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28 作者：姚蜀平
出版日期：2010年
谢谢各位来参加张风女士举办的‘哈佛文化作坊’活动。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为什么我要写文革小说《悲情大地》”。这本书是香港明镜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的；在前一年，2009年3月，大陆广州花城出版社曾经出过一本题目为《似水流年》的书，这是《悲情大地》的简体字精简版。说它精简，有双重含义：一是内容被压缩太多，尤其第四部，原稿11章，只剩下4章；其结果内容不完整，前后也不连贯。二是我原来在扉页写的“僅以此书献给我文革中去世的父亲、母亲”。可是在出版的书里，这句话没有了；后来我问编辑，回答是：“可能疏忽了。”当然我不相信这个回答（无论如何，我还是要感谢花城出版社能在建国60周年的2009年，出版了此书）。这也是我一定要在香港出另一个版本的原因。《悲情大地》比《似水流年》多出6、7万字，第四部恢复到9章，基本上是完整的一本书；另外重要的是，扉页上我加上了：“僅以此书献给 我的父亲、母亲及千百万无辜亡灵----六十年来在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
下面我先讲第一部分：“我亲身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今天我们写历史，或历史小说，都要从故纸堆里去找史实，还要考证。因为谁也不曾在那个年代生活过。但是对那些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情，特别是重大事件，我们有所见闻和观察，有一定的发言权。至于怎么观察和分析，下面我会谈及。这里先讲一讲我曾经亲身经历了出现在20世纪中叶的那场文化大革命。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26岁，大学毕业三年。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文革公开推向全社会，就在那天，我被我的工作单位二机部，从千里之外的大西北，押送回北京。当我踏进那座当时在北京尚不多见的八层办公大楼后，发现全楼从一层到八层，整个走廊和楼梯全是贴着挂着批判我的大字报。总有成千上万份，我的头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我的名字被倒写，被红笔打着大大的叉子。和我同时被揪出来的还有几个人，我们一起被称为“黑帮集团”。事情起源于两年前，1964年我们到山西五台县参加四清运动，回来后组织过一次汇报演出。我们这个黑帮集团就是当年汇报演出的编导组。我们中最大的是1962年大学毕业生，最年轻的是1964年的中专毕业生，平均年龄不超过25岁，我的罪过是自编自导自演了独幕剧《招魂记》，26岁的我被冠以“反共老手”。出身起义军官（此时变成反动军官）的我和另一个出身资本家的总导演，被当作为首分子，处处被推在最前面。自此，我们被大会斗，小会批，挂牌游街，劳改检查，一直持续到当年10月，运动风向转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才从黑帮身份解脱出来。四个月的经历终身难忘。
与此同时，我家也发生了重大变故。网上登过我写的《儿女祭》。它最早是1986年为了纪念我母亲遇难20周年写的，登载在刘年玲女士主编的《秋水》杂志19期。也曾在Linda女士主编的《波士顿新闻》2009年4月24日登载过。我母亲是个退休小学教师，1966年在红8月里被北京外馆中学红卫兵打死。我母亲被斗的更多详情我并不知道。但是最后火葬场卡车到第六人民医院拉我母亲尸体的经过，是我一人亲身经历的；我的哥哥姐姐都是30多年以后，在1999年，我写的《儿女祭》被收到国内出版的《思痛母亲》一书时，他们才看到，才知道。我父亲姚剑鸣在我母亲被打死后，被赶回原籍。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农机院专案组的恐吓、威逼下，他在安徽老家自缢身亡。他是黄埔五期毕业，曾长期出任国民党上校军官，后参加淮海战役廖运周110师起义。建国后，熬过了无数运动，但终究没有躲过文革这一关。我哥哥姚监复同样在运动里遭受残酷斗争，一只眼睛被打瞎，至今他仍活跃在思想战线上，戏称自己“一目了然”。
文革第一年我就挨了闷棍，自知家庭出身不好，故小心翼翼，远离运动。但是还是没有躲过。1970年，当 “一打三反”运动展开后，抓“516”之风席卷全国。这次以打击“现行反革命”为主的运动，是继1966年红卫兵残酷迫害“黑五类”、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之后，第三次大规模残害群众的全国性运动。涉及到上千万人。我又一次被打成“516分子”。这次对我的摧残甚至比1966年运动初那次还要甚，一是时间长，二是斗争方式恐怖。当我怀孕6个月时，走进了“学习班”，那是专政的一种文明称呼，是一种比运动初大轰大嗡、疾风暴雨式的斗争更为恐怖、更残酷的斗争方式。你甚至不知道你究竟犯没犯罪，你又犯了什么罪，‘逼供信’使得事情模糊又确切；无影无踪又信誓旦旦。这是为什么这次运动自杀的人最多，受伤害的人也最多。可是最终竟然能不了了之。荒谬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不是普通的人能想像和编造出来的。我的孩子诞生在当地县医院，人家九月怀胎，我是十月才进产房，按照紧急情况做了一次古典式刨腹产。产后继续办学习班，直到我几近崩溃，把我放到蔬菜班，一边劳动，一边继续交代问题。当同班的人去听内部报告或者进行政治学习时，我常独自劳动。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天当我独自一人在那起伏的丘陵地，伸直了弯久了疲劳不堪的腰，抬起头来，望着远处泛光的池塘和葱绿的树木，薄雾轻轻飘过，似梦似幻般的感觉让我伫立良久。我突然感到大自然是多么美好，而我所处的社会又是多么险恶丑陋。它们是那么地不协调，我无法解释这一切，但是当时我发誓，要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要留下来，留给我的孩子，留给后代和世界上所有的人。只是那时，我完全不知道，我该怎样把这些留下来，用什么方式和手段，让我的誓言实现。
我要讲的第二部分就是：“我怎么会选用‘长篇小说’方式来记录文革”
1972年，在周恩来指示下，二机部全部人马从干校撤回。我是湖北干校最后一批撤回的人。回到北京后，我作为 ‘516反革命分子’被安排到一个陌生组里，被监督劳动。虽然回北京，但是我的境况没有改变，我决心自己解放自己，自此我开始了我独自一人的抗争。我给周恩来写信，把信送到中南海警卫手中。申述干校的种种荒唐和无法无天的行径。我的信竟然被转到了二机部领导手里，原来当时的二机部老领导，正和从空军来的军管会在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知道下面群众被整，但不知详情。不意我的信成了老领导对抗军管会的一个武器。但是当时运动还是十分复杂，问题短期无法解决；我决心不等平反，离开那里。经过三年的种种奋斗和努力，我在1975年，调到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这里似乎完全是另一个天地。也许运动噎到了后期，这里也有我的大学同学，这里的人知道我是著名的政治‘运动员’，文革中受到迫害，反而对我很友好。我好容易到了一个好的研究所，似乎也和我的专业对口，可惜新工作是设计一个要花几千万美金的高能设备，似乎有点好高骛远，事实上5年后也下马了，我的几年努力又一次付诸东流。我大学毕业噎十多年了，没有做什么业务工作，心中焦虑不已。我急于要做些什么。那时我萌生一个念头，我要写一位科学家传记。
追溯其源，早在中学毕业时，爱好文学又爱好数学物理的我，决定报考刚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核物理。盼望以后当科学家，同时写科学家。多少年过去了，当科学家的梦想成了泡影，写科学家的愿望在20年后实现了。我刚回到早已生疏的物理领域，我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我决定用着墨较少的电影剧本形式来写传。我选择的科学家是李四光。他是文革中少数没有打倒的老科学家之一，是著名的、有成就的地质学家，也是科学院副院长；而且我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李四光唯一的女儿李林，也在高能所工作。当四人帮被揪出来后没几天，我就找到李林，我对她说：“我要写你爸，用的形式是电影剧本。”那个时代，尽管四人帮倒台，但是当时天还没有翻过来，没人敢为知识分子树碑立传，李林惊喜有人要写她的父亲，高高兴兴地把她母亲写的四万字回忆录借给我看。后来经过种种努力和波折，在电影界老前辈夏衍支持下，北京电影制片厂选用了这个本子，拍了这部影片，片名就是《李四光》。凌子风导演，孙道临主演，1979年公演。
第二年，有一天和几个高能所的同事聊天，他们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写文革？你应该写文革！”那是1980年。他们跟我讲了每个人知道的文革中发生的故事，看见的，听到的，以及传说的。我想起了我死去十多年的父母；想起了10年前，我独自在湖北干校，站在高坡上望着起伏的丘陵，远处泛光的池塘和葱绿的树木，我曾对自己发过誓，要把这些年发生的事情留下来，记录下来。我牢记托尔斯泰说过： “仅仅不公开撒谎是不够的，还必须力求不从反面撒谎——默而不言。” 我早就想“言”，可是那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言”，怎么记录下这些年发生的事情；现在我忽然明白了，我要写文革，这次我要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写。我不会写我个人的自传，或家史，那样太狭窄了，太有限了，我要写的是整个时代发生的事情，众人的苦难，社会的疯狂，要把我的书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我不会去直接写历史书，也不想去写政论文章，但是我要用文学的形式来书写。我相信，文学能更深刻地把人的内心世界剖析，能说有些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无法说的话，能揭示人生的某些真相；还有，文学肩负着道德责任，可以做更多的价值判断。有些人们容易忘记的东西，文学却能够让人记住很久。你不仅要写事件，还要写背后的东西以及人的欲望和心理，要尽可能具体、生动和丰富。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 “个人与社会的不幸，是伟大作品的源泉。” 我拥有前者，追求后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也不会忘记托尔斯泰说过： “艺术永恒，人生短暂，假如来得及把你所理解的东西写出百分之一就好了。” 我想做的正是这件事。
1981年6月27日，中共11届6中全议，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对文革基本予以否定。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接下来踏踏实实地追踪和研究，既没有搞清真相，更谈不上做真正的清算，当然也不会有公开的道歉，没有更深刻的反思与必要的和解。因为要做所有这些，必须触及到现有体制，会伤筋动骨。平反只能是表面上的，报上登载的必须是部级以上的干部。高层的许多干部，都做了足够的平反宣传，我们知道了刘少奇的最后日子，知道贺龙，彭德怀等被迫害的细节；而普通百姓，没有平反，没有道歉，更没有赔偿，他们也只有自认倒霉。文革批判随着时间的远去，渐渐变成了一个愈来愈难触及的话题。电影上出现文革就是戴高帽挨斗，和一群女红卫兵跳忠字舞。以致到了今天，有些年轻人说起文革，竟然指控那是老一代集体编造的谎言，甚至还有人说批判文革是为了取悦洋人的卖国求荣的汉奸行为；北大学生被问及‘四人帮’，竟答道：“马恩列斯”。
也许看历史著作会感到冗长，看政论文章会觉得枯燥；那么好的文学作品也许可以弥补不足，就像很多人不是通过看历史著作了解法俄战争，而是通过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了解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战争，也了解了俄国社会；看雨果的《悲惨世界》，知道更多那个时代的法国社会以及法国大革命。我不敢和这些大文豪相比，不过， 我相信，我做不到最好，但是我将尽力向更好努力，这总没有什么不可以吧！ 这就是我的出发点。我相信，人所以和动物不同，因为我们不仅有语言，还有文字，人类有反省的意识，有彻悟的魂灵，在人类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所作所为之后，他们的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人类的文字、文化和艺术，是他独特的不朽之处。我们必须好好把握这个武器，充分利用它，历史学家和作家的神圣职责，就是要用笔记录下来我们走过的路程，要讲真话，这是很难的，因为必须要有真诚的心怀、真实的事实和坚实的真理。作为高贵的人类，我们不应该重蹈覆辙，在大灾难之后，人类应该清醒。否则我们会 像巴金说的那样：“第二次灾难，会使我们民族毁灭。”
可惜我一介小民，个人所知资料信息和上层斗争背景有限，文学和史学功底有限，时间和精力更加有限；自从1980年萌生写文革长篇小说念头，久久没有动笔。1982年，我作为访问学者来到哈佛大学科学史系，两年多时间里，在这里，我不仅看到了另一个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我也通过这里的图书馆看到了许多国内看不到的书籍杂志和资料。特别是燕京图书馆有许多珍贵的书籍资料，看着那二十多卷红卫兵小报汇编，我砰然心动。那两年里，我看得很多，想得更多。我感到这里该是我最好的写作地方。当然那是不可能的，我作为中国科学院公派访问学者，1984年回去了。一去五年，当 1989年我再度来到这个国家，尽管我没有忘记我的誓言和我的理想目标，可是我为了自己和两个孩子的生存，从60、70年代在政治漩涡里翻滚，转战到90 年代和新世纪在经济泥潭里挣扎，我梦想有一个安生的写作环境，但是从来没有过。尽管我没有提笔写，可是我一直在收集资料，在设计人物和构思情节。直到 2005年我做了换膝盖手术，自知时不我待，心想在我心脏或大脑，或任何会损害我思考的器官出问题前，一定要完成我的心愿，否则此生死不瞑目。于是我奋然提起笔，把 35年前的誓言，25年前给自己许下的愿，落实到了纸上。初稿写下85万字，后经多次修改，《似水流年》的实际字数是40万字，《悲情大地》的实际字数是 47万字。我写的文革小说终于在我发誓要留给后人40年后，在我决定写文革小说30年后出版了。
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最困难的一个题目，究竟该怎么写文革。
小说有很多类：历史小说，军事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以及武侠小说等等。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小说或是文学类型，即“见证文学”。那是一些目击证人，为了给未来做见证，他们用笔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文学作品。从苏维埃时代的索尔仁尼琴，无数的犹太作家，以及近年涌现的许多东欧作家。他们认为用笔记录下来他们经历的灾难，是自己的职责，是自赎，也是拯救。
我们国家有没有？也有，不过总有一点走音。甚至出现了一些让人不安的东西。这些年盛行写传，自传或他人执笔写传，叫做“回忆录”。其中明显有溢美弃恶的现象。只写自己做的好事，详尽地写受难的部分；可是以往整人的事，做过头的事，全没了。有的完全是官方修史，有的领导人的回忆录班子达几十人之多。当权力掩盖了真相，那些即使是离发生事件并不太遥远的史实，都会被扭曲。不要说后代，就连当代人也会被蒙蔽、被欺骗。所以有人说，“正史不一定就是信史，野史也不一定就不是信史。”
相对于他们，另有几类人值得注意，一种是受难人自己出面写受难史，可惜他们写的东西不一定能出版。这里仅举两个例子，一是由当年右派分子铁流主编的《往事微痕》，另一个是焦国标主编的《黑五类忆旧》。这些作品内容真实、翔实。当事人忠实地记录下自己或家人的受害、受沫历。遗憾的是这类作品和刊物，国内竟然不允许公开出版发行。它们完全由一群老右派、老黑五类或是他们的子女自己写，自己印，自己发行。连通过邮局邮寄都受到重重阻碍。有幸西方很多大学都在收集这两套书，因为他们认为这将是非常可贵的历史见证。
另有一些人，他们书写和记录了文革以及这些年在中国发生的各类灾难。他们本人或许并没有经历过什么磨难，或不是直接受害者，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有一种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对生命的敬畏，他们是值得钦佩和尊重的。其中有父亲饿死在大跃进年代的杨继绳写的《墓碑》，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以及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等等。《文革受难者》被余英时称为“挽救记忆的伟大工程”。这是写普通老百姓的苦难史，作者凭一人之力，收集了659个文革红八月死难者的真实史实，针对官方修史的遮掩与回避，这种作品正如余英时所说：“对于一个患了严重失忆症的民族，王友琴博士这部《文革受难者》真是一剂及时良药。”还有许多人，如宋永毅等对文革历史做了难能可贵的工作。
当然时下也有一些作家笔下出现文革片断。八十年代出现的“伤痕文学”曾经让许久没有看到真实写照的老百姓感动得流泪。但是，那时的作品，多是局限在有限范围内，不敢深究，回避细节。那些作品笼罩在一个荒谬的哲学下，即“母亲错打了孩子，孩子不应记恨母亲”。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见证文学远远落后于前苏联、东欧和犹太人。我们有些名作家写文革，或是蜻蜓点水，或是荒诞调侃，有位名作家在他的小说中，称文革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大联欢，是毛泽东诗意盎然的狂想曲。”这种写文革的手法让人感到遗憾和无奈。
当我们把对文革的判断只停留在“一场浩劫”、“彻底否定”这些表面词句上，“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就变成了替罪羊。从没有引申到制造浩劫的机制，以及极权统治中的个人责任和参与者的人性等深层去探讨。对当初卷进这场运动，多多少少做过恶的无数普通人，既要看到当时国家权力的容忍与怂恿，领袖的魅力乃至诱惑；也要看到个人道德价值判断的失误，失去了道德底线后的疯狂。事实上，当一个人知道可以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时，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不能笼统地把责任转移掉。当然我们并不提倡人人做忏悔----事实上根本不可能，一位被长辈称为“当年善良正派的15岁女孩”，在几十年后，承认自己当年打过人，并冠冕堂皇地说：“打人成了咱们‘革命的成人礼’”。
但是国家应该担当起政治罪责。这种在和平环境中出现的群体灭绝罪，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有人选择遗忘，但是终究有一些人会永不忘却。记住，在绝望中求希望，在黑暗中盼光明，是千百万年来人类的生存法则，这是人类之所以历经千难万险，仍然伫立在地球上的原因。我们是地球上人类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打着什么旗号，总不至于自甘堕落到拒绝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吧。
今天我们提笔写文革，是基于记忆，也忠实于记忆；另一方面则基于一种道德追求，和终极关怀。我们必须用微弱的力量来对抗强大的统治者的谎言、官方的权力的谎言。这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工程，需要许许多多的人一起来做，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来做。不过我们记住，正义社会总是向受难者、向弱者倾斜，当然前提是正义要在你的国土占上风，不然这种倾斜可能相反。其实指认罪行和宽恕和解并不矛盾，只要犯罪者在良心上真诚悔过；这对某些社会似乎也不那么容易。不过无论如何，世界上噎有了许多可贵的先例给了我们一点希望。我们看到在西德，在南非，在台湾，经过几十年后，都出现了这种和解。美国这些年，先后在1988年对二战时日裔人道歉和赔偿；1993年对夏威夷土著道歉；2009年对黑奴制度向非裔道歉，2010年5月向印第安人的不公正道歉。2011年1月19日，华裔议员赵美心表示要争取对1882年排华法案正式道歉。我们拭目以待。
不知中国人是否也要等到百年后，才能听到一声道歉。
对文革的思考还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们对当世社会风气低下的焦虑。这和我们前面谈到的文革有许多普通人卷入相关联。如果我们只盼社会制度变革，而人心不变，恐怕到头来等待我们的是一场更大的悲剧。致力于极权主义研究的汉娜?阿伦特说过： “极权主义依靠的是纯粹多数的力量” 。德国人曾经担忧： “对道德责任的漠视，是纳粹大屠杀还会重演的重要因素。” 这还是德国人说的话，他们噎为自己前辈的罪孽做了足够的忏悔、道歉和赔偿；可是他们仍然在不断召唤人类的同情心、羞耻心和对生命的敬畏。我们呢？
2004年3月25日，俄国发行了两张光盘，记录了130万受难者的名字和生平资料。每年犹太人纪念大屠杀的日子，哈佛大学的犹太学生，都会在哈佛最大的崴德勒图书馆前，轮流朗读二次大战中数百万犹太遇难者的名字，一连几天。
住在波士顿的我们，大家也许都去看过，波士顿热闹的Quincy Market北面，有6个高达54英尺的透明玻璃方柱。那是新英格兰纳粹大屠杀纪念碑。那6个高高的空心玻璃柱代表了6个主要的纳粹灭绝营和集中营，玻璃板上刻着六百万受难的犹太人在集中营里的囚号。他们的名字埋在每个柱子下面的方穴里。在一侧的石碑上，刻着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的著名警句：
“起初纳粹追杀共产党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仍然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还是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
最后，他们向我奔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这是写于二战后的1945年。它对德国的道德重建起了极大影响，今天也被世界各色人种，为了各种目的引用和传播。许多人到波士顿来，不仅想看河对岸的哈佛大学和MIT，他们也想看看伫立在市政大楼后不远处的六个高高的玻璃方柱，以及马丁?尼莫拉那段著名的警句，它几乎成了这座大屠杀纪念碑的铭文了。
中国该建多少这种纪念碑、纪念塔、纪念馆？寥寥无几，相信早晚会出现。
前两年海地地震后，引起世界关注，为什么这个社会那么没有自救能力。一位30岁的海地小学女教师，说出了一番看似平凡， 实为深刻的话。她说： “我们要从基层、草根性上改造，否则再过300年，再多外援，我们还是站不起来。” 这番话对我们同样重要。这也是有些人称我们社会急需 “公民教育”，或是“重建社会和伦理”的观念 。也许中国还要等若干年后，才能把这些年发生的事情说清楚；才能培育出一代又一代，懂得感恩，懂得敬畏，懂得宽容；也能分辨善恶、分辨是非、分辨黑白的人。不管我们看得到还是看不到，我们所作的每一点努力，都会为这个艰难历程助一把力，也许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吧。
我讲了为什么写《悲情大地》的心路历程，由于我不是专业作家，按照艺术标准要求，这本小说肯定有不少地方值得推敲；我也不是史学家、哲学家，对文革的深层次的探讨与反思不可能深刻和全面。我愿意倾听各种批评意见。
对于文革本身及其后遗症值得深入研究。为什么现在中国又出现了肯定文革、甚至号召第二次文革的不祥声音？是否是由于改革中出现了权贵阶层和官僚利益为核心的体制，不受约束的高度集中的权力垄断了经济、政治、思想资源，不公正、不平等的分配方式等等。文革中特权政治噎转变成了特权经济。最危险的是中国文化转型走向，在金钱和暴力面前又一次迷失了方向。大陆杀害幼儿、家人的骇人听闻的案例，使人联想起文革中红八月大兴县杀害地主灭族，包括幼儿的暴行。这些问题是不是文革的后遗症和留下的畸形儿。究竟以什么方式缓解现实存在的严重问题等等中国难题，值得深思。对文革，我将继续研究和思考；也希望更多的人一起来研究和思考；我写此书，也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那些经历过这场旷世难有的历史的人们，一起提笔来写，来记录这段历史。
最后感谢张凤女士，感谢哈佛大学和哈佛文化作坊，感谢听众们和读者们！
2011年3月4日 哈佛文化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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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王和 来源：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