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媒体人周来友
一个国家靠什么让别国尊敬？又凭什么让世人羡慕呢？或曰靠强大的军事力量，譬如目前的以色列。区区700万人的小国却能与人口达数亿的阿拉伯各国抗衡。但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会尊敬以色列，除了被美国扶植、利用以外，给世界上带来的多是战争的恐怖和惊慌。或曰凭雄厚的经济实力，譬如20世纪末期的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到处收买他国企业，疯狂推销自国产品。但当时各国的反响，与其说是羡慕，更多的是反感和嫉妒。
在此笔者认为让别国尊敬，让世人羡慕的最大因素应该是这个国家的软实力，也就是整体国力。那么，这个软实力是怎么来衡量的呢？也许众说纷纭，各有道理。但最让人容易接受、最具有说服力的莫过于诺贝尔奖的获奖次数了。
提起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中国人心情更复杂、更不是滋味的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渴望能够得到她，但每次评选结果公布后总是感到失望。于是国人对诺贝尔奖则是既钟爱又反感；既愤慨又无奈。中国人的大多数甚至猜测诺贝尔奖的评委会是否不公平，是否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还是禁不住地关心她，议论她，并且希望有朝一日此奖能够无可非议地落到“真正的中国人”的手中。
10月11日，居住在山东省高密县的中国当代作家莫言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外各国引人瞩目的话题。笔者曾几次代表日本媒体通过电话采访，听过他获奖后的感想以及今后的抱负。中国政府也首次公开表示庆贺，极口称赞道：“这不仅反映了中国文学的繁荣和进步，也体现了中国的国家综合力及国际影响力的提高”。
从广义上讲，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不包括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原先就旅居国外的华人），共有四人。除了莫言以外，一个是流亡印度，自称还是“中国公民”的达赖喇嘛；另一个是获奖之前已经取得法国国籍的华人高行健；剩下的一个就是被投入监狱的民主活动家刘晓波。达赖喇嘛和高行健居住国外已久，任凭他们自我主张如何，自然不应算在其中。按此理来讲，“真正的中国人”获奖者就只有刘晓波和莫言两人了。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真正的中国人”，获奖的只有“和平奖”和“文学奖”，没有后来增设的“经济学奖”，更没有自然科学领域的“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生理学奖”。其实，这才是让中国人扪心自问，深感羞愧之处；也是中国政府和诺贝尔奖评委会之间的产生隔阂和纠纷的原因所在。
“和平奖”根据评委会的主观评价和判断来选考，从性质上显然具有浓厚的外交、政治色彩。由于价值观的不同，其结果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反响，甚至遭到当事国的反对。譬如苏联的萨哈罗夫、缅甸的昂山素姬、中国的刘晓波，在获奖时都遭到当事国的强烈反对。
“文学奖”则存在翻译的“壁垒”以及评委会的嗜好，所以评选结果经常出乎意料，每每引起争议。为此，俄罗斯的托尔斯泰、中国的巴金、日本的井上靖等文坛泰斗都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擦肩而过。
跟“和平奖”和“文学奖”相比，其他各奖在评选过程中，虽然历史上也出现过被认为是种族歧视的事例，但从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因为获奖人的丰功伟绩都是有目共睹、无可非议的。所以想要真正衡量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恐怕“和平奖”和“文学奖”还不够有说服力，而经济、自然科学领域的奖项才更具说服力。但恰恰在这些领域，中国还尚未榜上提名。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曾经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如指南针、火药、造纸术、活版印刷术等四大发明就是最好的佐证。但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落后的局面一直不能改变，究其原因为何？笔者认为有如下因素作祟。
一、 儒家文化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我国几百年上千年的教育都是灌输式、填鸭式的死记硬背。这些传统直到现在还香火不断。孩子们从小就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西方的启发式教育至今都被拒之门外。
而且，儒家文化影响根深蒂固，从客观上抵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尽管儒家文化也有其精华，在培养人的修养、为人处世方面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文化机制无形中倡导、灌输着中庸思想，不利于培养出敢于大胆创新、标新立异的科技人才。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至今还有不少有才学的人，不敢主张自己的见解，即使有新的想法和观点，得不到上级专家或领导的支持也就不敢坚持，据理力争了。往往不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和创新被扼杀在摇篮中。
二、科举制度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自隋朝以来一直采用科举制度，只要能考上状元举人就能当官发财，名利双收。“书中自有黄金屋”便是这种制度的真实写照。而科举考试就是将死记硬背的东西发挥出来而已，并没有任何科学意义上的创新。而当时数理化等科学方面的知识却不被重视。
经过几百年的闭关锁国，中国统治者一直自视为世界的中心，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导致中国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当西方各国使用先进的枪炮时，中国还在使用着弓箭、刀矛。当中国人被“打醒”开始注重科学技术的时候，西方国家早已将中国远远地甩到后头。
那时中国才开始学习西方的技术，于是有了历经30年的洋务运动。但仅引进西方技术的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这样长期的闭关自守、妄自尊大造成的落后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挽回的。“落后就要挨打”，近代以来中国受到西方及日本等列强的侵略，国家的存亡危在旦夕，哪里谈得上发展科学呢？
再后来是50年代的“反右派”、“大跃进”和60年代到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政治人物的臆断，使得中国的科学发展较之于西方各国就更是望尘莫及了。能否获得诺贝尔奖，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制度和体制造成的后果
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国终于在经济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基础研究起步晚，还不够扎实，更谈不上创新。研究经费不足，技术上的创新举步维艰，尤其是民间科学技术研究一直处于较为落后的状况。这些年的发展基本上是在模仿西方的先进技术。
由于国家的研究经费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国家只能将有限的资源和经费用于一些重点领域。比如说在事关国家安全的军工领域，中国开发出了核潜艇、隐形战斗机、巡航导弹等等。在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航天科技开发领域，实现了载人航天飞机，研制出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等。
在这些领域里，中国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些领域的技术基本都是不对外公开的，机密性较强的。所以，尽管有一些创新的技术，因为没有公开，其后果自然也就失去了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了。
另一方面，中国在发展科技的同时，由于忽视了建立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以及建立一套科学的诱导机制，使知识产权真正受到应有的保护和奖励，导致一些企业或个人不重视基础研究和开发，而是急功近利，照搬照抄，原封复制。
通过模仿，把西方国家经过几年、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洋为中用”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是缩短了研发的时间，同时节约了经费，而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恰恰使许多基础研究名存实亡。基础研究不扎实，也就很难做到“开发创新”。而“开发创新”却恰恰是诺贝尔奖评委会衡量奖项的核心标准。
中国在制度上没有采取足够有力的措施大力保护知识产权，所以，盗版、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随处可见。在一些企业或个人来看，投入大量的资金、下大力气研发的成果不能受到保护，倒不如随手“拿”来更方便。由此，中国在制度上形成了不鼓励创新的机制。
如上所述几点都是妨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客观原因。当然，这并不是说今后中国在经济、自然科学领域依旧没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只要对教育、经济、政治制度进行更为大胆的改革，政策上加以大力扶持，为知识分子创造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在一些科技领域里获得诺贝尔奖的。
现在，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拥有丰富的科研资金。如果将这些资金充分有效地利用起来，再加上科技人员能够脚踏实地、孜孜不倦地从事各项研究工作，在仅几十年内，或许也能在诺贝尔奖的获奖次数上超过日本。
笔者这一希望仅仅是海市蜃楼，还是迈向现实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