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胡平先生商榷
适才看到胡平先生的《〈八九点钟的太阳〉观后感》，该文介绍的文革情景过于卡通化，似有误导读者之嫌。尤其如今文革过来人日渐凋零，政府又选择性地切除了全民的有关记忆，这个问题就变得更突出了。有鉴于此，区区不揣冒昧，谈谈我眼中的文革。当然未必客观全面，尚待胡先生和其他识者指正。
胡平先生有两个论点很奇妙：
第一，他似乎认为，红卫兵与造反派都曾夺过权，但红卫兵是靠高干家庭出身掌权的，而造反派则是靠人民群众夺权的。虽然两者都犯过罪或是错误，但后者更得人民拥戴，更光荣。
第二，红卫兵掌权后犯了法西斯罪行，这点连他们自己都心中有愧，因此改名换姓，是“知耻近乎勇”的表现，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忏悔，而最好的忏悔方式就是把亲身经历写出来。相比之下，造反派则行不改名，坐不换姓，说明他们心中坦然无愧。
除此之外，胡先生似乎把红卫兵与造反派当成了“主要矛盾的两方面”，所谓文革似乎就是两者之间的斗争。当然他并未这么说，但一个不了解文革的读者看了那文章，似乎只能得出这种卡通式图像。
要说清这些问题，先得跟小帮菜们介绍一下文革的大致过程。
1966 年5月16日，文革在全国正式发动。刘邓主持的中央向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派了工作组，同时把各省负责文宣的干部扔出来当替罪羊（后来被中央文革称为“丢卒保车”和“舍车保帅”）。刘邓的目的是想把运动搞成第二次反右，让斗争矛头指向传统的“阶级敌人”、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扔出来的几个党内死老虎。
6 月间，北京几个贵族中学里的八旗子弟们听信了党宣传，以为黑帮猖獗，他们的父母面临着危险，于是便在共青团之外秘密成立了“战斗组织”，发誓保卫他们的父母以及他们的领袖毛泽东。清华附中成立的小组织自称“红卫兵”。他们刨出了一条毛的旧语录，声称“造反有理”，在6月24日和7月4日贴出两张大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7月28日，他们这两张大字报报送江青审阅，并请江青转送毛泽东，请求批示。
毛泽东收到后于8月1日回了一封信，说：
“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这封信立即传达到全国大中学里。各路诸侯闻风而动，在辖境内中学里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该组织完全为八旗子弟把持，同时也吸收了普通工农子弟作为点缀。此前工作组已经撤走（毛泽东在7月份回京后便以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为由，向刘少奇发难，7月26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撤回工作组，28日中央文革小组下文件正式通知全国。各地工作组大致在7月底撤出学校），红卫兵便顺理成章地掌了权。
所以，胡先生所谓“红卫兵夺权靠‘自来红’”， “靠‘自来红’”当然不错，“夺权”则大谬不然了，事实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他们的出身授权”。若不是毛放了话，成立红卫兵这种“体系外组织”本身就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历来为斯大林主义不容，遑论被各地党组织捧到天上去（当时红卫兵领袖们又是召开全市群众大会作演说，又是在党报上发文章，出足了风头）。
红卫兵掌权后，便开始了臭名昭著的红色恐怖（当时他们写的文章有一篇就叫《红色恐怖万岁》），毒打教师，搞血统论（也就是现在独坛那伙毛共余孽正在对卡玛干的事），迫害“出身不好”的学生，接着又“杀向社会”、“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毁灭文物古迹，杀人越货，非法抄家劫财，使得全国陷入恐怖之中长达3个月之久。北京郊区大兴县甚至发生了将“黑五类”灭门，斩草除根，连新生婴儿都扔到河里的惨剧，构成了文革中迫害人民、大规模反人道犯罪的第一个高潮。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文化名人多发生在此期，傅雷和老舍就是家喻户晓的例子。
红卫兵的造反对象是传统的“阶级敌人”和知识分子，毛当然不介意这个，但他这次盘算的却是高干子弟红卫兵的父母。因此，自10月份起，毛“因势利导”，利用红卫兵造出来的民愤，开始批判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文革开动宣传机器，一再通知大众，各级党委并不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文革还把被反动路线迫害的蒯大富等人扶持起来，由此造出了个所谓“造反派”。但地方仍然处于惰性中，大众丝毫不知毛的意图，而各省委则利用官办红卫兵（也就是他们的子弟）充当御林军“保卫省委”。为了打破这局面，毛发动了“大串连”，为全国学生提供免费旅游，让北京的造反派把圣意传达到各地去，而地方上的学生则到消息灵通的北京去“取经”。
1966年年底，各地都知道了毛的意图是收拾“老当”们。造反派组织不但在学校而且在工矿企业里纷纷形成。红卫兵再也无法把持运动，从此基本退出舞台，直到文革后才卷土重来，成了今日之太子党。
1967 年1月间，“一月风暴”横扫全国。在毛的号召、发动和支持下，造反派夺了“走资派”（其实就是所有的当权派）的党政财文大权（以各式各样的橡皮图章为象征），全国党政组织彻底瘫痪，各地政事咸决于群众组织头头，中国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群众自治”局面。滑稽的是，那“自治的群众”全靠毛主席指引方向，竞相比赛对毛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毫无独立性可言。
所以，造反派之所以能夺权，并不是因为他们人多势众，更不是靠人民群众支持，完全是靠伟大领袖毛主席恩赐，与红卫兵一模一样，所谓“夺权”其实是毛 “授权”，区别只在于毛授权给红卫兵时官僚集团心甘情愿，而改授给造反派时官僚集团敢怒不敢言而已。
造反派对此也心知肚明，他们的口号就是“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第一句话说的完全是事实，只是撑到后半截子老人家突然把手撤掉了，于是造反派当然就只能垮下来，直到跌入“历史的垃圾堆”。第二句誓言则不是造反派不想做，而是谁也做不到，盖只有神仙才能算出毛的“气”在哪里，该向何处去 “争”。
其实人民群众知道个P。极权政体下的民意都是统治者塑造的，用“得民心”“失民心”的滥调来套实在滑稽。最初的老造反都是几个心态不正常的怪物，“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被同学们视为烈性传染病携带者，根本不敢靠近，颇有点“过街老鼠”的样子，哪来什么 “人多势众”的鬼话？除了个别例外（如我的同学老巫），老造反也不是什么狗崽子（即“出身不好”的学生），而是工农子弟，并不曾受到什么迫害，没有什么 “反迫害”一说。如果他们不造反，前途大大的有（蒯大富就曾在文革前作为上大学的贫农子弟上过《人民画报》）。正因为不知道小锅是铁打的，他们才敢造反。打怕了的狗崽子们都夹着尾巴过日子，哪敢造什么反？
我敢说，无论是郑义先生还是胡平先生，那阵子都跟我一样，只敢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他们后来造反，无非是看着大局已定，造反派有伟大领袖撑腰，有胜无败，这才“组织起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起浩浩荡荡的大军”。所谓“人多势众”，无论是人还是势，都是伟大领袖恩赐给造反派的，并不是他们去煽惑起来的。如果他们真有本事煽动群众“夺权”，为何后来不利用手中掌握的武装推翻中共，或至少号召群众起来反迫害，而要束手待毙？
所以，所谓“造反”也者，乃是毛一手导演的猴戏，毛给造反派多大的造反空间，他们也就只能在那空间里腾挪。毛看腻了，一收紧绳子，他们便嘎然失声。
不过说句良心话，比起收拾“资产阶级右派”的辣手来，毛对造反派头子算是皇恩浩荡了。他们后来蹲大牢乃是老邓复辟之后的事，毛在世时并未普遍对地方造反派下毒手。当然这不是因为毛有什么不忍人之心，而是因为文革是毛的“平生得意之笔”，把地方造反派过于抹黑了，那得意之笔也就只有九分得意了。更何况若把地方造反派都干掉了，中央造反派（亦即四人帮）往哪里摆？
一月夺权后，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又称“归口大联合”。接下来两三个月便是革命的黄金时代：所有的老当都给打倒了，原来的“老保”（保守派，又称保皇派）也都望风归顺，“咸与造反”。那阵子的批斗会都是斗老当，算是“解放”后人民群众最扬眉吐气的一瞬间。据本人所见，红卫兵头子也在学校里被批斗过一次，但连黑牌、高帽、喷气式都不曾使用过，遑论被毒打，乃是我平生见过的最温文尔雅的“文斗”。造反派的拳头棍棒是专门留着侍候他们的“阶级弟兄”的。当然这是后话。
可惜好景不长，毛扔不掉他的干部队伍，始终没有勇气也没有足够智能突破列宁斯大林的政治发明，于是大约在二三月间，“两报一刊”便号召“革命干部站出来亮相，支持革命造反派”。老干部便立即跳了出来，效法他们的伟大统帅毛泽东，拉一派打一派，操纵革命群众为自己去打代理战争，试图搞掉政敌。
这就是文革失去“反迫害”的原初性质、沦为两派（或甚至三派）干部的代理战争的转折点。在中央眼中（同时也在许多文革学家眼中），这两大派一为“造反派”，一为“保守派”，其实这不过是个武断划分。
如上所述，1966年年底以前，各地确实分裂为造反派与保守派，开头前者势孤力单，后者“人多势众”。但毛的态度为百姓普遍知晓后，保守派便在旦夕间土崩瓦解，而造反派则急剧膨胀，吸纳了大量的原保守派分子。所以后来分裂的两大派，其实都是原来的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杂拌，只是比例不同而已。例如我的同学老闷和老巫都是老造反，但他们的“兵团”所属的那一派却被中央目为保守派。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其实全由中央文革凭印象定，与该派组织成分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那么明确。当然一般而言，造反派中出身“不好”者多一点，而保守派中则多“根正苗红”者。但这两派都是人民。这点哪怕是再偏激的冒充“民主斗士”的毛共余孽大概也不敢否认。
群众组织分裂为两大派后，派斗便逐渐加剧。毛的“三支两军”（军队支工，支农，支左［亦即支持造反派］，军管，军训）政策令共军介入地方权力斗争，使得派斗迅速蜕变为大规模武斗。于此迎来了文革中大规模迫害人民群众的第二个反人道犯罪高潮。两派动用枪炮，互相攻杀，私设公堂，毒打甚至杀害战俘。王希哲指挥的武斗队伍就杀害了战俘张金贵（据说他本人跟宋彬彬一样，并未亲自参与。但与宋彬彬不同的是，他至今认为那是应该的，不能制止，而宋并没敢这么说，只是抵赖她的责任），王本人还下令“枪决火线临敌投降者”。这都是他自己在网上承认的。
这个高潮的特点是人民自相残杀，自己迫害自己。但不能因为这一点，便认为那是什么正义斗争。它丝毫没有什么“反迫害”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另外一半人民（两派都 “人多势众”，势均力敌，基本各占人口50%）。虽然造反派扬言死保自己的高干后台（所谓“革命干部”），打倒对立面组织保的“走资派”，保倒是实实在在的，枪炮与拳头则从来是落在对立面的群众头上。我从未见过或听说过有哪个造反派组织真敢去打老当。所谓“保守派”也一样，真保己方的老当，靠大字报大标语 “嘴打”对方的老当，以拳脚棍棒枪炮真打对方的群众。
Meanwhile，我辈逍遥派除了看猴戏外，便是过着时时停电点油灯、缺煤少米的海皮日子，不能不冒着被流弹打死的危险，到城外煤场去把煤用板车拉回来，或是到郊区去找农民租用人家的小钢磨，把粮店买来的麦子磨成面。
瞎 G8胡闹到68年年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出场。此时各省革命委员会都已成立，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实权掌握在军代表手中。各省一把手都是中央钦点的军队干部，在“清队运动”中便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央钦点的造反派，对对立面进行大规模暴力报复。我在《毛泽东的政治美学》中记述的那些烂事，全都是造反派毒打对立面头头和基本群众。值得注意的是，once again，被毒打被迫害的全是群众组织的头头（也就是戴上猴戏面具的屁民）和普通群众，他们保的“革命干部”虽然是他们一派的，按理说也同样“站错了队”，却从未被批斗毒打过，照样装在“红色保险箱”内。
“清队”之后紧接着就是“一打三反”，这两个运动构成了文革中大规模迫害群众的第三个反人道犯罪高潮。这可不能全赖到中共头上去，那阵子党组织还没恢复重建涅。“六办”（好像是各级“一打三反办公室”的代号）的负责人多是造反派头子，这似乎是赖不掉的吧？
所以，若读者因读了胡平先生那文章，误以为文革从头到尾就是造反派起来反抗中共当局及其御林军红卫兵的英勇斗争，那就谬以万里了。要说是反迫害，也就是 1966年的事，1967年2、3月之后便是人民群众自相残杀，自相迫害，了无是非可言。有个英国人原来也是韩丁式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国帮着搞点英文翻译之类。他在中国呆了多年，文革后回到英国，写了本谈文革的书。他经过长期的细心观察后作出的结论是，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路线斗争”，乃是瞎g8胡闹，毫无意识形态分歧可言，也不是利益之争，他实在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也是我个人的看法。说穿了，文革不过是一场大猴戏，所有的人都让毛耍弄了一场，莫名其妙地血脉贲张，肾上腺素超量分泌，为了些莫名其妙的口号诸如“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之类去杀人放火，什么伤天害理的烂事都能干出来，最后承担后果的还不是无辜的百姓。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还是，他们杀来杀去，打来打去，竟然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才是最忠于毛主席的红小兵，而不是为自己争取任何权益。相反，他们还特别痛恨那些 “刮经济妖风”、趁机为自己争权益的临时工和复转军人，为此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镇压了那些真正造反的人，因为那据说违反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和西方的“阶级斗争”是一回事么？连古已有之的游民造反都比不上，整个是疯蠢攻心大发作。这种愚昧绝伦的烂事，也只可能发生在中国那种弱智之邦。也只有弱智之邦的愚民，才能成全老毛的权术诡计。毛的奸诈乃是国人的普遍愚蠢衬托出来的。造反派头子们若真是如胡平说的“知耻近乎勇”，我看还是把“人民文革”、 “趁机造反”之类意淫梦话兼姨爹笑话收拾起来为好。
如果读者明白了上文介绍的文革的大致过程，则不难看出，造反派的斗争对象根本不是高干子弟红卫兵，而是称为“保守派”的对立面群众组织。红卫兵在1966年后便基本淡出文革舞台，把它留给了互相往死里掐的屁民们。造反派是人民的一半，保守派则是另一半。这种受人愚弄互相死掐的蠢事，竟然也会有人吹为感天地泣鬼神的伟业！
现在来看胡先生的第二个论点。如果那是事实，岂不是证明了造反派头子连红卫兵都不如，毫无知耻之心，至今拒绝忏悔他们对人民犯下的大罪么？胡先生到底是想替谁辩护来着？我这人太迟钝，实在看不明白。
其实红卫兵改名换姓，并不是出自胡先生浪漫设想的那个纯良动机。宋彬彬要改名，无非是因为Red Guards的名声在西方太臭。她来美国留学，当然只能“勉从虎穴暂栖身”，否则岂不“说破英雄惊煞人”？而国内个别高干子弟之所以要改名换姓（陈昊苏、贺鹏飞等人似乎就不曾改过），无非是再提那茬不利于他们的仕途。这倒不是说他们对杀人越货有愧，而是全世界都知道“红卫兵＝毁灭文明”，让人知道他们当年就是那些辣手摧毁古迹、抢劫珍贵文物的匪徒，对官声有何好处？
中国人是没有忏悔能力的，看一眼老红卫兵刘晓阳的德行就够了。此人自己承认当年曾在“红八月” 参加非法抄家，在本校逼死了四五名教师，其中一对夫妇在他们抄家后悬梁自尽，但至今死不认罪，还要为联动那伙匪徒辩护，说他们是中国“维权斗争”的第一批英雄好汉，还写了多篇烂文字为宋彬彬喊冤叫屈。胡先生提到的那个编造“回忆录”的“朝魯陶斯”，我看多半是该烂仔的化名，盖他拿手的就是写政治幻想小说，曾发明“六四是公派留美生力逼不撤逼出来的”的姨爹奇谈。当然这只是猜测，到底那烂文字是否出于他之手，待我一闻便知端的（敝人无学，乃是《聊斋》上那个盲僧转世）。
不过这也不足为怪，起码造反派没有道义资格责备红卫兵们。如果毛的忠实打手“人民文革”派至今不知忏悔，甚至连受骗后的起码羞耻感都没有，还要如王希哲一样恬不知耻地说“枪决火线临敌投降者”乃是天经地义——“我以后带兵打中共”时还要这么干（他现在怎么不带兵打中共了？），那又有何面目去责备毛的另一批打手们？
附：《八九點鐘的太陽》觀後感
◎胡平
【明心網】由卡瑪-韓頓 (Carma Hinton)、高富貴 (Richard Gordon)夫婦和白傑明 (Geremie Barme)合導的電影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英文片名"Morning Sun")，最近在海外上演。這部電影主要是追溯和記錄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運動的起源，所以裡邊出來現身說法的人物幾乎都是1966年文革開始時的中學生，而且是以北京的幾個重點中學裡的幹部子女為中心。
《八九點鐘的太陽》這部電影有很珍貴的史料價值。難得的是卡瑪她們請來了宋彬彬、駱小海這樣的紅衛兵代表人物接受採訪。宋彬彬是當年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學生，"8.18"那天代表紅衛兵上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佩帶袖章，毛澤東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宋彬彬。毛澤東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不要文質彬彬，要武嗎！"第二天，全國各種報紙都登出宋彬彬給毛戴袖章的照片以及毛的這段談話。接下來，報紙上又發表了署名宋彬彬的文章，宣稱從此改名宋要武。駱小海是當年清華附中的學生。清華附中是紅衛兵的發源地，駱小海是紅衛兵造反宣言《無產階級 革命造反精神萬歲》這篇文章的執筆者。
電影裡宋彬彬、駱小海都被遮住臉，觀眾看不清她們的面孔，這表明她們不願意讓人們認出自己。另外她們的談話也帶有很明顯的自我辯護的色彩，內容很值得商議。這說明當年發生的事情給她們留下非常濃重的陰影，她們知道自己當年的行為是飽受非議的，她們不再把當年那段光榮歷史當成光榮。善哉善哉！子曰："知恥近乎勇"。
文化革命的殘酷表現其一就是，它讓一些不成熟的年輕人一下子獲得了太多、太大的做錯事的機會、誘惑與權力，從而也給後來的他們留下了極難克服的精神壓力。那時候遇羅克在一篇文章裡對這些驕狂不可一世的高幹子女寫下過這樣一段話。遇羅克說：我們憐憫你們，在學校裡受到的是怎樣一種脫離實際的教育，在家庭裡過著怎樣一種養尊處優的生活，讀的是怎樣一些胡說八道的文藝作品，形成了怎樣一種愚不可及的思想，養成了怎樣一種目中無人的習氣，幹了怎樣一些遺恨終生的傻事。現在回過頭來讀這段話，真讓人感慨萬端。
37 年過去了，當年的革命小將如今都兩鬢飛霜，可是直到今天，當人們一提起宋彬彬、駱小海的名字，人們聯想到的仍然是血腥的紅八月，是造反精神萬歲，給毛主席戴紅袖章、不要文質彬彬要武嘛，還有抄家、打人、打老師、打同學，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紅色恐怖萬歲，等等、等等。現在有不少人談到懺悔，參加過文革的人應該對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懺悔，我以為最好的懺悔莫過於把這段經歷原原本本的記下來，最好再寫進自己理性的反思。這種工作別人無可替代，這正是思想和文字的偉大意義，它可以使苦難得到補償，罪過得到救贖，靈魂得到升華，並且使我們個人的經歷變成歷史的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