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长青：屁股决定脑袋
[理论探讨] 吴长青：屁股决定脑袋
时间:2010-12-19 11:47 作者:吴长青 来源:共识网
宇宙学里面有一个人择原理，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花了差不多整整一章（“宇宙的起源和命运”，《时间简史》湖南科技出版社2009第3版P107－131.）的篇幅来批评它。
这个原理是说：“我们之所以看到宇宙是这个样子，是因为，如果它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去观察它。”该原理有弱的和强的意义下的两种版本。弱人择原理：就像“一大群猴子锤击打字机的故事--它们所写的大部分都是废话。但是纯粹由于偶然，它们可能碰巧打出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其大意是，我们能身处今天这样的宇宙之中，纯属偶然；而强人择原理则宣布： “（宇宙）这整个庞大的构造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缘故而存在。”霍金的意思是，强人择原理“和整个科学史的潮流背道而驰”，“我们应该用经济原理将它从理论中割除掉”。
人择原理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理论？参考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关于好理论的要求：理论必须具有简单性；且能给出许多在原则上可以被观测否定或证伪的预言。人择原理符合简单性的要求，但通过它无法作出任何的预测，因而就逃避了检验可能带给它的厄运。在我看来，该原理的提出，倒更像是有人开了一个玩笑，就像“巧巧的妈妈生巧巧”那句俗话一样。即使是弱人择原理的表述，和没有进行归因也差不多。纯属偶然的解释，用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实在是叫人不放心，谁愿意相信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个宇宙只是一次押注赢来的呢。
不管我们对宇宙的起源和命运给出什么样的解释，我们的思想若要影响宇宙的行为，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特别是在一个短时段内，比如100年。但，我们的思想对我们共同相处的社会的影响那就灵敏得多。因为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社会形态是互为因果的，甚至有些社会学家相信，我们的生理性别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社会学》，吉登斯，北大第5版P387）。在人类思想史上，精英的思想总是超越社会普遍的思想（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大意。）精英思想通过一段时间被普遍化后，就意味着一种社会建构的形成，精英思想遂成为理论，它再去塑造后人。在这个意义上，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宇宙，如人择原理实际上所主张的。
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倒是可以用人择原理来解释的：我们之所以有某一种想法或信仰，是因为我们坐在某一个位置，仅此而已。
读《南风窗》2010岁末特刊得到一个信息，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接受著名财经媒体人胡舒立访问时，当被问道，政府何时退出对企业经济事务的掌控时，黄市长毫不犹豫地反问道：“为什么要退出？不能简单地靠理想主义，觉得政府不应该控制企业。”（P55）文章作者列举了重庆市近年来所办的惠民工程，似乎是为黄市长的回答给出了正当性逻辑：只有政府有了足够的财力，他才有可能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不掌控企业经济事务，政府到哪里去搞钱。
公共服务肯定是要花钱的，好像也应该由政府提供，如基本医疗，基础教育，保障性住房，基本养老等等。即使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们也仅是从效率的角度，认为政府掌控微观经济是低效的。当然还会出现其他问题，比如腐败。黄市长显然不愿意像一个简单的理想主义者那样来思考问题，简单的理想主义者信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不支持政府掌控过多的企业，他却觉得政府必须掌控更多的企业，只有这样，政府才会掌控更多的财富，也才可能办更多的好事。那是不是说，他是不屑于西方经济学揭示的基本原理，摆开理论的教条，认准了一个目标，政府一定可以把企业治理得更好？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他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只是一个更高明的理想主义者。经济学家许小年有评论说：“将”政府调控“等同于”宏观调控“，再以宏观调控的名义，乱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也只是他的一家之言，也符合屁股决定脑袋的的逻辑。
屁股决定脑袋，就是经济学上自利人的假设。如果由这个假设出发，设计一套制度将自利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每个人、每个阶层平等地站在自利的立场上公开竞争，结果就会是一种均衡。如果把这个假设视为天经地义，握有权力的人或组织就完全有可能用权力挤压别人和别个阶层的自利，结果就会出现垄断。黄市长的那一句反问，是不是有些为垄断辩护的嫌疑，这只是我的看法，当然应该属于简单的理想主义者的非难。
从现状来看，黄市长当然没有说错。他的毅然是符合国情的，是政府毫不讳言的“特色”、“模式”的必然推演，为什么？
我们的社会是连续的，不会像有些诗人曾经信奉的“时间再一次开始了”，我们过去的信仰和信仰指导下的行动，塑造了我们的政府及人民，比如土地国有；企业国有或公有；私有制是万恶之源；集中力量可以办大事；等等等等，都已经成为我们的潜意识。我们虽有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但长了几十年一个大尾巴，一时半会能甩掉吗？这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路径依赖”。受到社会稳定、永保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两个刚性约束，这当然是最保险的选择了。鉴于中国的问题重重，执政党提出“三个代表”的理论，我理解，它只能算是一种应然，而非现阶段之实然，办不办得到，终究要由实践来检验。
说到检验，也有一个标准问题，社会毕竟不是化学家的试管，社会问题不像试管里的物质，是三聚氰胺还是动物蛋白可以分得一清二楚，除了思辨，如何检验社会理论？卡尔－波普尔倒是有一个关于检验理论的判据：理论即使经受住了千百 次检验也不算就是真理，但只要有一次反例，该理论的生命就算完结，这个判据是建立在坚实的理性基础上的。可关于社会的理论往往涉及到人们的信仰、心理和利益，理性往往被遮蔽。波普尔的判据应不应该作为借鉴，那就只会见仁见智了。当人们有了自己的意图，要在现实中抓出有利于某一个社会理论的事例或不利于该理论的事例作为证据，都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仅取决于你信仰什么，用的什么思维，也就是你屁股坐在哪里的事。为什么竞争二字如此被强调，正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容易受到个人境遇的影响，为了消除这个影响对整个社会的危害，而不得不引入竞争的机制。
中国的改革是不是已经走上了不归路，还很难说，“为什么要退出？”可以作为一个隐喻，当然，我们愿意从积极方面来理解它，但也不无忧虑。执政党及其政府准备用什么理论或思维重塑自己和重塑人民，是一个问题，准备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是一个问题。
2010－1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