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搬家

作者：张行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6/1/2011 10:54:37 AM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一）何谓革命型政党？

世界上第一个列宁主义政党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前身。布尔什维克原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派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的产物。1903年7月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党纲、党章问题展开争论，最后在列宁等人的坚持下，党纲中写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此后，在列宁等人的努力下，布尔什维克逐渐成了一个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有着严密组织纪律的机构，凡加入者必须向党宣誓，承认党纲，服从纪律。1912年列宁将不同意布尔什维克观点的人全部开除，由此，布尔什维克成了现代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型的“民主集中制”政党。1918年列宁将布尔什维克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的出现，标志着新型共产主义政党在俄国的建立，标志着列宁主义的诞生。列宁主义严格来说就是两点：在党内不搞民主制，而要搞民主集中制；在俄国不搞社会改良，而要通过暴力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人们知道，民主集中制就是党中央专权制和领袖专权制，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

社会改良对于革命型政党来说往往权宜之计，而非最终目的。革命型政党的最终目的通常是用暴力和激进运动的手段推翻现行政治体制，改变现行政治秩序，他们不承认现行选举制度的合理性。人们还记得100多年前，第二国际各政党认为通过社会改良可以实现更多的社会主义理想，他们普遍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积极参与合法竞选，有些社会民主党甚至因此赢得了执政权，然后他们在民主的政治秩序下，通过政策的实施提高工人福利，缓和社会矛盾，取得了极大成效。但是列宁和列宁主义者却斥之为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他们反出第二国际，成立俄国共产党，建立第三国际，并帮助各国的列宁主义者建立共产党组织。各国共产党就是革命型政党的典型，他们对党内拒绝实行民主制，而坚决实行民主集中制，对社会则要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也即一党专政。

在有些人看来，革命型政党不是正常的政党，他们甚至不把革命型政党归入政党的类别。他们认为，专制社会不存在井然有序的政治，也不存在议会机制，正常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遭受制度性迫害，在这样的国家，所谓政党就不是正常的政党，而是致力于以变革或革命的手段颠覆现行政治制度的政治结社。政党政治学者沙特施耐德认为：随着大众民主的发展，政党已经从政治的单纯附属物转而踞于现代政治的中心。但政治中心的政党化并不意味着一党独存。虽然政党可以先于选举活动的实施而存在，但是以压制大众选举意志为宗旨的政治力量不能称为政党。

像共产党这类的政党组织虽然被一些学者排除在正常政党之外，当作异类进行研究，然而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现实中，共产党这类的政治组织也不能被忽略。前苏联没有解体的年代，苏共控制下的苏联成为世界强国，虽然外强中干，但毕竟是第二军事强国；现在的中国大陆也发展很快速，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已经成了经济强国，虽然官富民弱，但毕竟是第二经济强国。当人们不能忽略苏联的时候就不能忽略苏共，当人们不能忽略中国的时候就不能忽略中共。中共做为一个党员数量最大的革命型政党，它的何去何从不仅影响中国的未来，也将影响整个世界。

（二）何谓历史合法性？

革命型政党把社会改良当作权宜之计，而非最终目的，这是有据可查的。列宁发动十月革命夺权后，表示立即召开立宪会议，实行民主选举。但同时又通过种种手段限制新闻自由，打压宪政民主党。当立宪会议的选举结果是社会革命党以明显的优势击败布尔什维克时，列宁立即翻脸不认人，他表示“依靠民意，但也不能忘记步枪”，然后及其卑劣地于1918年1月5日解散了立宪会议，并逮捕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党派的议员，重新建立由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并用军队镇压了反对解散立宪会议的示威者，随后称“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的口号。此举虽然引起了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宪政民主党等党派的激烈反对，但列宁更激烈地镇压了他们。

毛泽东在1944年曾说：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抗日战争胜利后，百废待兴，1946年元旦，国民政府主席发布元旦公告，蒋介石呼吁中共方面要维护国家统一，双方举行会议以政治方式解决争端。在政协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统一国民党的民主主张，并且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方案，但是，当国民党要求“全国军队国家化，确保军政军令之统一”的时候，共产党强调必须先政治民主化，才能军队国家化。就是因为这一关键问题找不到适当的解决方案，导致了旧政协在不久后宣告破产，随后的五五宪法和宪政进程也遭到了国共内战的彻底破坏，中国的民主进程被完全打断。但是，战争的结果是中共胜利了，而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一党专政的体制在中国大陆扎根结果。

无论中国共产党上台的方式是否符合民主原则，也无论是否符合人类文明的基本趋势，但符合历史必然性，这个历史必然性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和其他因素，都促成了中共在中国大陆的胜利。通过历史形成的执政地位求得合法性方面的公众支持，这就是历史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经常告诫人民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这就是告诉人们它们具有历史合法性，不容置疑。斯大林曾对毛泽东说：“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句话就是历史合法性在现实政治中的注解。

（三）何谓发展合法性？

成王败寇，这是中国历史朝代更迭后的基本结果，黑的越描越黑，白的越描越白。但是，管理一个国家不能靠描画历史来取得永远的成功，它必须发展经济，增加人民福祉，才能获得人民更长期的认可。秦朝建立后，经济缺少发展，人民福祉减少了，它就得灭亡；汉朝建立后，适时实行休养生息，人民福祉增加了，它就能延续几百年；到了汉末，战端频起，民不聊生，新的朝代又要代替它。专制政权的历史就是这样，不发展就得灭亡。所以，当毛泽东把中国搞得乌七八糟之后，邓小平及时“拨乱反正”，他说：“发展是硬道理”。在邓小平看来，只要能发展经济，增加人民福祉，就能延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能避免被推翻的命运。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求得执政合法性，这就是发展合法性。

“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政府财政赤字严重，人民依然贫穷，技术比较落后，并且经过文革后，中共出现一定程度的执政危机和信任危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了改变中国共产党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邓小平重新上台，尝试对当时国内的经济体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并试图将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移到市场经济上，这些改革尝试得到了民众的欢迎。

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成就斐然，它把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适度转向了市场；把完全封闭的社会转向了开放；把数亿人口的自救渠道打通，摆脱了饥饿的困扰。及至目前，按照GDP来算，中国在世界上占第二位，已经赶上日本。按照PPP（购买力评价），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中国也是世界第二，中国拥有的外汇储备已经占到世界第一位。同时，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开始出现变化，人们的观点逐渐多元化，虽然遭受诸多限制，但互联网获得了很大发展，“网络民意”涌现出来。对于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激发的这些进步，中国共产党自己评价说：中国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发展中寻找自己的执政合法性，他们希望通过经济发展使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严峻的考验。

（四）何谓政治合法性？

“文化大革命”给国家留下了严重的局面：经济发展缓慢，人民温饱没有解决，科技教育落后……。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种局面不改变不行，因为不改变就会导致自己下台。怎样改变？答案只一个：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寻求发展合法性。那么经济能否持续发展呢？人民的福祉能否持续提高呢？答案也只有一个：不能。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路线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但是邓小平的改革并没有使政治制度的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中国依然是专制制度，没有走出无产阶级专政（也叫“人民民主专政”）的藩篱，而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共产党专政。这就使中国社会又一次进入了似曾相识的治乱循环之中。现在人们可以看到，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虽然发展了中国的经济，积累了整个社会的财富，但是它催生了中国的既得利益阶层和不得利益阶层，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官民矛盾时常处于激化状态，而法律得不到贯彻，制定法律的人在普遍违反法律，统治者的统治能力在持续下降，而道德沦丧也无以复加，似乎只能继续沦丧下去。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些事情关乎人们生活质量，但共产党已经无力解决，很多人开始质疑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能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说明了邓小平“治标不治本”的改革开放路线已经难以为继，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发展合法性”正在逐渐丧失。

中国民主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的，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有权管理国家和社会，有权决定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并迫使他们对人民负责。是的，这就是民主。承认人民主权，用自由公正的选举决定政权的合法性，这就是政治合法性。中国人民为什么走不出治乱循环的陷阱？就是因为中国的执政党缺少了现代社会必须具有的政治合法性。要解决专制制度的积弊，必须求助于民主制度的良方。这不仅是人类历史的启示，也是中国历史的总结。

现在民主的声音正在世界的范围内响起。从斯大林的故乡第比利斯到蒙古高原的乌兰巴托，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到群山之国的喀布尔，从高度发达的西欧罗巴到正在起步的中亚细亚，从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利比亚，到处都呼唤着民主的声音。民主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也是共同追求的目标！

（五）何谓合法性转型？

一个革命型政党从一种合法性到另一种合法性的转换，就叫做合法性转换。中国共产党在各种条件的促成下，因缘际会，革命成功，上台执政，在刚刚执政的初期具有历史合法性；在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年代，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功，人民福祉得到了一定提高，赢得了人民的认可，这期间具有发展合法性；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从“历史合法性”到“发展合法性”的转换。

邓小平曾说，如果改革开放导致中国出现两极分化，就说明改革开放失败了。那么，现在人们可以高调宣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已经失败了。在邓小平身亡后不久，所有的政策都要为“稳定”让路，在剧烈的社会冲突面前，这就必然导致了改革开放的停顿。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路线最终走入歧途，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合法性”又开始面临着挑战。这是中国的现实，不容回避。一个冲突重重的社会是不可持续的，但其问题并不是永久不可解决，而是在等待解决的时机，关键是人们用什么方式去解决它。不断发生的历史事件，总有一件要促成历史性转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必须实现“发展合法性”到“政治合法性”转换，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情。如果不能实现这种“合法性转换”，苏共的未来就是它的未来，甚至更糟糕。

在“发展合法性”面临挑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本应顺应历史潮流，进行自身改造，实行宪政民主，开放党禁报禁，在自由公正的普选中寻找新的合法性，既政治合法性。但是，某些中国共产党人却走了回头路，重新去寻找“历史合法性”，他们所做的就是“唱红歌”，重温历史。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已经过去了。现在的问题，还需按世界通行的规则来办，否则不能解决。

最后再重复一句：对一个人来说，性格决定命运，在挫折面前冥顽不化总不是好事，对一个政党来说也差不多。从“历史合法性”到“发展合法性”，再到“政治合法性”，如果不能实现最后的转型，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型政党到头来也会成为革命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