亲死后，张方突然发现自己也老了。孩子们都出去打工，把孙子外孙都撇在家里。在2005年前后，张方和魏爱云曾一度照顾过6个娃娃，有的还在喂奶粉，有的上幼儿园，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满院子爬。
妻子魏爱云也越来越依赖老头子了。今年夏天的一场雨中，她摔伤了腰椎，为省钱，硬撑了一天。被张方发现后，给她贴了几张陈年膏药。又撑了几天，再到医院拍片，医生说有骨头断了，让她卧床休息。她却闲不住，花生收了，还坚持要摘，不能坐，就半躺在花生秧上，侧着脸摘。
11月22日，提起儿媳妇的死，提起儿子和孙子可怜，魏爱云对着一群记者大哭起来。“老天爷呀，我可咋办呀……”她说着，跪倒在地，试图向来客们磕头。
10月21日事故发生后，魏爱云非常害怕黑夜。几十年来，她一直和张方一人睡一个床头，现在，她把枕头和他的枕头挪一块儿。晚饭后，拉上电灯，老两口都在床上挺着，都不说话，却都知道彼此心里在想啥。
“我不怕，你怕死又有啥用？”张方说，“她怕，她夜里也不哭，就是紧紧抱住我，一直睡不着。”
很多年前，魏爱云就开始信基督教。附近的教堂需要一个会计，她就鼓动张方去做。2002年圣诞节之夜，张方把村组里这辈子经手的账目算得一清二楚之后，出了一个明细，永远告别了村干部生涯。
一代接一代
事后，张富春也不清楚自己为何会在官方拟定的协议上签字。“我头蒙蒙的。”张富春说，39岁的妻子罗军丽还有12岁的儿子需要抚养，所谓救济金却和53岁的二姑父何洪廷一样，这显示标准存在问题。
可是，他还没有力气再去计较这些。妻子的死，已经把他击垮，他已经不想再见任何陌生人。在罗军丽生前，丈夫张富春是她的骄傲。她自小丧父，很难吃上饱饭，一天学都没上，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嫁给张富春后，张一不嫌她家贫，二不嫌她没文化，恩爱有加。
在夫妇俩一起闯荡的十几年里，再苦再累，张富春也舍不得让妻子出去打工，一来她不识字，二来，他怕她被人欺负。
张家还保存着他们在北京等地拍下的合影，衣服虽土气，精神倒也昂扬。当时，两人并没有领结婚证。婚后两天，为了躲计划生育，他们把嫁妆拉回罗军丽娘家，从太康坐车赶赴北京。张富春的第一份工作是保安，前八个月，他一共挣了200元钱。后来，他又打了几年零工，最后在丰台一家小公司装抽油烟机。儿子张罗宁，还曾在京郊的黑幼儿园里上过几年，学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两年前，张富春一家三口回到扶沟。罗军丽在家帮助公公婆婆干活，虽然她之前干活不多，但非常勤劳。张罗宁回到当地小学读书，很快染上了豫东口音。张富春又去考了驾照，远赴厦门开大冷藏车。
今年中秋节，张富春返乡帮助家里秋收冬播。没想到，他遇到了政府平坟，又目睹了妻子和二姑父的死亡。他说，他现在不想再回忆和妻子的过去。
父亲张方自责疏忽，又埋怨政府，“坟你说平了能多种麦，就平了，可是一块碑能占啥地方？”这个老共产党员，积极响应号召，全村70多个祖坟，他第二家平，3块墓碑，他第一家挖。他想不通为啥会有这样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