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搬家

有独立见解和独立性格的知识分子在年轻时通常很叛逆，具有挑战现实的勇气和勇力，若在媒体开放的社会，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进入官府主流，而在媒体管制的社会，这样的知识分子只能立足江湖，在同类人里头博得掌声。
    在江湖里游走，本来是一桩酣畅淋漓的事情，因为它不受管制约束、不看人脸色行事，可以我行我素尽显本色。然而，中国一些知识分子骨头里受正统意识影响很深，认为非官府化即为边缘化，他们希望在正史里头留名声、落彩笔，于是对江湖生涯逐渐有了厌倦情绪。他们年少志壮时仗着气血旺盛，尚能与专制一搏，但捱到中年晚年，气血消减，飘零江湖却未见专制坍陷。志无归依难免哀戚怅然。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本应是民族认知的先驱、启蒙运动的旗帜，在民众前头领跑，可是，中国知识分子明真理的多，讲气节的少；自私的多，牺牲的少。绝大多数心里有小九九、胸中有小算盘。中国的政情像诡异莫测的高原气候，专制可以在一夜间跨掉，也可以在十年八年甚至二十年不倒，王若望、刘宾雁等先贤就没耗得过专制。于是，有些知识分子就不寒而栗了、打退堂鼓了、不想跟专制耗了。他们抽身转向，巧妙地向专制示善、示好、套近乎，一步一步谨慎地靠过去。他们低下自己年轻时高傲的头颅，把真理从心中流放出去。
    知识分子有两类，一类是非常的“形而上”（很理论化），另一类是非常的“形而下”（很社会化）。这样的表述肯定不准确，逻辑上也不对，但我只能这样说了，希望朋友们不要咬着字面来掐我，明白我的意思就行。“形而上”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多，但极俱天赋，有相当的抽象思维能力、思辨能力、归纳能力和纵横捭阖能力。他们自视不薄，在心理上有一种先期成就感和大师感，亟望被承认、被流芳并且千古。“形而下”的知识分子则不然，讲究一口气、讲究痛快。他们一边想、一边说或者一边说、一边想，或者干脆就不说，只是咆哮。他们不拿自己当盘菜，把自己与社会百态捆绑，出的东西很布衣，不屑于跻身“上流”、“正宗”诸层级，他们的养料来自书本、底层以及感性意识，普遍蔑视权贵，有相当的定力。当然，“形而上”知识分子与“形而下”知识分子之间也有穿插攀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显出复杂情态，难以一刀切断。一些希望获得官府承认的知识分子宁可回避官府忌讳的社会问题或对之进行麻醉处理，而希望与官府合作扬名。这就是海内外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节和晚节出毛病的原因。

    目前，大师们吹捧权贵、借权贵扬名的事件时有发生，一篇文章、一个演讲，在在都让人嗅出不端不轨的气息。凡具含深度的思想成果无不是以自由思想和自由意志为基础，而专制必是扼杀自由思想和自由意志的。物以类聚，一个大师若被官府纳入视线，必是自己先屈了自己的自由思想和自由意志，由此进去，定然破处失身沦为伺奴。只要专制还在，侧身其间的昏庸大师们总要因暧昧而显得晦暗。这当中也有人恐失江湖名节，故意立在朱漆门前抖撩抖撩蒙尘，装点浩然正气和洁癖光鲜，却甚是难睹。
    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跟现在的博士一样多，还都是硬本事。去投官，先跟领导对侃，侃得拢留下来，侃不拢拍屁股走人，走了一家又一家，有些人就困死饿死在路上。因为没有进入主流社会，也就没留下档案和墓志铭，这些十年寒窗的思想家和大师们死了就死了，全然无所谓。那些留下来给官府做智囊的，也很讲气节，崩了脸面不让你侮辱，自己拔脚走人或拔剑自刎。那才叫“独立知识分子”。现在的知识分子跟前辈们是拧反了干，讲究：失节事小，饿死事大。这“饿死”当然不是指肉身，而是指功名。
    一些名扬江湖的知识分子坏就坏在心有余绪。这个“余绪”怎么讲呢？就是说，他们在认明真理和阐述真理的过程中做得都很不错，大节都很好，但是在人生的中年或老年时却崩了底子，把尾子疙瘩挽在了私念上。这个东西，有点像佛家讲的“孽障”，特别难消除。无论是主动江湖或是被动江湖，他们骨头里其实是希望受到“白云”（宋丹丹所创角色）那样的待遇：“那家伙，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俗语道：“三岁看老”。这话是以性格论人，要放在知识分子身上就不怎么压准星，因为知识分子受心机影响，油尽灯残时反倒可能浮躁不安。所以，论知识分子，还是要放晚一点：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看老。可以这样讲：有些人，只要能了断“余绪”，哪怕是他一向痛恨的专制出面来操办，他也是愿意躬身受用的，是会让良心、气节、正义、操守统统滚一边去的。
   （2011、1、29老乐于澳洲）
   

此文于2011年01月29日做了修改