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anjake

作者： 罗克韦尔 

2011-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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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主义

最后的斯大林主义者亚历山大·科伯恩以前攻击戈尔巴乔夫（因其出卖勃烈日涅夫，现在开始保护地球母亲了。他的新书《森林的命运》显示其既是集权论者又是泛神论者。

科伯恩，一位被人们想当然认为是关心农民和工人的人，现在却开始指责他们砍倒巴西雨林种庄稼。人们就应该活在受束缚的腐臭当中，这样树木就安然无恙了。

但科伯恩只是某个趋势的一部分。整个欧洲和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正在加入环保运动。这就难怪：环保主义同时也是一个有强制力的乌托邦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样不能实现（作者眼中的社会主义是前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本文当中提到的社会主义和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都是如此——译者注），而且这种尝试也是具有破坏性的。

一个世纪之前，社会主义胜利了。马克思可能去世了，而列宁可能也只是个失意的小文人，但他们的学说是胜利的，因其掌握了某些比政府更重要的东西：它占领了道德高地。

他们曾说社会主义在经济形态上是人类的兄弟。因此通向古拉格（前苏联劳改营）的路也变得坦荡。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冰冷无情却如同救世主般的意识形态。和一百年前的社会主义一样，它占领了道德高地。虽不是和人类做兄弟，因我们活在后基督时代，但却要和臭虫做兄弟。和社会主义一样，环保主义将无神论同有毒的集权主义结合起来。但它提高了赌注。马克思主义至少伪称关心人类；而环保主义却想回无神，无人且无脑的伊甸园。

如果这些人仅仅只是些乖张的信徒，买几亩地并在上面过点原生态生活倒也罢了，我们还不至于会受到威胁。但他们却想利用国家，而且甚至是世界上的国家来实现他们的幻想。

和马克思，列宁一样，他们都是让·雅凯·卢梭的传人。他对集权主义，平均主义以及极权民主的歌颂在其后200年里塑造了左派，作为自然的崇拜者和原始生活的赞美者他也是环保主义之父。

在恐怖时代，卢梭信徒构成了被佩特森称为“带着断头台的人道主义者”。我们现在面临的更糟糕：带着枪的植物主义者。

古老的宗教

《当上帝还是女人的时候》一书的作者——女权主义神学家莫林·斯通欢欣鼓舞道：“女神回来了!”通过复活“对自然的信仰”我们“再次听到了盖亚的声音。”

盖亚是古希腊人崇拜的大地女神。英国科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复活了这个名称，因其认为“地球是一个生物有机体”，一个几乎有意识进行自我调节的“生物圈”。

对于盖亚崇拜来讲没有圣经，也没有什么“既定神学体系”，现在正对神体一位会（反对三位一体之说—译者注）进行全国走访的牧师斯通说道，你“只需在林中散步或在沙滩上倘徉就可以了解她”。整个自然就是她的经文。

“工业文明是盖亚脸上的粉刺，”斯通说道，现在是该揭去Stridex护垫（一种抗粉刺的治疗—译者注）的时候了。

古代异教徒认为在荒野，动物以及国家背后都有神灵。现代环保主义分享了这一信仰，并承蒙新时代，印度教，加州影响，对人类的憎恨，还有西方宗教传统等诸多元素的捧场，将其置于创造的中心。

环保主义同时也植根于自然神论——启蒙运动的实用无神论，否认转世并向自然致敬。

早期的环保主义者约翰·布罗斯写道：我们使用“自然这个词要像我们的祖先使用上帝这个词。”只有膝身于自然，“整个宇宙才能得到安稳与营养。”

自然的秩序高于人类的秩序，生态学家约翰·穆尔一个多世纪前这样写道，因为自然是“不会堕落腐败的”，而人类却总是且在任何地方都是“碰那儿那儿死。”因此，憎恨人类的穆尔写道，鳄鱼和其他掠食者“现在应受到祝福并满嘴美滋滋地嚼着惊恐的人类。”

基督教，生态学家小林恩·怀特补充道，因违背自然而“负有巨大的罪过”。它生出了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将邪恶带到了世上。

既然我们将自然看作神，畅销书《自然的终结》的作者威廉·麦吉本说道，任何“人造现象”都是邪恶的。我们必须将地球保持为“自然打算的”那样。为惩罚人类的亵渎，生态学家爱德华·阿比在其颇有影响力的小说《扳手党》中号召发起反人类的恐怖活动。在盖亚解放运动中发展最迅速的组织“地球优先”就将一只扳手作为其符号。

由“荒野协会”的前说客领导大卫·富曼成立的“地球优先”专门从事“生态防卫”和“生态破坏演示”，阻挠砍树（这就损害了伐木工人），肆意破坏筑路机械，以及拆除乡间停机坪。它的一个目标就是将世界人口减少90%，还甚至为AIDS能帮上忙而欢呼雀跃。

富曼因企图炸毁高压架线塔现正蹲在班房里等待审判（我肯定他使用的一定是环保炸药），但他的榜样作用是巨大的，甚至在那些宣称是非激进分子的人群当中。塞拉俱乐部的前领导以及地球之友的创立者，主流环保人士大卫·布劳尔强烈要求对土地开发者使用麻醉枪。他和麦吉本所见略同：人类所受的痛苦同“这个星球的痛苦”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必须对自然更加地“谦恭”，应当使用像“脚蹬电动泵”这样的技术，麦吉本说道。要知道这位老兄可是住在昂贵的艾迪龙达克农场上。但他却想让剩余的我们“像蚂蚁一样挤进为数不多的大城市里”，因为这样对这个星球最好。我们甚至都不应该有孩子，因为“独立，永恒且永远芳香的自然”应尽量少地受到打扰。

麦吉本也确实承认有一项罪孽：他有一辆1981年版的本田车。但确有一个过正确苦行生活的人，他的名字就叫“美国黄松”。

黄松是位终身左派人士，他的真名叫基斯·朗培，以前曾是黑人力量非暴力学生协调委员会的职业政党工作人员（其实也没多少学生并且也没多少非暴力）以及雅皮党的创建者。他曾在1968年的民主党集会上闹事并且因非暴力不合作而入狱九次。

受阿伦·金斯堡的影响而改信环保主义后，黄松离开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她过去曾抱怨他的“藏传声音能量科学”——每天早上连续全肺叫喊一个小时，和大地母亲进行恳谈。

由于他倡导对伐木，环保新闻社，新闻专栏以及时事通讯进行非暴力不合作，黄松变得非常有影响力，尽管有些人对他号召我们打赤脚以便“更亲近地球”的要求不太赞同。大卫·布劳尔则走得更远，他以地球的名义谴责这位“松人”；布劳尔愤怒地问道, 他在给自己取名字的时候“征得了美国黄松的同意了吗？”

但即使布劳尔也赞同这位结疤松关于将美国集体化的运动，试图将我们送回原始生活水平，而且利用国防部来做这件事。“我想将军队的整个注意力转移到环保主义上来，”黄松说道。

然而同时在你死前还是有可能为这个地球做点好事的。在新一期的“地球优先期刊”上，华盛顿时报的专栏作家为这个遗弃的生命提了一些建议。“你要最终死在消耗病上吗？”期刊问道。“不要哭哭啼啼地走出去；要拍案而出！执行一次生态神风自杀队的任务。”

“对于病入膏肓的战士来说一切皆有可能。从哥伦比亚，科罗拉多到康涅狄克的大坝将哭喊着被吹成碎片，同样难逃厄运的还有工业污染者，石油泄漏公司的总部，毛皮仓库，造纸厂……”

“对于那些想自杀的人，这可能是你梦想的答案…不要只是从桥上跳下去，把桥炸了。谁说你不能带着它仙逝？”

没有幻想的自然

一个英国绿色组织领导朗·詹姆斯声称经济发展的适当水平就是处于罗马帝国衰亡后到查理曼大帝兴起之间。

“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唯一途径就是生活在仅够生存的水平上，”就像动物一样。

对于大多数人类历史而言，清教徒的态度无疑再正常不过了，他们害怕“丑恶荒凉的原野，那里充满着野兽和野人。”只有经历过许多代人而驯服了自然的自由社会才让我们能有一个不同的观点。

“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温和天空下，长在亨利福特时代下的人而言，”奥尔德斯·赫胥黎写道，“对自然的崇拜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它仍然是“和我们人类交战的敌人，一个未被征服，不可征服而且不知疲倦的敌人”—“也许有人尊敬他；有人对他诚惶诚恐；但也有人要继续战斗。”

阿尔伯特J诺克补充道，“我只将自然视为一个敌人：一个值得高度尊敬的敌人，但仍然是一个敌人。”

 

我们几乎没人能在，比如说黄石公园的荒野中幸存下来，哪怕是一小段时间(尽管环保主义者任其被燃烧，因火是自然的)。自然对人不是友好的；它必须被调教。

（未完待续）

编辑： 李子暘 

推荐人： 布尔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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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歇斯底里症

由于他们知道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会反对他们的真实方案，环保主义者就采用谎言，夸张和伪科学来制造公众的歇斯底里。

埃克森石油公司：环保运动对埃克森公司因阿拉斯加石油泄漏而面临的可能高达7亿多美元罚款的刑事诉讼而欢呼。美中不足的是，塞拉俱乐部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说道，埃克森的行政首脑不会被送进监狱。

犯下“环境罪行”，剥夺了“阿拉斯加原生态状貌”的埃克森公司决不能逃脱惩罚，检察总长理查德·索恩伯格说道。但支持这一控告的法律原则与一个自由社会相悖，莫雷N.罗斯巴德说明道。

在封建社会，主人要对他仆人的所有行为负责，无论有意与否。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和自由的兴起，这个原则改变了，不再有什么“替代责任”。人们正确地意识到雇主只对他们命令其雇员干的而非其雇员违背他们的行为负责。但今天我们回到了封建时代，再加上法学的口袋越来越深，雇主要对其雇员的所有行为负责，甚至当雇员违背公司规定而且违背特殊指令的时候，比如说在工作期间酗酒。由于所有这些歇斯底里以及刑事控告，人们会认为埃克森公司有意泄漏石油，而不是一桩已经导致20亿美元股票损失的事件的受害者。在这桩司法部的“刑案”中谁看起来像是遭受灾害的呢？难道是浸油的沙子？

事实上埃克森公司是最大的受害者。由于雇员的疏忽，公司已经损失了价值500万美元的石油，还得赔偿渔民，或者还有清理的费用。整个账单可能高达30亿美元。

然而每晚的电视上，招待我们的都是催人泪下的油腻水污和被染黑的海鸥，还有对埃克森公司以及在“环境敏感”的阿拉斯加生产石油的声讨。但为什么阿拉斯加就比，比如说新泽西更敏感却没人告诉我们。事实上，环保主义者喜爱阿拉斯加就是因为那儿的人太少了。这符合他们的理想。

抛开这所有的歇斯底里不讲，石油却是——- 请允许我使用环保主义者自己的行话——天然的，有机的，而且可生物降解的。在以前发生石油泄漏的地方，石油都不见了，而且鸟儿，植物，鱼儿又重新充盈其中。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埃克森公司石油泄漏不像那位发疯的阿拉斯加法官所叫嚣的如同广岛核爆一样。没准儿石油还对某些野生动物有益哩。今年大马哈鱼的捕获量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高出了几乎50%。

湿地：古代世界伟大工程成就之一就是排干了彭甸沼泽，使罗马得以扩展。但现在不能干这样的项目了；广阔的沼泽将作为湿地被保护起来。

当约翰·博茨盖，一位来自共产党匈牙利移民，试图对其地产进行改善时，他就明白过味儿来了。在买了一块废车场并将散布其间的数千轮胎清理掉之后，博茨盖在他宾州莫里斯维尔的场地上覆盖了一层清洁表土。为此，这位57岁的机修工被判入狱3年，罚款20万美元，因为他的地产已被联邦政府划为湿地。

在命令一位官员“滚出我的地盘”后，博茨盖随即被逮捕，拷上，投入大牢并交纳1万美元保释金。在很快被审判定罪后，对博茨盖野蛮行径的判刑，检察官说道，“将向私有业主，公司以及这个国家的开发者发出一个有关总统布什湿地政策的信息。”

约翰·博茨盖却不这么看：“我原以为这是个自由的国家，”他告诉《华盛顿邮报》道。

垃圾：在加州帕罗奥多市，市民们被要求将他们的垃圾分成七堆，整齐包好：报纸，锡罐（去掉标签后压平），铝罐（压平），玻璃瓶（去掉标签），塑料汽水瓶，草坪清扫物，以及日常垃圾。为将它们拉走还得付高税。

在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郊的山地公园，政府也开始实施同样的回收计划，并为此开销提高53%的税收，还对不理会者处以高达1000美元罚款和可长达6个月的监禁。

由于本人对政府命令的反感，对政府说辞的不信任以及对家庭狂躁症的厌恶，我总是将我的垃圾混在一块儿。如果回收在经济上讲得通而不是履行什么盖亚崇拜的圣礼，我们倒愿意被付钱来干这活。

同理，我喜欢使用塑料快餐盒以及不可循环的瓶子。整个回收骚动就像范围更广的环保运动一样给我的印象就是胡说八道。不过我倒愿意为我的主张找点科学依据。

威廉L.拉什杰教授，一位住在城市里的亚利桑那大学的考古学家并且也是该州垃圾项目组的负责人，一直研究垃圾差不多20年。而他的发现却和我们平常被告知的几乎相反。

正确地讲，我们的垃圾问题没有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糟糕。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现在有安全的方法来处理它们，如果环保主义者允许我们这样讲的话。

环保主义者警告国家会被垃圾覆盖，因为平均每个美国人一天要产生8磅垃圾。事实上，我们每人每天产生的不超过3磅，这比今天墨西哥城的人或100年前的美国人要少得多。那个每户美国家庭产生1200磅煤灰的时代早就一去复返了，我们现代的包装食品意味着更少的垃圾。

但我们被告知大多数的垃圾填埋地将会在10年或更少的时间里被装满，这倒是真的。但大多数的垃圾填埋地的设计寿命就是10年。问题不是它们正在被填满，而是由于环保运动我们不能开发新的填埋地。比如德克萨斯州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每年都批准250个垃圾填埋地，但在1988年还不到50个。

环保主义者声称一次性尿片和快餐盒是最严重的问题。对于我来讲，这一如既往地表现出每次左翼运动都常见的反家庭和亲精英的偏见。但和往常一样，左派又将事实搞错了。

在全美国7个垃圾填埋地刨了整整2年的垃圾，在16,000磅垃圾中将每件东西都分类和称重，拉什杰发现快餐盒在一个百分比的空间里所占的比例不到十分之一，一次性尿片还不到百分之一。所有塑料总量不超过5%。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纸张，特别是电话簿和报纸，几乎没怎么生物降解。他发现1952年的报纸依然如新可读。

不但没有生物降解，而且大多数的垃圾还木乃伊化。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报纸迅速降解，成吨的墨水可能会沥滤进地下水中。我们应当对塑料不能生物降解感到高兴才是。由于不活跃，它也不会将有毒化学物质带进环境。

我们被告知我们对回收有道德义务，而且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表态说我们会这么做，但实证研究表明不是那么回事。在调查中，78%的调查对象都说他们分装了他们的垃圾，但只有仅仅26%的人认为他们的邻居分装了垃圾。为了证实，项目组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花了7年时间检查了来自不同社区的9000包垃圾。结果是：大多数人干了他们认为他们的邻居会干的事——他们根本没有分装。不论收入高低，不论社区多么开明，也不论调查对象怎么声称他们是多么关心环境，事实上只有26%的人分装了他们的垃圾。对人们什么时候分装什么时候不会分装进行可靠预测只有经济学家才能完成：这就是对垃圾的支付价格。当旧报纸价格上涨时，人们会仔细分装他们的报纸。当报纸价格下降时，人们将其同其他垃圾一起扔出去。

我们被告知将我们的报纸省下来回收利用，这个主意好像有点道理。旧报纸能被制成箱子，墙板和绝缘物，但由于政府的计划整个市场为新闻纸所淹没。比如在新泽西，废报纸的价格如跳水般从40美元一吨跌落至负25美元一吨。垃圾厂家以前还要买旧报纸，这倒好，你现在得花钱请人将它们拿走。

如果回收是经济有效地话，那么垃圾就有一个市场价格，但只要政府牵扯进来就不得而知了。只有通过一个自由价格体系，如同路德维格·冯·米塞斯70年前展示的那样，我们才能知道货物和服务的价值。

穴居人有垃圾问题，我们这些后裔也有，也许只要人类文明存在就一直会有。但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一个社会化的垃圾系统工作起来不会比保加利亚经济更好。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解决垃圾问题，这就意味着不仅要放弃社会主义，而且还要废除尽管效率更高但却只有政治上受宠的承包商才能得利的市政法西斯体系。

解决问题的答案就是全盘私有化并解除管制，从垃圾收集到填埋。这样每个人都付了适当的费用。有些类型的垃圾拉走要付费，有些拉走是免费的，还有一些则可以开个价。回收应基于经济考量而非官员的命令。

我们面临的选择也总是一样的：要么通过私有财产和一个自由价格系统让消费者做主，要么通过政府输得丢盔卸甲。在正确的体制下，甚至我都愿意开始分装垃圾。

麦当劳：我一直钦佩麦当劳。它让普通美国人不再为就餐发愁，也让横穿全国的旅行不那么像一次餐饮轮盘赌。但这段时间以来，那些拱门上的镀金看起来有点发绿了。

15年来，麦当劳一直用泡沫塑料盒装它的汉堡，这一点都不奇怪。这种盒子能让食物保温，干净，干燥，而且泡沫甚至还能吸油。

泡沫塑料是个了不起的发明，任何一个曾拿过热咖啡纸杯的人都可以作证。轻巧，坚固，便宜，隔热，泡沫塑料简直就是消费者的天赐之物。公然将消费社会视为敌人的环境保护基金说服了麦当劳不再使用泡沫塑料，因为 “对环境不好”。他们这儿说的环境不是指消费者的环境，因为跟泡沫塑料比起来纸张让汉堡更快地变冷变湿。

环保主义者说泡沫塑料不能生物降解。但这又怎么样？岩石也不能生物降解。为什么我们应该介意埋在我们脚下的泡沫塑料而不介意岩石呢？因为泡沫塑料是人造的，也因此是恶的，而岩石是天然的，也因此是好的。

然而非生态因素可能在起作用。美国麦当劳的总裁爱德华H.伦西称公司可以“改用纸造的并且还可以省钱。”那要是消费者不喜欢呢？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杀死斑点猫头鹰（一种濒危动物——译者注）的凶犯？

但麦当劳想跑却没那么容易。奥杜邦协会谴责这一做法，说什么“更多的纸张意味着更多的污染。”我猜环保主义者绝不会善罢甘休，除非麦当劳将汉堡直接拍在我们伸直了的手上。这还只是个汉堡。还没和动物权利运动达成协议哩。到时……有谁想来块麦当劳豆腐？

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采取了一个其他城市正在研究的动作，聘用了前纽约官员李·巴瑞特作为“泡沫塑料警察”。自1990年1月以来，在波特兰的餐馆或其他食品零售商都不能使用由那隔热效果绝佳的泡沫做成的产品。巴瑞特的工作就是对企业进行严打以确保他们不是泡沫罪犯。如果谁被逮住，他可以对这种发指的罪行课以250美元的罚款，对于死硬分子则是500美元。

艾拉（一种调节水果生长的化学品，后被发现为致癌物，于1989年禁用—译者注）：就在一篇国家研究委员会对新鲜蔬果进行颂扬（为什么政府科学家仅仅重复了一下我们的母亲早就告诉了我们的东西却还要得报酬？）并对它们上面的微量杀虫剂残留呸声一片的研究报告还来不及发表的时候，环保主义者布置了一场伏击。

60分钟节目对一位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公关人员做了一次专题节目。他指出专栏作家沃伦·布鲁克斯和埃德·布兰德里联合谴责艾拉就是 “我们食物中最强效的致癌物质。” 但这并不属实。

自1963年就一直使用安全的艾拉有助于苹果成熟，并使它们更加香脆，而且还能推迟它们的腐坏。在使用了EPA(美国环保署)指定的剂量22，000——这甚至是一个苹果狂人所能摄入的最大量——之后，数千只实验鼠中有一只得了肿瘤。所采用的这个“科学证据”不仅伤害了制造商Uniroyal，让其不得不从市场上撤出艾拉，而且毁了整个美国的苹果业。

圣安东尼奥德州大学的医学院院长桑福德·米勒博士则发出了一个更为清醒的声音，他指出“杀虫剂残留对消费者的危险实际为零。” 但苹果销量还是下降，苹果种植者损失超过了2.5亿美元，他们当中许多人都破了产。

米勒博士说道：人们现在食入的杀虫剂致癌物质中的99.9%都是天然的。而且由于人造杀虫剂和杀菌剂被禁止使用，我们现在正处于危险之中。“真菌在自然中产生了最强效的致癌物质。”

老鼠：对艾拉的攻击基于对啮齿类动物的实验。通过制造这样的恐慌，迫使许多其他有益的产品从市场退出，公司和消费者都受其害。然而现在结果出来了，和我们大多数人想的一样，这类实验是由缺陷的。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的布鲁斯·埃姆斯和内布拉斯加医学院的萨缪尔·科恩最近发表在《科学》杂志的两篇文章已经表明，无论什么物质只要剂量大了都会导致肿瘤。

超高剂量，这些科学家解释道，杀死了实验动物身上的细胞，它们的身体然后又会替换这些细胞。在动物的生命里这种情况发生得越多，细胞发生癌变的机会就越大。

就艾拉而言，使用几千只老鼠并整天给它们喂化学药品，其中有一只不得癌症才怪。这告诉我们没有人能靠艾拉生活，但对这种有益的化学物的微量残留，微到几乎无法测量，却无可奉告。

温室：1970年的第一个地球日，环保主义者警告说我们正面临一个新的冰河时代，除非政府立即采取大量的行动。在今天，使用了许多同样的资料，他们却声称我们正面临全球变暖的危险。就是这帮还不能告诉我们下星期五是否会下雨的气候专家却十分肯定2011年的地球温度会比现在高出X摄氏度。空气中已经提高的二氧化碳水平将会融化极地的冰盖并且沿海地区将会出现洪水，我们被这样告知。随着温度的升高，达拉斯将变成沙漠而被烤焦的阿拉斯加比沙漠还厉害。

对这一“温室效应”所拟定的解决方案就是——我的老天！更多的政府开支和控制以及更低的生活水平。布什总统的新预算中就有3.75亿美元用于温室研究。

然而“整个上世纪世界地表温度的净增长只有大约1华氏度，”而且差不多都发生在1940年以前，专栏作家奥尔顿·切斯说明道。“北方的海洋实际上还变得越来越冷。大肆吹嘘的‘全球变暖’数据是从赤道变暖和北部降温的平均值中捏造出来的。”

一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的研究报告表明，美国从1889年到1989年的地面温度没有发现变暖迹象。亨茨维尔航天中心和阿拉巴马大学的两位NASA科学家最近结束的10年期卫星天气研究也没有发现变暖。

没有任何全球变暖的证据，但即使发生了，许多科学家却认为效果将是良性的：这会延长生长季节，让地球更适合居住，而且还预先阻止了任何要到来的冰河时代。

清洁空气法案： 在1990年10月签署的布什的清洁空气法案使得美国环保署对于每个美国企业享有独断专行的权力，如果他们的产品燃烧时是有害的话。既然几乎每样东西如果燃烧都是有毒的，这实际就是建立了一个绿色中央计划。

这项法案还补贴乙醇，甲醇和压缩天然气，并命令制造商生产使用它们的昂贵汽车。

乙醇是一种从玉米中提炼的燃料，深受参议院鲍勃·多尔的喜爱，当然还有他的乙醇生产导师——Archer-Daniels-Midland公司的德韦恩·安德里亚斯。它也要排放其他污染，而且比汽油贵得多。（注：这一规定人为地提高了对玉米的需求，也会使粮食粮食价格提高大约100亿美元）

甲醇是一种会损害普通汽车发动机的高腐蚀性燃料，因而需要超贵的替代方案。它比汽油贵得多，但只有汽油一半的效率，而且是如此的有毒以至于比较之下汽油倒看以来几乎是无害的。

压缩天然气需要巨大的钢罐。同等能当量的条件下，车上的储气罐要比普通油箱大得多，多重30倍，还要降低英里数并挤占大部分的行李空间。甚至最低数量的加气站也要花费150亿美元。

清洁空气法案的CAFE标准（燃料使用效率标准）也更高，这使得必须要生产更轻因而也更危险的车辆。

这项法案在职业安全和健康方面也为几十万小型企业增添了新的并且严格的规定。OSHA(职业健康和安全署)是公司管理机构中的精华，埃克森这样的世界性大公司还能轻易对付它的破坏，而小公司则无能为力了。这对大公司来讲利益还相对巨大，但对创业者和小公司却是一个障碍。

新的清洁空气法案毫不含糊地照搬了这个。任何企业只要使用了200种普通化学物质中的一种就要经历漫长且昂贵的审批程序。这包括在你周围街角处的干衣店和打印店。如果业主违反了任何规定，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他将会受到严厉的民事和甚至刑事的处罚。

如果企业购买新设备，它也需要新的许可——对于小公司创新的另一个障碍。而且如果工厂要改变它的生产方法，仍然需要新的许可。还是那样，对陶氏化学不成问题，只对陶氏未来的竞争对手才是个问题。

尽管这些规定十分糟糕，但清洁法案最严重和最昂贵的方面却是有关“酸雨”和臭氧层的。

酸雨：环保主义者擅长公关，而且酸雨这个名称让脑袋像中了邪似的浮现出雨滴啃穿雨伞并溶解掉你的头发的画面。事实山，它仅仅意味着石蕊试纸改变了颜色。

环保主义者告诉我们，美国的小溪，河流和湖泊正在危险地变酸，罪魁祸首就是公用事业公司的煤炭燃烧。然而，政府费时10年并耗资6亿美元所作的全国酸性降水评估项目——这可是环保署审查过的—却发现酸雨根本就是一个“非问题”（non-problem）。

事实上，所有那几个少得可怜的酸性湖泊从工业革命前到现在就一直是那样，都是因为水流经过饱含腐烂植物的表土所致。这也是为什么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200年前发现南美洲庞大的尼格罗河水系是酸的并且没有鱼。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些一直最受人关注的阿第伦达克的湖泊里，鱼类居然受到了重新造林的影响。上个世纪早期的伐木使得土壤的酸性减少，水的PH值也更中性，于是人工养殖的鱼变得多起来。过去几十年的重植意味着产生了更多的酸。

臭氧：清洁空气法案的另一个主要焦点就是所谓的臭氧层恶化。我们被告知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臭氧层以防止太多的B型紫外线辐射。但这又是一个“非问题”。自1974年我们开始测量B型紫外线的辐射水平以来，已经下降了10%。穿过臭氧层的数量更少了，尽管有所谓的抗臭氧化学物。

臭氧是阳光作用氧气产生的，因此在南极冬天的时候没什么阳光，臭氧层可能变薄，或甚至暂时出现一个洞，这应该不足为怪。这已经发生过了，而且也是唯一发生过的地方。第一次记录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这过后很长一段时间那些所谓的罪魁祸首才开始大量使用化学物。

我们被告知臭氧是由氟氯碳化物损害的，这就是用在空调，冰箱和喷雾罐中的神奇化学物，对计算机工业也很重要。氟氯碳化物稳定，无毒，不会着火，而且节能。然而清洁空气法案对所有氟氯碳化物以及相关化学物都课以重税并将最终禁止。

已经计划好的替代品不仅有毒耗能而且会着火爆炸。爆炸的冰箱：这似乎是为了神话般的大自然母亲而让我们深受清洁法案和整个环境运动之苦的完美符号。

臭氧是好的，我们被告知，但仅仅是在上层大气中。为在洛杉矶街面上减少对它的影响，整个国家都要受到新的反汽车和反工业控制的束缚，而且还有更多经济上的不良后果。

绿色GDP?：环保主义者感到他们碰上了一个公关问题。既然他们的明确计划是让我们消费少一点，换句话说就是更穷一点，但他们担心这恐怕行不通。于是他们有了解决办法：绿色GNP。

GNP—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成为了一个有缺陷的统计。比如，政府开支一增长，GNP就会增长，即使政府的增长部分要从实际财富中减去。然而，作为美国商业活动的数据化身，GNP具有十分巨大的政治意义。

为了掩盖其立法和规定会使我们更穷的事实，环保主义者欲将“环境质量”纳入GNP。环保署和西方的类似机构正在资助研究以便让这成为可能。

联邦政府现在已经拥有了40%多的美国。假如在环保主义者的压力下，又从生产中拿出10亿英亩土地出来拯救某种濒临灭绝的野草。绿色核算就会宣称我们的环境质量由于用了X亿美元而得到了改善，然后将这加到GNP上。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干涉，GNP数据已经掩盖了我们现在正过得穷困的现实。而一个绿色GNP将会让我们更加远离现实。

斑点猫头鹰：当我来到加州北部的一个采伐场时，环保主义者在这儿连个影都没有。如同塞拉俱乐部自身研究表明的一样，环保主义者都是上流社会类型的人，住的都是像曼哈顿和马里布这样的地方，而不是在树林里。住在树林里的都是对大地女神盖亚不报任何幻想的人。

伐木工人都明白人类要想生存就必须让自然屈服于我们的意志，如果那天我们不想这样了，丛林就会要回我们的城市。

3万个在西北地区的劳动家庭的生计就要让布什当局给毁了—因为通过了对数百万英亩的禁伐令，好让1500只斑点猫头鹰能继续过它们已经熟悉的生活。如果你认为养活一只猫头鹰就得消灭20个人类家庭似乎有点过分的话，这恰好说明你是多么的愚昧。

（注：如果斑点猫头鹰真的濒临灭绝而且环保主义者也想拯救它们，他们就应该买块地建立一个猫头鹰保护区。但他们似乎从未想过要掏自己的腰包。）

然而环保主义者私下承认，猫头鹰并不是他们主要关注的。他们要的是将砍伐 “老龄林”宣布为不合法，但反对的声音砍向了环保主义运动的心脏（可惜没用一把斧头砍）。

老龄树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们不是由人——这个环保德鲁伊特（古代凯尔特人的祭司）宗教中的撒旦——栽种的。污染问题，尽管他们经常拿这说事，现在也与这些人无关了。老树产生的氧气比新树少得多，因此按照“雨林标准”，我们应该砍掉所有的老树种上新树。然而我没有看到有任何环保主义者这样建议过。事实上，加州在1990年11月曾有一个“森林永远”的投票倡议，欲禁止所有老龄林的砍伐，但没有成功。记住，就是这帮人想要让黄石公园的树被烧个精光，只因为火是自然的闪电引起的。

驾车穿过加州北部，让人想起罗纳德·里根的评论是那么的恰如其分——“如果你看到了一棵树，你就已经看到了所有的树”。一路单调无味，只有偶尔出现的城镇才让人兴奋起来，意识到在绿色的沙漠里还有一块文明的绿洲。然而就这样环保主义者都还不放过，他们想把这些城市变成鬼城。一位富有的环保主义者告诉我，“那些人没有权利住在那儿。”现在我要是能参加一个奥杜邦协会（一个自然环保协会）的会议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穿上我的新伐木工人T恤，上面写着“我喜欢斑点猫头鹰。要油炸的。”

石油：由于美国政府准备为石油去打仗，人们就会想对国内能源生产施展的环保锁喉功是不是搞错了。事实上锁得更紧了，在美国大陆以及海岸又有几百万英亩的地方被永远禁止——或如环保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为人类生产能源。

专栏作家斯坦·埃文斯指出道，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内富含石油，大约有八十到九十亿桶，甚至比普拉德霍湾的还要多。这个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石油多得来都从地里冒出流进水里去了，但不知怎么搞的，公众却没对这种“亵渎”表现出任何的歇斯底里。由于环保主义者的压力，这一巨大的资源到现在为止仍然被联邦官僚们冻结着。

加州，南北卡罗莱纳以及弗罗里达海岸外的生产也被禁止了，尽管那儿还有大约300亿桶。

住在像圣芭芭拉这种地方的富人可不愿他们的自由视线被远处的钻井平台给挡住，而环保主义者则觉得钻井弄脏了大地母亲，还有可能伤害海鸥，就是这两帮人的联手让美国人民的生活变得更穷了。

所有的联邦土地都应私有化，即使归政府所有，至少也应该让人们从事生产，包括石油生产，煤矿开采以及其他形式的开采，还有伐树。

吸烟：1604年英国的詹姆斯一世下令禁止他的臣民使用烟草，“这是从无底洞中冒出的可怕的地狱之烟。”反对吸烟的政客们在俄罗斯动之以鞭刑，在印度是割鼻，在土耳其就是死刑了。有一位反吸烟的苏丹曾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上微服游荡，烟贩一旦被他发现就会被砍头。大家可能觉得这跟我们现在的疯子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我却不这样认为。

马萨诸塞州在17世纪30年代禁止销售烟草，在17世纪40年代康乃迪克州禁止在公共场合吸烟并下令私人须有执照方能吸烟。

土耳其的死刑都起不了作用，这些措施当然也不会奏效。我们的戈登·迪罗指出，150多年过后反吸烟运动又开始死灰复燃了。

整个19世纪，所谓的反吸烟“骚动”开始升温了。优生学家奥尔森·富勒甚至谴责烟草为春药，并警告那些“想在恋爱冲动中保持纯洁的”的人应“远离这团荒淫之火”。

1984年纽约时报称“当西班牙佬接受香烟时西班牙就开始衰落了”。由于美国人也在使用它们，“共和国的毁灭近在咫尺了。”

人们指责烟草会导致色盲，弱视，脱发，长不高，精神病，不育，嗜睡，阳痿，乱交，女人长胡子，还有便秘。

1893年，纽约中小学专员查尔斯·哈贝尔称“许多阳光少年在年满17岁前被可恶的香烟折磨得意志薄弱，道德沦丧，神经系统受损，整个生活都毁了。‘烟鬼’最后成了骗子和小偷。他会干点小偷小摸的勾当，搞点钱来满足对尼古丁的无限欲望。欺骗他的父母，老师和铁哥们。荒废学业，被烟麻醉，在课桌前呆若木鸡，对工作的愿望和雄心即使没死也至少变得迟钝了”。

1909年，受助于妇女基督教戒酒协会，在北达科他，衣阿华，田纳西，威斯康辛，内布拉斯加，阿肯色，伊利诺，堪萨斯，华盛顿，南达科他以及明尼苏达，全国反烟联盟成功将抽烟列为非法。纽约市禁止女性吸烟，29岁的凯蒂·马尔卡希被投入大牢，就因为她在一名警察面前点烟并告诉他“没人（英语中man也有男人的意思）能对我发号司令。”

当饮酒变成非法后，福音传道者比利·桑迪说道：“禁酒获胜了；现在该轮到香烟了。”长老会，北方浸礼会和卫理公会于是号召禁烟，但期间随着公众对禁酒效果越来越失望，他们也没有赢得更多的皈依者。

一首流行歌曲似乎最能说明这一切：

我喜欢它，即使烟草是肮脏的野草，

我喜欢它，即使它满足了不正当需要。

它让你变瘦，它让你变小，它让你的头上还不长毛。

它是破烂的纺织物，但我还是喜欢它，即使烂得最糟糕。

慢慢地各州开始废止他们的反烟法律。1927年堪萨斯成了最后一个这么做的州。

但禁烟的高烧再一次降临了。加州似乎在这些事情上总是开先河，现在他们不仅在他们的餐馆里打出吓人的反烟标志，而且该州还发起了昂贵且扰人的禁烟广告运动。

C. 埃弗雷特·科普博士——这位像目光凝视千里之外的鲁里坦尼亚王国（理想国）舰队司令的人——--在过去十年中支持着这帮禁烟者。作为卫生署长，他鼓吹着“二手烟”的危害。但证据呢？

美国癌症协会对18万美国妇女所作的研究并没有发现老烟枪们对他们的非吸烟老婆有什么增强的危险。而且一份耶鲁医学院的研究还表明空气中的轻微烟气会改善哮喘病人的呼吸能力！

但这些都无关紧要。我们的健康纳粹一想到某人在某地可能正在吞云吐雾或酣畅痛饮就心里抓狂。因此他们就发起了两千八百六十万美元的政府广告运动。

一提到政府行为广告这个概念我就不寒而栗。（尽管我不介意在立法院尝试做点反贿赂广告。）

“共产党光荣”“为祖国埋头苦干”等等这些妆点莫斯科的口号应该说服不了任何人。它们在那儿仅仅是丑化反对者。在加州也是如此。

该州的卫生服务部门声称在报纸，电视和电台中做广告会将抽烟的“形象”从“性感，有魅力和有活力”转变为“呆滞，肮脏和危险”。我不知道有谁会认为抽烟如前者描绘，不过后者听起来倒像是对加州的伟大刻画。

烟草工业费尽口舌。加州政府（更别提美国政府）用枪指着拿钱跑路。那天从这个纳税人头上给我甩包维珍尼（一种香烟牌子）过来。

纳粹的健康：我们一直都知道纳粹是经济左派（纳粹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缩写），但现在——多亏罗伯特N. 普鲁可托的那本书《种族优生：纳粹的医学》（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8）——我们知道他们还曾是健康疯子，运动狂人，生态学家，有机食物狂，动物权利者，以及烟酒憎恨者。

就像现在老是往人类身上扔臭虫杂草的环保主义者，纳粹过去也是热诚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他们通过了许多保护“自然和自然界动物”的法律，特别是“濒临灭绝”的动植物。

纳粹禁止对动物进行医学研究，赫尔曼·戈林还威胁谁要是违法将会“发配到集中营。”他把一个渔夫关了6个月，就因为他活活切下青蛙脑袋作鱼饵。德国幽默杂志Simplissimus还登了一幅漫画，上面一只卡通青蛙正向戈林行纳粹礼致敬。

作为“有机医学”的信徒，纳粹敦促德国人民吃生蔬菜和生水果，因为对食物进行防腐，杀菌和加热就意味着“远离自然”。

他们甚至憎恨“神奇面包”。1935年帝国卫生头目格拉德·瓦格纳对人们从天然全麦面包改吃精粉白面包发起了攻击，普鲁可托说道。在谴责白面包是“化学产品”的同时，瓦格纳还将“面包问题”扩展到“少吃肉类和脂肪，多吃水果蔬菜和全麦面包。”

1935年，瓦格纳成立了帝国全麦面包委员会向面包师施压，让其不要生产白面包。戈培尔还给做了宣传海报，将全麦面包同雅里安主义联系起来。在1935年还只有1%的德国面包店是健康食物店，到1943年的时候就有23%都是了。

纳粹也反对杀虫剂，因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西奥多·莫雷尔称DDT尤其“无用和危险”并禁止对其进行销售使用。

纳粹提供资金对背景辐射，铅，石棉和水银的环境危险做了大量研究。他们发起运动反对使用人工色素和防腐剂，要求更多使用有机“药物，化妆品，肥料和食物。”政府医学杂志称红色肉类和化学防腐剂是致癌的原因。

饮酒受到积极劝阻，对任何被逮到饮酒驾驶的人课以严厉处罚，并第一次授权警察可进行强制性血液酒精浓度测试。

希特勒是一位素食者和健康食物的狂热者，同时也是一个绝对禁酒者。希姆莱分享了希特勒对酒精的憎恨，还让他的党卫军提高果汁和矿泉水的产量以替代酒精。

而且希特勒尤其讨厌抽烟，绝不允许任何人当着他的面抽。1942年当萨克森州在耶拿大学成立抗烟斗争学院时，他还自掏腰包捐赠了10万马克。此外他还禁止在城市的火车和公交车上抽烟。

纳粹崇信自然分娩，助产和母乳喂养。采用母乳喂养自己孩子而非使用“人工配方”奶粉的妇女可以从国家得到补贴。20世纪30年代中期，纳粹禁止医生协助的分娩，提倡使用助产士。

纳粹还大力发展草药，在达豪的党卫军农场曾被称为“欧洲最大的天然草药研究机构”。

难怪我们的生态左翼分子眼睛放光。从现在开始，我打算检查一下他们是否戴有纳粹袖章。

conanjake

动物喜爱者和人类憎恨者

环保运动中发展最快和最极端的人群就是动物权利者。他们也崇拜自然，但却从他们视为与人类等同的动物身上发展出了膜拜，因而事实上将它们置于我们之上。

幼海豹：大约十年前，我们遭受了一次相片和新闻的狂轰滥炸，故事是关于为获取皮毛而猎杀大眼幼海豹。绿色和平组织搅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宣传运动，为此欧共体和其他一些国家都禁止了皮毛的进口。

这不仅摧毁了靠捕获海豹为生的当地人的生计，而且损害了渔业。由于没有捕杀来控制海豹数量，这些动物正在吞噬日益稀少的鱼类并破坏渔网。

一些官员正提出由政府出面来捕杀海豹（私人捕猎者当然没门），但环保主义者已经阻止了这种做法。与此同时，鳕鱼和其他鱼类的鱼群数量正在持续减少。这些环保主义者会在意吗？我们“不应该吃任何长有一张脸的东西，”有个人告诉我。

逼疯了（Flip out意为疯了的意思，作者在此借用一部电影Flipper (海豚的故事)来暗讽环保主义者）：这次环保主义者选出的“当月受害明星”是海豚。渔船在捕捞金枪鱼时总会不巧捕到一些动物，但电视上重放的电影《海豚的故事》一定让几百万美国人相信海豚是聪明的，这样一来环保主义者就能够说服他们向金枪鱼行业身上捅一鱼叉。

圣芭芭拉和加州现在已经将某天宣布为海豚认知日；全美国学校的孩子都参加到写信运动中（能参加的都参加了，尽管是政府学校）；旧金山的孩子如果带金枪鱼三明治到学校还要受到批评。

奥杜邦协会，人道协会，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绿色组织，人道对待动物协会以及一帮类似组织实际上想要终结有组织的美国金枪鱼行业，而且他们可能会得逞。

1981年由国会通过并由里根总统签署的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案，以拯救海豚的名义给这个行业强加了许多让人闹不明白的规定。但这还不够好，国会女议员芭芭拉·博克瑟说道：海豚的“创意中心比人类大”。还不如说至少比国会议员大。因此需要新的联邦限制。

然而甚至在政客们动手前，绿色和平和其他环保组织就已经向四个主要的金枪鱼公司施压，让他们放弃使用渔网捕到鱼，因为那样有可能偶尔捕到海豚。那些美国金枪鱼渔夫的生计，以及为购买昂贵渔船和设备而花费的全部家庭积蓄，当然都是无关痛痒的。这些公司现在都只从西太平洋地区购买金枪鱼，因为那儿没有海豚，也没有美国渔民。

环保主义者承认，请大家注意，说他们也珍惜金枪鱼的生命，也想从渔民手中将它们保护下来，但他们得等待。查理（指查理金枪鱼这个卡通形象，在此表示金枪鱼——译者注）到现在都还没有它自己的TV秀哩。

物种灭绝：从蜗牛镖到弗比氏马先蒿，每种现存的动植物都应受到政府的保护，环保主义者宣称道——即使人类的权利受到侵害。但为什么？

自创世以来，从三叶草到恐龙，大多数的曾经存在的物种通过正常的过程到现在都灭绝了。为什么不让这个继续下去呢？

如果由于科学或娱乐的原因有些人想要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并用他们自己的钱来保护这种或那种物种，这非常好。动物园和大学都已经这么干了。但不能为了救每一种杂草和臭虫就对我们这些剩下的人进行抽税，管制并剥夺我们的财产权利。唯一有价值的环境影响就是对人类的影响。

毛皮：在科罗拉多的阿斯本，一项禁止皮毛销售的提议被否决了，但在大多数的地方人们看到的却是皮毛厌恶者，尤其是他们喜欢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向穿着皮毛的妇女身上喷油漆，用剃刀划破衣服，还纵火焚烧皮毛店。去年整个全旧金山湾区的百货商店都遭殃，就因为他们在皮毛销售专区放置燃烧弹。警方怀疑是动物解放阵线（ALF）干的，而且这个组织因为在其他地方使用过相同装置就已被指控过。但环保主义者对媒体的影响力是在太大了，这件事就几乎没被公众注意过。

被加州首席检察官称为恐怖组织的ALF称该组织致力于让动物虐待者——从皮毛销售商到医学研究者——尝到经济损失之苦。

医学研究：研究婴儿猝死综合症的内科医生约翰·奥瑞姆博士曾在猫身上进行了开创性的并且无痛的研究，凯蒂·麦克贝在《华盛顿人》中写道，“直到有一天他的实验室遭到了ALF的破坏。”孩子有可能因之而夭折，但ALF却说道：那又怎样？为阻止利用动物而干的任何事都是对的。

国会总是毕恭毕敬地听取动物权利说政客的说辞，并已通过相关法律，这使医学研究更加昂贵。那时的参议员约翰·梅切尔（来自麻省）曾提出一个预算为10亿美元的修正案，要求研究者须保护猴子的“心理健康”（议员的感受一定和猴子很接近）。

然而这就直接让人类杀手得势了。谁知道因为这些限制会有多少治疗方法得不到发现？成千上万的小孩能获救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猕猴因子，而这正是通过利用猕猴才发现的。但动物权利倡议者却声称让小孩死去也比用猴子去拯救他们强。

众议员鲍勃·道南甚至已经开始推动动物权利的立法，这将会使医学研究增加几十亿美元的成本。这也并是说他完全同意这些人的看法。尽管被人道对待动物组织（PETA）称为“年度立法委员”，但鲍勃·道南却仍然“穿着皮鞋”。等着瞧吧，PETA还会禁止它们，因为动物权利者认为牛皮和人的皮肤没什么区别。

弗雷德·巴恩斯在《新共和周刊》——杂志本身支持动物权利——发表的报告称布什政府在动物权利压力下已经缴械（芭芭拉被谣称是动物权利支持者）并且“强烈反对”有关立法，即FBI有权调查针对医学研究设施的恐怖袭击。

在有关该话题的一篇封面故事中，《新共和周刊》的高级编辑罗伯特·莱特称动物权利运动的“顽强逻辑”改变了他，尽管他和道南一样——并不是完全同意。因他现在还依然推崇“在AIDS病研究中利用灵长类动物”

蚂蚁和天鹅：动物权利游说团体想禁止在医学研究，食物或衣物中利用任何动物。“称人类享有特殊权利是毫无理性根据的说法”，PETA的主管英格丽·纽科克说道。“最小形态的生命，哪怕是蚂蚁或文蛤都和人类是平等的”。

“谋杀动物”，PETA主席亚历克斯·帕切克说道，和“谋杀人”是一回事。如果吃带壳的牡蛎，你就成了查尔斯·曼森（一位连环杀人犯）。

近来康奈迪克州南部又掀起了一股骚动。鉴于失控的天鹅数量，该州的野生动物部门已提出“摇蛋”的措施。天鹅——是又大又重而且还很野的鸟类，在该地区根本没有天敌——现在开始攻击儿童。天鹅当然不能被捕杀，于是管理员被授权对受精的蛋进行摇晃，使其不能孵化。

数千居民抗议这一对天鹅权利的侵犯，他们当中还有许多堕胎支持者。如果小孩受到天鹅伤害，就这样了。（注：这在绿色环保中是有传统的。卢梭就曾经抛弃他的五个孩子，就因为“不方便”。动物权利积极分子通常也是赞成堕胎的。）

让我们严肃点吧，一位PETA的女发言人说道：“有600万人死于集中营，但今年有60亿肉鸡死在屠宰场。”

环保主义的政治

从富兰克林·D·罗斯福到现在，民主党人在环保主义方面的表现一直很糟糕。它曾在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林登·约翰逊曾称自己为“保护总统”（Conservation President））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哪天我要到他们的全国集会上去看看民主党人将树木划为“官方认定少数族裔”，还要带几把椅子（当然是塑料的）。

但环保主义的政治发迹却始于那个老牌自由派的共和党人士：泰迪·罗斯福。了解华盛顿的人听到这个一点都不会吃惊：这里面有特殊利益。

当联邦政府建立了国家公园体系并冻结了数百万英亩的土地时，其他土地拥有者就得益了。特别是罗斯福的良师益友J.P摩根，和他有关的林木和铁路比起以前可值钱多了。当中还有一些利益则属于老牌保护游说组织的创办人。

当尼克松通过行政命令成立环保署时他又延续了这一传统。毫不足奇，环保署的预算左右于垃圾处理和其他建筑合同，而这些合同又是为那些关系良好的商界大佬们准备的。而中小企业和美国消费者却因它那些数不清的规定倒足了霉。

而且现在布什总统——“环境总统”——准备将环保署擢升进内阁。不仅如此，布什总统已提出了新政风格的计划，准备耗资20亿美元培育10亿棵新苗，没有一棵是国会议员。

我们缺少树吗？不，只是因为总统“真心喜爱树”，一位白宫助理说道。尽管没人会认为这会“治愈温室效应”，但“这表明了他对环境的承诺。”美国的林木工人，农民，土地所有者以及私房业主并不清楚树木的真正数量，但首都华盛顿肯定知道。

世界政府和环境

环保主义者称有些问题，比如所谓的全球变暖，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只有世界政府才能解决它们。赞成统一世界的人大量滋生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重新复活的洛克菲勒派别的人士当中，他们对此当然是欣然接受。

现在，国务院和环保署根据新的清洁空气法案正讨论一个计划，准备在世界范围内颁发排污许可。第三世界国家可因此得到“过量”许可，他们于是可以将这些许可卖给西方的公司，这就产生了另一种从西方向第三世界的财富转移，而这些财富将毫无疑问地被用于归还第三世界政府的巨额银行贷款。

现行体制的支持者艾略特·L.理查德森在《纽约时报》中写道，没有一个制度机制来发展，建立并执行跨国界的规则，有关环境方面的任何事都做不了。

为建立一个“全球环保署”，这个机构可能“类似联合国大会”，可以征税和实施管制以确保“公平的责任分担”，那么美国政府在“世界共同体利益”方面还必须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自伍德罗·威尔逊以来，自由派就一直为世界政府这一想法所感染。随着欧共体的逐渐融合以及其税务机关和央行的即将建立，三边主义(促进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工业化国家间的合作的)的理想越来越近了。

爱国的美国人必须抵制这种扯球蛋，这不仅仅是基于对国家主权的考虑。我们都知道与市政厅打交道有多困难，更别提州的或联邦的政府。一个世界的官僚机构简直就是一个有关征税和瞎管的噩梦。像艾略特·理查德森这样背景深厚的国际律师可能会做的很好，但普通美国人可能要倒大霉了。

环保主义的经济学

一旦我们抵制乌托邦主义并认识到——比如——住在洛杉矶的800万居民所拥有的空气质量不可能像科罗拉多这样的乡下地区——那么我们就能通过这唯一可能的机制来着手解决现实的环境问题，即私有财产和价格系统。

当价格系统自由运行时，供求关系可以达到大致平衡，并确保资源能得到最有价值的使用。当政府开始干预价格时，就会产生浪费，阻碍创新精神并让老百姓过的更穷。

如果咖啡——不管什么原因——供应得越来越少，那么它的价格就会上升，这就告诉消费者喝少点。如果咖啡涌入市场越来越多，它的价格就会下降，这就告诉消费者可以喝多点。价格就这样形成了一个资源保护体系。

但环保主义者——像苏联的中央计划人员一样——假装不需要价格就知道经济价值。他们声称我们正在“用光”每样东西，因此我们需要政府对消费加以控制。但如果我们真正快要用光了，比如石油，那么它的价格将会冲上天，并会告诉消费者要少用点，而且企业家们也会寻找替代品。当石油供应受到伊拉克战争威胁时，所发生的就是这样。

自愿的生态限制也不能得偿所望。环保主义者永远在告诉我们过穷点，少用点水，少用点汽油，少用点卫生纸等等。但如果他们减少他们的消费，这对剩下的我们来说就意味着更低的价格，那么我们就会使用更多。（附：千万别把这个告诉环保主义者；这是他们对我们做的一件好事。）

当有个东西是共同拥有时——比如空气和水——我们就看到了所有社会主义不好的地方。人们滥用资源就因为他们不必支付价格。

要解决这个问题，任何因空气污染而受到人身伤害的个体或受到损害的企业应能通过诉讼来制止它并得到赔偿。但联邦政府在19世纪的时候为照顾特殊利益而干涉了这一普通法程序，使得——举个实际例子——一个农民不能因火花排放烧毁他的果园而起诉铁路公司。

联邦政府还将特定的海岸和水路国有化，以便为一些工业特殊利益扫清道路。

如果像拥有许多水道的英国以及其他国家一样，人们对流过他们土地上的小溪或河流具有财产权的话，那么他们就能防止污染，就像他们会禁止在他们的前院倾倒垃圾一样。而且如果渔民和私房业主在海岸和邻近水域拥有财产权的话，他们也能阻止污染并合理分配捕鱼权。

最近对非洲象牙的歇斯底里又是另一个财产权问题。如果允许人们饲养大象并出售它们的象牙——甚至就像津巴布韦政府指出的那样——那么象牙数量比起它们应当有的数量的既不会多也不会少。同样的原理也可适用于其他资源。如果堕入共同拥有，那只会是滥用。如果落入私人手中，我们就会有一个合适的数目：因供应将会满足需求。

市场化保护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英属西印度群岛上的开曼海龟农场（Cayman Turtle Farm）。由于共同所有权导致的过度捕捞，这种绿色海龟曾被认为濒临绝种。该农场能孵卵并且成活率远高于在自然条件下。饲养的数量达到了80000只。

但环保主义者讨厌开曼海龟农场，因为在他们眼中从野生动物上获利是不道德的行为。农场于是被禁止经营，而绿海龟又回到了濒危物种名单上。

绿党和其他所有自由派一样替政府干预辩护，就因为经济学家所谓的“公共产品”和“外部效应”。

“公共产品”应当是我们都想要的东西，但却不能得到，除非政府提供。环保主义者声称每个人都想要国家公园，但市场不会提供它们，于是就要政府出马。但撇开市场我们又是怎么知道每个人都想要这些昂贵的公园呢？或要多少个公园以及什么样的公园呢？

我们可以做一次调查，但这仍然不能告诉我们经济需求的强度。更重要的是，知道人们要什么还不够，比如钻石。只有当人们为得到它而愿意放弃其他东西时，它在经济上才是有价值的。

令人吃惊的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从来没有找到一种方式来识别这些所谓的公共产品，尽管他们都自认为是客观的科学家，但他们却使用直觉。保罗·萨缪尔森最喜欢举的例子是灯塔，直到罗纳德·科斯论证了几个世纪以来是私人企业主提供了灯塔。（灯塔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公共服务，但科斯却证明这种公共服务是可以由私人提供的。——译者注）

如果我们认识到只有市场才能给我们经济信息，那个所谓的公共产品问题就消失了。如果没有政府的禁令和补贴，或没有来自“免费”公园的竞争，市场将确保我们拥有美国人想要的公园的具体类型和数量，而且还乐于付费。另外，如果我们出售所有的国家公园，我们还能够还清联邦债务。

“外部效应”就是一种副作用。你邻居的漂亮新景观是一个正面外部效应；而他们的吠犬却是一个负面的外部效应。一个令人高兴，一个让人讨厌，但你却不能自发地购买它们。

环保主义者声称，比如垃圾是消费者主义的负面外部性。于是他们提倡用更多的管制和官僚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自由的市场通过财产权利解决起这个问题来更加公平且更有效率。将任何东西都私有化，外部性就被“内化”掉了，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应当承担费用的人将承担外部性。但对环保主义者来讲，人类繁荣本身就是一个负面的外部性。

如何考虑环保主义

无论是小鸡还是菊苣，大象还是莴苣，自然秩序只有当它符合人类需要和目的时才是有价值的。我们的生存就是建立在对自然的支配上。自然就是为此目的而生，并且为此目的它还必须通过一个私有财产及自由市场的秩序为人所用。

环境运动公然反人类并且恶毒地主张中央集权。纳粹将动物、自然和素食主义拔高于人类、文明和文明饮食之上，而我们的环保主义者却有邯郸学步之嫌，这一切只是巧合吗？

环保主义者必须加以反对——如果他们能原谅这种表达法——而且是连根拔除。但这不太容易。

最近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和我九岁的女儿坐在一起看一部卡通。恶棍DeForest先生（意为砍树先生）在他的土地上想要砍倒一些树并建一个湖边旅馆。他和他的雇员都被塑造成谋财害命且贪婪的人，而剥夺了他的财产权并阻止成立企业来造福一方的那些人却成了英雄。学校和媒体散布着类似的宣传。还甚至有一个“向地球效忠的誓言”。

1990年的地球日是在4月22日庆祝的，这天是列宁的生日，这绝非偶然。这天我干了点别的事情，而没有带上他们的弥撒书《为拯救地球能做的50件小事》和《肉类的性别政治：一位女权素食者的批判理论》去加入地球崇拜者。

我向空中喷了点发胶（头发少得没理由向我喷），用完了一整卷卫生纸，调低了冰箱温度，将报纸混装进垃圾，在埃克森加油站给我的车加满了油，将所有灯打开，带我女儿到麦当劳吃了芝士汉堡（因为他们还仍在使用清洁美观的泡沫塑料盒子）。不幸的是，还冷得不够让我戴我的裘皮帽。

2000年5月1日

glooooomy

“由于他们知道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会反对他们的真实方案，环保主义者就采用谎言，夸张和伪科学来制造公众的歇斯底里。”
很同意这句话，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十分讨厌绿色和平组织的原因，不过也不会为了反对他们而去故意浪费，毕竟在不影响自己生活的情况下节约点也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